澳门新葡亰登入书写金沙江,彝族文学的“地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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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右)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吉狄马加颁发“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
资料图片

如同邱婧在本文所显示的,彝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视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缩影,从与民间文学的互文,到新时期的爆发,再到全球化语境中的打工文学、民族志式写作,彝族文学继承了本民族的诗性传统,但又结合了时代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开创出双语文学的新格局,它内部在地域、语言、风格与文类上的多元化,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多样化。

自古以来,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作品一直较为丰富。古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主要样式是竹枝类乐府诗歌,又称竹枝词,源于巴蜀民歌,到了清代,竹枝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以少数民族地区风景、人情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数量剧增,为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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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大先

到了近现代,又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比如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和牛汉,彝族的普梅夫,朝鲜族的金泽荣和李旭,回族的木斧和沙蕾,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尼米希依提、阿卜杜哈力克·维吾尔,锡伯族的郭基南,哈萨克族的唐加勒克,纳西族的和松樵、和柏香,壮族的高孤雁和曾平澜等,这些优秀的诗人或用现代抒情诗的体裁写作,或承继了古体诗创作;或展现了抗日战争的风云和壮烈,或展现了本民族为了自由而抗争的努力……与同时期的汉族诗人创作一起,构建了辽阔而多元化的现代文学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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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通过上世纪中叶汉语言教育的普及、各类文学奖项的设置、官方文学团体的推动和努力,使得当代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群体不断壮大。在改革开放之前,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少数民族诗人,既有在现代就开始创作的诗人,也有一批新鲜的力量,如满族的柯岩、戈非,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查干,回族的高深,朝鲜族的金哲,壮族的韦其麟,彝族的吴琪拉达、替仆支不、阿鲁斯基、涅努巴西等。与那一时期的汉族文学一样,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昂扬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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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婧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迅猛发展。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自画像》中充满激情地写到:“我——是——彝——人!”这显示了当代彝族诗人的民族自觉意识,他们正式转向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正视和认同。大量的彝族诗人开始创作,标明“彝族意识”,并将彝族的古老传说、史诗、日常习俗、地方性知识有意地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以阿库乌雾、巴莫曲布嫫、普驰达岭为代表的诗人们还将彝族母语口语、彝族宗教的词汇注入到诗歌创作中,至此彝族当代诗充满了杂糅之美。

彝族作家李乔的“金沙江三部曲”为彝族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 资料图片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版图中,彝族文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彝族支系繁多,地处中国西南,广泛分布于中国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后被统一认定族称为“彝族”。整体来看,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较为典型的缩影,也具有着多元化、多样性的创作特征。

事实上,这仅仅是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的一个侧影。不难发现,各个民族的诗歌创作都在迅猛的发展之中。在30多年里,藏族诗歌、蒙古族诗歌、维吾尔族诗歌等都展现了不同于汉族诗歌的别样风采,这些诗歌和汉族的当代诗歌共同构建了中国当代诗歌版图。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从高度同一化转向多元化,诗人们越来越注重抒写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而这些都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转型密不可分。

文学可以是对自然的创造性模仿,也可以是对人的创造性潜质的自我挖掘。每个民族的文学都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着特殊的联系,地域性是民族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地域徽标。

一, 诗性传统与当代彝族文学的开端

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区别在于其敏感程度和象征性,因此诗歌能更鲜活地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人民的欢欣、迷茫和阵痛。尽管很多少数民族诗人采用汉语写作,但他们对母语、对本族文化的赞颂依然存在于诗歌之中。比如,在当代藏族诗歌中,除了伊丹才让之外,还有旺秀才丹、王志国、嘎代才让、才旺瑙乳、索木东等众多优秀的中青年诗人,他们的作品以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母语思维以及用汉语书写带来的异质性取胜,创作出精妙的汉语诗歌。他们开启了一套富有藏民族特色、带有神话意味的符号系统。在“苍鹭”、“牧场”、“藏红花”、“雪莲花”、“毡房”等意象构造的美学空间中,诗人们开始了根据族群和地域性而确立的自我身份的言说与咏唱。

