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娱乐场瞿启甲:铁琴铜剑楼藏书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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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古里瞿氏铁琴铜剑楼,同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合称为清代后期四大着名藏书楼。而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以求精、重用见长,世有“南瞿北杨”美称,是常熟派藏书家的集大成者,又是四大着名藏书楼唯一藏书楼主体与藏书精品保存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藏书重要的守护者和传承人瞿启甲继承瞿氏先祖厚德善举传统,其善举事迹,在《重修常昭合志》卷八《善举志》有记载:清道光间,瞿氏等集资建“继善堂”,光绪十五年瞿启甲兄弟“捐田二百四十亩”。
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议员每票贿银元5000元。常熟县赴京的国会议员瞿启甲与徐兆玮、蒋凤梧拒贿返里。1937年正月,瞿启甲为建新姻兄书五尺狭九言对:“种十亩苍松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莫若修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瞿启甲为人注重积德修身。精心护书
瞿启甲,字良士,生于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瞿启甲父辈藏书年代,正值太平天国战乱时期,铁琴铜剑楼藏书遭受一大劫,瞿秉渊、秉清精心护书,从咸丰十年战乱4年,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实施7次大迁移,先后将藏书秘密转移至古里之北的荷花溇、古里之西的桑灞和香塘角、古里之东的周泾口张家、归市董家祠堂楼、张市秦家、桂村徐家、太仓县鹿河唐家、太仓王秀定心潭苏家,最后转移至江北的海门县大洪镇。同治二年四月太平军撤出常熟,战乱平定后,瞿氏才将书用船安然运回古里,使铁琴铜剑楼藏书精品得以奇迹般传世。同治五年,瞿氏请画家吴俊绘成《虹月归来图》,即志庆幸。到了瞿启甲藏书年代,铁琴铜剑楼藏书遭受三劫,瞿启甲精心呵护瞿氏先辈藏书不受损失,为功甚巨。
铁琴铜剑楼藏书第一次险遭劫难,时在光绪末年,瞿启甲力避清廷购书。清廷购书事件的起因是,清代后期四大着名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藏书光绪三十三年被日本捆载东去。日人岛田翰在光绪三十三年六月所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曾透露古里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求售的错误信息,所谓“今苕上熸矣,古里亦求售矣。”鉴于皕宋楼东流的教训,两江总督端方和着名学者缪荃孙策划收购瞿氏藏书,又要求瞿氏进呈书,供京师图书馆庋藏。叶昌炽日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瞿启甲对叶昌炽说,端方、张之洞欲征集其家藏书入京师图书馆,乡人曾朴、宗舜年皆至古里游说。叶昌炽马上致函友人,商量劝阻清廷放弃征集瞿书。邑人庞鸿文、邵松年也致函清廷证明“瞿氏书永无输出”。宣统元年,叶昌炽为瞿氏出谋划策,应对两江总督端方胁迫瞿氏将藏书捐献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档案》载,宣统三年三月,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奉旨回江南,催瞿氏进呈书。五月,缪荃孙回京,只带上瞿氏书五十种。其中,铁琴铜剑楼藏书的抄本37种、铁琴铜剑楼有复本的元明清刊本13种。经叶昌炽等竭力斡旋,铁琴铜剑楼藏书精品终于得以保全。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暴发,清帝退位。瞿启甲担心藏书遭损将藏书精品转移到上海,未久又返回故居。
铁琴铜剑楼藏书第二次险遭劫难,时在军阀齐、卢混战时,瞿启甲及时转移藏书。1923年11月25日,瞿启甲担忧即将暴发的军阀战争将会危及铁琴铜剑楼藏书的安全,请徐兆玮谋划护书之策。十二月初三,徐兆玮访瞿启甲,瞿启甲述:“拟租屋沪上,运书藏储。”徐兆玮建议:“藏书运沪亦是善策,但租屋须择四周围有空地或稍静僻者,以防火警。”瞿启甲采纳徐兆玮的建议,于1924年冬,购中号牛皮纸数令包扎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再在外面用夹板捆固,使人望之即知是书,免疑为贵重物品。如此,将古里铁琴铜剑楼的藏书趁夜冒险转移到了上海爱文义路1475里11号租屋内密藏。1925年春,因军阀战争,瞿氏全家避难至上海爱文义路租屋。
至1929年,铁琴铜剑楼藏书遭遇人为麻烦,孙舜臣、郑亚风等具名向国民党教育部呈控告信,诬陷瞿启甲欲重蹈皕宋楼覆辙,将密藏于上海的典籍卖给日本。当时教育部及内政部,为维持国粹,下令紧急处理,欲将瞿氏从常熟运往上海的善本书籍,予以查封。当时瞿氏在上海北京西路租赁的藏书房屋,属法租界,当局因交涉手续,不得不拖延时日。蔡元培等根据事实联名具保,证明所控纯属谣传,不能足信。后来经上海特别市府调查,并无孙舜臣其人,郑亚风也是冒名的国民党员,实无其人。这样,瞿氏藏书才平安无恙。
1930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于《时事新报》上发表《常熟铁琴铜剑楼藏并无私售与外人情事》,为瞿氏辟谣。不久,又谣传瞿氏藏书要被收复归公,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于1930年11月24日至常熟,调查瞿氏藏书,弄清真相后回京,风波又平息。为了辟谣,瞿启甲干脆在上海公开展览家藏书画。1932年11月13日第7版《申报》载消息《常熟恬裕斋、心远楼、虚静斋收藏书画展览》:“日期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时间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地址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四楼。”
