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广超:“永乐大典本”宋代佚诗文的价值

有清一代,就唐代文学基本文献编成两部大书,一部是康熙间编成的《全唐诗》九百卷,一部是嘉庆间编成的《全唐文》一千卷。两部书的编成,前后相隔百多年,在这百年间学术界最重要的变化是乾嘉朴学的兴起,学风变化带动《全唐文》总体编纂水平的提升。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统计,《全唐诗》存诗49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全唐文》存文20025篇、作者3035人。两书编纂虽各有程度不同的问题,能将一代诗文汇编于一书,便利学者与读者之利用,且二书皆有钦定的名义,足够权威,学者因此信任使用。二书成书至今各有三二百年,仍为学者案头最重要的典籍,足可说明二书之价值。

最近30多年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整理的成就和对全唐诗文整理的期待20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间,唐代文史学界的成就举世瞩目,如果举其大者,我以为特别可以指出以下诸端。全唐诗文整理的学术难度和编纂方略我曾在1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学术评价应该考虑八个方面。可以说,唐诗整理大约近百家以别集为主整理,其余3500位诗人的作品则要广参群籍来校勘写定。从全唐诗文整理谈古籍人才的培养以上谈了全唐诗文整理的学术难度和应该追求的学术目标,可以认为,真要做好此项工作,需要古籍整理人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知识和组织能力。

《永乐大典》乃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卷帙繁富,“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所以从此书取资,钩稽宋代散佚诗文者,自明嘉靖张四维始,代不乏人。至今人所编两种宋人诗文总集,集前人之大成。后续订补之作,也有大量新发现。再加上目前学者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仅为残存副本八百一十八卷,似乎已题无剩意。但笔者细检“永乐大典本”文献,增补了学人失收的大量作者,也提供了已收作者的大量佚篇:新得宋诗作者142人、宋文作者281人;已收作者如范仲淹、晏殊、王安石、苏洵、曾巩、苏轼、黄庭坚、秦观、李廌、吕本中、曾几等名家,均有佚篇所得。文献保存之功,不遑多论。这批新辑篇目虽属片鳞碎羽,但内容极为丰富,对传世文献具有补充和修正价值。

现代学术讲究科学、精致与准确。《全唐诗》《全唐文》主要是为科举选士与诗文酬应时代的士人准备的大型文献总集,主要满足士人诵读唐代诗文之参考。两书皆不注文本来源,编次与小传皆不算精确,其他也偶有疏失偏颇,就一般诵读来说,关系不是很大。近代以来,学者对此越来越感觉问题多有,难以饫足。对此,具体考订很多,系统研究稍少。最近几十年,《全唐诗》的祖本,包括明末胡震亨所编《唐音统签》、季振宜《全唐诗》的几种传本(包括台湾影印《全唐诗稿本》,北京《故宫珍本丛刊》所收奏进本,另中国国家图书馆尚藏一本)陆续为学者所知,带动了唐诗文本研究的总体展开。学者今已了解,这部收诗不足五万首的大书,所收唐前后之诗逾千首,互见诗(即同一首诗见于两人或多人名下者)超过6800首,失收之诗(包括《全唐诗》成书后发见者)近万首,《全唐诗》之不尽可信任,已为学界公识。只是当代学者新编《全唐诗》之议,已说了几十年,尚未能实际完成,此一工作难度,可以想见。与《全唐诗》相比较,《全唐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全唐文》的初本出自海宁陈邦彦所编,因为原本不存,也只能从《全唐文·凡例》等零星记录中得到点滴印象。二十多年前,我曾撰《述〈全唐文〉成书经过》(以下简称《经过》)一文(刊《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广搜清人的零星记录,对《全唐文》编修的起因、“内府旧本《全唐文》”的可能面貌、《全唐文》的主要撰修者、《全唐文》之用书普查、《全唐文》之体例得失、《全唐文》编修质量不孚众望的原因,在当时情况下,似乎已经做了竭泽而渔的努力,有所发明,也深感此一课题再往前推进之困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我的主要工作是编纂
《全唐文补编》,在今所能见的唐宋以降典籍中,在复核《全唐文》已收未收文本的基础上,为该书作补遗。披检群籍中发现有疑问,陆续有记录,后整理为《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刊《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和《读〈唐文拾遗〉札记》(刊《中西学术》第一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6月)。因为我的工作重心是为《全唐文》作补遗,主要精力放在新见唐文的鉴别、考订与校点,有关《全唐文》的研究与考订,仅是旁骛兼及,不可能做到深入探讨。前述检讨成书经过一文,是为《复旦学报》校庆九十周年专号而撰,仅用两星期赶写成文。

