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互文性叙事

大连图书馆藏《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其中《寓意说》结尾部分较其他刻本多出227字,余处多出43字,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印的极为罕见的张竹坡评点初刻本。《金瓶梅》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幻怪向人情写实转换的第一奇书。从宏大叙事到生活琐细的题材变换,从关注英雄到市井小民的人物转换,从遮蔽的日常到细节再现,《金瓶梅》表现出了独特的叙事特质与美学意蕴。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贿,设圈套浪子私挑

浦安迪在考察明代四大奇书时说:“奇书文体有刻意改写素材的惯例,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对素材作戏谑性的翻版处理,不再单纯地复述原故事的底本,而注入了一层富有反讽色彩的脱离感。”(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写定者通过素材改写、精细加工,重构一部奇书。这样文本间就构成了互文性,法国克里斯蒂娃认为,“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法·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文本从何而来?原有的片段、个人的组合、参考资料、突发事件、留存的记忆和有意识的借用”。(法·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由此看来,文本的形成不单是对既往的或共时的文本语词、段落、情节等的借用与改造,更应包含着对当时社会思潮、历史事件的深层观照。

(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计,西门庆茶房戏金莲)

《金瓶梅》开篇截取《水浒传》第23至26回,即以武松为主角的“武十回”的起笔部分,将《水浒传》“武松斗杀西门庆”改为失手错杀李外传,“义士充配孟州道”,让西门庆与潘金莲起死复生,敷衍了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至宣和元年(1119)这六年多的故事。据美国韩南的研究,《金瓶梅》的引文包含《水浒传》、白话短篇小说、文言色情短篇小说《如意君传》、宋史、戏曲、清曲、说唱文学等“明代文学的全部领域”(《韩南中国小说论集》)。从共时性和历时性视角考察《金瓶梅》的素材来源,可见出《金瓶梅》互文性叙事的具体策略:或直接抄引,如对《水浒传》开篇的抄引;或戏拟,如《金瓶梅》第八十二、八十三回陈敬济与潘金莲偷情细节袭用《西厢记》的“玉简题诗”等相关情节;或改造片段,如《金瓶梅》第五十九回雪狮子吓死官哥化用元杂剧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楔子之“屠岸贾训神獒扑咬赵盾”事。除了抄引之外,移花接木、改头换面,成为《金瓶梅》素材组接的基本结构方法。

一、故事最好的讲述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将“前文本”化用至当下本事,叙述间存在深刻的反讽意味。比如开篇介绍“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之一的白赉光时,白赉光叙述取名寓意时说,“是白鱼跃入武王舟。又说有两句书是‘周有大赉,于汤有光’,取这个意思”。“白鱼跃舟”出自《史记·周本纪》,“周有大赉”出于《论语·尧曰》,“于汤有光”出自《尚书·泰誓》。白赉光就是白赖、白来抢光的意思,一个市井无赖却引经据典,说的如此冠冕堂皇,除了捧腹解颐之外,对堕落时代的嘲讽被白赉光演绎得活灵活现。更妙的是张竹坡在其后的评语:“看他叙出十弟兄,虽一篇小小文章,却参差错落,而与西门庆亲疏厚薄,以及后文各人的行事、终身,皆不烦言而毕见,真化工之笔也,惟古史迁可以似之。”张评固然以史迁笔法目之,但此处却有预叙全书,预伏一笔之妙,更为精妙处在于行文巨大的反讽意味,似褒实贬,含沙射影,曲笔诛心。史家为春秋笔法,小说家则为反讽,带有共通的美学精神。

何谓挨光?偷晴(情)也。王婆,这个鬼混了一辈子的老女人在这回里简直是一个天才,十分光用在当代简直可以角逐奥斯卡最佳编剧,从“潘驴邓小闲”五件事起笔,再到一件事补充,再到十分光,几个“若是他”,几个“便休”,几个“不成”,直到最后一分“做完备”,井井有条,错落有致。不过平心而论,这份精彩是属于《水浒传》的,《金瓶梅》不敢居功,所以本回的研究重点我们放在叙事层面的技术问题上。

