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速度

不久前在微信的朋友圈中,见到有人说起:大概每年所读书的数,可以有多少?换言之,就是我们读书的速度,到底可有多快?凡事总是越快越好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读书亦然。要不然,为什么古之才士,总是“读书十行俱下”呢。我联想起前人的文字,亦有议论及此的,不妨稍为摘引,并试加讨论,供学者参考。

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艰辛历程

欲了解国史,必先读“史学双璧”——《资治通鉴》与《史记》。

近人瞿兑之《杶庐所闻录》“读史”条云:“曾国藩通籍后买《二十三史》一部,自课每日点十叶。王闿运亦自课点
《二十四史》,每日可一本。……读史者尤宜于诸志观其会通,不应专以记诵人物事实为能,王夫之尝讥陈大士自诩三个月看毕《二十一史》,正谓此也。今人看书已不似古人之拙,能看毕《二十四史》殊不为难,然肯用此功者殊不多见。惟新会陈垣曾以一年之力繙《四库全书》一过。”

(一) 提议与启动

不过司马迁生在汉代,司马光活在北宋,

按曾国藩的读史,是“每日十叶”,如果用武英殿本的《史记》计算,按照这个速度,读完一篇《五帝本纪》,也要三天时间!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五帝本纪》共48页,也就是说,他每天只读16页;而整部的点校本《史记》,共有3355页(加上三家注序),他读完此书,那必须210天、7个月!这速度似太慢,虽说是曾国藩的,也不想讨论它了。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古籍整理分量最重、价值最大、
(学术) 投入最多、历时最久的项目。

就算看完这两位司马老先生的巨作,

那么王闿运呢,他“每日可一本”,此速度又如何?线装书的一本,并没有几卷,一部《史记》,有时订成24本,有时是订成28本或30本,相差不很大。就是说,王闿运之读《史记》,不过一个月。其他二十四史,据此可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
《二十四史》,共241本,《史记》只10本,以王闿运的速度,大约三天读一本,读完《二十四史》,那也要24个月、整2年的时间。这也必须一天不落,是否能够坚持,姑且不论。问题是,对于这个快速度,
“不惮于读大书”的张舜徽,却是不以为然的。其《清人笔记条辨》批评云:

从目前可以见到的公开资料来看,
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最早提出了“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倡议(2)。

也只能了解北宋前的历史。

“王氏逐日所记,虽有读史之课,然亦粗略观之,不求甚解。尝自述:‘阅《辽史》,全不知其事实。’‘点《元史》九叶,此书必不能多看。每日以九叶计日而已,多看伤神。’……由其所自道者观之,可以知其读史之功,本甚草率也。”“王氏自负才大,读书不耐仔细,大抵翻阅为多,粗加涉猎而已。尝自记:‘翻《通鉴》九本。十函毕,翻一过矣。《通鉴》当昔未点群史时,讶其浩博,今日重翻。’又记:‘夜补看《唐文》八本,未甚细谛。’又记:‘看《墨子》一过,未能子细。’如此读书,岂能真有所得?徒以滑略成习,而不耐爬梳纷杂,故于难理之大书,无能为役也。”(卷九)

1956年11月25日, 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谈印书》,
文中提到了新中国版的“二十四史”整理:“凡需要量比较大,
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 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
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
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 分别进行整理工作,
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
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1)

要全面了解中国历史,

据《湘绮楼日记》,王闿运读《二十四史》花了26年的时间,也并没有卒业(见光绪十六年三月廿八日记)。这固是“作辍不恒”,有以致之,也见得读《二十四史》,不那么容易成功。

1956年12月20日, 郑振铎在给潘景郑的信中,
更加具体地谈到了对“二十四史”以及“十三经”等古籍进行整理的想法。其后在给潘的另一封信中,
说他已在考虑要出版“整理过的《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2)。

必看《二十四史》。

至于那位“横看书”的陈大士(其人名际泰,是晚明的有数的八股文大作家;其读《廿一史》事,见张采《知畏堂文存》卷二《陈大士集序》:“大士点次《二十一史》,不逾三月,人疑其略,则应曰:‘第简漏否?诸君自钝,我横看尔。’”),他的读书速度,自又快速于王闿运。“三个月”是90天,“廿一史”不包括《明史》、《旧五代史》及《旧唐书》,点校本的本数,是共191本,也就是说,他每天读2.1本。这比王闿运的每天0.33本,又快了6.4倍!所以读书不太博而为王闿运不佩服的王夫之,便不很服气了,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作论云:

1957年3月, 郑振铎发表《整理古书的提议》(3)。他说, “至于《二十四史》,
则更需要一番整理工夫, 且必须立即进行。乾隆版的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
问题很大 (同文本、竹简斋本等, 均系影印这个本子) ,
张元济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记里已发其覆。《百衲本二十四史》则卷帙浩大,
仅照原本影印, 未经加工整理。读史是一件要事, 特别是中国的《二十四史》,
它们乃是各时代的‘百科全书’, 不仅是政治史。凡搞一切学问的人,
都不能不问津于这部大书。故整理尤有必要,
且须加速。”这篇文章还同时刊登在《政协会刊》1957年第3期上,
文中再次强调“二十四史”等“整理尤有必要, 且须加速”。

