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吴晗是破格进入清华吗

原标题:“破格”与“守格”——从潘光旦对清华招生传统的坚持说起

策划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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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境新解读:纪念潘光旦诞辰120周年

来源:微信公众号“光明理论”

社会上谈及清华校史时,经常会有人津津乐道于一些名人破格进入清华的逸事,表扬当年招生的不拘一格与慧眼识英才,甚至有学者认为名校就应该勇于破格。我们先来看四则材料,它们有个人回忆,有他人研究,也有新闻报道。

岁月如飞梭,人事有代谢。转眼间已是我国近代着名学者、思想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重要领导人潘光旦的120周年诞辰。1999年潘光旦百年诞辰时曾由民盟中央和中央民族大学分别举办过纪念会,出版过两本纪念文集(《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20年来,随着14卷本《潘光旦文集》、《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学苑出版社,2018年)、《潘光旦英文文集》、《潘光旦短评集》、《斯文悬一发:潘光旦序跋书评集》等一大批资料陆续整理面世,潘光旦的形象在世人面前不断获得更新。不时重刊的旧着和以某一主题汇编的文集普及本更是林林总总,举不胜举。

近些年来,对民国时期大学的怀旧形成一股热潮,有些流传甚广的民国学术大师被“破格”录取的故事在一些报刊媒体上频频亮相,一方面传播了失实的历史,一方面则可能令一些青年对民国时期的大学产生误解。在民国大学“破格”录取的故事中,无论是钱锺书、吴晗还是钱伟长、闻一多,清华学人的故事流传颇广。

徐士瑚:“1925年清华大学部初创,尚无院系建制。入学考试时,学校只列出报考12门类——国文、英文、历史、教育、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我报考了英文类(后改为西洋文学系)。我的考分英文83分,数学只23分,平均分数68分。很可能清华校方认为我报考的是文科,所以数学虽不及格仍录取了我。”(徐士瑚:《在清华六年》,孙哲主编:《春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潘光旦的学术生涯穿行在古今、中西、文理之间,其学识之多元丰富、思想之独树一帜、文笔之流利典雅,其人生际遇之充满传奇色彩,都使得各种学科背景的学者乃至社会各方人士对他加以程度不等的关注。应该说,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家和思想家里,潘光旦虽属近年来才被“发现”和重新评价的人物,但因其着述被整理得较为完整,也因其学术、思想和活动的多面性,他已经引起而且必将越来越引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在潘光旦诞辰120周年之际,田方萌先生曾书就一幅祭联:“混沌一世界,君独慧眼,但为众生谋位育;激荡两甲子,公岂瞑目,犹待家国致中和”,可以说对潘光旦的家国情怀和思想贡献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然而,这些学术大师在被清华录取的时候并未“破格”,相反,他们的录取过程完全符合清华大学的招生规范。所谓“破格”的印象,大部分是由于人们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情况了解不够,将当下的教育制度投射到历史时代而导致的。

张民觉: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的张民觉当年考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都没有考取,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他。因为他对陈桢教授的生物学著作很下过一番功夫,因此生物学的分数考得“奇高”。(黄延复:《五级金庆志略》,《清华校友通讯》,1983年,复第8期,第4-5页)

今年7月出版的《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1辑和《社会学评论》第7卷第4期同时推出“潘光旦纪念专辑”。8月份,在潘光旦的家乡——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则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潘光旦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海市副市长、民盟上海市主委陈群在会上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潘光旦广博深厚的学识和爱国为民的精神。借着这阵东风,本报荣幸地邀请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的田方萌副教授、江南大学社会学系王君柏教授、清华大学校史馆金富军副馆长等三位学者发表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分别从社会生物学、社会学以及清华校史等多个角度重新解读潘光旦的学术、思想与作为,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颇具时代感的,观点也相当有启发性。潘光旦留下的逾千万字的着述是一宗珍贵的思想遗产,同样地,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值得解剖的侧影。书常读常新,人常品常新。我们期待着,本报刊发的这组文章能够作为读者“常读”“常品”的一个媒介,一块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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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1929年,钱锺书报考清华大学。虽然国文、英文考得不错,但数学只考了15分。后来钱锺书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民国大学破格录取零分学生》,《文史博览》,2013年第8期,第40页)

