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抗战时期藏彝走廊的民族工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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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孙明经。

▲1947年4月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电影教育部主任办公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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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的自贡,用竹筒制成的输卤管道长达十余华里。 孙明经摄

▲孙明经1939年12月初在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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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茶”的茶叶加工。 孙明经摄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1982年7月17日毕业合影。(一排右四:孙明经,一排右六:成荫,一排右七:张会军;二排右一:顾长卫;三排右十一:张艺谋)本版供图:孙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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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7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八十多年前的“新媒体人”——中国电影教育开山宗师孙明经的影像人生》的报道。

喝酥油茶的藏族百姓。 孙明经摄

2019年春,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李晓峰从北京匆匆返回南京,他的行李箱里,装着一批珍贵资料。那是约80年前,在南京大学前身之一金陵大学任教的孙明经先生使用过的上百卷教学幻灯片,以及他主编的几十卷《电影与播音》杂志。

在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驱者中,孙明经是个标志性人物,被蔡元培誉为“带摄影机的徐霞客”。他在中国国情调查中,应用当时的新媒体技术,留下了许多具有极高学术水准的电影和摄影考察报告。尤其抗战时期他拍摄的定格于藏彝走廊上多民族社会、聚焦于本土民族工业的影像民族志,至今仍是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珍贵视觉文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孙明经率金陵大学影音部师生和器材北上参与建设新成立的中央电影学校,这批资料也随他们北上,如今兜兜转转,又回到南京。南大正在建设孙明经纪念馆,这批由孙明经后人捐赠的资料将成为馆中的重要内容。

孙明经一生有4次行程超过万里的拍摄经历:1937年从华东至西北的科考万里猎影,1938年至1939年的川康科考摄影(包括自四川广元至新疆迪化的驿路驿站的拍摄),1940年至1941年在美国的科考摄影,以及1942年至1945年的云、贵、川科考摄影。他独立拍摄完成了49部纪录电影,主持摄制了100多部纪录电影和科教电影,译制了66部外国电影,完成影片长达5万英尺,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可惜的是,这些影片和照片在“文革”中全部被工宣队查抄后焚毁。幸于2000年11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片库中意外发现焚烧遗漏的部分作品,今存135、120、大尺寸底片及幻灯片5000余幅和少量影片。

孙明经是谁?

“带摄影机的徐霞客”

“在中国,很多传媒人、电影人、传媒教育工作者是不知道孙明经其人的。这个现象,有点类似于数十年后,一个美国软件工程师不知道比尔·盖茨。”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曾这样写道。

孙明经一家均与电影结缘。他的父母就是创造“电影”这个词的孙熹圣和拍出中国第一张自拍照的隋心慈,他的儿子孙健三也从事电影教育。

这位生于1911年、最早认识到影像的力量并投诸一生精力的“影像知识分子”有着辉煌的履历:24岁,孙明经参与拍摄的《农人之春》成为第一部在国际大赛中正式获奖的中国电影;25岁,他开始主持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工作,并协助恩师魏学仁拍摄了世界第一部彩色日全食电影、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民国二十五年之日食》。蔡元培评价,如果人类近代科技史可以比作世界运动会,那么这部电影是继中国科学家发现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得到的第二块金牌;27岁,孙明经在金陵大学创建电化教育专修科,后改为影音部,这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电影专业;31岁,他创办并主编了中国最早的电影与播音教育学术期刊《影音》;36岁,他受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中国委员,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纪录片《民主前锋》……

儿时,孙明经在同伴中引以为豪的便是家中有很多照片。孙熹圣经常到各地讲学和考察,每次出行都带孙明经同行,以增长他的见识。他告诉儿子:“多看照片和电影对增广见识大有好处。”因此,孙明经不仅比同龄孩子有更多看电影的机会,而且有了在南京、北平(今北京)、济南、上海、汉口各地图书馆中翻看各种画册和画报的经历。

今天,孙明经被称为“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第一位专职教师”“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他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影视领域人才,并在教学之外,独立摄制了63部纪录片、科教片,主持摄制了47部影片。