图片 1

“陈大士自云三月而遍读廿一史,目力之胜可知。……大士以博敏自雄,故乱道。以此推之,大士于史,凡地理、职官、兵刑、赋役等志,俱不蒙其眄睐。若但取列传草草看过,于可喜可恨事,或为击节,或为按剑,则一部《凤洲纲鉴》足矣,何必九十日功夫,繙此充栋册子邪。”(《船山全书》第十五册,865页)

“二十四史”的整理计划, 是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之后制定的。

政治家读它,学官场秘诀,

这一节论,固是“箭不虚发”,中到了其痛处,却不免颇有酸意。其实呢,就算陈大士三个月看毕《廿一史》,又能怎样?较之著作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船山先生,陈大士的那点伎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船山先生于此,又何必“形于色”?

1958年2月, 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大会上,
齐燕铭特别提道:“有人建议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五史,
那就不是三五年能完成的事”(4),
第一次从全国古籍小组的层面提到了“二十五史”的整理出版。

知仕途要害

论到读书之快捷,而稍逊于陈大士的,还有钱基博。钱基博的用功,是我们都知道的,这虽比不得他的儿子,但在近代的学者,要亦为有数之人。他不是说过:“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大昕)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其自信可想。张舜徽《壮议轩日记》1943年1月1日记之云:“至钱子泉处稍坐,先生自言居湘四载,读书三千六百册,亦云富矣。”(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50页)张舜徽虽不服王闿运,“啧有烦言”,但于钱基博是认可的。钱基博本人的《金玉缘谱》亦书此事云:“吾虽老病,未尝一日废书;而来湘三年,读书三千六百馀册,提要钩玄,皆有日记。”(傅宏星编《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203页)所言差一年,以致精确算之,有一些困难,但他的读书速度,是不容怀疑的。

1958年7月,
毛泽东主席对“前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向吴晗和范文澜发出指示。根据范文澜当时写给刘大年的信得知(5),
该指示是吴晗面见毛时, 毛当面交代的任务, 随后吴晗将此事告知范文澜,
并以两人的名义于1958年9月13日下午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
参加者还有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6人中,
范、吴和尹达三人为古籍小组历史分组的成员,
金灿然为古籍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的负责人。会上,
吴晗向与会人员报告了“前四史”点校工作的缘起,
商订了“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 要求着手组织人力,
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10月6日,
范文澜、吴晗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此次会议的内容。此后不久,
毛主席给范、吴两人回信, 表示“计划很好,
望照此执行”。于是点校“前四史”的工作扩大为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随后,
在中华书局组织下,
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王伯祥、陈乃乾、章锡琛等参与,
制定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这份“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将“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划分为两个部分, 即“标点集注本”和“标点普通本”。

史学家读它,看千年兴衰,品前代得失

这里另有一件事,必须提出,那就是:钱基博在三十六岁时,读书的总量,还只是三千册。这是见于其《国学必读序言》的:“余文质无底,然自计六岁授书,迄今三十年,所读巨细字本,亡虑三千册;四书五经之外,其中多有四五过者;少亦一再过;提要钩元,厪乃得此。”(见《国学必读》卷首)

从1958年正式启动, 至1978年最终完成, 该项工程历时整整20年,
参考曾任“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组副组长赵守俨的说法,
整理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1958年至1963年,
“这是工作的摸索阶段”;第二阶段是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三阶段起于1971年终于1978年,
即点校完成阶段。

军事家读它,习攻战之术,取兵法精华

此序作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即1923年,那时他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年三十六岁。他之居湘,执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也就是《围城》所影射的“三闾大学”——是在1938年的年底,至1943年年初,他是已经“居湘四载”;而《金玉缘谱》之作,是在1942年,说“来湘三年”,也是不算错的。那时他57岁,“人学俱老”了。这里的问题是:他此前的三十年,只读了三千册,而来湘后的三年(或四年),却又忽然读了三千六百册。其前后之速度,何乃相悬若是?因为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读书速度,是必较为恒定的,即有所变化,也必相差无多。又据他的著作观之,也不像那么的博览,这当然也许只是因为他不长于贯穿,而只能“提要钩元”之故。无论如何,老钱先生的读书日记已毁,我们对此已无法深论,所以于老先生的自述,只能姑妄听之。

