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交响》: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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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云南红河州已进入夏季,山坡上、马路边,到处开满了红色、紫色的三角梅。在州府蒙自市郊区,有着大片大片的石榴园,红色的石榴花正开得热闹。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生活着哈尼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有着被称为“保留了性格、充满了色彩”的少数民族音乐。4月21日至25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携一批中青年作曲家来到红河州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创作活动,并在红河大剧院举办了“哈尼交响”采风作品回归红河音乐会和中外经典名曲音乐会。

中国交响乐团再赴云南红河深入生活采风

《哈尼交响》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资料图片

“他们的歌声,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抒发”

“去年,随中国交响乐团到云南红河采风时,我是采风团里最年轻的成员。今年再来,我成了团里最年长的。面对这些年轻的同行,我没有懈怠的理由。我将用采风得来的灵感,创作出不辜负时代、不辜负人民的作品。”4月25日,中国交响乐团结束了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期5天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活动,面对壮美的哈尼梯田和村寨里一张张淳朴的笑脸,作曲家黄荟如是说。

近日,“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之《哈尼交响》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这场音乐会一次演奏了6部自中国交响乐团“云南红河州交响乐创作实践基地”创办以来涌现的优秀代表作品,是践行“交响乐中国化,中国交响乐世界化”理念的成果展示。

彝族花灯是滇南彝族地区有代表性的民间传统艺术。位于蒙自市郊的雨过铺镇永宁村,是彝族传统花灯的发祥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永宁村于2005年被命名为州级“彝族花灯歌舞之乡”
,村子里的永宁花灯传习馆于2011年建成。永宁村依山傍水,穿过一片古老的树林,就到了永宁花灯传习馆,门前就是一个露天的舞台。4月23日,永宁村的村民为前来采风的作曲家们表演彝族花灯,包括洞经演奏《开经赞》
《隆钟震》 、四平腔演唱《朋友来到寨子》 、民间传统舞蹈《板凳龙》
、鱼鳞片吹奏高山腔《爱情调》 、传统花灯歌舞《拉花》《猜花调》
《绣花调》以及传统花灯剧《补缸》 《打渔》
《梳妆板》等。这些村民演员中,有花灯优秀传承人李泰来、州际花灯传承人杨应华、普东方。

2015年5月,中国交响乐团组织邵恩、郭小笛、赵石军、黄荟等6位艺术家,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脚步迈进了云南红河。其间,他们观摩研习当地少数民族艺术,与当地民间艺人展开了深入交流。几个月后,艺术家纷纷交上采风成果,汇集成一场名为《哈尼交响·欢乐新春》的交响音乐会,于2016年1月23日由中国交响乐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奏响。

本场音乐会的作品是将山水灵秀之地的乡土气息和人文精髓,与当代世界先进交响技法结合,转化成为动听的音乐旋律。这些来自云南红河、哀牢山地区少数民族的千年音调,穿越时空在交响乐殿堂上空回响,听来既古老又清新。

作曲家、美国曼尼斯音乐学院教授黄若是第一次来云南,永宁村村民的表演和手中的乐器,都让他觉得“很有意思”
。“他们的四弦琴是用四根弦在弹,有点像阮,但是又不一样。
”李泰来、杨应华这些民间老艺人的表演也很打动他:“他们上了年纪还能唱得这么好,而且不是那种受过专业训练的学院派,就是自发地去唱,这很纯粹,是一种很原始和真实的情感抒发和交流。

音乐会当天,正赶上北京罕见的寒潮天气,但音乐厅还是坐满了观众。“参加采风的音乐家都受到了强烈震撼,所以都拿出了新作。但我当时很疑惑,这样一场以同样的音乐背景激发出来的、略带一点命题色彩的交响乐新作品音乐会,能不能被当今口味挑剔的观众所接受?观众的热情给了我回答和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决心。”于是,黄荟又来了。

