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刘绍棠与红帽子楼的那些事

看到前一段时间《文艺报》刊登的《走进刘绍棠的红帽子楼》一文,阐述了刘绍棠写作的一生及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让人对这位文学大师有一个全面的简要了解。实际上,刘绍棠的几处住所如
“蝈笼斋”“红帽子楼”,都对他的创作有着不小的影响,作为与绍棠老师同居一楼的好同事,希望对他的新旧住所及搬迁情况进行重新梳理,
以恢复原貌。

1 算起来,今年距刘绍棠开始创作生涯已经整整70年了。

绍棠老师1979年平反后,
他又回到了他城内位于府右街光明胡同45号的老宅。那是绍棠1957年用稿费买下的。院内南房三间,
东房两间,西房是厨房, 门口朝东,有个小院子, 院中有五棵枣树,
一到初夏枣花盛开,
满院飘香。随后他们全家(父母、四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搬进来了。房子虽多,
但人口也多, 并不宽绰。绍棠平反回来后,
又增加了他和子女五口人,就更拥挤了。他在这平房里写作、生活了13年,
并为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蝈笼斋”。他常把“蝈笼斋”署在作品结尾处。
他就在这“蝈笼”里开始了他第二次创作高峰,为了把损失了22年的时间补回来,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这期间,他写出了《地火》《狼烟》《京门脸子》《十步芳草》《野婚》等11部长篇小说及多部中、短篇小说,还有大量散文作品,真是赢得了创作上的大丰收,他终于把耽误的时间找回来了。但他却把自己最宝贵的身体搭进去了。由于他不顾休息,不顾疾病染身,终于导致了中风偏瘫。1991年11月,他从“蝈笼斋”搬到了和平门的新居即“红帽子楼”。

1949年刘绍棠13岁,是北京男二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反映学生生活的短小说《邵林宝变了》。接着先后写出了《一顶轿子》《新式犁杖》《暑伏》《村歌》《三岔口》《蔡桂枝》《七月里高粱红》《田野落霞》及《红花》和《青枝绿叶》等20多篇小说。

说到这里, 我就不能不把“红帽子楼” 的来历作个交代。

1951年10月,刘绍棠写的短篇小说《红花》,可说是他的成名作。那是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套红并加编者按整版发表的《红花》。以后发表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被老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选入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那时刘绍棠却在上高中一年级。中学生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很是罕见。如此种种,他被社会和读者称为“神童作家”。

1988年前后,
北京市文联经市委批准,决定在和平门西北角筹建北京文艺中心(文联大楼)
,同时在其旁边盖一栋宿舍楼以解决众多专业作家及部分文联干部的居住问题。文联宿舍楼1990年建成,文联的专业作家及部分干部陆续迁入新搂。迁入的知名作家有上世纪30年代左联作家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前辈,有解放区走来的作家阮章竞、钱小惠、古立高、李克等,
还有当代作家浩然、刘恒、张洁、赵大年等,可谓名家济济一楼,有人就把它叫“作家楼”
了。绍堂因身体偏瘫入驻较晚,但他与这红帽子楼有段缘分却不能不提。

我与刘绍棠,不仅有缘相识而且相熟,是在1957年,我俩同时都被打入“另册”的时候。1992年,我应邀专门到刘绍棠先生乔迁的新居——北京“红帽子楼”作客、造访、畅谈。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那样清晰。

红帽子楼是座10层高楼,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西北角,
东面紧临文联办公大楼,临街而立。外面是米黄色瓷砖帖面,宽大的楼檐饰以红色,仰看红檐罩顶、典雅壮丽。刚迁入时,绍棠在文中称它为红顶子楼,并有随笔《红顶子楼漫语》一文为证。而知名的红学家端木蕻良则在文中称它为“和平红楼”,于是绍棠对端木老开玩笑说:“老先生嗜红成迷,尤如宝玉见着胭脂就想吃。楼民非老即小,哪来那么多黛玉、宝钗啊?‘红楼’
名不正言不顺嘛。”接着又自我调侃:“我起的‘红顶子楼’也不妥帖,
‘红顶子’容易让人联想到清代朝庭大员头上所戴之物,不当!”后来,
燕山出版社要为绍堂出一部随笔集,他想水有源树有根,
这些作品的产地就在此楼,此楼本是红檐罩顶,
叫它“红帽子楼”岂不更好?于是他把这本随笔集定名为《红帽子楼随笔》。随着这本书的流传,“红帽子楼”
就这样叫开了。

