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穆时英的职业生涯、收入及其创作

澳门新葡亰登入 ,他们不得不首先作为“职业人”而存在,不得不为“职业”而奋斗终生。或许夸张一点说,他们复杂而隐微的衷怀,波折而多变的恋爱、婚姻、家庭,以及自命不凡的文采风流,莫不与此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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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海书评》曾揭载拙文《穆时英的职业生涯、收入及其创作》,但囿于资料,不免疏漏,依稀仿佛之语亦在所难免。其后,笔者陆续检得若干新史料,这些档案、报刊、书札等文献资料,既与拙文有实质关系,且在前此未尝论及,故而仍有再加考证、辨析的必要;当然,更重要的是,适可藉此就穆时英职业生涯问题作出新的补充、说明,因撰此文,题名“新证”,以与前文相别,略示一得之愚。

1933年夏,穆时英自光华大学毕业,毕业后就面临着一个怎样谋生的问题。按理说,作为享有一定声望的作家,穆时英完全可以考虑走入“职业作家”的行列,靠为各报刊写稿、出版作品为生,但是,这一职业是否可以维持其较高的个人生活水准,并承担其作为穆家长子而必须承担的养家的使命呢?

《天下》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乡村小学执教考

陈明远的研究指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的文坛和报界,除了像鲁迅这样的大家享有优偓之待遇,大多数“职业作家”和新闻业人士的收入尽管高于一般民众,却仍无法为自己提供稳定的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需要做兼职教师以换取更多的收入。为报刊撰写文章,一般的稿费是每千字一至三圆(国币一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三十五元,2009年人民币七十元),最低时则只有五角钱。
出版书籍的收入,若是抽取版税,标准一般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若是按字数付稿酬,或是一次性由出版商卖断版权,
则其情形不一。不过,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财观念,因此时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作家们,往往比较欢迎后面这两种方式,因为可以拿现钱救急。

1940年7月23日,报人卜少夫在重庆《时事新报》发表《穆时英之死》一文。其后,此文收入氏著《无梯楼杂笔》及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卷三附录“对穆时英的评论与回忆”之部,为学界共知。卜文以亲历者的视角、立场,备叙穆氏旅港时期生平行止甚详,就中亦有一段记述穆氏著述之文,颇可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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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贝德在研究中,就援用过鲁道夫在《中国的版权》一文中的说法:“中国只有梁启超、鲁迅、胡适、林语堂等四人能靠写作过日子”,并进一步指出:“其它的中国作家都不得不靠其它收入,绝大多数人是靠教书。还有一些人,如郁达夫,终年穷困,到处漂流不定。”
当然,在低廉的稿酬收入和几乎空白的版权保护制度之下,最倒霉的还是诗人。抗战爆发以来,这种“职业作家”朝不保夕的经济情况,因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的刺激而更加突出,以致著名诗人、作家饿死数位,几乎不能称之为新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甚至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以救同仁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其征集、募捐之举可谓杯水车薪、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在彼时,相比于普通民众,作家学者的日子尚可勉强对付,不过操弄文字者惯于叫苦、发愁,因此也容易给人一种“白发三千尺,缘愁似个长”的刻板印象。其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这期间,他读了很多关于政治的书,他把他的英文更温习好。(他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叫做《十字架》的小说,投寄给《天下杂志》[,]据温源宁先生说,他的英文造诣在水准以上。)且又自修日文。

光华大学毕业时的穆时英

在战前,上海的职业作家的收入相对还好一些。如果矢志成为“职业作家”,同时还能托关系进到一家报馆兼差,比如担任副刊编辑,每月便又可领得一笔不低于四十圆而又不高于八十圆的收入,而专门负责文艺副刊的编辑可得三十圆或四十圆的收入。
这样算起来,稿费和兼职收入,也不少了。然而,不要说刚走出校门的穆时英,一时间没有这样的兼差可以打进去,就是是否有野心、能力成为“职业作家”,恐怕还有点儿犹豫不决。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还拥有大学士的文凭,似应该寻找一份专门的工作,再谈其他。当时,上海的大学生从事专门工作,月薪可达八十圆
,加上稿费等等其他收入,似应可维持其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以及他个人即将建立的婚姻家庭生活。

据此,李今纂《穆时英年谱简编》1939年10月条亦保存了这一线索,并记录道:“还有人回忆穆时英用英文写过一篇小说《十字架》,投寄给《天下杂志》,备考。这表现了穆时英打算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作的努力。”但事实究竟如何,夙未见有中外学者专门探讨,不免令人遗憾。

一般而言,近代社会之所谓“职业生涯”问题,乃是一人自学校(研究所)毕业后所操之职业、所任之工作总和。在李今教授的研究基础之上,笔者曾就穆时英自光华毕业后之职业生涯,作出许多新的考察。殊不知,在穆时英光华大学毕业之前,实际上已有过一段兼课的经历。这段兼课经历虽无其他直接之文献资料参稽,然而,透过穆时英大学时代的散文《我的生活里》,仍可一窥其端倪:

然而,这笔维持其家庭生活的费用究竟需要多少?由于生活习惯、标准的不同,普通人家和穆时英所在的一向非常富裕、阔绰的家庭,所需要的花费必然有所不同,我们其实很难估量这笔费用的数额。但在1930年代之上海,维持六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却可以大致推知。当时一个拥有四位家庭成员的工人阶级家庭,每月全家的生活费不到五十银圆,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足十二圆五角(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的四百三十七元五角,2009年人民币的八百七十五元)。以这个标准推算六个人的最低生活费用,其全部固定的开销应不超过七十五圆。
而每月至少开销七十五圆,也就意味着,一个没有任何兼职的文艺副刊编辑,辛苦工作两个月,个人只允许支配少得可怜的额度,以确保其余全部收入可以维持这一开销。

按:T’ien Hsia
Monthly(《天下》)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是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资助下、由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创办的一份全英文刊物,面向当时上海及在华、域外之英文读者,以促进中西文化交通、宣扬“天下为公”理念为己任。该刊与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的创办、发展,可谓将近人王韬、陈衍所言之中国宜自设“西字日报”“洋文报馆”一议落到实处,不使西人所办西文报刊专美于前。负责该刊在国内及美、英等西方国家发行销售业务的,也是别发洋行(Messrs.
Kelly & Walsh,
Ltd.一名“别发印书馆”)此一近代著名的西书、西方汉学书刊出版商,亦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具规模的英文书籍出版及销售商”(黄海涛《清末民初上海的西书店别发洋行》,《文史知识》2011年第十二期)。除每年6、7月份休刊外,该刊基本上维持在每月15日出版一期的水准,直至1940年8月起,才由于用纸、经费等压力改为双月刊。

我是过着二重,甚至于三重、四重……无限重的生活的。当作作家的我,当作大学生的我,当作被母亲孩子似的管束着的我,当作舞场里的流浪者的我,当作农村小学教员的我——这许多复杂的人格是连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分析、去理解的。

但最低标准的七十五圆,和当时文坛消息所谓穆父亡故后穆时英“每月至少需二三百元”的记载实在相去甚远。在现代书局出版的一份刊物上,一则《穆时英叫穷》的消息就曾不客气地批判道:

该刊总编辑为吴经熊,温源宁任主编,林语堂、全增嘏任编辑,姚莘农(姚克)、叶秋原后亦参与编辑事务。抗战爆发后,1937年底主要编者虽移居香港,仍坚持出版不辍,直至1941年8、9月间,以太平洋战事波及港岛而停刊,前后总共出版五十六期。常设有“编者的话”“专论”“译文”“纪事”“书评”“通信”等栏目,发表了大量解读、研究中西诗文的论文和文化评论,尤其中国古典文学、新文学作品的英译文。其中,温源宁的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不够知己》)系列写作、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英译(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及Feminist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的女权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当代中国的期刊文学》)、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Calligraphy(《中国书法美学》)等论著,皆曾在此揭载。

以下,该文记述了其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和业余的社交、娱乐消闲活动,但作者说,“可是这还只一方面”。“有时我也上乡镇里的茶馆上去喝茶,或是去访乡村小学的学生们的家长。”显然,这一面是被“当作农村小学教员的我”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向我们揭示出:早在大学时代,穆时英已有在某乡村小学短期任教的经历。

《南北极》、《公墓》作者穆时英,自老子死后,一家开支,都要他负,每月至少需二三百元,致终日呼穷。近闻以新作《五月》向《新上海》接洽,以每千字四元的Cash
的条件脱手,弄得数百元。据云该钱均付家内开支,自己分文未用。然又有人亲见其仍在跳舞场走动云。

但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要查阅这一全套刊物并不容易。这是由于,收藏有全套《天下》杂志的机构并不为多,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等寥寥数家,若欲将其用作研究资料,殊感不便。直至2009年11月,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才影印出版了全套十一卷五十六期的《天下》杂志,为我们这些惯于看图书馆、档案馆老爷太太脸子的人提供了一点方便。然而,通检该刊总目及历年所载诸文,严慧著《超越与建构——〈天下〉与中西文学交流(1935-1941)》(2011)及附录《〈天下〉月刊〉目录(中译)》、彭发胜著《向西方诠释中国:〈天下月刊〉研究》(2016)、黄芳著《多元文化认同的建构:〈中国评论周报〉与〈天下月刊〉研究》(2018)及附录《〈天下月刊〉目录(中英文对照)》等研究成果,均未曾见载有署名穆时英的英文小说。