音乐会上,郭小笛的《彝乡幻想曲》再现了云南红河彝族人民载歌载舞、盛装迎接远方客人的动人场景。赵石军的《哈尼纪念册》演绎出一幅色彩斑斓的重彩油画,其中上册“昂玛突”描绘了哈尼族人民的祭祀活动“昂玛突”的场景,其中下册“尼阿多天梯”则将器乐人声化演绎天籁之音。张朝的钢琴协奏曲《哀牢山狂想》体现了作曲家对交响乐戏剧性手法与钢琴表现力的把握,来自新西兰的钢琴家黄紫楠豪情满怀,尽显演奏名家风范。黄荟的交响音画《云之南》第二组曲选段“山里的孩子”,没有人为地结构性切割,而是开放式演绎,兴之所至,点染成章,尤其是以长号比拟水牛的叫声,可谓管弦乐技法的神来之笔。交响素描《哈尼印象》是指挥家绍恩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作品后两段“古歌”和“归天”,体现了作曲家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创作走心,听来入心。夏良的《交响组曲》选段,并不特定展示某一首或某一段固化的民族音乐素材,而是呈现流体形态的民族音乐风格,海菜腔、跑马调化为交响动力,天马行空般倾情诉说,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也是因为这种“原始”
,让作曲家黄凯然觉得,永宁村的彝族花灯艺术对他们的创作来说,是可以吸收的。“作曲对素材的运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吸收后加以引用,包括直接引用、间接变换和从中提炼;还有一种是高度归纳它,我把这种方式称为再生,就是我运用的这些素材,耳朵可能已经很难辨别了,但是它们的精髓和灵魂还在,这种再创作方式,可能是比较高端的一种引用。
”他说,“无论是直接引用、间接引用,还是提炼,再创作,都需要的是原始和深入的素材”

今年4月21日至25日,中国交响乐团再次组织7位作曲家深入云南红河。正如黄荟所说,这一次都是年轻的面孔。“中国交响乐团正在努力为原创交响乐作品搭建从创作到表演再到宣传推广的完整平台,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作曲家能够加入我们的序列。于是,今年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我们选择了年轻的作曲家,他们都是各自年龄段的佼佼者。”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

改革开放后,一批新作曲家将许多新技法付诸实践,推动中国交响乐创作融入世界交响乐艺术发展潮流。但是也出现了唯技术至上和技术堆砌的弊病。对此,中国交响乐团始终坚守中国特色交响乐艺术,坚持创作、演奏“一条龙”,致力于创作优美动听、表现力丰富的交响乐作品,充实了交响乐曲库。

采风不是只采旋律

在短短5天的时间里,采风团每天行程百余公里,深入红河州蒙自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元阳县、红河县,了解民风民俗、采集素材……

本场音乐会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中国交响乐团几代艺术家从创作到演奏的初心,展现出中国交响乐团深厚的艺术传统和鲜明的艺术风格。这场音乐会的作品全部是作曲家在山野田间采集到的民间音乐宝藏,以交响乐技法进行提纯和升华,打造了具有鲜活生活气息的交响乐精品。全场音乐都以娴熟的配器技法呈现新颖的和声构思,音响之妙极具民族化的美感;独具匠心的曲式结构体现出中国人的音乐叙事方式;新技法保持在合理、融洽的范围内,助推了音乐发展。

本次来红河州采风的作曲家,以青年作曲家为主,黄若是“70后”
,黄凯然、谢文辉和杨帆等均为“80后”
。黄若从纽约几经转机赶来红河,其他几位青年作曲家来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音乐学院等机构。几天的采风中,他们的足迹踏过红河州的多个区县。在屏边县,他们踏上用火山石砌成的高高的台阶,看到了300多万年前曾喷发的阿季伍火山口。在蒙自市,他们走进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旧址,了解这所中国历史上著名大学的历史。在红河县阿扎河乡普春村切龙中寨,站在哈尼梯田上,他们观看了哈尼人稻作文化的一种特殊仪式“开秧门”
。采风期间,他们也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去逛菜市场,品尝当季的水果,去小巷里的米线店吃正宗的蒙自米线。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作曲家张朝祖籍在南京,出生于红河。13岁那年,他带着“一定要把这里的音乐带出去”的决心,走出了哀牢山。“父亲被红河的音乐所吸引,一待就是30年。他对我说,如果想把这里的音乐搞好,就要吸收全国甚至世界的音乐。所以,我开始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跑,这一跑就20年没有回来。去年,跟随中国交响乐团回来,我哭了不止一次。”

