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

这几年每次送客,我站在露台时总会想:“该不是最后一见吧。”多年前有一次和远方的朋友在院中树下照相,才走散,我忽然冲口开玩笑说:“The
first and the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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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又快到八月十五。秋夜清凉,在家附近熟悉的河道旁散步。看天上弯月成镰,薄薄的云衣时而拂过,象着罗纱衣裙的古代女子莲步轻移。这样古意的夜晚,的确不免让人感怀思乡。

一语成谶!不久以前,三人中的一位女性默默告别人世(当然是比我“小”多了)。早该轮到我了!我也“时刻准备着”!

当石湾兄离世的噩耗传来时,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仍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打电话告诉妈妈,她说上次见就知不会再见面了。我们母女俩都说要为他写点什么,这件事压在心上,已两个月了。

     
 这个小城是我出生、成长和生活的地方。命运安排我在这里驻守,让我不必有“月是故乡明”的感伤和期待。但是,我依然常常会心生空茫,不知身在何处。是不能确定的前路和归宿,是不乏波折的现实让我心如漂萍?还是太熟悉的日常让生存变得虚渺?我似乎没有找到家乡的那种味道。虽然我的祖辈在这里繁衍生息百多年,虽然我血脉里都渗透着这块土地的身形和气息。甚至这一点都不妨碍我对我家庭、亲友的热爱。家是具像,可以任由自己建设。可以是最温暖的归处,可以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她的篱笆墙。象长在身上,想起来就是踏实。可是,家乡它更象个概念,百度上说祖辈生存的地方就是家乡。在那里我们似乎只管生存,不用问将来。

今年我已不能走路,包括“下台阶”。一个老友(或被我称为“小友”的中年人)竟会先我而去!仿佛朋友们都在一列长长的列车中排队,有秩序,也讲礼貌,不是抢着走在前面,却还是有人向我道歉似的,点点头招招手,先一步走在我前面了!

最后一次见到石湾是2018年9月2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闲话开卷读书时——‘开卷书坊’第七辑出版座谈会”。坐定后,董宁文说石湾正在路上,这让我一惊:他不该来啊!自从他患了重病,这样的文化活动该与之告别了。

     
 究竟给予什么才足以让我确认,这是我的家乡。有友说:放下包裹即家乡。这让我想起老友光媚。很多年前,她还只是个20出头的姑娘。因为推销书册,她离开南京郊县老家
,来到这个青山绿水的小城。可能前世有缘,几番卖书买书,最后她竟然放下了她的书,留在了小城,和我成了同事。她有非常强的语言天赋,一年半载之后,她的小城话讲得跟她老家的话竟然一样溜。平时她就入乡随俗,吃我们的饭,讲我们的话。同事们笑话她会讲三国语言:普通话、家乡话、小城话,简称国语、宁语、越语。一开始她玩笑:对啊,我也是这里人啊。后来,她竟然很认真地瞪着她的大眼说:小城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就是这地儿的人。说这话的时候,她已经人在英国。她在我们这个江南小城生活了五年。后来为了去英国还是德国读博的问题,她非常纠结。长年在国外漂泊,让她一时在惆怅中心有归意。她回了一趟她的第二故乡,跟我商量想找家合适的单位,结束她人生的漂泊之旅,再也不走了。我有些震惊,一个游子对于归宿的选择,应该是发乎心灵的需要。那么,她真正的老家呢,那方生她养她的土地。再怎么样,她也应该找离老家近一点的地方,南京或者上海。她说:对她来说,这里的记忆和欢乐,比老家还要深刻。老家我也可以常常回去啊,但是我习惯了在这里生活。

我已老得流不出泪水,只有坠在心底的那重重的一击!永远挥之不去!能埋怨谁呢?医生总归低声说:“我们尽力了!”朋友们不停地安慰着他的家里人,我也只能希望着:家里人会平静下来的,总要过这个坎吧。不过总是有事情来得快了,走去的人还有这个计划、那个打算:他的创作,他参加的什么什么会。去年石湾在电话里精神十足地说:“杨苡,我今年因为忙于开会治病,明年春天一定去看你!”当时我笑着回答:“健康要紧,少开会,悠着点!”还没过春天,他又一次在电话里说:“杨苡,我过一个月,夏天,去南京!”我说:“过了黄梅天吧,南京秋天最好!”挂上电话,我心里想:“来不成了!”我知道他想回南方,看看老朋友、老同学,到母校南大走走,回故乡再“整整”他的“菜地”,看看他的乡亲们,那些才长大的小树,那一大片地,那葱葱的绿,还有那所才修整过的老屋……