观张耕华先生主编《光华大学编年事辑》,几与光华大学创办之日同时,为救助四周失学儿童,光华即设有平民夜校。一年后复设平民小学校,均以收容法华、何家角等地之失学儿童为主,后因“规模过巨,继续为难”中辍。此后,光华学生蒋孝澧(后赴日留学)于法华乡何家角设立乡村义务小学。1928年出版的《光华年刊(戊辰)》因予特别表彰道:“蒋君孝澧从事义务教育,颇具热忱,初创义务小学于法华乡之何家角,来学者仅十余人,后扩充为三校,生徒之众,达二百七十余人,苦心孤诣,可想见焉。”1929年,始由该校学生会接手,成立了光华附中平民学校,教员及校长、副校长、教务长、文牍、事务长一应均由附中学生担任。迨至1934年,新的校舍建成,学校亦扩大为光华大学第一义务小学。

然则,从今天我们的立场看,获得高额稿费,拿现钱救急,对一作家而言,其实无可厚非;至于保持跳舞的爱好,更不知有何嘲弄的必要。特别是当我们考虑作家本人何以如此行事之时,应能明白,这一笔不菲的收入,虽能救得一时之急,却无力从根本上纾解其长期的养家之困。倘若此记录属实,穆时英确实“每月至少需二三百元”的话,那他就得付出更多的劳动、发表更多的文章才行。可资比较的是,同样是作为“职业作家”,同样需要养活北京的母亲、前妻一家(及其下人)和上海的家庭生活,鲁迅的情况就好很多。

更重要的是,该刊发表的小说作品实在少得可怜(偶见诗歌、散文,数量仍很少),且只有“译文”(Translations)栏目刊载新文学作品如鲁迅《怀旧》《孤独者》《伤逝》等的英译文。《天下》既未见有任何原创性质的英文小说,亦未就此类作品专门设立栏目,岂可为穆时英一篇英文小说专辟发表之特区?实际上,遍览该刊可见,其间既无穆时英以真名实姓或我们已知之任一笔名发表的任何文章,也并未刊载过一篇名为《十字架》的小说。

穆时英考入光华附中,是在1925年秋,但入校后表现相当积极、活跃,1928年已充任初中三年级副级长,兼任光华大学学生会戊辰年刊社事务部干事,对校中事务颇为热心,直至1933年自大学部毕业,一仍其旧。由此一从学经历,略可推知其所参与兼课之乡村小学,初为法华乡及何家角乡村义务小学,后为光华附中平民学校。穆时英与光华诸同学于课业之余,为平民教育、社会教育义务奉献一己之力,其情委实可感。

上海时期的鲁迅,以“职业作家”或令其自豪的“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每月平均收入达七百多银圆(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的两万元、2009年四万元左右)。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作家的年收入,超过之前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多。这一丰厚的收入,除了养家糊口、维持其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以外,还有相当的剩余,比如,他用于购置图书,支持并与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青年人创办文学杂志、出版社,自费印刷出版书籍等等。单是其购置图书一项,自1912年到1936年,就耗资一万三千多银圆(相当于1995年四十五多万元、2009年九十多万元),占其总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
由此可见,非常丰厚的收入,是鲁迅坚持“韧性的战斗”、追求其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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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洋行考

鲁迅本人很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面对想要走出家庭的“娜拉”,不忘提醒其要有经济权的保障:“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穆时英就更需要一大笔钱来养家糊口,但他既没有鲁迅的文坛地位,也不是张资平、张恨水那样的高产作家,赚钱的门道在哪里?首先当然是谋得一个固定的职业。作为一个爱好文学、艺术且已取得相当成就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既不愿意走入仕途也不愿意(抑或不能)经商的读书人,他的职业生活将从何处开始?

穆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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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三十年代因经济萧条导致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一历史背景。叶文心根据1934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估算,1933年全国范围内失业的大专毕业生高达四千五百人,占全部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这一高失业率引发当时社会舆论对新式高等教育的担忧与质疑。
如果说这个数字稍嫌枯燥的话,不妨再来看一实例。即如穆时英的一位学长,在结束光华中学、大学阶段的教育后,仍缺乏就业能力,其反复考虑、并无一合适之出路:

故此,穆时英并未在《天下》发表过《十字架》此一英文小说之事,庶几可以定谳。但即便如此,卜少夫所谓穆氏“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叫做《十字架》的小说,投寄给《天下杂志》”之说仍有存在之一线可能,因为这里卜少夫所形容者,是“投寄”而非发表、出版,一文之最终未能顺利刊出,并不代表着当时作者没有投稿;另一方面,其所谓“据温源宁先生说,他的英文造诣在水准以上”“且又自修日文”诸说亦不无可能,因为那很可能是温先生的客气话,不过是给予投稿者一种鼓励而已。但无论如何,要证实或证伪此二问题,都需要我们开掘新的文献资料,作出进一步的研究。

穆时英成名作《南北极》改定本初版本

银行商店,宁愿雇佣小店钱庄裏学徒的,不敢领教大学生;去教书罢,都市教育界都是有系统有派别的,你不肯吹牛,不善拍马,很难久入他们的圈子;回老家去从事乡村教育罢,不带上假面具老实的说:我没有沽名钓誉的本领,更没有万能博士的技能,那种待遇,谁愿去?何况我们堂堂大学生,犯不着去抢师范化子的饭碗。入机关里办事,虽是中国大学生一般的欲望(其实人都已视这为可耻的欲望),可是我,无有攀援,同时我又不愿混进那些剥人及吮人血的衙门去助桀为虐。……那么究竟那儿是我的出路?!我想不出,我苦思不得解决,我唯有期待合理的社会来指示我,上轨道的国家来照顾我。

