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本”《浮生六记》的作者问题

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提及的同学、师长、亲友、同事等数十位人名,言之凿凿,但往往“查无此人”。间有石琢堂、鲁半舫、杨补凡、袁少迂等几个真名实姓,掺杂其中,虚实相间,乃明清笔记小说的惯常手段,《浮生六记》极可能不是生活纪实,而是小说家言。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17年1月2日第5版发表的关于《浮生六记》的专题文章,对“足本”后“二记”的作者问题有所涉及,本文借此再作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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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1832年),字三白,号梅逸,长洲,清代杰出的文学家。清乾隆二十八年出生于姑苏城南沧浪亭畔士族文人之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曾

《浮生六记》刊行近150年,文坛评价不俗。俞平伯说它“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林语堂认为书中的女主角陈芸“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杨引传在苏州护龙街旧书肆中发现沈复《浮生六记》手稿的时间,最晚是在道光二十九年,此时就已经是“六记已缺其二”了。然而此后不久,杨引传的妹夫王韬从地方文献中发现此前有人见过全部书稿,并把资料寄给了杨引传。光绪三年,杨引传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将《浮生六记》辑入《独悟庵丛钞》,自撰序一篇,并请妹夫王韬撰跋一篇,另将王韬从地方文献中发现的管贻葄关于《浮生六记》的题诗六首和潘锺瑞题词置诸书前,于次年作为《申报馆丛书续集·纪丽类》的一种,排印付梓,这是《浮生六记》最早的刊印本。光绪三十二年,此书又在东吴大学出版的《雁来红丛报》上发表,才使该书逐渐流传开来。据初步统计,目前《浮生六记》的中外文版本已经多达140余种。其中,号称“足本”者只有1935年11月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着丛刊》本《浮生六记》。然而,该书出版后立即遭到林语堂等多人的种种质疑。其实,该书所附录的赵苕狂《浮生六记考》、朱剑芒《浮生六记校读后附记》对该书就已经提出了质疑,特别是责任编辑朱剑芒的质疑,以有关史实为依据,更是切中要害。赵苕狂是世界书局总编,他在文章中老老实实地说不敢判定真伪,只是出于对王均卿品格的了解,认为他还不至于作伪才出版此书,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托词。如今“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系伪造,早已有了定论。但是,后“二记”究竟是何人伪造,目前仍难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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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在的公开资料,《浮生六记》的作者是沈复,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人。他出身于小康之家,颇有才情,未参加科举,曾以卖画维持生计。他与妻子陈芸志趣相投,情真意切,甘于平淡,但因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生活的波折,理想终未实现。喜欢游历和结交朋友,偶尔去当官的朋友处兼职,并无大成。

首先应该区别“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的捉刀人和世界书局出版“足本”《浮生六记》的策划人。毫无疑问,世界书局出版“足本”《浮生六记》的策划人应该是王均卿。郑逸梅1981年撰写《〈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指出,王均卿曾经委托郑逸梅根据他提供的有关资料,补写后“二记”,被郑逸梅婉言拒绝。郑逸梅的回忆早已得到大家的公认。郑逸梅曾经于1980年9月致函俞平伯,谈到了所谓“足本”的问题:“世界书局有《浮生六记》足本,后二记不知出于何人代撰。当时王均卿一度与弟接洽,嘱撰二记,弟以笔拙不类,谢之。”得知这一切之后,俞平伯以为“今得郑老手书,上海商人请他作补,被他辞却,自是第一手材料,二记伪作,已无疑矣”。此书出版后,郑逸梅就认为“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是王均卿策划的,但不一定是他亲自捉刀,世界书局当有知情者。由于策划人王均卿在此书出版前不久就已经逝世,所以后“二记”的作者问题也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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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如此吗?未必。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提及的同学、师长、亲友、同事等数十位人名,言之凿凿,但往往“查无此人”。间有石琢堂、鲁半舫、杨补凡、袁少迂等几个真名实姓,掺杂其中,虚实相间,乃明清笔记小说的惯常手段,比如纪晓岚之《阅微草堂笔记》、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苏州弹词《玉蜻蜓》等。世上也多同名同姓者。书中男主角只是“沈三白”,从没提及他叫“沈复”,而索隐派硬给他取名为“沈复”,并把“沈复”的事按在他的头上。据书中所记,沈三白文朋诗友不少,他去世后,却无一人为他写墓志铭或悼诗,岂非怪事?所谓的沈三白生平,是后人根据《浮生六记》倒推出来的。“白”者,无也。“三白”者,或许便是无问来路、无问生平、无问去向的一个人。