那是1992年7月12日,我到北京后,住进天桥的京轻饭店,那天上午我先电话联系绍棠,他知道我已到北京了,非常高兴地邀我去他家见面畅叙。因为他新近乔迁的新居在宣武门西大街,离我住的旅馆饭店很近。

再说说绍棠搬入“红帽子楼” 以后的事。

天气异常炎热,我下午2时出发,来到绍棠住址“红帽子楼”,上得三楼,见府门上挂着一块木牌,上书:

绍尝搬入“红帽子楼”时,他因中风已经是半身不遂了,但他仍不顾重病缠身,笔耕不辍。他曾掷地有声地说:“天不灭刘。坍我半壁江山,
留下有用的右侧。健康人干多少活,
我这病残之身也要干多少,甚至还要干得多些。我不想当什么十佳百强,但我敢宣称自己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他就是凭着这种拼博精神,
顶着疾病的折磨,在这里的6年间里又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孤村》和《村妇》以及许多散文、随笔等作品,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业绩。他的确做到了“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

敬启:重病致残,今非昔比。医生严嘱,必须静养。每天上午,绝不会客,下午接待,四时半后。电话预约,以免枉驾。迫不得已,尚希谅解,人道主义,请君奉行!

1997年3月12日凌晨5点多钟,电话铃把我惊醒,电话里传来的是绍棠之弟刘绍振的声音:“梦知,我哥绍棠刚才走了,在宣武医院,你帮我通知下文联领导。”
我震惊,
我悲痛,但我得赶紧去办所托之事。绍堂老师走了,他是刚过完了61岁生日后第11天走的。他走得太早了。对于一个多产的作家来说,
正值他创作的旺盛期,还有多少文学作品等着他去完成啊。然而他太累了,在迁入“红帽子楼”的6年里,
他把剩余的精力都耗尽了,让他安息吧。他走了,“红帽子楼”会记得他,他的作品和人品将与世永存。

刘绍棠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日

刘绍棠自1988年8月5日晚上,因长年伏案积劳成疾而突发脑血栓被送进医院抢救,九死一生。幸亏除了左半身不听使唤之外,他的大脑和语言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这是老天爷有眼,同情他命舛多难,赋予他继续写作的功能。

从此,经过较长时间的调养治疗,出院后的刘绍棠基本闭门谢客。他后来逐渐能持拐杖慢步行走,平时坐轮椅由夫人曾彩美推着走动。之前北京市作协给他分配了新楼房,因病迟迟未能搬迁,直到1992年初春,才迁入这幢“红帽子楼”三楼新居。

当我站在绍棠家门口,虽然他约我下午造访,但未说明具体时间,读了这则《敬启》,再也不忍心敲门打扰他的休息。从窗口向内看去,室内静悄悄的,屏风板上挂着一个镜框,装着著名书法家刘炳森给绍棠此次病后题写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八个隶书体大字。

虽然酷暑,外面有毒辣辣的太阳,可廊下较为清爽,手中还有扇子扇动驱赶热浪,身上的汗水渐渐没有了。时间也很快地过去,临近四点半的时候,我并未敲门,刘夫人曾彩美走来开门了,见到我抱歉地笑笑,并说快进屋里坐。当我进门走近刘炳森的题字前细品,曾彩美已扶着绍棠从睡房走来,我上前和他握手,一起走进书房。这书房虽不大,但与他们原先住在和平门那蝈笼式的狭小天地,不能同日而语了。

书房也是会客室,我环顾四周,右墙壁是一排同式样深黄色书柜,里面装满了日用书籍和他的部分著作。绍棠对我说:“许多书都在另一间屋内,打包搬来后还未来得及整理;还有很多书籍捐赠给家乡的‘刘绍棠文库’也未运走。近来还在坚持创作新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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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出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他比我小三岁。1957年他21岁我24岁,同遭厄运,他在北京,我在南京,我们俩同时被打入“另册”。在当年左的路线下,绍棠的罪状有三:一是创作发表的短篇小说《田野落霞》,暴露运河滩上的阴暗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二是与《北京日报》记者、青年作家从维熙合写文章支持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反党行为;三是自己写的理论文章《灯下漫笔》中,说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策略部分”还有待“发展和研究”这句话。