社会上谈及清华校史时,经常会有人津津乐道于一些名人破格进入清华的逸事,表扬当年招生的不拘一格与慧眼识英才,甚至有学者认为名校就应该勇于破格。我们先来看四则材料,它们有个人回忆,有他人研究,也有新闻报道。

钱锺书被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的故事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很多人深信不疑,较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说法来源于钱锺书自己的回忆。

吴晗:吴晗于1931年首先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尽管文史和英文都得了一百分,但数学得零分,而北大规定考生有一门科目得零分就不能录取,因而他没有被北大录取。为此,他只得又去报考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考试结果同样是数学还是零分,文史和英文是一百分,清华大学也有与北大相同的规定,但却以吴晗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为理由,将他破格录取。

徐士瑚:“1925年清华大学部初创,尚无院系建制。入学考试时,学校只列出报考12门类——国文、英文、历史、教育、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我报考了英文类。我的考分英文83分,数学只23分,平均分数68分。很可能清华校方认为我报考的是文科,所以数学虽不及格仍录取了我。”(徐士瑚:《在清华六年》,孙哲主编:《春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钱锺书是1929年被清华录取为一年级新生的,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在当年的入学考试中,钱锺书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钱锺书自己的回忆则是:“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无疑,这些都是从正面去看待的美谈佳话。诚然,每个人资质、禀赋不同,单纯用分数一把尺子去衡量,肯定有不足,这点毋庸置疑。因此,大学选取人才,能够不完全囿于分数,或不完全囿于某科分数,发掘出在某些方面有潜力的学生,自然是好事。但这样的例子传多了,则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如果优秀人才都需要破格才能进清华,那是不是说“格”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格”把这些有潜力的人才都挡在外面了。既然“格”有问题,为什么不去改变“格”以让它更加合理、而总是临时性地“破”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首先应该问的是:当年的“格”到底是什么?

张明觉: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的张民觉当年考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都没有考取,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他。因为他对陈桢教授的生物学着作很下过一番功夫,因此生物学的分数考得“奇高”。(黄延复:《五级金庆志略》,《清华校友通讯》,1983年,复第8期,第4-5页)

这种说法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首先,钱锺书在回忆中并未提及自己的数学到底考了多少分,其次,已经有学者指出,通过一些清华校友的回忆印证,这种“破格”的说法似乎也很值得怀疑。

对大学招生来说,“格”就是录取标准。在主要以分数为标准的时候,“格”主要指录取分数线。

钱锺书:1929年,钱锺书报考清华大学。虽然国文、英文考得不错,但数学只考了15分。后来钱锺书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民国大学破格录取零分学生》,《文史博览》,2013年第8期,第40页)

我们不妨从制度层面来进一步考察1929年清华是如何招生的,以及其录取标准究竟有哪些。就报考资格而言,1928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规定,“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都有资格报考,清华的招生简章中则对这个问题规定得更为详细:“投考生须具左列资格之一:公立高级中学或经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毕业;国立大学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预科毕业;同等学校毕业。”

我们来考察一下1925至1933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和清华大学录取标准。1925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录取分数线是各科总平均47分,且不考虑单科成绩。(《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本科学生录取标准》,《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41卷第13、14期,1934年,第156-159页)徐士瑚平均成绩68分,已经达到了录取标准,并不存在数学只考了23分而被破格录取的问题。

吴晗:吴晗于1931年首先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尽管文史和英文都得了一百分,但数学得零分,而北大规定考生有一门科目得零分就不能录取,因而他没有被北大录取。为此,他只得又去报考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考试结果同样是数学还是零分,文史和英文是一百分,清华大学也有与北大相同的规定,但却以吴晗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为理由,将他破格录取。

1929年清华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如下:总平均分40分以上,国文、英文、算学三门平均40分以上。其中部分科目有最低分的限制:“国文要求不低于45分,英文要求不低于45分,算学要求不低于5分即可。”

