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娱乐场华东师大作家群“再出发”:中文系要培养作家

原标题:师大忆旧

高考就要结束了。首先祝福考生顺利,取得好成绩。相信每年此时,无论考场中的莘莘学子,还是回忆高考时光的我们,都会有着一种别样的大学情结,欢乐的、昂扬的、青涩的、迷茫的,诸种滋味,品味一番。

说起学校的演讲、报告会和各类研讨会的盛况,恐怕与别处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我们这些后知后觉者听到风声,赶往某个地点,往往早已人满为患,有时甚至连窗户外和走廊里都围了好几层。几次碰壁之后,加上性格懒散或孤僻,我们就假装不喜欢去这样的场合凑热闹。总是在事后听人说起李泽厚如何如何,李欧梵如何如何,汪国真如何如何;谁与谁抢话筒而大打出手,谁因为连续五次要求发言被拒,最后血压升高,当场昏厥……这就好比自己错过了一场电影而只能听人复述故事梗概,其失落和后悔可想而知。

下面,我们就与大家分享作家格非的大学记忆。他说,“我来华东师大读书是1981年,那时的校园空旷寂寥,远没有后来那般喧嚣。我记得出了学校的后门,就是郊农的菜地和花圃了,长风公园的‘银锄湖’与学校也只有一墙之隔。校园的西南角还有一处空军的雷达站,虽近在咫尺,却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犹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丽娃河畔树木深秀,道路由红碎石镶铺而成,高低不平,曲径通幽……”美丽的校园孕育出美好的青春时光,让我们共同领略那个年代活跃而亲切的文学生活。

创建于1951年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蜚声海内外的学术研究重镇和人才培养基地。许杰、徐震堮、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程俊英、周子美、李毓珍、万云骏、史存直、林祥楣、王智量等知名学者均曾执教于此。

也常有校外的名人来我们宿舍闲坐。陈村来,多半是来找姚霏。我那时与姚霏相善,也时常有机会聆听陈兄教诲。陈村为人厚道,却也锦胸绣口,幽默风趣,往往清茶一杯,闲谈片刻而去,不给人任何的压抑感和心理负担。马原来,动静就要大得多,而且一来必要住上数日,他与李劼先生过从甚密,前后左右通常是围着一大群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也有似曾相识的。马原看似木讷,实则能言善辩,极有机锋,我曾见他与人激辩竟夕而毫无倦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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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学创作人才,涌现出以戴厚英、王晓玉、赵丽宏、王小鹰、孙颙、陈丹燕、宋琳、格非、李洱、王晓玉、毛尖等著名作家为代表的“华东师大作家群”。2000年以来,还有许佳、苏德、蔺瑶、刘弢、葛圣洁、小饭、于是等一批新生代作家形成了独特的“华东师大新生代作家群”现象。

余华来上海改稿,常到华东师大借宿。永新、吴亮、甘露诸君便时来聚谈。王安忆也来过数次,记得一年冬天的午后,她在我的寝室里略坐了坐,就觉得寒气难耐,便执意要将她们家的一个什么暖炉送给我。她给了我镇宁路的地址,也打过电话来催,不知何故,我却终于没有去取。

师大忆旧

6月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游于尘外协办的“普鲁斯特下午茶”第六期,将目光聚焦在“华东师大作家群”。

到了八十年代末,来华东师大的人就更多了,连远在福州的北村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不过,只要北村一来,清谈往往就要变成“剧谈”了。苏童认为北村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真正的“先锋派”,此话固然不假——他在八十年代的小说佶屈聱牙,连我们这些被别人称为“晦涩”的人亦望而生畏,但在我看来,八十年代那批作家中,若要说道善谈能辨,大概无人能出其右。更何况,此人来自盛产批评家的福建,反应敏捷,擅长辩驳,当年流行的各类理论、术语和复杂概念无不烂熟于心,且颇多发明。他有一句名言,叫作“真理越辩越乱”。话虽如此,可每次与他一见面,几乎是喘息未定,便立即切入正题,高谈阔论起来。语挟风雷(当然也有唾沫星子),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往往到了最后,他自己也支撑不住了,双手抱住他那硕大的脑袋,连叫头痛,方才想起来还有吃饭这回事。

