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址尧山壁:怀念郭澄清

郭澄清的公子洪志,几经辗转找到我,说今年是乃父九十诞辰,山东省在他的家乡宁津县建立纪念馆,希望河北作家写写文章,叙叙旧情。此事仿佛给了我当头一棒,澄清同志的籍贯和创作生涯多半在河北省,他是河北文坛一员骁将,小说创作一面旗帜,可恨我在作协主政多年,对这等资历的作家,没有尽到相应的宣传义务,实属罪过。正好赶上作代会,在会上认真做了检讨,当即有张峻、申伸、张逢春等表态,要写纪念文章,年龄都在八十开外。

我与作家郭澄清在1958年相识,那时我们还都是青年人。他生于1931年,比我大1岁,我习惯称他“老郭”。
1958年我在泊头市泊头报从事编辑工作,郭澄清在宁津县宁津日报当总编辑。因为我们俩业余都爱好写小说,便结为知己文友。

感谢洪志的赠书,让我顷刻间打开记忆的柜子,翻找出澄清兄那一页,是那么清晰。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原在晋冀鲁豫和陕西,这里是火热的斗争前沿,集中了全国先进的文艺青年。河北省更突出一些,尤其是小说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例,李满天的《白毛女的故事》,孙犁的《荷花淀》,还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都是解放区文艺的经典之作,那时赵树理是太行区的干部,在武安、涉县工作了十几年。建国初期的新秀是谷峪、刘真,还有刘绍棠,当时他的家乡通县属河北,还在《河北文艺》当过练习生。接着是张庆田、浩然、郭澄清、张峻、申跃中、赵新等等。加上省文联两位副主席李满天、康濯,康濯也是短篇小说高手,写过《我的两家房东》,阵容足够强大。省文联经常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交流创作经验。1960年《河北文艺》推出了两个短篇小说专号,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河北短篇小说丛书,包括李满天的《力原》,郭澄清的《社迷》,张峻的《搭桥集》。茅盾先生考察了河北短篇小说创作后,在大连召开全国短篇小说会,赵树理、李满天、张庆田是会上的热门话题。

上世纪62年的春三月,粉红的杏花含苞待放。

河北省长篇小说,1958年井喷式爆发,革命战争题材有《红旗谱》《播火记》《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保定外围神八路》《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等,农村题材有李满天的《水向东流》、张庆田的《沧石路畔》等。此外,还有一支小说评论队伍,冯健男、侯敏泽、金梅等。创作、评论双轮驱动,比翼齐飞,把河北省的小说创作搞的热火朝天。郭澄清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是这个时期写出的,长篇小说也是在这时期开始酝酿的。

郭澄清心境开阔,热情帮人,对友和善,品德端正,礼待同志,是我们沧州地区业余文学作者的共同文友。

在河北保定饭店,我第一次与郭澄清谋面。在这之前,他的大名我是熟知的,并多次在《河北文艺》、《蜜蜂》、《新港》、《河北日报》等报刊上,读到他的小说和散文。今得相见,亲切异常。他用力紧握我的手,摇着: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你还参加过1956年的全国首次“青创会”,出版过小说集;近些年好像见不到你的作品了?他这直率地一连串的发问,让我有点脸热,忘说:是,是啊,一言难尽啊!这次会议若不是庆田同志打电话找我们宣传部长,我真的不想参加……

郭澄清长我十岁,1958年我初涉文坛时,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青年作家了。那一年通县专区划归北京市,刘绍棠、浩然也划走了,郭澄清的地位突显出来。有几次省里开会碰在一起,远看他体魄健壮,衣着朴素,形象像个农民。近看目光深邃,满脸沧桑,气质是基层干部。因为不是一个行当,加上我脸热嘴笨,不曾有过一次攀谈。大学毕业我选择邢台县文化馆就业,常年跑基层,很自然地喜欢上了他的小说,《社迷》《高七》《马家店》《茶坊嫂》《春儿》《虎子》《老队长》《东方嫂》,都找来看了,农民语言,鲜活人物,戏剧情节,有赵树理的味道儿。1962年看到了“大公报”上的《黑掌柜》,想改成剧本,人物、场次都设计好了,因县剧团没有对路的演员,只好作罢。

