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谈谈鲁迅、陈寅恪、茅盾

今天同时读到四篇文章,两篇谈及鲁迅,两篇谈及陈寅恪,因与近来所想有关,颇生感慨。鲁迅没见过,陈寅恪见过一次,1943年抗战时期在粤北坪石中山大学研究院,他从岭南大学应邀来做讲演,我是听众之一。近来想着在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究有几位堪尊“大师”,即使不过自己想想,也觉太少。生活在本世纪中,有志之士都在追求,充满忧患,种种曲折磨难,几乎无人得以例外。生活不安定,价值观念不断变化,飞来横祸多,“活下来便是胜利”,如何来判定学术成绩?还要提出苛求?确实,不是本世纪中国学人突然变笨了。“名家”有一些,“大师”实在太少,往往有点萌芽、长不起来,未成大气候,开端便是顶点。现才感觉缺大师,少精品,打算加速扶植,也是进步,却未知此事能否速成。“大师”要自然长成,有个过程,拔不成,吹不出的。

问: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莫言、路遥、文学小说方面谁的成就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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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陈寅恪两位,实至名归,自当在大师之列。鲁迅重在小说创作和杂文,但同时有汉文学史、小说史研究实绩在。陈寅恪重在史学,也有对元、白诗和其他文学研究实绩在。“大师”级的人物,总不只“大”在一个方面、一个领域,而是从几个方面看去,确都是一个稀有的大人物。王国维不只有《人间词话》,梁启超不只有《饮冰室诗话》。他们无一不是既有“作”,又有“论”,影响大,且已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不消说,大师不是全知全能,可以跨越一切而不受任何局限,尊重他们的成绩,感谢他们的贡献,继续他们的事业,完成他们的未竟之志,都是后人应尽的责任。大师引导我们,当前和未来的道路终究还得我们自己去探索,自己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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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20日,编完《前哨》后,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澳门新葡亰网址,上述今天我所读到的四篇文章,完全是偶然被我在今天一起读到,又碰巧我正在想着他们两位的问题。

都是文曲星,

在美好的五月节,

早有朋友问我看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没有,说很值得看。我想读还未及读,今天却先从《文学报》看到了摘发书中一部分的一整版《生命的暖意》。主要摘了陈毅、陶铸、杜国庠三位对陈学术、人品上的敬佩与宽容。据说,这种友谊“燃亮了晚年陈寅恪的心香一角”。陈逝于1969年,“文革”中吃过的大苦未摘入。鲁迅(1881——1936)和陈寅恪(1890——1969)大致同时,各自的重大成绩也出在同时。鲁长陈9岁,早逝于陈33年。陈享年80,犹及受到十多年政治待遇和一些生活照顾,而后来则不但眼睛看不见,腿也断了,更残酷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断受到精神上的被歧视与被整的痛苦。鲁迅逝时还不够今天退休的年龄,他得到了崇高评价。他已长眠地下,可他的灵魂是否安宁?生前他的亲近朋友胡风、冯雪峰都被整垮坎坷以死,他的名字与某些语言在他根本不能授权的情况下每被用作无论对什么人都可“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的依据、武器,好像他也在运动场上大声叫喊助威,“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这不过是利用鲁迅的崇高声望,来达到“运动家”们随意整人的目的,哪是对鲁迅的尊重。由于视野狭窄,观念陈旧,一段时期来似乎对鲁迅的研究已别无新的天地,当然远非如是,那么,为之澄清勉强要他提任这种角色的冤案,就不失为一个新课题。鲁迅逝世已60周年,可以连他的灵魂也不让安宁吗?

