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北大红楼诞生北京第一个中共党组织

北大红楼,原本仅是因其颜色而有此名,

内容摘要: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
1918年落成,成为北京大学校部、文科及图书馆所在地。1920年
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8月底,北大学生张国焘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建党工作,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先组织北京小组”。1920年
10月,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11月,张申府去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共产党小组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两人,随后又吸收了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袁明熊、华林、王竞林6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小组。

事实上,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

但有了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人们不禁想到:

关键词:李大钊;无政府主义;陈独秀;张国焘;中国共产党;学说;研究会;北大红楼;建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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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在这里,似乎有更为丰富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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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起初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传播,既与李大钊、陈独秀密不可分,也与北大红楼渊源深厚。

  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成为北京大学校部、文科及图书馆所在地。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东西宽100米,正楼南北进深14米,东西两翼楼南北进深各34.34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称得上是当年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今年是建党90周年,在这个背景下,你让我谈谈北京大学跟共产党创建的渊源,很有意义。

李大钊于1917年冬受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次年,他出任图书馆主任。红楼建成投入使用后,图书馆便设在红楼一层,李大钊的办公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的房间里。当时,很多师生都喜欢来图书馆他的办公室,既方便读到新书,还可以聊天,罗家伦曾回忆说:“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他的办公室也因此得了个“饱无堂”的雅号。

  当年的设计者恐怕没有想到,北大红楼的主色调——红色,以后将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和主调;这里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诞生了中共北京第一个党组织。

上世纪初期,我们国家外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有封建军阀压迫,必然会出现反抗力量。其中,一个主要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一批热心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经常聚集在这里研究、讨论。这在客观上,为后来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以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播撒下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种子。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红楼第二阅览室做助理员,他就是在这儿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二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启事,对外宣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在一次“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上,李大钊上台演讲,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好比雏鸡破卵而出,是必然之理。此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迅速增加,研究会19名发起人中,至少有15人在1923年前加入中共党组织。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在1921年成立,这就有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巧合应该与北大有很重要的关系。当时的北大集中了一批知识精英,这些人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反帝反封建。他们更有远瞻性,要在中国建设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主要人物就是李大钊、陈独秀。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开始研读日本学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实践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因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宣称:“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南下上海,李大钊秘密护送,途中他们商谈了建党工作,由此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分手后,他们俩分头开始建党筹备工作。

中共北京小组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

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李大钊将由他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辟为“马克思主义专号”,专门刊登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其中包括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1920年7月,李大钊成为北大教授,率先在文科各系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系列理论课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深入。

  不久,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秘书马马耶夫及翻译杨明斋一行来华。在维经斯基等人的推动下,上海、北京建党的步伐加快。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率先成立。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大一批精英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布本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派著述为目的;并表示“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李大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8月底,北大学生张国焘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建党工作,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先组织北京小组”。9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接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住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又同陈独秀谈起了建党之事。下旬回到北京后,张申府把和陈独秀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两人一致认为要尽快成立组织,发展党员。

“理想中应有的希望”是什么呢?发起者当时没有明说,但其意蕴应是清楚的,即由“研究会”“这个单纯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以求对中国社会做根本改造。

实际上,在1918年冬,李大钊还与北大教授高一涵等人发起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
。那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士”的,这一译名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当时译作“马尔萨士”)的音译很像。当时情形下使用这一译名,是一种故意的“遮蔽”,是为了自我保护。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11月,张申府去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共产党小组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两人,随后又吸收了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袁明熊、华林、王竞林6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小组。不久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加入小组。李大钊从自己每月120元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

在“研究会”成立刚刚半年之后,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即在北大成立。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成员3人,教授李大钊、讲师张申府、学生张国焘。

1920年3月,“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红楼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其成员多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组织讨论会,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当时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客观上也培养了一大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同年10月,在红楼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其成员大多来自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共产党小组”的影响下,11月份,以其成员为核心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成立了,同样以北大红楼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北京支部的张国焘、刘仁静参加了党的“一大”。

  不久,小组内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产生严重分歧。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联合,不赞成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分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权力、法律及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经过一番争论,除陈德荣外,其他5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小组。于是,李大钊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转为党员。