然则穆时英的这一投稿行为发生于何时?因无其他资料可参证,我们只能依据卜少夫的证言。依卜文所云,其发生于“二十八年冬与二十九年春”的“这四五个月”。在这期间,穆氏“每天关起房门来读书,读到天明”,也温习英文、自修日文,并向《天下》投寄其英文创作《十字架》。换言之,若卜说无误,即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为穆时英投稿之时间。但在事实上,穆氏于1939年10月底即返归上海,因此,卜说之时间上下限不仅有误,穆时英的投稿时间亦须逆推于1939年10月底之前,方不失其合理性。也正因其具体时间不能详知,《穆时英年谱简编》将此事系于1939年10月条下,似不如置于1939年“同年”条下较为妥当。至于将卜少夫的这一证言解读为“这表现了穆时英打算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作的努力”,或疑属“过度诠释”。因如何努力云云,对作家、学者及任一操弄文字者而言,是非得见其作品、实绩才可论定的,否则只能是一想象。

自光华大学毕业后,穆时英正式步入职业生涯。据李今纂《穆时英年谱简编》(下简作《简编》)所载,此时穆时英“到一家洋行任职”。其余语焉不详。但这家洋行究为何者,穆时英以何进入、工作至何时等问题,其实亦可考见。1933年9月杭州出版的
《文学新闻》第11期,刊有杜若的《作家琐事杂谈》,其中第二节为《穆时英脱离太阳灯公司》,不仅透露了穆时英当时沉湎于舞场的日常生活,也明确指出在丧父不久穆时英离开太阳灯公司的事实。这里的“太阳灯公司”,应即穆时英所从事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世代经商的家庭传统、社会网络可能帮助了穆时英。据《穆时英年谱简编》记载,毕业后其曾“到一家洋行任职”。
穆丽娟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有资料称穆时英于1934年被洋行开除,但不知其根据何在。我们唯一清楚的是,在这年夏天,他和一位著名的伴舞女郎仇佩佩(亦写作仇飞飞、裘佩佩,真实名姓待考)结婚。他们可能有过一段甜蜜的新婚岁月。新婚时,他们曾“租住在虹口区最现代、带有卫生间、浴缸的新式公寓”,
沉浸于无忧无虑的二人世界,但不久,却因为难以负担高昂的房租,搬进了江湾路一处友人的居所,这里是刘呐鸥的私人房产,热情、好客的主人将它提供给文艺界的青年朋友居住。可能直到穆时英离开上海,穆时英和新婚燕尔的妻子都在这里居住。

总之,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得出此一结论,即《天下》杂志并未发表过穆时英所作英文小说《十字架》,其余诸点,仍得存疑。

太阳灯公司,其全名为哈脑维亚太阳灯公司(Hanovia Quartz Lamp
Co.),系德国洋行,位于静安寺路西摩路口,以在华销售、租赁主要用于医疗健康领域的器械——太阳灯——为业务,且在香港、汉口、天津、哈尔滨、南京、杭州、长沙各地设有分行,出版有《紫外线治疗法》《紫外线》(月刊)等,惟创办时间不详。综合《申报》等处资料,可知该洋行在1931—1933年间处于不断开拓业务、扩大经营范围的上升阶段,至1934年声誉达到顶峰。是年5月,上海慈善家陆伯鸿创办的杨树浦圣心医院新建特等大病房及附设保产院落成,特邀市长吴铁城参加开幕典礼并至各处参观,吴深表赞许,其后,更向该洋行“购得价值一千八百余元之最新式大号太阳灯一具,赠与该院,备为医治贫苦病人之用,且不收取医费,以惠贫病而留纪念”。

这里不仅环境优雅、风光如画,而且因为有刘呐鸥支持,物质生活水平优裕,更重要的是,还聚集了一群可以谈书论文、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杜衡、高明、杨邨人、戴望舒等人。穆时英曾撺掇他们共同的朋友叶灵凤也搬来同住,在写给叶的这封信里,可见他对这里的生活非常满意,“白天可以袒裼裸裎坐在小书房里写小说,黄昏时可以到老刘花园去捉迷藏,到江湾路上去骑脚踏车,晚上可以坐到阶前吹风,望月亮,谈上下古今”。给施蛰存的信中,还记录了这些文艺界朋友另外的特长与嗜好。例如,戴望舒在写诗之外,另一种“特长与嗜好”是打野狗,在乡间的一礼拜中,至少打了十七头野狗;杜衡正对赌回力球“兴趣绝浓”,“谈起拉摩司来,那眉飞色舞的样子,——嗨,不得了!”
穆时英本人的兴趣则更为广泛,跳舞,赌球,到跑马厅、跑狗场游览,观看体育运动,听音乐……当他在自由地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发展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时,身边怎么可能缺少太太和朋友的陪伴?

