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办教育要守正创新

周先慎老师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不时会想起他,那熟悉的面影,熟悉的话音。仿佛他并没有离去,有时还会回来系里,还会在校医院碰到他拿药,我们总会说上许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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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周老师不是一个教研室,他教古典文学,我讲现代文学,平时交往并不很多,但总感觉很熟悉,是那种可以无话不说的熟悉。也有一两次交往是较密切的,回想起来,如同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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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去烟台大学教书。那是1990年秋,我和他受北大委派,到烟台大学“支教”。当时北大、清华支持兴办烟台大学,北大中文系承担了组建烟大中文系的任务,孙庆升老师担任烟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有些课还要招呼北大的老师去讲。我和周老师就一起坐了十几个钟头的火车到了烟台。住进教师宿舍,我们住两隔壁。记得那时蚊子很多,要挂蚊帐。晚上找周老师聊天,推门进去,见他正赤膊坐在蚊帐里头看书呢。周老师很认真,每次上课都要仔细准备。我说,讲那么多遍了,还得重新备课呀?他说怕有错漏,再说学生情况也不一样,希望能讲得更有针对性。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但学生反映说,周先慎讲课深入浅出,比较贴近学生阅读写作训练的需要,收获很大。我有时碰到古代文学方面的问题,也会向他请教,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们在烟台住了一个多月,经常一起去海边散步。天已经很凉,他还敢下海游泳。那时他也才五十出头吧。

1987年博士论文答辩,前排左起为王瑶、吕德生、吴组缃、乐黛云;后排左起为樊骏、商金林、钱中文、孙玉石、温儒敏。

另一次较密切的交往是2003年,我主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即“十五讲系列”的组稿,请的大都是人文学科各个领域拔尖的学者,为大学生撰写讲座式的书,介绍相关学科知识。我知道周老师的课讲得好,擅长艺术鉴赏,就请他来写《中国文学十五讲》。周老师二话不说,爽快地接受了稿约,并且在很短时间内交稿了。他这本书不算厚,却要“打通”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史,又要尽可能让非中文系的年轻读者能喜欢,也真不容易。但周老师做到了。这本书很受读者欢迎,至今已多次印刷,还被一些大学指定为通识课教材。周老师写这本书可以说是举重若轻,因为有厚实的学术的积累,文笔又很好,当然,也因为他心中始终有读者。我想他写这本书时,是会时常想着读者是否喜欢的。

“我觉得教学是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是我所痴迷的乐事,是份完美的精神追求。”十年前,北大教授温儒敏获得教育部授予的“全国高校教学名师”称号,这一简洁凝练的获奖感言,是他几十年教育生涯的总结,他享受这追求与奉献的过程。

澳门新葡亰登入,2006年冬,我和周老师又有了第三次密切交往。当时我应重庆出版社的邀约,要编一套大学语文。坊间的大学语文教材已经不少,许多学校还有自编的文教材,重庆出版社想新编一套,叫《中国语文》,也是有些设想的,希望能通过我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编,来一套高标准的。我就找了周先慎老师,还有何久盈、吴晓东、孔庆东等几位老师一起来编。我们在重庆一间郊区温泉宾馆讨论了一两天,周老师很投入,出了不少主意。他领衔编了其中一本“理科版”的《中国语文》,编得还真有些特色。教材分为“古代文”“现代文”“古今诗歌”和“西文中译”四个版块,周老师和何九盈先生分工负责古代诗文部分,下了很大功夫,注释都是重新考订的。从学术质量来说,《中国语文》明显高出于坊间许多互相“克隆”的同类教材。我再次领略了周老师治学的扎实和认真。可惜出版社推广不力,这套教材“淹没”在众多大学语文教材之中,未能发挥更大的影响。