文|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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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的白天倒还清静。大家忙于各自的生计和写作,很少往来。可到了晚上,各路人马就会像幽灵一样出没,四处找人聊天。套用龚自珍的话来说,“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那时候朋友间聚会聊天,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到了凌晨两三点钟,大家翻过学校的围墙去餐馆吃饭时,竟然还常常能碰见熟人。

说起学校的演讲、报告会和各类研讨会的盛况,恐怕与别处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我们这些后知后觉者听到风声,赶往某个地点,往往早已人满为患,有时甚至连窗户外和走廊里都围了好几层。几次碰壁之后,加上性格懒散或孤僻,我们就假装不喜欢去这样的场合凑热闹。总是在事后听人说起李泽厚如何如何,李欧梵如何如何,汪国真如何如何;谁与谁抢话筒而大打出手,谁因为连续五次要求发言被拒,最后血压升高,当场昏厥……这就好比自己错过了一场电影而只能听人复述故事梗概,其失落和后悔可想而知。

“普鲁斯特下午茶”第六期,将目光聚焦在“华东师大作家群”。

澳门新葡亰娱乐场 ,师大有各色各样清谈的圈子,既私密,又开放。当时的风气是英雄不问出处,来之能谈,谈而便友,友而即忘。中文系聊天的圈子相对较为固定,不是吴洪森、李劼处,就是徐麟、张闳、宋琳等人的寝室。

也常有校外的名人来我们宿舍闲坐。陈村来,多半是来找姚霏。我那时与姚霏相善,也时常有机会聆听陈兄教诲。陈村为人厚道,却也锦胸绣口,幽默风趣,往往清茶一杯,闲谈片刻而去,不给人任何的压抑感和心理负担。马原来,动静就要大得多,而且一来必要住上数日,他与李劼先生过从甚密,前后左右通常是围着一大群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也有似曾相识的。马原看似木讷,实则能言善辩,极有机锋,我曾见他与人激辩竟夕而毫无倦容。

中文系“也能培养作家”

李劼处去得相对较多。他年纪轻轻即声名显赫,且交游广泛,他的寝室照例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毂中之势。只是到了后来,他在门上贴出了一张纸条,规定凡去聊天者必须说英文之后,我们才有点望而却步。因担心不得其门而入,倒是下狠心苦练了一阵子英语对话。一年下来,李劼的口语程度已经足以在系里用英文上课了,我们却没有什么长进。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事利用系里政治学习的间隙尝试用英语交谈,尽管我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居然也能滔滔不绝。坐在一旁的外文专家王智量教授也只好假装听不见,苦笑而已。

余华来上海改稿,常到华东师大借宿。永新、吴亮、甘露诸君便时来聚谈。王安忆也来过数次,记得一年冬天的午后,她在我的寝室里略坐了坐,就觉得寒气难耐,便执意要将她们家的一个什么暖炉送给我。她给了我镇宁路的地址,也打过电话来催,不知何故,我却终于没有去取。

在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曾引发全国大讨论;徐中玉教授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该学科的现代拓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元化教授的一系列学术思想著作更是开一代风气,影响深远。1980年代以来,中文系几代学人各领风骚,在学术界赢得巨大声誉。

在八十年代诸师友中,我与洪森聊得最多,最为相契,得益也最多;而最让人难忘的则是徐麟的茶会。

到了八十年代末,来华东师大的人就更多了,连远在福州的北村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不过,只要北村一来,清谈往往就要变成“剧谈”了。苏童认为北村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真正的“先锋派”,此话固然不假——他在八十年代的小说佶屈聱牙,连我们这些被别人称为“晦涩”的人亦望而生畏,但在我看来,八十年代那批作家中,若要说道善谈能辨,大概无人能出其右。更何况,此人来自盛产批评家的福建,反应敏捷,擅长辩驳,当年流行的各类理论、术语和复杂概念无不烂熟于心,且颇多发明。他有一句名言,叫作“真理越辩越乱”。话虽如此,可每次与他一见面,几乎是喘息未定,便立即切入正题,高谈阔论起来。语挟风雷,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往往到了最后,他自己也支撑不住了,双手抱住他那硕大的脑袋,连叫头痛,方才想起来还有吃饭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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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麟是安徽人,身材壮硕,学问淹博,其言谈极富思辩性。在他那儿,常能见到王晓明、胡河清、张氏兄弟(张闳和张柠)、毛尖、崔宜明诸人。所谈论的话题除文学外,亦兼及哲学、宗教、思想史诸领域。唯独谈及音乐或遇某人兴致高涨欲一展歌喉之时,徐麟往往表情严肃,一言不发。我们私下里都认为此君不擅此道,或者简直就是五音不全。没想到有一天,他老人家忽然高兴起来,随手抓过一把已断了两根弦的小提琴,竖着支在腿上权当二胡,像模像样地拉了一段刘天华的《除夕小唱》,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华东师大的白天倒还清静。大家忙于各自的生计和写作,很少往来。可到了晚上,各路人马就会像幽灵一样出没,四处找人聊天。套用龚自珍的话来说,“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那时候朋友间聚会聊天,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到了凌晨两三点钟,大家翻过学校的围墙去餐馆吃饭时,竟然还常常能碰见熟人。

