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访克芹寻初心

对古圣先贤,若非机缘巧合,我不会去看他们的纪念馆,也不去拜他们的墓,比如李劼人,他的墓分明就在成都市内,我至今也没去过。拜墓也是一种认识,而我只想在《死水微澜》和《大波》里,去认识那个名叫李劼人的作家,这样更安静。周克芹也是,他去世后回归故土,安埋在简阳城郊,离成都市区只有几十公里,我照样没去过。

近几年,我去四川多一些,每年都去一次两次,去一次换一个地方。不管去多少次,也不管去过多少地方,都和文学活动有关。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是需要迈开双脚,多走一走,看一看。人走多远,心就有多远。看的地方多,心灵的景观就多,就有得写。

不过去一去也真好,于是这回就去了。从周克芹的多部作品里,我知道了沱江,知道了葫芦坝,也知道了葫芦坝的雾和热气腾腾的生活。在我的想象当中,那当是一片水边平畴,田土纵横、屋舍相连,木板房下,人和家畜共居,一犬吠影、十犬吠声,一人哭笑、全村皆闻的场景。但眼下农田很少,人户稀疏,满目核桃、柚子、柑橘和南方并不多见的柿子树,小路两旁,凤尾森森、空翠氤氲。且克芹先生的老家并没在坝上,而是与坝紧邻的丘山,他和他的父母都埋在半山台地,上山的石板路,湿润润地铺着厚厚一层竹叶。

《四川文学》的朋友给我发微信,邀我去简阳看看,我马上回复:我看可以。我第一次去四川,是1988年春天。那次爬了青城山、乐山和峨眉山,还游览了著名的三苏祠和都江堰,收获颇丰。三十多年来,我以为自己已经看尽了蜀地的美景,吃遍了四川的美食,可以不必再去四川。可朋友所说的简阳,我却从没有去过。

知道周克芹这名字,是念中学的时候。我念书的学校,卧于大巴山南麓一座偏僻的半岛,好在校长爱看电影,每过些天,就派学生穿过几里庄稼地,再坐渡船过河,去场镇上背放映机。北影版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就是当年看的。看之前,语文老师说,这电影根据一部小说改编,写小说的人叫周克芹,也是四川人。班上几个文学爱好者就在那里议论开了。其实都还没读过他的作品,议论他,仅仅因为他在四川这个边界之内,尽管他在川西,我们在川东,既属同一省份,便也觉得是“身边人”。心怀梦想者,身边有榜样,是一种福音。后来读赫舍尔的书,赫舍尔说,榜样对人是一种定义,接受什么样的定义,意味着以什么样的方式确定自己的身份,意味着拿一面镜子端详自己的面孔。周克芹,包括当年在全国崭露头角的巴山作家群,让我们看见自己。

求新求异,大概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凡是自己没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看看,仿佛看了才对得起自己,不看就缺少点什么。而且,你失去这次机会,也许永远都没有去的机会了。去简阳,我对其中的一项活动更感兴趣,那就是走进周克芹故里,“再寻周克芹”。我几十年前就读过周克芹的书,当然知道周克芹。但我只知道周克芹是四川作家,并不记得他的老家是在简阳。我们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家的来龙去脉,就应该知晓他具体的家乡在哪里。比如我们要了解和理解沈从文,不仅要知道他是湖南人,湘西人,还应该知道他是古城凤凰人。我不知周克芹是简阳人,说明我对周克芹先生并不是真正了解。通过到周克芹故里走访,我会补上这一课。

真正读周克芹的小说,是上大学以后。他描述的生活场景,与大巴山区相距甚远,但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有一种安静的气质,就是我在他故乡感受到的气质。王祥夫说,四川的周克芹和贵州的何四光,笔下有那个时代所缺少的阴柔之美,这话我很认同。阴柔是一种温润的美、弱质的美、低处的美,也是与土地靠得最近的美。阴柔免不了抒情,加上我们的文学源于诗歌传统,作家大多自带抒情基因,然而小说家抒情是非常危险的事,稍不留意就会变成滥情。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苏联的艾特玛托夫是最能将抒情化为叙述的小说家,张承志因此称他是“伟大的抒情”。周克芹是能高超驾驭抒情的少数中国小说家之一。抒情本身并不难,难的是节制的技巧,节制的技巧也不难,难的是背后的支撑——意思是,你有多少真情。

作为一个写了几十年小说的作者,我去寻找周克芹,同时也是在寻找自己。周克芹1990年8月5日辞世,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不必讳言,总有那么不可预知的一天,我们跟周克芹一样,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不管是走访周克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还是拜谒周克芹长眠的坟墓,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联想到自己,在心里数一下自己的来日,肃然默然之间,增加对时间的珍惜,对生命的敬畏。再想得远一点,我们还有可能想到自己的身后,自己的归宿,自己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沉思之余,进一步提高对自己的要求。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才对“再寻周克芹”的活动充满向往。