其一,认为是王均卿撰写。如乔雨舟在1990年9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狗尾续貂王均卿》一文就持这种观点。徐重庆在《香港文学》2010年第11月号总第311期发表《〈浮生六记〉后两记是王均卿假托》一文,详细介绍了王均卿及其女婿季小波的生平事迹,十分珍贵,特别是其中引用季小波的书信提到:“《浮生六记》后两记实际是我岳父所作。”徐重庆认为:这“绝对可信”,似乎加重了这种观点的分量。此说恐怕是把捉刀人和策划人混为一谈了,其实季小波也没有为此说提供任何新的证据。

沈复 (1763年—1832年),字三白,号梅逸,长洲,清代杰出的文学家。

澳门新葡亰登入,笔者认为,《浮生六记》极可能不是生活纪实,而是小说家言。书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1915年,南社的王均卿,在进步书局编印《说库》六大函,把《浮生六记》收录其中,称该书是“一部具有真性情真面目的笔记小说”。《浮生六记》中写沈三白的父亲在外有情人,竟然是陈芸穿针引线,沈三白的弟弟嫖赌欠债,也是陈芸暗中资助小叔,此两事,冰雪聪明的陈芸都是瞒着丈夫做的。沈三白记叙爱妻这些事是何用意?只有小说笔法,才会如此巧设连环,津津乐道。

其二,认为作伪者另有其人。上海文史馆馆员王瑜孙在1989年9月26日的《团结报》上发表《足本〈浮生六记〉之谜》一文,将捉刀人和策划人区别开来,明确指出后“二记”的作伪者另有其人。王瑜孙说,据大东书局同仁告知,“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是出自一位叫黄楚香的寒士之手,酬劳为二百大洋”。

清乾隆二十八年出生于姑苏城南沧浪亭畔士族文人之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以卖画维持生计,十九岁入幕,此后四十余年流转于全国各地。后到苏州从事酒业。

1936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四篇翻译成英文,分期连载于《天下》月刊,后来又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并在序言中大胆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过后不久,书市就出现了“全抄本”。1938年,上海世界书局编辑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印出了包括所有“六记”在内的该书全本。出版者在“丛刊叙言”中说:“承粹芬阁主人以足本《浮生六记》相示,盖其亡友王均卿前辈得之于吴门冷摊者。是否为三白原著,因无可考。”编辑也对续补的后二记的真实性存疑。有意思的是那个王均卿,前番指出《浮生六记》乃一部小说,而今东施效颦,炮制出后两记从苏州冷摊所得,他知“冷摊”不可考也,实为利益驱使。

其三,认为是前人所写。洪静渊在《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2期发表《读〈红楼梦〉和〈浮生六记〉补遗》一文,认为后“二记”是近僧即潘麟生所作。洪静渊认为,《浮生六记》原名《红尘忆语》,又名《独悟庵丛钞》。在同治甲戌年间,书稿曾为武林刺史潘麟生所得。管贻葄为之题跋,认为《红尘忆语》“只有四篇,后二篇系以沈三白自况之潘麟生所作,并为六记”。由于该文自相矛盾,错漏甚多,缺乏足够的证据,这一观点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特别要指出的是,管贻葄逝世于道光二十八年,不可能给同治甲戌年间潘麟生所得《红尘忆语》写题跋。

他与妻子陈芸感情甚好,因遭家庭变故,夫妻曾旅居外地,历经坎坷。妻子死后,他去四川充当幕僚,此后情况不明。

且看《浮生六记》是怎么横空出世的?光绪三年(1877年),上海申报馆出版了《浮生六记》,这是最早的刊行本,有杨引传的序和王韬的跋。杨引传在序中云:“《浮生六记》—书,余于郡城冷摊得之,六记已缺其二,犹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记推之,知为沈姓号三白,而名则已逸,遍访城中无知者。”杨引传声称手稿是从苏州的冷摊上淘来的,关于作者沈三白,则“遍访城中无知者”。何谓冷摊?就是摆在地上的旧货摊,地点通常在苏州文庙、沧浪亭、玄妙观等处,摆摊的人物和时间都是不确定的。书中所记,沈三白在苏州城中也是个“白相人”,交游广阔,朋友众多,他父母的义子义女就有十多个,怎么会无人知晓呢?书中明确记载沈三白曾居苏州沧浪亭爱莲居西隔壁和饮马桥米仓巷等,总有邻居相识,怎会“三白一去空悠悠”呢?