铁琴铜剑楼藏书第三次险遭劫难,时在日寇侵华战争时,瞿启甲再次转移藏书,将上海爱文义路1475里11号租屋内的藏书移藏于租界。1937年秋,日寇入侵,狂肆轰炸,瞿氏在常熟城里的住宅和古里老宅的两宅,除古里老宅的第一进房屋幸免于难外,其余斋室堂舍以及所留书籍文物,悉成灰烬。
如今恢复重建的瞿氏大院,就是以铁琴铜剑楼现存实物和相关历史记载为依托,对铁琴铜剑楼实施恢复性修缮,建造了铁琴铜剑楼遗址公园。当年,瞿启甲与邑人踊跃参与抗日活动三月余,昼夜辛劳,心神交瘁,城陷,启甲入洞庭东山。至1938年春,瞿启甲自洞庭东山返沪,闻武汉沦陷,痛哭失声,半载而须发苍白。日伪组织邀其回常,他当即退回通知书,并书《正气歌》悬挂堂中。由于抑郁多愁,浸成末疾,不久便患流注,于1939年12月殁于沪寓。
整理文献
瞿启甲发扬先辈藏书精神,在整理铁琴铜剑楼藏书和传播家藏文献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目录既有《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集大成的私家藏书目录,又有《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等丰富多样的专题特色书目。这些藏书目录的整理,瞿启甲起了关键作用。瞿启甲延请学者精心校雠其祖父瞿镛所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下旬,瞿启甲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跋》,当年,刊刻了《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共收录图书1194种,其中宋刻173种、金刻4种、元刻184种、明刻275种,抄本490种、校本61种,其他7种。所收止于元人着述,明清着作未入目。《目录》在每书之下记卷帙存缺、行幅字数、序跋印记,并校雠异本文字。《目录》在解题内容上的特点是侧重比勘版本。除详加考证外,还在着录版本之后,常取一异本对校文字,以见此版本之用。《目录》获得好评在于,读此一书可得数书之功用,这在近世藏书志中,尚没有超过此《目录》的。
瞿启甲仿杨守敬《留真谱》体例,将铁琴铜剑楼所藏宋、金、元刻本中较为罕见的,按四部分类编成《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每种版本附以识语,着重于版本特征的各项着录,间或有所考证,作为版本研究之用。1922年编成书,书后附丁祖荫撰《识语》四卷,影印出版。瞿启甲又汇集家藏书诸家历代题跋于一处成《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稿本,收书380余种,按经史子集分为4卷,涉及经部书35种,史部书72种,子部书116种,集部书163种。其中宋刻本近40种,元刻本20多种,另有影宋、影元钞本、校宋本和旧钞本等。此书又堪称瞿氏善本藏书目录,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可相互印证。瞿启甲稿本后经其子瞿凤起整理校订,1985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瞿启甲是一个学者型藏书家,他的其他着述有:《前明常熟瞿氏四代忠贤遗像》1卷、《壬子春常熟圩工征信录》2卷、《海虞艺文目》1卷、《常熟县图书馆藏书目录》1卷、《铁琴铜剑楼金石录》1卷、《铁琴铜剑楼藏扇集锦》2卷、《瞿启甲文存》,辑《瞿氏诗草》、《铁琴铜剑楼丛书》13种。瞿启甲曾参与重修《常昭合志》,列入《常熟县修志征访处题名录》。瞿启甲校跋藏书甚多,所撰跋文富有版本学术价值。化私为公
瞿启甲以校雠并出版《铁琴铜剑楼书目》、影印《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汇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来公布铁琴铜剑楼藏书及其精品。与此同时,直接整理出版铁琴铜剑楼所藏图书,如重刊《秋影楼诗集》,影刊《河闾刘守真伤定直格》、《离骚集传》、《周贺诗集》、《李丞相诗集》、《中原音韵》等等。
瞿启甲方便学者利用铁琴铜剑楼藏书。例如:张兰思、赵希文、王祖畲、汪鸣銮、庞鸿文、俞钟颖、费念慈、徐兆玮、丁国钧、邵松年、傅增湘、宗舜年、费树蔚、丁祖荫、孙毓修、董康、沙彦楷、孟森等一大批学者在瞿氏铁琴铜剑楼访书。
瞿启甲还将铁琴铜剑楼藏书提供别人影印,让铁琴铜剑楼所藏精品化身千万。1920年至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是影响极大的丛书之一。瞿启甲提供了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古籍珍本81种作为影印底本,成为当时《四部丛刊》诸编所采录的私家藏本之冠,此举对于保护我国古代文献遗产功不可没。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汉书》32册系借铁琴铜剑楼藏北宋景祐本影印而成,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旧唐书》36册,系借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影印阙卷。
瞿启甲在家乡倡设公立图书馆,任筹办图书馆主任、首任馆长,并捐赠家藏图书。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至1918年8月6日,瞿启甲向常熟县立图书馆捐赠藏书42种649册。
瞿启甲临终遗命家人“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新中国成立后,其子将铁琴铜剑楼藏书捐献国家。
瞿启甲除了校雠出版图书,抄录图书,购置图书外,尤其留意千方百计购置铁琴铜剑楼散失的藏书。例如: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瞿启甲撰《广成先生玉函经》跋称:“此余家铁琴铜剑楼旧藏物也。共二十八叶,装成一册,黄跋定为宋椠,洵足宝贵。于咸丰庚辛之际失散,已逾四十载,先君深为惋惜,遗命:如遇旧物,虽破产赎之宜也,非过也。”1915年1月,瞿启甲以银饼一枚购得宋苏轼等撰《三苏鲁王古文偶编》抄本二册,又以洋两枚购得宋洪遵撰《泉志》十五卷清抄本。1924年2月,瞿启甲购得《杨太后宫词》十二叶,此书皆精写翻雕,然亦流传极罕。孙雄辑《古里瞿氏四世画卷题词》载有《良士仁兄检书图题图》题词,记录了瞿启甲藏书的重要史料。

