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红伟:《路遥全集》遗漏的两篇重要“轶文”

路遥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曾经深刻影响了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这两部优秀的小说激励了我,鼓舞了我,从而引领我在平凡的世界里努力活出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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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第一篇“轶文”发现始末

1982年11月,《人生》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85年8月中旬,陕西省作协长篇小说研讨会期间,陈忠实、京夫、路遥、贾平凹、白描、子页在陕北榆林合影。

与路遥的关系,我原来以为从此只局限于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然而,一次偶然的机缘,却使我有幸地成为了他的一篇重要“轶文”的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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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当年曾经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路遥在列。他也是仅有的两位上榜作家之一。

今年大年初一上午,由于要完成一篇题为《上海<文学报>创办<诗苑>专刊档案》的诗歌史料文章,我到了单位。在卷柜里拿出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的《文学报》1983年合订本,一边査阅着,一边写作着。

1982年5月25日,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在《收获》杂志第3期。

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路遥相识成为好友。日前,本文作者听李先生回忆了那段值得纪念的日子。

大约写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完成了这篇文章的初稿。稍事休息的时候,我很随意地翻着这本《文学报》合订本。结果,翻着,翻着,翻到了8月25日出版的总第126期的那份《文学报》。在该报第三版开设的《文学大课堂•文学创作》专栏上,我突然间看见了一行醒目的标题和一个熟悉的署名。标题是《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而署名则是——主讲人:路遥。这个标题和这个署名犹如两道闪电,一瞬间闪耀在我的眼前,顿时让我双眼豁然一亮,内心惊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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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遥,先 后
创作了《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作品,特别是他勇于改革文坛风气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展现了我国城乡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情感的巨大变化,近30年来,依然温暖着、慰藉着无数“角落里青年们”柔软敏感的心灵。

那么,喜从何来呢?

1982年《收获》杂志第3期第4页。

“不妥协、不低头、不服输!这就是路遥的生活信条。他这短暂的一辈子,一直跟自己、跟文学在较劲,无论周遭环境再恶劣也坚忍不屈。”回忆起好友路遥,李炳银脱口而出。

因为凭借我多年从事诗歌史料研究和重要诗人“轶诗”挖掘整理积累的丰富经验,我常常这样认为:由于报纸不易保存,散失的可能性很大,往往成为一个作家在出版全集的时候容易遗漏作品的“死角死面”,而正是这不易发现的角落往往容易发现作家的“轶文”。

 

相识:“惊心动魄的一幕”

也许是和路遥有缘吧,也许是好奇心作怪吧,也许是多年发现海子“轶诗轶文”养成的职业敏感吧,看见路遥的这篇问答录,我的脑海里突然间跳出一个疑问:这篇文章会不会是被《路遥全集》遗漏的“轶文”呢?

【读书者说】

1978年底,全国中篇小说开始评奖。这是李炳银第一次和路遥接触。

为了求证《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究竟是不是被《路遥全集》遗漏的“轶文”,我立即上网搜索《路遥全集》的出版信息。结果,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修订出版的最新版本《路遥全集》第六卷《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我对该卷登载的所有目录进行了仔细的比对,结果,没有发现路遥的这篇访谈录踪影。

编者按

评选过程中,有人指责路遥的作品写得太直露,称没有获奖的可能性。但在《当代》主编秦兆阳的坚持和有力论说后,《惊心动魄的一幕》最后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

至此,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路遥发表在《文学报》上的这篇题为《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的访谈录是被《路遥全集》遗漏的“轶文”。

新时期文学史上,有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是不能忘记的。譬如,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和他的《人生》。1982年5月25日,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在《收获》第3期;同年11月,《人生》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近日,“陕西百优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入选者、《路遥年谱》的作者王刚,写下《〈人生〉发表的前前后》一文,以此,纪念路遥,重读《人生》。

之后的研讨会上,发生了有趣的一幕:有人不小心把桌上杯子碰落,发出“啪”的落地声,一位知名作家以带有奚落的口气道:“这不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吗?”引发一阵轰然大笑!路遥被置于尴尬的境地。

那么,路遥的这篇题为《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的访谈录又是如何发表在《文学报》上的呢?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学界,曾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说,这些概念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它们的出现,既表现了当代批评家热衷于文学潮流的类型概括的“传统”,也反映了当时创作的实际状况。之后,“先锋小说”闪亮登场。路遥的《人生》就出现在这个热闹的文学的年代,它以社会转型初期的特殊社会背景作为阐述主题。《人生》的出现,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陕北风”。

会议结束时,路遥对李炳银说:“我总有一天写出好作品超过他,让他看。”

在路遥的文学创作历程中,除了家乡陕西之外,尚有三个文学“福地”: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广东。以此类推并延伸,路遥同时拥有三个作品发表“福地”:一个是1980年第3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和1982年第5期发表了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当代》,一个是1982年第3期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的《收获》,一个是1986年第6期发表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花城》。

