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我与《读书》40年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4月,那时我正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二年级。《读书》一问世我就成了它的忠实读者,长期订阅,数十年不辍,而且保存完整。数年前,时任《读书》主编郑勇到访寒斋,在书房见到全套《读书》的专柜,惊叹之余,和编辑卫纯在柜前摄影留念,遂将我列入杂志赠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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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收到《读书》的日子,我都会心情大好。我之所以长期喜欢《读书》,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读书》的许多文章有思想性,二是《读书》对于所登文章有文本上的美学追求。这原是我个人从一个读者角度获得的朴素感受,后来读沈公昌文的回忆文章,发现这居然也是《读书》主动追求的境界,真是别有会心。

段崇轩,山西文学院一级作家。历任山大中文系教师,《五台山》文学杂志编辑,《山西文学》月刊社编辑、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作协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有多篇作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外国文学研究》创刊于1978年,今年适逢它诞辰40周年。屈指一数,它已经走过了又是阳光又是风雨的40年。2018年6月8日下午,“中国外国文学期刊发展历程与国际化战略”研讨会在武汉雄楚国家大酒店隆重举行。本次会议既是讨论中国外国文学期刊的发展和国际化问题,又是《外国文学研究》杂志40周年诞辰的一次盛大庆典。有关会议的盛况已有专门报道,这里无需多言,但《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关系,以及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和发展的关系,应该还可以多说几句。

值此《读书》创刊40周年,我作为一个起初的热心读者,后来的热心作者,愿就上述两大原因,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读书》及同好。

每每出行,总会在随身的箱包里塞本书。不论旅途远近,不管时间长短,习惯成为自然。带什么呢?带《读书》杂志。一二本、三四本正在阅读或未及阅读的新刊。书体轻薄、文章好读,足可打发旅途的业余时光。理论书籍太正经、太沉重,那是需要正襟危坐研习的;文学作品太琐细、太用情,自然需要心平气静去赏析。这两种书都不是旅途阅读的最佳选择。唯有《读书》,栏目繁多,其中总会有你喜欢的一类文章;文章精短,读来意味无穷。特别是它鲜活、新锐的思想,突然间就撞击出了你的思想火花。自然,《读书》上的文章,你不必都喜欢、都去读。其中确有一些太专业、太繁琐的文章。但每期总会有几篇有分量、有思想、有文采的佳作,保证了它的质量。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三者水乳交融。这正是我喜欢它、带着它的理由。有一次,与一位朋友去外地开研讨会,晚上洗漱停当,钻进被窝,各自从提包里摸出一本书来,想不到都是近期的《读书》。朋友说:他每次出差,都带本《读书》,晚上翻阅一二篇文章,正好睡觉。

回顾《外国文学研究》发展壮大的历史,所有与该刊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学者和读者都感慨良多。40年弹指一挥间,其中的辉煌与艰辛人们有目共睹。杂志经历了四任主编,各有千秋,各有建树。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废江河万古流”。风雨40年,《外国文学研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5700余篇,它已然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聚集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者,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队伍,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

第一次思想解放

《读书》创刊40年,我追随、阅读《读书》40年。1979年春天,我已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一位老先生兴奋地告诉我:三联书店创办了一份新杂志,叫《读书》,是专门办给知识分子的。建议我买一本。我当即在学校新开的书报亭买了一本。当时大家还没有订阅报刊的习惯,报刊统一送到系里,拿取也不方便。但学校书报亭、街上邮局报刊部,出售各种报刊。每期《读书》《文学评论》《人民文学》等,我都会从书报亭或邮局去购买。新刊《读书》,普通的32开本,装帧朴素、简洁,定价只有0.37元。现在我真不知该怎样描述当时的感受和心理,只觉得是在春光融融的季节又遇到了一片风景奇异的绿洲。它敏锐的社会问题,新颖的思想观念,常常让你激情澎湃,迫使你急切地去买它评介的那些新书。上世纪80年代初,我调回老家所在的地区文联工作,开始正式订阅《读书》杂志。那时改革开放大潮如火如荼,新时期文学潮流一波连着一波,《读书》杂志紧扣时代主题,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想,真正打开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胸怀和眼界。到80年代末,我重返省城,调到省作协《山西文学》月刊社做编辑。作协院里的作家、编辑,几乎人手一份《读书》杂志。我自然续订《读书》,跟大家在一块聊天,常常谈论的也是上面的某篇文章,推介的某本新书。尽管90年代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读书》杂志也不再那样热闹,但它依然在跟踪、探索社会的发展,好文章仍旧不少。有些同事不再订阅了,但我却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这么多年来,购买的、赠送的书籍越来越多,自订的、赠阅的刊物也与年俱增。无奈只能采取“吐故纳新”的办法。就说订阅的杂志吧,《文学评论》从1978年复刊起,就开始订阅。最初的定价也是0.37元,但后来版本大了,页码多了,到2010年涨到20元的时候,我忍痛割爱了,现在则涨到了36元,几乎是原来的100倍。《读书》杂志40年来也在不断地、小心翼翼地涨价,现在版本的长宽大了约5毫米,页码从最初的160页、增加到176页,定价是12元,是原价的32倍多。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心价”。其实读书人买书是不太计较价格的,只要书好再贵也会掏腰包。