元刊本《通鉴》已知的最早收藏者是明代苏州大文豪文征明,之后在书边上留下痕迹的还有其长子文彭,文彭次子文元发,曾孙文震孟、文震亨。明朝亡后,《通鉴》因为亲戚关系转到严家,传入严虞惇父亲手中,之后历虞惇、鎏而传到严有禧。

澳门新葡亰娱乐场 ,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由瞿绍基(1772—1836)于清中叶创始,乃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与齐名的皕宋楼等不同,瞿氏铁琴铜剑楼屡经丧乱(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而终未断绝,其大部分藏书于解放后由其第五代传人捐献给国家,现主要藏于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藏书传承之久、保存之善,在中国藏书史上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瞿启甲(字良士,1873—1940)是瞿氏藏书第四代传人,上世纪20年代,他在印行《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之余,令“儿曹”辈将古本中的历代题跋抄录出来,汇刻为《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一书。《集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是元刊本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的题跋,不仅篇幅最多(上海古籍1985年版中排印了27页),而且内容极其丰富。

初读此篇让人如堕五里雾中,因为它并不是一篇单独和完整的文章,而只是依卷次从书边逐条抄出的零篇碎语。尽管几乎每一条都记有日期和撰者名号(为此不得不对撰者表示赞赏),但仍然颇让人困惑:就日期而言,一则多用干支纪年,二则前后顺序紊乱,故而难以厘清;就撰者而言,一则非一人所作,二则一人多名,也难以识别。

