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

去年是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但因我去了南方,未能恭赴盛举,非常遗憾。

编者按:

钱锺书先生曾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1956年,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那时文学所刚从北京大学划归中科院,部分机构已到中关村办公。1961年,我被调到内蒙古,一去就是18年。我在文学所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听过钱先生讲话,可一直没有机会和钱先生交谈,所以那段时间并没有当面聆教的机会。

1998年12月19日,我国着名学者、作家钱锺书先生与世长辞。20年来,虽斯人已逝,但其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仍为学者的案头书,其长篇小说《围城》则吸引着一茬又一茬读者。今天,逢钱锺书先生逝世20周年之日,我们约请其生前同事撰写回忆文章,抚今追昔,以寄思慕之情。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我常常缅怀着,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仅在1999年4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钱先生是无锡人,我也是,对钱先生早闻其名,也很景仰。我住在中关村,楼下是马路。那时的中关村尚属郊野,附近除了中科院的机构和宿舍以外,没有高楼,汽车也不多。畅春园残存的两座花神庙,突兀地立在草地里,保留着几分静谧,马路上总见有三三两两散步的人。夏天的傍晚,我总能看到钱先生和杨绛先生并行散步的身影。

20世纪50年代末,我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被分配到逻辑组工作,时任组长是金岳霖先生。60年代初,干面胡同高研楼落成,金先生和一批学部专家搬进去居住。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金先生家去问学或办事,那时逻辑组常有一些小组学习会,也在金先生家召开。逻辑组有些人是原来清华的学者,在学习会上也会谈到钱锺书先生知识渊博,聪慧过人。当时钱先生也住在这幢楼里,有时就会在干面胡同口碰到他。那时的钱先生比起金先生来,要年轻许多。钱先生戴的是贝雷帽、黑边眼镜,上衣是深黄色呢子的翻领装,看上去气质独特,走起路来风度翩翩。我们这些刚步入学术殿堂的青年,见了他不免有点仰慕之情,因为不认识,也就无缘请教!

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不过,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

1958年,我被下放到昌黎“改造”。次年春,钱先生和所里几位老先生也一起到这里来短期“锻炼”,我这才有机会和钱先生交谈。我向他介绍昌黎以及生产队的状况,有时也聊起无锡,却没有涉及自己的事,但我感觉我的情况他可能也了解一些。和钱先生讲话,更像是聊家常,使我没有一点顾虑和拘束。钱先生说话很风趣,常带一点诙谐和幽默,像《围城》的语言风格,但并不尖刻。无锡人把说话尖刻叫“挖掐”,钱先生的诙谐幽默,有时也带点讽刺,但绝无“挖掐”。有一次,我们“打麻刀”,就是把废弃的井绳﹑马缰绳之类的麻绳铡成寸段,击打蓬松,以便和在胶泥或石灰里供抹墙使用。这时,一大堆断麻绳混合着灰土堆在场院地上,我们十几个人围坐着用手里的柳条棍用力地击打。那扬起的尘土,就像腾起的一片“蘑菇云”。平时劳动,我们下放干部是不允许戴口罩的,但“打麻刀”的时候破例让我们戴上口罩,但尘土还是从我们鼻孔两边钻进来,形成黑黑的两片。钱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我见他倒是击打得异常认真用力,还悄声用无锡话对我说:“奈伲(咱们)是在弹棉花。”又指着手中的柳条棍说:“这是弹棉花榔头。”他指的是旧时的手工弹棉,我以前见过。弹花匠背着一张大弓,用手中的木棰击打弓弦,使生棉蓬松,但哪里会有如此多的扬尘。钱先生说话像是在自嘲,倒让我忘记了劳苦,也忘记了在旁边地上坐着的、浑身尘土的人,是一位闻名遐迩的一级研究员。我与钱先生的接触,早年也就这么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但如此一幅影像一直印记在我的脑海里。