钱锺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当年总平均、国文英文数学三门平均不低于40分,国文和英文要求不低于45分,数学不低于5分。(《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本科学生录取标准》,《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41卷第13、14期,1934年,第156-159页)对钱锺书来说,国文、英文很好,不成问题。至于数学成绩,钱锺书自己说不及格,似乎也不是“零分”的意思。而坊间流行说法是钱锺书数学成绩为15分。如果属实,则也已经达到5分的录取线,并不存在“破格”的问题。

无疑,这些都是从正面去看待的美谈佳话。诚然,每个人资质、禀赋不同,单纯用分数一把尺子去衡量,肯定有不足,这点毋庸置疑。因此,大学选取人才,能够不完全囿于分数,或不完全囿于某科分数,发掘出在某些方面有潜力的学生,自然是好事。但这样的例子传多了,则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如果优秀人才都需要破格才能进清华,那是不是说“格”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格”把这些有潜力的人才都挡在外面了。既然“格”有问题,为什么不去改变“格”以让它更加合理、而总是临时性地“破”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首先应该问的是:当年的“格”到底是什么?

因此,若钱锺书的数学成绩为15分,而国文、英文两科又十分优秀,显然符合清华对新生的录取标准,并非是“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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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招生来说,“格”就是录取标准。在主要以分数为标准的时候,“格”主要指录取分数线。

据他人回忆,钱锺书的成绩非但不需要被“破格”,而且排名较为靠前,在清华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排名第57。而彼时的清华学生人数很少,师生关系融洽,老师单独指导学生,甚至一起用餐都十分常见,因而罗家伦专门将钱锺书召至办公室,也并不能作为“破格”录取的证据。

青年时代的钱锺书

我们来考察一下1925至1933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和清华大学录取标准。1925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录取分数线是各科总平均47分,且不考虑单科成绩。(《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本科学生录取标准》,《清华周刊》,第41卷第13、14期,1934年,第156-159页)徐士瑚平均成绩68分,已经达到了录取标准,并不存在数学只考了23分而被破格录取的问题。

青年钱锺书

张明觉也是1929年考入清华,张民觉自己的回忆是:“1929年我在太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就去北京投考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结果北大、师大我都落了榜,而清华却录取了。可能是由于我在中学时,曾熟读陈桢先生著的《生物学》,因而生物考分很高。”(张明觉:《困学求知回忆录》,《清华校友通讯》,1984年,复第9期,第47页)显然,张明觉本人没有说自己破格。因为没有他的分科成绩和总成绩,是否真属于“破格”,尚待材料的进一步挖掘。但很可能是研究者看到张明觉的回忆,在北大、师大落选而清华录取情况下,想当然地认为清华“破格”录取了张明觉。

钱锺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当年总平均、国文英文数学三门平均不低于40分,国文和英文要求不低于45分,数学不低于5分。(《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本科学生录取标准》,《清华周刊》,第41卷第13、14期,1934年,第156-159页)对钱锺书来说,国文、英文很好,不成问题。至于数学成绩,钱锺书自己说不及格,似乎也不是“零分”的意思。而坊间流行说法是钱锺书数学成绩为15分。如果属实,则也已经达到5分的录取线,并不存在“破格”的问题。

季羡林比钱锺书晚一年进入清华。据他回忆,1930年,他同时报考了北大、清华两所著名大学,皆被录取。据称季羡林投考清华时数学不到10分。

关于吴晗是否破格,清华大学校史馆刘惠莉通过细致考察,查明1931年吴晗以插班生身份考进清华,文史成绩优异,但插班生考试不考数学;吴晗是正常被录取而非破格。(刘惠莉:《吴晗“数学考零分、破格进清华”说辨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54-158页)

张明觉也是1929年考入清华,张民觉自己的回忆是:“1929年我在太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就去北京投考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结果北大、师大我都落了榜,而清华却录取了。可能是由于我在中学时,曾熟读陈桢先生着的《生物学》,因而生物考分很高。”(张明觉:《困学求知回忆录》,《清华校友通讯》,1984年,复第9期,第47页)显然,张明觉本人没有说自己破格。因为没有他的分科成绩和总成绩,是否真属于“破格”,尚待材料的进一步挖掘。但很可能是研究者看到张明觉的回忆,在北大、师大落选而清华录取情况下,想当然地认为清华“破格”录取了张明觉。

