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娱乐场解放大上海:毛泽东的考虑与决策

上海解放的这一天清晨,梅兰芳见到许多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军纪严明的情景让他感慨万千。回家后,他就对家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1949年5月31日起,一场欢迎和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义演在上海南京大戏院连演三日,承担此次演出的便是梅兰芳领衔的剧团。

值得一提的是,《战上海》是导演王冰在与人合导了《激战前夜》《长空比翼》之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在当时,其构建恢宏的战争场景,其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都是同类战争片中少有的。该片所有的外景拍摄都是在实景地进行的,许多的群众演员是由学生、工人、小店主主动报名、无偿出演的。电影中所出现的枪炮、武器也都是真刀真枪,不过是空包弹而已。凡此种种,使《战上海》具备了质朴战争电影的特点,有些战争场面比现在高科技制作出来的更见真实。影片在内容上不仅描写了我方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的众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感人形象,也将敌军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崩离析的原因予以深刻的展示。导演以自己对战争生活的真切感受,把影片处理得简洁明快且富有气势,使影片具有了史诗般的特点。

淮海战役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所考虑的已不光是渡江作战的问题,而是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大事。因此,对如何夺取和接管好上海这座大城市,就更为关注。

——上海的早晨成为许多名家一系列创作的触发点

据史料记载,1963年2月16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京演出。周恩来偕同刚出国访问归来的陈毅还有其他好几位首长,成为了该剧的第一批观众。4月2日晚,周恩来约前线话剧团的主要演职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萧华、夏衍、田汉等人,分别对该剧涉及主题、导演处理、人物台词、演员服装以至音响和道具等方方面面,提出了30多条意见。诸如赵大大捡到林乃娴丢的钱包,第六场才归还,这样不妥,有损赵大大的形象,解放军拾金不昧,钱包应该马上交还;女特务曲曼丽穿一身考究的裙装,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种服装的,要朴素些,像个工人,不能一出场就让人看出她是特务。周恩来还和蔼地对春妮的扮演者陶玉玲说:“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写得好,念得也好,很使人感动,但是我来问问你,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陶玉玲回答:“小学文化程度。”周恩来笑着说:“哦,小学文化程度,能说出两小无猜吗?”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又说:“唔,这句词也很不口语化,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说:“那就改成‘从小在一块’好吗?”周恩来马上给予了肯定。

解放前的上海,是座有500多万人口,1.2万多家工厂,6万多家商店,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分别占全国一半的世界闻名的大城市。怎样才能使这座大城市不因夺取她而遭战火毁坏,怎样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后,又怎样使其很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为此而呕心沥血,他集中了全党智慧,适时而果断地作出了许多有预见的战略决策。

1949年6月,上海刚解放,市政府举行文化界盛大集会。座谈会上,曾被国民党关押的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站起来说:
“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音刚落,陈毅马上插话:
“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1949年4月,李白被秘密转押至国民党南市警察局蓬莱路看守所。他通过一位出狱难友发信给妻子,约好让妻子到看守所后面一家老百姓的阳台上与之隔窗相见。当时,他的双腿已被老虎凳压断,不能站立,只能靠难友的托扶爬到窗口见妻儿一面。而那时的李白只关心解放军的胜利进展,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

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党中央早就在作组织准备工作了。1948年12月,党中央就致电上海局选派30~50名干部,去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1949年2月3日,党中央又致电各地要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并具体要求华东和华中抽调1.5万名干部加以培训,于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待命”。被抽调参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干部中,许多人对上海情况较为熟悉,有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和技术人才。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亲自点名原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从香港迅速赶回北平接受任务,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当他们到达北平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分别接见了他们,对接管上海的许多准备工作,都作了具体交代。5月12日晚10时,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潘汉年对香港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很注意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潘汉年等人回答了毛泽东的一些询问。当潘汉年请毛泽东对接管上海工作作指示时,毛泽东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作法,可以按恩来给你们的指示办理。那天接见时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几次很风趣地插话,他把潘汉年叫作“小开”。这位长期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的干部毛泽东对他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团结知识分子,陈毅说是“宁可多一个,不可少一个”