其实,这三条罪状都不能成立,但那个年代,刘绍棠蒙冤了22年。一时间,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对刘绍棠大加鞭挞。原先土改时,他家庭成分是上中农,但他被打入“另册”后,硬把他的家庭成分改为“漏网地主”,房屋、家具充公,其母亲被扫地出门。到了1979年他的错划问题改正、平反了,县委打算把他家的成分恢复为上中农。绍棠考虑到“成分上平了反,经济上就要补偿,涉及到穷乡亲”,他说:“新时期彻底否定唯成分论,改不改无关重要,不改正反而更有纪念意义。”

那天下午,刘绍棠夫人曾彩美给我倒了茶,我们先是从当年怎么被称为“神童作家”谈开的。刘绍棠从小在共产党的培养下成长。他6岁时参加了儿童团,12岁加入党的进步组织“民联”,14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就在团中央机关工作,20岁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成为专业作家。

1957年后,刘绍棠被发配到家乡农村,老家的房屋已没有了,给他住吊死过人的“鬼宅”,天天下田劳动,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屋内连张写字桌都没有。尤其是冬天,买不到煤,天寒地冻,室内冷得要命,他围着被子在寒夜里读书和写作。在这样艰难困苦条件下,他趴在炕沿上写出了《地火》《青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歌颂党领导下京东大运河一带人民的革命斗争。

刘绍棠和我谈起这些往事,站在旁边的曾彩美正不断地抹眼泪。因为她刚刚拔掉松动的全口牙齿而不便说话。

曾彩美与刘绍棠同岁,她是1952年元月初离开在南洋的父母兄妹,来到祖国北京上学的。那天,曾彩美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后,看到元旦套红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刘绍棠小说《红花》,她即买了一张报纸细读起来。这篇小说把她征服了,把她带到一个无比美丽的世界。当她得知作者刘绍棠是通州城内潞河中学的学生时,她就立即去了通州。不久,她也成了潞河中学高中一年级乙班的学生,刘绍棠是高中一年级甲班的学生,而且她和刘绍棠很快成为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两年以后,曾彩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刘绍棠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后来,这样一对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由胡耀邦同志促成,结成了夫妇。

刘绍棠向我回忆这段有趣的姻缘时说:“1952年夏天,我16岁那年的暑假,念完了高中一年级,要升入高中二年级,回到家乡,在运河岸上的柳棵子地里写《青枝绿叶》小说。趴在绿荫下的白沙滩上辗转反侧,也找不到合适的开头。这时,沿岸河柳上,布谷声声,叫个不停,突然拨动了我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心上的爱之弦,使我非常渴念我的一位女同学——一位不远万里而来的南洋少女。这位少女现在已经是儿孙满堂的祖母了。”

绍棠指着站在身旁的夫人曾彩美说:“她,就是与我患难与共35年的妻子。当年我就是在这种激动不已的状态下,把布谷鸟的传说,作为小说中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相互爱慕的比兴写下来的。这就是创作《青枝绿叶》的意境。”

绍棠讲到这里,听得我笑了。他们夫妻俩也都嘻嘻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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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绍棠还对我说,年初写了一篇题为《双节开笔》的短文,他在文中说到:“我这辈子最出成果的时候,都是在困境之中。从1957年到1979年,我在沦为贱民的困境中斗出了三部长篇小说。新时期的10年,我一直受到‘新潮’诸‘雄’的排斥,处境也不好。愤怒出作品,斗出了30本书。日子刚好过一点儿,不料中风偏瘫。肉体和精神痛苦万状,自己却成了‘半倒体’,犹存‘半壁江山’;不能先人,也不甘落后。三年多有8本书出版,光是病残以后写出的,就有两部长篇小说和200多篇随笔短论。能写是福,笔不可怠。”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觉得苦涩、悲壮,后又觉得他的话实在,显得幽默诙谐。这就是刘绍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那天,刘绍棠见到了同命运的我这个老朋友,谈劲十足。他滔滔不绝地说,“我从11岁开始写小说,到现在已经有43年的工龄了;虽然多少有点自己的技法和经验,却不能成龙配套。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不相信,好像我对自己的诀窍秘而不宣似的。其实,不要说我这个人,即便是鲁迅先生也无法把文术传给儿子,否则,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应该是大文学家了。然而海婴是学物理的,做的是另一种技术工作。我的三个儿女,大儿子36岁,学工,在航天部工作,一个女儿也学工,在美国留学,还有一个女儿学医,在中医学院附院工作。他们考大学时,只有一个人的语文成绩及格。我写小说,我的妻子教文学,而我的儿女们语文水平很低。现在,我有了孙子,我非常疼爱他们,不少人对我说,你教你的孙儿们写小说吧,不然你的手艺就失传了,怪可惜的。这些好心肠的同志,说这些话并未深思。我本无所传,何来所失?我写小说,就不是我的祖父所传,也不是我的父亲所授,便是有力的佐证。”