学术;文本;学者;唐诗;编纂;全唐文;研究;古籍整理;拓本;校勘

纂修《永乐大典》的文献依据,为明初文渊阁所藏典籍,实宋、金、元诸朝中秘藏书之荟萃。因之,《永乐大典》所收之书,多世无传本者。孔凡礼、卞东波等学者均曾据以考察宋人佚集。今所得佚文也丰富了宋人集部著作资料,这里仅举别集及诗文评两个例子。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引有《瀛洲集》,凡四处:卷二八一二引诗《子新令郎作墨梅有奇趣》2首、《观月秋作梅》1首,标为“瀛洲集”;卷九七六三引文《雪岩说》,标为“瀛洲集家铉翁”;卷二○三○八引文《一庵说》,标为“瀛洲集则堂先生”;卷一九八六五引诗《水竹诗》2首,标为“瀛洲集”。栾贵明《永乐大典索引》归此集于元人徐世隆下。但依《永乐大典》引录诗文的方式,此集必定与家铉翁有关。家铉翁文集早佚,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则堂集》六卷,未收上述诗文。则四库馆臣并不认为《瀛洲集》是家铉翁文集。《全宋文》册三四九页八○六六辑其中标家铉翁名号的二篇佚文,而《全宋诗》及其订补之作未录其中五首诗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二引录此集,明确标为“则堂先生瀛洲集”。如此,可确认此集为家铉翁所著。家铉翁晚年居河间,此地唐为瀛洲,故其集又有名《瀛洲集》者。诗文评方面最有价值的是《蕙亩拾英集》。“永乐大典本”文献引此书韩择中妻马氏诗2首、黄公举妻诗10首、王安石女弟王文淑诗1首、郭晖妻诗1首。知此集专收女性诗作与本事,丰富了女性诗人群体资料。

夏婧博士成长于上海,本科在复旦中文系学习,硕士、博士皆获免试直升,由我忝任导师。她基础札实,硕士期间做过《太平御览》引书与《北齐书》文本的研究,让我看到她踏实勤奋的读书能力与驾驭群书、发现问题的悟性。对进入博士阶段的学生,我一般会提供若干可以做的选题,与同学反复讨论后再确定。与夏婧讨论的过程已经不尽记得,就我的习惯,一般会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展开途径、开拓空间与完成困难。就《全唐文》来说,我先后肄力于此接近十年,更了解做好此一研究,必须要完整地驾驭全唐一代的文献,对每一篇唐文之传播轨迹加以追索,再加原书成于清中期,更有必要广泛阅读清代文献,包括清宫档案以及嘉庆前后人的文集与论著,能否有重大的突破发现,则尚在未知之间。夏婧不畏艰难,勇于挑战,从逐篇文本的梳理开始基本的研究,日积月累,持续三年,按时毕业提交论文,在论文答辩时获得答辩老师的很好评价。记得当时有赵昌平先生与罗时进先生出席,盛赞其论文行文老练,学风踏实,新见纷呈,将《全唐文》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推进了一大步。此后她随周振鹤教授作博士后研究,兴趣转为《水经注》的文献学考察。2015年起出站留校工作,复经三四年的认真打磨与补充,终得定稿付梓。我受委撰序,先期细读全书,愿意在此将此书的新收获传达给关心唐代文史研究的学人与读者。

清编全唐诗文的成就与缺失

佚篇中序跋类篇目,多载集子编纂详情,有助于考证宋集版本及流传。如郑侠《西塘先生文集》,传世文献仅载宋孝宗隆兴至宋宁宗嘉定年间的四次刊刻。而《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七载文及翁咸淳二年《西塘集跋》,有云:“前太学博士林伯常甫生郑公坊,慕介公节义,兴贰郡于漳也,以公常侍亲宦游,援引古谊,列祠学宫,刻公父集,昭示不朽。”知宋度宗咸淳时林伯常亦曾刊郑集于漳州,郑集又增一宋刻。另如司马光集,学者认为有名《传家集》之宋刻,今已不存,仅能据同一系统的明刻本辗转推测其源流。《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六载陈冠《温公传家集序》,有“右《司马文正公文集》,总八十卷”“嘉定癸未,公四世孙遵出守武攸,复以泉本刊于郡斋,课工未及五六,一而罢去,事遂中废。是年冬,宝婺应侯谦之寔未宣布之暇……益鸠木饬匠,严其程序,且俾冠订正其字画之舛讹。始于春仲,迄于冬孟。工告讫事,视旧本加核”等语,则此宋刻凡八十卷,乃嘉定十六年应谦之参以泉州刻本,在司马遵的基础上编纂刊刻而成。