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依然符合清华的录取标准。1930年清华大学的录取标准是:总平均分45分以上,国文、英文、算学三门平均49分以上。相比于1929年,1930年清华的招生标准中没有限制单科的最低成绩,只对于平均成绩有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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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晗是否破格,清华大学校史馆刘惠莉通过细致考察,查明1931年吴晗以插班生身份考进清华,文史成绩优异,但插班生考试不考数学;吴晗是正常被录取而非破格。(刘惠莉:《吴晗“数学考零分、破格进清华”说辨析》,《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54-158页)

事实上,当年的考试并非只有国文、英文和算学三个科目,还有党义、本国历史地理、代数几何平面三角三门必考科目,以及高中代数解析几何、高中物理学、高中化学、高中生物学、世界历史地理等选考科目。因此,即使数学成绩很低,一名考生在总计8门考试科目中取得平均45分以上的成绩也完全有可能。此外,季羡林本人也从未提及自己被清华录取是“破格”。

平心而论,“格”是规则、是规矩,理应随着形势变化,破除、扬弃不合实际的部分,做出修正,否则就会故步自封。但另一方面,“格”也应该是明确的、权威的,并且相对稳定的。从公正、公平的角度,“守格”与“破格”是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规矩不能随便破,否则就相当于没有规矩。

青年季羡林

揆诸清华历史,周诒春、曹云祥、梅贻琦、潘光旦、蒋南翔等清华领导,始终在努力地维护公平、公正的招生规则,率先垂范,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清华有不少峻拒请托、坚持原则、维护公平与选材制度尊严的事例。在这方面,潘光旦先生坚持清华严格招生传统,堪称表率。

平心而论,“格”是规则、是规矩,理应随着形势变化,破除、扬弃不合实际的部分,做出修正,否则就会故步自封。但另一方面,“格”也应该是明确的、权威的,并且相对稳定的。从公正、公平的角度,“守格”与“破格”是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规矩不能随便破,否则就相当于没有规矩。

钱伟长的情况更为复杂,传闻也多种多样。最常见的说法是:他1931年投考清华时,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数学、化学的成绩也不高,中文和历史则是两个100分。中文考题为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历史考题为列举二十四史的名称。

上世纪30年代,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有两个儿子想来清华旁听。潘光旦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还有什么,不是也不值钱了么?西南联大时期,在昆明也有厅长之类的人想把自己的子弟塞进西南联大来,也遭到潘光旦拒绝。

揆诸清华历史,周诒春、曹云祥、梅贻琦、潘光旦、蒋南翔等清华领导,始终在努力地维护公平、公正的招生规则,率先垂范,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清华有不少峻拒请托、坚持原则、维护公平与选材制度尊严的事例。在这方面,潘光旦先生坚持清华严格招生传统,堪称表率。

根据钱伟长自己的回忆,他的“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在苏州高中补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部就班那样学得透彻明白。在考大学中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很没有把握”,而在投考大学的过程中,他“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钱伟长回忆,“我是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在入学考试中,由于历史和国文考了个满分,虽然数学、物理成绩很差,还是因名列前茅而被录取。”

潘光旦坚持原则,不只是对说情的拒绝,还有对不合理命令的抗争。1949年,某领导为其孙入清华读书,转托高教会给清华下达指令。潘光旦认为此种做法“于法绝对不妥”。潘光旦在日记中写道“清华自二十年前起不收旁听生,余在教务长任内曾以词折服军阀刘镇华之秘书长不遣刘子二人来校旁听,今……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第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上世纪30年代,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有两个儿子想来清华旁听。潘光旦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还有什么,不是也不值钱了么?西南联大时期,在昆明也有厅长之类的人想把自己的子弟塞进西南联大来,也遭到潘光旦拒绝。

钱伟长在回忆中并未提及自己是被清华“破格”录取。此外,在1931年清华的新生入学考试中,其实并没有历史这一门,仅有必考的本国历史地理和选考的世界历史地理。显然,无论是必考科目还是选考科目,历史和地理都是一并测验的,并不存在单独的历史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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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坚持原则,不只是对说情的拒绝,还有对不合理命令的抗争。1949年,某领导为其孙入清华读书,转托高教会给清华下达指令。潘光旦认为此种做法“于法绝对不妥”。潘光旦在日记中写道“清华自二十年前起不收旁听生,余在教务长任内曾以词折服军阀刘镇华之秘书长不遣刘子二人来校旁听,今……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第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而且,中国历史地理科目中,有关二十四史的题目也仅是众多考题中的一部分。钱伟长也并非这一门考试得了满分,而是在考卷中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满分。

