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创造社

《施蛰存全集》第五卷《北山散文集》第四辑是日记、书信卷,其中收录了施蛰存给顾国华的书信两通。而顾国华自印的《文坛杂忆信札选》,选录了周振甫、王世襄、萧乾、杨绛等名家给他的书信共计175通,其中有施蛰存2001年6月10日给他的书信一通,摘录如下:

澳门新葡亰网投 1社内成员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在在郁达夫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
这些着译和刊物以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的独特吸引了大量读者。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继《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后,他们又于1924年8月创刊《洪水》,1926年
3月创刊《创造月刊》。在《创造月刊》上,创造社已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度,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创作。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倡“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则在1928年
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
1卷第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号召“我们努力要获得阶级意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他们曾一度计划与鲁迅等人组成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但由于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以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前议,另行创刊《文化批判》。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2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作家“转换方向”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他们在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从而引起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创造社在前期活动中,虽然不赞成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对当时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为名进行批评,但也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不同流派的着名的青年作者;并且从开始便反对当时文艺领域中的反动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
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后撰文批评了胡适以“整理国故”为名从新文化运动中倒退的行为。后期创造社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态度。彭康和冯乃超等人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撰文阐明了“革命与人性”、“天才是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文学等问题。
后期创造社受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理论倡导和文学活动不免带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待鲁迅、茅盾等作家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然而大部分成员在参加革命实践,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

郭沫若办创造社时,是我很崇拜的新文学作家,他的《女神》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很有功劳……1937年,郭沫若自日本回国,是我和郁达夫、陶亢德一起雇汽车到轮船码头上去接他的……

1921年1月, 于北京成立。代表人物:周作人、郑振铎、茅盾(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叶圣陶) 、朱自清、冰心、庐隐、俞平伯、老舍、丰子恺等。《小说月报》为代用会刊,还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信仰:“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以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其主要倾向;文学研究会倡导和创作的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问题剧”和反映现实人生的“乡土文学”盛极一时;文学研究会注重翻译,以俄、法及北欧的现实主义名著居多。影响:它承接了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使之发展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 

施蛰存的这封信不见于《施蛰存全集》。而施蛰存与郭沫若分属于不同的社团流派,他们的交集并不多。笔者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封信略作钩沉。

创造社

施蛰存在1933年5月所写的《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自述了他三读《女神》时的不同感受:“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我从他(笔者注:胡适)的‘诗的解放’这主张里,觉得好像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崛兴起来,可是我不知道该是哪一种形式”,“这个疑问是郭沫若的《女神》来给我解答的。《女神》出版的时候,我方在病榻上。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我就写信到泰东书局去函购。焦灼地等了一个多礼拜才寄到。我倚着枕读《女神》第一遍讫。那时的印象是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而形式上绝不是诗。但是,渐渐地,在第三遍读《女神》的时候,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

1921年6月,于日本东京成立。代表人物: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潘汉年、阳翰笙等。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文艺思想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学活动,尊自我、重主观、崇天才、讲神会,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艺术以感情为生命。他们创作了许多浪漫主义倾向的诗歌、小说及戏剧,翻译也以欧美浪漫主义作品为多。创造社也是具有较多现代主义气息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当时形成双峰并峙的两大新文学社团,使浪漫主义成为当时新文学中和现实主义并峙的两大文学主潮。1925年“五卅”以后,是创造社后期,郭沫若、成仿吾等主干人物思想变化,提倡革命文学;1928年进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9年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成员多数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施蛰存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提到,“郭沫若的《女神》是我买的第一部新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物的外国小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施蛰存不单阅读过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阅读过郭沫若翻译的其他作品,他在《尼采之“中国舞”》中回忆,“第一次将尼采介绍给我的,是二十年前的民铎杂志尼采专号;第二次是郭沫若先生译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即是登在创造周报上的。我读郭氏的译文,觉得不容易懂。但这不是不信任他的译文,也不是说郭氏译笔不好,而是仿佛觉得尼采这种文体没法子译成毫不走样的中文。尽管郭氏的译文,是如何忠实,是如何竭力求达,还好像毕竟与原文隔着一重纱似的”,后来对照其他译本,才发现“郭沫若的译文原来已经是够好的了,可惜他没有把全书都译出来”。经查阅,《创造周报》自创刊号至第三十九号连载了尼采著、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第一部。

语丝社

施蛰存在信中谈论的另一话题是“郭沫若归国谁相迎”。郭沫若1937年7月27日下午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提到,下船后,“郭沫若与金祖同同往中法交流委员会孔德图书馆沈尹默处”,“专程从福建赶来的郁达夫,以及得知消息的李初梨、张凤举、施蛰存、陶亢德、姚潜修先后来到孔德图书馆。随后,同往喜来饭店”。关于施蛰存的回忆,陈子善认为“施没记错,但没讲全。当日,郁达夫、陶亢德和施都去码头接,施和陶一起去,郁单独去,在码头见到。但都未接到。然后三人一并去孔德图书馆,才见到郭。晚郁为郭接风。施陶先告退了。所以施的回忆不错,但不全”,“施陶接郭,也有原因,郭是施编《现代》和陶编几个杂志的大作者”。关于“郭沫若归国谁相迎”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廖久明在《“郭沫若归国谁相迎”杂考》(《郭沫若研究》2018年第一辑)中作过细致的辨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看。

