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回忆

在人生短暂这几十年中,有些事很快地便忘记了,有些事,即使想忘记,也忘不了。我和郭澄清同志的接触就是这样。

我与作家郭澄清在1958年相识,那时我们还都是青年人。他生于1931年,比我大1岁,我习惯称他“老郭”。
1958年我在泊头市泊头报从事编辑工作,郭澄清在宁津县宁津日报当总编辑。因为我们俩业余都爱好写小说,便结为知己文友。

时光过得真快,一转眼,我的澄清大哥离开我们己三十年了。

郭澄清同志是1989年8月10日逝世的。他过早地离开文艺界,使人感到非常的惋惜和悲痛。这篇文章我是在他逝世的第二天写出的,李子同志写出了《哭澄清》,我们两人的稿子,同时送往《沧洲报》,因日报的篇幅有限,编辑说,这类稿子只能刊登一篇,所以我这篇东西只得撤下来。就这样,这篇稿子一直放了三十年,值老友澄清同志逝世三十周年,修改后,拿出来和读者见面,也算是对沧州文坛上挚友的一点怀念吧。

1989年,我任《无名文学》主编。天正热的时候,我接到山东省作家协会郭澄清治丧委员会的讣告,说著名作家郭澄清西行了,邀请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的心颤抖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溢了出来。手也颤抖,那蒲薄的一页纸也几乎拿不住了。忙看追悼会举行的日子,真糟糕,我打开信的时间,山东省的郭澄清追悼会也正举行。这还怎么去?坐飞机也来不及了。

我认识郭澄清,是在1961年。当时我正在宁津一中当语文教师。此时的郭澄清,已在全区、全省甚至全国赫赫有名了。因我爱好写作,对于郭澄清的名字早有耳闻。早想和他见见面,只恨没有机会。

郭澄清心境开阔,热情帮人,对友和善,品德端正,礼待同志,是我们沧州地区业余文学作者的共同文友。

不知怎回事?这封信会来得这般迟?是邮政局之过,还是发信人之过?不追查这了,追查也无用。这一天我给作者改不下稿去了,自己也写不下小说去了。澄清大哥的声音笑貌就老在我眼前晃,过去的交往,一幕幕涌上心头。我含着泪,提笔展纸写下了《哭澄清》一文。此文发表于《沧州日报》1989年8月27日,后又给了山东省《作家报》,发表于该报1989年10月7日。

1962年8月的一天,我在阅览室翻阅报纸,猛然间,看到大公报上,刊载了郭澄清的《黑掌柜》,我一口气读完,之后,向阅览室管理员,借了这张报纸,便跑到教室里,趁学生们课余时间,(我担任的的是毕业班,暑期学生还未放假)我把这篇小说,读给学生们听,并把小说的人物、故事、结构、情节、语言,都给学生分析了。“一个手是戥子眼是称,心眼就是定盘星的勤恳、不知疲倦、任劳任怨、朴实本分的买卖人跃然于纸上。”学生们听了,乐得直拍手,说,这小说写得真好。接着,我又向学生们介绍了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说,“作者是咱宁津县的人,他叫郭澄清,是咱县县委办公室主任。”

那时,郭澄清的短篇小说《杨平教子》在沧州报文艺副刊连载两期,我的短篇小说《队上的眼睛》也在沧州报副刊连载两期。报社文教组组长陈保党对我说:“郭澄清和你都能写,我们编辑传看了你们的小说都说好,以后再写了短篇小说,希望优先寄给我们沧州报。

此文发表后,反响不小,后发觉南皮县一作者在自印的书中特收入了此文,还把郭澄清在写作上的传奇故事大大渲染了一番。

有个学生站出来骄傲似的说,“认得,是俺时集乡郭皋村的人。”

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其中选入了郭澄清的小说《方方嫂》和《黑掌柜》两篇,选了李子一篇《饲养棚里的新事》,选了我一篇《桥》。
1964年春,河北省文联、省文化局在保定召开戏剧、文学创作大会,这次会从3月16日一直开到3月30日,参加会议的多达500人。郭澄清、李子、潘文敏和我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期间,我对郭澄清说:“你的小说写得好,所以《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选了你两篇。”他一笑,说:“你那篇《桥》和李子的那篇《饲养棚里的新事》,也都写得很好。咱们会后需要共同努力,使作品再上一个台阶。