刘绍棠继续对我笑着说:那么,我学会写小说难道得之于九天玄女?或有亚当之摘下自己的肋骨而制造夏娃的万物皆备于我?不!我有师父。我的“教授”是民间文学。我的“副教授”是中国古典文学。我的“助教”是外国文学。

刘绍棠还说,他在《民间文学与我的创作》一文中写道:民间文学是乡土文学的一个来源、一条主根,从我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民间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乡土小说,不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而且常把民间文学的故事和手法,融合和运用到我的小说中去。

他又说:“我积累传统题材的民间故事,也拾取现实题材的民间故事。在我进行小说创作时,这些民间故事便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以影响,使我的小说自然成趣,返朴归真。”

是的,远在30年前,刘绍棠写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和《摆渡口》,就曾借助于民间传说,加强小说的魅力。30多年后,他写的短篇小说《峨眉》,整个就像把现实生活中的民间故事小说化了。正是这几个短篇小说,最为读者喜爱,被人们称为刘绍棠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中对于望日莲七夕乞巧,与何满子葡萄架下听哭的数千字的描写,是绍棠将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的艺术再创造。《渔火》《花街》《草莽》《瓜棚柳巷》《荇水荷风》等一系列中篇小说,都富有民间文学的色彩和情趣。描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吃青杏的时节》,使用了许多当前农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故事。

长篇小说《地火》中关于烟村村史的叙述,对于农村比武打擂台的描写,都采用了民间文学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长篇小说《青草》中有两三章,就是民间传说的改写。长篇小说《狼烟》,处处闪现出从民间文学得来的传奇性和夸张性。1984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京门脸子》,在描写风土人情和记叙人情世态上,更多地引用当地的民间故事、传说、奇闻、俚曲;甚至抒情状物,往往也以闲笔方式,杂以民间文学之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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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刘绍棠一生追求乡土文学,他总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乡土作家。他那天与我的谈话也是这样说的:“我50年代的小说,如《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运河的浆声》《夏天》等,人物对话使用农民口语,叙述行文也使用书面白话。30年后,我决心致力于乡土文学,小说的叙述行文也使用艺术加工过的生动、活泼、优美、风趣的农民口语了。这是因为我这个人和我的文学,都返朴归土。对内力求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对外则贯彻我的‘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越土越洋,越洋越土’的主张。我的乡土中篇小说集,已经出版英文、德文和法文三种译本。可见外国人对中国的土产,是颇为欢迎的。几个外国汉学家都对我讲过,把我的作品译成外文很困难,翻译出来也跑了味儿。但他们却极有兴趣,因为他们懂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货。’乡土文学以风土人情为素材,又给风土人情扬名。英文版《刘绍棠中篇小说选》的译者和编者,都到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走了一趟,赞叹不已。经过他们的口头宣传,几位外国汉学家情愿放弃游览泰山、华山、黄山、西湖、太湖等名胜风景地,而愿到运河滩与我的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生活条件和卫生设备很差,但也在所不计。是的,我就在运河滩豆棚瓜架下,接待这些浪漫蒂克的外国友好人士,我便请他们身临其境地理解我的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