2019年6月14日为穆时英逝世七十九周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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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与爱情、友情相伴,尽情挥洒青春的美好时光,也永远地铭刻在了这群青年作家一生的记忆之中,但对穆时英而言,都市生活的重担仍如挥之不去的阴影,时常困扰着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笔者查检到的另外几则文献资料就显示,在洋行的正式工作之外,1934年的穆时英不仅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作品获得稿费收入,还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了在两家学校里担任兼职教师,以确保他们全家六人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及正常开销。这两家学校分别是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滨海中学,均不甚知名,前一所更连“野鸡大学”都算不上。

哈脑维亚太阳灯公司广告

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成立于1934年3月,一说由汤增敭创办,
一说由狂流文学会、中华国学研究会等团体主办,
是一所主要实施函授教育的私立学校。下设世界文学系、中国文学系、中文专修系,招收初、高、预科各种学制之学员,教师队伍更有八十余人。穆时英即是该校第二批所延聘三十余位教授之一:

三载之前的1931年,该洋行为因应业务拓展之需要,曾于报端数次发布招聘广告,招请男女推销员十余人。要求应征者“须通数处方言及能作英语”,并“具推销能力”(后改作“须经验丰富、交游广阔”)等。条件既如此之高,待遇亦至为优厚:“薪佣从丰,并给车资”。“如有志愿就者,请于三日内开示中西文履历,函投静安寺路一二〇一号哈脑维亚太阳灯公司收,若合格当函约面谈也。”但很有可能,直至穆时英毕业之时,合格的推销员仍未招满,故而英文水平极高、通上海宁波方言、具有一定社会经验的穆时英能假此机会,进入其中工作。

筹备已久世界文学函授学院,于三月
日成立。闻该校规模宏大,课程完备,最近除已敦聘国际负有重望之作家五十余人外,又续聘叶灵凤、施蛰存、孙师毅、穆时英、黄绍年、徐学文、王坟、何家槐、徐则□、周起应、谷非、何嘉、林微音、刘呐鸥、顾□灵、徐转蓬、傅彦长、黎锦明、杨邨人、黄天□
等三十余人为教授,切实指导,严密审定各系讲义。最近该院之中国文学系世界文学系专修系之初高预科各级,均招收学员,章程附邮八分即寄,院址在上海西门中华路蓬莱里一号云。

遗憾的是,穆时英在该洋行任职未久,即告脱离。具体而言,其正式入职时间虽不详,但不会早于毕业日1933年6月12日(有关考证参见拙文《穆时英教育背景考》),则为确定无疑之事实;而其离职时间,则不会晚于1933年9月10日,也就是前引杜若《作家琐事杂谈》的发表之日。如此看来,穆氏在这家洋行的全部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仨月。至于《简编》称穆时英“由于不务正业,经常迟到旷工,终被洋行开除”之说,尚不知源出何处,一时亦无由证实。另外,《社会日报》1935年8月还有一则“穆时英供职外滩某外国银行”的简讯,但时、地、事无一相合,颇疑其为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耳。

滨海中学也是一所小有名气的私立中学,位于法租界陶尔菲司路(今南昌路东段),后搬迁至公共租界南阳路。
该校办学历史较长,设初、高中二部。为招徕学生,尤其内地学生,先后礼聘了叶永蓁、孙俍工等许多新文学家进校教书,并大作广告。
1934年的穆时英,同样也是该校新请的特约讲师:

《晨报》《小晨报》行事考

本市陶尔菲司路滨海中学,自开学以来对于教学方面力求改进。所聘教员俱系一时之选,
学识经验均极丰富,现投考新生甚为踊跃。闻高校所聘特约药[讲]
师均系社会名士,文坛负有盛名者,如各大学院长主任教授等。现又续聘余楠秋、康选宜、叶永蓁、汪馥泉、胡叔异、杨邨人、穆时英、余慕陶、周乐山、林众可、汪倜然、孙良工、胡寄尘、黄震遐、余朴盛、马良、何嘉等为特约讲师。

脱离了洋行的穆时英,在继续从事创作的同时,似乎顺理成章地选择进入一个与文学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新闻业——讨生活。1934年10月10日,其与叶灵凤合编《文艺画报》,从此开始,到该刊因故停办,转任
《晨报》《时代日报》编辑,及至去港之前,穆氏虽拥有“作家”头衔,但在事实上,和许多同侪一样,是过着一种报刊编辑的职业生活。因此,其创作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编辑副刊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才是发挥自己真正的兴趣、施展才华的空间。

有意思的是,杨邨人、何嘉和穆时英三人,同时出现在这两所学校的教师名单上。前文曾指出,杨邨人与穆时英的友情,早在刘呐鸥的江湾路寓所已经开始,此番成为成为滨海中学同事,也许二人相互介绍、推荐亦未可知,但穆时英与何嘉之交谊,何时开始,以何相交等等,则暂不可考。