我这一生,心中佩服的人,有赵树理孙犁老舍,这几位大师,只孙犁给我们讲过一次创作。我也无颜抢上去拜师。就是郭澄清离得近,他又没架子,是我最钦佩的一个人。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朋友,是老大哥,而且一见面就开玩笑。

还有个学生说,“我还和他家的小黑,同过学呢。”

保定这次大会还未开完,宁津县委打来电话说,有紧急工作需要郭澄清请假回宁津。郭澄清临走时,我和李子送他,我对郭澄清说:“你真是一位大忙人。
”他说:“咱们青年人忙点好。 ”我们互道再见,他就赶快去上火车了。

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座大山,是我最崇拜的楷模,我的小说语言以他为样板,时时在学。

……

澄清大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沧州文学创作界一杆耀眼的大旗。他那时就是河北省文联委员,带起了宁津一伙小说家。最有名的是郭洪江,吕俊君,张长森。此外还有也写小说相声小戏的张逢春(笔名肇文)。1964年,沧州文教局觉得沧州戏剧太弱,为加强戏剧创作,就把逢春从宁津一中调了上来。从此逢春就离开了宁津。

郭澄清同志在宁津县委办公室当主任期间,由他创意,有各单位筹资,由王祥云、孙世勋、县文化馆的张奎荣、具体操办,我们学校语文组的陈策同志也具体参加了。他们在郭澄清同志的的具体指导下,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宁津文艺》(铅印)16开本,地点,在县教研室。(在城关小学的西边)当时,在我们一中教师中,常写点小文章的,一个是陈策,一个便是我。陈策写诗,我有时写点散文和小说、小剧之类。张奎荣向我们俩约稿,陈策写了几首小诗,我写了一个小诗剧《进京之前》。结果,我们俩人的作品都刊载在《宁津文艺》的创刊号上。在一次县业余作者创作会上,我认识了郭澄清。之后,我常拿着我的作品,到他的家去,让他指导,他看了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品的优点和不足。在他的指导下,在1963年7月5号《天津农民报》副刊“打谷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卖镰刀》;1964年5月《天津晚报》、发表了散文《看戏归来》,《沧州报》在1963、1964年先后发表了我写的小说《少先队员》、《婆媳俩》、《芝麻和西瓜》,小戏《水涨船高》等,字里行间渗透了郭澄清同志的一片心血。

郭澄清善于团结文友,他既是我的挚友,也是河北一批青年作家、作者的好友。那时的青年作家张竣对我说:“郭澄清好接近,他能团结人。

1963年时,我为了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写了一篇小说,就大胆给老郭寄去了,求他指教。此小说寄出后,他没理这个茬儿,没半字回音。我等不下去了,就给在宁津一中任教的肇文去了一信,请他找老郭要回我的小说,我不等他指教了。

郭澄清同志,待人和气,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官架子,特别是对待爱好写作的人。

郭澄清1989年谢世,我们大家知道后,都心情沉痛。李子写了一篇散文《哭澄清》,发表在沧州日报上。到2004年,李子的散文集《运河情思》出版,他编入了这篇记实散文《哭澄清》。

不久肇文回信了。他说老郭看了你的信就笑了,说:这个家伙好冲,告诉他小说写得不错,己推荐给《河北文学》了。我看了信欣喜之极,忙给老郭去信感谢。此小说《河北文学》的编辑王泽震女士,又要我做了一些修改,在1964年12月号发出,发了个2条,这就是《黑牛》。

记得1964年夏天,我还在宁津一中忙着送毕业班。一天,接到南皮干校李子寄来一封信,说,他写了一篇小说《黑牛》,寄给郭澄清,至今未见消息,让我去郭澄清同志那里问问。我去郭同志那里,一问,郭澄清同志笑了,说,这小子,够性急的。小说写得不错,早推荐给《河北文学》了。