随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1920年11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从秘密走向公开,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并刊登了邓中夏、罗章龙等19位发起人名单。同时,还公开招收会员并介绍了成为会员的条件和入会的方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这份刊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的日刊。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将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大钊。据考证,在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夕,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共有12人,其中11人都是北大的师生。而缪伯英由于是何孟雄的恋人,常随何一起在北大活动,受到李大钊的教诲,也可算作半个北大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后,他们争取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在北大有了办公和藏书的房间,取名“亢慕义斋”(又作“康慕尼斋”),即“共产主义小室”的意思。“亢慕义斋”也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尽管李大钊没有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的19位发起人名单中,这在当时,可能更多出于某种“策略”性的考虑,但实际上,李大钊不仅是这一团体的直接参与者,更是指导者,是真正的领导人。

  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引导了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准备条件。

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以北大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公开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注重从工人中发展会员。据罗章龙回忆,他们在第一次全面统计会员人数时,共有118人,其中工人会员23人。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工人运动,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伟大的革命洪流由此逐渐汇聚而成。1950年,郭沫若赋《咏红楼》诗: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

  长河漫漫,大浪淘沙。

第一,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为书记。青年团为党的后备组织,围绕着统一建党,开展了许多活动。

与李大钊同样从北大红楼走出并为中国早期革命作出伟大贡献的,还有陈独秀。据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不过,“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南下上海。1920年初,李大钊与他扮作下乡讨账的商人,将其秘密护送出京。路上,他们留下了“南陈北李,携手相约建党”的佳话。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为共产主义信仰捐躯,时年38岁。

第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其中尤以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具有历史意义。

注:对于1918年的“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与1920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关系,目前学界还存在不同看法。

  张申府1925年负气退党,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改革开放后曾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逝世,享年93岁。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国内十分流行。当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时,陈德荣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进来,并掌握了宣传部门的权力。

参考文献:

  1938年4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乘祭拜黄帝陵之机投靠国民党。同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1979年张国焘客死加拿大多伦多,终年82岁。

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结果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地退出了小组。

1.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文学史料》[J],1979年第3期。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共北京支部从一开始建立就保持了自身组织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明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无疑对中共后来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

2.陈翔:《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北京党史》[J],2011年第4期。

第三,开展劳工运动。1920年冬,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曾多次去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办学经费主要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是主要捐助者之一。一批北大年轻党员和进步学生住在劳动学校,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开始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5月,北京长辛店工会宣告成立,它是中国北方第一个工会,是中国北方现代劳工运动的起点。

3.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J],2004年第6期。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有历史依据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长期以来,是一桩历史悬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正在写《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来从汉口《民国日报》上发现重要线索,写入拙著,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做了定论。1927年5月24
日,李大钊先生就义不久,汉口《民国日报》上介绍高一涵在武昌各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介绍李大钊时说到“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高一涵这个讲话离建党只有6年多一点时间,离李大钊被害还不到一个月,因此,应是真实可信的。高一涵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后来成为《新青年》阵营中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高一涵武昌讲话中提到“途中”,是指1920年2
月中旬,陈独秀受到段祺瑞政府追捕,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当时正值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发着亮光。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薄。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和李大钊共过事且关系密切的朱务善,在建国后也有一段回忆,他说:“1920年1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有关建党。”就这段材料,我在1998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作者之一朱乔森教授,朱教授告我: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高一涵。两相映照,十分明白。由此可见,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件事,在当时李大钊的同事和学生中,还不只一个人知道。这就完全证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历史依据。关于党组织的名称定名“共产党”,也是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的。张申府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中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因此,客观地说,
筹建中国共产党,除去陈独秀、李大钊是主要发起者外,时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和讲师张申府,也是参与了的。在这里,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提一下。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里提及,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将办公室和图书馆取名为“康慕尼斋”,刻有一枚藏书章“康慕尼斋藏书”。但是,据我的考证应该是“亢慕义斋”,因为我在北大见到了当年留下的八本德文本马列经典文献,印有“亢慕义斋图书”六个精美的篆字,图章为边长三厘米的正方形,颜色为天蓝色。

4.吴志菲:《北大红楼背后的五四风云与红色青年》,《党史博览》[J],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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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立波:《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基于史料的重构》,《哲学动态》[J],2014年第2期。。

6.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帧——我的父亲母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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