穆时英担任《晨报·晨曦》副刊编辑的时间,虽只有短短一年,但在这一年里,同时也还参与了《晨报》的子报《小晨报》的主编,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外研究者前此所忽略了的一点。《小晨报》创刊于1935年9月12日,为小型报,一般只有四版,每日独立发行,头版为国内外要闻,其余三版则充分发扬小报风格,发表旧体诗文,连载掌故、笔记、新旧小说及连环画之外,尤为热衷于报道当日文坛动态。该报正式发行之前并当日,均曾透过沪上有数之大报告诸读者、广为招徕订户。其宣称自己是“划时代的小型新闻纸”,“异军突起短小精悍”,具有“最新颖最醒目的编排”和“最精美最考究的印刷”,内容则“篇篇精彩句句刺激”,总之,“本报执笔者都为新旧文坛一流作家!集大报的人才、经济、机械合作而成!”言辞相当耸动、惊人。

此时的穆时英,混合着谋生的需要和征逐文坛的雄心,还和叶灵凤创办了一份刊物,发行方为当时上海一家以专门出版杂志为主要业务的大型出版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于1934年10月创刊的《文艺画报》,是一份试图消费“新文学”和先锋艺术的杂志。也正如编者所预料的那样,“文艺而称为画报,也许有人见了要叹气,觉得未免太‘海派’了”。
当月25日、次年2月28日,左翼文学泰斗鲁迅,接连发表两篇杂文,批评该刊物创刊号已经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
,所载外国漫画是“漫画而又漫画”,不过是“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鲁迅的严厉指责,确如论者所言,不免挫伤了穆时英和叶灵凤的办刊热情。另外,穆时英等人还可能遭遇到一个近现代杂志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即因其读者不广、营销不力,出版商无法赚钱,发行未久便听之任之,由其停刊了事,《文艺画报》一样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故而难逃厄运,于1935年4月出版第四期后宣告收摊。

广告也以徐彬彬《凌霄汉阁谈荟》、林庚白《双梧书屋笔记》、叶灵凤《永久的女性》、徐卓呆《李阿毛测验》等长篇说部、笔记掌故即将在《小晨报》连载的消息,作为卖点;还特别指示读者注意作为“青年读物”的《性的犯罪》(戴秋阳译)和《恋爱信箱》(某夫人主答)等固定栏目、译文,并署名“匿名子”的《我们的文坛》系列写作(作者是否为穆时英,还有待严密考证)。至于报价、订阅及试阅办法等必要信息,当然也未被遗漏。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所公布的该报主编位置,赫然列有“何西亚、姚苏凤、穆时英”三人大名。据此与《小晨报》对照,即可判定,穆时英确为《小晨报》的三大联合主编之一。

1935年春天,穆时英进入《晨报》馆担任副刊编辑,这意味着他在兼职的收入、稿费之外,终于再一次拥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显然,无论是作为洋行职员的穆时英,还是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教授、滨海中学特约教师穆时英,抑或是作为国民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临时工作人员的穆时英,或是进入报馆作副刊编辑的穆时英,都是一个身无长物、却必须在十字街头,为谋生作出各种努力的活生生的人。此类情状,当时或不免横遭非议,但今人似无须再从道德主义、党派政治等等特定的立场和角度重弹老调。

袁义勤《上海〈晨报〉琐谈》(《新闻研究资料》199l年第2期)、王尔龄《夏衍与姚苏凤的一段往事》(《苏州杂志》1992年第5期)、张华《姚苏凤与1930年代中国影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及陈坚、陈奇佳合撰《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等论著均记载道,穆时英亦曾担任《晨报·每日电影》副刊的编辑工作,其实不然。姑举二证据:一是读者致《每日电影》副刊编者来信,收信人无一例外,皆为姚苏凤。试想,若非姚作编者,读者何以径直寄信于其人,而非报社其他同事?二是直至该副刊停刊前夕,姚苏凤还以“苏凤”这一本名撰文,向读者交代该刊将要少登长篇电影理论论文、转而多发表“能够适合一般读者的”“报道”这一新的编辑方针(但不久《晨报》《小晨报》相继停刊,同时说明其停刊是一意外事件,编者事先完全未能预料到),再一次无意间泄露了其作为编者的秘密。这一反一正证据,足以有力地说明姚苏凤(而非穆时英)始终是《晨报·每日电影》副刊的编辑。以上诸论著之误记,应属疏于考证所致。

自光华大学毕业,至1936年暮春离开上海,为解决生计问题而必须四处设法的穆时英,发表了大量良莠不齐、体式不一的作品。与之前相比,虽然只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和《圣处女的感情》),但其创作数量呈一相对激增之趋势。这些匆匆发表的小说、杂文、散文、电影评论中,只1935年这一年,刊登在其所编辑的《晨报·晨曦》副刊和《小晨报》上的,就有近六十篇之多。

此外,《简编》记《晨报》终刊时间及穆时英脱离、履新时间均须修正。《简编》谓《晨报》终刊时间为1936年1月20日,实为21日,20日仍照常发行。据张光人《上海〈晨报〉四年史》所记,1936年春节(1月24日)后,该报还曾更名《诚报》发行一期,然旋即奉命终刊,今已成“佚报”矣。《简编》径谓《晨报》终刊后穆氏转任《时代日报·二十世纪》副刊编辑一职似亦不妥。一则《晨报》终刊后,《小晨报》直发行至1月31日(此系目见最后一期;《图画晨报》直至2月2日停刊),际此非常之时,穆氏作为《小晨报》三大联合主编之一,岂可中途退出?二则《时代日报·二十世纪》副刊于是年2月16日始设,其焉能提前履新?