管贻葄,字树荃,号芝生,江苏阳湖举人,曾任河南固始县知县、福建兴化知府,工诗词,着有《湘西斋诗草》二卷、《裁物象斋诗钞》等。管贻葄在世的时候确实见过全本的《浮生六记》,并留下题诗——《长洲沈处士三白以〈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此诗收在《裁物象斋诗钞》中。这是目前所知对《浮生六记》最早的记述,管贻葄见到了足本的《浮生六记》,并非如洪静渊一文所说“只有四篇,后二篇系以沈三白自况之潘麟生所作,并为六记”。

著有自传体作品《浮生六记》六卷,影响甚大,1936年林语堂曾将这部作品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杨引传又在序中说:“其书则武林叶桐君刺史、潘麐生茂才、顾云樵山人、陶芑孙明经诸人,皆阅而心醉焉。弢园王君寄示阳湖管氏所题浮生六记绝句,始知所亡《中山记历》盖曾到琉球也。”杨引传如此说,很可能他把自己“发现”(创作)的几卷《浮生六记》,请几位文友或前辈“斧正”,得到好评,增强了他付梓发行的信心。若非他自己创作的作品,仅是淘来的一本主要写闺阁之乐和游山玩水之类的残破旧稿,杨引传有必要把它呈现给叶刺史(高官)欣赏吗?

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管贻葄有一位堂弟名叫管贻萼,后人时有将二人混为一谈的,主要是把管贻葄误为管贻萼,洪静渊一文就有此误。

沈复简介个人资料

再看王韬的跋中有云:“余妇兄杨醒逋明经,曾于冷摊上购得《浮生六记》残本。为吴门处士沈三白所作,而轶其名。余少时读书里中曹氏畏人小筑,屡阅此书,辄生艳羡。是书余惜未抄副本,旅粤以来时忆及之。今闻醒逋已出付尊闻阁主人以活字板排印,特邮寄此跋,附于卷末,志所始也。”杨引传是王韬的妻兄,王韬见多识广,估计猜到那是杨引传的手笔,“沈三白”乃是假托,但没有点穿,一则因为彼此是亲戚,心照不宣即可;二则因为杨引传在咸丰十年(1860年)遭遇大变,家破人亡,妻子和两个儿子死于太平军之手,此后孤身抚养幼子幼女,可能捉襟见肘,需要稿费救济。晚清的稿费是可观的。申报馆把《浮生六记》编入《独悟庵丛钞》,要知道,“独悟庵”正是杨引传的书斋名。无论编也好,撰也罢,《浮生六记》的首功无疑归之于杨引传。

洪静渊文章中自相矛盾之处颇多,不足为据。季小波和王瑜孙的说法均应重视,但是笔者更倾向于同意王瑜孙的观点。笔者认为,王均卿由于身体有疾等原因应该难以自己捉刀撰写后“二记”,否则,他不必冒着泄露商业机密的危险去请郑逸梅撰写。而王瑜孙从大东书局的同仁那里知道代笔人是谁也很正常,因为王均卿不仅在大东书局有投资,而且长期主持大东书局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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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与杨引传一唱一和,俨然有《红楼梦》作者与“脂砚斋”的默契。然而,王韬的跋中有破绽,他说小时候就看过《浮生六记》,那时杨引传尚未从苏州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之手稿,(注意,是手稿而非钞本),王韬如何能“屡阅此书”?假如他少年时就在曹家看过《浮生六记》,那看过的是手稿,还是抄本?假设《浮生六记》早就流行于世,此前读过《浮生六记》的必然大有人在,可有谁知晓这个“沈三白”的身世来历?若王韬真的看过《浮生六记》全本,凭他的博闻强记,补写后两记不成问题,为何留下遗珠之憾呢?王韬与杨引传异口同声说沈三白“轶其名”,意思就是告诉世人,你们查不到沈三白的底细。

总之,世界书局出版“足本”《浮生六记》一书的策划人是王均卿,而后“二记”的作者,即王均卿所委托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寒士黄楚香。至于黄楚香的生平事迹,只能留待今后再进一步考察。