本书分四章,大端其实是两点,一是《全唐文》的编修过程,二是文献取资。二者有联系,但致力方向则有所不同。

今人研究唐代诗文,主要还是利用清编《全唐诗》和《全唐文》。

佚篇中序跋类篇目还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批评史料。如嘉定时胡如埙注释唐人卢仝《月蚀诗》,一句一字,必详其所自出。其书虽已散佚,但《永乐大典》卷九○六载其《月蚀诗书》及《月蚀诗序》二文,对诗中“虾蟆以微物托于月,而为月之害”主旨反复探讨,以其犹“宦官以微类托于君,而为君之害”,诚为确论。另如宋末元初诗人陈杰,《宋诗话全编》摘其关涉诗论诗篇十四条,颇为零散。陈杰佚文《自堂存稿自序》,系统论述有宋一代诗歌,持“本朝诗不及唐”之论,认为宋之名家,不过据性情气质,宗唐之某家而已。对舍唐不学,反而学于《文选》者,在所摒弃;薄弃南宋中后期诗坛流行的江西末流、四灵等派。论诗要旨有两端:一是宗杜,进而肯定宗杜之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拔出一代,自成三家”者;二是“有补于诗教”,崇尚“诗三百”之典范。则陈杰虽处江西末流之下,能远宗《诗经》、杜甫,近参黄庭坚、陈与义,诗风迥出时人,无愧刘辰翁“高处已逼山谷,而下者乃近自然”之誉。其他佚篇蕴涵史料虽多只言片语,也别有意义。如《永乐大典》卷八九九载诗歌《又和前人》,四库馆臣误为宋仁宗朝胡宿所作,且诗有句“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显与“活法”理论始于南渡之际诗人吕本中之常识有悖。今考得佚诗乃南宋张明中所作,其人在吕本中之后,所以才能有“活法”之语。

就编修过程来说,本书有几点可以特别指出。

《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五年编成于扬州,由曹寅召集,彭定求等十位在籍翰林编纂,仅历时一年半即完成。现在由于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影印通行,可以知道迅速成书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两家的成果,以季书为主,以胡书补遗,稍作订补,删简校记,统一体例,匆遽成编。虽然问题很多,但毕竟完成唐一代诗歌的总汇,300多年来广受诗家和研究者之重视。

佚文有诗文传世作者之墓志,如《永乐大典》卷三一四八引徐良弼《陈博古墓志》、《永乐大典》卷二○二○五引陈恬《西台毕仲游墓志铭》等,提供了这些作家生平的完整资料。如释惠洪,周裕锴先生曾撰《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翔实谨严。然韩驹撰有《寂音尊者塔铭》,周先生以不得见为憾。笔者告之此塔铭现存《永乐大典》卷八七八三,很是兴奋。粗检此文,其中所云赐号“宝抉圆明”、“十九岁”入东都等,与其他文献不同;卒于“建炎二年五月甲戌”、“门人智俱等崇石为塔”等信息,也有补于存世文献。谢表类佚文或佚篇末所载作者名衔也有类似功用。如李光佚文《知湖州到任谢表》《知洪州到任谢表》《知温州到任谢表》《知婺州到任谢表》,四库馆臣误辑入李正民《大隐集》,致使乾隆之后文献均有李正民知洪州、湖州、温州、婺州之误。

编修缘起及宗旨。笼络士人、彰显文治是一般看法。夏婧特别注意到嘉庆十三年(1808)修书诏颁布之初的说明是“崇文讲学”,十九年御制序则特别强调“至释道之章咒偈颂等类,全行删去,以防流弊,以正人心”,与前一年政令申明“修礼明教,秉正抑邪”一致,应与清廷当时疲于应对天理教教徒起事、整顿政务有关。

《全唐文》于嘉庆间下诏编修,由董诰领衔,实际主其事的则是徐松、孙尔准、胡敬、陈鸿墀等人。其工作底本是海宁陈邦彦于雍正、乾隆间初编的的所谓“内府旧本《全唐文》”,徐松等人又据得见的四部书、《永乐大典》、方志、石刻和佛道二藏,作了大量的遗文网罗和校正工作。历时6年,先后有50多人参与编修,终成书一千卷。存文20025篇,作者3035人,除首列帝王外,臣工均以时代前后为序。《全唐文》成于朴学既盛时期,主事者又颇具学识,在搜罗遗佚、录文校订、小传编次诸方面,均优于《全唐诗》。但不注所出则两书相同,漏收重收、录文缺误、事迹出入等问题也所在多见。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佚篇的文献来源揭示了《永乐大典》辑佚的特殊“基因”,具有垂范意义:须充分挖掘四种存在形态的“永乐大典本”文献。其一是《永乐大典》残卷及抄录本。今人辑录《永乐大典》佚篇,主要依据栾贵明所编《永乐大典索引》。但索引存在篇目遗漏及条目误置等遗憾。鉴于此,辑录时要通检《永乐大典》各卷文本,逐条复查、查考文献时代。且索引编成后,不断有《永乐大典》残卷被发现,如二○一四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残卷三卷,即可得宋人佚文1篇、佚诗160首、佚词12首,足见新发现残卷的宝贵。其二是“永乐大典本”别集未散佚的原本。清人据《永乐大典》辑录的宋集,有尚存散佚前旧本残卷者。如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十六卷,可得佚文43篇。其三是四库馆稿本、录副本、诸阁《四库全书》本、早期私家抄本及刊刻本等。《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四库馆臣辑佚宗旨及理念时有调整,同一辑本内容处于动态变化,以致编书不同阶段产生的各种“中间本”,与《四库全书》定本间,有大量异变。缮写时间越早的版本,越接近编纂时所据底本。诸阁本间有不同,如文渊阁本宋祁《景文集》六十二卷,而文津阁本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有诗文481篇,文渊阁本未收;阁本与四库馆底本有不同,如文渊阁、文津阁本王安礼《王魏公集》均为七卷,而国家图书馆藏四库馆稿本为八卷,卷七“杂著”类54篇为阁本整卷删去;阁本与早期民间抄本及刻本不同,如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静远轩刻本孙应时《烛湖集》,以四库馆臣邵晋涵抄本为底本刻成,较文渊阁本多文37篇。其四是清人所辑其他大典本四部文献。如清嘉庆时徐松辑史部著作《中兴礼书》及《续编》存佚诗159首,《宋会要辑稿》存佚诗18首。当下各类《永乐大典》佚文佚书的辑佚及整理,均当注意此一“基因”,方能臻于完善。