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

每次去徐麟那儿聊天,王方红女士总要央我带她一块去。她对于我们的谈话未必有什么兴趣,因她总抱怨说,听我们说话脑仁儿疼。她频频催促我“去徐麟那儿转转”,恐怕只是垂涎于徐麟亲手泡制的柠檬红茶而已。

师大有各色各样清谈的圈子,既私密,又开放。当时的风气是英雄不问出处,来之能谈,谈而便友,友而即忘。中文系聊天的圈子相对较为固定,不是吴洪森、李劼处,就是徐麟、张闳、宋琳等人的寝室。

但一直以来,也有一种说法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阮光页说:“电影学院有导演群、演员群,政法大学有律师群、法官群,等等。以前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可培养教师群的华东师大恰恰冒出那么多的作家,特别是拥有如此多的或载入文学史、或在小说诗歌散文某一领域特别突出、或有很大社会影响的作家,形成‘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我问了很多人,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没有这种情况。华东师大是独一无二的。”

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每有聚会,徐麟必然会用美味的“徐氏红茶”招待各色人等。烹茶用的电炉支在屋子中央的水泥地上,煮茶用的器皿十分简陋,多为大号的搪瓷碗,而饮茶的杯子则为形状、大小不一的酱菜瓶子。茶叶似乎也很一般。据说,徐麟总能搞到上好的祁门红茶,可我们每次去,他那珍贵的祁红总是不幸“刚刚喝完
”。不过,即便是再廉价不过的红茶末子,他也能烹制出令人难忘的美味红茶,其关键或许在于柠檬的制作。有人透露说,新鲜的柠檬买来之后,要洗净并切成小薄片,撒上白糖,在玻璃容器中密封十多天,不知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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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文系有这么好的文学的资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上海流水’之势。到了新时代,华东师大作家群还不断有新的作家出现。”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文贵良介绍,在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朱国华的带领下,华东师大中文系于2018年获批艺术硕士广播电视专业“媒体与创意写作”方向培养资格,不仅教文学创作,还包括影视剧和话剧的创作与改编等,这也意味着“华东师大作家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一次再出发。

很多年后,我们调往北京工作,王方红仍会时常念叨起“徐氏红茶”。她也变着样尝试了多次,我喝着庶几近之,她却总说不是那个味儿。我就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所留恋的,莫非是那个年代的特有氛围?世异时移,风尚人心,早已今非昔比,徒寻其味,岂可再得?

李劼处去得相对较多。他年纪轻轻即声名显赫,且交游广泛,他的寝室照例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毂中之势。只是到了后来,他在门上贴出了一张纸条,规定凡去聊天者必须说英文之后,我们才有点望而却步。因担心不得其门而入,倒是下狠心苦练了一阵子英语对话。一年下来,李劼的口语程度已经足以在系里用英文上课了,我们却没有什么长进。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事利用系里政治学习的间隙尝试用英语交谈,尽管我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居然也能滔滔不绝。坐在一旁的外文专家王智量教授也只好假装听不见,苦笑而已。

文贵良还透露,华东师大中文系也将筹建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尝试和国内的作家机构、出版社、影视公司等搭建平台,并请著名作家做院长。