1.《人生》的写作

路遥:您第一个正二八百地评论了我的作品

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路遥的“福地”之一上海与路遥的缘分。

1980年,《当代》杂志第3期刊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1年5月17日,路遥在给好友海波的信中谈道:“我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已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我23号动身去北京领奖(25号开大会)。这是一件对我绝对重要的收获。”5月25日,路遥在北京参加了颁奖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担任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委的王维玲见到路遥并与路遥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在交谈中,路遥说他准备花大力气写一部中篇小说。王维玲回忆:“他(路遥)告诉我,他熟悉农村生活,也熟悉城市生活,但两者相比,他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生活,他曾长时间地往返其间,生活在这一领域,他自己就是一个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试图在这个生活领域里,作一次较深的探索……我对他说,对于一个献身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如同参加一场马拉松竞赛,不是看谁起跑得快,而是看后劲,我口气坚定,态度也坚决,敲定了这部书稿。路遥深受感动,一口应允。这就是《人生》最初的约稿。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路遥在1979年就动笔了,由于构思不成熟,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1980年又重写了一次,还是因为开掘不深,又放下了。1981年春的我们这次交谈,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坚定了路遥的信心,他从北京回到西安以后,心里一直在翻腾,他把编辑工作安排好了以后,便又一次返回陕北住进了甘泉县招待所的一间普通的客房里,一连苦斗了21天……”

《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发表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三期头条。这部小说是路遥作品首次在我国大型文学刊物上亮相,并一连获得两个荣誉极高的奖项: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9年—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

路遥与上海结缘源于《收获》文学双月刊。1982年5月25日,“慧眼识珠”的《收获》编辑部在第3期头条位置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将路遥的这部力作推介给几十万读者。由于当时《收获》的主编是巴金,该刊凭借创办最早、发行最广、作品最佳、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优势和特点而位列全国四大文学刊物之首。所以,借助这部《人生》在《收获》上的发表,并被《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和《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2期的先后转载,路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从而使他跻身于全国最有名气、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优秀青年作家行列。

路遥就在这个招待所,用了21个昼夜完成了近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的初稿。路遥曾说:“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那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谈到创作《人生》,路遥说:“有一天晚上,写德顺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书桌前,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1982年,路遥的《人生》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他并未稍微歇息,而是立刻走上了更为艰难的道路,筹划写作《平凡的世界》,开始了为期六年的艰苦奋斗和“拼命写作”,没日没夜,没休息没娱乐,狠劲地读书、写作、抽烟、喝咖啡……

作为“中国文坛第一大报”的上海《文学报》,在路遥的《人生》发表之后,对这位优秀的青年作家第一时间给予了重点关注,不但认真策划了对他的采访方案,而且委托路遥的一位朋友对他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2.《人生》初稿完成

“此前,我知道一些路遥人生苦难的情形,知道他在寻求改变命运过程中的些许艰难,知道他在感情婚姻生活方面的某些曲折,知道他在投身文学创作时的激情执着情景。在《平凡的世界》最初发表时,我还给予过切实帮助等,自认为是了解、理解路遥的人。”李炳银说,他曾认真反复研读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对路遥小说所反映的历史状况进行反思,为此撰写的评论发表在1981年4月28日《陕西日报》,距今也有37年了。

1982年10月14日,在路遥的《人生》发表在《收获》四个月之后,《文学报》第81期在第二版的头条位置“作家访问记”栏目上,发表了王肇歧采写的人物专访——《寻找生活中美的人——访<人生>作者路遥》,并配发了路遥的近照,向几十万读者隆重介绍了路遥的小说创作经历和取得的文学成就,将路遥的名气传播的更广,抬举的更高。

小说《人生》初稿完成后,路遥第一时间便给王维玲写信。返回西安路过铜川时,路遥把小说念给当时在铜川煤矿当工人的弟弟王天乐。路遥读完小说后,流着眼泪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它一定能感动上帝。”回到西安,路遥的夫人林达读原稿时也感动地哭了。

“几年来,我一直寂寞而痛苦地在想追求一些东西。知音是有的,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我对你是感激的,因为您是第一个正二八百地评论了我的作品。”路遥在1983年元月25日给李炳银的来信中如是说。

据考证,《文学报》刊登的这篇关于路遥的专访是国内各大报纸最早刊发的路遥专访,对于路遥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没过多久,在10月17日,王维玲又收到路遥的来信。

同年,《花城》杂志编辑部谢望新向时任《文艺报》编辑的李炳银约稿。作为同乡的他一直惦记着路遥的创作,便向这位创作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的编辑、作家推荐了路遥。

上海《文学报》自1981年创刊以来,始终关心文学青年的成长,大量推介文学青年的作品。1982年,为了使文学青年掌握丰富的文学知识,积累丰富的写作经验,该报决定创办《文学大课堂》
专刊。8月26日,《文学报》在第74期刊登了简讯《本报将增辟<文学大课堂>栏目》,介绍了创办《文学大课堂》的宗旨:

“您的信鼓舞和促进了我的工作进度。现在我把这部稿子寄上,请您过目。这部作品我思考了两年,去年我想写,但准备不成熟,拖到今年才算写完了。……我自己想在这个不大的作品里,努力试图展示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人物也都具有复杂性。我感到,在艺术作品里,生活既不应该虚假地美化;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丑化。生活的面貌是复杂的,应该通过揭示主要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正确和积极地反映它的面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出版过程

将从十月起,开辟“文学大课堂”的专栏,约请著名老、中、青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专题文章,系统地向文学青年传授文学知识,介绍写作经验,提高鉴赏能力,加强文学修养。开设课程有:文学创作谈、外国文学流派、美知识、文艺评论、名著欣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简介等。