(二) 分散点校:1958—1963

商界大佬读它,汲取千古智慧,成就财富人生

有日记可资讨论的,可以举文廷式。文廷式是晚清最博学的人之一,也许仅次于沈曾植,他的读书速度,那当然是必须快的。文廷式有一卷《丙子(1876)日记》,记他21岁这年的春夏所读之书,具体的日期,是从正月初一始,至闰五月初二讫,为时5个月、150馀日。在这段时间里,他所读大书为:《隋书》85卷,《明史》332卷,《元史》210卷,《金史》135卷,《旧五代史》150卷,共5种912卷。此外所读的杂书,还另有《通典》、《日知录》、
《南汉春秋》、
《大清会典》、《海国图志》、《蕉轩随录》、《禹贡图说》、《四库提要》、《文选》、《论语注疏》、《史通通释》、《国朝先正事略》、
《十国春秋》、
《鲒埼亭外集》等,各尽十馀卷或数卷不等,虽多未终卷,而加起来,却也不下于百卷。也就是说,在此五个月中,文廷式所读的书,共达千卷之多。这还不算他于正月二十七日作的十首、二十八日作的四十首、二十九日又作的二十八首的《三国志小乐府》,诸如此类。他的精力之盛,确实是惊人的。但他每日的读书,有时多、有时少,并不是很统一,多者如正月十八日:“点《隋书》十四卷。”二月二十一日:“读《元史》一卷、《明史》十七卷、《论语》三章。阅《史通通释》一卷。”三十日:“读《明史》十三卷。阅赵瓯北《廿二史劄记》数十页。”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各读《明史》十五卷、十六卷。四月初九:“读《元史》十五卷。”十六日:“读《元史》二十馀卷。”二十二日:“阅《金史》十四卷。”五月二十三日:“读《旧五代史》二十卷。”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各读十八卷。二十九日:“阅《五代史》二十卷。”闰五月初一:“阅《五代史》二十五卷。”读得最多的,是二月十九日:“读《明史》四十一卷、《通典》二卷。”其次为五月三十日的:“阅《五代史》三十五卷。”一般的日子,则是日读五六卷。

在这个时期, 点校工作处于草创阶段,
采用分散点校的工作方法。关于各史的具体点校人,
据赵守俨及中华书局档案记载, 可编为下表:

市井平民读它,通晓人情物理,看破世间百态

看了这个,近人袁昶所说的:“全榭山与晓岚学士约共读
《永乐大全(典)》,日尽二十本,可畏可畏。”(《袁昶日记》上册112页。按,《永乐大典》的每本卷数,一般为2卷,但亦有每本1卷、3卷的,并不一定;其原本为11095本、22937卷,至四库开馆,已颇有缺佚,所存共9671本、20663卷,据此以算之,平均1本可2.14卷,20本也就是42.7卷,比文廷式读的最多的43卷,尚有所不及)就没多么了不起了。康有为之为人说法:“‘廿四史’宜全读,新学读史,日一二卷,其后渐习,日可三四卷。……是一年半,可读十九史。其《宋》、《辽》、《金》、《元》、《明史》,一年半年,无不阅遍。此皆为中人之资言之,计日程功,无不可至。若异敏之士,尚不待此。即资质稍鲁者,加倍其日,亦三年可通全史矣。”又:“诸子一二月可毕”,《国策》、《逸周书》、《水经注》等,“十数日可毕”;《资治通鉴》、《续通鉴》及《纪事本末》等五书,亦“数月可毕”。也只好算作“小巫见大巫”了。而著了《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闻名的刘声木,却诧为:“姑无论其言之是否,此等自欺欺人之说,竟出自坐拥皋比,手执教鞭之口,试问古今天下读书,有如此容易者乎?”(见《苌楚斋随笔》四笔卷五“论《桂学答问》”条)是不免有些“少见多怪”的。而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所自夸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先先后后总读了一百多遍。我看《红楼梦》,不如俞平伯师那么多,只有七十多遍。《水浒》呢,我只看了二十多遍。……《三国演义》,我只看了二三遍,觉得大不如陈寿《三国志》的引人入胜。说来,也许朋友们不相信,我把《资治通鉴》‘正续’读了两遍半,当然比不上顾颉刚先生。文言体小说,蒲松龄的《聊斋》,我读了四五十遍。”(381页,三联书店版)真的是“浅陋可悯”!我们简直想问:这种白话小说,你读它个数十百遍,“占毕咿嚘”,又有什么意思?

关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规则,
有三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其中两份是《二十四史整理计划》附件一《使用标点符号示例》和附件二《分段空行和提行低格示例》,
另一份为《点校二十四史补例》。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不过,一般的读书速度,也用不到多么快,就以《史记》、《左传》为例,陈垣说的:“《史记》著成已二千年,前人要三个月读完,我们今日仍要三个月才能读完。”
(见
《中国史料的整理》,《陈垣全集》第七册457页)以及:“念《左传》不易,须一年多才能背,才知出处。”(见《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23页。又据宋人的统计,
《左传》虽是
“大经”,也只196845字;若每日背539字,则一年可毕)这也就够了,这也就是标准的速度,而陈氏本人的读书速度,自亦不过如此。考虑陈垣为近代屈指可数的大史学家,又是从头繙过36277册、2291100页的《四库全书》的人,假如我们的读书,不慢于他的速度,那也就大可不必“捉急”了。