《运河情思》出版前,我自告奋勇为《运河情思》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写道:“郭澄清是宁津县人,他熟悉农村生活,他的作品从语言、故事到人物,都有浓厚的乡间气息。李子曾与郭澄清作过文学创作的切磋,他对郭澄清的作品、人品都很佩服,所以此书中他特地编入了《哭澄清》一篇。文稿一开头就讲,‘澄清,我的朋友,我的同志,我的知己’。
”我读了李子这几句出自心头的称呼,鼻子一酸,眼中含泪,所以就把这几句话,引入了序言之中。

1964年3月,河北省在保定召开一次大型文学戏剧创作会议。这次会议规格高,沧州地区代表团去了40多人。带队的是地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和地区文教局长。我和申身李泽有青县贾玉君等是团员。我们是在沧州集合,坐火车到北京,在北京下车,又倒车去保定。我们人多,每个人都带有简单行装,在北京站等车时间长。因人员散漫,一转眼人就走了不少。小偷一看有机可乘,悄悄上来拿东西。我们人还机灵,一招呼小偷就跑,我等那时都二十多岁,三十来岁,放开脚丫子就追,一边追一边嚷抓小偷,把小偷吓坏了,把东西扔了。我们捡了回来。无损失,闹了一埸虚惊。

我给李子去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不久,《黑牛》在《河北文学》刊登了出来。这就是郭澄清同志来往于业余作者之间的一件小事,其中,可见其生活的一斑。

《哭澄清》这篇散文的文本背后,反映了李子从青年时代就与郭澄清交为知己。也反映了郭澄清善于团结人、善于帮助人、善于结交人的高尚品德。

郭澄清没经历这埸热闹。他们几人从宁津出发,在桑园上火车,走德州石家庄,在石家庄北上,到保定下车。他们一路顺利,我们到河北招待处时,他们早到了。

郭澄清幼年的时候,才识过人,他1947年毕业于渤海瀛南中学。修改这篇稿子的时候,在北戴河我碰到了他的老同学,省政协88岁的老干部郑义同志。(郑义同志,原先曾在沧州地区文教局剧目组和我在一起工作,也是参加64年保定戏剧文学创作会的成员)他说,我和郭澄清在渤海瀛南中学是同学。他是中学班我是师范班。

其实郭澄清在河北省的挚友,不只有我和李子,他与其他青年作者的友情也甚深。他在生前,文友们都愿意向他学习写作技巧,郭澄清说:“技巧为其次,人品、作品中的感情才是第一,技巧往往出自感情之中。
”郭澄清逝世的噩耗传到沧州,沧州地区文联主席潘文敏闻之泪下,专程赴宁津吊唁。

我们沧州代表团驻河北招待处北院。那时没楼房,都是平房。非常简陋。一屋睡三人。可以在屋里洗脸。我记得老郭和肇攵还有一人住的西厢房。我去时老郭正洗脸。我进门问:哪位是郭澄清呀?他从脸盆中抬起脑袋:来的这位是李子吧?就看这个冲劲,我不会猜错。他边用毛巾擦脸边说:李子,老子李耳的后代,李耳,老子,儿子,下边是李子。这是刚见面,还没握手,就开起玩笑。我说,你郭澄清小说写的不错,可这滩长的真不怎么样!这穿戴不就是卖炸果子的吗?

渤海瀛南中学学校成立于1945年下半年,是公办学校,供给制,主要是给国家培养人才。地点,在东光县的连镇。(这儿离时集郭皋村有十几华里)学校招收学生一百余人。分两个班,一个中学班,一个师范班。校长,是县长点名要来的,叫李玉芬。学生的来源,一部分是抗日高小考去的。还有一部分学生是从原来的工作岗位被选拔来培养的。学校的中心是爱国、锄奸。郭澄清在这个学校里,非常活跃,业余的时间,常看他坐在阅览室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他已经早早地读过了,又开始读现代文学,鲁迅的,巴金的,老舍的。他这时,已在军区办的《渤海日报》发表诗歌和一些散文了。他的作文,常在班上被老师当作范文读。

他摸摸自己的下巴说:俊不了啦,就这个鸟样了!