那时,郭澄清的短篇小说《杨平教子》在沧州报文艺副刊连载两期,我的短篇小说《队上的眼睛》也在沧州报副刊连载两期。报社文教组组长陈保党对我说:“郭澄清和你都能写,我们编辑传看了你们的小说都说好,以后再写了短篇小说,希望优先寄给我们沧州报。

哦?他愣然。

那时省文联文而不联,艺术协会在文化厅,只有文学、专业作家、《河北文艺》编辑部和文艺理论研究室。十位专业作家,九个“三八式”,一个“三十年代”,田间、梁斌、李满天还不到五十岁,都认为年岁大了。周扬几次到天津都提到接班人的问题,省委特批了十个青年作家编制,郭澄清是主要人选之一,可惜1965年初他的家乡宁津县划归山东省了。这一年要开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省文联派侯敏泽和我去临西县总结农民作家赵景江的典型材料。临西县也是新由山东划归河北,当地文化人说,山东不吃亏,走了一个农业大县,来了一个文学强县,失去了一个劳动模范吕玉兰,得到了一个实力作家郭澄清,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其中选入了郭澄清的小说《方方嫂》和《黑掌柜》两篇,选了李子一篇《饲养棚里的新事》,选了我一篇《桥》。
1964年春,河北省文联、省文化局在保定召开戏剧、文学创作大会,这次会从3月16日一直开到3月30日,参加会议的多达500人。郭澄清、李子、潘文敏和我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期间,我对郭澄清说:“你的小说写得好,所以《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选了你两篇。”他一笑,说:“你那篇《桥》和李子的那篇《饲养棚里的新事》,也都写得很好。咱们会后需要共同努力,使作品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俩在后来的交谈中,我还是直率地把停笔的原因告诉了他。一个字,就是“怕”!反“右派”运动吓坏我了。据说,参加全国首次“青创会”的代表,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我十六岁入党,最怕因写小说祸及家小,决意与文学诀别。为此,我把订的文学刊物都退掉了,怕是读别人作品引起写……可是,这次短篇小说会,承德地区没有合适的人选,主持会务的张庆田同志就想起了我;我在电话里明确地告诉他:我已经搁笔了,不去开会了。他就锲而不舍地给承德地委宣传部长汎竒打电话。汎部长就在电话中劝我:你不想写也去听听会议精神嘛,回来给承德作者们传达。这样,我就无话可说地来到保定。会后,用郭澄清、申跃中的话:亏得张庆田锲而不舍,让张峻“东山再起”了!

青创会1965年底在北京召开,我是河北代表,有个大会发言《在生活中学步》,郭澄清因为刚刚超过35岁,作为山东省特邀代表参加(同等待遇的还有李准、浩然、茹志娟等人)。他也有个大会发言《为英雄人物唱赞歌》,同样是讲深入生活。我说的是身入,他讲的是心入,很明显高出一个层次。散会的时候,我忘记了腼腆,情不自禁地跑过去与他握手,感到他手劲很大,还能触到满手老茧。

保定这次大会还未开完,宁津县委打来电话说,有紧急工作需要郭澄清请假回宁津。郭澄清临走时,我和李子送他,我对郭澄清说:“你真是一位大忙人。
”他说:“咱们青年人忙点好。 ”我们互道再见,他就赶快去上火车了。