最先启动的是“前四史”。《史记》最初由顾颉刚、贺次君点校,
后由宋云彬重新标点,
并由聂崇岐复审。点校本《史记》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
于1959年9月出版。《汉书》, 先有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
之后又由傅东华重新整理并撰写校勘记, 于1962年6月出版。《后汉书》,
宋云彬点校, 孙毓棠等审定, 于1965年5月出版。《三国志》, 陈乃乾点校,
1959年12月出版。与此同时,
其他各史也先后投入点校。《晋书》由吴则虞承担;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
王仲荦负责;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
唐长孺负责;新、旧《五代史》由北京师范大学承担, 陈垣负责,
刘乃和、柴德赓协助;《宋史》先为聂崇岐承担, 后由罗继祖点校,
其中十一种《志》又由邓广铭承担;《辽史》由冯家昇承担;《金史》由傅乐焕承担;《元史》由翁独健承担;《明史》由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
郑天挺负责。

古人的智慧凝结为一句句至理名言。

(三) 集中点校:1963—1966

物转星移,沧海桑田,这些经典名句依旧熠熠生辉,

为了加快进度, 确保点校质量,
决定点校工作由原来的“分散点校”改为“集中点校”。经过齐燕铭、金灿然的努力,
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支持下, 1963年秋, 各地专家以借调的方式,
被集中到中华书局。

值得我们每个人细细品悟。

先后借调到北京的外地专家有“唐长孺、陈仲安、王永兴 (分担《魏书》的点校)
、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 (点校《陈书》)
、刘节、罗继祖、郑天挺诸先生”(1)。原在北京的专家,
除傅乐焕于后期曾住在中华的招待所外, 其余的仍各自在家点校,
有事则开会商量。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也从江苏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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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3—1966年这三年期间,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虽然也受到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
但进展还较为顺利。1963年11月,
齐燕铭邀请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全体人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周扬、杨秀峰、齐燕铭在会上讲话, 陈垣、范文澜、邓广铭等出席会议(2)。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又称“正史”。

正当各位专家潜心校史之际, 政治形势却在发生着巨大的逆转。1964年,
“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作为行为准则和政策指令贯彻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古籍小组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亦难以正常进行。1965年年初,
点校《旧唐书》的刘节被调回;1966年5月23日, 负责点校《金史》的傅乐焕自杀,
点校小组人心惶惶。随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中华书局业务工作宣告停止,
借调来京的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专家也陆续返回原单位。

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记载逾四千年的中国历史,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本纪、列传、表、志等统一的体裁编写。有关德行教化、治国安民、修齐治平、选贤任能、为人处世之道等各方面,都有所涉猎。

1967年5月,
时任“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戚本禹指示当时在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
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
并表示可以用“旧人”。但此项工作仅维持一年多, 随着戚本禹的倒台而结束,
业务摊子也自然解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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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恢复点校并完成全书:1971—1978

《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这一时期,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得到恢复,
并且在1978年最终完成。1970年2月11日,
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口明确指示要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
并于4月2日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 再加《清史稿》,
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 请人标点,
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清史稿》虽与“二十四史”一样都于1958年列入整理出版规划,
但点校工作的全面展开却是从此时开始的。

常言道: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同年4月25日,
“中华书局也起草了《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4月29日,
由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主持, 国务院出版口出面,
组织了一次关于此项工作的座谈会,
会议参加者包括顾颉刚、白寿彝等史学界人士及中华书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相关人员。5月初,
《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后转呈毛泽东。5月13日,
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
中断了五年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得以重新启动。中华书局借调白寿彝、刘大年、张政烺、翁独健、唐长孺、陈仲安、王仲荤、孙敏棠、王锺翰、阴法鲁、陈述、王毓铨、周振甫、启功等专家,
集中到中华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小编力荐《二十四史》

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
这次重新启动有几点大的不同:一、点校工作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进行。上海分担《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五种,
其余各史均由中华书局组织进行。北京方面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
增加了《清史稿》的点校。全部史书完成点校后,
统一由中华书局出版。二、点校工作方法上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
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还规定:版本异同择善而从,
不出校记。三、人员和过去已有不同。《晋书》原由吴则虞点校,
现由杨伯峻覆阅修改;北朝四史由唐长孺、陈仲安分别负责;南朝史仍由王仲荤负责;《隋书》因汪绍楹去世,
改由阴法鲁继续点校;《旧唐书》《旧五代史》由复旦大学承担;《新唐书》《新五代史》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宋史》由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承担(2);《辽史》《金史》因冯家昇、傅乐焕去世,
改由陈述、张政烺分别继续点校;《元史》仍由翁独健负责,
邵循正和内蒙古大学林沉、周清澍等参加;《明史》因郑天挺尚未“解放”,
改由王毓铨、周振甫继续点校。新增的《清史稿》,
由罗尔纲、启功、王锺翰、孙毓棠分任点校,
刘大年于前期也参加了一段工作。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组,
由白寿彝任组长, 吴树平、赵守俨任副组长。赵守俨是点校工作的实际主持人。

读史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在全体点校者、出版社者的不懈努力下,
各史整理本得以陆续出版:1971年《周书》出版;1972年《南齐书》《北齐书》《陈书》出版;1973年《隋书》《梁书》出版;1974年《晋书》《宋书》《北史》《魏书》《新五代史》《辽史》《明史》出版;1975年《南史》《金史》《旧唐书》《新唐书》出版;1976年《元史》《旧五代史》出版,
《清史稿》分册开始出版;1977年12月 (实际上是1978年1月)
《宋史》出版;1978年《清史稿》全部出齐。“二十四史” (点校本)
人名索引也陆续出版。至此,
一代古籍整理工作者为之默默奉献、倾尽心力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终于全部完成。