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华师大校报编辑部曾组织过一个全校性的“小说接龙”游戏。参加者除了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外,还有几位已毕业的作家校友助阵。这次活动具体有那些人参加,什么题目,写作的顺序如何,究竟写了些什么,如今早就忘了。只记得参加者被邀至编辑部的会议室,大致定下题材和故事动机,由某位作家开头,随后十几个人依次接续,由校报分期连载。我前面的一位作者似乎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帆先生,因为总担心将人家的构思写坏掉,颇受了数日的失眠之苦。

在八十年代诸师友中,我与洪森聊得最多,最为相契,得益也最多;而最让人难忘的则是徐麟的茶会。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黄平进一步介绍,新开的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将致力于培养创意写作硕士,也开设网络文学中心,同时施行“驻校作家制”,邀请海内外相关作家驻校,以工作坊的形式和学生们交流。

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今后从事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生,必须至少尝试一门艺术的实践,绘画、音乐、诗歌,小说均可以。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也可以用文学作品来代替。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是何人所创(有人说是许杰教授,不知是否真确。),它的本意是为了使未来的理论家在实践的基础上多一些艺术直觉和感悟力,可它对文学创作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最好的传统之一。我因为没有绘画和音乐的基础,只得学写诗歌及小说。

徐麟是安徽人,身材壮硕,学问淹博,其言谈极富思辨性。在他那儿,常能见到王晓明、胡河清、张氏兄弟、毛尖、崔宜明诸人。所谈论的话题除文学外,亦兼及哲学、宗教、思想史诸领域。唯独谈及音乐或遇某人兴致高涨欲一展歌喉之时,徐麟往往表情严肃,一言不发。我们私下里都认为此君不擅此道,或者简直就是五音不全。没想到有一天,他老人家忽然高兴起来,随手抓过一把已断了两根弦的小提琴,竖着支在腿上权当二胡,像模像样地拉了一段刘天华的《除夕小唱》,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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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那时有太多的闲暇无从打发。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至少我个人从未想到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作家”,或去从事专业创作。《陷阱》、《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等小说,完全是因为时任《关东文学》主编的宗仁发先生频频抵沪,酒酣耳热之际,受他怂恿和催促而写成的。而写作《追忆乌攸先生》是在从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因为旅途漫长而寂寞,我打算写个故事给我的同伴解闷。可惜的是,车到上海也没有写完,当然也就没给她看,此人后来就没有了音讯。回到上海不久,就遇到王中忱、吴滨先生来沪为《中国》杂志组稿,此稿由中忱带回北京后竟很快发表,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作协在青岛举办的笔会。

每次去徐麟那儿聊天,王方红女士总要央我带她一块去。她对于我们的谈话未必有什么兴趣,因她总抱怨说,听我们说话脑仁儿疼。她频频催促我“去徐麟那儿转转”,恐怕只是垂涎于徐麟亲手泡制的柠檬红茶而已。

华东师大丽娃河

《迷舟》写出来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是在几个朋友间传看而已,我并没有将它投往任何一家刊物。后来吴洪森先生看到此文之后,便将他推荐给了《上海文学》。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上海文学》周介人先生的一封亲笔长信。周先生的来信充满了对后辈的关切,但却认为《迷舟》是通俗小说,而《上海文学》是不发表通俗类作品的。洪森得知《上海文学》退稿的消息后大为震怒,甚至不惜与周先生公开绝交。为一篇不相干的稿件而与相知多年的朋友断交,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可据我耳闻,类似的事情在那个阔绰的年代里并不罕见。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若非洪森执意劝说我将《迷舟》转给《收获》的程永新,此稿很有可能现在还在抽屉里。不过,现在想来,周先生当年认为《迷舟》是通俗小说,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个故事原来就是几个朋友在草地上闲聊的产物,甚至我在文中还随手画了一幅两军交战的地形图(后来,《收获》发表此文时竟然保留了这幅图,令我最感意外,亦大为感动。)何况,他作为名闻全国的重要杂志社的负责人,认真处理了稿件,并给一个初学者亲自写来长信予以鼓励,对洪森而言,也不能说没有尽到朋友的义务。最让我难忘的是,《迷舟》在《收获》发表并有了一些反响之后,周介人先生特地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坦率地承认当初对《迷舟》处置不当,作为补偿,他约我给《上海文学》再写一篇小说(这就是稍后的《大年》)。当时谈话的情景,在他故去多年之后,至今仍让我感怀不已。