1927年,孙明经考入金陵大学化工系,先后修满化工、电机和物理三系学分,并辅修了国文、音乐、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美术等课程,为将来做一个“研究电影的学者”打下了扎实的学术根基。

毕其一生,孙明经用影像记录历史、理解世界,用影像传播知识、参与抗战,用摄影机和照相机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尊严。

在孙明经读书期间,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倡导用电影进行国情调查,拍摄中国地理名胜以激发爱国热情,拍摄科学常识以提升大众文化。金陵大学理学院也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孙明经以大学生身份被聘为该会勤工俭学的书记员。不久,蔡元培到电影教育委员会作学术讲座,介绍他在国外所见电影、照片在教育、科研、科考等方面运用的情况。作为书记员,孙明经记录了这次讲座的内容。蔡元培讲道:

澳门新葡亰登入,他曾被遗忘,又终被铭记。2003年,媒体报道中国电影资料馆发现了多达90盒赛璐珞胶片,这些电影全部拍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数出自孙明经之手,当时的报道将孙明经和这批影片称作中国影史上“被遗忘的辉煌”,此后至今,人们逐渐了解他的故事,认识他工作的价值。

“在学术上,今天的世界有谁能想出一样东西是不被哲学所包括的?在实践中,今天的世界有谁能想出一样东西是不被电影所包括的?电影和哲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电影可以离开哲学吗?”在这一演讲中,蔡元培不仅第一个提出了“电影哲学”的命题,还讲道:“得电影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蔡元培向金陵大学校方建议,金大可做一些有关国情、市情、行业情况的社会调查,尝试用电影和照片做一些视觉记录。

中国大学电影专职教师第一人

1934年,孙明经毕业留校。同年,理学院成立“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孙明经参与了大量电影的拍摄、编辑工作。据统计,1931年到1938年间,金陵大学摄制影片112部,孙明经个人摄影、编辑完成了其中半数以上的影片。仅教育电影部成立之初的两年里,他就拍摄了51部作品。《日食》《防空》《防毒》《烟台花边》等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都拍摄于这一时期。他高度关注民族工业与手工业,拍摄了众多劳动者的工作场面与劳动过程,累计拍摄的工业题材影片多达33部。

1926年,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带着立志要一辈子研究电影的儿子拜访时任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后任职金陵大学校长的陈裕光,请教报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才能成为研究电影的学者的问题。

在拍摄电影时,孙明经同时拍摄了大量照片,由此开启了用电影和照片记录国情调查和地理调查的先河。蔡元培看了这些影片后,称孙明经是“带摄影机的徐霞客”。

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还没有专门教授电影的专业,陈裕光为孙明经定制了一套培养计划。他认为电影融光、机、化、电的成果于一身,建议孙明经报考金陵大学化学系,从化工入手,再电机,再物理,读正科同时,选修文学、戏剧、音乐、农林、教育、宗教、政治等专业相关课程。

拍摄《自贡井盐》,堪称四川民族工业影像民族志

那一天,陈裕光对15岁的孙明经说,希望“中国没有大学电影专职教师的历史,自小弟大学毕业时为止。”

盐铁历来是国家控制的物资,战时更成为战略物资。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沿海一带之后,控制食盐生产和运输,湖南、湖北、西南及西北7省区食盐供应出现困难。日军企图通过制造抗战后方缺盐的恐慌,使抗战派不战自亡。

第二年,16岁的孙明经果然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他在这里完成了长达7年的本科教育,修满化学系、电机系、物理系三系学分,并选修了国文、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美术、天文、测绘等课程,这些知识在他后来的工作中都派上了用场。

为了鼓舞中国军民士气,1938年4月,从南京撤离到成都刚刚复课的金陵大学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决定拍摄影片《自贡井盐》。孙明经告别新婚不久并已有身孕的妻子,带领17岁的助手范厚勤,携笨重的设备从重庆经3天跋涉来到自流井和贡井
,用镜头记录当时自贡井盐生产的情况。他们在那里工作了3个月,走遍自贡地区的所有盐井,录制了一部22分钟的纪录片《自贡井盐》,拍摄了800多幅照片。这些纪录片和照片在重庆等地展示后,稳定了军心民心。