1972年,我们都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学部。此时,住房方面也产生新的变化。许多无房户和单身汉也在学部大院内蜷宿下来,学部大院一时就成了一个住家属的大杂院。过了不久,我记不清是什么时间,有人告诉我,钱锺书先生和夫人杨绛先生也搬来了。他们住的是七号楼最西边底层的一间。恰巧,这间房子的北窗和我住的八号楼一间南窗相对,中间只隔一条不宽的水泥路。

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轻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但他谢绝了,不过,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1987年,我到广东养病,他又来信嘱托我:

1979年,我从内蒙古回到了文学所,心里总想着要去拜访钱先生和杨先生,报个平安,也想去问个好。然而,我却因为忙于《文学遗产》的复刊、改刊工作,要到全国各地去跑,也没有来得及去问候钱先生。等到1980年,《文学遗产》季刊正式出版,我才有机会去三里河的钱先生家里。钱先生对我回到了文学所感到很高兴,杨先生还端出一碗煮好的红枣莲心汤款待我——这也是无锡人招待友人的习惯,叫“点心”。谈话当中,钱先生还随手从书柜里取出一册新出版的《围城》签名后送给我。我曾向钱先生征询过《文学遗产》的办刊意见。他对改版复刊是高兴的,但对它的刊名仍有看法,说今人的研究,不是“遗产”。他的这一意见,早年我已听主编陈翔鹤先生说过。后来,我向领导汇报,但认为沿用已久,为人熟知,不便再改了。我和钱先生也聊起家乡的事,记得我问过,无锡钱姓名人很多,如学者钱穆、工程学家钱伟长,还有钱孙卿等等。他说钱穆、钱伟长是荡口钱家,不是同宗。我原以为钱孙卿与钱先生尊翁钱基博排行相同,但钱先生说他们也不是本家。

当时我母亲从家乡来帮助我们一家五口做家务,每次她做好晚饭后,小孩还在外面疯玩,她总是拉着嗓子用道地的无锡话喊:“阿宝、阿毛,快转来吃夜饭嘞!”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钱先生不喜欢热闹,对场面上的应酬更加烦苦。杨先生也喜欢清静,但拜访的人仍很多,所以我也顾虑不便多去打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没有再去钱先生那里了。钱先生和杨先生的近况,我多向几位常去钱家的人打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薛鸿时就住在我楼下,所以我们见面,总不免问起钱、杨二老的近况。

渐渐地时间长了,钱锺书先生夫妇听出我们是无锡人,在晚饭后也就主动走过来和我们拉家常,有时逗逗孩子,讲讲无锡话。望之俨然的学者,其实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钱先生和杨先生都生长在无锡的大族,书香门第,我是知道的。特别是钱锺书先生老家住城内七尺场东头,我有一个舅家亲戚住七尺场西头,我在上中学和在无锡工作时,经常要经过钱宅去看亲戚。因此,对钱家的情况也就略有耳闻。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是着名的文史专家,叔叔钱孙卿是无锡着名的社会活动家,钱家人才辈出。我不知道钱穆是否也和他们是一家,有一次,我就问钱锺书先生,他说钱穆是无锡东南乡荡口镇那边的人,我们不是一家。我又问钱锺汉的情况,因为他当过无锡市副市长。钱先生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们“锺”字辈的人,我也知道几个。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钱先生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掺和?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1986年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往后,钱先生已不常来单位。后来他生病、住院,我都未能前去探视、问候,心里常自责,因而草就此文,不知能否弥补我的歉疚于万一,也表达我对钱先生的永久怀念。

那段时间,我曾经到钱先生的房间里闲坐。这间房子不大,没有盥洗设备,没有厕所。说实在话,大杂院中这间房子的方位最差。夏天有西晒,砖墙被太阳烤得滚烫,室温高得惊人。钱先生说,他的办法是晚上开窗,白天关窗,挡住热浪。冬天西北风狂袭,暖气不热,只能再装蜂窝煤炉子御寒。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追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1957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本文略有删减)