围绕着一份学术期刊,总会有一些编者、一批作者和大量的读者,刊物的发展繁荣与此三者密不可分。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这就是学人、学刊和学术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学人,学刊和学术无从谈起;没有学刊,学者的思想和成果没有了发表的阵地,无人知晓,最终会湮没无闻;没有学术,学人和学刊都失去了根基,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学人的成长离不开学刊,学刊的成就离不开学人,学人与学刊构成了学术的基础。任何学者,都有过读文章、写文章、发文章的经历,这些经历当然都与期刊有关。期刊对于一个学者的培养与塑造,其意义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正在成长的青年学者就更是如此了。有时候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选择或人生轨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期刊具有培养青年学者的任务或职责。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而言,我既是读者又是作者;既是作为读者的作者,又是作为作者的读者。随着身份的相互转换,《外国文学研究》对我也越来越重要。

所谓思想解放,当从历史背景及脉络来理解。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际上面临过两次思想解放的任务,第一次已经完成,第二次正在进行中。此“两次思想解放”之说,出自我的杜撰,似尚未见时贤言之也。

发表文章的两期刊物:2000年第1期、2010年第11期

我接触到的第一份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期刊应该就是《外国文学研究》了,该刊创刊的1978年9月,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77年年底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那时还叫华中师范学院,但实际上我们是1978年2月入学的。我们在京山分院呆了半年,9月回到本部,适逢《外国文学研究》创刊。这在中文系算是一件大事,我们所有同学几乎都知道这件事,也有部分同学购买了创刊号。我也买了刊物,并订阅了几年。这些刊物有一部分还收藏于我青岛的家中。记得主编是徐迟,徐迟在1978年刚刚发表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妇孺皆知,引导了那个时代的风气。我们在这里学习,也算是可以得风气之先吧。《外国文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界最早创办的学术性刊物,通过阅读和浏览杂志上的文章,我也约略知道一点什么是外国文学研究了。我日后走上外国文学研究之路,与早年的这种特殊的渊源不无关系。学术刊物仿佛就像一个个性鲜明的集体老师,它以不发声的方式说话,以不授课的方式教学,以不设问的方式回答问题,并以不求回报的方式默默支持着每一位坚持学术志向与创新的学者。或者可以说,我与《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共同成长,并在成长发展的道路上互为见证。

《读书》创刊之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始,但承“文革”余绪,许多“左”的思想和观念,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故此时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左”的桎梏,勇于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读书》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就深合此旨。那时《读书》上大量秉持此旨的文章,让我爱不释手,印象深刻。近读沈公题赠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一书,谈及《读书》创办时的宗旨,竟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不觉掩卷而兴“难怪如此”之叹!

《读书》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能吸引无数读者的心魂呢?其实就是学术的魅力、思想的魅力。它的办刊宗旨很明确,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历史、文学,以及建筑、美术、音乐、影视等;凡是书以及相关的人、事、现象等,它都感兴趣。牵扯的领域如此宽泛,出版的书籍浩如烟海,但《读书》的主题或者说主调却是一贯的、突出的,那就是“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它紧紧扣住中国社会发展的脉动,以书为切入点,展开对当下思想文化的探索和评论。譬如在刚刚解冻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就在创刊号上以首篇位置推出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号召人们解放思想、自由读书、探索真理。“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譬如80年代,对经济改革特别是“三农”问题的讨论,发表了陆学艺、吴敬琏、温铁军等多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促进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譬如90年代对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力倡,杂志用半年的时间,推出人文学者陈思和、王晓明、朱学勤、张汝伦等的对话录,犹如一枚枚重磅炸弹,引发了《文汇报》《作家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的连锁反应,成为90年代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事件。使全社会意识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文精神“失落”的严峻,重建人文精神的迫切。人文精神讨论中那些精彩文章,至今人们都记忆犹新。《读书》的文章,大都出自精英知识分子之手,它们是独立自主的,不会曲学阿世,它们是理性智慧的,具有真正的学术品格。这正是《读书》40年来经久不衰、魅力长存的重要原因。除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文章,我还喜欢《读书》中关于历史、文学、音乐等方面的文章。譬如李零有关历史文化的论述,言简意赅、痛快淋漓,没有酸腐的学究气;譬如袁可嘉关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普及文章,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读来并无隔膜;譬如王蒙关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嬉笑怒骂、充满智慧,常常给人醍醐灌顶的感觉;譬如辛丰年谈西方古典音乐的篇章,人生与音乐融为一体,让人浮想联翩;譬如李庆西说《水浒传》的系列文章,文史比照、探赜索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诚然,如很多读者所说,《读书》后来不好看了,走向“专业”、“西化”,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少了对历史脉动的把握。事实上,今天的社会已然更复杂多变了,更难以言说了。让一份杂志去肩负沉重的历史使命,也有点勉为其难。但不管怎么说,“现实关怀”、“人文思想”,作为《读书》的一个优秀传统,依然应当努力秉承和发扬。