会开了一会儿,石湾出现了,起身迎上的,带他入座的,引来一阵动静。他明显瘦了,往日的奕奕神采已由憔悴的病容所取代,但他还坚持发言,说了好多话,除了祝贺丛书出版,重点是师恩难忘。我自然要回应,感谢他对我家两代人的恩情,表达对他战胜病魔勇气的敬意。那天晚宴,我坐在他身旁,帮他夹菜,他的胃口还好,对我多少是个安慰。

     
几番思虑,最终她去了德国。在德国,一呆七年。前几年回了国,南京还是上海,她选择在上海的德资公司工作,买房安居,一心一意。奔忙中,回来后这几年,她只回过一趟她的第二故乡。八年,一棵小树足以炼成大树浓荫,一个小镇足以让你找不到你当年住过的屋。但是,她依然年年回她的老家,因为那里有她的父老兄弟。虽然,她年少时住过的小平房也早已被陌生的人家的新楼所取代。那片屋后的野柿子林,也早已被推平建了房。

我真的理解那些苦苦思念故乡的朋友们。当年离开天津时,我还不到十九岁,到如今已经整整八十年,心里还是丢不下我的数不尽的记忆,我的老师、同学,我住过的老房子……石湾是我在晚年时才熟悉的“老友”吧,却早已是不用在心上设防的、无话不谈的朋友,我欣赏他满腔热情,愿意倾听我,鼓励我写作,从来不轻易议论他人,但有时候社会上有点风吹草动,他也忍不住说几句自己的见解。他对读者对作者有强烈的责任感,不问收获,只管自己耕耘,是一个正人君子。那年他送来他的“收成”(蔬菜、果实……),远道而来,我大笑,忽然心上陡地掠过当年陈梦家《燕子》中的诗句断章——

石湾是自己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患癌症晚期的,他说得平静,我听得难受,毕竟他才长我四岁啊!他讲了一些我不懂的药名,可见他在认真配合医生治疗,他还说等身体好些,再去南京看我妈。记得在《爱做梦的青春者》一文里石湾曾写道:“自我前些年在故乡翻盖了三间平房,春秋两季常回老家小住之后,就每年必专程从常州乡下连倒几回公交、高铁、地铁,赴宁看望杨苡先生……”

     
我想起我的阿哥。因为我母亲是平湖人,所以从小随了她的老家方言叫同胞亲哥作“阿哥”。阿哥年少离家,读大学出去后,就基本只能在过年回家看看。这么多年,我想他应该也把他乡作故乡了吧。但独独不改的是一口正腔正调的小城土话。他刚出去读书那年,回来我想他应该象别人那样多多少少讲点普通话或者别的什么腔吧,可他土话讲得滴水不漏,就象从没出过门。我以为他语言功能差,在外说不定找个厕所都只能用方言。可是,毕业后他留校当了老师,当大学老师总不会用土话在上课吧?后来我注意到,在家人面前,对我嫂子和孩子们,他都不讲我们本地方言,因为嫂子是外地人,而孩子们从小在学校教育下,已不会讲方言,习惯讲普通话。但是,不管他怎样应地置宜,因人而异地调整他的语言机制,我发现,他发出的任何语音,竟然都散发着浓浓的乡音,就连身体语言也不例外。从少年出门到如今白发渐生,我分明觉得,阿哥还是当年那个阿哥。再长久的分离,再遥远的距离,都没有让他变成他乡的人。

从来不问它的歌

这些年,石湾看望他的师母成了每年他们彼此期待的一个日程,这给我妈的晚年带来了念想。每回石湾来,她都会招呼生活助理小陈做一桌她称之为“农家菜”的佳肴款待,“师生加文友”的亲密和会心,从他们的合影中就能看到。