读史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二、“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巨大成就

读史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全书共3785卷, 约5000万字,
记事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 长达四千多年, 卷帙之巨大,
内容之浩博, 作为首尾连贯的一套史书,
古今中外尚无出其右者。其点校难度至少有四:一是内容浩博, 二是版本繁多,
三是校勘情况复杂, 四是标点难度很大。唯其难度大, 能措处得宜,
则更显其成就巨大。

读史是路,引你走向黎明。

(一) 点校体例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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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体例, 是编纂好一部大书的首要之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体例,
经历了从制订到实施再到逐渐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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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制定“三至八年重点规划”时,
明确要求“二十四史”点校本要超越前人, 并经过不断修改,
使它成为定本(1)。1963年,
中华书局在《二十四史使用标点符号示例》《二十四史分段和提行低格示例》的基础上,
根据几年来点校工作实践和校史专家的意见,
又拟定了《关于校勘二十四史的几点意见》和《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这几个文件合在一起成为“二十四史”的点校体例,
对“二十四史”点校全部业务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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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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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明确规定了校勘的原则, 统一了校勘的方法、步骤和校勘记的规范,
要点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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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改”, 即底本显误且“考证”已指出者(1), 可据改;因形似而误刻的字,
因避讳而缺笔的字, 均径改;版刻异体字, 可径改。

图片 9

“五不改”, 即对底本有疑, 但无确凿证据, 且前人未论及者, 不改;底本有问题,
且前人有争论而尚无定论者, 一般不改;文句有脱误然注文已指出者,
不改;底本文句可通, 虽有异说者, 亦不改;通假字、古体字不改。

图片 10

对底本和校本皆误, 或一误一缺, 又无别本可资校正者,
可仍之;有别本或前人考证可据者, 则择善而从。

图片 11

对底本、校本小异, 或有或无均不影响文义者, 不必增删, 亦不入校记。

《二十四史》正版发行

对底本虽有不妥, 而“考证”意见在疑似之间者, 则不轻改。

定价:1580元

  1. 标点

迎五一活动价:168元

体例对标点的规定十分详细,
它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1951年9月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
以各个标点符号 (除破折号、省略号外) 为单位, 列举“二十四史”中相应的例证,
一一说明各个标点的使用法。鉴于各史文句的表述形态, 同一个标点下,
《举例》列出了相对应的3到5个例句;对情况最复杂、标点难度较大的专名号的使用法,
则列举了15个例句。除例句外, 一些地方还作了说明,
对为什么在此处使用或不使用某标点符号,
作了明晰的区分。所举例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释例》《举例》通过这些例证和说明,
强调了对史书内容的正确理解和对文义、文气的贴切把握, 强调了标点的准确性。

购买方式1

体例还对改字、分段及提行等做了一系列规定, 让点校者和编辑都有章可循。

购买方式2

总之,
以《点校二十四史补例》和《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为代表的体例的制订,
不仅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且对新时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后,
中华书局《古籍校点释例》就是以《点校二十四史补例》《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为蓝本而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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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点校底本选用确当

底本的选择, 是整理古籍的首要环节,
底本选用的确当与否对古籍整理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二十四史”点校中,
除个别史书外, 绝大多数史书的整理在底本选用上都是成功的。

《史记》存世版本很多, 贺次君《史记书录》著录《史记》版本60余种,
日人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所列《史记》版本资料尤为丰富。《史记》存世版本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宋代以前的抄本;第二类是《史记》最早的刻本,
即《史记集解》单刻本;第三类是《史记索隐》单刻本;第四类是《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第五类是《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

顾颉刚最初拟选南宋庆元二年 (1196) 建安黄善夫刊本为底本;之后,
校点者经过研究,
选定清同治金陵书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为点校底本。该本130卷,
系张文虎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时本加以考订,
择善而从, 校勘相当精审。2013年, 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修订本,
经过反复研讨, 仍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
可见当初《史记》点校时选用底本的正确。

《汉书》现存可考的最早版本为北宋淳化本,
其后源于淳化本的有北宋景祐本、元大德补刊本、明天顺五年 (1461)
冯让重刊本、弘治修补本、正德本等;其余宋本有绍兴蜀大字本、淳熙湖北茶盐司本、嘉定建安蔡琪刊本等,
质量皆远逊景祐本。南宋建安刘之问刊本出自宋祁校本,
明国子监本、清武英殿本皆承袭该本。明末汲古阁本集宋元诸本之长,
影响较大;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即“以汲古本为主”。中华书局《汉书》点校者经过研究并根据当时的情况,
决定选用《汉书补注》作为点校底本, 只收颜注,
不收补注。这种选择应该是恰当、简便并有利于出版时间要求的。