11月9日下午,该领导嘱其孙携书信到清华,商谈来清华旁听事。潘光旦就此事从各方面剀切剖析:“高教会徇私人之托,随意指令其附属机关,终将受人评议,不利一也;清华奉指令行事,破其二十年来良好之规则,不利二也……余……请其孰权利害,自动撤回申请,并归与老人陈之。青年人有理想,有热情,以词折服,宜若较易,此事看来可以了结……”(《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14页)此事遂不了了之。

11月9日下午,该领导嘱其孙携书信到清华,商谈来清华旁听事。潘光旦就此事从各方面剀切剖析:“高教会徇私人之托,随意指令其附属机关,终将受人评议,不利一也;清华奉指令行事,破其二十年来良好之规则,不利二也……余……请其孰权利害,自动撤回申请,并归与老人陈之。青年人有理想,有热情,以词折服,宜若较易,此事看来可以了结……”(《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14页)此事遂不了了之。

另外,当年国文的考题为作文,题目是“本试场记”“钓鱼”“青年”“大学生之责任”中任选一题,文言白话均可,而并非传闻中的《梦游清华园记》。综上,可见关于钱伟长“破格”录取的传说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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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钱伟长

潘光旦先生坚持原则,维护了招生的公正,也是对清华传统的维护。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此类事情。

潘光旦先生坚持原则,维护了招生的公正,也是对清华传统的维护。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此类事情。

另一个广为传播的故事是关于吴晗的,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吴晗原本就读于上海,后追随胡适到了北京。他投考清华时数学考了零分,因为文史成绩特别优异而被清华“破格”录取。而事实则是吴晗的数学的确不好,在投考清华的同时他也报了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但都因数学成绩太差而折戟沉沙。

1924年3月,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给姻兄、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为参赞容赞虞之子容丹南申请官费留美。顾维钧于4月14日即写信给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他玉成此事。熟悉清华早期历史的人都知道,1912至1928年间,清华归外交部管理,清华校长由外交部选派。故顾维钧为曹云祥直接上司。且曹云祥出掌清华前长期供职外交界,亦为资深外交人员,与顾维钧、施肇基均相熟稔。但曹云祥并不为上述因素所动,他在复信中说:“查本校津贴生照章由监督处寄到学生陈请书,并检同历年成绩表、学校证明书,经本校审查合格,给予半费,历年均如是办理。兹查监督处寄来陈请书内并无容丹南名字,无从核办。除迳函赵监督就近通知容参赞按照手续办理外,敬恳函复施公使其所请官费一节,碍难开例……原函附还……”顾维钧接到此信后,于4月19日将此复信内容转告施肇基,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

1924年3月,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给姻兄、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为参赞容赞虞之子容丹南申请官费留美。顾维钧于4月14日即写信给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他玉成此事。熟悉清华早期历史的人都知道,1912至1928年间,清华归外交部管理,清华校长由外交部选派。故顾维钧为曹云祥直接上司。且曹云祥出长清华前长期供职外交界,亦为资深外交人员,与顾维钧、施肇基均相熟稔。但曹云祥并不为上述因素所动,他在复信中说:“查本校津贴生照章由监督处寄到学生陈请书,并检同历年成绩表、学校证明书,经本校审查合格,给予半费,历年均如是办理。兹查监督处寄来陈请书内并无容丹南名字,无从核办。除迳函赵监督就近通知容参赞按照手续办理外,敬恳函复施公使其所请官费一节,碍难开例……原函附还……”顾维钧接到此信后,于4月19日将此复信内容转告施肇基,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

但是,他被清华录取时参加的是历史系二年级的转学插班考试,并非一年级新生的招生考试。在吴晗投考的1931年,清华历史系招收二年级学生的考试科目如下:“一、党义,二、国文,三、英文,四、中国通史,五、西洋通史,六、大学普通物理、大学普通化学、大学普通生物学、论理学任择一门。”显然,其中并没有数学一门,因此传说自然不攻自破。