金沙江是彝族历史文化赓续不绝得以传承和变迁的载体和见证。彝族自古便与金沙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金沙江两岸繁衍生息中,缔造了源远流长的彝族文明,形成了古老而独特的彝族历史文化传统。彝族文学及其口头和书写传统,便成为金沙江流域最具核心地位的人文历史成果之一。

作为具有深厚的诗歌传统的少数民族之一,彝族文化和文献的传统书写均为诗歌形式的韵文诗体,其史诗文学以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并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形成了其特有的格律样式,如著名的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通篇用格律诗和对仗形式表述了彝族特有的自然观念下的创世神话、英雄叙事与生态美学。

在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中,除了对地理景观的描述,诗人们还讲述了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比如,从巴音博罗、吉狄马加、伊丹才让等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命运的思考。在其他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同样有很多类似的书写。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对民族宗教、文化、诗歌、典籍的文化研究和田野考察也同样兴盛起来,丰富的文化生态也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创作。因此,20世纪末期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诗人们开始在“多元一体”的多族群环境中去审视自己的族裔身份。

牵挂金沙江,就如牵挂母亲。

明清时期,云贵地区出现了彝族文学家族群,如明代的高乃裕、高程、禄洪,以及清代的那文凤、鲁大宗、余家驹、余昭、安履贞、余珍、李云程、安健等诗人,以其深厚的汉语功底,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进入20世纪,在中国文坛上,又涌现了李乔、李纳、苏晓星、熊正国、普飞、戈隆阿弘、吴琪拉达,普梅夫,龙志毅、替仆支不、阿鲁斯基、涅努巴西、张昆华等大批彝族作家的身影。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向,变得更加多元化。大量的民间诗歌刊物、诗歌网站、民族文化网站开始涌现,或是急速更新。这样的新型媒介和传统的纸媒同样承载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发表和刊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诗歌刊物和文化网站中,很多是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发起或主持的,他们的努力对促进少数民族诗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还有诗歌编选活动,除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全集之外,还有各种以单个民族或单一群体为主体的诗歌选集出现,比如阿索拉伊主编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四卷本、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等,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现场。

在彝语中,金沙江被称为“阿伙史依”。彝汉双语诗人阿库乌雾曾在微博中,这样描述对“阿伙史依”的感情:“阿伙史依,浸润着消逝的古部族血液的河流,与生俱来拥有黄金品质和日月亮度的江涛,足以证明流域悠远的文明和富厚的资源。千万年来,奔腾、怒吼、吞噬、润泽和博大成为生命本质和精神境界。无论道路如何蜿蜒曲折,命运何等艰难坎坷,从不退却,从不干枯,遇阻除阻,汹涌向前,早已成为地域历史的动脉。”这则微博生动地揭示出彝族对水的福祉和灾难的深入理解能力、承受能力及超越物质之上的深厚感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文学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在本文中,我以时间线索为主要顺序,大致将彝族文学的发展总结为三个分期,并且突破以往彝族文学研究的藩篱,试图将每个分期的彝族汉语创作和彝文创作的状况穿插进行叙述,力图展现当代彝族文学的多面性与杂糅性。

诗歌的发表机制变得多元了,诗歌的文本也形成了多样化的趋势。在这里要特别提及“工人诗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工业化的潮流席卷而来,少数民族人口外出谋生的增多,少数民族青年在工业环境中获得了最直接的体验,促进了少数民族工人诗歌的发展。这些诗人总体而言较为年轻,他们一方面描写在城市打拼的底层经验,一方面回望自己的故乡生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写作面貌。

文学可以是对自然的创造性模仿,也可以是对人的创造性潜质的自我挖掘。每个民族的文学都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着特殊的联系,地域性是民族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地域徽标。彝族文化体系里,有着成熟的、独特的对人类与水的关系的认知。特别是在诗性的历史叙事中,彝族先民在接受水的养育、战胜水的灾难、应对水的生死挑战中,形成了独特的水与文明智慧的深层关系的深刻认知。