1948年12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李白在向党中央拍发长江防务等情报时,被国民党特务用分区停电的方式,利用美制专用探测器测出电台位置。在遭受敌人重重包围时,李白让妻子将儿子赶紧送到楼下掩护的同志家中,自己镇静地发送完情报、销毁密码、处置电台后被捕。和电影中一样,在被捕后,李白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利诱,也扛过了老虎凳、拔手指甲等酷刑轮番逼供,以超常的钢铁意志,始终坚贞不屈。

本文摘自《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其实,梅兰芳与我党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就结下了深厚的交情。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住在马斯南路107号(现思南路73号),人称“周公馆”,公馆南面隔着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周恩来在上海工作期间,十分注意与各方面人士的交往,宣传党的政策。梅兰芳作为文化界的爱国人士,自然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经常让他的堂弟周翕园去看望梅兰芳,同他探讨国内外形势。周恩来也通过朋友余贺会见梅兰芳,会面的地点就安排在余贺家中,这样可以保护梅兰芳不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见面后,周恩来非常热情诚恳,对梅兰芳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我们欢迎你!”梅兰芳深表同意。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也是电影《陈毅市长》的着眼点。

对于谁去主持解放后的上海的工作,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召见刘伯承、陈毅时,就说,党中央的意思要陈担任未来的上海市长,想听听陈毅本人的意见。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召集华东局的领导同志讨论进占上海的问题时,又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他甚至把进入上海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说,当时中央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党中央、毛泽东后来领导上海军民闯过了这个难关。

“我该重新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四十岁正好是我的生命的新的开始。”作家靳以在散文《幸福的日子的开始》里写道,“我好像多年流浪的游子,又扑到母亲的怀抱里。”作为华东作协(后改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靳以在1957年受命创办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刊物,起名《收获》,意在表明社会主义文艺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并邀巴金同为主编。这是他璀璨人生的最后一章。《收获》创刊号上有靳以执笔、巴金共同署名的发刊词:“《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

1937年10月,李白赴上海负责建立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的空中通道。电影中,有一个李侠在工作中用黑布条遮挡灯光的细节,便取材于真实历史。每晚,当别人酣睡时,李白悄悄起床,端坐在发报台前,拧下25瓦的灯泡换上9瓦的,这样从外面隔着窗帘就看不见屋内的灯光。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和贝勒路(现黄陂南路)交界的三层楼房中,他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刚到上海时,李白是单身一人,租房容易引起怀疑,于是组织上派青年女工、优秀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以掩护电台工作。朝夕相对的工作和交流让两人逐渐产生了真感情。后来,经党组织批准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妻,他们的家也成为充满革命精神的秘密斗争之家。

为了统一指挥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统筹华东和中原战略区对军队的支援,搞好对上海等江南城市的接管,1949年2月,党中央决定将淮海战役期间由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五人组成的总前委,继续行使职权;并决定增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为华东局委员。3月14日,党中央又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陈毅为第二和第三书记。与此同时,对夺取和接管上海批准组建了两套班子,即以陈毅等为主,有5000多名干部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率第9和第10两个兵团、8个军(后增至10个军),准备以军事手段,强行夺取上海的战斗部队。1949年5月20日,党中央致电华东局,同意陈毅、粟裕为上海市军管会正副主任,下设财经、文教、军政三个接管委员会。电文中除同意财经接管委员会以曾山为主任,许涤新、刘少文为副主任外,“必须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及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参加”;中共华东局上报的文教接管委员会由范长江任主任,中央在审批时,毛泽东提出上海市的文教系统“规模太大”,主任“应由陈毅兼”,最后,中央批复中,陈毅为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唐守愚、戴伯韬为副主任,“亦须吸收一部分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可以说,参加接管上海的许多主要成员和上海解放后准备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干部,都是经过毛泽东逐个审定的。这些重要的决策,为更加有效地夺取和接管好上海,从组织上提供了胜利的保证。

和教授专家文学家艺术家谈心交心做朋友

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与铭心刻骨的斗争经历,给了银幕无限的创作空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由孙道临饰演的发报员李侠,有着人物原型,他的名字叫李白。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无数像李白一样的地下工作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原题:毛泽东与上海战役