1934年,23岁的孙明经从物理系毕业,留校工作。1938年,他如陈裕光期待的那样,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首个电影学科,结束了中国没有大学电影专职教师的历史。

孙明经用影像详细记录了中国民族制盐业从钻井、提卤、煮盐到存储、运输和经营的全过程。镜头扫描了与盐相关的社会各阶层,特别突出展现了底层盐工的集体群像,兼及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传统工艺等等,堪称一部关于盐井的田野考察和自贡民族工业的影像民族志。

回头看,孙明经像是时代特地为中国电影和电影教育事业拣选、预备好的人选,注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在孙明经拍摄的盐井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原始形态:遍地林立的高大井架叫“天车”,最高可达113米,全部用粗绳将一根根原木捆扎成束竖立。捆扎“天车”成为专门的行当,工人称为“辊工”;天车上安装了两个定滑轮,分别叫“天滚子”和“地滚子”。固井的石圈和支撑“地滚子”的石柱,由石匠手工打制;制造钻井大钻头(当地叫“锉”)的铁匠三人拉风箱、四五人抡锤,用土法锻造出蒲扇锉、银锭锉、财神锉、马蹄锉、垫根子锉等几十种形状和大小不一的钻头。就是靠这样的土办法,自贡人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从井里汲卤的活塞用大竹筒和牛皮制作,输送卤水到数十里外盐场煮盐的管道用成排竹管铺设,管道翻山越岭、穿街过河,极为壮观,仅专业提供“竹笕输卤”的笕号就有十几个。

孙明经的父母从事教育事业,都毕业于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之一——登州文会馆大学部(位于今山东省蓬莱市),这所由外国传教士开设的学校较早开展了照相术教育。据传,该校曾在招生时摆出三件东西:一张照片、一台显微镜和一架望远镜,用以吸引更多优秀的中国学生。

除了盐井,自贡人还就地开发了天然气井(当地叫“火井”),用竹筒制成的管道同时把天然气从火井中引出,输送到煮盐场煮盐。影像详细记录了解种种故事:赤身裸体汲卤的粗壮男人,汗水和盐水混在一起;成群水牛围着巨大的木轮推卤提卤,累死的牛成为强体力劳作工人“当饭吃”的肉食;世代传袭,非血缘至亲不肯相授的制(煮)盐工艺;盐业各行帮修建的会馆和供奉各种行业神的宫观寺庙;各地移民带来的不同奇食名菜和生活习俗;国家、地方与民间在争夺资源、缉私与反缉私中的斗智斗勇,以及盐官、盐警、盐商在权力控制和经济运作中的真实故事……这几乎就是张艺谋电影的原版素材!

1898年,作为新教具的电影机由海外运达登州文会馆,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协助洋教习开箱安装并尝试操作,他们一起讨论“cinema”怎么译成中文,孙熹圣见证了这个单词从“电造活动影”“电活影”最终简化为“电影”的过程。

考察西康,留下珍贵影像资料

无独有偶,上世纪30年代初,孙明经随老师杨简初研制中国第一台电视原理样机时,也见证了杨简初教授将“television”的译名“电视”第一次应用在教学中的过程。

抗战之初,中国东部大多被日军侵占。“开发西部大后方”成为一种战略考虑。1938年,国民政府批准设置西康省,辖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3个州的总面积相当于几个浙江省。

孙熹圣后来到南京任教,开始在教室和校园中放映影片,是中国“校园电影”的早期推动者。

要开发,首先要了解。1939年夏天,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邀请一批学者到西康考察。孙明经作为摄影师参加了川康科学考察团,前往四川(西部)与西康两省,拍摄了一批关于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国情调查的纪实影片。他完成了由8部影片组成的《西康》系列,分别是《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会康定》《金矿铁矿》《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孙明经回忆说:“在西康我们工作了5个月,最远到了金沙江上的德格、白玉、巴安,是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康科学考察团四十几人中走得最远的。此行我也收集了累积几尺的资料,并有100封信稿。另外此行我还拍摄了800多张照片,业经编目。”

