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蔡元培的校长室,聚了一帮新青年

五四运动是20世纪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2019年,值此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将于4月26日起举办展览“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展览回顾1917至1925年北京大学在学术与文化方面种种努力与进展,展示北京大学百年传统的历史生成过程,并向那个时代意气奋发地建设新北大的师生们致敬。

钱报记者回到“五四现场”,找寻彼时的精神源头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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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是北京大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北京大学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的奠定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展开、五四运动的爆发与传播,无一不以北京大学为焦点,可谓开一时代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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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神州学人

在激荡的时代风潮中,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北大,围绕新伦理、新思想和白话文运动,展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变革和复兴局面。而一战的终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使“庶民的胜利”所代表的全新社会想象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危机与希望的交错中,这批知识人吸纳融汇东西学术与文化,展现出对语言文字变革的诉求、对价值重建的关切和对走向普罗大众的渴望。波澜壮阔的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大两代师生合作、对话以及冲突、融通的复杂关系。这其中既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老师辈谋划蓝图,提供方略,为其前驱,也有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具体地贯彻新文化的学术主张。两代学人在呐喊中上下求索,合力开启了现代中国的转型。

北京大学学生周炳琳在演讲。西德尼·甘博 摄 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提供

整理|Meeloun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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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

1918年10月22日,刚上任10个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发了一则“朋友圈”:本馆办公室一概迁至新大楼一层。各阅览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办公。

在这两个运动中,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参与群体。

第一单元 文化之激荡

101年前完全投入使用的北大“新大楼”,是当年北大文科、校部和图书馆的所在,1918年9月正式落成。

这两个群体如以职业来划分,包括“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
以北大为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显身手者多为北大教职员,包括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以及教授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刘师培、章士钊、鲁迅、周作人、李石曾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进入了确立自身精神与制度的关键时期。蔡元培召集了一批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关怀的新文化精英,在“兼容并包”的氛围中,他们与本校既有传统互相激荡,努力造就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与文化社群。此一时期,北京大学的制度建设也进入了正轨。各位同仁以西方综合性文理大学为榜样,健全各项学术制度,将北大改造为现代的研究型大学。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红楼和北面的操场,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

如以年龄来划分,大致可分为 20岁左右的年龄层和30-40岁的年龄层
。参加爱国反帝运动的学生多处在20岁左右的年龄;而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教师多处在30-40岁之间的年龄。五四运动时,陈独秀40岁,李大钊30岁,胡适和刘半农都是28岁,钱玄同32岁,刘师培34岁,周作人35岁,鲁迅、章士钊和李石曾均为38岁,年龄最大者为蔡元培,也不过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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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它所在的这条街,直呼其名:五四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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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聘书

如此直截了当,可见这幢北京人都知道的“红楼”,在中国历史上,在新文化运动中,在人们心中意味着什么。

再从两个知识群体的学历出身来看,除国内在校学生外,教师群体带有鲜明的“留学特征”。笔者根据1918年北大教员名册作过统计,在207名教员中,有留学经历者多达141人,占总数的近70%。其中留美者43人,留日者37人,留欧者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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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登入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

与清末留学生相比,五四前后的留学生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驻外、归国和待遣规模的高峰,而且在地域分布上打破了清末偏于一隅(甲午以前偏于西洋,甲午以后偏于日本)的格局,形成留美留欧与留日平分秋色的局面。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归国留学生。而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3位五四主要领导人则分别代表欧日美3个回归的留学生群体。

1920年8月蔡元培授予法国学者班乐卫和儒班名誉博士学位时的合影

思想之变在这里酝酿

因此,如果说国内学生在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中充当了主力军的话,那么可以说回国留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新思想的载体和传播者。海外五四研究专家周策纵亦指出:“在五四时代,真正在思想上有推动力量的,却是那些回归的海外留学生。”海外留学生网课代修www.northessay.com

第二单元 风气之转移

目前,一场名为“五四现场”的展览,正在红楼一楼举行。我们也回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期从历史的、文本的、遗存的“现场”细节,来还原100年前那一场伟大运动,如何“运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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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与中心。北大自身的发展也与该运动密不可分。以《新青年》群体为代表的北大师生,以德、赛两先生为宗旨,创新文化,改造社会,在推动时代变革的同时,也促成了北大的自我更新。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此前的北京大学,用在此读书的许德珩的话说:“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