保定短篇小说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前省文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印了多本中外有关短篇小说创作的参考资料;请来著名作家、评论家艾芜、魏巍、侯金镜以及本省作家康濯、李满天等到会讲课。老作家们也都做了充分准备,多位都讲一整天,其他作家至少讲半天。特别是老几位都讲到:作家要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讲古代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讲司马迁和鲁迅,并围绕着中外作家如何写好短篇小说这一课题,从生活、思想立意到艺术技巧,充分阐述与探讨。但与会者并不多,每个地区最多两位,承德只我一人,总共不到二十位。我记得沧州地区除澄清兄外,还有张逢春?研讨中,大家围绕着如何提高短篇小说创作,强调作家要勇于揭示生活真实。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干部作风问题,很自然地讨论起歌颂与暴露的界限把握?这时,澄清兄高声坦言:我是歌德派!我要永远歌颂!我这个苦孩子出身,是党和毛主席培养我拿起笔,我心里的人物多是好干部,揭露、抨击生活中的问题,也要靠好干部,立足点还是歌颂,这有啥矛盾呢?关键在立足点!他的发言理所当然的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进入196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都失去了自由,也再没了郭澄清的消息。郭澄清回宁津,一是舍不得生活根基,二是舍不得老父亲。他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解放初,苦日子刚熬到头,母亲却患了重病,他不惜倾家荡产,背着老人家,到处求医问药,还是没能保住性命。安葬时,他跳下墓坑,紧紧抱住棺椁不放,哭得死去活来。母亲死后,他还承担起赡养残疾四叔的义务,直到养老送终。参加工作后,每月的工资、稿费,除留下伙食费外全部交给老父亲。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好吃的,孝敬老人。乡亲们都知道,他媳妇两手攥空拳,一分钱的家都不当。老爷子手里啥时候也不缺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老人家一分钱也不乱花,要攒够两千块钱,给孙子娶媳妇。郭澄清的孝举,深深触动了我,后悔一不留神调进省里,发誓今后哪调也不去了,再不能远离老母亲了。

那是一次激发创作激情、探讨短篇小说艺术长本事的会议。边听报告边座谈,竟开了二十五天。并且提出:与会者每人必交一篇短篇小说。因为《河北文学》五月和十一月要出版两期短篇小说专号,每人必写一至两篇,并限期交稿。我的记忆:澄清兄那次会议收获巨大,不仅小说专号有他的作品,那一年是他的创作大丰收年。他于1963年9月出版的第一部短篇集《社迷》,收入本集的十五篇作品中,有十二篇写于那次会后的九个月中;其中有三个月竟发表两篇小说。著名的《黑掌柜》就是那次会后的八月发表在《大公报》上。这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社迷传》。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公社的人们》等,他的新作品井喷似地涌现。那年春三月的短篇小说会后,确是澄清兄文学创作的新高,无论数量与质量。

十年没见郭澄清,终于见到了一部《大刀记》。记得当年初读时,像久别重逢,捧起来如握手、拥抱,迫不及待,一口气读完了五六万字,不仅还是那个郭澄清,而且提高了一大块,没让人白等。之后一页一页细嚼烂咽,慢慢品味。那感觉像第一次看《红旗谱》,好看,过瘾,十年没读到这样好的书了。诗史的题材,讲述冀鲁平原、大运河人民抗战的战斗历程,成功地塑造了梁永生等几个英雄人物形象,像朱老忠一样英勇无畏,侠肝义胆,又比朱老忠多了一些侠骨柔情,多了一些细腻的心理描写,有一种崇高的人性美。艺术上也是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动人故事,传奇色彩。可以说是《红旗谱》的继承和发展。

郭澄清善于团结文友,他既是我的挚友,也是河北一批青年作家、作者的好友。那时的青年作家张竣对我说:“郭澄清好接近,他能团结人。

会上会下二十多天的交谈,相互的情感加深,更加关心文友们的新收获。那时《人民日报》逐期登载省级以上文学月刊的作品目录,澄清兄的新作屡见不鲜。

一次我带着《大刀记》参加沧州地区创作座谈会,那里反响更为强烈。宁津县在河北曾属沧州地区,沧州人民更熟悉他,在那里早已是家喻户晓,洛阳纸贵,街头巷尾争说“大刀记”了。 

郭澄清1989年谢世,我们大家知道后,都心情沉痛。李子写了一篇散文《哭澄清》,发表在沧州日报上。到2004年,李子的散文集《运河情思》出版,他编入了这篇记实散文《哭澄清》。