本 名:沈复 别 称:沈三白 字 号:字三白,号梅逸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长州,今江苏苏州 出生时间:1763年
去世时间:1832年 主要作品:《浮生六记》 主要成就:文学家

王韬所附的管贻葄题“浮生六记”的几个绝句,亦多疑点。王韬少年时读过《浮生六记》,还把管贻葄的题诗抄录下来,然后一字不错地记得,这个可能性很小。说诗句出自《裁物象斋诗钞》,题记为《长洲沈处士三白以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王韬是文学大家,又游历过欧洲和日本,那些绝句倒似出于他之手,颇符合他的经历与性情。也可能他看了杨引传寄来的《浮生六记》书稿,浮想联翩,作了六首绝句。从网络搜索,仅见管贻葄《裁物象斋诗钞》有清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此年王韬已三十九岁,不符合他声称的“少时”看过。因未见《裁物象斋诗钞》原版本,不敢妄下定论。

沈复简介

沈复
(1763年—1825年以后),字三白,号梅逸,清乾隆二十八年生于长洲。清代作家、文学家。著有《浮生六记》。工诗画、散文。至今未发现有关他生平的记载。

据《浮生六记》来看,他出身于幕僚家庭,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以卖画维持生计。乾隆四十二年随父亲到浙江绍兴求学。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巡江南,沈复随父亲恭迎圣驾。后来到苏州从事酒业。他与妻子陈芸感情甚好,因遭家庭变故,夫妻曾旅居外地,历经坎坷。妻子死后,他去四川充当幕僚。此后情况不明。

据考证,最后两卷系伪作,文字亦不如前。

杨引传生于1824年,一名杨隐禅,字醒逋,好饮酒,善词赋,与陶然齐名。曾在沧浪亭旁的正谊书院任职,著有《独悟庵诗钞》《独悟庵杂忆》《甫里寇难纪略》等。他是王韬的妻兄,比王韬年长4岁,两人都是长洲甫里(今苏州甪直)人,皆具文采,但个性迥然。晚清画家顾大昌评述杨引传:“甫里诸生,江听涛先生高足,抱道守朴,与人有情。遭难时曾援救余者。”说杨引传是性情中人,澹泊明志,在遭太平军凌辱时还帮助过他人。如此情志,莫非是“沈三白”灵魂附体?

沈复生平

少年随父游宦读书,奉父命习幕,曾在安徽绩溪,上海青浦,江苏扬州,湖北荆州,山东莱阳等地做幕僚。中年经商。沈复平时好游山水,工诗善画,长于散文。除《浮生六记》外,诗稿散佚,仅存《望海》《雨中游山》及题画诗数首。

为什么说《浮生六记》的作者疑似杨引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沈复《浮生六记》

沈复《浮生六记》简介

是他的一部自传体作品,系沈复所写的一部回忆录。“浮生”取一生浮荡不定之意,源自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浮生如梦,为欢几何”的感慨。

《浮生六记》原有六记,现存四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后两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已失传.以朴实的文笔记叙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欢愉与愁苦两相对照,真切动人。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曾将《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也得到如俞平伯等名家的赞誉。

道光二十九年王韬曾为此书作跋,称赞此书“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浮生六记》以及别的书正是采用“前序后跋”的手法。

沈复《浮生六记》特点

嘉庆十三年五月至十月著《浮生六记》自传体小说。

作者以纯朴的文笔,记叙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欢愉处与愁苦处两相对照,真切动人。书中描述了他和妻子陈芸志趣投合,伉俪情深,愿意过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惨痛。作者继宋代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及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之后,在《浮生六记》中以较长的篇幅记述了夫妇间的家庭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实属稀见。书中对山水园林、饮食起居均有独到的评述。

清道光年间,杨引传在苏州冷摊上得到此书手稿,其时后两记已亡佚。道光二十九年王韬曾为之写跋,称赞此书“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光绪三年杨引传交上海申报馆以活字版排印,距成书已70年。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名著丛刊》收有《足本浮生六记》,所补两记均是伪作。

沈复《浮生六记》介绍

《浮生六记》是清朝长洲沈复著于嘉庆十三年的自传体小说。清朝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的残稿,只有四卷,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以活字板刊行于1877年。“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沈复《浮生六记》内容概要

《浮生六记》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赢余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的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作品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本书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情节则伉俪情深,至死不复;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他乡,悲切动人。此外,本书还收录了清代名士冒襄悼念秦淮名妓董小宛的佳作《影梅庵忆语》。