《金瓶梅》作为“世情书”的叙事范式,从结构的整体布局到素材的局部处理,再到具体的话语本身,其互文性叙事特质尤为明显。开篇即确立了“情色”作为整体话语构成的主要观照对象。作者用规劝世人的酒、色、财、气四箴起笔,意在惩戒。这与元明散曲中的艳曲具有极大的互文性。如《驻马听》四首:“乐酒忘忧,镇日醺醺饮数瓯……你早早回头,常言失事皆因酒。”“色胆如天,卧柳眠花谁明休……你早早回头,菱花照的庞儿瘦。”“得失荣枯,造物安排莫强求……你早早回头,荣华怎肯常相守。”“斗勇争强,各逞英雄不自由……你早早回头,强中自有强中手。”再如《西河柳》四首:“潋滟觞,滑辣香。三杯五斗入醉乡,性乱神昏没主张……将这酒再休尝,酒误了高人智量。”“红粉肌,白玉体。美孜孜年纪恰二十,剔透玲珑心性喜……将这色再休迷,色误了高人志气。”“宝货盈,钱物亨。青蚨堆到北斗平,尚自愁穷心不宁……将这财再休珍,财误了高人令名。”“胆志矜,勇力凭。虹霓气吐贯日星,不肯丝毫心让人……将这气再休争,气误了高人性命。”(林辰选编《艳曲》)艳曲指出了酒、色、财、气之害,重“戒除”之意。张竹坡“回评”点出,“作孽于酒色财气中,而天自处高听卑,报应不爽也”。《金瓶梅》由污言秽语、香艳场面、偷香窃玉事件构造的情色话语符号皆指向“悲财色”主旨,唤起读者对成人世界的巨大同情与悲悯,从而与明代社会观念构成深度互文,达到反讽的效果。“情色”意象本身承载的深层隐喻、修辞原则及阐释意义在此聚焦。袁宏道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袁宏道揄扬《金瓶梅》“云霞满纸”,其意不在诲淫宣欲,而是戒世导世,以铺张扬厉、豪奢华美、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汉赋《七发》,来喻指《金瓶梅》的声色之娱,恰切至极。情色只是皮相,床笫不过是社会腐化堕落的温床,蝇营狗苟,射利洁名,情色书写成为家国同构的深层隐喻,是色空观念的结构所指,亦是“众声喧哗”的修辞所在。

问题的起因是这样的:

世情小说勃兴于明嘉靖至崇祯年间,一方面明成化以来,“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病及文林……且每叙床笫之事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床笫之事“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与颠覆、解构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和人伦秩序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在陆王心学影响下,“好货”“好色”的思想观念弥漫开来,使整个明代社会文化心理产生了由内到外、由心到身的全面解放;另外,从小说自身发展看,艳曲、诗词、戏文等与小说的互文渗透,文人的精细加工,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书写,皆使此小道蔚为大观。

王婆对西门庆详细的讲述了十分光的计谋,接下来准备进入实操阶段,在这个局部,可能会有两种写作手法,一种是插叙其他故事,荡开一笔,比如写武松路上的情况,一种是直接马不停蹄冲入主题故事现场。文本采用了后一种,虽然难以比较哪一种写法更加优秀,但后者会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当实际故事确实按着计谋的步骤顺利发生时,应该怎么处理呢?文本就是按着计谋一步步展开,多余的不过是细节而已(后文即分析细节),也就是说,对于读者来说,这根本就是一个故事读了两遍,这样好吗?

(作者:郑晓峰,系哈尔滨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连图书馆藏明清小说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61]阶段性成果)

先来看看几个古代评论家的观点:

金圣叹:“挨光重作一篇文字读”。意思是后一段虽重复,但要当做另一篇文章来读。

张竹坡:“看他偏是照前说出者一样说去,偏令看者不觉重复,止见异样生动,自是化工手笔”。意思是后一段虽重复,但却更加生动。

文龙:“文字忌直,须用曲笔,文字忌率,须用活笔。挨光一层,早被王婆子全以说破,此一回不过就题敷衍,略者详之,虚者实之,两回仍是一回也。故《三国志》中,每设一计,只用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使人急于要看下文,方知如此如此,原来如此也。若事前和盘托出,则下文仍是如此如此,又安得谓为绝妙文章哉!”意思是两段重复,绝没意思,描写设计谋事之法不如《三国志》。

意见大概是二比一,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国志》又是怎么回事呢?