学生间,常流传着他的传奇的故事:

郭澄清党性真挚,工作积极苦干,他密切联系广大干部、广大农民,孜孜积累素材进行创作,至于自身的衣着打扮,常常不修边幅。

别人来参会,都得换换穿戴,他还是在家的那一身衣裳,那时虽到了春天,但天气尚冷,大家仍是棉祆棉裤。他上身是一件家做的小棉袄,外套一件制服褂子。那制服外壳袖短身量也短,里边的棉袄露出半截袖口,屁股后头也露出一大块棉袄下摆,特别难看。棉裤也是家做的,是大裤裆大裤腰,他外套了一条制服裤,制服裤太短,里边的棉裤腿露出好长一块。鞋,是簿塑料底的布面鞋。天这般冷,他的脚可吃亏了。帽子倒是呢子的,但帽圈上尽是油泥,遮阳有半边耷拉着。我说看咱这作家,这打扮,和卖果子的差不多,这帽子,电影《青松岭》钱广那帽子是借您的吧?

说他放秋假,回家刨玉米,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小说,边看边刨,三亩的的玉米刨完了,一本小说也看完了。

“不修边幅”一语源出《后汉书》,是说一个人不注意讲求自己衣帽的样式,即今天人们说的不注意穿衣打扮。郭澄清不修边幅,不是无新衣新帽,而是工作和写作占去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没有闲情在穿衣打扮上下功夫。

我和他开嘴仗,逢春(肇文)在一旁紧笑。

一本三字经,倒背如流。

同样,我也是不修边幅的人。1958年我在泊头市委独自一人编《泊头报》,天天为编稿而忙。记得在秋风扫落叶的时候,我上街买了一条单裤套在绒裤外面,一直到第二年春草发芽时才脱下来洗。洗后轻轻倒去盆中的水,只见盆底沉下一层污泥,我用手指头在泥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忙”字,自己觉得好笑。

那时逢春也就二十七八岁,小伙子一表人才,我们也是初次见面,一叙谈起来,还都毕业沧县师范,是校友。就越发亲热了。

一分钟能画出全国的地图,并能说出各个地方的特产、风物,人情……

记得是在1959年,我和郭澄清一同从沧州坐上火车,我回泊头市,他回宁津县,我们一路谈诗说文,不知不觉到了泊头火车站。我拽着他的手说:“你到我的编辑室坐一会儿,再乘汽车回宁津。
”他说:“这也好。 ”

这个会开了半个多月,澄清大哥也就参加了七八天,就请假回宁津了。因那时他是宁津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离不开他。县委书记几次打电话催他回去。他只好退席了。在他参会的七八天中,他住的那屋可热闹了。只要不听报告,不去开大会,那人就挤破门,座无虚席,三个床上两个小凳子上,都坐满了人。就这样,还有人来。邀稿的一个挨一个。《河北日报》的副刊编辑戈红来了。她挎着个非常高级的小手提包,贼亮的小皮鞋,走路咯咯地响,大家忙给她让地方。她挤进屋,冲澄清就说:老郭呀!这次你说什么也得给我们写一篇了!别推辞了。我回去就等您的稿子!澄清忙说:这回不推了,准写,您就接稿吧!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学校搬离了(连镇)铁路线。迁移到,东光县的张彦恆。1947年下半年,学校解散,学生毕业。毕业后,学生大部分参了军。老郑说,他去了部队,参加渤海一军区的卫生训练队,之后,到渤海军区联络处做情报工作。也有的去了地方做行政工作和教育工作。

当时是夏天,他上身只穿着一件半截袖的白色衬衫,衬衫上有明显的汗迹。我送走郭澄清后,门口传达室的同志问我:“你领来的客人是谁?

这回澄清真没放空炮,我记得不久《河北日报》”布谷″副刊以头条位置发了郭澄清的小说《共家两代》。

解放济南之后,郭澄清脱了军装,回到宁津,参加了教育工作,来到了城关完小当上了校长。还兼一门地理课。他上课时,先让学生把课本扣住,只听他讲,他讲到那个省的地理位置、山川河流,物产环境,气候名胜等,边画边讲,有声有色,等他讲完了,再让学生打开课本,和他讲的一对,和书上的一字不错。所以,他调出学校后,很长的时间,其他的老师不敢接他的地理课。

我说:“是宁津日报的总编辑。 ”

在保定会议的几天,常往郭澄清屋中跑的,还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任希儒。他和澄清大哥的关系不是一般亲宻,他去了,看看人员尚少,就躺在澄清的床上打腻。澄清只好坐在床角边让他躺,俩人眉眼之间,比亲兄弟还亲。后来我才知,在此之前,澄清大哥在百花出版社出的小说集《社迷》,责任编辑就是任希儒。最近在网上读郭澄清写的《马振华英烈传》的《后记》,他和任希儒,还有百花的一位编辑,曾合作一同调查马振华的革命事迹,澄清称任希儒为师,可见任先生在澄清眼中,是什么样的分量了?