个个是精英。

我希冀得一支菖蒲——

今天就看到对鲁迅研究的一些新例子。昨天《中华读书报》上摘自陈早春、万家骥两同志《冯雪峰评传》中的一些话,题为《冯雪峰是鲁迅与毛泽东心灵的沟通者》,另文为程光炜同志的《重读鲁迅日记》。陈、万书中有段话:“当冯雪峰说到自己曾代表‘左联’不断向鲁迅索稿,并‘命题作文’时,毛泽东不无惊讶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么?’”我相信毛泽东当时会有这种想法,并且很对。鲁迅也会这样想,但可能他是奉人民之命写过若干的。对的道理,有时并未照办,情况很复杂。思想先行,主题先行,同古人所说“意在笔先”并不是一回事。两个“先行”往往导致公式化、概念化,教条气,但这样的文字过去不少,往往还是符合“政治第一”的。鲁迅说文艺作品有宣传作用,但宣传品不是文艺。如何具体理清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完整见解,以及其间的复杂情况,很有益。对的道理如果同眼前需要或私利产生矛盾,便会被从权而置在一边。这就是为什么说的同做的常会不一致。在鲁迅民国初年的日记中,记下他多次频频光顾琉璃厂,欣赏各类刚从外地搜求到的古书、碑帖、古钱、字画等等,由于被他看中想买的东西要价很贵,他还写下一段这样的牢骚:“审自五月至年暮,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华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之)。”文章作者提出类似这种意思的问题,应如何理解鲁迅。当时鲁迅正投身新文化运动,在与《学衡》、《甲寅》、《新月》及其他保守思想激烈辨驳,日记中记的则不少这些事。他绝未以为这很矛盾,确应多方面更丰富地来理解鲁迅,我很赞成这意见。其实后来的《拿来主义》,正可用来解释这些日记。“拿来”不是为了照办,而在“择取”。不先拿来,谈什么择取?鲁迅当年还很激烈地反对过读古书,当然不可以词害意,不过是对保守思想的反击,惟恐青年们上当受害。鲁迅日记文字极少,即使如此,可利用来帮助研究问题的材料还有不少。例如可以推想当时书铺里洋溢着的一种读书人的气氛。换个角度、换种思想,就能发现新东西。研究者的观念变了,视野广了,就能找到新意了。

谁的贡献大,

绿绿的,一把快剑似的——

葛兆光同志在同天该报《尘封在阁楼中的往事》一文中提供了研究陈寅恪的另一个新例。他在图书馆阁楼上尘封多年的旧材料中发现六十年前陈寅恪批改两个文科大学生毕业论文后的评语。一个学生获得87分,评语称赞其文“收集材料可称完备,且考证亦甚审慎。”
“毕业论文中如此精密者尚不多见。”另一篇得78分,被评为:“大体妥当,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尤宜标举其与本论文之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葛文从陈的短短批语中,悟出其中有着学术规范的含意,即写作这类论文,一是材料应力求其全,二是研究史要清楚,不可没人之功,自己创新何在,三是选题要有意义,是否有范型意味。葛还因此感慨,在一切都简化为实用的价值的关系的时候,文史可能要被取消“科学”或“知识”的头衔了。妙手偶得,却看到中有学术规范的意义,复对比今昔,察觉今日教育质量中的危机,有心人随时可能在平常材料中挖出有价值的东西。小题目也能够写出新文章,积小成大。

我也说不清。

它是生活着的风标,

不知经谁把现当代文家串成“鲁郭茅,巴老曹”这两句顺口溜式语言。鲁早逝,极可惜,却未始非福,若多活三十年,不知会如何过。郭官高,寿长,运动得带头,声称自己的著作全该烧掉,后来却又写出了《李白与杜甫》,贬杜完全可以,却谈得那样牵强,极令人失望感叹。主动乎,被动乎!当年英气哪里去了。茅谨重,1958年告诉某外国作家,曾“忙于反右”,可有机会总仍要谈艺术,讲现实主义,侃侃谈写中间人物,事发后那样惊恐不安,惴惴自危,令人心酸。命运同样不在他自己手里。命题作文,承题下笔,命者挥手,承者感泣。如此这般数十年,路子怎能不越走越窄,江郎怎能不才尽。逝者已远,老者愈老,新手风华正茂。无非愿望有个小康环境,得以愉快成长,为国家、社会发挥才情。出于公心,多办实事,假以时日,大师、精品,总会有的。应认真总结一下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再不要走老路了。

他们在文学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并做出卓越贡献,更是代表文学时代的里程碑。对于他们的简历和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在此不一一赘述。