有人回忆,陈毅在与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负责同志交谈时说:“你们接管的对象是知识分子,是教授、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情况不清楚,不要居高临下地乱管;要先接后管。先让他们安心、放心,然后和他做朋友,谈心、交心。”

电影虽然是艺术的虚构与加工,却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公开披露的资料显示,为了尽可能团结在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中共上海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由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同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正式会面。

在制订接管上海的重要政策时,毛泽东除了亲自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了解上海的情况外,在双清别墅还几次召见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刘晓听取上海情况的汇报,弄清上海有多少工人阶级,有多少资产阶级,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有多少失业工人,并对上海的几百万市民作了阶级分析。毛泽东除了审查修改中央下发的许多政策文件外,还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对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和全党全军全民必须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条文规定。华东局、华东军区和三野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也都先后制定和下发了《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守则和纪律》和《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有关具体的政策纪律规定,这些规定,对统一全党全军行动,稳定新区人心,团结人民、分化敌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临解放前,党组织委派戏剧教育家、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由他出面当“说客”。那天,熊佛西来到周信芳家拜访,周信芳把他迎进书斋。熊佛西开始以“谈戏”为名,但周信芳一下就猜出了他的来意。他郑重地说:“请放心,我是不会跟着国民党走的,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熊佛西说自己还要去拜访梅兰芳,周信芳马上打电话联系,并陪同一起拜会了梅兰芳。梅兰芳对熊佛西和周信芳明确表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失尽民心,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

上海解放对新中国来说意义重大。这段辉煌历史的方方面面,已在不少老电影中呈现,给几代中国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陈毅自己对知识分子也是爱护有加。进上海后不久,他就先后登门拜访了许多专家学者。在看望诗人、书法家沈尹默时,他亲切地说:“党和政府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进城后访问的知识分子你是第一个。”陈毅还登门拜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张老介绍和出版过的西方名著不计其数,当时他已78岁高龄,瘫痪在床。看到陈毅,张元济难抑兴奋之情,想从床上坐起来,苦于身子动弹不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张元济住院期间,陈毅多次去医院探望,并互通书信商谈工作和问候。张元济将新出版的《烬余录》送给陈毅,陈毅收到后马上亲笔回信。回信最后说:“弟顷在南京处理军务,他日返沪,当图快晤。辗转细读书末签名,知尊恙日就痊可,可喜可贺。”当时,上海刚被接管,作为市长的陈毅政务繁忙可想而知,然而他竟可以做到细心察看张老的签名,从中推断其健康恢复程度。可见对老一辈专家学者关切之深,令人动容。

意味深长的两顿饭

“我好像多年流浪的游子,又扑到母亲的怀抱里”

电影评论者石川认为,这部摄于1959年的片子之所以成为经典,最大特点在于真实记录了上海这座城市解放的一个历史进程。比如,关于解放上海,有种说法叫“瓷器店里打老鼠”,因为上海有许多建筑都是近代史的经典,为维护城市原貌,“战上海”一役对火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影片里有一场仗,发生在四川路桥,现在这幢建筑还在,就是上海市邮政局的所在地。当时,国民党残余在那里负隅顽抗,解放军准备过桥,但为了保护这些历史建筑,规定不许使用炮轰,许多解放军战士在巷战中牺牲。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战斗英雄赵永生,为炸地堡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扫成重伤,还坚持爬向终点……深知不能用重火力掩护战友的我军战士,只能眼睁睁看他中弹倒下。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倒在了上海即将解放的黎明之前。

原标题:文化战线:解放军和进步知识分子“共同会师”

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

周小燕的话,讲述了一个事实——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那段岁月,对当时占中国文化超过半壁江山的上海,如何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科技文化教育领域有影响的人士,我党颇下过一番功夫,甚至是当作跟解放上海不相上下的一桩重要事业在做。而由陈毅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正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方方面面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努力,上海知识分子最终以更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恢复经济和进行新上海的文教建设工作中去。