沈复《浮生六记》版本

闻尊阁板《浮生六记》是最早的铅印板,有杨引传序和“尊闻阁王”王韬跋。杨引传序言中说“六记已缺其二”。王韬曾说少时曾读过这本书,可惜没有抄写副本,流亡香港时,常常怀念它。王韬在1849年为尊闻阁版作跋中没有说少时曾见过全本。

1936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四篇翻译成英文,分期连载于《天下》月刊。后来又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并作长序言。林语堂在序言中写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还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

过后不久苏州冷摊上便来出现“全抄本”,有卷五卷六,实为后人伪作。

俞平伯曾根据《浮生六记》的前四篇作《浮生六记年表》。

沈复《浮生六记》目录

卷一 《闺房记乐》

京剧《浮生六记》

京剧《浮生六记》

卷二 《闲情记趣》

卷三 《坎坷记愁》

卷四 《浪游记快》

卷五 《中山记历》

卷六 《养生记道》

附注:2005年秋,平遥人彭令在南京朝天宫“鬼市”上淘到一本名为《记事珠》的手抄本。经专家鉴定,确认是
清代文学家沈复失传已久的《浮生六记》中的第五卷初稿《海国志》。

沈复在《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志》中记述了大清使团途经钓鱼岛的见闻。

1808年,朝廷下旨册封琉球国王,派遣太史齐鲲为正使、侍御费锡章为副使,沈复作为太史的“司笔砚”也一同前往。

佚文中有如下记载:“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沈复的《浮生六记》被人教版初二语文教材所收录。

沈复的《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的一段被人教版初一语文上册教材所收录,名为《童趣》。

沈复的《浮生六记》的部分篇章也同时被苏教版初一语文上册教材所收录,名为《幼时记趣》。

沈复的《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的一段也被河大版初一语文上册教材所收录,名为《童稚记趣》。

沈复《浮生六记》世界各国译本

此书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可查有三种英译本,还有德国、法国、丹麦、瑞典、日本、马来译本各一。

英译本

最早的英译本是1936年林语堂的汉英对照本,后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在1960年出版《浮生六记》英译本。八十年代又有企鹅出版社的白伦和江素惠的英译本。该译本将由江苏南京译林出版社作为“大中华文库”之一种出版。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林语堂译。

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rtist. tr.
Black, Shirle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 Shen Fu; Pratt, Leonard; Su-Hui,
Chiang。New York: Viking Pr, 1983;ISBN 0140444297

德译本

Shen Fu:Sechs Aufzeichnungen über ein unstetes Leben.Müller &
Kiepenheuer, 1989 ISBN 3783380464

法译本

Shen Fu: Six secrets au fil inconstant des jours;Bruxelles,Éditions
F.Larcier,Traduit du chinois par P. Ryckmans. 1966

丹麦译本

Kapitler af et flygtigt liv. SHEN FU. Omstag, 1986

瑞典译本

Pilblad i strömmen.En kinesisk konstnärs självbiografi,Shen Fu,1961。

日译本

《浮生六记:うき世のさが》沈复作,佐藤春夫·松枝茂夫译,东京:岩波书店,1938年9月

马来文译本

Hidup Bagaikan Mimpi. (Fou Sheng Liu Chi). Riwayat Hidup Sa-orang
Pelukis Dan Sasterawan Tionghoa. SHEN FU; DRS LI CHUAN SIU.

沈复《浮生六记》评论

《浮生六记》的另一段公案

《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的一本名作。沈复,字三白,是乾嘉之际一个苏州无名文人,《浮生六记》为其仅3万余字的自传小文,写成后手稿零落,几被湮没。1924年被俞平伯整理标点首次以单行本印行后,不少出版社纷纷出版,一印再印,新世纪以来,版本尤多,可见该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及流传之广。我手头上有一本2000年8月出版的《浮生六记》,江苏古籍出版社版。其中有一个叫管贻萼的清代阳湖人引起了我的兴趣。查阅资料,却发现这个名字有误,应为管贻葄,这个葄字比较生僻,当为当年家族中排辈份得来。

管贻葄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每记各一,这是前两首:

刘樊仙侣世原稀,

瞥眼风花又各飞。

赢得红闺传好句,

秋深人瘦菊花肥。

烟霞化月费平章,

转觉闲来事事忙。

不以红尘易清福,

未妨泉石竟膏肓。

可见,这位管贻葄是个挺风雅的人物。根据黄健民先生搜集到的资料,管贻葄为管干贞孙,嘉庆十八年举人,河南固始县知县,工诗词,著有《湘面斋词草》、《裁物象斋诗钞》等。

其实,早在1980年代,俞平伯老先生,就是当年把这本书标点出版的著名学者,已经在报刊上载文指出过这个错误了。但是“管贻萼”这个错误的名字,却随着许多出版社不求甚解式的出版态度,一直流传至今,世面上只见到《浮生六记》中总是“管贻萼”的名字,而管贻葄的名字,反而不见于书载,很是可惜。比如我手上的这本江苏古籍版的《浮生六记》,明明已经是新世纪的版本了,却还是“管贻萼”,可谓“积习难改”。

著名作家、藏书家黄裳先生与俞平伯交往甚多,1981年,俞曾给黄书信一封,谈到管贻萼这个名字的确是问题。信中这样写道:“书未发,展诵尊藏《裁物象斋诗钞》,有题《浮生六记》诗,集岗署名‘阳湖管贻蕤树变’。按《六记》旧本、今刊俱作‘贻萼’,或字误,或更名未可知,而‘蕤’字决不误。得校正此一字,不啻百朋,亦快事也。以闻,平又及。”

由于出版旧籍并不涉及稿费、版权等等,所以出版社翻印古籍获利颇多。笔者所见,近三十年来,人民文学,湖南文艺,广陵书社,北京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等等国内知名出版社出版的《浮生六记》中,把“管贻萼”改成“管贻葄”的很少很少,似乎也正说明了当下的治学和出版态度。

一是经历。杨引传的经历与书中“沈三白”的经历高度重合。杨引传定居于甫里,涉足全国多地,曾在苏州沧浪亭畔的正谊书院任教。《浮生六记》开篇即言:“余生乾隆癸未冬卜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后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生日当然是假的,这与《红楼梦》第一回中介绍几万年前空空道人于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上刻录《石头记》是一样的套路。若沈三白果真在沧浪亭畔生活,为何遍城无人识呢?杨引传在沧浪亭畔生活过倒是确切无疑。杨引传的妻子是浙江人,叫叶心兰。两人相敬如宾,过着平静的生活。兰与芸都属于香草,品性高洁,“叶心兰”与“陈芸”岂非气息相通?杨引传与妻舅叶心友交情深厚,两人曾多次在杭州、武昌、四川等地交游,这在他的《独悟庵杂忆》都有记录。这段经历与《浮生六记》中沈三白的游历颇为相近,这些地方在书中描写颇为细致,因为他熟悉。杨引传原本安居乐业,怡然自得,而在1860年太平军攻入甪直后彻底改变了,他失去了房子、妻子和儿子,他还身中数刀,差点死了,遭受沉重的打击。《浮生六记》中,也写到了丧妻之痛,写到了无家可归,而且写到沈三白中年就戛然而止了,这与杨引传的心路历程如出一辙。

沈复与妻子

陈芸是沈复的表姐,长沈复十月,二人幼即无猜,芸生而聪慧,刺绣之余渐通吟咏,沈复眷其才思隽秀,缔姻。及长,花烛之夕,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自此耳鬓厮磨,亲如形影,常寓雅谑于谈文论诗间。二人琴瑟和鸣二十三年,年愈久情愈密,家庭之内,同行同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

沈复曾于七夕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沈复执朱文,陈芸执白文,以作往来书信之用。二人又曾请人绘月下老人图,常常焚香拜祷,以求来生仍结姻缘。陈芸于珠宝不甚爱惜,于破书残画反极珍视。芸尝着沈复衣冠与夫一同出游,知音相得。后芸失欢于公婆,夫妻几度受逐于家庭,二人痴情一往,略无怨尤,患难之间感情益深,然芸终因血疾频发不止,魂归一旦。因贫困,芸至死不肯就医,弥留时惟心心念念缘结来生。芸虽亡,而沈复对她的深情却无止境。沈复与陈芸的事迹在沈复的自传《浮生六记》中有详细的记述。