文龙所谓的《三国志》跟我们今天读到的《三国演义》相距不会太远,《三国》故事的招牌写法就是诸葛亮定计附耳秘言,结果实战中某时某地突出一军,“我奉军师将令已在此恭候多时”云云,初读之下确实让人一阵惊,一阵喜,全身热血翻腾。然则多次以后,我们就不免得出一个结论,根本不知道诸葛亮最初是怎么想的,他真是“多智而近妖”啊。

可以说《三国》采用的是地雷的写法,读者知道有人做过手脚,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等到发生的时候,很无奈地接受一阵惊吓……而《水浒传》和《金瓶梅》这段,采用的是定时炸弹的写法,读者看着炸弹安排下去了,知道早晚要处理这个炸弹,不是爆炸就是废掉,可大部分的角色却不知道,他们会随着时限的来临一次次地走近炸弹,这时候读者所有的心都悬在那儿,悬而未决……

显然,我是在说“悬念”二字。我个人认为,《三国》作为小说,最大的特色是把写人写得太好了,它将诸葛亮写成了古今完人。随时可以操控地雷按着自己的意愿爆炸的诸葛亮,并不能战胜读者已然知晓的历史,于是他的失败只能归于宿命不可违。回到《金瓶梅》文本,这一段故事虽然是王婆设计了十分光,然而王婆不是诸葛亮,读者对于十分光的操作可能性未必能完全信任,对故事的具体进展,对其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存在“万一不那样”的担心或思考,角色的每一步也可能存在性格的挣扎和努力,所以,读者可以相信,哪怕是“同样的”故事,只要有悬念在,有故事的张力在,就有继续读下去的理由。

所以,我的意见是,金圣叹和张竹坡在这方面比文龙有见识,“悬念”才是故事更好的讲述方式:作者应该让读者知道得比角色更多!只有这样,读者才会看着角色像钻进命运的口袋一样钻进作者的“圈套”里,不能自拔,看着潘金莲在别人早已设计好的圈套里“追求”自己的生活新趣味。只有这样,读者才会对角色报以慈悲和同情,对潘金莲原本看起来“罪无可恕”的“婚后出轨”给予理解。

二、讲故事的细节处理

的确,《金瓶梅》开头的这一段故事是从《水浒传》上抄袭而来,然而我们可以放下成见,换一种方式理解,即《金瓶梅》是对这段故事的另一份讲述,比如当时可能有一些艺人,他们都掌握了武松打虎到杀嫂祭兄这段流行剧本,却各自敷衍出不同的故事桥段。不同的讲述人,可能用不同的叙事逻辑,即便相同的叙事逻辑,也可能有不同的细节处理,下面我们就详细研究《金瓶梅》尤其是绣像本在逻辑和细节方面为故事讲述做出的技术升华。

先看一首来自词话本的七言诗:

从来男女不同席,卖俏迎奸最可怜。不独文君奔司马,西门今亦遇金莲。

写得好吗?

不,可以说写得烂极了。

文君奔司马说的是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事,且不说西门庆和潘金莲与此二人相差甚远,即故事本身也不大能比拟,文君奔司马,本身含有强烈的主动精神,但西门遇金莲要归咎于潘金莲的“卖俏迎奸”多少就有失公允了。

更有问题的是开头这句,“从来男女不同席”。中国自古有“男女七岁不同席”的习俗,《中国礼俗学纲要》里提到:“男女之嫌疑,如何辨之,则如男女不同坐,不共巾椸,乃至叔嫂不通问,不相为服,以此礼辨嫌疑,复以此礼保证其分辨也。”看明白了吗?男女不同坐,叔嫂不通问,所以当《水浒传》里的不可侵犯的“天人”武松下降到《金瓶梅》里成为一个七情六欲的凡人“叔叔”时,当他羞怯地“低头”时,当他对接下来的挑逗和勾引持“默认”态度时,我们就有了争辩的理由:男女同坐、叔嫂同席的错也不全在“我”啊!而十分光走到一半也就是王婆那出神地往脸上一摸时,虽然没有拒绝,但也没有主动,所以同坐喝茶又怎能全怪“我”呢?

也就是说,《水浒传》的原始意图是将潘金莲作为淫妇来写的;词话本《金瓶梅》是努力地写男女主角的偷情故事,然而还存有几分市井的俗气;而绣像本却有了文学的自觉,它试图通过潘金莲“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现代“三不”精神诠释一段更加符合生活逻辑的偷情故事。所以它将这首“莫名其妙”的诗果断删掉了——删掉俗气也就更加的文学!