不过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很像阅读我喜欢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作品。此翁惯于以不可知论哲学和强烈的符号学意识打造晦涩难解的文本,这种文本的特征恰如其分地表达在他的一部小说的标题中——《在迷宫里》。罗布-格里耶的小说也是由含义不确定的片段构成,而每个不完整的片段又用复杂多元且同样不确定的关系扭结在一起,于是阅读就成了如同侦探破案一般。

当然,类比只是类比,《元刊〈通鉴〉题跋》并非人为臆造,其独特的非线性结构是线性时间和线性文本在久远的相互作用中自然形成的,而随着阅读者“以意逆志”的“解构”和条分缕析的“重构”,它的本来面目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处于谜团核心的“主要人物”叫严虞惇(1650—1713),常熟人,清初名士,题跋中或署名为“思庵”、“草草亭主人”。《清稗类钞》“散体文家之分派”一条记:“国初……士大夫以文名者,则推李光地、潘耒、孙枝蔚、朱彝尊、严虞惇、姜宸英诸人。中惟虞惇文陶铸群言,体近庐陵、南丰……余多不入格。”按庐陵为欧阳修,南丰为曾巩,论者将虞惇与之相比拟,可见其格调之高。

严虞惇13岁就开始读《通鉴》,而读这个版本的最早记录是1676年,最后记录是1710年,也就是说:从26岁读到60岁,这本书的阅读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儿子严鎏感叹道:“昔司马文正公云:‘某修《通鉴》,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而先君子披阅至六七不厌,其精勤为何如,即此书而于他书可知也,我子孙其永念之哉!”

按《清史稿·文苑传》有一篇《严虞惇传》,仅寥寥百来字,极其干瘪、乏味;而《题跋》中却留下虞惇一生中许多吉光片羽的生活点滴,其生动真挚处,足以让一个早已湮没在历史记忆中的古人在读者眼前复活。

虞惇早年随父宦游,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中间一度因科场案牵连罢免,后复起用,历官国子监丞、大理寺副卿等职,累迁太仆寺少卿。

虞惇虽然从26岁起即反复披阅《通鉴》,但真正的通读却要到1701年才第一次完成,当时因科场案,“摘官,索居无事,遂得终卷”,并辑出《通鉴提要》一书。此书在1710年最后一次读《通鉴》时又重新校订过,不过今日似乎已经失传。

1701年前后是虞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穷居京师,“索逋如猬,突烟不举,人生苦况,至斯而极,未来茫茫,作何归宿,可为太息也”。然而,令虞惇颇为自负的是,自己在如此境况下还能读书:“于如此窘迫中,尚能执笔披阅此书,谚云‘黄柏树下弹琴’,亦可想见余之胸次矣。”

1702年,虞惇不幸患病:“卧至三鼓,心痛大作,吐血数口,恐是死症,如何!”此后约过一年才重拾书册,病已早愈,而另有一桩大变故:“阅前记为之怆然。去年以十四日夜心痛呕血……几不能生。赖武陵君昼夜扶持,废寝食,奉汤药,逾月而复故,今武陵君先我而逝矣。昨赴东川师席回,空房无人,失声长恸,今复见前记,心摧胆裂,哀如之何。”这样沉痛感人的闺闱之情在“正史”中绝对是缺席的,只有在这种不成文章的私人文字中才能找到。

虞惇被重新起用后,曾任大理寺副卿达5年以上,于是在1708年至1710年间的题跋中留下很多案件的记录。1710年大灾,在“通仓偷米”案审理中,“提督必欲诬入无辜五人于死”,而“邢部满汉堂遂互相推诿,殊失大臣之体”,虞惇在题记中讽刺道:“《诗》云:‘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言小人争知而让过也,有旨哉,有旨哉。”

因为不肯附会当权者冤杀无辜,虞惇面临“降级调用”的危险,他在《通鉴》卷一百五十二后记下这样的感想:“呜呼!以不肯杀人媚人而降调,不贤于一岁九迁乎?盖自是而余浩然之归志决矣。”呜呼,虞惇的志节和不惜以人血染红顶子的酷吏相比,真可谓宵壤云泥哉!由此可见,读书纵无补于世道,毕竟还是有补于人心的。

总体灰暗的基调中,也有一些有趣的片断。如1710年中秋的一条:“传闻七月初六日淮扬之间雷霆风雹大作,有十二龙盘旋空中,如战斗状,鳞爪历历可见……亦异事也。”古代的神怪记今人往往当成神话看待,而在当时人们眼中,却是有根有据的实录,此例可为一证。同年七月的一条:“初患右耳聋,甚闷闷,知五官不可缺一也。”耳聋并不有趣,而最后的按语却颇可爱,有黑色幽默效果。