菖蒲是苦辛生活的记号。

茅盾先生(1896——1996)离开我们大家已经15年了。现在我们一起纪念他诞辰100年,缅怀他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作出的重大成绩。他为我国文艺事业奋斗了一生,无论在创作、理论批评、翻译介绍、编辑出版、组织发动、培养青年作家等等,哪一方面都有宝贵贡献,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永远不会忘记。长篇小说《子夜》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规模,开辟了我国小说创作的新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积极作用。无视客观事实,违反公心,任意贬低前辈的历史功绩,很不郑重。任何大人物都要受到历史条件的一定限制,如果可用后来才能达到的标准来苛求于前辈,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杜甫有首诗为初唐四杰讲了公道话:“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之二)一千两百多年前杜甫已颇有历史观念,他对当时那些“轻薄为文”者的责备尖锐却很有说服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特定历史时期个人写出的大部头文学作品。前辈们的成绩应该也可能被后人超过,但他们已经做出了当时许多人未能做出的贡献,就值得纪念,有持久的生命力。

茅盾文学奖是作家至高荣誉,更是文学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目标。论影响力茅盾排在第一位,其次分别是巴金、钱仲书,莫言、路遥、沈从文。我不是专家,不具备权威性。仅以个人嗜好排名,欢迎文友友善讨论。

我要把菖蒲插在马路边上,

其实茅盾先生自己,在《子夜》早已得到大家公认的时候,就感觉到其中存在某些弱点,并曾不止一次公开指了出来。例如在1975年5月7日,他在给一位跟他通过多次信的青年学者的复信中,谈及对《子夜》的意见时,又这样说:“承指出《子夜》第四章败笔,又此章游离等,甚是。所以游离之故,《后记》已略道及。写农村暴动,光是猜拟,仅(没?)有体验,诚如尊言。”(《文学报》1996年5月第845期,宋谋玚:《我与茅公在文革中的通讯》)如此坦诚接受青年学者对自己著名代表作的批评,请看茅盾先生是何等胸怀,何种境界!文学先驱、大师,难道能凭拔高吹捧、哥们义气、包装漂亮、推销有术、甚至红包效应就能制造出来的吗?文坛一旦真全成了一座不讲道义的商场,要求繁荣创作,多出精品,多出大师,就不可能了。

个个妙笔能生花,

我把它插在公寓的窗栏,

不久前读到周明同志的《难以忘却的记忆》(《文学报》1996年7月18日),中间谈到两件事,过去不清楚。一件是茅盾先生因“不能以讹传讹”,终于没有肯为歌剧《杨开慧》写文章给予肯定评价。他的意见是:剧本的本意是好的,观众欢迎也可理解,问题在剧中人物的描写和表现不那么完全符合生活实际。他说当年在广州国共合作时期,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住在一座楼里,和杨开慧自然也有较多接触,印象中杨是一个好学,上进、追求进步的青年,是一位十分恬静贤淑的女性,助毛和为革命做了不少默默无闻的工作,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但却并非是现在《杨》剧中所写那种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他认为文学作品对历史人物的描写都必须注重真实性,唯其真实才更为感人。他了解实际情况,就得实事求是,不能不负责任的去一味鼓吹。这个文章他就不能写。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在北京时的事情。

享誉文坛成大家。

教菖蒲在风里飘摇。

另一件是他一直非常敬重鲁迅,但他不赞成鲁迅研究中某些形而上学、繁琐考证的倾向。认为对毛泽东不能搞两个“凡是”,对鲁迅也不能搞什么“凡是”。研究工作要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鲁迅一向非常关心、扶持青年作家,很了不起。鲁迅热心为有些作家的新书写过广告,有些人把这也作为鲁迅著作研究,未免滑稽。鲁迅日记中有些流水帐式的记事,不一定有太多意义,有人对此也繁琐考证,非要找出个意义不可。鲁迅赞扬过许多人,批评过一些人,批评是有根据的,但不可能十分准确。不是凡被他批评过的人都是不好,如梅兰芳、李四光、章士钊、“四条汉子”等等。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对此,茅盾表示:就因讲了点这类真话,被个别人看作反对鲁迅。莫须有,莫名其妙。他没有时间论战了,历史会作出客观论证的。