钱先生在这斗室容身,却对我说:“我哪里也不去,我们500块钱够吃够用,我们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这几句简单平实的话,流露了钱先生的心迹,展现了他的精神世界。他们夫妇在吃饭、睡觉和工作“三合一”的房子里,一住就住了三四年。他们淡泊名利,潜心学问,在蜗居中胸怀江海,潇洒日月,艰苦地攀登着文化昆仑的高峰。

钱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报》就约请我写悼念文章。他们知道我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我没有答应。钱先生去世十年了,我还是没有写。没有提笔的原因,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钱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的脾气。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对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但是这句话出自我敬仰的钱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来证明,我不听钱先生的提醒,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口无遮拦,该说就说,结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难幸免。出国之后,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但秉性难改,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没有魔鬼。

在这里,钱先生还参加了英译毛泽东诗词的定稿工作。他英文水平过硬,我早有耳闻。金岳霖先生是着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英文高手。他能说能写,并且能用英文思维,这是学界都知道的。50年代末,有一次金先生在小组学习会上谈到毛选英译本定稿时,《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有一些成语译得不恰当,他想不出合适的英文词来代替,后来钱锺书先生却想出来了。“非常好!”金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坐在转椅上,用右手攥紧的拳头和已伸出的左手掌拍了一下,“啪”的一响。这是金先生在兴奋时常用的一个动作。此时此地,金先生又带有对钱先生表示的佩服!原来,钱先生和金先生都是50年代毛选四卷英译本的定稿人。廿多年后,金先生在回忆录里曾经谈到这件事:“提起《实践论》,我又想起钱锺书先生。英译本,我要多负一点英译责任。我碰到‘吃一堑长一智’,不知道如何办好。我向钱先生请教。他马上译成:A
fall into the pit,and a gain in your wit. 这真是最好也没有了。”

不过,出国之外,我悟出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我们这些想学东西的年轻人,早就想从半瓶水的俄语改学英语。可是,学好一种语言谈何容易。我们说是年轻人,实际上都已是40岁左右的人了。钱先生这位英文专家就在面前,我当然有很多请教的好时机。有一次我就问:“钱先生,你英文这么好,你是怎么学来的?”钱先生说:“1935年到1939年我在英国牛津学了几年后,他们要留我,我是坚决要回来的。我的英文是通过阅读英文小说过关的!”我联想到当时我们哲学所在国外留学多年的也有,能背出一些英文小说的也有,怎么他们都不如钱先生。我心想而没有说出来。我当时真希望钱先生介绍一些学英文的“窍门”,但自觉做学问提出找“窍门”不妥,便马上改口道,有什么好方法吗?钱先生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说:“如果要说窍门,就是要多读英文小说!”

只有了解钱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锥编》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鲁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所以其文也如壕堑,自称其行为乃是壕堑战,不做许褚那种赤膊上阵的蠢事。我读《管锥编》,就知道这是在进入堡垒、进入壕堑、深入深渊,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说,但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恶从来如此。而对万物皆备于我的阐释,一读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阴毒、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倘若再读下几、鬼国等辞的疏解,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度、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将来计算机可替代,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计算机可集中概念,但绝不可能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有人贬抑说《管锥编》是散钱失串,这也不是真知明鉴。不错,从微观上看,会觉得《管锥编》的每一章节,都没有一个时文必具的那种思想主题,那种进入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链条,但是,《管锥编》却有一个贯穿整部巨着的大链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

钱先生过高地估计了我只有ABC的英文水平,说得很轻松,他的功夫尽在不言中,我深知学不到,就没有再进一步讨教。至今我离看英文小说,岂是万里之遥!