作为一部非常出名的战争军旅片,《战上海》根据上海解放的史实改编,片中通过敌我双方在上海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军事较量,重现了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努力和工人群众的协助下,解放上海的辉煌历程。

在文艺处的工作中,和他共事的是处长陆万美。这是黄佐临第一个比较接近的共产党员,后来他多次提到从陆万美的身上深切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作风和工作方法。“他待人接物是那么和蔼、亲切、有耐心;处理问题又是那么的有原则,那么有条不紊……”过了没多久,陆万美调任云南,黄佐临本人也因筹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而离任。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感情却日益加深。在三十年后,他组织并执导话剧、电影《陈毅市长》时再一次坦陈,全面了解新中国成立两年来的惊人成就,成为了他后来一系列创作的触发点。

王苹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其代表作包括《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一批耳熟能详的电影。

千百万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王苹:《霓虹灯下的哨兵》《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

1951年1月,黄佐临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这对黄佐临来说是件不同寻常的事,那么多年来他潜心戏剧艺术,从未想到要任一官半职,但这一次他欣然接受了人民的委任。

王冰:《战上海》导演

——梅兰芳率团连演三天大戏欢迎慰问解放军

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对于这个历史细节,已故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清晰地记了半个多世纪,在文献纪录片《1949:接管大上海》中,她回忆了这段往事。正是在这个有162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很多人认识了军人市长陈毅,也了解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投下的关爱与深情。陈毅用了近四个小时的演讲,打消了解放初期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宣传贯彻了党团结爱护知识分子的政策,“我愿同大家一道共同前进。”

1934年10月,李白踏上了长征之路,经历了三过草地的艰辛。他在担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时,要求报务员个个要将“电台重于生命”,这也是他终生矢志不移的座右铭。

“很多知识分子通过这次座谈会开始接纳新政权,很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周小燕怀着一颗报国心回到祖国,只是当时的中国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周小燕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她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教师生活。回忆过去的这段时光,仿佛一切就在眼前,周小燕曾说,当时知识分子心里都这样想——不只相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还相信共产党能建设中国。

党和人民军队是这样严肃纪律、解决矛盾的

1949年6月1日,上海解放还不到一周,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把负责接管文教事业的夏衍和周而复找去,要市委宣传部和市委统战部共同提出一个名单,召开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对夏衍和周而复说,所有上海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都要请到,人多一些不要紧。

会议参会人数300人,开得很成功。座谈会后不久,刘靖基先生到中国银行二楼找许涤新,想请他出面,他和荣毅仁两人想要邀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在一次市委会议上,许涤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会上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刘晓和潘汉年主张去,理由是我们如果应邀吃饭,就会使上海的工商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接近的,我们同他们接触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形式。陈毅问许涤新:“你是搞统战的,又是工商局长,你看去不去?”许涤新说:“我也做了反复考虑,我认为可以去。他们请客,我们应邀并不专为了吃,还对开展统战工作很有好处。”最后陈毅笑着说:“我带头,你们敢去的跟我去,有工作的,不敢去的,我不勉强。”

当先期拟定的100人名单送他审定时,陈毅不仅全部同意,还把少数遗漏的知识分子一个个地补上去,陈毅说“宁可多一个,不可少一个”,团结的人愈多愈好。后来就有了前文说到的陈毅在会上说“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一番谈话拉近了和文化艺术界的距离。

影片《陈毅市长》

“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

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利用反“围剿”时缴获的国民党军电台,建立了无线电学习班,李白被挑去参加学习。老师脾气急躁,对李白经常呵斥。但李白一言不发日夜加班学习,后来那位老师惊讶地发现,他认为最笨的徒弟,在一些技术上已赶超了自己。

一场是陈毅市长与工业局长顾充同往国华纱厂经理傅一乐家中赴宴。资本家太太想在陈毅市长面前表现一下高雅,放了一个交响乐唱片时,陈毅听了几句说:“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这令资本家夫人大吃一惊:“陈市长懂交响乐?”陈毅轻松地说:“在法国留了几年学。”资本家夫人原本以为共产党的将领都是只会打仗的土包子,没想到这是一个吃过洋面包的,顿时气焰就矮了三分,这对陈毅最后说服资本家支持共产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原型是大名鼎鼎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影片最初是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等创作的一部话剧。剧作者通过一支连队进驻大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后的经历,既展现了上海在解放之初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更回答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如何严肃自身纪律,面对现实、解决矛盾的。