孙明经的母亲隋心慈则对拍照颇有兴趣。1901年,隋心慈拿着当时连快门都没有的相机,借助麻绳、线轴、黑平绒布和铜铃等工具完成了一次自拍,从此,自拍成了这个家族数代人的传统。

几乎成为中国符号和国宝之一的熊猫,自1869年法国生物学家、神父让·皮埃尔·阿曼德戴维从雅安带回一只熊猫标本以来,全世界科学界对于有机会看到活体熊猫产生了极大的期待和学术兴趣。1939年,孙明经有幸拍摄到了活体的熊猫,所以,在纪录片《西康一瞥》的开头即介绍熊猫,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活生生的熊猫,并因此知道了西康。

1918年,7岁的孙明经从初级小学毕业,他手持毕业文凭,用母亲自创的方法自拍了一张和父亲的合影,也是从这年起,他开始接触不同型号的相机。

在纪录片《雅安边茶》《川康道上》中,孙明经着重记述了关于运送边茶的川康茶运古道。历史上,这里一直沿袭着“茶马互市”的传统。孙明经在电影里介绍:“雅属各县盛产茶,运销康藏,向称边茶,雅安出产尤多。自唐代起,政府即设关订引,以边茶供给康藏人民,换取马匹药材及各种物产,为汉藏联系之要素。”藏族商人赶来藏马、带来藏药,以其换茶,然后在康定把购买的雅安边茶用生牛皮和牛皮绳重新打包,从康定启运回藏区。在那全民族为抗击日本法西斯苦战的年代,雅茶每年稳定贡献给国家11万两白银、西康省3万两黄金的巨额税金,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时经济支柱。这条古道即为现今学术界炒得很热的“茶马古道”川藏线。

家庭之外,孙明经成长的年代正是知识界开始重视电影“影以载道”巨大能量的年代。

孙明经在雅安重点考察“雅茶”,他详细记录了边茶的种植、生产工艺、茶厂、茶关和茶市,又在古道上用多种不同景别和角度,拍摄了背茶人怎样在悬崖峭壁上攀登。在长途跋涉中,为了免去歇气时沉重茶坨的起落,他们每人手执一根结实的棍棒,顶在两百多斤重的背篓下,就这样站着,让身体略略放松、休息片刻。天长日久,支撑棍棒的岩石上便留下了一些像蜂窝一样深深的凹槽。这样的图景,在西方探险家的影像中也有记录,那些比牛马还苦的“苦力”背夫让任何一个看到他们的人都感到震撼。目睹那些在悬崖绝壁艰难行走的背夫,孙明经曾经询问:为什么不用骡马?人们告诉他,除了山路太陡,骡马无法行走,主要原因还是人力成本比骡马成本低。一匹骡马最多能驮100多斤,还要有人看管,花很多时间喂料;而一个健壮的背夫可以背约200斤。如果你是商人,你愿意用什么?肯定是人比骡马划算。

上世纪20年代初,金陵大学邀请美国植棉专家郭仁凤来校主持良种棉花种植和先进技术推广工作,郭仁凤将电影、幻灯片等引入教学,带领学生拍摄了教导中国棉农科学种植良种棉花的教学影片,在植棉区放映推广。孙明经的家人告诉记者,这件事影响了年幼的孙明经,促使他萌生了研究电影的志向。