关于《全唐文》的底本。葛兆光教授《关于〈全唐文〉的底本》(刊《学林漫录》九集,中华书局1984年)据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考知,清廷重辑时所据旧本《全唐文》为海宁陈邦彦所编,由两淮盐政苏楞额在乾隆末年进呈。《经过》一文曾据法式善的记录稍有推知。夏婧有幸发现上海图书馆藏《全唐文目》钞本五册,曾为阮元所有,经比对有关陈邦彦辑本的各类零星记录,精密考订,确认这部钞本就是陈书的相对完整的篇目,可能是在新本编纂期间录副以便比对分析者。据此知陈书全书分十六函,每函十册,以撰人立目,收录具名作者近一千九百人,存文一万一千余篇,《文苑英华》、《唐文粹》、唐人别集所存文章,已经悉行收入,且于地方文献也颇有采录,可当“卷帙闳富”“采辑大备”之评价。至于此本之误收,如房玄龄名下收《权文公遗表》,将吕温自撰作品以“温自作”列目,将杜元颖编入初唐,将富嘉谟编入五代,皆以往所不知者。误收篇目,不仅有刘宋孔熙先、赵宋王珪文,将三国请立诸葛亮庙表误为后蜀文,甚至收到清人吴镜秋的词作。非单行篇目,则收入从《晋书》到《旧唐书》各史论赞四十多篇,又收入不少史传中的问答奏对语。夏婧更指出后者当录自明初所编《历代名臣奏议》。陈邦彦辑本总目之发现,夏婧认为此书“为清廷后续工作的展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还愿意指出嘉庆馆臣之新编,不仅纠正了陈书的众多错误,也彰示新本的总体学术质量,在常见文献以外增加八九千篇,谈何容易!

清代编纂全唐诗文,主要目的是存一代文献,供写诗作文之参考。二书完成一代文献的总汇,至今仍为学者所重视。与现代学术对文本完整、原始、准确的要求有很大不同。

(作者:史广超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典本宋代诗文文献搜集、叙录、整理与研究”负责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

关于编修人员。《经过》主要关心负责编纂事务的总纂官九人,本书则对所有正副总裁及总阅官、提调官、总纂官、纂修及协修官、收掌官及佐修人员,以及未列名而曾参与修书者,于各人生平及于此书之贡献,皆有细致的记录。对扬州刊校人员,则另列一节加以罗列,其中涉及嘉庆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秦恩复、梅曾亮、顾广圻、赵魏等。所涉细节很多,如以往一直传严可均因未能入《全唐文》馆,负气编上古三代以下历朝文,夏婧则确认严氏虽未入馆,但曾代为辑录《金石萃编》以外的碑版文,不存在入馆遭拒事。《经过》有一节写到总纂陈鸿墀与总裁董诰之矛盾,夏婧则指出陈因编书获优奖,被贬是因讹写先帝庙号,后期仍参与扬州唐文馆之刊校。

先说《全唐诗》。经过现代学者的反复研究,全书存诗49403首又1555句,误收非唐五代诗逾千首,重出互见诗约6800首,今人补录的佚诗已经超过8000首,至于录文讹误、小传差错、编次欠妥、体例未善等问题,也在在多有。

作者简介

《全唐文》成书的编纂定稿过程,则因有编纂底稿二种之发现,得以知晓许多细节。一为上海图书馆藏《全唐文》底稿七卷,为潘重规旧藏,2008年、2010年嘉德国际两度拍卖后成交,媒体多有报道。所存为卷510、卷512、卷513、卷531、卷539、卷551、卷556。二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全唐文》稿本十九册,存卷91至卷100之目录,及卷72、卷77等十八卷。从上图本可以见到,该本最突出的钞写特征是作者小传与首篇正文、各篇正文之间均不接续,每篇作品单写,且文本内有大量校订批语,如陆长源《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天头处有据正本、石本校录的大量异文,且因校改颇多,另誊清录正一遍,以便付刊。小传部分,则多先据正史本传节录,复据其他材料补充改写。具体篇目方面,也曾据多种文本会校,有时甚至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涉及文辞忌讳与避本朝讳的改动,也多存痕迹。北大本更见同一文曾经多人比校,许多批语粘签仍然保存。这些底稿,可以看到在乾嘉学术风气下编修诸臣之治学态度,可惜未能贯彻始终,已出校者也未能全部吸收在定本中。