彝族当代文学的开端和建构时期约为1950年至1976年,这一分期既部分重合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文学阶段,又与彝族民族识别的身份认定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彝族文学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一样,既有着与民间文学的互文性,也有着与汉族作家少数民族文学题材创作的互动性,在“彝族”这个统一族称的背景下,创作了极具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文学。这一时期的创作特征大概可以总结为:汉语作品远远多于母语作品;汉族作家的代言式书写多于彝族本土作家的书写;对“社会主义大家庭”与新中国的颂歌式写作多于民俗题材抒写。

总之,重返历史现场,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多样的发展形态,是促进多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少数民族母语诗歌的迅猛发展同样不容忽视,它们共同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的构建增添了独特的风景。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马克·本德尔曾撰文《一位彝族诗人与两条河流》,向英语世界译介过阿库乌雾及其双语创作。文中的“两条河流”,就是指金沙江支流雅砻江(小金沙江)和密西西比河。

著名作家李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他较早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破晓的山野》《未完的梦》等。
其中《欢笑的金沙江》于1956年出版,分为第一部《醒了的土地》、第二部《早来的春天》、第三部《呼啸的山风》,描绘了凉山彝族地区在社会变革期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自古就是人类先民的栖居之所和古文明的发祥之地,有着悠远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受到历史各时期的关注。金沙江是彝族历史文化赓续不绝得以传承和变迁的载体和见证。彝族自古便与金沙江结下不解之缘,在金沙江两岸繁衍生息中,缔造了源远流长的彝族母语文明,形成了古老而独特的彝族历史文化传统。彝族文学及其口头和书写传统,便成为金沙江流域最具核心地位的人文历史成果之一。

同样是当代彝族文学史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吴琪拉达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文学创作者。他出生于贵州,后来被选派到西南民族学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凉山从事文艺工作。其代表作为《孤儿之歌》,用彝族传统的五言诗进行创作,描述了在凉山彝族传统社会中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的悲剧,控诉了早期社会中不平等的制度,并且歌颂了民主改革所带来的新生。

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金沙江是母亲河,是彝族文明的摇篮,是彝族母语文化、历史生命叙述的精神动脉和地域徽标。就像彝族文学评论家阿牛木支在《金沙江文化在彝族文学中的表述》一文中所说:作为曾经和正在养育我们的母亲河,“金沙江”历来被视为彝族文明的源头和文化的象征。

二 ,双语文学并进:彝族文学的兴盛期

在彝族文学所书写的地理版图中,金沙江是一个重要的语词。无论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都有对金沙江及其故事的记载和表述。1956年,彝族作家李乔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新中国第一部彝族文学作品《欢笑的金沙江》;之后,他又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两部姊妹篇:《早来的春天》和《呼啸的山风》。他以“金沙江三部曲”为彝族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了新的一页。

彝族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彝族母语文学开始扬帆起航。严格意义上来说,当代彝族母语文学的开端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彝文规范方案》的试行,这一方案不仅应用于日常生活、教育与公务,还直接促进了彝族母语文学创作的兴盛。1980年,《彝文规范方案》的正式推行和《凉山文学》彝文版的创立,使得彝族母语作家首次有了公开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

1959年,新中国第一位彝族诗人吴琪拉达在其诗集《奴隶解放之歌》中专门设立一辑“金沙江畔发生了什么事情”,收录其中的《山顶上又吹响了牛角》《青青的草坪》《布谷鸟叫了》等诗篇,都是以“金沙江”为表征,抒写千里彝乡翻天覆地之变化的时代颂歌。