再次与澄清兄相见,已是1964年的春天。那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省文艺创作会议,五百多人集聚保定饭店。我报到后即打问沧州地区作者的房号,自然是和澄清兄等好友见面。只可惜,见面后的第二天,就接到我父病亡的加急电报,不得不离会返承。

《运河情思》出版前,我自告奋勇为《运河情思》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写道:“郭澄清是宁津县人,他熟悉农村生活,他的作品从语言、故事到人物,都有浓厚的乡间气息。李子曾与郭澄清作过文学创作的切磋,他对郭澄清的作品、人品都很佩服,所以此书中他特地编入了《哭澄清》一篇。文稿一开头就讲,‘澄清,我的朋友,我的同志,我的知己’。
”我读了李子这几句出自心头的称呼,鼻子一酸,眼中含泪,所以就把这几句话,引入了序言之中。

转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与澄清兄相会,纯属偶然。当时,我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给《人民文学》杂志社改稿。那天下午,忽然接到浩然兄的电话,约我到当时京城有些名气的餐饮老字号“灶温”聚餐,并故作神秘地说:都是你的老朋友,来了你就知道。我如约而至,果然异常惊喜。除年余没见面澄清兄外,还有内蒙的张长弓、天津百花出版社的诸有莹。几位老朋友相聚,兴然握手言欢。席间,大家都真心赞扬澄清兄近年创作大丰收,他也毫不隐晦地谈自己的创作计划。我暗赞郭兄的豪爽,在出版社编辑面前也敢坦露真言。尽情笑谈中,不觉已到深夜十点多,因诸有莹的驻地较远,欢聚才依依不舍地离散。

《哭澄清》这篇散文的文本背后,反映了李子从青年时代就与郭澄清交为知己。也反映了郭澄清善于团结人、善于帮助人、善于结交人的高尚品德。

初冬再次见面,已是远远的相望了。那是1965年11月,建国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与会者超千人。只河北省的代表就有六十多位。那时澄清兄已是山东省代表,他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我在会下倾听。记得他讲党组织怎样使一个穷孩子拿起笔写作;讲他怎样和群众打成一片,深入生活;又怎样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提炼创作素材,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这也是那次会议的主调,当时已在全国掀起“学毛著”高超。因为会议代表众多,河北与山东不属一个大区,没住同一饭店,我们都遵从会议的严规,没能见面;只在电话上互叙“灶温”欢聚后的别情。

其实郭澄清在河北省的挚友,不只有我和李子,他与其他青年作者的友情也甚深。他在生前,文友们都愿意向他学习写作技巧,郭澄清说:“技巧为其次,人品、作品中的感情才是第一,技巧往往出自感情之中。
”郭澄清逝世的噩耗传到沧州,沧州地区文联主席潘文敏闻之泪下,专程赴宁津吊唁。

我们离京时,北京街边的垂柳,枯叶霜黄地飘飞。

转年掀起的“文革”风暴,我俩的命运又何其相似。都被冠以“周扬的孝子贤孙”,接受批判。再次见面,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小间宿舍里。大概是1975年4、5月间吧?具体时间说不准了。我去北京改稿,从浩然那里得知,澄清兄在“人文社”修改长篇小说《大刀记》。我真高兴!1965年一别,不觉相隔十年,渴望尽快见到他现今的模样。敲门走进那一床一小桌的房间,惊怔片刻,他那稍显苍老的脸儿,太瘦了!可他依然兴致勃发,握手依然那么有力,连说:十年,十年啊!咱们怎能不见老?当他递给我纸烟时,我摆手并掏出烟斗。他眼睛一亮,抬手就把那烟斗抢了过去,说了声“我喜欢!”就不给我了。那是紫檀木色的“老鸹眼”根疙瘩挖成的天然烟斗形状,是燕山老峪一位朋友送我的,已经用了五年,日久手摸得它光亮如玉,真有点难舍;但看老郭那爱不释手的样子,就说:你真喜欢就留作纪念吧!他拱手道谢。不知这个“念想”他留存多久?