再说《全唐文》。因为曾大量参考内府善本精拓,以及当时还保存丰富的《永乐大典》,该书保存有数量可观的仅见文献和最佳录文,但未能贯彻始终。如昭陵诸碑,文本极差。大赦文书常将一篇文章或全文,或片断,分录为五六篇。嘉庆以后,为其作补遗者代有其人,至今新见唐文超过两万篇,几乎与《全唐文》存文篇数相当。

姓名:史广超 工作单位:

《全唐文》初编完成后,于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由总裁董诰奏请付刊,至二十一年十月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奏告刻成,二十四年正月同人奏,则得嘉庆帝御制诗,补入刊本再度刷印。此三篇奏状在清宫档案中发现,知道《全唐文》定稿及初刊的基本情况,也知有御制序者为二次印本。

最近30多年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整理的成就和对全唐诗文整理的期待

夏婧发现,阿克当阿收到内廷移交的两部《全唐文》钞本,其中一部今存上海图书馆,每卷为一册,十册为一函,总计一百函,与阿克当阿奏状所述一致,为正副二本中的正本。夏婧比对后发现,正本部分篇目的增删痕迹,显示文本在正式付刻前仍经反复校改,最终篇目与刊本趋于一致,偶有拟删而未尽者。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间,唐代文史学界的成就举世瞩目,如果举其大者,我以为特别可以指出以下诸端。

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全唐文校档》,存105页,所涉为卷351至卷390部分。夏婧考察后认为校档内容源于对正副本的文本比勘,成于扬州覆校阶段的可能较大。相关校勘意见对唐史、唐制有充分理解,整理者凭借传统经史学养校正文字讹误的成绩尤为突出。但因书成众手,确当的校改未能贯彻始终,从而影响全书的质量。

一是以敦煌文献和石刻文献为重心的大量新见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刊布。目前敦煌文献的绝大部分已经有高清影印本的刊布,主要文本的整理校录和研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石刻文献的整理影印,20年前已经完成旧拓本的影印和校录,近年陆续新发现的文本数量尤为可观。此外,域外汉籍的介绍和研究也卓有成就,佛道二藏的数字化已经接近完成,传世善本的影印和流布也让学者可以便捷利用这些以往很难见到的文本。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全唐文移篇删篇补篇目录》,存三册,署清人蒋衡编。涉及移文185篇,删作者10人、文118篇,补文增作者14人、文54篇。夏婧认为蒋衡卒于乾隆初,未参与《全唐文》清廷重纂,也与陈邦彦书无关,编者为误署。此目录实际是在钦定《全唐文》付刊前,在扬州比对初纂正、副二本时所作的调整与补充,可部分反映初编阶段的文本状况。

二是唐代诗文作品和作家研究的深入。其中有关作家生平传记的研究,以1980年代陆续编纂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为代表,包括大量专著和论文,从一流大家到仅存一二篇作品的小家,生平基本脉络已经得到清理,有关唐代诗文的寓意解读、互见甄别、真伪考辨也有很突出的建树。

以上部分,因为第一手地发现《全唐文》编修、付刊阶段的大量原始文案,除正本钞本外,各部分均属零残,仔细推敲分析后,夏婧发现许多以往人们不了解的隐情,并由局部推衍全书编修体例与校订,新见纷呈,保证全书的学术品位。

三是唐人别集校勘注释,在旧本整理和新本笺注方面,都很有成就。一二流大家文集的整理本已经基本完成,传世的重要唐集之善本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有些别集有了三四种不同的新注本。其中前辈如瞿蜕园笺刘禹锡集,朱金城注白居易集,今人如刘学锴等注李商隐诗文,刘真伦校注韩愈文集,达到很高的水准。

关于《全唐文》的文本来源,日本学者早年做过两部很杰出的著作,在此不能不提到。一是平冈武夫、今井清编《唐代的散文作品》,一是池田温《唐代诏敕目录》。前者为《全唐文》中的作品逐篇标注文本来源,常见别集与总集都用到,虽然注出者仅占全书十之六七,毕竟很有用。后者非为《全唐文》而编,但将有唐二百八十九年间逐年逐月逐日所颁诏敕,均标识文本来源,无论完残,也不论《全唐文》收录与否。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辑录《全唐文补编》时,我曾向历史系徐连达教授借用过日本原版,收获很大。夏婧的目标是为《全唐文》所有二万多篇文章找到较早的文本来源,也希望确认《全唐文》编纂时依据的是哪一文本。在《全唐文》原书解题、校记、考异中,偶会提到,数量很少。前述编纂时的各种文档,有较多的线索,可惜当年因成于众手,为求画一体例,全书一律不注来源。夏婧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全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找到了文本源头。这一工作,她在提交论文前已经完成初稿,但彻底写定极其艰难,我建议她在答辩时可以不必提交。因为篇幅较大,此次尚难一起定稿,可稍晚另书出版。本书所附《〈全唐文〉编纂用书简目》,虽是简单的推测书目,即是据新编文献来源篇目排定,读者宜有所注意。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方有本书附录二《〈全唐文〉文献来源待考篇目》,除李商隐、陈致雍肯定出于《永乐大典》的近三百篇作品以外,待考者还有159篇,约占全书百分之零点八。此部分有近百则简注,对各文的相关线索加以说明,可知诸篇大致可靠,来源可能为《大典》或今所不知的地志、碑拓。