吾生后辈皆敬仰,

生活实在埋葬我,

上面摘引有关文意,因过去都略有传闻,现才知道原委。茅盾先生对人对事这种态度,和他对自己作品的客观态度一致,里外都很一致。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一种“大家”风范。这种风范多么可贵。

德才兼备顶呱呱。

菖蒲是埋于苦辛生活的人的记号。

我还有个感想,觉得茅盾先生这样一位文学大师,后来并未能充分发挥出他的潜力。从前面所举三件事例来说,都极难得,但自然规律所限,为时已太晚,他不能实现了,《新文学史料》杂志年来发表过不少茅盾先生晚年思想、生活的真实材料,很能帮助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地位很高,现象上够受尊重,但批判运动一来,他和文学界很多普通工作者一样,照样心情沉重,充满忧虑。门庭冷落了,消息不通了,好像随时也有被点名、批判的可能,因而十分不安。每次批判的主题,同他的主张不同程度都有关系,而以“写中间人物”为更直接。他一贯重视艺术规律,强调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他虽居高位,对文艺问题言所欲言,仍是作家本色,所以也如此临深履薄。鲁迅之外,所有其他几位最能代表他们自己和一代成就的,却几乎全是早年的作品。巴老历经磨难,老舍忠而自沉,曹禺似已才尽,这都是人们共同感觉到的现象。当时他们都不过五十左右,正是最成熟时期,为什么他们的创作高峰会这样早就过去了呢?茅盾先生在这方面也很难说是例外。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同文学规律有什么关系?我们至今还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认真研讨,吸取历史教训。

在中国文坛,提起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四个大作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他们的作品更是深入人心,为我们带来了阅读的快感和心灵的震撼。

这是冯雪峰写于1925年7月的《菖蒲》一诗片段,发表在《国民新报副刊》上,编辑为鲁迅。冯雪峰当时是北大的旁听生,多次听鲁迅讲课,却对鲁不太欣赏,他曾说:“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得可怕呵……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

总之,我认为先驱者和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的功绩和贡献是巨大的。他已经为革命文学事业做了在困难条件下能做的一切。他的功绩和贡献大都是三十年代前后在上海生活时期做出来的,这一点对上海作家特别有鼓舞和鞭策的力量。当我们想到上海在当年曾吸引、哺育和培植过新文学运动以来几乎所有最活跃和成绩突出的作家,就会感到上海同志更应努力继承、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尊重艺术规律,争取充分发挥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今天工作条件已改善不少,切实多做工作,当个好的作家,写出好的作品,这应该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年寿有时而尽,荣禄止乎其身”,曹丕贵为皇帝,还早已看到了这点呢。

也可以这么说,这四位都是我国文坛上辈高权重、声誉隆旺的文学前辈。

那时冯雪峰的偶像是李大钊,他称李为“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李大钊遇害后,冯雪峰毅然加入党组织,从此极少写诗。

1996年7月24日据上海作协纪念会发言补正

相较于上述四位,莫言和路遥俩个人则是两个文学新人,他们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登上文坛,活跃于八九十年代。莫言还在千禧之后成功登顶世界文坛的巅峰,获得了世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唯一获得国际文学最高奖项的中国作家。

有趣的是,冯雪峰后来成了鲁迅的“忠粉”,因渲染过度,被茅盾斥为“感情用事”,而不再专注诗艺之后,冯偏偏又因诗获咎,给自己后半生带来无穷烦恼。

目前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是以茅盾的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

鲁迅不肯帮冯雪峰忙

莫言和路遥也都获得了这个文学奖项,成为了国内文学翘楚,是文学继往开来的一辈人。

1903年,冯雪峰生于浙江省义乌县的山村中,本名福春,是家中长子。冯家世代务农,父亲性格粗暴,少年冯雪峰常遭虐待,在性格中留下印记,鲁迅夫人许广平说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

应该是,前面四位文学老前辈,只有个人著作风格的不同,没有文学成就的高低之分。这里面除了钱钟书先生耽于学术研究,文学作品稍少一些以外,其他三位都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都有成名已久的著名著作昭告世人,成为我们民族文学的骄傲和荣耀。