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部分老师就在编辑部工作,譬如王忠祥、周乐群、彭端智等。当时给我们上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老师是奠自佳和宋寅展。王忠祥老师给我们开设过“莎士比亚研究”。记得周乐群和彭端智老师是给78级上课的,我去蹭过课。将近40年过去了,各位老师上课时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大约在上大三的时候,我对外国文学研究就已经有点兴趣了,并且开始谋划报考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扮男装问题和现象,指导老师就是王忠祥。

将《读书》办成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沈公回忆说:“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奇妙的是,这番话却帮助沈公领会了《读书》的使命。

正如人们说的:三联书店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窃以为还可添加一句:“《读书》是知识分子的心灵绿洲”。一份优秀的人文刊物,总有一种独特的品格和风格。《读书》40年来一以贯之,素面朝天,几乎是一副面孔、一种品质。尽管在思想内容、书籍形式上是不断微调、与世推移的。它是那样朴素、淡雅、宁静、蕴藉。既不守旧、也不趋新。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新旧融合、淡定从容。特别是文章的文体,把高深的专业和学术,变成了朴实好读的随笔甚至散文,让众多的大中小知识分子乐于接受。可以说形成了独特的“读书体”。读着这样的杂志,让人感到可亲、踏实、心静。老一代主编沈昌文,曾经明确提出:“我们提供的东西就要遵循‘厚积薄发、行而有文’的原则”,甚至要求“不文不发”。为此“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很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几代主编、编辑,都恪守着这样的准则,唯文为上、不循私情,硬是把一份杂志办出了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其实,《读书》涉猎的领域那样宽,有很多极专业。而作者群又是各个学科的顶尖专家、学者,要让他们都写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文章,何其困难。真有点打着鸭子上架的味道。但《读书》做到了,绝大部分文章都达到了化繁为简、质朴生动、文质相映的境界,有些文章则完全可以当随笔散文去品读。《读书》的几任主编,都认同一个不成文的办刊“理想”:“它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应当可供他们‘卧读’。譬如钱锺书、金克木、张中行、陈平原等的文章,既有深厚的功底、严谨的学理,又有浓郁的情怀、精湛的文笔,堪称学术随笔、学术美文。从这个角度讲,《读书》不仅团结、造就了一批批文章大家,也影响、培育了一批批精华读者。

我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1991年第4期,题目是《哲学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哲学——论存在主义文学》。该文是我早年发表的较为重要的文章,可以说大体奠定了我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以哲学化的方式研读文学,以文学化的方式研习哲学。循此路径,我开始了自己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后又陆陆续续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学术研究路径和方向。

现在回忆起来,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初创的《读书》为何会吸引我这样一个天体物理专业的大学生,“思想解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
《读书》创刊的前一年,即1978年,最让中国科学技术界兴奋的事莫过于“科学的春天”,其实《读书》当初的使命,何尝不是在呼唤人文学术的春天呢?