20天后,上海解放。

该片由黄佐临、傅敬恭、罗毅之共同执导,即使放在今天来看,都可称水平不俗。比如在刻画人物的个性上,有两场吃饭的戏非常典型。

解放上海是我军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城市攻坚战,从5月12日起至27日结束,共经历16个昼夜。整个战役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为一体,采取积极主动、战术灵活的战略方针,同时有效地保护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完整,也为我军在之后的城市攻坚战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李白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被日寇和国民党逮捕。任凭敌人使尽酷刑,他都坚决不泄露党的秘密。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关系,他传递的情报为我党在抗战的战略反攻中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李白与夫人回到上海,继续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工作。

黄佐临:《陈毅市长》导演

区别于文字记载,这些电影以影像的方式,提供了一份正面战场及“看不见的战场”在上海解放前后惊心动魄的斗争史。在这些老电影中,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迅速稳定局面、恢复上海的生机、保卫上海的安全这些历史难题的答案;也有这段伟大历史中永不湮灭的细节与注脚。

作品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包括要与革命伴侣、农村妻子离婚的排长,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学生相爱的战士等,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但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作品在彩排时引发了争议。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在到上海视察工作时,经陈毅介绍,见到了编剧沈西蒙。他立即跟沈西蒙热情握手,并要他谈谈《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创作情况。沈西蒙讲了为突破真人真事局限,通过塑造陈喜、童阿男等人物,展开描写了内部矛盾交织、冲突激化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频频点头说:“好啊,好啊,可惜我还没看到戏!”沈西蒙立即兴奋地说:“总理什么时候要看,我们什么时候把戏送去给总理看!”周恩来颔首应允。

家宴那一天,陈毅不仅带去了刘晓、潘汉年、许涤新等领导干部,还带上了夫人张茜和孩子。在荣毅仁的家里,他和大家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吃到晚上11点才散场。这次家宴很快传为美谈,在工商界的上层人物中引起热烈的讨论,有人说,真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有人则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举动。

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拍摄。周恩来当面交代夏衍,要他负责将话剧改拍成电影,并提出“苛刻”要求:一句台词不能变,一个演员不准换。1964年,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全国放映,引起极大反响。

这是王冰作为导演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其实,人们更多通过一位表演艺术家的身份认识王冰,他塑造过狄仁杰、伍子胥等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荧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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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1981年上映的影片,讲述的是上海刚刚解放,陈毅同志出任解放后首任上海市长。他以高超的智慧,依靠工人阶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积难重重的上海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他们导演了这些电影

王苹在解放前曾与石羽、路明、上官云珠等名噪一时的影星合作演出电影。1957年,王苹执导了故事片《柳堡的故事》,影片大获成功,主题曲《九九艳阳天》传唱一时。1962年,王苹导演《槐树庄》获“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周恩来亲自把导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任务交给王苹。之后,王苹还参与创作了《永不消逝的电波》《闪闪的红星》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1949年5月7日,根据蒋介石口授的指令“坚不吐实,处以极刑”,李白被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处决。

1910年5月,李白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家坊板溪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李白13岁便到一个染坊当学徒,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另一场戏是陈毅1950年春节带着傅一乐到工人徐根荣家拜年,让他亲眼目睹了工人吃豆腐渣过年的事实,市长通过与工人师傅一起吃豆腐渣,教育了工商业主傅一乐,也改变了劳动者对傅一乐的敌对情绪,十分高明又自然地调整了劳资关系。

影片《战上海》

真实记录了上海解放的历史进程

1947年,黄佐临执导首部电影《假凤虚凰》。1954年,担任剧情电影《双推磨》的导演。1958年,执导电影《三毛学生意》。1962年,他提出“写意戏剧观”的理念,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著名戏剧演剧理论。1980年,黄佐临与罗毅之、傅敬恭共同执导《陈毅市长》,该片由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那些牺牲在黎明之前的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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