《后汉书》, 现存比较完整的最早版本是南宋绍兴年间江东路转运司刊本
(简称绍兴本) ,
该本被学术界公认为《后汉书》比较好的本子。民国商务印书馆百衲本
(以下简称“商务百衲本”) 即以此本影印, 原缺五卷,
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借别本残册予以补配。《后汉书》点校者经过比较,
发现别本皆误而百衲本 (即绍兴本) 独是的地方很多, 遂以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三国志》未选用点校底本, 而是用最通行也是比较好的四种版本
(商务百衲本、清武英殿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本) 互相勘对, 择善而从。

《晋书》以清同治金陵书局本为点校工作本。该本亦为学术界公认为《晋书》比较好的本子。

《宋书》以宋元明三朝递修本 (简称三朝本) 、明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
(简称汲本) 、清武英殿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商务百衲本互校,
择善而从。从南朝五史点校主持人王仲荦亲自撰写的《宋书校勘记长编》看,
当是以百衲本为点校工作本。

《南齐书》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百衲本即据现存《南齐书》最早版本南宋“眉山七史”大字本影印。

《梁书》, 最早版本是南宋“眉山七史”大字本,
商务《百衲本二十四史》据该本影印。本次点校即以百衲本与明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
择善而从。

《陈书》, 现存最早版本是南宋“眉山七史”大字本,
商务百衲本据该本影印。本次点校即以百衲本与明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
择善而从。

《魏书》, 传世最早刊本为宋刻并经元、明补版, 即所谓三朝本。本次点校,
考证了《魏书》的版本源流,
确定明万历南监本、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这六个本子实是同一系统,
直接间接同祖三朝本, 故点校中决定以百衲本、南监本、殿本、局本通校,
以北监本、汲本参校。

《北齐书》现存最早刊本亦为宋刻元、明补版的三朝本,
其后的刊刻情况亦同于《魏书》。本次点校以三朝本、明南监本、清殿本为互校的主要本子。

《周书》现存最早刊本亦为宋刻经元、明补版的三朝本,
其后的刊刻情况亦大致同于《魏书》《北齐书》。本次点校以清武英殿本为底本,
以三朝本、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同治金陵书局本及商务百衲本互校。

《隋书》现存最早刊本为南宋刻小字残本,
本次点校以南宋小字本和元大德本、至顺本互校, 并参校其他刻本。

《南史》, 是以商务百衲本 (即影印元大德本) 为工作底本,
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通校, 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参校。

《北史》, 亦是以商务百衲本 (即影印元大德本) 为工作底本,
以南监本、武英殿本通校, 以北监本和汲古阁本参校。

《旧唐书》,
现存最早刊本为南宋绍兴时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残本。本次点校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惧盈斋刻本为工作底本,
并参校了另外的五个版本。底本选择欠当。

《新唐书》自宋以来刻本远多于《旧唐书》。本次点校以商务百衲本为工作本,
参校宋刻影印残本、汲古阁本、殿本及浙江书局本。

《旧五代史》, 其传本久已湮没, 清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
辑录有《旧五代史》, 称“库本”。本次点校以1921年丰城熊氏影库本为底本,
参校别本。

《新五代史》, 本次点校以商务百衲本 (影印南宋庆元本) 为工作本,
以清贵池刘氏影印南宋本、武英殿本、南昌彭元瑞《五代史记注》本为主要校本。

《宋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工作本,
百衲本系据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同时参校清武英殿本、浙江书局本。

《辽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百衲本系据元末及明初几种残本拼配而成的影印本, 虽有讹误,
尚优于存世之其他刊本。

《金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刻本系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

《元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百衲本系据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
在存世诸本中最接近洪武本原貌。

《明史》, 以清武英殿原刊本为点校底本。

《清史稿》, 以“关外二次本”为点校工作本,
并将关内外三种版本的详略异同皆注出, 附录于每传之后。

综上,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校史专家通过对各史历代版本的广泛调查和细致比较,
并参考前人的校勘和研究成果, 对点校底本或工作本的选用, 除个别
(如《旧唐书》) 外, 绝大多数都是正确和恰当的。选用的这些底本和工作本,
或是该史书存世最早的本子, 如《后汉书》、八书二史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或是公认的善本, 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金史》《明史》等,
更都是收列最为完整的本子。底本 (或是工作本) 的确定,
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
校史专家对“二十四史”版本的调查, 进一步摸清了各史的版本家底和版刻源流,
对各史版本的鉴别、评判乃至史部版本学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贡献。

(三) 校勘精审

在古籍整理中, 校勘工作十分重要, 从底本的选择, 到全书杀青,
贯穿于点校的始终。为做好这项工作,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专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对古籍整理来说, 目录、版本、校勘是不可分的。底本确定后,
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哪些本子是主要校本, 哪些本子是参考校本;本校如何掌握,
他校校哪些资料;出现的异同如何判别, 哪些需要出校,
校记如何写;校勘中会出现各式各样问题, 这些问题又当如何解决,
等等。校勘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
来不得半点苟且。对这些前人所极力避开的繁难事,
当年的校史专家为了点校本能超越前人, 却迎难而上, 步步笃实,
做了大量的工作。总结其校勘方面的成就, 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广校众本