这些数量激增的作品,除了对当时的流行影片的评论和关于如何摄制、剪辑、制作电影的技术性探讨,暗含了穆时英毕生对现代电影事业的兴趣,开启其电影批评、研究及实际编导的方向,奠定了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大多数的杂文、散文并没有完全超出此前的创作水平。虽然很可能此时穆时英已经开始其长篇小说写作计划,但公开发表的许多小说都是片段性的、未完成的。

世界文学函授学院及其他

然而,即便承认穆时英为职业、生计发表了一些松松垮垮的作品,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在文学创作和新闻编辑领域试图一展身手的雄心。这可以从其1935年末发起的“晨曦文艺社”这一文学团体中看得出来。据该社《成立宣言》所示,至12月14日宣布正式成立,已有来自上海和上海之外的二百四十人自愿加入该社团,“勇敢地站起来,和我们的命运战斗。我们应该更刻苦地训练自己,使自己成为更坚强的人!”
穆时英被顺利地选举为文艺社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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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所谓的“和我们的命运战斗”云云,实在只是国民政府禁止明言抗日下的委婉说法。除了国府在言论领域的控制,在当时,无论是在一些文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中间,还是在民间,中日必有一战、中国必将战败的说法也甚嚣尘上,因此,穆时英才号召社员“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以意志克服必然!这是我们的信仰:在这共同的信仰下,我们把自己组织起来。”

朱雯致陈梦熊手札(局部)

这一号召中出现的“命运”、“必然”,还是“意志”、“组织”、“信仰”等等,也许只是袭用廉价的爱国口号、修辞,甚且,成立这个文学团体,除了其与左翼文学家、批评家团体对决的私心,在客观上也可以帮助他解决所编副刊稿源不足这一职场工作难题。同时,再看其详尽的工作方案之计划、运作章程之拟订、设立总社和分社及流通图书馆之提议,并将“晨曦文艺社缘起,总章,理事会组织规程,工作方案,入社志愿书,和登记表”六种资料全部付印,然后再一一寄付有兴趣加入的读者等等细节,我们
不难推知,此社之发动、发展应是其一腔热情所系,故此不惜投注大量的精力和心力。

拙文尝论及穆时英兼任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教授、滨海中学教师经历。就中,如此叙述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有关史实:“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成立于1934年3月,一说由汤增敭创办,一说由狂流文学会、中华国学研究会等团体主办,是一所主要实施函授教育的私立学校。下设世界文学系、中国文学系、中文专修系,招收初、高、预科各种学制之学员,教师队伍更有八十余人。穆时英即是该校第二批所延聘三十余位教授之一……”两可之语显见。但三、四十年代作家朱雯致同事陈梦熊的一通书札,对我们了解该校的创办情况、解其纷乱,颇具参考价值。此信云:

但很快,这个以穆时英所编辑的《晨报·晨曦》副刊为中心的文学团体,随着1936年1月20日《晨报》的关张而风流云散。回视该社之存在、活动时间,尚不足两月之数。但社团关门事小,重要的是,穆时英本人又一次失业了,其“颇不得志”的传言迅即见诸海上文艺新闻、报道,好在有惊无险,他不久又得以挤进《时代日报》副刊部的大门,重操旧业,暂时地与“贫困”二字分手。

承询汤增敭事,我只记得一九三〇年前后,他与王铁华曾组织草野社,出版《草野》半月刊(?),十六开小报,何时停刊,已不清楚。为此我曾走访蒯斯曛同志,他知道汤增敭其人,但不认识,只知道他后来依附国民党,成了潘公展、陈德徵手下的一名小喽罗。我查了查三十年代的出版书目,知道他出过一本诗集《姊姊的残骸》,出版者为草野社,也许就是编辑《草野》时自费出版的。李赞华进了现代书局后,曾与黄震遐等鼓吹民族文学,汤增敭可能也有份。他是否复旦出身,蒯老也不清楚。

依赖着副刊编辑的收入和发表大量报刊文章的稿费,而维持着惊人的都市生活开销的作家穆时英,正如其所服膺的西方哲人尼采笔下那匹“驮着重担的灵魂”和“一切沉重的东西”的骆驼,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向着人生的漠野驰去,“你永远看不见骆驼掉眼泪,骆驼永远不会疲倦,骆驼永远不叹一口气,骆驼永远迈着稳定的步趾……”