出于对民族工业特别关注的习惯,孙明经用一集的篇幅介绍了西康的矿产资源。纪录片《金矿铁矿》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中国金矿和铁矿开采的原始情景。过去,有些古籍对矿山开采有所记述,但中国传统冶炼工艺光靠文字,很难理解其过程,如“围木成炉”炼铁,木何以“成炉”,但看了孙明经的影像表述,“围木成炉”一目了然,原来是以木栅加固石块堆砌的熔炉。雅砻江、金沙江一带金矿资源丰富,可谓遍地黄金,采金、淘金沙蔚然成风,康区寺庙金碧辉煌。但国家的控制也十分严密。孙明经拍摄了在全副武装兵士监视下的淘金流程、矿工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的情景。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诞生了《姊妹花》《渔光曲》《大路》等经典故事片。同时,蔡元培等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倡导用不识字者也能看懂的电影作为唤起民众的教育工具,这正是孙明经投身电影实践和电影教育的历史背景。

《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是康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影像叙事。孙明经的电影还记录了西康一个基督教家庭、因班禅行辕卫队长与甘孜女土司德钦旺姆相爱而大动干戈的甘孜之恋、包家锅庄和一位叫九娃的奴隶美女。

“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

孙明经在西康省的科考摄影中,拍摄了大量具有人类学价值的影像,涉及民族有藏、汉、蒙古、彝、羌、回、傈僳等;涉及社会生活如牧场、农田、集市、群众聚会、衣食住行等;涉及传统文化有寺庙生活、宗教祭典、唐卡绘画、跳神法会、民间乐舞等。他一如既往地关注民族工业和科教文卫事业,拍摄了炼硝厂、川康公路建设、风力发电机、纺织厂、制陶作坊、木材搬运、输水竹笕、采矿、冶炼、造纸、制茶、学校、医院等场景。在拍摄中,孙明经印象最深刻的是西康学校的房子最好,政府的房子最差。问县长们为什么?县长们回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太爷就地正法。”刘主席即时任省主席的刘文辉。在国家贫困和外患当前的情况下建设西康,非励志奋发不可。为杜绝新省规划中的贪腐现象,刘文辉不允许他的省政府及下属政府的建筑好于本省的中小学建筑,这包括建筑规模、建筑式样和建造经费等。孙明经在影片中以对比手法记录了这件事,同时拍摄了一些照片。

1934年,孙明经本科毕业,开始在金陵大学进行教育电影拍摄。期间,他进行过4次万里科考拍摄:1937年的西北考察,1939年的西康考察,1940年的美国考察及1943年的云贵考察,留下大量照片与影片。据说,蔡元培看了他的作品后很是赞赏,称孙明经是“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

孙明经因这些重要的纪录影像,获得了社会的认可。1944年,他受聘担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教课组副主任,负责设计筹划抗战胜利后全国电影教育的课程设计。同年6月,刘文辉在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看了孙明经5年前拍摄的《西康》系列影片后,当场邀请孙明经重访西康,放映原来的电影,拍摄西康建设的新成就。两个月后,孙明经带领电影部师生10人上路了。西康籍学生孙大营在文章中描述了在康定的一次放映活动,可惜孙明经此次拍摄的影片全部遗失了。

“徐霞客”是不容易当的,孙明经曾在西康考察期间留下这样的记录:“由于设备重、纬度高、天气炎热,一两日之内,一竿夫逃跑,二竿夫被马拽坠崖,另一竿夫急病倒地,旅途艰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孙明经受聘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中国委员会委员,并同顾颉刚、黎锦熙等人受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大众传播组成员。

但他并不畏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件中,孙明经说:“从我的经验里,深深地体会到拍电影也必须多用腿,多跑一点路,才能多得几个有价值的镜头,多得几个好角度,多得一些实际材料。世界是一个广大的摄影场,自然界有无穷的形形色色的摄影对象,动植物是很动人的主角。”

(本文图片均由孙健三提供)

今天,我们仅看他在1937年的拍摄活动,就能想象青年孙明经是如何手持摄影机、照相机饱含热情地奔走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与山川的:1937年1月,孙明经组织了对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五台山的拍摄考察;2月,他对北京市内和西郊拍摄考察;3月,在河北定县对学者晏阳初进行的乡村实验进行拍摄考察;6月,对江苏徐州、连云、淮北盐田、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等地进行拍摄考察;紧接着,他又参加了以历史学家顾颉刚为团长的暑期西北考察团,赴内蒙古等地拍摄考察……