在当今林林总总的文化刊物中,《读书》不是那种貌似“高大上”的刊物,但却是独树一帜的。开本是那种传统的书籍模样,纸张也是普通的凸版纸。版式则有点民国刊物的韵味。特别是封二的漫画,开始是丁聪配画、陈四益配文;后来是康笑宇配画、王蒙配文。集夸张、讽刺和社会、人生与哲理思索于方寸之间,让人忍俊不禁又深思不已。还有封三、封四和插页的书籍广告,均是著名出版社的精品图书,加上文章中推介评论的图书,大致囊括了当下社科人文图书中的优秀读物,可以放心购买。许多年来,《读书》始终是我购书的重要“向导”。

《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也作出了非凡的贡献。198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紫葳的《寓严肃于荒诞之中——读卡夫卡的〈变形记〉》,随后1980年第3期又发表了黎奇的《卡夫卡初探》。我对于卡夫卡最初的一点零星的了解和认知,应该就来源于此。顺便检索了一下,《外国文学研究》历年来发表有关卡夫卡文章共18篇,这些文章当然也是中国卡夫卡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书》对文本的美学追求

一份文化刊物对读者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读书》的文章,我并不是每篇都看、都喜欢。我是搞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的,我有自己的专业、自己的爱好。文化、历史、哲学、文学,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每期总是在这些栏目中,挑着看。有时看三五篇、有时看七八篇。《读书》可以当闲书看,可以跳着看,晚上睡觉前,外出旅途中,是最恰当的阅读时机。《读书》虽好,但它不能作为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因为其中蕴含着作者较多的主观性、随意性。也不能当成文学作品去欣赏,因为它的重心是知识、是思想。当作闲书看是最恰当的。但闲书对读者的影响、诱惑却是无穷的。文章中的那些灵感、思维、观念、诗情、意境等,深深沉入了你的灵魂中,化入了你的血液里。我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一些学富五车、境界高远的专家、学者,我很难达到他们的高度,但又禁不住技痒,几次想给《读书》投稿。几十年来,我投过三四篇稿子,想不到竟有二篇发表。一篇是2000年第1期的《且说国家级论文》,是从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戴屏吉评职称的遭遇说起,评说了高校职称评定的僵化与不合理。另一篇是2010年第11期的《“空白”时期的艺术奇葩》,发掘和重评了河南作家颜慧云“文革”时期发表的一篇优秀短篇小说《牧笛》。我与《读书》的编辑素昧平生,我是以自然投稿的方式发给他们的,编辑及时发来了用稿通知,精心编发了稿子。我很感激他们。给《读书》投稿,使我明白了学术、评论文章,同样可以写得有血有肉、文质交融,避免了滑向刻板的学院派路径。

4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阅读方式与写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研究的变化自然也不可避免。新形势下中国外国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问题,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可以从中国走向世界,亦可以从世界回到中国。总之,希望《外国文学研究》顺利走过“不惑之年”,进入“知天命”,并继而“从心所欲”,大展宏图,再创辉煌。

《读书》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读书》上的文章好读。用学术黑话包装一下就是“对文本有美学追求”。我当时只是感觉《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上的明显不同,《读书》的许多作者学殖深厚,还能有一番锦心绣口,所以让我特别爱读,却不知这也正是《读书》有意追求的境界。近读沈公另一题赠之书《也无风雨也无晴》,对此得到有力印证。里面谈到当时对《读书》上文章的要求,首先是“厚积薄发,行而有文”,甚至“不文不发”。沈公回忆说:“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很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前些年,我的故乡原平市新图书馆落成,号召在外工作的文化人给家乡捐书。我收拾了一大纸箱不再用、不再读的书籍。《读书》30多年的旧刊,占据了我整整多半个书柜,我心一横又装了一大纸箱,一并捐了出去。我想,这一本本《读书》我大概再不会去读了,它的思想、精神已积淀在我的生命里。其中的那些著名专家、学者,我已买到他们的集子,可以随时阅读。就让这方“心灵绿洲”,移步基层,去庇护、陶冶更多的读书人吧……

我不得不坦言,后来有几年
《读书》上的文章变得越来越不好读了,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行而有文”的传统,最严重的时候,我订阅的《读书》送来,我竟懒得打开它了。只是出于念旧,我仍然订阅着《读书》。那时我在媒体上说过一句玩笑话,已被沈公载入《也无风雨也无晴》:“江晓原教授近年有一句名言:‘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此语在网上流传极广。”我的“名言”虽属玩笑,却也能再次得到印证:所幸《读书》不久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先前的传统,那上面又有好读的文章了,而与此同时李零也恢复在《读书》上写文章了。

像《读书》这样在文本上有美学追求,是会给作者们带来荣誉感的。我想到的最典型的“八卦”例子是张鸣教授文章中提供的。他说在他求学时代,室友心心念念的是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他念兹在兹的却是想在《读书》上发文章。想想《中国社会科学》多厉害啊,可是在当年的张教授眼中,和
《读书》相比居然何足道哉!《读书》能被学人如此心仪,它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之功,诚不可没。