郭澄清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往往一万字的小说,几个晚上就写出来。

他说:“真是什么人亲近什么人,你穿的裤子半年才洗一次,他穿的白衬衫起码两个月没洗,你们编报的人,就知道天天趴在桌子上看稿子。”我听了这话,忍俊不禁,向编辑室边走边想,我与郭澄清忙得不修边幅,竟被门岗同志看了出来。

把话题拐回来,仍说保定会议。保定会议,省里真下了力气,把北京的陈荒煤、侯金镜都请来了。陈荒煤真能讲,他那时在中央管电影,情况特熟,一报告闹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小组讨论,大家聚在一屋,有四十多人。开始谁也不发言。主持会的人说,叫咱们的大旗老郭谈谈吧!这时澄清坐在一个角落,歉虚地说:让大家说!让大家说!主持会的人说:您就别歉虚了!大家欢迎!大家马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老郭不讲不行了。开讲。他不光文章写得好,幽默有风趣,讲话更有功夫。他讲话也多四六句,和写的文章一样,一句比一句有劲。他说写工农兵,就写农民讲,写农民锄地,怎样往前扔锄,怎样往后拽锄,前腿要躬,后腿要绷,两膀用力,胳膊使劲,这样才能把锄拽过来。他说到得意处,手舞足蹈,连说带比划,这发言,形象极了,本人就是一台戏。他说得嘴角倒白沫,也不歇劲,这个发言既形象又生动,大家听得非常上瘾。他想不讲了,大家不干,这一上午没别人的发言,他全包了。

他多才多艺,除教书写文章外,他还会编筐、编笊篱、焊锡壶、做木匠活,(木匠活是向他父亲学的)1951年,宁津一中成立,他调到一中任教导主任,全权负责教学和筹建工作。被下放到基层后,他一度曾到道口镇完小任教。后来又回到了城关完小,边教学,边写作。这个时期,他又写出了《郭大强》、《万灵丹》等小说和诗歌,刊登在《河北文艺》上,他干什么都很认真,干什么都要争强,这也是他性格一个方面。

郭澄清在青年时代,心里想的、手头忙的有两件事:一是工作,二是创作。这使我想到:现在报上登的一些青年人,自己糟蹋自己的年华,竟然有的吸毒,有的绑架,有的拐骗,他们从歪门邪道一直走进监狱,实在可恶、可恨,但又可叹、可惜。郭澄清为工作为写作奋斗终生,是当今青年做人的好榜样。他不仅有短篇小说集《社迷》《公社的人们》《小八将》出版,也有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出版,而且他还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刀记》《龙潭记》《决斗》和《历史悲壮的回声》,成为中国当代一位著名的作家。

他不保守,愿把自已在创作中的经验体会告诉大家,愿把在业余创作中的酸甜苦辣向大家倒。我曾问过他:您当着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的大事小情都找您,您哪有时间写小说?他说,要说时间是够紧巴,可你得会利用。平时工作报告写完了,在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无事了,点上根烟一吸,我就进入了小说的构思,有人来办事,咱就办事,那人走了,我的构思就又开始了。晚上无人找了,一宿就一篇小说出来了。咱这小说都是这么来的。

郭澄清在县委工作的期间,工作很忙,几乎县委中大的报告,都要他亲自去写。当时,县委书记辛生很器重他。有一次,在县里召开的数千人的大会上曾表扬他说:“郭澄清,别看其貌不扬,可文章写得很好!”