同年7月,学生贾观鑫因成绩不及格,学校照章将予开除。其父贾丰臻是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请托他的老上司、国务总理的顾维钧代为说项,免于开除,以便将来有机会留学美国。顾维钧将此意函告曹云祥。曹云祥在回信中说:“经教员会议,全体教员众口一词,谓该生实属不堪造就,如该生不除名,令其出洋,则所有学生,一入清华,均可出洋游学,毫无区别。”再次拒绝了贾的请求和顾维钧的说情。(谢雪桥:《“碍难开例……”——早期清华抵制“说情风”二例》,《清华校友通讯》复27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同年7月,学生贾观鑫因成绩不及格,学校照章将予开除。其父贾丰臻是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请托他的老上司、国务总理的顾维钧代为说项,免于开除,以便将来有机会留学美国。顾维钧将此意函告曹云祥。曹云祥在回信中说:“经教员会议,全体教员众口一词,谓该生实属不堪造就,如该生不除名,令其出洋,则所有学生,一入清华,均可出洋游学,毫无区别。”再次拒绝了贾的请求和顾维钧的说情。(谢雪桥:《“碍难开例……”——早期清华抵制“说情风”二例》,《清华校友通讯》复27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青年吴晗

学校领导能对不合理的请托理直气壮地说不,最大的底气来源于对教育公平信念的坚守和自己对规章制度的坚持,正己然后才能正人。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均因成绩不合格未被录取,一个去了北洋大学,一个去了燕京大学。当一位上海的校友对梅贻琦说自己的孩子想考清华,希望能予关照时,梅贻琦当即告诉这位校友:“我的小女儿去年就没有考上清华,也只能由她到录取的学校去上学了。”这位校友听后很能谅解。(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记西南联大始末及其成就》,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06页)

学校领导能对不合理的请托理直气壮地说不,最大的底气来源于对教育公平信念的坚守和自己对规章制度的坚持,正己然后才能正人。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均因成绩不合格未被录取,一个去了北洋大学,一个去了燕京大学。当一位上海的校友对梅贻琦说自己的孩子想考清华,希望能予关照时,梅贻琦当即告诉这位校友:“我的小女儿去年就没有考上清华,也只能由她到录取的学校去上学了。”这位校友听后很能谅解。(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记西南联大始末及其成就》,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06页)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传说闻一多也是因作文颇佳被“破格”录取至清华的。其实,这件事发生于清华在湖北省的初试环节。该年的湖北省内“初试是在武昌举行的,科目有历史、地理、算学、英文。他的这些成绩都较平平,但是一篇《多闻阙疑》的作文却得到考官的惊异。这篇题目与闻一多的姓名有关,好像曾经练习过,关键是他摹仿梁启超的文笔——那时最为时髦的笔法,竟出自一个少年之手。果然,这篇出类拔萃的作文使他获得备取第一名,有了入京复试资格。复试时,他以鄂籍第二名被正式录取。”

不仅梅贻琦如此,清华其他重要领导亦是如此。西南联大时期,李继侗任先修班主任、西南联大生物学系主任,他的长子曾连续三年先修班,最后考入云南大学。(蔡麟笔:《为百世师为天下法——哭月涵师长》,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6页)在梅祖芬考清华的1946年,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也报考清华大学,她们丝毫没得到特殊照顾。

不仅梅贻琦如此,清华其他重要领导亦是如此。西南联大时期,李继侗任先修班主任、西南联大生物学系主任,他的长子曾连续三年先修班,最后考入云南大学。(蔡麟笔:《为百世师为天下法——哭月涵师长》,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6页)在梅祖芬考清华的1946年,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也报考清华大学,她们丝毫没得到特殊照顾。

因此,闻一多并非因为一篇作文而被清华学校“破格”录取,最终决定他能够被清华录取的是在北京参加的复试的成绩。当时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选拔,首先由各省推荐,而各省内部往往由于缺乏经验,选拔过程各异,尚未形成一种严谨的制度规范。闻一多所在湖北省毕竟还为此事专门举行考试,而有的省份甚至只有口试。