上高中时,冯雪峰瞒着家人,以第二名成绩考入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并改名为冯雪峰,后因几次挑起驱逐学监顾华忠的学潮,被开除。

在这一点上,莫言和路遥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们也只能是步其先辈的后尘,在作品意境上赶超文学前辈。

冯雪峰走投无路,同学给他凑了17元,他来到杭州,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冯雪峰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散文,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等人组成“湖畔诗社”,出版了诗歌合集《湖畔》,冯曾托人将其辗转送给鲁迅。

好在莫言和路遥俩个人没有负了莘莘众望,都实现了文学作品意境上的弯道超车,路遥用生命的最后能量完成了他自己在中国文坛上的绝唱,《平凡的世界》也成为了他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的人文精神抚养。

“湖畔诗社”写的多是爱情诗,引起一定反响,朱自清评价说:“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

莫言则直接问鼎了世界级文学奖项,成为了有史以来中国作家的第一人,是要被记录历史成为千古一人的。

1925年,冯雪峰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在北大旁听。这一年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读了冯的诗,非常欣赏,曾托人捎口信,邀他去南方工作,冯因故未能成行。

甭管莫言和路遥俩个人的作品遭致了国内很多人的怀疑和责问,但他们都对新时代的文学表达做出了自己的诠释和解读,也使自家成为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

1926年,冯雪峰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本作家森鸥外的短篇小说《花子》,请李霁野转交鲁迅,李带他拜访了鲁迅。

他们这些人的作品,都是我们民族文学的精神宝库,只有风格与境界上的差异,而没有成就上的距离。尽管他们的文学作品各自表现不一,得到或收获的评价各异,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坛的丰富和发展,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也引领了一个时期的文学风尚。

初次见面颇冷淡,冯雪峰后来回忆说:“想请他介绍北新书局出一个小刊物的,他说李小峰恐怕不想再出版刊物了吧,我就告辞了。”
鲁迅在日记中记道:“晚冯君来,不知其名。”

对于他们,也不能用个人成就的高低来武断的评论,而是要站在民族文学的背景下,对他们的矢志不渝和艰苦砥砺鼓掌喝彩。

鲁迅将《花子》发表在《未名》上。

这就是我个人对于他们的态度。图片来自网络

一年34次提到冯雪峰

答:在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莫言,路遥这六位现代作家谁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最大呢???………………我认为是”茅盾″,又叫沈雁冰。茅盾最早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它以研究与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他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是丰富的和卓越的。他有各种文体的创作,以及理论批评,翻译及社团活动,和创办刋物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是其小说创作与现实主义理论批评。………………茅盾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创作,以现代化都市生活为基本题材,从内容到形式,对鲁迅所开创的现代小说,做了新的,更好的,广泛的开拓。………………茅盾的主要小说有: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林家铺子》,《子夜》《夜读偶记》《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大师是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

1928年初,冯雪峰来到上海,正赶上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冯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只将鲁迅定位为“同路人”,这是托洛茨基1923年创造的概念,指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作家阶层,鲁迅很不满意,说冯“大抵是创造社一派”的人,称该文“肤浅和轻浮”。

首先,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是中国现代作家,莫言、路遥是中国当代作家。其次,每个作家都有其代表作,都有所成就,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谁也代替不了谁,正如莫言和路遥,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得此奖的第一人,但是很多人却不喜他和他的作品,而路遥和他的作品却深受大众喜爱,热度不减,人民给予了路遥及其作品很高的评价。

1928年11月底,冯雪峰与柔石建立联系,柔石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在柔石调解下,12月9日,带冯再度拜访鲁迅。但这次见面仍很不快,柔石因事离开,冯雪峰甚窘,他说:“鲁迅先生的习惯,对于初见面的人,话是极少的……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后来冯“第二次去见他,话仍然不多”。