宁津县位于山东与河北的省界位置,这种县往往归属多变。宁津县在1949年属于山东省的沧南地区所辖,我在1949年秋考入了宁津县曹塘(村)“沧南地区联合师范学校”,到1951年7月我们首届学生毕业(学制2年)时,已撤销“沧南地区”,将宁津县划归德州专区。到1952年宁津县划归河北省所辖,到1964年又划归回山东省。所以从1964年以后,我们河北省沧州地区的作者与郭澄清开会联系少了。我向山东著名诗人苗得雨打电话说:“你与郭澄清工作会议见面多了,我与他会上见面少了。
”苗得雨说:“这无妨,那咱们就到全国作协召开的会上见吧。 ”

他这么干,年纪轻还允许,到上点年纪,疾病就找上门来了,这是躲不开的厄运。是无法的事呀!

他生活朴实,平常不像个县的干部,经常是一身黑布裤、褂,挽着腿,像一个地道的庄稼人。他干起工作来一阵风,写起文章来也一阵风。60年代初,是县委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是他的作品产量最高的时候,此时,他发表了轰动全国的《社迷》、《黑掌柜》、《男婚女嫁》、《公社书记》、《茶坊嫂》等。

读张逢春的回忆文章,在保定开会的七八天中,晚上一宿,他老是上厕所解手。那时我们不懂,这是他的前列腺出了毛病,郭大哥一心一意就是创作,他恐怕也不知这是大病,就是知道,他视时间如命,也不会去找医生诊治的。

他善于交朋友,特别是文艺界的人。宁津县因为郭澄清写小说,便涌现出一批写小说的人,像郭洪江,吕德录,张长森等。

据说郭大哥平时很少洗衣服,一大堆衣服堆在一个角落,身上这件脏了,就脱下来往那儿一扔,从那一堆中再找件干净些的,又穿在身上。外边下雨了,好,叫老天给洗洗吧!把这一堆脏衣服都晾出去,叫雨水一冲,就算洗了。这叫自然洗衣法,还是老天爷帮助人,洗衣也不用花钱。

1964年春,在保定召开的全省戏剧文学创作会上,我和郭澄清住在一个屋里。那时宁津还属沧州地区,去保定参加会的总领队有地区宣传部的部长张润芬,文教局长王瑞民。宁津县代表,有郭澄清,宁津梆子剧团团长雒兰芳,我,还有一个演员。他此时身体不太好,一宿要起来好几次——这也许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但他仍不知疲倦地接待了全国各大报和一些出版社的记者、编辑,向他们谈自己的宏伟的创作计划。

澄清大哥,除了工作就是文学,他的生活真简单到不能再筒单了。

同年,我调地区文教局搞创作,便和郭澄清同志分手了。

还是说保定会议。那年春寒,会议期间下了一埸雪。这雪还不小,雪下到地上,一化就变成水。水中加雪,雪中有水,天气奇冷。澄清大哥就穿着一双塑料薄底小布鞋,那双脚得多冷?就这样在雨雪中去听报告,那鞋早湿透了。我们都穿皮鞋,大厚底,暖和多了。对他也没法帮助,看看他那双湿脚,心中只有隐隠作疼。

之后,宁津划归山东。从宁津的朋友那里知道,郭澄清同志正写长篇小说《大刀记》,并说他已调山东省文联,任山东作协副主席,成了专业的作家,但生活基地,仍在宁津。

我们去开会,在街上还走一大段路。走在一拐角处,好似是衡水地区几个参会的女作者,正聚在那儿,一看见我们几个,就指指点点地说,来了来了,那个那个就是郭澄清。原来她们聚在那里不走,就为看老郭呢!我向澄清悄悄说:她们都看您呢!澄清大哥目不斜视,昂首走自己的路,一边走一边说:看吧看吧!就长这个鸟样,怎看也俊不了啦!说完一笑。

一个出版社,将要出一本儿童文学集子,就指名点将地在沧州找了一伙笔杆子,集中在南排河的招待所里写。这伙人,白天,坐着船,由海堡上的渔民领着,去海里到处逛,晚上回来,坐在电灯下,穷侃,讲故事。有人说,那个年代,写作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故事里,没有阶级斗争,出版社是不会给你出版的。其实说起来也不难,那时,写东西有个公式可循:“支书不在家,队长犯错误,贫农来诉苦,揪出老地主。”想写的人按这个公式去填就行了。这话一晃就是三十年了,说来,也是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悲哀啊。