郭澄清党性真挚,工作积极苦干,他密切联系广大干部、广大农民,孜孜积累素材进行创作,至于自身的衣着打扮,常常不修边幅。

那天,他兴然地讲起,“文革”后期,他怎样艰辛地完成三卷本巨著,以及目下修改中的困惑。他的难处我十分理解,我当时为纪念毛主席“根治海河”题词发表十周年,也“遵命”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擒龙图》,拘于时代背景,也多有难言之隠。

“不修边幅”一语源出《后汉书》,是说一个人不注意讲求自己衣帽的样式,即今天人们说的不注意穿衣打扮。郭澄清不修边幅,不是无新衣新帽,而是工作和写作占去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没有闲情在穿衣打扮上下功夫。

临别时,我送他一本随身带的《擒龙图》,并签名留念。时隔半年,他也将亲笔签名的三卷本巨著《大刀记》寄给我。当时,在我的藏书中,她是一部极受欢迎、朋友们借阅最多的一部大作。我知道,这是澄清兄苦洒心血的结晶,真为他高兴。之后,有关他的传闻,时喜时忧。直至1989年初秋的一天,郭兄的亲侄子郭洪
来石家庄,才得知其艰辛握笔一辈子,累别他喜欢的文学大道。

同样,我也是不修边幅的人。1958年我在泊头市委独自一人编《泊头报》,天天为编稿而忙。记得在秋风扫落叶的时候,我上街买了一条单裤套在绒裤外面,一直到第二年春草发芽时才脱下来洗。洗后轻轻倒去盆中的水,只见盆底沉下一层污泥,我用手指头在泥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忙”字,自己觉得好笑。

澄清兄,我想你啊!

记得是在1959年,我和郭澄清一同从沧州坐上火车,我回泊头市,他回宁津县,我们一路谈诗说文,不知不觉到了泊头火车站。我拽着他的手说:“你到我的编辑室坐一会儿,再乘汽车回宁津。
”他说:“这也好。 ”

追记于澄清兄离世30周年祭日

当时是夏天,他上身只穿着一件半截袖的白色衬衫,衬衫上有明显的汗迹。我送走郭澄清后,门口传达室的同志问我:“你领来的客人是谁?

我说:“是宁津日报的总编辑。 ”

他说:“真是什么人亲近什么人,你穿的裤子半年才洗一次,他穿的白衬衫起码两个月没洗,你们编报的人,就知道天天趴在桌子上看稿子。”我听了这话,忍俊不禁,向编辑室边走边想,我与郭澄清忙得不修边幅,竟被门岗同志看了出来。

郭澄清在青年时代,心里想的、手头忙的有两件事:一是工作,二是创作。这使我想到:现在报上登的一些青年人,自己糟蹋自己的年华,竟然有的吸毒,有的绑架,有的拐骗,他们从歪门邪道一直走进监狱,实在可恶、可恨,但又可叹、可惜。郭澄清为工作为写作奋斗终生,是当今青年做人的好榜样。他不仅有短篇小说集《社迷》《公社的人们》《小八将》出版,也有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出版,而且他还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刀记》《龙潭记》《决斗》和《历史悲壮的回声》,成为中国当代一位著名的作家。

宁津县位于山东与河北的省界位置,这种县往往归属多变。宁津县在1949年属于山东省的沧南地区所辖,我在1949年秋考入了宁津县曹塘(村)“沧南地区联合师范学校”,到1951年7月我们首届学生毕业(学制2年)时,已撤销“沧南地区”,将宁津县划归德州专区。到1952年宁津县划归河北省所辖,到1964年又划归回山东省。所以从1964年以后,我们河北省沧州地区的作者与郭澄清开会联系少了。我向山东著名诗人苗得雨打电话说:“你与郭澄清工作会议见面多了,我与他会上见面少了。
”苗得雨说:“这无妨,那咱们就到全国作协召开的会上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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