信中朱雯、蒯斯曛虽只字未提汤增敭与世界文学函授学院之关系,但却说明其与相继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陈德徵(1929—1930)、潘公展(1932—1937,后教育局并入社会局,改任社会局局长)交谊甚厚。然而,潘公展的另一身份却是《晨报》及其子报《小晨报》的社长、创办人,穆时英、姚苏凤等则是该报编辑。透过潘公展这一中介,汤增敭的社会网络,也与穆时英等人走向叠合。循着这一事实,不仅可以解释穆时英、姚苏凤等人缘何会同时担任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教授,还向我们提示:是否该校的顺利创办与汤增敭直接相关?易言之,是汤与市教育局要人的关系,直接促成了这所学校的建立?复按该校招生启事及人事安排等,可知该校创校院长为汤增敭,董事会主席系沈天铎,另有教务长盛马良、事务长沈涧流、秘书长乐建等人共襄盛举,进一步证实前此之假设。

但是,这里的教务长盛马良,也是昔日中华国学研究会的骨干、后起的狂流文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事务长沈涧流则是狂流文学会成员。因此,该校由狂流文学会、中华国学研究会发起之说,虽与汤增敭发起说矛盾,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只是不谙内情者以盛、马二人参与校政而不免想当然耳,夸大了盛、马的作用而已。揆情度理,无论是募集经费,还是申请办学手续以至延聘教师等情事,院长汤增敭之角色殊为重要,几无可取代,次之者,则董事会主席沈天铎也。于此可见,汤增敭、沈天铎二人乃是该校当之无愧的创办者。

一则资料还显示,在穆时英兼任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教授、滨海中学教师之前,亦曾任新亚学艺传习所讲师暨指导员。时为1933年10月,即其脱离哈脑维亚太阳灯公司之后一月。新亚学艺传习所创办于1933年9月,址设北四川路横浜桥北一三五号(诸多论著所记该校校址多有误),建有电影、戏剧、绘画、木刻、诗歌、小说、实用美术、声乐、舞蹈等专业,发起人有闵刚侯、陈万里、姚苏凤等五人,讲师暨指导员则由袁牧之、穆木天、洪深、沈西苓、陶晶孙、叶灵凤、姚苏凤、穆时英等二十四人担任。但据新亚学艺传习所学员黄新波、教师野夫等人的忆述(黄新波《我与木刻》,《木刻界》第4期;野夫《木刻手册》,文化供应社1949年7月再版),诗歌小说班后并未开设;实际担任教师者与创办之时所公布之师资名单,也有不少出入;且任一忆述亦只字未言及穆氏。因此,穆时英或并未在该校出任讲师暨指导员。更由于该校办学思想激进,旨在培养“进步人才”,是年冬即遭政府查封,此时,距其创办尚不足三月。穆时英即便在该校兼任(若有其他有效之史料可佐证),也不得不起身告辞。两年之后,穆氏跨进新闻业大门,成为一名报界新兵。

尾声

1936年4月,穆时英只身赴港。旅港时期,其先后作为《世界展望》《星岛日报》编辑的笔墨春秋,早已为众所共晓、勿劳详述,但应该强调的是,在此之前,穆氏还有一段任职电影导演、编剧的重要经历,夙未有所发覆,笔者另有专文《作为电影导演的穆时英》,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尽管对穆时英职业生涯等生平事迹的考证,终究不能代替我们对其文学作品的批评,但回视其全部职业生涯,仍令人不免感触良多。穆氏职业生涯多所曲折、起伏,此固然是个人遭际与特殊的时代、社会不断遇合的结果,但在同时,也非常典型地折射出诸多欲作“职业作家”而不得的近代文人庶乎共通的心曲和大致相似的人生屐痕。

事实上,放眼整个近代文坛,彻底的“自由撰稿人”或“职业作家”毕竟屈指可数,包括穆时英在内的大多数文人,并无此种福气。也正因此,他们不得不首先作为“职业人”而存在,不得不为“职业”而奋斗终生。或许夸张一点说,他们复杂而隐微的衷怀,波折而多变的恋爱、婚姻、家庭,以及自命不凡的文采风流,莫不与此息息相关。此种因科举制度解体而造就的近代文人的苦恼,既在不同程度上渗入他们的各种文字、书作、画作,也形塑着其精神世界的激昂、彷徨、矛盾与冲突,凡此,皆召唤今人从这一角再次揭起历史的大幕。

不过,从职业生涯这一视角切入近代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重新观察,已然超出了考证的范围,非本文所能论及。为免郢书燕说、“过度诠释”之弊,文毕辄写数语如上,聊供关心此类问题之读者参考。

附记:笔者撰就本文之始,承蒙杨新宇教授惠赠其所编《我们的文坛》(即将出版)、徐自豪先生赐示其所藏近人书札、瀚堂数据库李雪静小姐鼎力襄助,雅意殷殷,铭感无已,书此谨申谢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史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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