保定会议,开了半截,澄清大哥一走,沧州代表团驻地立马没了风水。上边来的人少了,不那么兴盛了。那时,我和申身等,虽也在河北文联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一书中上了稿子,但跟老郭相比,名气差远了。他是沧州文学创作界名符其实的大旗。可惜,这杆大旗不久却去了山东,这是河北文学界所未想到的,是河北省的一大损失。

郭兄能在那种环境下,写出了《大刀记》确实不容易。

就在1964年,在麦子打苞秀穗之时,我作为南皮县篮球代表队成员,曾随球队到宁津进行友好访问。这次访问收获最大的是又一次见到了郭大哥,也认识了吕德禄(俊君)和郭建军(郭洪江)二位小说大将。对这次会见,我在《哭澄清》一文中,有过详细描述,在此就不再绕舌了。到1964年8月份,我正被抽去下乡排涝,地委调我到《沧州日报》当记者,我就离开了南皮县。我在《沧州日报》工作了不几个月,地委又调我去地委办公室工作,这时巳到了这年的年底,我听说宁津马上要划归山东,而且人员调动一律冻结。我一听坏了,郭大哥走了,完了完了,再见面就难了,沧州的创作大旗拔走了。我忙向宁津县委要了个电话,一找郭澄清,很快就把他找到了。我告诉他,我不在南皮了,到地委办公室工作了。早想找个机会去宁津看您,这下子机会也没有了。您到山东如找我,打沧州地委办公室的电话就行。我们谈了一番别情,最后只好恋恋不舍挂机。

……郭皋村一座简陋的、三间红包皮的房子里,有一盏如今已没有了灯罩子的煤油灯,就是在这盏煤油灯光照耀下的一张小小的炕桌上——一包烟,一沓稿纸、一瓶墨水、一支笔,他几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写,写……墙壁上烙印着他的一个巨大的影子,在盯着他,不离不弃……(《风雨大刀魂》引言)

自此再无消息。我在地委创作上受到限制,干的很不如意,到1971年9月我又被调到地委宣传部报道科当干事,写通讯报道。约在1972年时,我曾到东光县找报道组的人写文章。和东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增岩、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士平,在一起谈起郭澄清。他们说他正在写长篇小说《大刀记》,我们这有他第一部的征求意见稿,您想看吗?我说求之不得,快给我开开眼!

1976年,我接到宁津文化馆寄来郭澄清同志的长篇巨著《大刀记》(三本)100万字。由于他用脑过度,患上了脑血栓,半身瘫痪。

我在他们那儿见到了这部《大刀记》。书印得很简单,小32开本,有三十来万字,白皮,红字。无封面设计,内文无插图。征求意见稿,印刷确实简单。

郭澄清同志生前,曾说:“一个作家主要是靠作品说话”他还说“
百年之后,我有一本书让人记住,过多少年,还能让人提起,我就满足了。”(《风雨大刀魂》引言)
郭澄清同志,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拼搏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在东光读完了《大刀记》上部全文。这书写得好,的确写得好,光开篇的楔子(引子)就二十多万字,可以说这二十多万字,郭大哥就使出了十二分的力气,这个引子就是精华。

郭澄清同志,英年早逝,他的去世,使中国文坛上失去了一员干将,沧州文艺界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战友。他的去世,给人留下了一片遗憾,按他的才华,如果,身体不是这样,那会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的,呜呼,哀哉!  

如征求我的意见,引子要短而精,再另写一个引子,现在这引子就是第一部,由此写下去,宏篇巨制就成了。

可惜我和郭大哥断绝消息巳多年,此意见只能深埋在心底,最后会有有识之士告他,他也会自己认识到,妥善合理地更改的。

在创上,澄清大哥曾遇到过高人,受过高人指导。在保定会议上,我们俩曾谈起过他的代表作《黑掌柜》。他说这小说写出,若不投给《大公报》,若遇不到《大公报》的副刊编辑刘北汜,这篇小说就在别处稀哩糊涂发了,闹不到这个成色。刘北汜老师手段高,他收到稿后又给我退回来,给我出主意叫我怎样修改。他的主意高,比我们高多了,我打心里服气,就完全按他的意见修改的,这一改,稿子比原先高了一大截,结果一见报,就响了。刘北汜老师也非常高兴,由此我们成了好友。他去南方釆访,特地在桑园下车,又乘汽车东行,到宁津看望我。世界上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编辑?他是我的老师,对作者真心实意彻底负责的老师,叫我碰上了。