周克芹是一个特别具有真情的作家。读他的小说,就跟读路遥的小说一样,其议论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周克芹对自己的明确要求,就是“使思想符合时代”。他们都是介入性很强且有使命感的作家,一旦倾情投入,便可能为情所困,难于洞察。然而,他们的感情是多么真挚,并因真挚而珍贵。两人的血质不同,情感类型也不同,一个滚烫,一个和煦;一个属太阳,一个属月亮。周克芹的文字照耀了你,却不让你感觉到它的照耀。这是弥漫着明亮、忧伤和芳香的文字。芳香来自土地,来自万物,也来自作家自身。自身是源头。他是美的,是美的塑造者。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还应该说另一句话,生活来源于艺术——美的艺术;没有这后一句,艺术就很难确立自己的价值。事实也证明,我们的生活的确被好的艺术所塑造。

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我很早就读过周克芹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我读过
《勿忘草》和
《山月不知心里事》。他的长篇小说,我读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之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不惜撞车,分别把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强力覆盖和传播,使小说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没看过电影,只看过小说。我历来认为,电影的人物形象是有限的,而小说带给人们的想象是无限的,要保持想象的无限性,只看小说就够了。

《四川文学》最近刊发了张陵重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札记,张陵在令人信服地梳理和分析后指出,周克芹有良知、有深情、有思想的勇气。正因此,他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驱者。良知和思想常被论及,我想说一说的是情感——真情实感。老实讲,现在要写一点有真情实感的文字越来越困难了,那种贞静的、谦卑的、不虚饰的文字越来越难得了。而每个写作者回想自己写作的初因,尽管说法各异,最深处其实都是真情。没有理由,就是爱写、想写、需要写。可而今的写作,睁眼闭眼都与“假”碰面。我们在那方镜子里照见的已经不是自己。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以不是自己为荣,并且认为这就是跟上了时代,甚至超越了时代。孟繁华感叹时下缺少有情义的写作,须知真情缺失,哪找情义。

我的岁数虽说比周克芹小一些,但我们是同时代人,他所写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一段生活,我也非常熟悉。初中毕业后,我回乡当了农民,天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跟社员们一起挣工分。我也出过河工,在挖河工地上累得要死要活。周克芹在小说中所写的很多场景和故事,我似乎都经历过。读周克芹的小说,唤起了我许多在人民公社和“文革”时期的深刻记忆。如果说我跟周克芹的年龄有差距,周克芹所写的那些女儿们,都跟我年龄相当。读着那些女儿们,我想到的是我的大姐、二姐,还有村里众多的姐妹们。我对她们的命运感同身受,历历在目。

有真情,当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这取决于情感的宽度和深度。情感的这两种维度,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格局,包括思想格局。

周克芹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初就取得了成功,在于他调动了自己深厚的生活积累,写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表达了最深切的生命体验,并在所塑造的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灵魂。说得直白一些,周克芹在写许茂时,寻找的是自己,写的也是自己。

周克芹的宽与深,成就于他的文学态度。

小说总是要写人生的艰难困苦,周克芹本人的生活经历就充满了艰辛。作为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他在1953年有幸考进了成都农业技术学校,以为毕业后可以当技术员,当干部。可他在技校学了六年,毕业后连一份工作都没得到。原因是他在“大鸣大放”时写了一张大字报。周克芹回乡当农民,一当就是二十年。他的孩子多,自己的身体又不是很好,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只得风里雨里拼命干活儿。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在那个年代,所受的只是身体上的折磨。周克芹是一位读过六年中专的文化人,他所受的折磨是双重的,既有身体上的折磨,也有精神上的折磨。而精神上的折磨,给他造成的压力和痛苦更大,留下的印象也更深刻。一旦动手写小说,他的生活积累和精神储备不容回避,难免会在他所塑造的人物身上呈现出来。我把这种创作方法叫作托身,或灵魂附体。就是托小说所创造的人物之身,将自己的灵魂附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我认为周克芹就是这样,他的小说托的是许茂之身,在许茂身上注入的却是自己的灵魂。

好几位作家在回忆周克芹时都提到,他有一句话,叫“面对生活,背对文坛”。我不知这话是不是他首创的,刘庆邦说是北京一位作家首先道出的,但不管怎样,周克芹时时将之挂念于心,且以此提醒后进,证明他把它当成了座右铭。他身上有着水样的质地,对生活,他其实不是面对,也不是拥抱,而是融入。他特别珍视自己熟悉的领域,并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悉心辨识自己和生活的气味,气味相投的地方,就是他奔赴和用力的地方。为了浸润到那种气味里,他不惧清贫,甘于寂寞,即使调到省文联,也常回乡蹲点。他非常清楚,尽管走到天南海北都是生活,也都有生活,但那不一定能构成作家的生活,作家的生活和作家要书写的生活有其内在要求;作家写出了一个大世界,但作家双脚站定的空间,或许“只有邮票那么大”。周克芹的这种态度,与时下某些只到生活中匆匆忙忙索取故事,而不能内化为情感,进而发现生活疑难的所谓深入生活,划清了界线。