事实上,除了中国作协的《民族文学》、四川的《凉山文学》大力培养了彝族作家之外,一些在地性的期刊也在彝族文学蓬勃发展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西南民族学院的两份校园期刊《山鹰魂》和《黑土地》,分别发表当时西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学生所创作的汉语作品和彝文作品。《山鹰魂》的创办者为阿苏越尔,其本人擅长彝族汉语抒情诗创作;《黑土地》的创办者阿库乌雾则擅长彝汉双语创作,后来成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的院长,培养了大批彝族青年双语写作者。作为彝族诗歌浪潮的先驱者,诗人吉狄马加还曾为《山鹰魂》题词。另外,1985年四川省彝文学校的创立,使其成为继西南民院之外的另一彝文创作者的“营地”,其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彝文作家,比如时长日黑、熊理博等。

2017年7月底,“第三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举行。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因其数十年在诗歌领域的杰出成就,被主办方授予“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吉狄马加在颁奖仪式上发表题为《总有人因为诗歌而幸福》的致答辞中说:“我们民族繁衍生活的地方,就在中国西南部广袤绵延的群山之中……在这片土地上有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在彝语中被称为‘阿伙史依’,它的意思是黑色幽深的河流,在汉语里它的名字叫金沙江。这条伟大的河流,它蜿蜒流淌在高山峡谷之间,就像我们民族英勇不屈的灵魂,它发出的经久不息的声音,其实就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凝聚而成的合唱。”

在云南,彝族民间文学的翻译整理也在同时进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彝族史诗《南诏国的宫灯》,史诗长达2600行,讲述了六诏时期蒙舍诏国王细奴逻、儿子逻晟炎以及忠勇智慧的大将军之间发生的事情。其中较为重要、曲折的情节是,敌国蒙雋诏用美人计引诱逻晟炎,诬陷和流放了大将军,最后大将军在边寨召集乡兵,奋起抗敌挽救国家的故事。这一史诗为古彝文创作,后由涅努巴西翻译整理,于1984年出版此书。

获得过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80后彝族女诗人鲁娟,也曾在《为谁而歌》一文中表示:“我写诗是出于一种神秘的不期而遇的感召。我所居住的凉山雷波属古夜郎地域。夜郎的实音‘日诺’被译为“深黑之水”,这本身就具有不可言传的诗意。著名的金沙江水滚滚从这个小城旁拍岩而过……在这块母性的腹地上从天而降的灵感随处可有。”

对于彝族文学的总体发展而言,1980-1985年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转型阶段。在这几年内,不仅有着上述期刊与文学发表的互动,在创作内容和风格方面,“十七年”文学的特征也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对彝族自在地理空间的表述与歌唱。比如,吉狄马加继承了朦胧诗的抒情特性,将其与彝族日常生活相结合,呈现了民族志式的汉语抒情诗。他曾在《自画像》中写道:“其实我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呵,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诗刊》1985年3月)

从小生长在金沙江边的彝族乡土诗人霁虹,其大部分诗作都在着力表现金沙江畔故土乡民的淳朴、善良、真诚、仁义与好客。她的散文《奇特的金沙江彝族婚俗》《金沙江和我那过房爹》等,对金沙江边特色民俗风情的展示和地域文明的诗化表述就更加生动有趣。

当吉狄马加充满民俗意味的抒情诗在中国当代诗坛激起了浪花,在同一年,彝族双语诗人阿库乌雾创作了一首母语诗歌《招支格阿鲁魂》。相比于古代的史诗传统而言,阿库乌雾将现代诗与彝族的民俗传统、典籍语言相结合,开启了彝文文学演进过程中的创新性。若干年后,这首彝文诗歌以极富感染力的表演性而广为人知,他不仅在国内,还在北美多次进行了朗诵表演。这些作品为彝族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并且影响了后来者的写作。

正如多民族文学批评与研究者罗庆春在《感恩乡土——论霁虹诗歌的乡土文化精神》一文中所指出的,“在诗人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彝族文化潜隐在民间世界中,凝成了弥漫于这方水土上的氛围,并先在地渗入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不自觉地规范着他们的文化行为和精神命运。诗人对地域文化景象的捕捉和描摹,到对其中的人类生命动力的认同和张扬,全方位地发挥了文化混血的优势,表达出对金沙江文明的坚守与自觉。”