温儒敏曾历经许多学术要职,除了文学史研究外,温儒敏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语文教育的研究与组织工作,希望带动大家回到教育的本义上去理解语文教学,“把学生被‘应试式’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周先慎老师几次和我说起,他当年是“阴差阳错”从外省大学分配到北大中文系的,似乎感到有些特别的幸运。其实周老师的学问很有特色,他的努力也为北大中文系争光。周老师的研究集中在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如《论〈聊斋志异〉清官作品的思想基础》《<聊斋志异〉的艺术美》等论文,在学界都是有好评的。他对古典诗歌的研究,特别是诗词鉴赏的研究,也有贡献。周老师的研究有两点很突出,一是艺术感觉很好,艺术分析非常到位,很是灵动,读来引人入胜;二是文笔优美流畅,是文章高手。周老师对此似乎也很自豪的。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打过电话给我,说起有人误解甚至无端指责他的一篇有名的短文《简笔与繁笔》,让我注意一下。这篇文章曾经选入高中语文课本,是当作一篇范文来展示的。可惜后来因为教材编写体例的限制,没有再选收这篇美文。这是很遗憾的。

1946年,温儒敏出生于广东省紫金县中坝乡乐平村。他的父亲十六七岁时就外出谋生,曾在香港东华医院当学徒,后来回到紫金龙窝圩开设西医诊所,是当地最早的西医之一。母亲是基督徒,知书达理,常常给温儒敏讲圣经故事以及各种民间谚语传说,教他背诵《增广贤文》等蒙学书籍。

小学四五年级,温儒敏开始读《西游记》《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很多字都不认识,就跳着读、猜着读。这也是后来温儒敏提倡的阅读法。如果不认识的字就要查字典,大概阅读也会趣味索然。就在这种“连滚带爬”的海量阅读中,温儒敏爱上了读书,甚至模仿过艾青、裴多菲写诗,还给自己起了个洋气的笔名“艾琳”。

1964年,温儒敏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尽管在大二时遭遇“文革”,他还是乱中取静,见缝插针地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经典和各种杂书闲书。这种“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丰厚的基础。后来他指导研究生,除去专业训练,也主张有些“杂览”,知识面尽量拓宽,而不是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大学毕业后,温儒敏被分配到粤北的韶关地委办公室担任秘书。8年时间,经常下乡下厂,还当过生产队驻队干部,耙田、插秧什么活儿都干过。温儒敏说,这种对国情民情的切身体验,是别人代替不了、书本也难以描述的。几十年过去了,一到变天,他几乎本能地开始惦念南方农民是否受灾。知识分子各有专攻,如果有较多的人生阅历,特别是基层生活经验,性格可能会有所“调和”。温儒敏认为,人文学者最好还是有些社会实践经历,他们那一代学者大多不是“三门干部”,丰富的人生历练使学问与社会紧密相连。

在机关当秘书,接触领导多,写东西快,温儒敏备受重视,如果走仕途,可能会有前途。但他喜欢安静,不爱交往。1977年的一天,在粤北的浈江河畔,温儒敏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恢复高考和研究生制度的消息,决定报考研究生。

1978年,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有800多人报考,原计划招6人,后来增加到8人,11人参加复试,温儒敏排在第15名。但他却意外地接到了复试通知。后来才知道,导师王瑶看了他的文章,觉得有潜力,特别提出让其破格参加复试,这让温儒敏终生难忘。他当老师之后,也常效法此道,考察学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实际能力。

那时课不多,不用攒学分,不用考虑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就是自己看书,寻找各自的兴趣点与发展方位。这种自由宽松的空气,很适合个性化学习。温儒敏研究生阶段读书量非常大,他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图书。许多书只是过过眼,有个印象,但读得多了,历史感和分寸感就形成了。1981年温儒敏留校任教,三年后又继续师从王瑶读博,当了王瑶两届“入室弟子”。

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第一次招博士生,全系读博的只有他和陈平原两人。王瑶没有给他们正式开过课,主要还是自己读书,隔一段和导师交谈。王瑶抽着烟斗静静地听,不时点评一两句。

“有一种说法,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小鱼,在学海中畅游,长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温儒敏在回忆王瑶对自己的影响时这样感慨。他总看到先生在读报,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导师的入世和批判的精神,在温儒敏身上留下很深的影响痕迹。

温儒敏受惠于20世纪80年代,也感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事业心,以及对久违了的学术的向往与尊崇,都在学术的重建中得到痛快淋漓的表现。温儒敏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很多人都有过艰难的岁月,但又真的很幸运能在那个年代投身学术。