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每有聚会,徐麟必然会用美味的“徐氏红茶”招待各色人等。烹茶用的电炉支在屋子中央的水泥地上,煮茶用的器皿十分简陋,多为大号的搪瓷碗,而饮茶的杯子则为形状、大小不一的酱菜瓶子。茶叶似乎也很一般。据说,徐麟总能搞到上好的祁门红茶,可我们每次去,他那珍贵的祁红总是不幸“刚刚喝完
”。不过,即便是再廉价不过的红茶末子,他也能烹制出令人难忘的美味红茶,其关键或许在于柠檬的制作。有人透露说,新鲜的柠檬买来之后,要洗净并切成小薄片,撒上白糖,在玻璃容器中密封十多天,不知真假。

举办写作工作坊,请作家来改文章

“游戏性”一词,在批评界讨论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时曾屡遭诟病。坦率地说,那个年代的写作确有些游戏成分,校园写作更是如此。当时很多作家都有将朋友的名字写入小说的习惯。今天的批评界动辄以“元叙事”目之,殊不知,很多朋友这么做,大多是因为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伤脑筋,也有人借此与朋友开个玩笑。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也是存在的。有位作家对某位批评家的正当批评衔恨在心,竟然将他的名字冠之于某歹徒,而这位歹徒最终被我公安干警连开十余枪击毙。有时,作家也会将同一个名字用于不同的小说,比如,有一段时期,马原小说中的人物不时“陆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说则频频出现“王茂新”、“林展新”这样的人名。记得我曾向北村当面问过这个问题,北村的回答让我很吃惊:他每次从厦门坐海轮来上海,来的时候是“茂新”号,返程则是“展新”号。

很多年后,我们调往北京工作,王方红仍会时常念叨起“徐氏红茶”。她也变着样尝试了多次,我喝着庶几近之,她却总说不是那个味儿。我就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所留恋的,莫非是那个年代的特有氛围?世异时移,风尚人心,早已今非昔比,徒寻其味,岂可再得?

“很多大学都办了创意写作,每个地方的特色不一样。我们华东师大非常强调对艺术感悟的分析,应该是有学术的传统。在这角度下,希望我们的创意写作能在比较高的平台上做起来——我们要先做扎扎实实的事情,考虑创意写作如何能培养出作家来。”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说。

一年春天,中文系全体教师去昆山和苏州旅游。系里派我和宋琳去打前站,联系住宿和吃饭等事。我们临时又拉上了正在读研究生的谭运长。我们三个人办完事后投宿于昆山运河边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晚下着雨,我们几个人无法外出,又不甘心呆在房间里,就下楼和门房的服务员聊天。女服务员因为要值夜班,正觉得时光难耐,也乐得和我们几个人胡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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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以前“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现在“中文系要培养作家”。如果天天说文学史、文学理论,学生还成为不了作家,所以未来会举办写作工作坊,请作家们来改文章——反复改,就像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培养了汪曾祺那样。

后来,谭运长忽然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三个人各以动物为题材写一篇小说,以午夜十二点为限,完成后依次到门房朗诵给服务员听,最后由她来评判,分出一、二、三名。宋琳当时已经是驰誉全国的诗人,且一直看不起小说,自然不屑于这类“残丛小语”,但被逼无奈,只得勉力为之。

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华师大校报编辑部曾组织过一个全校性的“小说接龙”游戏。参加者除了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外,还有几位已毕业的作家校友助阵。这次活动具体有那些人参加,什么题目,写作的顺序如何,究竟写了些什么,如今早就忘了。只记得参加者被邀至编辑部的会议室,大致定下题材和故事动机,由某位作家开头,随后十几个人依次接续,由校报分期连载。我前面的一位作者似乎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帆先生,因为总担心将人家的构思写坏掉,颇受了数日的失眠之苦。