“二十四史”点校中, 广泛搜讨各史历代版本, 在选定底本后,
又确定了主要校本和参考校本;在版本校勘上, 绝大多数史书都在五种以上,
有的达到十种以上, 基本做到了对各个版本的全面对校。

  1. 细察内证

从本书取得内证, 以校本书的讹误, 谓之“本校”。在一部史书中, 同一件事,
同一个人名、地名或其他名词术语, 往往不止一见, 而前后两处 (或数处)
出现的同一个名称, 文字若有差别,
其中必有一误。校勘人就是用本书相关的记载前后互证,
以求得符合本书的原来面貌。“二十四史”点校专家在本校法的运用上下了极大的功夫,
他们通过对书中前后文字排比研读, 取得内证, 精确地校正了底本 (或工作本)
的讹误。其中, 点校者不止运用了本校法, 还吸收了其他史籍材料,
辅以他校或理校法加以判定, 从而做到理据充分, 校改确凿无疑。

  1. 参校相关典籍, 充分吸收前人校勘和研究的成果

“二十四史”校勘中, 还广泛利用相关文献典籍来比勘。这些用作他校的资料,
主要有:

一是史籍互证。如《史记》与《汉书》、《汉书》与《后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内容交叉部分的比勘,
《南史》与南朝四书、《北史》与北朝四书、《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的互校,
五代前的书史与《资治通鉴》《通鉴考异》参校,
用《通典》《文献通考》《通志》二十四略来校考史书中的典章制度,
用《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来校考史书中的地理问题等等。

二是校阅史书旧注中的引书。如《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多引古书,
这些引文或保存了作注人所见古书的原貌,
校史专家在校勘唐以前诸史中都精心校阅, 充分参考。

三是充分利用类书及其他资料。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初学记》《玉海》乃至《永乐大典》等类书和其他史籍及有关总集别集。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中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
主要有前人各史校勘记和历代重要的考史笔记。

  1. 写好校勘记

校勘记, 亦称“校记”, 是条列校勘异同得失情况的文字。“二十四史”校勘记,
是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一部分。校勘记如何写, 是由校勘体例所决定的,
“二十四史”体例的不断完善和校史专家的精益求精,
决定了“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成功。

“二十四史”校勘记成功之处, 首先是把握准确, 即哪些写进校勘记,
哪些不写进校勘记, 哪些存疑待考。校例规定属于下列情况的, 应当写入校勘记:
(1) 底本应当校的; (2) 虽不一定校改底本,
而别本、它书中的异文有参考价值的; (3) 难以判断的问题, 记下来存疑; (4)
采用前人的校勘考订成果要交代的。属于下列情况的, 不写入校勘记: (1)
别本或它书的错误, 但版本异同可从宽; (2) 虚字 (之、乎、者、也之类)
的出入; (3) 异体字。再就是将各史的校勘成果准确地用校文反映出来,
其中一些校记写得非常精彩 (如“八书二史”,
特别是《宋书》《南齐书》《魏书》《南史》《北史》) ,
将理据、判断以精简的文字表述出来, 而且从中透露出校证的方法和难度,
一些校记不啻一篇简短的文史考证文字。

(四) 标点准确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卷帙巨大, 内容浩博,
涉及政务军事、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历法术算、文献典籍、民情风俗、域外周边、宗教民族,
史事之纷繁, 人物之众多, 较之他国之史籍,
罕有其比;而且这套史书的修撰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
而《明史》撰迄于清乾隆初年,
前后相隔一千八百余年;再到1927年《清史稿》的杀青,
前后共相隔二千一百年。汉语言文字几千年的发展是一个连续衍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时有古今, 地有南北, 字有更革, 音有转移”(1),
一些字词、用语、称谓等, 与后世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异。这种差异,
在各史之间、在各史修撰人的表述, 尤其在今人的阅读理解上,
是十分明显的。凡此, 都给标点工作带来了困难。

标点正确, 是古籍整理的生命线;而做到标点正确, 殊非易事,
尤其像“二十四史”这样难度巨大的古籍。所幸当时参与校史的专家,
无不具备扎实的功底、严谨的学风和执着的态度。他们在十多年中克服干扰和困难,
为使标点准确, 费尽了心力。尽管各史在出版后被指出一些错误和不足,
但从总体上看, 错误不多, 硬伤更少, 标点质量是高的,
取得的成就是大的。标点成功的地方、精彩的地方成千上万,
举不胜举。这里且讲两点:

一是于难处着手。写文章, 著书立说, 不懂的地方可以不写,
难的地方也可以避开;但古籍整理不行, 古人的东西于你不论难不难、懂不懂,
都避不开, 都必须标点, 而且要标点正确。史书中的志,
尤其是职官、礼仪、天文、历律等志专业性太强,
标点难度较大;纪传中涉及复杂史事、人物和典章的内容,
标点难度亦大;还有些看似平淡无奇, 但细究之却难以标点。限于篇幅,
下面分析两个例子。