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工作上。他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一点外事。说是一点,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这两位副院长。但有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要求见他的,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必须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见。我担任所长后,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他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你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可以了,他不会英文,我可以当翻译。说到做到,他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由我两个单独会见。钱先生不让别人参加,就是有所提防。对于我,他则绝对放心,我多次有幸听到他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他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说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写得好,说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畅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拆除堡垒的钱先生,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

我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正在选择新的专业方向,曾经考虑过搞中国逻辑史研究。早知道钱先生博闻强记,涉猎的知识面很广,其中包括哲学和逻辑学的领域。有一次我和钱先生散步的时候,就向他提问说,中国逻辑史有没有搞头?钱先生马上回答说:“中国逻辑史内容很丰富,大有搞头,值得搞!”又说,现在搞的人完全照亚里士多德那些东西套下去,是搞不好的,要搞就要有中国逻辑史自己的特点。我记得那天傍晚,他和我谈了很多,也很高兴,是与我最长的一次谈话。

因为钱先生的这种个性,因此常被误解为尖刻的冷人。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轻的学子,有一次竟告诉我一条信息,说他的博士导师这样评论:刘再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热的,而钱锺书则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冷的。我听了此话,顿时冒出冷汗,并说一声你们对钱先生误解了。有此误解的,不仅是文学所。

由于种种考虑,我后来知难而退,没有选择中国逻辑史研究,但钱先生所说的中国逻辑史内容很丰富的那些话深深地印在我心上。后来,我在他的《管锥编》里翻到“无可名与多名”“词似正意则负”“正言若反”……特别看到了钱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在1943年提出的相反观点,即中国古代存在归谬法。钱先生在书中写道:“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君礼葬之’云云。按此即名学之‘归谬法’,充类至尽以明其误妄也。”这是钱先生和金先生在同一问题上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

然而,我要说,钱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郑朝宗老师说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绝非妄言。对钱先生的评说各种各样,但我相信自己所亲身体验的才是最可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逻辑研究长期受苏联学者的影响。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期,曾经热烈讨论过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哲学基础。当时意见纷呈,争论激烈。金岳霖先生参加了讨论,并写了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客观事物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这是他在逻辑领域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但正是这篇文章中的观点,钱锺书先生是反对的。金先生对自己写的文章或书,有人反对或有人赞成,都是高兴的。金先生说,可惜钱锺书先生反对是口头的,他没有写文章,因此也就不能反驳。有人说金先生的文章是哲学文章,但金先生坚持自己的文章是一篇逻辑论文。钱先生就是这样在逻辑专业领域内对逻辑学界的一代宗师金岳霖先生进行了挑战!

我和钱先生、杨绛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说话的是在1973年社会科学院从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那时我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单身汉宿舍楼,钱先生夫妇则住在与这座楼平行并排的文学所图书馆楼。因为是邻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闯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们不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那种和蔼可亲,一下子就让我感到温暖。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空气和人的心情变好了,我们这些住在学部大院里的人,傍晚总是沿街散步,于是我常常碰到钱先生和杨先生,一见面,总是停下来和我说阵话。那时我日以继夜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写得很有点名气。见面时我们更有话可说。1979年我调入文学所,又写学术论着,又写散文诗。1984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出我的散文诗集,我就想请钱先生写书名。因此就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艺社出版的《太阳土地人》散文诗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的寓所。没想到,过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题签。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钱锺书先生这位功底扎实、知识渊博的学者对自己学识的自信,治学的自信,求真的自信,以及敢于向巨人挑战的勇气,不仅使许多人望尘莫及,更使一代学者对他肃然起敬!