王维玲回忆:“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很快就把《人生》初稿读完了。我又请编辑室的许岱、南云瑞看了这部书稿。他们与我一样,同样是怀着巨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读完这部书稿的。大家一致认为稿子已十分成熟,只是个别地方还需要调整一下,结尾较弱,如能对全稿再作一次充实调整、修饰润色,把结尾推上去,则这又会是路遥的一部喜人之作。”王维玲满怀信心地给路遥写了封回信,并对初稿给出两种考虑:“一是你到我社来改,有一个星期时间足够了。二是先把稿子给刊物上发表,广泛听听意见之后再动手修改,之后再出书。”

路遥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成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大约6月份,《文学报》编辑部负责《文学大课堂》专刊的编辑给路遥写信,向他约稿,请他向广大文学青年谈谈自己的创作感受。当时的《文学报》,发行量几十万份,在全国影响很大,被广大作家和读者一致公认为“中国文学第一大报”。因此,收到《文学报》的约稿信后,路遥十分认真地将自己的创作体会和创作经验进行了整理,以一问一答的形式畅谈了自己创作《人生》等作品的情况,并提供了自己的简介和近照寄给了《文学报》。由于该报对作者近照进行了统一要求,于是,邀请画家对照路遥的照片进行了肖像素描,从而使路遥的近照最终在发表的时候变成了栩栩如生的素描肖像。

1981年12月,路遥来到北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客房部修改这部小说。王维玲回忆:“他大约在这间房住了十天,其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竟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修改后的《人生》很理想,我很快就定稿发排了。……当时这部小说名叫《生活的乐章》,我们都觉得不理想,但一时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字,约定信件联系。就这样,路遥在北京修改完了这部小说,就在路遥离开北京小说定稿后,小说名还没有最后确定。1982年1月初,我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我一直鼓励路遥写《人生》的下部,并且要他尽快上马,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干下去。我的这些考虑也全都写进信里。”

书稿辗转北京几家大型文学刊物。当时,文学界崇尚并流行意识流、现代派、先锋派等写作技巧,而路遥的现实主义观察感受表达方式似已过时,因而不被认可而屡遭退稿。

两个月之后的8月末,《文学报》刊登了路遥的《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以及路遥的简介和素描。

1982年1月31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来信。

路遥无奈地对李炳银说:“炳银,我费心费力地写出来,可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没有看上。怎么办?总得有个出处吧。”

路遥提供的简介是这样写的:

“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至于下部作品,我争取能早一点进入,我一定慎重考虑,认真对待……”

李炳银说:“你若不坚持在北京首发,我可以给你推荐到《花城》去发表。”

路遥,现年三十四岁,陕西省清涧县人。童年是在贫瘠的陕北山区农村度过的。

小说《人生》名字经过商讨,终于确定下来了。为了扩大《人生》的社会影响,在出书前,王维玲便先把小说《人生》转到了上海《收获》杂志编辑部。

《平凡的世界》在北京没有找到婆家,就这样转去《花城》杂志编辑部了。在李炳银的推荐下,花城出版社总编辑、诗人李士菲第二天就派《花城》杂志副主编谢望新乘飞机到西安组稿并约见了路遥。

一九六九年在农村小学教书时入了党。一九七六年在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延河》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副组长。

3.《人生》发表之后

编辑经验丰富的谢望新立马感受到这部书稿的分量,埋头几天便将稿子读完,认为这部作品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优秀之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约定了下半部的交稿时间。

一九七三年他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以后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近几十篇诗、散文、特写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先后获全国中篇小说创作奖。

1982年5月8日,路遥在延安参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的胡采亲自率领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七八个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陕西青年作家赴会。陈忠实回忆:“在这次会上,得知路遥的《人生》发表。会后从延安回到灞桥镇,当天就拿到文化馆里订阅的《收获》,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这部在路遥创作道路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堪称里程碑的作品之后,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创作的‘完美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艺术的打击。”

谢望新将稿子带回广东编辑部即行处理,由刘剑星担纲责任编辑。谢望新不仅将这部作品在《花城》首发,更想在发表后由《花城》和《小说评论》杂志社联合在京召开作品研讨会,向社会推荐这部作品。

而路遥的这篇题为《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的全文则是这样谈的:

1982年11月,《人生》单行本正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130000册,上市不久就脱销,第2版印了125000册,一年后又印了7200册,总印数262200册。

与此同时,正在西安组稿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青年编辑李金玉,也注意到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她被作品的恢弘气魄和深刻内涵深深震撼,感觉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大手笔”,随即郑重向路遥约稿。

问:请你谈谈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构思过程是怎样的?

1983年1月,《青年文学》第1期刊发了一组关于《人生》的评论文章:唐挚《漫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蒋荫安《高加林悲剧的启示》、小间《人生的一面镜子》等。同时期,《作品与争鸣》在1983年第1、2期上刊登《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上、下):席扬《门外谈〈人生〉》、谢宏《评〈人生〉中的高加林》、陈骏涛《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读〈人生〉札记》、王信《〈人生〉中的爱情悲剧》、阎纲《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

当李金玉兴致勃勃地带着这部30多万字的书稿回到出版公司,一些领导却认为她“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但李金玉坚持自己对书稿价值的判断,进行了不懈的坚持与艰难的斡旋,公司领导终下决心出版这部小说。