这方面,蒋南翔校长也是模范。1960年代,蒋南翔校长的儿子中考。因为成绩没有达到清华附中录取线。蒋南翔校长主动将儿子转学到其他学校,根本不给清华附中领导丝毫困难。(万邦儒:《南翔同志关心中学教育》,《蒋南翔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这方面,蒋南翔校长也是模范。1960年代,蒋南翔校长的儿子中考。因为成绩没有达到清华附中录取线。蒋南翔校长主动将儿子转学到其他学校,根本不给清华附中领导丝毫困难。(万邦儒:《南翔同志关心中学教育》,《蒋南翔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青年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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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年本科生录取分数标准

梅贻琦、蒋南翔

清华在招生上坚持原则,既有曹云祥校长直白的峻拒与潘光旦耐心的说理,有时候也在不伤害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公私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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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在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创造战时教育奇迹。其中,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的支持,是西南联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

民国时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以今天的评价标准来看,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而当时大学看似灵活、多样的招生制度,实则是出于教育水平发展落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无奈之举。

清华在招生上坚持原则,既有曹云祥校长直白的峻拒与潘光旦耐心的说理,有时候也在不伤害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公私兼顾。

1960年代初,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报考清华,成绩达不到录取标准,有人希望学校能照顾录取。蒋南翔校长表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除政府有明文规定如少数民族、华侨子女等以外,一律按分数录取。蒋南翔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李寿慈:《南翔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蒋南翔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这一年,贺鹏飞没有进入清华。但蒋南翔也不是一拒了之,他要求清华附中能允许贺鹏飞补习一年。经过一年补习,贺鹏飞才考入清华。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在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创造战时教育奇迹。其中,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的支持,是西南联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

梅贻琦、蒋南翔的处理,体现了他们对待领导人子女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于对方有利,于学校无害,做到了公私兼顾,两不相害。

近代以来,传统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需求,新式学堂、大学纷纷设立。不过,近代教育的转型尚需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因为当时大学课程中多采用英文教材,而许多理工学科对学生的数理水平要求也较高,所以彼时决定一个学生是否能够被一流学府录取的关键因素,往往在于其英文和数学的成绩。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资源不仅十分匮乏,在城乡、地理区域之间的分布也极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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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清华百余年,的确有极少数优秀人才通过变通进入清华,但绝大部分是通过严格选拔入学清华,这恰恰证明清华的“格”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清华历史上人才辈出,主要不是“破格”,而正是坚持“守格”的结果。

当时一名学生在大城市的著名中学一年的花费一般需要200~300元,而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过才10元左右,这般开销自然不是普通工农家庭所能够承担的。如果生在乡村或者小城镇,往往需要有家庭、宗族、朋友等社会关系介绍,学生才有机会到大城市的中学读书。

1949年10月3日陈毅参观清华大学时在图书馆门前留影,自左至右:叶企孙、潘光旦、张奚若、张子高、陈毅、周培源、吴晗

而民国时期,私塾教育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出身于传统知识阶层家庭的学生也往往容易在家庭教育中打下良好的国文基础。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若生于书香门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未能接受良好的英文、数学教育,甚至几乎从未接触过这两个学科,自然就会出现文史颇佳但英文或者数学极差的“偏才”。本质上,此种情形是由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水平不成熟、不均衡导致的,恰恰意味着教育制度需要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进行革新。

1960年代初,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报考清华,成绩达不到录取标准,有人希望学校能照顾录取。蒋南翔校长表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除政府有明文规定如少数民族、华侨子女等以外,一律按分数录取。蒋南翔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李寿慈:《南翔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蒋南翔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这一年,贺鹏飞没有进入清华。但蒋南翔也不是一拒了之,他要求清华附中能允许贺鹏飞补习一年。经过一年补习,贺鹏飞才考入清华。

梅贻琦、蒋南翔的处理,体现了他们对待领导人子女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于对方有利,于学校无害,做到了公私兼顾,两不相害。

纵观清华百余年,的确有极少数优秀人才通过变通进入清华,但绝大部分是通过严格选拔入学清华,这恰恰证明清华的“格”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清华历史上人才辈出,主要不是“破格”,而正是坚持“守格”的结果。

(作者为清华大学校史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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