四是全唐诗文的补遗卓有可观。《全唐诗》补遗开始于日本市河世宁,近代以来则孙望、闻一多、王重民、童养年迭有所得。我继踵前贤,续有所得,1992年汇编为《全唐诗补编》,约得6000多首。此外,徐俊清理敦煌诗卷,续得近千首。唐文补遗始于清末陆心源,得3000篇,拙辑《全唐文补编》补7000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尚存文5000篇,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录文约5000篇,近年新发表墓志另有逾3000篇。

理解于此,可以说夏婧所治虽以《全唐文》为对象,她的学术储备则追求完整把握所有与唐代文史有关之典籍,所有用书也尽可能地遵循征用善本之原则,进而讨论体例与编纂用书,讨论编纂阙失,无不征引丰沛,行文简儁,分寸恰当,讨论深入。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讨论。

以上这些成绩,为专家所了解,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则很难完整地参考利用。整理全唐诗文,纠正清编二书的缺失,让前述各类成果可以为一般读者掌握,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学术工程。

别集是唐文辑录的主要来源,但各家集传本之早晚完残差别很大,本书对此有具体分析。如张说集,明清主要流传的是缺末五卷的残本,《全唐文》亦未征及三十卷足本,但又比四库本《张燕公集》有很多增加。夏婧分析,《全唐文》比四库本别集增加33篇,其中14篇亦见于三十卷本,但仍有十多篇仅见于三十卷本者失收,很可能当时曾征及与三十卷本同源的文本。再如徐寅集,四库本《徐正字诗赋》仅存文8篇,《全唐文》收28篇,除2篇存疑外,所增18篇皆见于《宛委别藏》本《钓矶文集》,可知所补可信,但后者仍有21篇为《全唐文》失收,知未直接采录此集。类似情况很多。《全唐文》由于广采文献,于各家别集以外均有增益,惜甄别稍疏。夏婧表列48种唐集在《全唐文》中有所增益的具体篇目,指出其中至少有48篇为误收、8篇疑误,这对今人整理唐集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唐诗文整理的学术难度和编纂方略

地方文献与石刻文献利用之分析,尤能见到夏婧综括文献、辩证取舍的态度。她分析全书,认为所取最晚文本或为嘉庆十八年修成的《溧阳县志》,段迥《匡城县业修寺碑》可能源自嘉庆十四年成书的《长垣县志》,而明末始出的钱镠《投龙文》,所据可能是乾隆《震泽县志》。她认为方志偶有依托文献,但各地修志层层递修,渊源有自,艺文、金石诸门尤多当地作品。石刻的保存往往具有地域性,清中期金石学兴起后,各地访碑颇多收获,许多今已不存,《全唐文》保存若干仅见的地方石刻。《全唐文》石刻搜罗虽广,辑校质量则颇为参差。所录有为最佳文本者,如郑仁表《孔纾墓志》,优于《金石萃编》与存世拓本。可惜多仅主一本,所选又未必为佳拓,不尽如人意者自多。

我曾在1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学术评价应该考虑八个方面,一、搜辑全备。二、注明出处。三、讲求用书及版本。四、录文准确,备录异文。五、甄别真伪互见之作。六、限定收录范围。七、作者小传及作品考按。八、编次有序。每一方面要做好都很不容易。而全唐诗文由于有清人原编的基础,新编本应该是原有总集的升级版,对于原书中的所有问题应该有所回应,对于清以来所有新发现的文献应做出处理,比新编总集应有更高的学术追求。相比较来说,最初提出改编《全唐诗》的李嘉言考虑在《全唐诗》范围内修订,今人新编唐文保留《全唐文》一字不动,仅将新发现文章附入,今人增订《全唐诗》对互见诗采取在书中卷次先后确定归属的简单办法,都难以满足学术界的期待和要求。就我之认识,全唐诗文整理应达到很高的学术追求,才有取代旧编,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价值,而欲臻于此境,从文献普查、善本选用、异文备校、疑伪辨订、体例划一乃至编排校对,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轻忽。没有一批真正的学力相当的志同道合者,是很难完成的。