     
而我现已年迈的母亲,当年因为机缘巧合,自由恋爱远嫁给了我父亲。当年母亲回老家一趟得整整一天,中间转辗坐车,很是折腾。那时候又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常常回娘家。所以嫁给我父亲以后就很少回家,渐渐讲了一口夹杂两地口音的语言。从二十多岁到如今七十有几,人生大半时间是在小城度过。但是,偶尔出门还是会有人问她:大妈你老家哪里?近几年母亲年岁渐大,常常想回老家走走。如果不是专车接送,去一趟老家也还是并不方便。老家还有我小姨和小舅生活在那里,当然我明白,母亲牢牢系在心里的哪里只是她的骨肉至亲。

留在哪片云上?

*

   
 或许只有离开故土,才能感知家乡的存在?家乡象一幅画或者照片一样,熟悉的景物前站着你家人。
或许是父母兄弟,才让你感觉有家乡的存在?可我怎么觉得,我的老友、亲人,他们一个个似乎都把一种什么背在了身上,怀在了怀里,深深藏在了心里。我的家乡在哪里?我找不到我的家乡。可是别人的脚步,时光的印记,终于会让我知道,家乡,其实不在家乡,不在别处,它就长在你的身体里。

只管唱过,只管飞扬

我完全不记得石湾学生时代的样子了。他上大学时,我已北上学画。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还是从儿子爹那儿,说是在一个聚会上遇见了《新观察》的编辑,一介绍原来是南京大学毕业的,还认识我父亲,于是带回了他对老师的问候。

青的天,黑的翅膀

父亲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像石湾这样到老还不忘师恩的学生并不多,更何况父亲并没有直接教过他:“1959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时,他在中文系任教,虽没有给我授过课,但也就是那时他是江苏省作协诗歌散文组组长,为提携我,常带我去列席省作协诗歌散文组的双周沙龙。我一次次带着自己的习作去登门求教,就认识了《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先生。”

那天下午我站起身来送他,我说:“明年见!”

他终生不忘的其实就这点儿事,这对一向爱才、乐意帮助年轻学子的老教授是天经地义,可石湾却记了一辈子!

现在细想,南大的诗歌会或许正是石湾走上文坛的起点。从那里出发,他越走越远,不仅成了一位著名散文家,还成了好编辑、优秀出版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年,我才知道他的处女作《透明的红萝卜》是石湾首先发现并推荐的,我问石湾怎么不在朋友圈里提一下,他只是笑笑说“干吗凑这个热闹”。他为他人作嫁衣,甘当伯乐的例子多了去了。

1997年我从巴黎回国后不久,到文联大厦的作家出版社看他,他已升为副总编辑,有独立的办公室。那时《作家文摘》刚创刊,火极,听说是他的创意;他还很自信地说要每两年结一本散文集,这让我这样尚未出版过像样书的作者更觉佩服。就是这天,他听我讲了一些在欧洲经历的趣事,立即叫来他器重的女编辑小林,决断似的安排小林当我的责任编辑,出版我写的欧洲故事,也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书《拾回的欧洲画页》。当时小林是上海知名女作家陈丹燕的责任编辑,水平、眼光都极高,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谁,这突如其来的约稿,给我和她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可就在石湾这双热情发光的大眼睛的凝视下,不容得你推脱。

退休后的石湾南来北往,继续写作、约稿。2009年11月23日,宪益舅舅走了,周月祭前,石湾邀我去见南方来的《炎黄世界》的主编。席间他叹道:“像杨老这样的人没有了!”在他的推荐下,我写出了自认为表达哀思最畅快的一篇《宪益舅舅,挥之不去的身影》。杨绛先生去世后,他立刻把我妈写的一篇纪念短文要去发表。我妈翻译了法兰克·劳巴赫的《生命始于80岁》,他很快写了热情洋溢的文字给予呼应、鼓劲……

*

一幅画面重现于眼前,我又回到1997年的夏天。和石湾走出文联大厦时,天色已暗,就在灯火璀璨的十字路口分手那刻,他突然对我喊了句:“抓紧写啊,秋天交稿!”

那晚,我的压力好大。可如今,我宁愿这句催稿的叮咛一直在耳畔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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