做学问,温儒敏下的是笨功夫。他恪守王瑶“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师训,不趋时、不取巧,追求一种沉稳扎实的学术风格。

温儒敏的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是研究思潮的。当时文坛正在呼唤回归现实主义,许多文章都在说这个词,对它的来龙去脉却不见得清楚,梳理一下是必要的。他就选择了这个难题。他说,这是“清理地基”,要用“史述”的办法,把现实主义思潮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轨迹清理出来,对于现实主义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进或制约作用,作出客观的评说。

温儒敏找到一个当时还较少使用的词叫“流变”,一下子就把思路点亮了。回过头看这部着作,他有些不满意,认为写得有点平。但那时关于思潮流派的系统研究还很少,这是第一部叙写现实主义思潮史的着作,开了风气之先,颇受学界的注意。

不过温儒敏更看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这是他的代表作。1990年前后,他给学生开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课,意在把批评史古今贯通。现代文论给人的印象似乎“含金量”不高,当时北大研究古文论的有三四位专家,可是没有人关注现代。别的大学也大抵如此。温儒敏认为,现代文论也已经形成新的传统,对当今文学生活有弥漫性的影响,不可忽视。他率先在北大开设现代批评史这门课,由于当时这方面的基础研究薄弱,他几乎要从头做起,非常费功夫。一两轮课下来,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问题意识也突出了。

温儒敏认为自己的批评史研究并不全面,但现实的指向性明显。他强调从以往批评家那里获得某种批评传统的连续感,把重点放在论说最有理论个性和实际影响的批评家代表上,注意他们对文学认知活动的历程,以及各种文学认知在批评史上所构成的“合力”。文学史界高度评价这种“合力说”,认为有方法论的启示。这本书至今仍是现代批评史领域引用率最高的一部着作。

还有一本书在文学界几乎无人不晓,那就是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两位老同学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初这本书是为自学考试编写的,发表于1983年—1984年的《陕西教育》。该书和其他同类文学史很不一样,这是用专着的力度写就的教材,带有强烈的理论个性,引发的话题很多,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也很大。如今这部书已经是许多大学中文系指定的基本用书。但当初此书也曾遭遇退稿。评论家黄子平那时是北大出版社的编辑。温儒敏去找他,希望在北大出,黄子平说没问题。半个月后黄子平无奈地告诉温儒敏:领导说你们还只是讲师,写教材欠点资格。这本书后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世纪90年代末才回到北大出版社修订再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30年来,已48次印刷,印数130多万册,其影响之大是温儒敏未曾料及的。

温儒敏的众多着作,很多都是在文学史的教学中“提升与结晶”的,和教学关系密切,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直被许多大学中文系列为研究生教材。温儒敏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成就显着,但他对自己的研究并不满意,对人文学界研究日趋泡沫化的状况也很担心。这“不满意”也许就酝酿着某种突破的内力吧。

从1999年到2008年,温儒敏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极少有人称他“温主任”。在学校称呼“官职”他会感觉不自在。

温儒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老师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守正创新”的办学理念。其含义是既坚守中文系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又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有所发展和创造。他尽量给老师们创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温儒敏很反感浮泛的学风。他担任中文系主任时期,全国的大学正在扩招,多数中文系“翻牌”改为“学院”。校方也曾征求意见希望把中文系改为文学院。他说没有必要,等全国都“升格”完了再说。

温儒敏认为,办教育还是要求实守正,不要改来改去太多“动作”。特别是像北大这样的老校,要看重“文脉”。“我们讲文脉,讲传统,不是摆先前阔,而是要让文脉来滋养我们当前的教学研究,现在,人文学科越来越受到挤压,北大中文系还能取得一点成绩,在全国同一学科仍能整体领先,我想还是靠‘老本钱’,在‘守正’上下了些功夫,所谓创新仍然是要有‘守正’作为基础的。”

温儒敏出台了多项措施改进和规范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在全国率先提出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和导师回避制度,以及教师业绩评定中的“代表作”制度,引起广泛注意。