再复同志:

(作者:倪鼎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来书敬悉。尊集重翻一过,如他乡遇故知,醰醰有味。恶书题签,深恐佛头着秽,然不敢违命,写就如别纸呈裁。匆布即颂日祺

钱锺书上二十日

收到信与题签后我光是高兴,把他的墨宝寄出后,又进入《性格组合论》的写作,竟忘了告诉钱先生一声。而钱先生却挂念着,又来一信问:前遵命为大集题署送上,想应毕览。我才匆匆回了电话,连说抱歉。而他却笑着说:收到就好。香港把书推出之后,我立即给他和杨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响应,写了一信给我:

再复同志:

赐散文诗集款式精致,不负足下文笔之美感尧尧,当与内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谢。拙着谈艺录新本上市将呈雅教而结墨缘,即颂日祺

钱锺书杨绛同候

对于我的一本小诗集,钱先生竟如此爱护,如此扶持,一点也不敷衍。那时我除了感激之外,心里想到:中国文化讲一个诚字,钱先生对一个年轻学子这么真诚,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他的书里,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一个人的真品格,为我题签书名一事,就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是何等温厚。

更让我感激的是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对我的学术探讨和行政工作都给了充满温馨的支持。文学所有二百六十个编制,连同退休的研究人员和干部,大约三百人左右。那时我还算年轻,毫无行政工作准备。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论文学主体性、思维方法变革等理念又面临着挑战。尽管自己的心灵状态还好,但毕竟困难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钱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实地帮助我。他数十年一再逃避各种会议,但是我召开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请他参加,他都答应。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议。这是我担任所长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牵扯到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楼梦》研究的是非问题。我在所长的就职演说中声明一定要贯彻学术自由、学术尊严的方针,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有成就,有贡献,尽管被认为是唯心论和烦琐考证,但也是学术问题,也应当还给俞先生以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钱先生时,他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这次会议开得很隆重,除了所内人员之外还邀请了文学界的许多着名作家学人参加,与会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钱先生不仅准时到会,而且和俞先生、胡绳及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散会时可谓群情兴奋,大家围着向俞先生道贺,照相,我也被来宾和其他与会者围着,没想到钱先生也竟然挤过来,在我耳边兴奋地说: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我连忙说:谢谢钱先生来参加会。有了钱先生的支持,我心里更踏实了。这毕竟是件触及敏感学案的大事。开会的前三天,胡绳紧急找我到办公室,我一进门他就生气地指着我:再复同志,你就是自由主义,开俞平伯的会,这么大的事,通知都发出去了,我刚收到通知。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怎么办?我知道一写报告会就开不成,但不敢直说,只跟着说了怎么办?三个字。胡绳说,怎么办?我替你写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就是了。听到这句话我高兴得连声说胡绳同志你真好,并仗着年轻和老朋友的关系硬是对他说:这个会,您一定要参加,还要讲个话。他没有答话,等我告辞走到门边,他叫住我,说了一句:我会参加会的。

尽管我自由主义,但没有把胡绳的半批评半支持的态度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告诉钱先生。钱先生那种由衷高兴的态度,完全出自他的内心。这种态度不仅有对我的支持,也有对俞先生真诚的支持。钱先生内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会,钱先生还参加了我主持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和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两个会规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个会,与会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观者很多,仅记者就有九十人。好几位记者和外地学者问我哪一个是钱锺书先生,有一位记者错把张光年当作钱先生,要我和这位钱先生照个相,我赶紧去把真钱先生找来,然后三个人一起照了个相。我知道钱先生最烦被记者纠缠及照相之类这些俗事,但为了支持我还是忍受着煎熬。后一个会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的,但筹备工作由文学所做,因此我请钱先生致欢迎辞,由我作主题报告。我还请钱先生帮我们审定邀请外国学者的名单,他答应之后,所科研处开列了一份二十个人的名单。没想到,他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都写一两句很有趣的评语,例如此人汉语讲得不错,但很会钻营,有人称他为尖尖钻。对于海外汉学家,钱先生多数看不上,评语都不太好。读了这份评语,我立即请科研处保管好,不要外传。当时管外事的副所长马良春拿着名单和评语,惊讶不已,我开玩笑说:钱先生真把海外许多汉学家视为纸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过这个会,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钱先生致欢迎辞。致辞的前两天,他把讲稿寄给我让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页夹里。