柳亚子有诗说:迅翁逝后屹双峰,这双峰就是郭沫若和茅盾,茅盾是个多产的作家,茅盾的《子夜》就是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巴金这位文坛老寿星青年时期就以激流三步曲<家春秋》扬名世界。钱钟书学贯中西,一部《围成》让多少男女想进去又想出来,但往往进去就出不来了。钱大师的语言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1929年3月,茅盾去了日本,他家三楼空了出来,茅盾夫人见冯雪峰生活困难,便让他免费住在那里,房子的后门斜对着鲁迅的家,冯常过去聊天,双方“谈话就一次比一次多了”。

沈从文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第二位取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在海外的影响尤为巨大。

1929年10月,潘汉年等人筹备成立“左联”,在8名筹委中,只有冯雪峰、柔石力挺鲁迅。茅盾曾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故鲁迅越来越倚重冯雪峰,在这一年日记中,鲁迅34次提到冯。

茅盾,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文化部第一任部长。1981年3月14日,茅盾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也是中国第一次设立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白杨礼赞》《夜读偶记》。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1930年2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加菲即咖啡,鲁迅爱喝茶,去咖啡店也多是喝茶,并常用喝咖啡来挖苦自命不凡者。

巴金,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1982年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代表作:《家》《春》《秋》《雾》《雨》《电》等。

鲁迅遭遇“韧的坚持”

沈从文,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4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代表作:《边城》、《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柔石遇害后,鲁迅亦成被追捕对象,外界联系只能靠冯雪峰。

钱钟书,“文化昆仑”。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据许广平记,冯雪峰多次代表“左联”向鲁迅提要求,鲁迅不同意,冯就“韧的坚持”,往往是鲁迅服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出版。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冯雪峰通过“韧的坚持”,将鲁迅操纵在手中,但冯有时也嫌鲁不“听话”。据胡风披露,冯雪峰曾私下对他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他只是签一个名。”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1932年,“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芸生一首长诗《汉奸的供状》,使用
“汉奸”“混账”“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之类语言,辱骂胡秋原。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代表作《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

胡秋原和苏汶属“第三种人”,自称创作要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周扬本着“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予以坚决斗争。

路遥,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

然而,此时“左联”中有人以“歌特”为笔名,撰文批评“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以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

这个“歌特”是负责上海文艺工作的张闻天。

矛盾与巴金最成就的人,其次莫言,母亲。不知你们怎么看待,我不管,我只知道做猎人怎么看待猎物,看了一篇走了1300百公里,。母亲。头一次走了3000多公里来回,淮河。在桥头上,把一个军官的红星手枪拿走,元首的,看怎么在它哪里。它自己找回,。应急。

冯雪峰找到周扬,要公开纠正,“他完全不同意,于是争吵起来”。周扬则回忆说:“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

当你们确得莫言它妈妈在骂人的话,骂与被骂,清者自清。而且莫言写十几篇文,都写一个人或丑化一个人的时候,我确得蛮好的,如果说我我谢谢。如,牛。金龙是毒龙。年代需求,但它也忘了写那个人的时候身边旧环境与身边的一群人它们在干吗?

朋友从此成陌路

我记得听言莫言母亲姓林,夫人也姓林,岳父林逋,不知林云逸写在宋朝,杨万里还有几个作家也是归在宋朝,76年与85年报纸。

冯雪峰与周扬争执不下,冯便让鲁迅写了《讽刺和辱骂绝不是战斗》一文,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左联”中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4作家联名发文反驳,讽刺鲁迅“无形中已对敌人赔笑脸三鞠躬了”。

其它几位都是好.文

鲁迅很不满:“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不分伯仲,各有千秋。

因为一首诗,冯雪峰与周扬成了死对头。

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莫言和路遥,这些作家依时间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代作家,一类是当代作家。

冯雪峰本是周扬入“左联”的介绍人,当时周扬刚从日本回国,是冯雪峰帮他恢复的党籍,冯卸任“左联”党团书记时,特意推荐周扬接任。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前者高出后者,虽然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鲁郭茅,巴老曹”,这是人们习惯性的排位。

1933年11月,因遭通缉,冯雪峰被迫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当时毛泽东正遭排挤,他到冯的住处,说:“今天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三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就作品产生时对社会影响来说,当数巴金和路遥。

冯雪峰说自己曾代表“左联”去安排鲁迅写文章,毛泽东颇惊讶,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

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家》,影响了当时一代青年。好多激进青年,就是读了巴金先生的《家》,像高觉慧一样,从封建大家庭走出来,和原生家庭决裂,走上了反帝反封的道路。

有一次,冯雪峰和几位苏区中央领导谈到主管教育的干部,博古说可让鲁迅来担任此职,并说鲁迅搞教育行政有经验。冯雪峰告诉了毛泽东,毛说:“有些人,真是一点都不了解鲁迅!”