表面上,温儒敏温文尔雅,但是无论担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还是接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他都有一套有效的管理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真“有点‘冲’,好像并不符合自己的个性”。正是这股“冲”劲儿,温儒敏带领团队全力以赴,半年多的时间出版五六十种校庆图书,为当时北大百年校庆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也正是这股“冲”劲儿,温儒敏以“不睡觉也要干出来”的豪情带领出版社编辑,快速高质地推出72卷本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全宋诗》,获得1999年年度国家图书奖,至今仍是北大出版社首屈一指的标志性出版物。

1998年,北大出版社在香港组织了书展,引起轰动。而温儒敏为展销会设计的主题条幅“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后来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社训”。

“我1999年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提出‘守正创新’的办学思路,后来做学问、编教材,都努力这样去做。看到最近北大校长林建华发表文章,讨论如何建设一流大学,也认可并采用了‘守正创新’这个提法,北大一些学院开会也打出这一‘口号’。”温儒敏感到欣慰。

2003年12月25日,在温儒敏的努力下,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林焘、袁行霈、徐中玉、陆俭明、刘中树、巢宗祺、蒋绍愚、王宁等一批着名学者加盟。其实这只是一个虚体机构,却做了很多实体也未见得能做的实事,其中包括组织对全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状况的9项田野调查,参与修订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参与高考语文改革的研究,举办“国培”连续多年培训20多万中小学教师,组织编写中小学和大学的语文教材,培养语文教育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等等。温儒敏说:“人文学科其实花不了太多钱,有时钱多了要老想着怎么花钱,反而误事。北大语文所很穷,连办公室也没有,但享有北大多学科的资源,为高校服务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个平台。”

温儒敏把介入基础教育说成是“敲边鼓”:“如同观看比赛,看运动员竞跑,旁边来些鼓噪,以为可助一臂之力。这是责任使然,也是北大传统使然。”2002年,他邀集十多位北大教授,包括陈平原、曹文轩、何怀宏等着名学者,跟人教社合作编写高中语文教材,现在仍然有60%的中学在使用这套教材。2008年,他又担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修改制定一部指导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国家文件。这些工作需要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很烦琐,一做就是几年,还不算自己在单位的业绩。但温儒敏和他的团队实心实意想为基础教育做点事。

2012年,教育部聘任温儒敏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从全国调集数十位专家和特级教师,历时5年,编撰一套全新的教材。目前,这套“部编本”语文教材已部分在全国投入使用,今后数年将成为全国统编的教材。

“编教材太难了,几十位专家和老师,编了5年,历经30轮评审,终于熬过来了。”温儒敏感慨地说,用了一个“熬”字,可见其中艰辛。新教材投入使用后,得到一线教师普遍的认可,认为“有新意又好用”。这又让温儒敏感到“很有成就感”。他说,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教材太重要了。但教材是公共知识产品,社会关注度高,动辄还引起炒作,难免要带着镣铐跳舞。

温儒敏把语文教材编写说成是“风口浪尖上的工作”。因为教材是不容许出错的,而选文又特别容易引起社会议论,一篇课文是上还是下,可能牵动许多人的感情。温儒敏说,其实语文课本并不只是美文的汇编,需要照顾方方面面,还得讲科学性。新教材有很多改革,都要有调查研究和论证,讲学理根据。比如过去小学生一上学首先就学汉语拼音,而统编语文教材改为先认识一些字,再学拼音,而且拼音学习的难度也降低了。其可行性是预先做过专题调查论证的。

统编语文教材渗透了温儒敏的语文教育思想。他认为,语文教不好,最大问题就是读书太少。一本语文教材也就十几篇文章,如果只读课文,不读课外书,无论怎么操练,也是无法提高语文素养的。温儒敏提出语文教学的“牛鼻子”就是培养读书兴趣。新编的小学初中语文教材在激发阅读兴趣和拓展课外阅读方面下了功夫,想办法让学生不要过早陷于流俗文化。比如增加古诗文诵读和名着导读,在小学一年级安排了“和大人一起读”。他希望通过中小学生的多读书来推进良性生活方式,带动社会风气的改善。

近几年,《温儒敏论语文教育》有3集陆续出版,封底都写上这样一段话:“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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