更让我感动的是钱先生不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学术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对文学对思想的酷爱,无论自己的地位发生什么变化,头顶什么桂冠,我都牢记自己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学问。因此,虽然担任所长,但还是把心放在着书立说上,而且尽可能利用职权推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钱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总是为我担心。1985年拙着《性格组合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效应,连印六版三十多万册。热潮之中,我的头脑也很热。但钱先生很清醒冷静。见到第六版,他对我说,要适可而止,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听了这句话,我立即写信给责任编辑郝明鉴兄,请求不要再印。《论文学主体性》发表之后,更是轰动,不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而且引发《红旗》杂志的政治性批判,特别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称自己是用马克思主义大炮来炮轰我。我对《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作了访谈之后他更生气,说要到法院告我。那时钱先生真为我着急,很关注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戏剧家魏明伦先生在《人民日报》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看到之后竟高兴得打电话给我,问我看到没有,说魏的文言文写得好,当代很少人能写出这样的文体。还有一天,他让我立即到三里河,说有事相告。我一到那里,他就说,刚才乔木到这里,认真地说,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文学主体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其实在几天前,就在八宝山殡仪馆,胡乔木已亲自对我说了这些话,但钱先生不知道。看到钱先生对我这样牵挂,我暗自感叹,困惑胜过高兴:这样一篇学术文章竟让钱先生这样操心。不过,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温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间仍有温暖与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饭,然后就主体性的争论,他谈了两点至今我没有忘却的看法。第一,他说,代沟是存在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理念很难完全一样。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应让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说,批评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听到第二点,我想起了《围城》的话: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第二点是犀利,而第一点是宽容。我将牢记第一点,尽可能去理解老一辈学人的理念,不负钱先生的教诲。

不了解钱先生的人,以为他只重学术求证,不重思想探索,其实不然。钱先生当然是一等学问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对思想探索的价值和艰辛却极为清楚也极为尊重。他两次劝我要研究近代文学史中的理念变动,对近代史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这一思想脉络也很敬重。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亦远不会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具有思想探索的热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一个弄潮儿,一个探索者,没想到给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钱锺书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辈两辈的人,规劝者有之,嘲讽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讨伐者有之,明里暗里给我施加压力者有之。轻则说说笑笑而已,重则诉诸文字。可是钱先生却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论的探索,也支持我主体论的探索;既支持我传统转化的探索,也支持我变革方法论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论变革一事而言,我被攻击非难得最多。但钱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让你的学生弄得走样了。听到这句话时,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竟书生气地回答说:我没有学生,是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的提倡方法论变革,包括方法更新、语言更新、视角更新、文体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称作文体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传文教的领导人决定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征文评奖活动,其意旨是要改变历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总是处于被批评的地位,由国家出面表彰其优秀成果。这一思路当然很好。因为全国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及大学都要参加竞赛,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者也重视此事,他们觉得院内的几个大所都应当竞得最高奖,因此,汝信打电话给我,说院部研究过了,文学所要重视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写一篇。没想到,这之后的第二天,马良春又告诉我:钱先生来电话说要你亲自动手写一篇。有钱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写了。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写出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一文,并获得一等奖。全国参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论文,二十二篇得一等奖,文学方面有两篇。文学所总算把脸面撑了一下。获奖后最高兴的事并不是参加了领导人的颁奖仪式,领了五千块奖金和奖状,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钱先生给我一封贺信,信上说:

理论文章荣获嘉奖,具证有目共赏,特此奉贺。

钱先生写贺信,是件不寻常的事,而有目共赏四个字,更是难得。有朋友说,这四个字,一字千钧。固然,这可让我产生向真理迈进的千钧力量,但是,我明白,这是溢美之辞,钱先生对同辈、长辈,尤其是对国外名人学者,要求很严,近乎于苛,而对后辈学子则很宽厚,其鼓励的话只可当作鼓励,切不可以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赏你。

2008年秋天于美国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