沈复夫妇为家庭所不容,固然还有家族内部财产争夺以及小人拨弄是非、蓄意陷害等因素,但最本质的原因还是他们夫妇二人率真任情的个性作风与封建礼法相冲突。以家长和传统的眼光来看,沈复就是一个“不思习上”的败家子,而陈芸则是助纣为虐的坏媳妇。尽管因此遭遇种种变故,但沈复始终不曾因自己的品行而忏悔,他自信与陈芸相亲相爱是夫妻应有之义,自信个人才性无可指责,所以他敢于敞开胸怀,坦然相陈。他或许算不上伟男子,却绝对是一位奇男子。

二是文笔。杨引传有相当的文史功底,光绪年间陶熙编撰的《周庄镇志》,专门请杨引传校正过。杨引传曾在陶诒孙所绘的《泛瀛图》题诗一首:“漫将诗句拟游仙,自有神山在海边。苦志欲填精卫石,轻装应办孝廉船。掣鲸才气当如此,跨鲤豪情亦偶然。我到中流思击楫,祖生早已著先鞭。”此等才情,具备创作《浮生六记》的功力。杨引传写过一篇洋洋万言的《甫里寇难纪略》,记叙了他亲见亲历的太平军进犯甪直的过程,大事小情,详略得当,干净利落,纹丝不乱。对于风景描写,也是寥寥数笔,栩栩如画。从他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观察仔细、对于世事时事颇有主见的人。杨引传的另一篇《独悟庵杂忆》也具同样的风格,文字清新简练,真可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由此可见,虽则题材不同,但正如俞平伯评价《浮生六记》说得那样,“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杨引传存世的作品与《浮生六记》的风格类似,极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沈复幼时记趣

沈复的文章《童稚记趣》(又名童趣或幼时记趣)被列入人教版初一上学期语文课本第5课(苏教版初一上学期语文课本第7课)

幼时记趣 沈复 (浮生六记-闲情记趣)卷二

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

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jiang通“僵”,僵硬)。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而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鸟鸣)云端,为之怡然称快。

余常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一惊。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

《童趣》/《闲情记趣》译文

我回忆童年时候,能睁大眼睛直视太阳,能清楚的看见最细微的事物,只要见到微小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查看它的纹理,所以常常能感受到超事物本身的乐趣。

夏天傍晚,蚊群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我私自把它们比作一群鹤在空中飞舞,我心里这样想,那有时成千上百的蚊子果然变成鹤了;我抬头看,脖子因此而变得僵硬。我又留几只蚊子在白色的帐子里,慢慢的用烟喷它们,让它们冲着烟雾鸣叫,我把这个景象比作白鹤飞舞在青云的景观,果然它们就像白鹤在云端飞鸣,因为这我高兴的拍手称快。

我常在土墙凹凸不平的地方,花台边小草丛生的地方,蹲下身来,让身子和花台一样高;聚精会神的仔细观察,把小草看作树林,把虫蚁想象为野兽,把凸起的土块比作山丘,把凹下去的地方比作沟壑,我便在其中安闲自在的神游,喜悦的自得其乐。

有一天,我看见两个小虫在草间争斗,就仔细观察他们,看得正兴致勃勃时,突然有一个极大的家伙,声势浩大地跳来,原来是一只癞虾蟆!它舌头一吐,两只小虫就被它吃掉了。我那时年纪小,正看的出神,不禁哎呀的一声惊叫。等我神情安定下来,捉住这只虾蟆,鞭打几十下,赶到别的院子去了。

三是传统。明清作家写小说,“为避文字狱,深藏功与名”,已成惯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金瓶梅》。世人皆知“兰陵笑笑生”,但“兰陵笑笑生”为何人,至今“轶其名”也。杨引传假托“沈三白”著《浮生六记》,未尝不可。至于“六记”缺“两记”的残本,也许是作者和编者故意为之的噱头。

假设杨引传真的从苏州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残稿,有个疑问需要确认,卖旧稿的摊主应该是翻阅过旧稿的,摊主也该是有点文化的人,知其价值而“待价而沽”。在《浮生六记》出版并引起反响之后,却没有哪个旧货摊主出来说,就是他卖的旧稿。因此,“从冷摊淘得旧稿”可能是作者故弄玄虚的把戏。笔者愚见,杨引传或许借“沈三白”的名义写了这本《浮生六记》之四记,里面掺杂了一些真人真事,但这是“文学的真实”,而非“生活的真实”。至于后两记,杨引传为何没写?因为他没有出访琉球群岛的经历,对于养生之道也无深入研究,留下悬念给人期待,反而不易露馅。《浮生六记》作者疑为杨引传,仅是一家之言,提供一种可能性,并非无懈可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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