《全唐文》对《永乐大典》的利用,是另一特别值得注意的分析。《大典》成于明初,凡22877卷,清代开四库馆时已缺约2000卷,今存仅820卷左右,不足原书的百分之四。修《全唐文》期间因曾调入《大典》,是学者最后一次大规模据以辑佚书。《全唐文》据《大典》录大宗文章而未注依据者,前人已经推测有李商隐文集与南唐陈致雍《曲台奏议》,总近三百篇。夏婧分析有几种情况,一是直接辑自《大典》者,可据今残本覆案录文;二是辑自四库馆《大典》辑佚书者。对《大典》本于唐文校勘之价值,也有所论列。

整理全唐诗,首先必须弄清,现在可以见到的50000多首唐诗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大约2/3唐诗,是靠各家别集保存下来的,此外则依靠各类总集、类书、史乘、笔记、地志等得以保存。而在见于记载的大约三四百种唐人别集中,保存唐人编次面貌的大约仅有二三十种,有宋本保留的大约六七十种,此外绝大部分是明人编次,很大一部分主要依靠几种总集和类书编录,虽然曾反复刊刻,但校勘价值并不高。可以说,唐诗整理大约近百家以别集为主整理,其余3500位诗人的作品则要广参群籍来校勘写定。

对《全唐文》的体例、编次、文本汇校、案语考异等分析,以及编纂阙失的讨论,也多很精彩,这里不作介绍。

同时还应指出,唐诗流传文本的差异和错讹,是很复杂的原因造成,其中既有作者反复修改推敲、作品重复应酬等因素,也有典籍记载以讹传讹,民间流传随意改动,后世版刻缺落顶冒,学者记录随意改写,后世诗家有意改窜,等等。举一个近期热点话题来说。“更无一个是男儿”,《全唐诗》收在后蜀花蕊夫人费氏下,源自陈师道《后山诗话》,据说她对宋太祖的回答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其实南宋吴曾《能改斋漫録》已指出在其以前的何光远《鉴诫录》已载为王承旨诗:“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是一首诗有两个文本,两位作者。据我研究,这位王承旨就是五代诗人王仁裕。而《全唐诗》花蕊夫人下收《宫词》156首,据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的研究,只有98首可能是其所作,另外58首分别是唐代王建、杜牧以及宋代王珪诗的误收,而就各诗涉及内容看,作者为前蜀后主王衍的生母顺圣太后徐氏,而非后蜀后主孟昶妃费氏。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在一位作者身上即存在作者之张冠李戴、诗作之不同归属、传本之伪误窜入等问题。在古籍整理之有序操作层面来说,当然要梳理《花蕊夫人宫词》的传本系统,确定底本和参校本,认真校定。但仅此还完全不够,必须充分查清其作品在存世典籍中的保存状况,并吸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就全部唐诗来说,几乎每位作者、每首作品都有其传播接受史和研究史,即在新本写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夏婧本书涉及大量唐文之细节研究,对真相之追究,看似细琐,其实意义非常重大。仅举一例。若干年前,我与学者讨论《二十四诗品》是否晚出,曾相信刘永翔教授的意见(刘文《司空图〈诗品〉伪作补证》,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期),认为“水流花开”一句为据苏轼《十八大阿罗汉颂·第九尊者》“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而写,旁证有南宋初许顗《许彦周诗话》云此二句“还许人再道否”,另惠洪、韩淲均以此八字为韵写诗。李祚唐先生撰文《“尽信书不如无书”之一例》(刊《文汇报》2005年11月2日《笔会》),认为《历代赋汇》卷一○六收唐刘乾《招隐寺赋》有“空谷无人,水流花开”,《全唐文》卷九五四也收了,证明是苏轼抄袭了唐人。我撰文反驳,认为镇江府招隐寺创建于南宋景定元年(1260),刘乾应为宋以后人,却苦于无法确认刘之生平与此文流传轨迹。夏婧考定刘乾为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国子监丞,此赋见于刘乾别集《鸡土集》卷一,清编《历代赋汇》误作唐人收载而为《全唐文》沿袭,让这一讨论可以圆满结束,足还苏轼以清白。

唐文的校录难度也与此类似。举例来说,昭陵诸大碑,碑文都是唐初的大文章,但碑文经千年日晒雨淋,漫漶严重,每块碑都有很多拓本流传,拓本的早晚、精粗、完残,差别很大。如《姜遐碑》明以后仅存下半截,有十多种拓本和录文。“文革”间出土上半截碑石,则需要重新拼接写定。敦煌三碑也有石刻与写卷的不同传本。再如大赦文书,存世较全的文本多有错讹,而史籍则有节引和改写的区别,即便日本学者《唐代诏敕目录》已经做了很好的索引工作,要重新写定仍不容易。再如作者归属,诏敕是以君主名义颁布的,但唐代大多保留执笔学士的署名,且如大赦文书学士一般仅起草大赦缘起一段,而大赦所涉及的政策变化,即涉及各职能部门的举措条流,则由有司拟定。