刘绍棠主张要进口外国文学作品,但也不要忘了出口我们的中国文学作品,他说:“我的文学创作生涯43年,我一直写我的家乡,写我的家乡的新人新事,写我的家乡的风土人情,写我的家乡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写我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的多情重义,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在这43年里,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家乡的人民群众中间。43年来家乡的变化很大,而每一点变化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已经出版了20多本书,不但没有把我的家乡写尽,而且越写越感到自己开采不广,开掘不深。新生活给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我还刚刚开始,家乡还有许许多多东西可写。我每天的生活内容,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写作、看书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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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还谈到了绍棠青少年时代写作小说和发表小说的情况,当年他还得到许多文学前辈的关心、指导和培养。他说:“我13岁那年发表的三篇短小说,是在北京市男二中的晚自习教室里写的。两篇写我的同学,一篇写的是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的缝鞋匠,只不过是对真人真事的加工。14岁发表的12个短篇小说和三篇散文,其中《乡下妇女》《一顶轿子》《半截血斑碑》《新式犁杖》《三岔口》《蔡桂枝》,是在家乡写的,都是农村生活题材。《新式犁杖》获得《河北文艺》小说评奖第三名。这些作品收入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青少年时代小说选集里。事隔40多年后,重读这些稚嫩的少年习作,我仍然被小说中所描写的解放初期的农村新生活所激动。”

绍棠又对我说:“15岁上半年,我曾到河北省文联工作,发表了9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其中的《红飘带》的情节,30年后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影片。这篇小说的一半是确有其事。那是一架美国重型轰炸机,轰炸京津公路上的日本军车,因迷失方向而降落,被八路军游击队和解放区民兵抢救的。《七月里高粱红》在《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连载。这个时期的小说,我主要是配合政治宣传的。15岁下半年,我的文学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确定了最适合我发展的创作道路。”

在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中,刘绍棠的年龄最小,缺乏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为了与其他同辈人并肩前进,他必须扬长避短,即充分认识自己的劣势,找到自己的优势。老作家孙犁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他决定写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人民。这个决定,应该算是绍棠致力乡土文学的开端。找对了方向,选准了目标,他在半年里创作发表了8篇小说。《完秋》和《暑伏》是他在当年的土地庙后的沙岗上写出来的。那天绍棠同我说,《红花》可算是他的成名之作。已故著名作家柳青,当时只有30岁,担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他很称赞这篇小说,总编辑陈绪宗和文艺部副主任吴一铿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还请著名作家周立波审阅一遍,周立波也非常肯定这篇小说。于是,决定将这篇小说在1952年元旦发表,占用整个第四版,并加了编者按。从此,共青团中央对他进行直接培养。

“16岁是我在创作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我虽然只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摆渡口》《青枝绿叶》和《大青骡子》,却使我得到文学界的承认。这几篇至今仍是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被选入教材及各种选本,翻译成几国文字。《中国青年报》为了发表《青枝绿叶》这篇小说,曾经听取老作家沙汀、周立波、严文井和康濯的意见,请他们给我以指教。这篇小说发表后,被选入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摆渡口》和《青枝绿叶》都是在暑假期间写于运河边的柳棵子地里。我背靠着河柳写,写得累了又趴在草地上写,趴着写累了又打个滚儿坐起来,背靠着河柳继续写下去。《大青骡子》是我在国庆节回村休假,写于我家的土炕上。《摆渡口》和《大青骡子》先在老作家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上发表,引起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的注意,接着在《人民文学》上予以转载。”

绍棠记忆力特别强。他谈自己的经历非常有条理,如数家珍。他说:“我的文学生涯,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创作。这43年里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地火》《青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6部中篇小说集《运河的浆声》《蒲柳人家》《豆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黄花闺女池塘》;两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蛾眉》;7部散文短论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论文讲书》《乡土文学四十年》《蝈笼斋絮语》,以及三部选集。其中《京门脸子》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中篇小说选集《蒲柳人家》被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出版单行本。”
据我所知,绍棠的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受到许多国家读者的喜爱。

刘绍棠1991年7月被国务院授予“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特殊贡献专家”称号,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授予他“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牌,表彰他为祖国文学事业作出特殊贡献,并向后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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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在长达48年的乡土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在追求着信仰与文学、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而且他时常回想起曾经指导和扶持过自己的已故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绍棠曾深情地对我说:“耀邦同志不仅多次找我谈话,指导过我的文学创作,也是我的道德品质之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指导最大的人,第一个就是胡耀邦!”