新时代,影响力最大的自然是路遥先生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路遥笔下,展现的是最普通的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的奋斗与抗争,他们的反省和深思,给当代青年以启迪。

冯雪峰曾撰文称鲁迅:“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者,文学革命者,参加了那时的革命运动。”这是后来经典表述“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之始。

莫言先生的作品被广泛的传播,得益于影视作品的推广。他作品中叙事风格和故事,并不能被广泛的接受,尽管他的作品,仍然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精品。

一时冲动酿大错

钱钟书先生小说代表作非《围城》莫属,《围城》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语言——它们睿智、幽默、风趣和犀利,以及对人生世态的敏锐洞察。如果不是时运不济,钱钟书先生一定还能写出比《围城》好得多的作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冯雪峰参加了长征。瞿秋白牺牲后,毛泽东亲自将消息告诉冯雪峰,并说:“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沈从文先生和茅盾先生可以说风格迥异的两类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唯美,《边城》中的自然美、人情美,读之,让人心里为之纯洁。

红军到达陕北后,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往上海,出发前,毛泽东与冯长谈至深夜。

茅盾先生则用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社会,为当时社会革命服务,如《子夜》等。

冯雪峰回上海后,先去找鲁迅,鲁迅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总之,这几位作家都是中国文学中的翘楚,他们的成就各有千秋。

冯雪峰拿出“钦差大臣”的派头,行事多借着鲁迅名义,与周扬各行其是,周扬后来说:“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句。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你们想想,我当时遭受的压力有多大。”

大凡写过长篇小说的作者都知道,小说这个玩意儿,是压着人物写,俗称超低空飞行。拿这条去衡量上述的大作家们,都是顶呱呱的。咱是在矮子里拔长子,虽说是各有千秋,但是还得找这么一个大师来拔尖,就本人之见,还是矛盾先生建树吧,无论他创作的小说中的数量,抑或是他本人的影响力度,更广泛深远一些吧。

楼适夷曾说:“雪峰同志这个人,的确缺乏恂恂儒雅的绅士气。而且对这种气味非常厌恶,照他农民的倔脾气,他得罪的同志是不少的。”

小说是个美学,人者见之,各抒己见,略有不同。长篇小说大体上要把握住三大经脉,第一当然是人物,人物是小说头号种子,他(她)们能够立起来了,读者认可了,那么小说无疑是基本成功了。其次谋篇布局,情节和细节的纵横交错,放的位置,放的前或者后,都有讲究呼应,彼此有个照应。最后是个语言,小说的语言历来是众人认为,是个难度非常高的驾驭。这一关过不了,那就是死悄悄了。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冯雪峰未经任何人批准,便在治丧委员会中列上毛泽东的名字。

矛盾先生的作品,在上述这些大作家里,个人是比较读的早读的多一些的,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他的成就斐然。当然在他的众多的作品中,也有高低之分,出众的不少,平庸者也用。是的,我们不可能要求作家的每一篇都是精品,因这与人的创作环境,时间,人的生活状况都有关联。

“七七事变”后,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博古率代表团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冯雪峰亦是其中之一,但冯却突然跑了。

说句老实话,上述的大作家作品,恐怕已经有多年没有人去拜读,也不是不想读,只因年代久远久近,读与不读,在网络的年代里无须关注了。台上热热闹闹,台下冷冷清清,当今的文坛,名人名作没有了气候。哪些新作家,仅仅是昙花一现。倒是哪些语言风趣,有个性有嚼劲,锤炼的像有筋骨一般的作品,不会忘记的时候拿来读读他们,享受文字感染力和他们自身带来的种种乐趣啦。2019-8-14