1924.11成立,以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冯炳、俞平伯等。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语丝》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林语堂所创造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 鲁迅的许多杂文及散文诗集《野草》各篇均发表于此,形成生动、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语丝》小说家有冯文炳(废名) 等。《语丝》于1930年停刊。

此外,关于施蛰存与郭沫若,还有一事不能不提。1924年3月28日《创造周报》第四十六号刊有郭沫若1924年3月20日给施蛰存的一封短信:“施蛰存先生:小说稿已奉读,请把住址示我。”笔者注意到施蛰存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回忆:“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候,我打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内。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小说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箱中。这两篇之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残花》,我还记得。过了几天,《创造周报》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给我的一个启事,问我的通信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并且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因为我很担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预备退稿的,三日后,接到他的信,要我去一谈。可是我忐忑着没有敢就去,延迟了一个多星期。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他已到日本去了。只见到了成仿吾先生,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带着走了。这样,再过了七八个星期,《创造周报》停刊了,我的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运命。”施蛰存在《浮生杂咏》第四十一首的“自注”也有提到:“创造社同人居民厚南里,与我所居仅隔三四小巷。其门上有一信箱,望舒尝以诗投之,不得反应。我作一小说,题名《残花》,亦投入信箱。越二周,《创造周报》刊出郭沫若一小札,称《残花》已阅,嘱我去面谈。我逡巡数日,始去叩门请谒,应门者为一少年,言郭先生已去日本。我废然而返。次日晚,忽有客来访,自通姓名,成仿吾也。大惊喜,遂共座谈。仿吾言,沫若以为《残花》有未贯通处,须改润,可在《创造周报》发表。且俟其日本归来,再邀商榷。时我与望舒、秋原同住,壁上有古琴一张,秋原物也。仿吾见之,问谁能弹古琴。秋原应之,即下琴为奏一操。仿吾颔首而去。我见成仿吾,生平惟此一次。《创造周报》旋即停刊,《残花》亦终未发表。”由此可知,施蜇存曾向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轮流编辑的《创造周报》投过稿,施蛰存访郭沫若而不遇(郭沫若1924年4月1日离开上海奔赴日本福冈)。郭沫若信中的“小说稿”,施蛰存的两次回忆略有不同,一说是两篇小说,其中一篇是《残花》,一说是仅《残花》一篇。可惜的是,《残花》未能刊出,我们无从知道这篇小说的具体内容,施蛰存先生2003年就离开了我们,我们也无从就这一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了。

新月派

文学派别。1924年在北京成立新月社。1927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后创办《新月》月刊。成员多为从英美归来的留学生,政治倾向不尽一致。个别成员因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曾遭鲁迅等人批判。该派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1933年因《新月》停刊,该派逐渐解散。

爱美剧

汪仲贤在1920.10, 演出箫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失败后,于1920。11发表了《优游室剧谈》。1921。1提出了“仿西洋的Amateur ”,“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主张。Amateur 音译成“爱美剧”,正式提出了“爱美剧”的理论主张。陈大悲参加上海民众剧社后,受到汪仲贤的启发,也受到学生演剧活动的鼓舞,于1921。4至8月,在《晨报》上连载了《爱美的戏剧》长文。1922。3,编译出版了《爱美的戏剧》一书,对“爱美剧”的兴趣、起因、剧本、导演、表演、舞台艺术设计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与介绍。“爱美剧”理论提出后,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出现高潮,并成为这一时期话剧运动的中心。南、北分别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爱美剧”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是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

问题小说

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排头兵,主要在1919—1923年兴盛一时。一般说来,凡是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象或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谓之“问题小说”。主要作家:冰心、王统照、叶圣陶(叶绍钧)。主要作品:《狂人日记》1918、《药》1919、《阿Q 正传》1921、《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这也是一个人?》叶圣陶、《两个家庭》《超人》《斯人独憔悴》冰心。

自叙传小说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作风格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20世纪初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暴露个人私生活的灵内冲突以及变态心理,作为向封建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作为创作流派,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

女神

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它开辟了一代新诗风,成为新诗运动的奠基之作。《女神》除序诗外共56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凤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等诗。《女神》强烈体现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热切追求赞美自由解放和光明新生的精神。在艺术上,奔腾的想象、急骤的旋律、宏伟的气势、瑰丽的色彩、英雄主义的基调、自由的诗体等构成了《女神》的浪漫主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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