不管任何艺术门类,凡是优秀作品的出现,都是受心魂的逼使,都是灵魂附体之作。写小说是这样,演戏也是如此。京剧大师梅兰芳,之所以把杨贵妃演得出神入化,让人倾倒,就在于他把自己的灵魂与杨贵妃的灵魂融为一体,让自己变成了活灵活现的杨贵妃。豫剧五大名旦之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阎立品也是,她之所以把《秦雪梅吊孝》演得感天动地,令人回肠荡气,也是因为她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际所养成的悲悯情怀,贴近了秦雪梅的灵魂,演秦雪梅时,进入一种只有秦雪梅、没有了自己的忘我状态。我们知道了灵魂附体的重要,知道了灵魂附体对于作品成功的决定性作用,不是随便逮住一个人,就可以把灵魂托付于他,这里面恐怕还有一个排异不排异、接受不接受、投合不投合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灵魂托付于文学形象,或艺术形象,不是靠一厢情愿就可完成,其中必定有一个契合点在起作用。找到了契合点,我们的灵魂才有可能与笔下的人物形象完美结合,才有望成为典型人物,或经典形象。找不到契合点,我们所写的人物就会与我们貌合神离,不能成立,更谈不上传世。作家一辈子要写很多作品,我们写作品的过程,也是寻找契合点的过程。要真正找到契合点,是很难的,一辈子苦苦追寻,能找到一两个契合点就算不错。每个表演艺术家,一生只有一两个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许多作家,一生只有一两部代表性作品,其原因大抵如此。有个说法叫“一本书主义”,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三年前,周克芹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会上,我有个发言,说周克芹创作的黄金时期,中国文学百花齐放,百花齐放的意思,有时是繁荣中的迷茫,那么多流派和写法,再坚定的人也容易摇摆,而周克芹充分尊重自己的秉赋,并且始终坚信,无论文学观念如何变化,真情实感、有血有肉,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回过头我们再说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之所以成功地创造了许茂的形象,为中国的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亮点,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找到了许茂这个托魂之人,把自己的魂注入了许茂的魂。周克芹和许茂已密不可分,我们提到周克芹,必定想到许茂。同样,我们一提到许茂,必想起周克芹。许茂几乎成了周克芹的代名词。据阿来说,周克芹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但未及完成。有这一部“许茂”就可以了,足以使周克芹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

此刻,站在先生墓前,回想着读他小说特别是读他风景描写时的动心,深念先生对大地和对文学的痴迷。痴迷是最深的热爱,少了热爱,就少了纯真、赤诚和胸襟,就是芨芨功利,背离初心。我以此检讨自己。

我们在简阳活动了两天,先后参观了简阳规划院,听取了简阳历史文化讲座,看了现代化的电商物流,走访了脱贫攻坚中的新农村,在2019年7月10日下午,终于来到周克芹的故里,拜谒了周克芹的墓。周克芹在书中所写的村庄叫葫芦坝,他居住的村庄的名字确实就叫葫芦坝。把自己所在村庄的名字直接写进书中,这种情况还不多见,这表明周克芹的坦荡,和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在拜谒周克芹的墓之前,我提出是否先到周克芹的故居看看。陪同我的当地朋友告诉我,周克芹的故居没有了,周克芹全家在1979年迁到成都后,房子先由他弟弟住,后来就找不到了。一个作家的故居,是作家生命的起点,也是作家创作的源头,对作家来说是重要的。周克芹离开我们还不到30年,他的故居就没有了,未免让人感到遗憾。看不到周克芹的故居,我问不知有没有周克芹纪念馆,要是建有周克芹纪念馆的话,去纪念馆看看也可以。我被告知,周克芹纪念馆还没有建,镇里的文化馆原来倒是展览过周克芹的一些资料,那些资料包括周克芹的照片、著作、文具和手稿等,不知怎么搞的,随着文化馆的功能变来变去,那些资料都散失了,已不可寻觅。听到这个结果,我心里一寒,禁不住感叹:怎么会这样呢,那太可惜了!

让人欣慰的是,周克芹的墓和墓碑还在,我们这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作家,可以到周克芹墓前凭吊一下。我们沿着山间一条用水泥预制板铺成的小路,向周克芹的墓地走去。据介绍,这条小路原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一下雨满是泥泞,很难通行。为便于人们拜谒周克芹的墓,上级拨了一些钱给村里,村里才垫高了路基,修了这条三尺来宽的水泥板路。周克芹的墓建在一座小山的半山坡,我们俯首拾阶而上,到周克芹墓前肃立,三鞠躬,并献花圈,致辞,以表达对周克芹先生的敬意。我注意到周克芹雕像下面所镌刻的周先生的一段话,觉得这段话作为周克芹的墓志铭,的确反映了他的心志和心声,不妨摘录如下:

“做人应该淡泊一些,甘于寂寞……只有把对物质以及虚名的欲望压制到最低标准,精神之花才得以最完美地开放。”

我环顾四周,满目都是青山。静谧之中,传来阵阵虫鸣。虫鸣很繁密,像是在为周克芹唱挽歌,又像是在为周克芹唱颂歌。我想周克芹会听到这些虫鸣,因为他的魂是不散的。很多人死后,魂即烟消云散。周克芹的魂不会散,因为有他的书在,因为我们都记得《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2019年7月27日至29日于北京和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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