答: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震动,我才考虑要把这种感情表现出来,才开始去寻找适合表现我这种感情的方式,如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我在上小学,我父亲是个老农民,一字不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七岁时候,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亲带我一路讨饭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一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在一起回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乘家里人都不知道,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着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唰唰的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有大喊一声冲出去。我伯父也是个无能的农民,家里也很穷困,只能勉强供我上完村里的小学。考初中时,伯父不让我考,但一些要好的小朋友拉着我进了考场。我想,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我是一九六三年考的初中,作品里,我把背景放在一九六一年,而且考的是高中)。当时,几千名考生,只收一百来个,我被录取了。一九六三年的陕北还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家里就更加困难了。我考上初中后,父亲叫我砍柴去。我把绳子、锄头扔在沟里,跑去上学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活着帮我上完了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都是干部子弟,就我一个是农民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情,这种种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很遥远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同学(当然不是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让作品更加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这就形成了作品的主题:再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尽管物质生活是那么贫乏,尽管有贫富差别,但人们在精神上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可是今天呢?物质生活提高了,但人与人的关系却淡漠了,心与心隔得远了。所以,我尽管写的是困难时候,但我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当时,我写这篇作品时有一种想法:要写一种比爱情还要美好的感情。主题就是这样的。然后再考虑怎么安排情节。我在构思的时候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关心我的人,是班上最富裕的,形成贫与富的反差。我在构思《人生》时,也是这样的,譬如,高加林是非常强悍,他父亲却是软弱的,从塔基到塔尖,这种对比都要非常强烈,每一个局部,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矛盾冲突、色彩、反差自然就形成了。又如,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如何正确对待苦闷的青年人;反过来说当社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青年人又如何对待人生,对待生活。这样就形成了交叉对比,甚至情节也要对比。比如前半部写农村,后半部写城市。当然这不能是机械的理解,我的意思是在构思作品时,为了使矛盾冲突更典型更集中,要在各个方面形成对比,使矛盾有条件形成冲突。

1982年8月23日,路遥给王维玲写信: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终于在1986年11月由《花城》在当年第六期全文刊发。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作品第一版的精装与平装两种版本……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平凡的世界》终得问世,并于1991年摘得茅盾文学奖。

再有一个是埋伏,这对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品,一开始就“露”,读者看了一二章就知道结局是什么。这样不行。好的作品应隐蔽一些,一开始是这样,中间却发生了令读者意想不到的大转折,而这种变化,你不能让读者一开始就感觉到,要善于隐藏情节的进展和矛盾冲突的进展,当第一个跌宕完了的时候,读者的心就要被你完全的抓住。如《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女同学对他最关心的时候,也是他认为自己自尊心最受伤害的时候。这个跌宕,抓住读者看下去,而一直到最后一个跌宕。读者认为,他肯定是要回去了(可能有聪明的读者,会感觉到他会留下),但想不到最后来了个根本的转变。我写的作品往往是这样的,人物和情节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折,最后常常转回到了原地方,就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让读者思考。契科夫等大师的短篇有时就是这样善于把作品的意图和人物关系隐蔽起来,不要一下就把气冒了,要到该揭示的时候才揭示它。当然,作品的构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各人有各人的构思习惯。这只是我的习惯,不能要求别人都一样。总之,矛盾的发展要多拐几个弯,不要只是一个弯,它体现了矛盾本身的复杂性。

“《人生》得以顺利和叫人满意的方式发表,全靠您的真诚和费心费力的工作造成的……南云瑞不断地向我转达了您的一些意见,尤其关于《人生》下部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反复思考和有一定的时间给予各方面的东西的判断。我感到,下部书,其他的人物我仍然有把握发展他(她)们,并分别能给予一定的总结。唯独我的主人公高加林,他的发展趋向以及中间一些波折的分寸,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既不是情节,也不是细节,也不是作品总的主题,而是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需要斟酌处,任何俗套都可能整个地毁了这部作品,前功尽弃。”

路遥:关于创作的两封来信

问:你能不能结合《人生》谈谈你开掘主题方面的体会?

1983年2月28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复信:

忆及这段过往的历史,李炳银说:“《人生》《平凡的世界》也写到很多不公、艰难和苦难,但路遥给予读者的是积极引导和战胜苦难的力量。文学不管是批评还是褒奖,都需要真诚温情的抚慰,需要理解和悲悯的情怀。”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孤立地讲主题,它必然和人物、情节融合在一起。作家在构思时,主题、人物、情节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你写不出矛盾,写不出人物,也就没有主题。咱们现在考虑作品的习惯,往往是要先有个思想。当然,有时也需要有一个思想,但关键是人物关系,情节。如果你把人物关系处理得很准确,很有典型意义,那你的主题也就有了典型意义。如果其他东西都站不住脚,仅仅有个尖锐的思想,那是根本不行的。主题的深度,离不开人物的深度和对整个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度。

“自《人生》发表后,我的日子很不安宁,不能深入地研究生活和艺术中的一些难题。尽管主观上力避,但有些事还是回避不了,我希望过一段能好一点。

北京至西安相距1000多公里,路遥与李炳银保持着书信来往。

问:《人生》这个作品有很多特点,每个章节完了的时候都有悬念,迫使读者看下去。我想问问:怎样正确地设置悬念?