夏婧确定本书选题到初稿、定稿的近十年间,我一直在做清人所编另一部大书《全唐诗》的清理与重编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对夏婧所做工作的意义,更有许多彻骨切髓的体会。一代基本文献编纂,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造福后人的学术积累工作,理应追求更高的学术目标。清代编的这两部大书,虽然大家都用,因不说明文本来源,只是广搜博揽地将当时能抓到筐里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汇成总编。《全唐诗》更甚,基本是明以前任一一种书中宣称是唐诗的作品都放在一起。今人已知问题多有,又不知如何解决。特别在今日,学术资源越来越全球共享的氛围中,要编纂出满足各种不同学术与文化需求的读者之要求,又能为学者充分信任的一代总集,真是难上加难。我做过《全唐文补编》,知道《全唐文》以外的唐人文章,前人已辑未辑者大约还有两万篇左右,新编《全唐文》的学术难度及工作量,大约是重辑《全唐诗》的三至五倍,且要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就不能寄望集体编纂,我对此视为畏途,不知今后有人能胜任否。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谈到整理全部唐诗应追求达到备征善本精心校勘、备注出处以求征信、全面普查广辑遗佚、删刈伪讹甄辨重出、重写小传务求翔实、合理编次以便检用等六项目标。近年看法略有一些变化,即唐诗的文本多歧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新编总集有必要将这些多歧的面貌反映出来,没有必要一定说某本某字为是而他本为误;唐诗文本写定的目标,应该努力接近或恢复唐人创作的原貌,纠订后人的改动,包括题目、本事、诗句和编次等;对互见传误诗应该有所考辨,但毕竟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作品难以确断,不妨可以作附存备参,毕竟被依附托伪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必轻易忽省。

从本书中,我看到夏婧博士的冷静客观,看到她的审慎谨严,更看到她的从容成熟、理性大器。我很为她高兴,知道她还能做许多有学术意义的工作。年轻真好,可以有更长远宏大的计划铺展,可以有更多复杂的变化值得尝试、抱持期待,也送上祝福,当然更希望她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能力与才分向各方面自由地延展。

从全唐诗文整理谈古籍人才的培养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上谈了全唐诗文整理的学术难度和应该追求的学术目标,可以认为,真要做好此项工作,需要古籍整理人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知识和组织能力。

首先,必须掌握古代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的基本能力,从遵循规范入手,了解有关古籍著录、流传、版本、典藏、校勘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同时又能够错综变化,通晓此项工作的特殊要求和种种特殊变化,从而足以胜任此项工作,即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多年来指导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培养,逐渐认识到古籍整理的基本知识说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古籍文献实践中,要能够熟练掌握而运用自如,没有长时期的积累,没有对古代典籍和文化制度全面深入的把握,很难有大的成就。

其次,全唐诗文整理对学者的知识要求极其广博,其中涉及唐文的整理要求尤高。就唐诗来说,当然要求学者掌握古代诗歌写作各方面的知识,如声律、音韵、典故、制度、人事等诸多方面,而对于唐文来说,几乎可以认为是唐代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原生记录,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等各方面无不包容,尤其以涉及官制变化、行政举措、祭祀礼俗、人事迁转、制度兴废、地理沿革等方面为复杂易误。学者没有充分的学术储备,难以胜任此项工作。

再次,全唐诗文就存世数量来说,大约各有50000和40000多篇,字数均逾千万,对个人来说几乎是达到极限的工作量。现在比较提倡集体合作,我也赞同,但要完成这样大的项目,对主事者和承担者都有学力和态度方面的要求,不仅要确定体例、各方分工,尤应全力以赴,细大不捐,坚持始终。近年特别感喟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成就,原因曾概括四条,曰史观通达,曰方法得体,曰助手得力,曰亲力亲为。特别是亲力亲为,将个人的德、识、才、学贯穿始终。他《进书表》中自述:“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每读至此,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的奉献精神。全唐诗文的整理,如果没有一流学者的献身投入,很难有大的成就。

最后,特别想说到一代基本文献的建设,其目的是储材备用,客观忠实地反映一代文献的基本面貌,让各种不同学术方向的学者和不同阅读兴趣的读者可以充分信任地利用。因此,其学术成果的表达应该尽可能地客观公允,避免好奇创新;应该尽可能地兼顾各种文献的分歧矛盾,寻找最稳妥的表达;应该与一般作家作品研究分析有所不同,尽可能地排除个人喜好和主观选择;在涉及作品互见、传误等问题时,应该充分考虑两造的不同证据,避免强说和轻率。在这方面,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坚持没有文本依据时不轻易改字,是很好的范例。说一个最近发现的例子。《初学记》收几首杨希道的诗,从宋代以来就认为没有杨希道其人,将其诗收到杨师道名下。最近见到新出土墓志拓本,方知其人是杨师道兄弟,历来都过于想当然了。此外,一代文献处理不免泥沙俱下,求全和求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困局,也是编者和读者必须加以理解和体谅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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