近两年来,中国交响乐团组织作曲家赴哈尼梯田、南音故乡和大漠驼乡采风,并在云南红河州、内蒙古额济纳旗建立了两个交响乐采风和创作实践基地。通过这些举措,中国交响乐团创排的新作品,艺术性显著提高,对建立中国交响音乐审美标准,推出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俱佳的新作品起到了示范作用。

黄凯然此前也曾自己去云南丽江采风,因为作曲家个人的能力很有限,很难有机会深入到村寨,像此次来红河的采风这样,让全村的村民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表演。所以,在丽江的采风,他主要是去祠堂,购买当地的音乐资料,包括影像资料和书籍。几年前,黄若曾去贵州采风,“坐了很久的车,到黎平县等地,听了侗族大歌,很美”
。他从侗族大歌这种多声部演唱中获取了灵感,创作了交响乐作品《碎步》
。“如果没有那次的采风,我是写不出来这个作品的。 ”他对记者说。

张朝说,走了那么多地方,他还是最爱云南音乐,因为这里的音乐有着“太阳般的光彩”。而对于民族元素的运用,他有着独特的方法。“很多民族音乐初听会感觉比较糙,一不小心就会擦肩而过。但既然它可以流传千百年,必然有它的独特之处。我的方法就是反复听,一直听到自己能挖掘出东西。只有不断地从民间汲取养料,才能真正挖掘出民族个性,从而在作品中表现民族精神。”

(宗禾)

在黄凯然看来,作曲家采风不单是搜集当地的音乐素材,也包括对当地生活方式、环境氛围的体验,“所有的东西,都能激发我们的灵感”
。在红河州的几天里,黄凯然每天都在抬头看云,在不同的天气和时间里,它们千变万化,这样的云是他平常在北京看不到的。“这些云会在我脑子里留下很多画面,未来可能我会把它们放进我的作品里。
”谢文辉对此也表示认同:“采风不是采一条旋律拿去用就可以了,采风其实采的是感受和回忆。你到一个地方来,感受了这里的生活,吃到了当地的水果,记住了只属于这里的味道。可能在若干年后,你还能回忆起来,它们已经变成了你血液里的东西,在你创作时,必然会带给你影响。

因为20年前接受了中国唱片总公司有关“东方神韵”系列唱片的委约,黄荟没少来云南做田野调查。“20年来,我习惯了每年至少有两个月独自在乡间行走。2006年,我甚至有7个月都在乡下。利用采集来的素材,我陆续完成了《云之南》、《天之山》、《蒙古利亚》等唱片。”

打造出走向世界的“哈尼交响”

黄荟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不仅锻造了他音乐创作的个性和品质,重塑了他的音乐理念和生活态度,更造就了一个崭新的自己。

4月24日,切龙中寨,雨过天晴,灌过水的哈尼梯田,映出了蓝天白云。哈尼族的村民们,穿着民族服饰分布在梯田各处,拿着竖笛、三弦、竹板等乐器,为前来采风的作曲家们展示了“开秧门”
,并表演了哈尼族民间器乐的独奏和合奏,合唱了栽秧山歌,展示了田边地脚歌舞。他们的合唱让黄凯然感到震撼:“哈尼多声音乐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几人成群、一领众合,是一种带有对话性质的音乐语言的交流。由于它的随机性,多声音乐给人以神秘的色彩。

虽然多次来云南,但黄荟在此次采风中还是有了新的发现。在屏边苗族自治县观摩苗族歌舞时,两件打击乐器吸引了黄荟的注意——一件是用舀水的瓢敲击背水用的竹筒,另一件是用镰刀敲击耕地用的犁铧。“原本苗族的打击乐器是很少的。但因为民族音乐的与时俱进,接受了外来的流行音乐等,对节奏的需求也愈发依赖,所以才会产生对打击乐的更多需求。缺少现成的打击乐器,聪明的苗族人就从生活中找。现在,这些器具在生活中也并不经常使用了,可以说是变废为宝。”