作者注:本文根据孙明经之子孙建三先生给我的电子邮件,孙明经摄影、孙建三撰述《定格西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孙明经等摄影、孙建三、黄健等撰述《遍地盐井的都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以及孙建三、张同道编导的纪录片《孙明经:带摄影机的旅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2004年9月播出文本)编写。

卢沟桥事变后,不断扩大的战事令孙明经的这次考察被迫中止。7月30日,他发出了此行中写给未婚妻吕锦瑷的最后一封信,信件末尾说:“中华民族到底是不甘屈辱的,伟大的民族抗战终于开始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明经把之前拍摄的《首都风景》《连云海港》《青岛风光》《云冈石佛》《绥远移民》等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风光片剪辑成影片《还我河山》,“目前该片所笼罩之区域,大半沦陷,国人睹景生情,当益增抗战情绪,而急欲打回老家去也。”

这一时期,他所拍摄的《防空》《防毒》等国防教育影片在城市和乡村广泛放映。

1938年,孙明经赴四川自贡考察井盐,当时,日军占领沿海,封锁海道,导致国内海盐奇缺,孙明经的任务是要用影像告诉国民,即使海盐断路,中国内陆也还有大量井盐,照样可以保证供给。他此行拍摄的照片及电影《自贡井盐》在当时起到了安抚民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也成为记录自贡地貌和盐业情况的珍贵史料。

纪录片导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认为,孙明经的电影作品记录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例如他拍摄了代表当时国内最高科技成果的钱塘江大桥、现代化煤矿、工业制造等题材,也拍摄了在晏阳初进行乡村实验的河北定县村民选举、孩童接种疫苗等景象。

他的镜头往往对准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如煤矿工人、机械工人、绣花女子、漆器绘制人,在《竹器》《漆器》《湘绣与纸伞》《景德镇》《烟台花边》《中国柑桔》《北平鸭》《中国桐油》《中国羊毛》等影片中,他记录和介绍了当时的中国民间手工艺和特产。

“这些影片记录了1934年到1948年中国的基本国情风貌,虽然出现在影片里的多数不是名人与重大事件,却是普通中国人、中国社会、地理名胜、工业风貌的直接呈现。这对于后人认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张同道说。

他的弟子有张艺谋、顾长卫……

1949年南京解放,第二年春天,孙明经招收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班、也是他在金陵大学所教的最后一班学电影、广播、摄影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

同年,中央电影训练班在南京开办,孙明经为该班设置教材,并为先期300人的研究班开课,后来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刘国典,张艺谋在电影学院摄影系时的系主任韦章等人均是该班学生。

1952年,孙明经从南京来到北京,此后一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直到退休。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首任摄影技术教研室主任,他的学生沙占祥在回忆文章中说,孙明经“独立挑起了当时无人能胜任的全部摄影技术课程及相关教材的建设工作”,开设了《摄影物理》《电影摄影机》《曝光控制与影调调节》《照明技术》《电影摄影机及其操作技术》等专业课程,还协助妻子、中国摄影化学学科奠基人吕锦瑷开设了《感光材料及其加工》《彩色原理》等课程。

1957年,46岁的孙明经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他多年积攒的胶片和资料等被装在7个半麻袋里抄走烧毁,孙明经失声痛哭。

1978年,67岁的孙明经得到平反,重上讲台。一天晚上,他突然敲开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鲁明的家门,鲁明以为他是来讨说法的(反右时,鲁明曾和沈嵩生受命审查孙明经的影片,他们当时汇报说实在找不出反动内容),但孙明经的来意却是请求帮忙:他多年无缘看到科教影片,因而特别渴望看看北京科影厂的科教片,鲁明回忆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孙明经此时心想的依然是他苦苦追求的电影事业,而淡忘了他那漫长痛苦的岁月”,他感叹,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灵魂。