关于写作,目前的状况给我提出了高要求,但我不可能从一个山头跳到另一个山头,需要认真地
准备和摸索,而最根本的是要保持心理上的一种宁静感,不能把《人生》当作包袱。

1983年1月25日,路遥的来信中谈到《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的创作:

答:例子我举不出来,但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一部篇幅较长的作品,从剪裁角度考虑,作家最重要的才能就是断开的能力。作品好似一株完整的树木,你要把它断成几节,从什么地方断,这是最重要的。拿《人生》来说,每一节我都要把它当一个短篇小说来写,使之成为有互相连系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我写每一节都决不是把它当作过渡、交代,每一节我都把它当一个独立的作品来完成;有的是表现场面的作品,有的是表现人物的作品。作品的内在规律是很难讲清楚的,每一节写到一定时候,你就觉得这一节该变了。有些应该下面表现的,你千万不要拉到这一节表现。这些,需要靠自己去摸索,去积累经验,但你一定要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自己在写作时有个粗略的提纲,要注意到,有些应该下面表现的,不要提前表现。如高加林,第一节我只能写到他的失意。他的叔父,我知道他要在后面起作用,因而仅仅在第二章中提出他有这么个亲戚,而且只提到人们不注意的程度。决不能让读者感到这叔父将在后面要起什么作用。如果读者感觉到了,那他就不看了,他就急着要翻到后面去了。叔父在这里是个重要的伏线,后来又写到他有可能转业,但千万不要让读者感到会转业回家乡。这里就需要断开。直到他回来的前一章,才写他要回来了。这时,读者就会紧张起来了,感到下面有文章。读者感到有文章,紧接着文章就起来了,这样是比较自然的。如果第二章一开始,高加林把黄军衣翻出来,你多骚情几句,说他叔父如何、如何,读者马上会猜出来的。对每一个人物的发展的全过程你都要很清楚,该在什么地方断开你也要很清楚。如高加林叔父的使命只有一个:高加林因为他进城了;最后,高加林回来,他也要表态,这样就和前面相吻合了。一个人物,既然在前面出现了,在后面就要有所交代。每一个人物在全书结束都要有所交代。我为什么最后一章从城市写到农村,断开两截写呢?第一节,城里的高加林、他叔父,黄亚萍一家、张克南一家等都要写到。第二节,高加林人还没回去,铺盖先捎回去,赶忙写所有人对高加林回去这件事的态度,要让参加《人生》“演出”的所有人都出来谢幕。但在作品进展中,你对每一个人物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断开。如黄亚萍,第一节我没有写到城市,但必须把黄亚萍和高加林的关系埋伏交代。这时,又能让读者感到,高加林如果进了城,和黄亚萍可能会有戏可演。等高加林进城了,有读者可能感到这两人中间会有戏,但这戏究竟怎么演,还要让读者一幕一幕地慢慢看下去。篇幅长的作品,人物比较多,作家一定要很机敏,要把每个人物都记住。作品要达到很匀称,并且断开得非常合理,这是很复杂的。我在《人生》里还仅仅是试验,在过去不是很自觉的。由于《人生》构思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如何断开上我也作了些探索,最主要的,是把人物的发展也分成段;在每一个段上,能写到什么程度,又不能写到什么程度,而结局性的东西必须放到最后。作品的结尾是最重要的,我构思作品的习惯是从后面开始;一个大的轮廓有了后,最先考虑的是最后的结局,甚至是最后一句话。象许多溪流似的,最终如何流到这里。我喜欢雨果《九三年》那样结构的作品,象交响曲似的,最后有一个雄壮的浑然一体的乐句,把这支交响曲的感情发展到了顶点。总之,不要小看作品的结尾。有些问题,在理论上讲不清楚,这是一种实践的体验。

这部作品光今年元月份就发表了十来篇评论,看来还可能要讨论下去,就目前来看,评论界基本是公正的。作品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再说,作品最后要经受的是历史的考验。”

炳银兄:

问:作品构思好以后,你又怎么选择切入部位的?

如果说写《人生》之前是路遥的准备期,那么,《平凡的世界》就是路遥要完成的“大作品”。《人生》发表后带来的各种名气和压力下,不断“劳动”和“超越”自我的焦虑,最终使路遥“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即后来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人生》的创作为日后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找到了现实灵感;《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平凡的世界》中也有了新的走向。

你好!

答: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对我来说,如何选择作品的开头也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写了几十个开头,自己都不满意。这个“切入”好似乐曲的第一个音符,它决定了会把作品定在什么调上。一般来说,短篇小说把“切入”的部位放在事物矛盾发展的后半部分,写的是接近结局部分的那部分生活,而把前边的发生、发展插进去写。我的意思,是中篇小说的切入部位要比短篇小说再靠后些,一般选择矛盾发展已经要进入高潮部分作为作品的切入部位。譬如《人生》,在高加林被卸掉教师职务以前,他也有许多生活经历,但作品要选择高加林的卸职,已进入到矛盾发展的高潮部分。他怎么教学,把这写到作品里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说要选择在你写的人物、事物的矛盾的发展接近高潮的部位。高加林教学再好,你写进作品读者看不下去,因为没有形成矛盾,而高加林教师职务一卸,各种矛盾骤起,接近于决定这个人物命运的尾声部分。当然,作品应该是这样的:当尾声部分写到高潮的低落,它又暗示了生活的一个新的开端,但你不能再写下去了。有些作品没有暗示,就让人感到很窄,好似嘎然一声,把弦崩断了,弦崩断了效果不好。就如一首好的歌曲,应该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对事物的下一步发展,在结尾中给予某种暗示,会使作品更深刻些,意境更宽阔些。

(作者:王刚,系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我刚从乡下回来,高兴地读到您的信,非常感谢你对我的热情鼓励……