是的,刘绍棠与胡耀邦的友谊交往,要追溯到50年代初,当时他写《青枝绿叶》时,胡耀邦正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一次,胡耀邦找绍棠谈话,一下谈了四个多小时,他希望绍棠写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体验外地生活,充实自己。刘绍棠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耀邦的谈话确实启发了他的灵感,他把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放在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了他所熟悉的人物,他的《青枝绿叶》就这样诞生了。耀邦逝世后,刘绍棠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忆耀邦对他的很多教育、谈话,以及与他的交往与友谊。刘绍棠那次又对我说:“耀邦活着的时候我不写他,他去世了我写他。在我心里,他一直都不是大官,而是我的老师、恩师,耀邦对知识分子尤其爱护。”

刘绍棠大病以后的这十几年里,只能坐在轮椅上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他21岁被无端打入“另册”,43岁才平反复出:整整埋没了22年!所以当他重新握笔,势如井喷,为挽回22年失去的时间损失,他只知道猛冲猛打,不懂爱惜身体,除了日夜赶写小说外,1979年,修改和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并写短论试笔。从1980年起,他提倡乡土文学,整整4年致力于中篇小说创作,共28部,100多万字。这是他恢复创作权利5年的成就。第6年转向长篇小说,可是身体不行了,腹痛和背痛接连发作。每一发作疼痛难忍,胸闷气短,苦不堪言,可是阵发之后,他又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不肯求医服药,而且抽烟喝酒异常凶猛。

1984年春天,各地邀请他讲学,他又抖擞精神上路,马不停蹄去河北、河南、内蒙古各地奔走,宣传他的乡土文学主张。在呼和浩特三天就作了四场大报告;其间自己还加班创作长篇小说,直到国庆前夕写完脱稿。接着他又陷入了新创作的激情之中,仍不想喘息调养,同时还为筹办大型文学丛刊《中国》忙碌。11月14日夜晚11时许,绍棠觉得就像突然遭了雷殛,猝不及防倒在床上动弹不得,胸膛窒闷,心脏绞痛,难以呼吸,痛苦挣扎了数小时,才从阴阳界死里逃生。这次经医院确诊为糖尿病和冠心病合并症,如不注意保养,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以后两年半时间里,绍棠乖乖地遵照医嘱,减少社会活动,躲进蝈笼斋里,以抱病之身,潜心创作,又写出了4部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还写出了不少散文和短论。刘绍棠就是这样抓紧时间孜孜以求地创作他的乡土小说,一点也不舍得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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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能从1988年那次脑血栓的大病中又一次死里逃生,要归功于和他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曾彩美。从这次绍棠病倒,她就提前退休了,回家担起了丈夫的随从、保姆和秘书等重任。绍棠中风偏瘫后,手写的稿件字体只有她可辨认,因而全部由她抄誊杀青。所以那天我们每一讲起曾彩美,绍棠总是充满深情:“她跟我生死与共,她没有个人利益。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我刘绍棠活着的今天!”

的确如此,刘绍棠和曾彩美相伴着走过了风风雨雨40多年,默默地挑起了让人难以想象的一家人生存的重担。这一天,绍棠接待我这个老朋友,兴奋异常。据曾彩美说,绍棠病后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谈得这么多、这么细。不久前《北京日报》记者来采访,他只谈了半个小时。绍棠接着说:“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更有共同的语言,又是熟知的老友,难得见面,当然这次专门邀他来见面,一谈话就多了,什么都想说说嘛!”

我们整整谈了四个多小时,还未谈够,中途休息时,拍摄照片,正好来了个青年朋友,于是我与绍棠照了好几张,可是曾彩美不参加,她因为刚把牙齿拔掉未装上,像个瘪嘴老太,形象“不好看”,所以她笑着,不愿意走入镜头……

虽然时隔25年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绍棠谈话中,多次讲到1999年是他创作生涯50年,“到那时候,”绍棠说,“我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体系比现在应该更像样子了,或可自称‘小康’了。”他还充满信心地说:“党中央提出了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后,我是非常拥护的。只要我有个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到1999年我的文学生涯50周年之际,应该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来。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中也应该占有相应的位置。”他还说:“我自信能够完整地建成我的创作和理论体系。”

那天晚饭后临分手时,绍棠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到那时希望你再来看望我,我肯定有更多的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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