第二次思想解放

上文说《读书》一度变得不好读了,“原因之一”是忽视了“行而有文”的传统,那想必还有原因之二?确实有之,就是那时的《读书》在稿件的选择上,越来越远离它原先的读者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了。《读书》的读者,毕竟主要是国内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有他们通常所关心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和西方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往往很少重合,所以当《读书》的选题越来越“西化”时,它先前的读者也会逐渐流失。

这就和第二次思想解放有关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冲破“左”的桎梏,向西方虚心学习了三四十年,确实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这次思想解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不少人对西方形成了习惯性迷信。

当中国终于走到在经济上坐二望一的地步时,世界就出现了新局面。世界历史不会像福山所臆想的那样“终结”于苏联阵营垮台之日,事实上中国已经创造了新的历史。在这个新的历史局面中,所有的“旧教师”都遭遇了新问题。西方自己也要学着适应这个新局面,所以西方能够教我们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

到这时候,我们对西方的习惯性迷信,就变成一种新的桎梏。所以,今天我们急需第二次思想解放,来冲破这几十年间形成的新桎梏。我们的眼光,应该从仰视西方调整到平视西方;我们的思路,应该从学习西方调整到研究西方。《读书》虽然没有明确宣称自己在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中的立场,但是至少在事实上坚定支持了这一解放。

为什么能这么说呢?我可用自己的文章为例。近几年,我和穆蕴秋(起先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后来成为我的同事)合作,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以Nature杂志为代表的“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进行科学社会学研究,揭示这些“神刊”背后的商业运作,澄清围绕着这些“神刊”的种种神话。以前在对西方的习惯性迷信中,人们对这类高踞神坛的西方期刊只会跪倒仰视顶礼膜拜,我们这样的祛魅研究是难以出现的。从我们的文章在《读书》得到的待遇来看,我相信“思想评论刊物”的优良传统仍然被《读书》保持着。

《读书》是中国人文期刊中的Nature

在我们对Nature杂志的系列研究次第发表时,媒体曾不止一次问过我:你觉得中国能不能办出类似Nature这样的杂志?说实话,在对西方的习惯性迷信中,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我已经第二次解放了思想,当然不排除中国将来也办出一本类似Nature的杂志的可能,但我还有更激进的想法: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杂志!——我指的就是《读书》。

请先不要急着指责我“无耻吹捧《读书》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我是有一定依据的。

第一,其实Nature杂志创刊时(1869年),它的“境界”比《读书》还要低,它就是一本我们中国人今天所说的“科普杂志”(参见拙文“Nature杂志:从科普期刊到学术神话”,《浙江学刊》2017年第5期)。而《读书》“思想评论刊物”的立意当然要更高一些。关于这一点,沈公《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中还有阐述:“但是《读书》究竟不是学术刊物,‘学术’这个差使我们没法全都包下来。要同‘学术’挂钩,而又不能专门谈学术。”好一个“同学术挂钩,又不专谈学术”!这恰恰是今天Nature杂志上90%文章的特征,因此这两本杂志的大部分文章有类似性质(只是所属领域不同)。

第二,今天的Nature杂志具有强烈的“跨文本”性质,每期上面通常只有两三篇真正的“学术论文”(article),约占每期文章总数的10%,其余十余种栏目都是非学术文本,内容五花八门,甚至包括科幻小说的专栏。《读书》上的文本形式虽不过两三种而已。但《读书》其实是用另一种途径来展现它的“跨文本”性质,因为它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中间状态文本”——即以非学术话语谈论学术话题。因此这两本杂志都具有“跨文本”性质。

第三,Nature杂志和《读书》都是一直由编辑部和主编来决定稿件是否刊用的,这种独立的制度是Nature杂志一再标榜的,它与大部分学术刊物标榜的“匿名审稿”和“学术公器”完全不同。两种制度孰优孰劣,肯定见仁见智,但有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这两本杂志采用相同的制度,而且都在各自领域内成功建立了高度的声誉。

第四,在中国国内的传统观念中,一份学术杂志刊登广告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学术期刊普遍没有广告的经营许可。然而Nature杂志和《读书》杂志都可以经营广告。

第五,Nature杂志最初是科普杂志,《读书》是“思想评论刊物”,这两本杂志都不是所谓的“纯学术”期刊,可是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享有着非常高的学术声誉。Nature杂志被公认为“国际顶级科学期刊”,长踞神坛自不待言;《读书》常年跻身CSSCI期刊行列,而且在学者心目中居于非常高端的刊物之列,前述张鸣教授的八卦虽然听起来似乎很夸张,其实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有此五端,将《读书》比作中国人文期刊中的Nature杂志,当非虚语。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坚信《读书》必将不辱使命,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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