据胡愈之先生回忆,一天晚上,冯雪峰突然跑到他家,生气地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表示“想摆脱工作,专门写作,走单单做一个作家的道路”。上级领导几次要他回去,冯都置之不理。

照片拍摄地松江公园内《看》2019-8-13

冯雪峰后来回到了延安,但此次出走给人留下恶劣印象。

单从作家及作品在现代文学地位,排名应足: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钟书,路遥,莫言。这里要强调,钱钟书是古文学和西方研究的大学者,茅盾也是文学鉴赏评论一代宗师,相较于巴,沈要高一格,但从写小说,散文,巴,沈又要胜一筹。至于新时期两位作家,纯小说创作,其文学艺术成就,个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与前四位相比,那是导师与学生的差距。

周扬最终认了错

在现代文学史上,茅盾与巴金在同一个档次,均为开创奠基者之一,其代表作分别为《子夜》和《家》,茅盾排名于巴金之前,他们也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和第二任作家协会主席,堪称仲伯之间。

冯的性格急躁,唐弢说:“曾经和他发生过几次争论。这种时候,雪峰嗓门转高,语气转急……你说他刚正不阿也罢,说他桀骜不驯也罢,总之,他沉下脸,摆出准备搏斗的公鸡一样的姿态,令人望而生畏。”

钱钟书和沈从文也是同一档次的现代作家,比较相似的是他们在”文革”前的现代文学史中均有被忽略或被轻视的情况,”文革”后均受到文学界和读书界的重视,其代表作《围城》《边城》双双走红。成为文学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文学现象。

在“左联”的一次会议上,著名戏剧家、复旦大学教授洪深一时兴起,做起戏来,向着他的两个女学生下跪。冯雪峰拍案而起,骂洪深“将肉麻当有趣”,众人愕然,鲁迅亦摇头苦笑。

路遥和莫言也是当代作家中成就相近似的两位,但文学风格有异,路遥总体为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莫言总体为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

老舍说:“有一次冯雪峰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

这六位作家是三组不同时期,涵盖现代和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对于性格上的缺点,冯雪峰自己也有察觉,但他却说:“凡在我们地方的人都有这特色,身体坚硬,皮肤焦黑,石一般的心的痴呆,恰恰和我们的土地相合。我们是纯粹的山里人。”俨然成了一种骄傲。

说老实话,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也就是说,武,是可以分出来一、二的。明显,两个人对打,最终终会有一个人先倒下。而文,就不好办。我非说酸的好,他非说甜的好,你怎么弄?

遗憾的是,冯雪峰与周扬的性格有太相似的一面。1957年,在周扬任内,冯雪峰被开除党籍。“文革”中,有关部门向冯了解周扬在30年代反对鲁迅的情况,冯却为周扬辩解,胡风也拒绝写材料揭发周扬。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一点都不能说,既然要评谁的成就大,那么,先得立一个标准,从哪个角度去分析?

1975年,冯雪峰身患癌症,他用寓言体写出最后的绝唱《锦鸡与麻雀》,周扬读后,不顾自己的问题也还没解决,“自不量力地”为冯雪峰恢复党籍说情。

第一,从国际影响上来看,那得奖的就只有莫言一个人,你说谁的成就大?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11月初,周扬去看望冯雪峰,周扬说:“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四十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

第二,仅仅国内的奖项来看,有用作家名字命名奖项的,有得奖的,这虽然是时段上的差异,是不同时期的人物,但是,这里是不是也有区别呢?

第三,这里面好像还有名气很大,但没有得过奖的人,虽说得奖不得奖不代表一个人的成就大小,但是如果用得奖这个标准去衡量,是不是也是一种区分的方法呢?

以上所提到的作家。都很著名,都有各自的成就。前四位是建国前作家,在一起比较还合理。相对来说,我认为巴金的成就大些,他的作品更人性化,特别是晚年对文革反思的作品,其胆略与境界是极高的。后两位作家是改革开放时期成名的作家,放在一起比较合理。相对来说,我以为路遥的成就大些,一是他的作品贴近现实,二是他的写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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