如《史记·卫青传》“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是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一句,
一向有两种读法, 一种读为“人奴之, 生得毋笞骂足矣”, 另一种读为“人奴之生,
得毋笞骂即足矣”。持第一种读法的, 认为“生”字是语助词,
和《魏其侯武安侯传》“生贵甚”之“生”字相同,
亦后人所说“生憎”“生怕”之“生”。持第二种读法的, 认为“生”字不是语气助词,
应作“此生”“生活”解, 句意为:这一辈子能不受打骂就好了,
还巴望封什么侯呢?点校本此句标点为:“人奴之生, 得毋笞骂即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1)”

又如《旧唐书·太宗纪下》“太子太师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各辞调护之职诏许之”。举这段做例子,
主要是考察对逗号和顿号的用法。如果每个人的官名、爵名之间不顿开,
人名后可标顿号;若官名、爵名之间用顿号分开, 人名后则应标逗号,
以明层次。点校本是在人名后标逗号的:“太子太师、赵国公长孙无忌,
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 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 各辞调护之职, 诏许之。”(2)

二是为古籍标点立法。这里的“法”, 指方法、门径。凡从事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
最难加的标点是专名号和引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标点涉及的内容更复杂。拿人来说,
有用本名的, 有用字号的, 有用郡望或官爵,
还有美称、尊称、昵称、贱称、合称、并称等;拿地名来说,
历代舆地有相衍也有变更, 有异名同指的, 也有同名异指的, 有两地 (或数地)
同级并列的 (应分别标专名号, 之间加顿号) , 有两地 (或数地) 上下相属的
(应分别标专名号, 不可加顿号) , 有看似普通词汇却为地名的 (如“青草”“卧牛”)
;引号则难在下引号的标加, 要搞清楚所引文字、所引话语的起讫,
稍不注意就会把引文、引语与史书修撰者的文字混为一体, 造成硬伤了。

《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等文件是标点的体例,
各史点校本就是这个标点“法”的实证。“二十四史”以其万万千千的例证为当代古籍整理实践立“法“,
起到了卓越的标杆作用。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昔时王荆公的两句诗正是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写照。“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
是二十世纪古籍整理的一件大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的出版,
是二十世纪古籍整理最伟大的成就,
也是古文献学科发展中的最成功的实践。今年恰逢“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列入国家整理计划60周年、全书出版40周年,
又值“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陆续问世,
为了纪念这一艰辛而伟大工程和一代古籍整理人的不朽贡献, 特撰此文以志。

注释

1陈福康:《最早提出点校〈二十四史〉的是谁》,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0年第225期;另见罗雪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国史”风云》,
李杨主编:《洞孔中的历史》, 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 第247-252页。

2郑振铎:《西谛书话》,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第527-532页。

3林申清整理:《郑振铎致潘景郑论书尺牍》,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 (第4辑)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第84-第86页。

4郑振铎著, 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该文在此书中题为《整理古书的建议》。

5齐燕铭:《齐燕铭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 袁亮主编,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9) ,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第352页。

6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165页。

7《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 袁亮主编,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9) ,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第530页。

8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 (下编) ,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113-123页。

9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 (下编) ,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116页。

10《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 (1912-2011) 》, 中华书局2012年版, 第188页。

11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回忆中华书局》 (下编) ,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117页。另据赵守俨1971撰写的《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
(载《书品》2013年第二辑) , 其间借调和拟借调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专家,
除本章已列出的外, 还有何兹全 (北师大) , 姚薇元 (武汉大学) 、卞孝萱
(近代史所) 、陈乐素 (人民教育出版社) 、邓广铭 (北京大学) 、陆峻岭
(历史所) 、许大龄 (北京大学) 、林树惠 (南开大学) 、汤纲 (南开大学)
、傅贵九 (南开大学) 、严敦杰 (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负责各史的“律历志”)
。以上排名依原件。

12周恩来:《对出版“二十四史”、〈清史稿〉问题的批示》,
《周恩来文化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368页。

13陈允吉《“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整理的往事》
(《文汇学人》2015年8月14日)
载:先后参加《旧唐书》《旧五代史》点校的有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文祺、朱东润、胡裕树、张世禄、王运熙、许宝华、刘季高、陈允吉、徐鹏、顾易生、章培恒、周斌武、丁锡根、张万起、周维德、叶盼云等,
历史系及史地所的谭其骧、徐连杰、苏乾英、吴应寿、王天良、邹逸麟、王文楚等,
哲学系有陈守实等;参加《新唐书》《新五代史》点校的有华东师大的李国钧、徐震堮、戴家祥、金祖孟、赵善诒等;参加《宋史》点校的有上海师院的程应镠、张家驹、罗君惕、裴汝诚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方诗铭、汤志钧、刘修明、臧荣炳等。

14赵守俨:《校史杂忆》, 《赵守俨文存》, 中华书局1998年版, 第330页。

15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补例》, 《书品》2006年第4辑。

16这里的“考证”, 指殿本对各史的考证。

17[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
中华书局2008年版, 第10页。

18[汉]司马迁:《史记》 (精装第6册) 卷112《卫青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22页。

1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 (第1册) 卷3《太宗纪下》,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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