我们强调逻辑,是因为初见西门庆的潘金莲,毕竟是在王婆的茶肆里,这和在家里勾引武松是完全不一样的立场。至少后者是主场,在家,对熟人;前者是客场,在外,对生人。在客场,她不是妻妾相好,不可能大声地说话;也不是卖唱妓女,不可能挺直腰板说话。纵使她再有偷情的贼心,有偷情的渴望,也只可能是保守、等待的,不可能迅速地沉沦为一个完全主动的淫妇的。绣像本正是按着这个逻辑去“改造”《水浒传》里的故事,并且精心设计了一个传神的动作,作为人物性格的“解码”。

这个传神的动作就是“低头”,从《水浒传》里无意识到词话本里主动描写,再到绣像本里极致地刻画,形成了潘金莲的一个“招牌动作”,显示出了绣像本改写者的独具匠心。让我们细细地比较这三个故事文本里的低头描写,慢慢揣摩其中的生动情韵:

第一次:“西门庆眼睁睁看那妇人……正在房里做衣服。见西门庆过来,便把头低了。”(绣像本、词话本皆有;绣像本夹批:媚致)

第二次:“西门庆拿起衣服来看了,一面喝采……那妇人低头笑道:‘官人休笑话’。”(绣像本独有)

第三次:“西门庆道:‘就是那日在门首叉竿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谁宅上娘子?’妇人分外把头低了一低,笑道……”(绣像本独有,眉批“妖情欲绝”,张竹坡批:描妇人有心,妙甚)

第四次:“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口里假嘈,那妇人便低了头缝针线。”(《水浒传》、词话本、绣像本都有)

第五次:“这西门庆一双眼,不转眼只看着那妇人。那婆娘也把眼来偷睃西门庆,又低了头做生活。”(三者都有,张竹坡批:写得如火如锦)

第六次:“西门庆问道:‘小人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妇人低头应道:‘二十五岁’。”(绣像本独有)

第七次:“那婆子谢了起身,睃那粉头时,三钟酒下肚,烘动春心,又自两个言来言去,都有意了。只低了头,不起身。”(三者都有,张竹坡批:总上一段,是好笔力)

如果要画蛇添足地分析一番的话,我想大致对低头做出这样的解释。首先,头低了,眼神下降,避开了与对方的眼神接触,表达了一种羞怯的情感;其次,头低了,姿态下降,语调也可能随之下降,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符合人物的真实处境;再次,头低了就会有抬头的时候,抬头的一瞬间,眼神交汇之处,难免没有一番含情脉脉。以绣像本独创的第六次低头为例,这次低头,在《水浒传》和词话本里都是没有的,而关于年纪的回答也各不相同,从这些不相同的表述里,我们很容易发现文思的精巧。

《水浒传》:“奴家虚度二十三岁。”

词话本:“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正月初九日丑时生。”

绣像本:“二十五岁。”

“虚度”的说法,《水浒传》的匠心显然在武松上,金圣叹指出“恰是叔叔答嫂嫂语”;词话本保留这个虚度,但“废话”似乎多了些,陌生男女初次相会,无论是妓女还是潘金莲这样背夫偷情的女子都不可能第一时间将生辰八字详细说出,哪怕是相亲这也是属于媒人的工作范畴。绣像本改写者很机敏地将这些冗余删除了,留下了最简短的表达:“妇人低头应道:‘二十五岁’。”或许他也不愿写潘金莲的“虚度”,还记得潘金莲几岁被卖到王招宣府吗?还记得潘金莲几岁失贞吗?她是怎样长到十八岁的,而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七年可是张大户和武大郎的七年!我们可以极尽想象,这低下头去的一瞬间,她的心中有多少悲哀,多少羞怯,又有多少兴奋,多少紧张不已……

这七次低头,串起了《金瓶梅》故事男女主角第一次正式相会,串起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奸夫淫妇的偷情故事。其中第一次的功劳应当归“始作俑者”的母本《金瓶梅》,最后一次的功劳应当归母本《水浒传》,但最大的功劳理当归绣像本,刻意独创的三次用于对话之前的低头,实在是恰如其分,尤其是第三次强烈地表达出“分外把头低了一低”,独特而鲜明的印象终于在读者心中留下烙印。数百年后的大作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描摹白流苏,毫不保留地学尽“低头”的味道,写得亦极有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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