“交响乐来自西方,但我们不能永远是西方文化的附庸,只有深扎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才能结出交响乐中国化和中国交响乐国际化之果。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介绍,之所以选择在红河州建立创作实践基地,因为这里民族音乐素材极为丰富,同时也缘于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情结。“60多年前,我的作曲老师赵行道背着行李在云南的大山里走了3个多月采风,掌握了很多一手资料,他给我们上课时用的就是这些素材。
”他回忆,“
‘文革’结束后,中央音乐学院恢复了采风活动,我们班是第一届,当时就顺着老师当年的足迹来到了这里。
”关峡还记得大二时曾经到云阳县的村子采风,现在回过头去看,发现那次采风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创作理念。

蒙自市雨过铺镇永宁村76岁的李泰来嘴里的乐器,引起了更多音乐家的注意——一块小小的鱼鳞片。李泰来说,村子迁徙到如今的长桥海边后,村里人改变了放牧的习惯,开始以捕鱼为业。而鱼鳞片也渐渐代替树叶,成为常在嘴里吹奏的乐器。如今,李泰来带了七八个徒弟,已经有四五个可以登台演出。听了李泰来的介绍,艺术家纷纷赞叹,艺术确实来源于生活。

去年,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红河州建立了创作实践基地,计划分期、分批、分艺术门类组织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感悟红河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去年组织第一批作曲家在红河采风后,诞生了《哈尼印象》等6首交响乐作品,它们被收入“哈尼交响”音乐会,于1月23日在中国国家大剧院首演。对于红河创作实践基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要“深扎”
,即每年都会随时组织作曲家来此地采风,并创作出作品,打造“哈尼交响”艺术作品品牌。“最终我们要打造出一台真正能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哈尼交响’
。 ”关峡说。

在短短的采风中,让每一位艺术家震撼不已的当属红河县阿扎河乡普春村切龙中寨的哈尼族“开秧门”表演。

开秧门,哈尼语称“卡窝棚”。阳春三月,哈尼山乡万物复苏,到处焕然一新。在欢乐的布谷鸟叫声中,哈尼人又一个插秧时节到来了。自古以来,哈尼族把“卡窝棚”当做一个重要节日看待。这一天,家家户户要染制金黄色的糯米饭,煮染红蛋,栽秧的姑娘穿上节日的新衣,一大早就从寨脚背着秧苗走向有着1400年的哈尼梯田,唱着哈尼族“多声部”音乐,跳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歌舞,栽下秧苗。

在欢快气氛的感染下,中国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也加入到歌舞的海洋中——指挥家邵恩挽起裤脚,站在田埂上,指挥铜管声部演奏了张朝作曲的《开秧号角》。“音乐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演奏只是将音乐还给人民。”邵恩说。

中国交响乐团原创中心的黄凯然评价:“哈尼族‘多声部’音乐带有很大随机性,几人成群,一领众和,以带有对话性质的音乐语言相互交流,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表达方式,它更侧重于用音乐作为载体来进行表达,由于它的随机性,多声部音乐给人以神秘的色彩。”

关峡则想着如何将哈尼族“多声部”音乐请进音乐厅,与交响乐融合,“当然,现在还不能动手做,还需要一些准备。希望时机能早日成熟。”

在2015年红河采风后,中国交响乐团在元阳县哈尼小镇设立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创作实践基地。此次采风中,中国交响乐团的又一实践基地在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学校挂牌。

挂牌仪式后,传承学校的孩子们为艺术家们进行了汇报演出。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讲师谢文辉看到孩子们表演的原生态歌舞时,激动不已。“我看到了原生态音乐传承的希望。我近期的创作研究重点是原生态儿歌的搜集与整理,在完整保留它们的同时,试图将其与当代孩子的‘声音’相融合,并进行再创作。我觉得这对于当下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我的音乐作品能够唤起他们对山里孩子们生活的憧憬与渴望,能够让他们彼此之间建立沟通与了解,那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活动不仅对于我们这代人有意义,对于我们的后代更是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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