晚年的孙明经一只眼睛几近失明,但仍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翻译了200余万字国外电影电视最新进展的相关资料,装订成册,赠给电影学院的教师们阅读。

他在电影学院教的最后一班学生,是78级摄影系,当时年近70岁的孙明经主动开设了新课《磁带电影》并编写讲义。他是这批学生的毕业答辩老师之一,在摄影系“78班”的毕业合影上,孙明经坐在前排,后排的学生中可以看到张艺谋、顾长卫等人的身影。

北京电影学院原院长沈嵩生在生前给老师孙明经的信中写道:“敬爱的孙明经先生,您作为先驱者之一,为推动中国电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您作为一位老教授,为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和发展付出了满腔热血。中国电影教育历史的每一篇章,都留下了您的印迹。”

1992年,81岁的孙明经在北京病逝,他儿时的梦想是做个一辈子研究电影的学者,他做到了。

那个年代的“新媒体人”

这几年,南大讲师李晓峰时常往返于南京与北京。在2011年听闻孙明经其人其事后,他花了大半年跑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孙明经拍摄的老电影和相关文献,又多次拜访孙明经的后人。

2012年和2013年,李晓峰相继主持拍摄了关于孙明经的纪录短片《南京大学@1936》和《电影教育的拓荒者:孙明经》,颇受好评。他计划今年9月15日在南京大学美术馆举办一场面向公众的孙明经主题展览,作为南京大学正在建设中的孙明经纪念馆的一次“准备活动”。

“孙先生是个一度被遗忘的人,也是在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的摄像机就像一只眼睛,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已经遗失的记忆,尤其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电影教育的整体面貌。”

7月8日,李晓峰带领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历史学系、外国语学院及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组成的采访团来到北京,他们要在10天时间中对孙明经的后人、学生等相关人士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的口述历史访谈,李晓峰将这次活动命名为“中国电影早期教育记忆拼图”。

“孙先生晚年曾自我总结说,‘我这一生,从影,从教,从文’,其实这还不够全面,他是个有着多张面孔、在不同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的人,他身上有电影人、学者和行者的气质。”李晓峰说,他拿孙明经的三张照片举例:一张照片中,孙明经着西装,戴眼镜,手持胶卷,十分“洋派”,第二张照片里的他则手持相机,身穿长袍,很“民国范儿”,第三张摄于西康考察路上的照片,他穿棉袄棉裤,唇边留着胡子。

在李晓峰看来,孙明经是个如此立体而多面的人物,这使得人们在今天纪念孙明经,也有着多种的角度和意义。“可以把他视为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来纪念,可以从他是名鞠躬尽瘁一辈子、培养了无数优秀学生的教育家角度来纪念,包括他技术出身的背景,一生对各种前沿科技积极的了解和传播,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南大教授杜骏飞曾说,孙明经一生都走在影音学术的前沿,如果他活在当代,一定会做与新媒体相关的研究。的确,以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孙明经正是他那个年代的“新媒体人”,他对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有着前瞻性的嗅觉:1935年,世界首部介绍电视的专著《电视》出版,同年,孙明经完成了对该书的翻译引介;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国人还不清楚电视为何物,他两次将电视作为其主编的《影音》杂志封面;1946年,他在《影音》上翻译了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处处长V.布什的文章,展望计算机未来的发展方向,预见到其对影视领域的影响……

2016年,李晓峰在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支持下复刊了孙明经1942年创办的《影音》杂志,他把孙明经担任主编7年间的63期杂志一页不落地看完,为这份诞生于动荡时期,而始终坚持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关注和推广世界先进理念、思想与技术的杂志深深感动,希望在今天将孙明经的精神延续下去。

“现在,我们的影视市场和新媒体这么火,大家经常看电影,讨论电影市场,讨论国内外电影差距等各种问题,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电影教育是怎么开拓的,开山宗师是谁,我们不应该忘掉在这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李晓峰感慨,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放了张2米长的孙明经照片,一位电影灯光师问他这是谁,他说:“做木工的要拜的祖师爷是鲁班,做我们这行应该拜的人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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