我听了澄清大哥的谈话,散会回到南皮,就在全县学毛着的模范人物中,找出北徐庄供销社的经理何书贵,下了一番工夫,写了类似小说而是真人真事的散文《老货郎》。因《大公报》是商㐀报纸,这篇文章是特意给它写的。我要用这篇文章找到刘北汜老师,敲开《大公报》的大门。

文章发出不久,大公报来信,通知我文章己留用。就在这时,我被调入《沧州日报》。我赶快往大公报去信,告诉他们我的通讯地点变了。接之,大公报又向沧州日报来信调查我的政治情况,说有文章要发表。沧州日报管政工的李瑞图同志欣喜地告诉我,他己回信,李树栋同志(李子)是共产党员,政治上毫无问题,希望得到贵报的培养。

好事,光等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未白费劲,总算要把大公报敲开了。可是左等右等文章就不见报,结果等来的是退稿。大公报停报了。不再出报,这稿左挤右挤也没挤上去,只好退给作者。在来信中还说了好多客气话,一再道歉。这信未署刘北汜大名,但我知是刘北汜写的。文笔相当之好。

后来我从一些文章中得知,刘老师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汪曾祺是同学,怪不得手段高超,叫澄清大哥分外服气呢!

大公报停报后,不知刘老师去了哪里?现在可能早作古了!

澄清大哥的语言好,我一直把他作为我学习的榜样。他的语言,音阶短促,多为四六句,读起来铿锵作响,特别来劲。在他文章中很少有长句,粘粘糊糊,读了两行半了,还不见个逗点。在澄清大哥文章中,绝没这个现象。人物写得活,故事又有嚼头,生活细节又写得非常细腻有滋味,语言又那么利索,谁看了不喜欢?所以澄清大哥在五六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就象井愤一样,发得多多了。我们看了既羡慕又有点儿嫉妒!

澄清大哥的成就,是以后来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名扬天下。人称郭大刀。我认为他的成就还在短篇上。他的《黑掌柜》《方方嫂》《社迷》,是非常高超非常绝的作品。可以和孙犁、赵树理的小说比美。尤其是他的语言,比这二位大师一点也不逊色。请看他的《社迷》开头:

啥事也有“迷″,有“棋迷″,有
“戏迷″,还有“书迷″、“财迷″、“媳妇迷″……所有这些“迷″,俺村都有。另外,还有一个“社迷″。

就这开头,你不看下去行吗?很自然就把下文引出来了。这语言,都是小短句,读起来特脆生,象吃黄瓜一样,一咬喀嘣嘣响。

再看看他怎么写人物:

售货员五十来岁,粗高个儿,黑脸盘,高颧骨,妈妈嘴,当然这就是黑掌柜了。

这组语言,多是四六句,读之非常有劲,一下子就把人物活画了出来。

澄清大哥的语言好,这套功夫,巳炉火纯青,别人很难也有这两下子。可惜,这么有才的人,却早早地走了,他若晚走些年,得给我们多创作多少惊世的佳作呀?

澄清大哥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才活了59岁,给我们留下了《大刀记》《龙潭记》《马振华英烈传》等多部长篇小说;给我们留下《黑掌柜》《社迷》、《公社书记》许许多多的中短篇小说、随笔散文,中国的文学史上应该有重重一笔!澄清大哥九泉之下,可瞑目矣!

写至此,情绪激奋,不觉笔下涌出一副对联:

社迷传誉满中国,

大刀记声震华夏。

此联七言,不尽兴,又有一联涌出笔端:

给农民立传蘸干千池墨,

为英雄写史磨秃万支笔。

澄清大哥为了文学创作,硬将生命置之度外,拼上了性命,真是我之楷模!永远怀念澄清大哥!

2019年从酷夏到初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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