问:你在创作《人生》的过程中,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这两篇作品尽管读者给予了很大的热情,但官方与批评界的态度有一定保留,因为这两篇作品我是想追求一些东西,冲击一些东西的,似乎显示了一些非主流的倾向,因此恐怕有些领导同志不大习惯。关键问题是我没直接迎合一种需要。我们多年来的文学说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并不宽阔,需要一些勇气去冲击,而不管自己和自己作品在眼前的命运如何。几年来,我一直寂寞而痛苦地在想追求一些东西……

答:有。譬如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我想象中他应该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就象艾特玛托夫小说中写的那样一种情景:在月光下,他赶着马车,唱着古老的歌谣,摇摇晃晃地驶过辽阔的大草原……在作品中他登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能把他写得比较好,写到去城里掏大粪前,我感到很痛苦,没有办法把他写下去。尽管其他人物都跳动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汉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我非常痛苦地搁了一天。这时,我感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对生活、对人生的那种乐观主义态度。掏大粪这章节不但写了德顺老汉,把其他人物,譬如高加林也带动起来了——掏大粪那章是表现高加林性格的很重要的细节。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德顺老汉在作品结尾说的那段话,尽管我还没有写好——写得“文”了一些,应该再“土”一些,但是我没有想到《人生》最后竟然由他来点“题”这是我很惊讶的。因此,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光彩。

另外,《在困难的日子里》一稿,《当代》压了一年才勉强发表,听说编辑部意见很分歧,有同志说我写“饥饿文学”,我很不理解。他们没有看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在写一种精神上的“温饱”。发表出来,读者并没被这种“饥饿”吓倒。这篇作品《中篇选刊》今年二期将转载,安徽电视台已拍成电视。关于《人生》,是我苦熬的一篇作品,现关于高加林这个人物争论,您不知看没看,《上海文学》今年一期的那篇评论?这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评价人物的。

问:那么你有没有提纲呢?提纲有没有变动呢?

先写这些,祝你愉快!

答:《人生》的提纲在写作过程中我全部推翻了,只有大轮廓还保持着,所有具体的设想都改变了。人物一旦动起来,你原来的设想就不顶用了,但大的轮廓还是按你原来构思时的脉络去流动的。

路遥

在这篇题为《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的文章中,路遥认真回答了读者关心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创作《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小说的过程,传授了小说创作经验,交流了小说创作体会,畅谈了小说创作感受,一问一答的字里行间闪烁着思想的火花,闪烁着文学的光芒,闪烁着智慧的色彩。

一九八三年元月二十五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访谈录中,路遥用自己鲜明的文学创作观点作题目,阐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主张,即“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

1983年8月20日,路遥给李炳银的信中,表示会认真思考《人生》的创作:炳银兄:

应该说,路遥的这个小说创作观点极其与众不同,具有独到见解。在路遥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文坛,优秀的小说既要在思想内容上有深度,更要在意境意蕴上有宽度。只有这样的小说,才可能成为经典作品。

你好!

此后,他始终坚持着“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的文学观点,并最终引导自己创作完成了《平凡的世界》这样一部既有深度又有宽度的优秀作品,成就了自己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广度,成就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高度。

前后两信件及您的稿件均收读,因这两天忙于搬家,迟回了几天信,请原谅。

据考证,《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一文,是路遥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创作谈文章,对于路遥而言,可谓是意义非凡。

我八月一日开始已正式离开编辑部……您的稿件我妥交值班室的副主任贺抒玉同志,她说一定妥善处理……

路遥第二篇“轶文”发现始末

关于《人生》,您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看来你是认真读了,我十分感谢。其中许多意见是极好的,我会认真思考你的意见的。这部作品不管成功与否,得失如何,我无疑是想追求一些东西,也想带来一些东西。主题和人物是复杂的,也是多义的。我总觉得评论家对这部作品似乎不好说话?作为我自己来说,没什么奢求,我只是较愉快地完成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俗话说:好事成双。在我沉浸于找到路遥那篇重要“轶文”的喜悦后不久,令我意想不到的一件喜事再次发生了:在《文学报》上,我居然又找到了路遥的另外一篇重要“轶文”!

以后时间多了,但创作最需要的是一种心理因素,最近的日子这个因素欠佳,因此很难动笔写什么。您一直热心地关怀着我的创作,望今后仍能给予支持。

正月初五上午,闲来无事,便在家里翻阅《文学报》1985年合订本,意欲从中找到一些素材,为今后写作诗歌史料积累资料。不经意间,翻到了12月19日出版的第247期《文学报》。在第三版《文学大课堂》专刊的头条位置上,一行清晰的标题和一个亲切的署名再次映入我的眼帘。标题是:注意感情的积累;署名是:路遥。

致敬意!

面对眼前的文字,我抑制不住地又惊又喜。惊的是,我竟然又发现了路遥的文章;喜的是,根据我的初步判断,这篇文章很有可能又是一篇被《路遥全集》遗漏的“轶文”。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上次查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本的《路遥全集》第六卷《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目录中似乎没有见过这篇刊登在《文学报》上的文章。

路遥

为了稳妥起见,我又再次上网仔细核对了一遍《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目录。结果发现,《路遥文集》中没有收入这篇刊登在《文学报》上的题为《注意感情的积累》的文章。由此可以断定,此文确系路遥发表在《文学报》上的另外一篇比较重要的“轶文”。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

下面,全文抄录如下:

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期间,曾在陕西铜川煤矿体验生活。2012年7月,李炳银受陕西省作家协会邀请,为铜川矿区建造路遥纪念馆撰文并书写了如下文字:

深入生活有个关键的问题: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最注重的应该是什么?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认识。

在饥饿的日子里遭遇熬煎,惊心动魄的时候经历社会的波澜,开始于人生的思索与奋发,延伸到平凡世界的书写。苦难生活同命运改变的不断追寻,将文学的根扎进人生与土地的深处,具有永久的力量和存在的意义。

我不太注重有趣的故事,我注重的是感情的积累。生活中什么东西在我感情和心灵上留下了沉淀和刻痕,哪怕过了三、五年,这种东西也是忘不了的。如果生活在你的感情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那么你记在本子上的一点素材是没有用的。我的笔记本上只记些技术性的东西:某种植物叫什么名称?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这是要记得很准确的。至于故事,人物我是不记的。我的体会是,只要你脑子里记不住,心灵上没留下痕迹,光记在笔记本上是没有用的。有的人深入生活,不是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生活,不是用感情去感受生活,而是采访式地到处记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人物,这是不行的。文学作品不是采访来的,只有用你的全部身心去感受,你写作时才可能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情。

路遥不朽!

“四人帮”刚粉碎时,我写了一个短篇《匆匆过客》:以第一人称写的,春节快到了,“我”要回家过年,到车站跑了好几次都没买到票。到最后一天了,又到车站去,正好“我”乘的那车次人不多,有可能买到票。这时候车室有个瞎眼老头——也不象要饭的,他手里拿着钱,要人家帮他买票,但谁也不理他。“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崇高,就去帮那老头买票。但站在两个队伍之间“我”很为难,老头要坐的车次,票还有,如果先给自己买再给老头买,那老头的票还可能买到,如果先给老头买再给自己买,那自己的票就肯定买不到了。于是,在崇高中夹着自私,“我”决定先给自己买,买好了自己的票就去给老头买票。这时,“我”得到了一种感情上的满足,觉得自己比候车室里别的人都崇高。但等着等着,前头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插队把最后一张票买走了,“我”当然就买不到了。但这两个青年因为只有一张票便吵起来了,吵了半天原来他们都是为那老头买票。那个男青年是自己票买好后,重新排一次队为那老头买票;那女青年带了孩子,原来是坐“我”那次车,但为了给老头买票,自己的票也不买了,宁可插队也要去抢这最后一张票。真相大白了。解决的办法是,那男青年陪老头走了,“我”把票给了女青年。“我”没票了,就转身来到了街上……就这么个故事。它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我去买豆沙包子,我排队等着,包子已经不多了,这时来了个带着孩子的妇女。她本来应该排在我的后头,但她不排队就站在我旁边磨蹭。轮到我时包子没几个了,她却抢先冲到了我的前面,当时我很气愤,就和她吵了几句,服务员就把包子卖给我了,但那孩子哭了。这时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就返回去把那包子退回,让那妇女买了,然后我走了。走不几步,听到后面有人“喂,喂”喊我,我转身看就是那妇女。她一反刚才吵架的模样,叫那孩子谢谢我。当时,我的心里很难受,忍着眼泪钻进人丛中急忙走了。我当时弄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得到了些什么?我想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后来就写了《匆匆过客》。这里没有专意的采访,就是生活中的事感动了自己,自己就想把它表现出来。

“路遥是一个空间很大的话题,他坚定不移地走现实主义文学道路,把他的人生、社会的感知融入《平凡的世界》中,他的写作是人生的写作,是有社会担当的写作。路遥作品给人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对人的启示非常深刻。路遥的作品给那些弱势、底层的群体指出了一个方向,给予他们很大的力量,这一点在当代知名作家中无人超越。”提起自己与路遥这段友谊,李炳银仍然感慨不已。