虞惇在书边留下的零星感触,如今看似平常,而在文网密织的清代,却是潜在的祸患,经历过科场案的他对此十分清楚:“中间评语,多有棖触,伤忌时事,但可藏之家塾,不可传示,凡我子孙记之。”

在虞惇之后,他的儿子严鎏又于1733年、1737年两次通读该书,并留下大量题记。如果说虞惇的题记多半只是借书边写的日记,那么严鎏在1737年腊月记下的这段话则是书本与阅读书本的人的生活相互渗透的一个例子:“自古治日少而乱日多,然未有如唐僖宗时者,藩镇无一人不叛,天下无一块净土。阅史至此,怨愤欲绝矣,加以岁暮诸逋猬集,天又阴雨,昼夜不止,岁月几何,堪此三闷于一日!”

如同科幻电影中不同时空中的人借助某种道具(如照片)而相遇一般,父子两人在书页边上找到跨越时间阻隔而相接触的通道。在《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后,虞惇于1700年记下:“时方绝粮,今日从逆旅主人借米五升,度过一日矣;明日以后,不知作何活计也”;33年后,严鎏在拜读“先人手泽”后感慨道:“读先大夫庚辰所记,时适罢官,淹滞京师,穷况至于此极。今日所遭,正复不减,可谓叹息流涕也。”

又,卷二百四十四后,虞惇记:“余于此书披阅已数过矣。今年马齿亦六十有一,未知此后更能再一阅否?”而严鎏所记为:“睹先君前记,不禁泫然,盖自庚寅后,于此书亦不能再阅矣。

对于当时的虞惇还是不确定的未来的疑问,对几十年后的严鎏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而两者竟吊诡地并置在一处,这不免让读者生起无尽的深思。

而就在同一页上,竟还有一个更为奇幻的时空“错乱”。那是另一位更早的读者、明代的文元发(文征明的孙子)与自己的四次相遇:“甲申年(1584)九月初七日申时四休斋记。庚寅年(1590)八月初四日申刻再记。视前记恍已七年。日月如流,老景渐增,不知此后眼目如何,尚能一再阅否?丁酉(1597)十一月十一日再阅,时年六十九。发。庚寅岁笔记谓:‘不知此后尚能一再阅否?’不意越八年而丁酉再阅一遍,又四年而辛丑(1601)又复一过,真日月如流,固不知老将至而耄及之矣。漫记此以验此后目力,尚能涉猎否也。正月十有八日,时年七十有三。”

博尔赫斯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写老年的自己和青年的自己跨越时空相遇并交谈,其构思之奇诡令读者惊艳。而结结实实地把《通鉴》读了四遍的文元发一生中竟三次在时间之流中与自己相遇,这不得不让人感叹现实永远比虚构更奇幻。

不过,1601年的文元发当然不可能像无所不知的小说叙事者一样,知道这次阅读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更不可能知道仅仅一年后,他的儿子文震孟就读到了这段题记并为之“悲恸”——此时,他自己已经辞世,而儿子文震孟也已不幸地成了“孤孟”。

元刊本《通鉴》已知的最早收藏者是明代苏州大文豪文征明,之后在书边上留下痕迹的还有其长子文彭,文彭次子文元发,曾孙文震孟、文震亨。明朝亡后,文震亨绝食而死。《通鉴》因为亲戚关系转到严家,传入严虞惇父亲手中,之后历虞惇、鎏而传到严有禧。在全书最后一卷后,严有禧留下一段总结性的话:“惟是书向藏文氏,后传吾家,名贤之遗迹存焉,先人之手泽在焉,亦一家宝玉大弓也,凡吾子孙其共守之,其共珍之。乾隆壬申(1752)六月十三日。有禧谨识。”

和铁琴铜剑楼的大部分善本藏书一样,这部书如今就藏在国家图书馆。这一点既不足为奇,又令人震惊:这样一个记录了湮灭在明清两代几百年历史中的一些普通读书人的极度私密的阅读和生命体验的载体,这样一个能让不同时代的人们穿越时空相聚一堂的场所,这样一个极具后现代互渗、自涉特征的奇特的前现代文本,果真以雕版印刷的宣纸的形式、实实在在地存在于21世纪的现实世界中的某个角落里吗?如果这个角落真的存在,我想它的名字只能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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