“写作是要改出来的,只有作家、写作者,才可能把写作的经验带给我们,我们学者在一方面可能是比较无力的。”罗岗说,“希望能够探索一条汉语创意写作培养作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我记得谭运长写的是《袋鼠旅行记》,似乎是写孔子骑着袋鼠周游列国,最终抵达了“银坑”地方,而引出一系列的传奇。在朗读过程中,服务员笑得趴在桌子上浑身乱颤,始终没能抬起头来。宋琳因根本不会写小说,只得胡写一气。一看他的题目,也觉得怪怪的,叫作《黑猩猩击毙驯兽师》,和他的老乡北村一样,驯兽师居然也叫“林展新”。这篇后来发表于《收获》的小说处女作,让他尝到了写小说的甜头,此后又陆续写出了《想像中的马和畜养人》等作品,在校园里传颂一时。

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今后从事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生,必须至少尝试一门艺术的实践,绘画、音乐、诗歌,小说均可以。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也可以用文学作品来代替。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是何人所创(有人说是许杰教授,不知是否真确。),它的本意是为了使未来的理论家在实践的基础上多一些艺术直觉和感悟力,可它对文学创作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最好的传统之一。我因为没有绘画和音乐的基础,只得学写诗歌及小说。

华东师大教授毛尖回忆,1983年她在宁波小城读书时就有一个写作梦。当时有梦的文学青年会疯狂地给作家写信,觉得北京太远,就给上海作家写信。即便没有作家回信,写了就有“和他们很接近”的感觉。“有创意写作课,会为文学青年节省很多时间。”

如今在给学生上写作课时,常被学生“如何写作”这类大问题所困扰。在不知从何说起的窘境中,往往以“乱写”二字答之。我这么说,并不是开玩笑或有意敷衍。废名在谈及杜甫和庾信的“乱写”时,是在试图说明一个高妙的写作境界,当然难以企及;可对于初学者而言,要想彻底解放自己的想象力,抛开毁誉得失,“乱写”也实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训练过程。

另外,那时有太多的闲暇无从打发。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至少我个人从未想到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作家”,或去从事专业创作。《陷阱》、《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等小说,完全是因为时任《关东文学》主编的宗仁发先生频频抵沪,酒酣耳热之际,受他怂恿和催促而写成的。而写作《追忆乌攸先生》是在从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因为旅途漫长而寂寞,我打算写个故事给我的同伴解闷。可惜的是,车到上海也没有写完,当然也就没给她看,此人后来就没有了音讯。回到上海不久,就遇到王中忱、吴滨先生来沪为《中国》杂志组稿,此稿由中忱带回北京后竟很快发表,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作协在青岛举办的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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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舟》写出来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是在几个朋友间传看而已,我并没有将它投往任何一家刊物。后来吴洪森先生看到此文之后,便将他推荐给了《上海文学》。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上海文学》周介人先生的一封亲笔长信。周先生的来信充满了对后辈的关切,但却认为《迷舟》是通俗小说,而《上海文学》是不发表通俗类作品的。洪森得知《上海文学》退稿的消息后大为震怒,甚至不惜与周先生公开绝交。为一篇不相干的稿件而与相知多年的朋友断交,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可据我耳闻,类似的事情在那个阔绰的年代里并不罕见。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若非洪森执意劝说我将《迷舟》转给《收获》的程永新,此稿很有可能现在还在抽屉里。不过,现在想来,周先生当年认为《迷舟》是通俗小说,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个故事原来就是几个朋友在草地上闲聊的产物,甚至我在文中还随手画了一幅两军交战的地形图(后来,《收获》发表此文时竟然保留了这幅图,令我最感意外,亦大为感动。)何况,他作为名闻全国的重要杂志社的负责人,认真处理了稿件,并给一个初学者亲自写来长信予以鼓励,对洪森而言,也不能说没有尽到朋友的义务。最让我难忘的是,《迷舟》在《收获》发表并有了一些反响之后,周介人先生特地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坦率地承认当初对《迷舟》处置不当,作为补偿,他约我给《上海文学》再写一篇小说(这就是稍后的《大年》)。当时谈话的情景,在他故去多年之后,至今仍让我感怀不已。

华东师大,学生们荡起双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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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学教育到了必须调整的阶段