在生活中要感觉,发现什么真正冲击了自己的东西,这样你写出来的就会和大家的不一样。《人生》中的人物也是这样,不是我专门去找什么刘巧珍,而是我在生活中一种长期的感情的沉淀。这我在别的场合也讲过。我小时候家境贫寒,上小学时,身上的穿着总是又脏又破,而小女同学们也总喜欢找穿得干净的男孩子玩,很嫌弃我。别的孩子在玩捉迷藏,我裤子烂了走不到人前面,只依靠墙站着动都不敢动,手还要把破绽捏住。小伙伴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不玩?不是我不想玩,关键是我不能玩,因为屁股后面不能见人,这样我常常很孤独。但回到村子里,不上学的孩子比我还穷,谁也不笑话谁,我在他们中间感到特别自由。互相没有歧视、冷落,就象在《巴黎圣母院》中那快乐的叫化子王国一样。到了十一、二岁,当你为自己的烂裤子感到害臊时,村里的女孩子就会用他们刚刚学会的非常笨拙的针线替你缝裤子上的破洞,而你也不怕她们笑话,就爬在那撅着屁股让她缝。她也许缝得非常认真,甚至针把你的屁股蛋扎了,扎得很疼,但你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温暖和感激。陕北的春天是很冷的,杏花开得很早,当杏子还小的时候,大人孩子都想尝尝“春天的味道”。当你摘了一颗杏子正想塞进嘴巴,你会突然想起那个给自己缝过裤子的女孩子:把这杏子给她,她会多高兴啊,于是你会急急忙忙从山上跑下来,尽管汗水把手里捏的杏子都搞得很脏了,甚至都不能吃了,但她欢喜地接受了你的馈赠。后来你长大了,上了初中、高中,甚至上了大学,而这些女孩子没上学,脸晒着焦黑,仍然穿着烂棉裤。后来你又到城里工作,好多年后你才回去探亲。你发现,童年的这些小伙伴早已出嫁了,她们回娘家来手里拉一个孩子,怀里又抱一个孩子蓬头垢面。但她们的心肠还是那么好,问你娶婆姨了没有?有孩子没有?家在本村的,还要请你到她家坐坐,吃顿饭。当你离开村子的时候,心里会有多少说不出来的东西啊!甜蜜、苦涩,你真想哭一鼻子!我写的刘巧珍,就是这种长期的感情积累,她说不上是谁,也可能是我所有故乡的姐妹们。我是不容易动感情的,但我写刘巧珍时,我很激动。写到她出嫁,我自己痛哭流涕,把笔都从窗户里撂出去了。没有长期的感情积累、体验,是不可能写出刘巧珍来的。我想说的是,故事一天可以编二十个,但这种情感的积累是编不出来的,必须要你自己感觉、体验,而且在感情层次里积累得很深。有的人不重视这些,结果作品写得干巴巴的。我想好多人不都会在感情上有所积累,尽管它是从很不起眼的事引起的,你应该把它翻腾出来写成作品,这是你最重要的财富。有人对自己的感情积累不重视,而喜欢道听途说、走马看花得来的故事。我觉得长期的感情积累是很重要的,我的好多作品就是从它而来的。我听来的故事也很多,也很有趣,但我把它们都放弃了。你可能把故事写得很动人,但它不可能有真情实感,因为它首先没有拨动你的心弦,也就是不可能传达给读者。所以,我认为深入生活,必要的采访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要有感情体验有所积累。写什么?当然要写自己深切感受了的东西。有的题材好,但你没有感受,没有能力去表现它,就只能让别人去表现。你必须量力而行,每个作家都不可能包罗万象,穷尽一切,他只能象蜜蜂一样,在自己的天地里飞翔。必须要认识自己,写什么?必须是自己最熟悉的。有的作家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写得再多,也很难获得成功。无谓地浪费自己的精力,这是不可取的。必须是自己深切感受过的,有很大把握的题材才去写,这样比较合适。

我们说,要在你自己感受最深的领域中去选择,当然这也不是盲目的,不是你感受最深的就是最重要的。还必须把你感受最深、准备写的东西,放在比较广阔的背景上去思考:你所要写的到底有多少重要性?有的东西你感受很深,但一放到社会背景上就没有多大意义。你要写的某一种生活现象,必须放到整个中国的社会背景上去思考,甚至还要放到全球范围内去考虑。另外,你要写的东西还应放到整个文学史上去考察;有的东西你感受很深,但别人已经写过,可能你还写不过人家,那你就不必写了。你所认识、感受到的是别人没有写过的,这样就可能给你带来创造的天地。即使把熟悉的人物写出来,那也未必就满意。那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去补充,使它完整起来,也就是说你在你陌生的人物形象刻划上充分展开了艺术想象,面对你熟悉的人物太钟爱了,小心翼翼,一切都要写它自己有的,你受它的影响太深了。你要有勇气把你的熟人打碎,打成面目全非的人物,按照你的艺术想象在作品结构中应是什么样的人物来重新塑造它,这样才有可能写得比你的熟人更好。归根结底你不是写熟人的报告文学,你是塑造艺术形象,这样你就不能受熟人的影响。当然写作的时候是有模特儿的,但切忌不要受它的局限,要千方百计补充它,把它改造成你需要的人物。

那么,路遥的这篇题为《注意感情的积累》的文章又是如何发表在《文学报》上的呢?

据考证,经过是这样的:

路遥的那篇题为《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的文章在《文学报》开设的“文学大课堂”专栏发表后,在成千上万名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尤其是在众多文学青年中赢得了如潮的好评。他们纷纷给《文学报》编辑部、给路遥本人写信,抒发读后的感想,表达敬重的心意。那段时间,仅《文学报》编辑部,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五百余封。从大量读者来信中,编辑看出了路遥文章深受青年读者喜爱。于是,决定再次向路遥约稿,请他继续向青年朋友们传授自己的创作经验,畅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路遥收到约稿信之后,对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感受又进行了认真的再思考和再梳理,并最终写成文章《注意感情的积累》。

由于《文学大课堂》专刊出版周期较长,约稿的作家诗人多。因此,在时隔两年多之后,路遥的这篇题为《注意感情的积累》的文章才得以在《文学报》发表。

据了解,《文学报》开设的《文学大课堂》专刊自1982年10月开始设立,先后发表了刘绍棠、张笑天、叶辛、贾平凹、陈国凯、浩然、林斤澜、柯云路等100余位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撰写的文章。而路遥是在众多作家中极少数发表两篇文章的作家。由此可见,《文学报》对路遥有多么重视,而路遥在中国文坛又是显得多么重要!

在时隔三十多年之后,再重新阅读路遥刊登在《文学报》上的《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和《注意感情的积累》这两篇文章,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是两篇极具真知灼见,极具新颖观点,极具深刻思想性,极具独创理论性的重要“轶文”,对于今后研究路遥的创作生涯,解读路遥的小说作品将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2019年2月5日——12日完稿

作者简介

姜红伟,1966年4月21日出生,黑龙江省海伦县人,现居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当代著名诗歌史学家、诗歌资料收藏家。现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第一家民办诗歌纪念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代表作《海子年谱》《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大学生诗歌家谱》等。即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七七级卷七八级卷(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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