在海外传播方面,除了吉狄马加的诗歌被多种文字在海外被不同的学者翻译出版之外,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还曾用英文翻译了阿库乌雾的部分诗歌,这些译本共同促进了彝族文学的海外传播。同样,在彝族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中青年作家诗人群体的表现尤为突出,其中不仅体现在对民俗文化传统与彝族认同的重构,还体现在文学创作群体的集结性上,比如,这一时期的作品生产十分密集,彝族文学,尤其是彝族诗歌的产出数量庞大,一部分作品发表在《民族文学》《凉山文学》等公开出版物上,另一部分则在民刊发表,直至新世纪得以结集公开出版,如发星主编的《当代大凉山现代诗选》、阿索拉毅主编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以及阿库乌雾主编的《彝脉: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等等,收集的诗歌大多是1980年之后创作的作品。

在当代,金沙江由于其特殊的综合性地位,其在人文历史、地域文化、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独特价值得到凸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彝族文学从来没有如此开放地接受中西方不同文明、不同语言文学的交汇影响。虽然目前彝族知识分子在本民族总人口中的比例非常小,但彝族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在从事文学创作。由此,彝族文学在立于地域智慧、接受多元文化冲击中,历史性地获得了文学艺术创造的时代契机。彝族母语叙事未曾中断,彝族汉语叙事成就卓著,在文明的冲突与融汇不断交织的历史关头,正应该有伟大的作品来记录和体现这个伟大的时代。

这一时期可谓彝族诗歌发展最繁盛的时期,诗歌作为更能够抒情达意的文类,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彝族社会变迁中扮演了重要的文学角色。2013年,我和彝族诗歌编选者阿索拉毅共同进行了统计工作,活跃在这一分期的彝族诗人约300多位。西南民院校友诗人群体的壮大也十分可观。另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的评奖机制也间接促进了彝族文学创作。在前十届“骏马奖”的获奖作品中,有老一代彝族作家李乔、苏晓星、普飞等人的作品,也有吉狄马加、倮伍拉且、贾瓦盘加、巴久乌嘎、沙马等四川大凉山的新生作家,另外,阿蕾、贾瓦盘加和木帕古体的彝文小说也曾获得母语创作奖项。

2011年和2013年,在四川金阳、盐边两地分别举行的“首届金沙江彝族文学笔会”和“第二届金沙江彝族文学笔会暨阿库乌雾诗歌研讨会”,确立了将金沙江作为彝族母亲河纳入彝族文学书写,并系统地探究了金沙江与彝族文学的人文地理渊源,丰富了彝族文学创作主题,为彝族文学提供了新的学术研究生长点,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强的现实意义。在这两届笔会上,笔者与的惹木呷、杨解等青年诗人交出了多篇以“金沙江”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如《金沙水岸》《魂归金沙江》《今夜,面对金沙江》《金沙江·符号与记忆(组诗)》等。这样的文学活动,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诗人们通过诗歌的方式、诗意的途径,与这片山水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情怀。

另外,发星为彝族诗歌编选做出的努力不容忽视。作为凉山的本土创作者,他将精力投入到推动彝族诗歌发展的诗歌编选中去,从而首次公开出版了彝族诗歌选集——《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在编写规则上,他按照彝族诗歌的题材和意象进行筛选,主要选编了彝族抒情诗,为后来的彝族文学编选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后来者也在不断更新关于编选的观念和规则。

优秀的彝族诗人,担负着金沙江流域未来人文创造、传承与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实质上,金沙江早已进入彝族人面临生死抉择、理解历史灾难、启迪生存智慧的史诗表述及文化记忆,是彝族文化地质层中标志性的地域特征和原型意象,是彝族母语文明和汉语文明并行历史所共同拥有的精神脉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彝族文化的开创与发展进程中,在彝族文学的创造与传播进程中,金沙江依然会成为不可替代的地域标识和民族精神象征。