“游戏性”一词,在批评界讨论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时曾屡遭诟病。坦率地说,那个年代的写作确有些游戏成分,校园写作更是如此。当时很多作家都有将朋友的名字写入小说的习惯。今天的批评界动辄以“元叙事”目之,殊不知,很多朋友这么做,大多是因为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伤脑筋,也有人借此与朋友开个玩笑。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也是存在的。有位作家对某位批评家的正当批评衔恨在心,竟然将他的名字冠之于某歹徒,而这位歹徒最终被我公安干警连开十余枪击毙。有时,作家也会将同一个名字用于不同的小说,比如,有一段时期,马原小说中的人物不时“陆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说则频频出现“王茂新”、“林展新”这样的人名。记得我曾向北村当面问过这个问题,北村的回答让我很吃惊:他每次从厦门坐海轮来上海,来的时候是“茂新”号,返程则是“展新”号。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汤拥华感慨,自己作为文学理论这方面的老师,也感觉到大学的文学教育已经到了必须要调整的阶段了。

一年春天,中文系全体教师去昆山和苏州旅游。系里派我和宋琳去打前站,联系住宿和吃饭等事。我们临时又拉上了正在读研究生的谭运长。我们三个人办完事后投宿于昆山运河边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晚下着雨,我们几个人无法外出,又不甘心呆在房间里,就下楼和门房的服务员聊天。女服务员因为要值夜班,正觉得时光难耐,也乐得和我们几个人胡侃。

“以前我们说理论指导创作,后来说理论和创作没关系,但现在我觉得创作指导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将理论带入创作实践,像创作一样去面对真正的难题,从而能够对文学实践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新的哲学概念如何活跃于艺术创作和艺术展的策划中,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虽然这中间有非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

后来,谭运长忽然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三个人各以动物为题材写一篇小说,以午夜十二点为限,完成后依次到门房朗诵给服务员听,最后由她来评判,分出一、二、三名。宋琳当时已经是驰誉全国的着名诗人,且一直看不起小说,自然不屑于这类“残丛小语”,但被逼无奈,只得勉力为之。

“如果我在大学里教学生一门文学理论课,讲了很多西方的理论,却没有对他们的灵魂产生冲击,没有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在被解构,什么东西在重新建构,并且从学生那里得到正面的或批判的回应,那我会觉得很遗憾,会觉得自己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汤拥华说,一个时代真正好的文艺创作,一定可以给做理论的人敲警钟,让他们发现自己讲的“理论”在某个地方很苍白。

我记得谭运长写的是《袋鼠旅行记》,似乎是写孔子骑着袋鼠周游列国,最终抵达了“银坑”地方,而引出一系列的传奇。在朗读过程中,服务员笑得趴在桌子上浑身乱颤,始终没能抬起头来。宋琳因根本不会写小说,只得胡写一气。一看他的题目,也觉得怪怪的,叫作《黑猩猩击毙驯兽师》,和他的老乡北村一样,驯兽师居然也叫“林展新”。这篇后来发表于《收获》的小说处女作,让他尝到了写小说的甜头,此后又陆续写出了《想像中的马和畜养人》等作品,在校园里传诵一时。

“如果这个时候理论教师能拿出自己的经验和情感,与学生一起思考,一起经历精神的冒险、灵魂的战斗,学生是可以感觉到教师的诚意的。如果能这样,理论教学与文学实践就能够统一起来。”

如今在给学生上写作课时,常被学生“如何写作”这类大问题所困扰。在不知从何说起的窘境中,往往以“乱写”二字答之。我这么说,并不是开玩笑或有意敷衍。废名在谈及杜甫和庾信的“乱写”时,是在试图说明一个高妙的写作境界,当然难以企及;可对于初学者而言,要想彻底解放自己的想象力,抛开毁誉得失,“乱写”也实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训练过程。

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方笑一认为,文学生活需要更多创意。“以前中文系的优势在于学生走出去,无论做公务员还是别的文化工作,写作总是优势。但现在的中文教育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学术化、知识化,写作反而成为中文系教学中可有可无的内容,学生怀着文学梦进来,走出校门却不会写,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节选自《收获》2008年第3期《八十年代》专栏

在他看来,有意识地进行创意写作教学,在现在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以前中文写作是万金油,被到处需要,但现在社会环境对写作要求发生了变化——新媒体、影视、广告文案等领域,对写作都有新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和以往中文系教学内容是不一样的,学术话语的写作训练和创作型的写作训练是两回事,所以这次中文系能承办创意写作,重视文学创作能力的培育,这在当下是非常及时的。

插图来自网络

本期微信编辑:于文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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