三 ,多元化与多声部:全球化、工业化视野下的彝族文学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与前两个文学时期所看到的宏大叙事和民族传统咏唱等主题有所不同,彝族文学的第三个分期所展现出来的显著特征便是多元化与多声部。即便前文提及了新世纪之后彝族文学的集结性,我还是试图将第三分期的时间节点精确到与彝族社会相关的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时期。大约在1995在大规模的迁徙、务工和流动进程下,彝族社会与汉族社会一样,也早已不局限于封闭、传统的乡村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的“离乡”之举。全球化的进程恰恰以千丝万缕的方式重构了彝族的“共同体”。其中,文学创作的变迁也悄然进行。我将其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围绕着流动产生的,另外一条则聚焦于民族志写作与历史反思。

在彝族文学中表现流动,是工业化对于乡土社会消解的表征。其中,彝族诗人吉克阿优、纪录片《我的诗篇》的主角之一,就是流动文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生于凉山,是80后文学创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是务工者,先后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打工,业余时间写诗,并且他还组织了一份民间诗刊《飞鹰》,专门刊载彝族工人诗歌,“飞鹰”之名喻示着彝族民俗文化中的“鹰”之迁徙流动。另外,一些打工作家也开始涌现,比如最近频出新作的彝族女作家阿微木依萝,也曾在珠三角地区打工并创作。

在民族志写作和历史反思中,以纪实文学和小说创作为主。比如阿克鸠射的《悬崖村》,极富史料价值,讲述了一度成为新闻热点的四川大凉山昭觉县阿土勒尔村在近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近年来凉山几度进入国内外媒体和公众视线,“悬崖村”的图片报道就是其中一例。阿克鸠射具有多重身份:凉山彝人,双语作家、诗人、记者,也是公务员。如果折射到文本中,恰恰是他作为田野调查者的身份。这位用民族志和非虚构写作的彝族作家,其基于“内部视角”的思考尤其珍贵。《悬崖村》是糅合了作者以记者身份展开的十多年调研的一手材料撰写而成,共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三个部分,分别名为“藤梯之路”、“钢梯之变”和“天梯之上”。

另外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是俄狄小丰的《山风不朽》,同样是凉山彝族题材,俄狄小丰选择了凉山民主改革进程中基层乡村与宏大社会变迁之间个体所经历的阵痛、迷茫与新生。除此之外,云南彝族作家群的创作也值得关注。比如吕翼的小说《马嘶》和儿童文学《岭上的阳光》,分别从民间生活中取材,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意识;李骞的长诗《彝王传》重述了云南彝族的民间故事,黄玲的散文《从故乡启程》不仅表述了在彝族地区的生活,还有着深厚的云南经验。

值得指出的,还有彝文创作群体的多样性。比如,在青年母语作家群体里,有若干位代表性诗人,他们的相同点都是西南民大彝学学院毕业生,但是他们创作的差异性恰恰彰显了当下彝族文学创作的丰富与多样性。拉玛伊佐曾在《民族文学》上发表诗歌《通灵者之歌》,他的彝文作品也较为丰富,其创作师从阿库乌雾,具有强烈的表演性质;马海五达既是彝汉文学翻译者,也是彝语诗人、彝语音乐作词人,他创办了彝文文学刊物《荷尔》,主要刊载彝文原创诗歌和国内外名作的彝文译作;吉洛打则一方面继承了彝文诗歌创作的传统样式,另一方面力图在内容上有所创新。

在文学结集方面,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选集有阿索拉毅编选的《中国当代彝族诗歌大系》,这是唯一一本结合了彝汉双语创作的选集,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并且收集了来自多省区的数百位彝族诗人的作品。纵观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不仅可以看到文学创作与族群身份之间复杂的话语关系,也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转型期以来的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认同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定义的民族话语-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考察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也为观察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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