在专业倾向上,甲午以前的留欧学生在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多学技术;甲午以后的留日学生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多学法政;而五四前后的留学生为谋求“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群相学习文学和哲学。如鲁迅弃医从文,胡适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转入文理学院,专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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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北大腐败的状况,蔡元培制定了“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从他聘请的明星教师队伍就可以看出,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教授都来了,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在校园蔓延。

与清末不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从东西洋各国回来的留学生均全体参加,因而新思潮也来自东西洋不同国度,形形色色,驳杂纷繁。

《新青年》杂志(左)与陈独秀像(右)

红楼一层东南角119房间,门口挂着“图书馆主任室”的牌子,这是李大钊当年的办公室。在这间普通的房间里,李大钊使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转化为现代大学图书馆。1920年10月,他在这里主持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在这里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使红楼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

“德国留学的哲学家们则介绍康德、黑格尔、斐斯特等一流的德国思想家。英国留学的则试图介绍陆克、休谟、柏克立。更摩登的美国留学生则介绍詹姆士和杜威等人。”无政府主义的输入,导源于一批留法学生;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则是留日学生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周恩来等均是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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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校长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室在二楼。虽然蔡元培兼容新旧,但他骨子里是趋新的。上任一周之后,他聘请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大力扶植社团。之后,《新青年》一些中坚作者成为北大新锐教授,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新锐教授“截断众流”传播新知,与旧派教授和平竞赛,使学风校风立即改观,在推动时代变革的同时,也促成了自我更新。

总之,五四时期,各种思潮以留学生为媒介,竞相涌入。大抵凡西方所有者,中国必有信仰者;发挥某一学说的代表,亦必蔚成宗风,门系俨然。西方固有或新起的思想学说,在中国必能见到倡导发扬的宗师,笃信景从的群众,以至各据法义,学派林立,甚或演为政派及其政纲,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1920年,北京大学接收查晓园、奚浈、王兰(从左至右)三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从此开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两代学人,在呐喊中上下求索

综览五四时期留学生移植西方思潮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历次文化论争促进了对传统与西方的深入检视与重估。马克思主义经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传播,影响逐渐扩大。多种社会实践开拓了宽广的生活与研究领域。不同取向与风貌的学人互相切磋砥砺。新学术社群在这种激荡而多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

红楼一楼,还有一间敞亮的学生大教室,有扶手的椅子摆放整齐,黑板上的板书写着:中国小说史略。

一是译书办刊。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杂志竞相刊载有关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和译著,出版国外某派学说的专号。据统计,从1919年-1921年间,国内发表的介绍西方现代思潮的文章著作或译著不下百种,而文章的作者十之八九为回国或正在国外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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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2日,37岁的周树人在日记里写:“二日:晴。午后自至小市游。”他没有提这一天发生的大事:《狂人日记》写完了。

二是口头传授。其时,回国留学生多数集中于教育界,尤其是高等学校。一些大学也开始设置哲学系,延聘归国留学生讲授西方哲学思想。这种口授式的输入,对国内知识分子的影响往往比译书办刊来得更快。

1921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的合影。前排左二范鸿劼,左五何孟雄,左六黄日葵,后排左六邓中夏。

1个多月后,这篇小说发表在5月15日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作者名字: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由此诞生。早在一年前,《新青年》就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在那之后,《新青年》从一本地方性刊物,很快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发行量也从创刊时的1000份,猛翻了16倍。

三是邀请他们在国外的宗师来华讲学。如胡适、蒋梦麟等一批留美学生集资邀请其外国宗师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亲自担任翻译。在五四前后来华的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当时罗素在国际上的声望不在杜威之下,但他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远不如杜威大。杜威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胡适等一批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传人的宣扬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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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以后,1920年8月,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北大讲师,教“中国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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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理科化学实验室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在他的《许子东现代文学课》里提到:《狂人日记》最代表“五四”精神,一是借用了西方小说的形式,二是尝试了白话文,三是批判礼教,四是进化论的观点。这是《狂人日记》的基本特点,也是“五四”新文化的四个要点。

留学生作为西方新思潮的载体和传播者,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虽然未曾提出重大原创的改革见解,但他们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倡导发扬,或吸收外来,融会固有,或辗转传习,相互启发,对国内知识界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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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旨在启蒙,五四运动则为救亡。五四运动实则新文化运动精神日出照耀下的壮举。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品学兼优且有以天下为己任情怀与世界主义眼光的“新青年”。

近代留学生向西方搬取的思想武器,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结束了儒家独尊的局面,形成古今中外各种学说流派多元并存的状况;而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特别是逻辑分析等方法的引进,则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性文化的格局中发展自身,认识自身。

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合影于北京西山。

如今,在红楼,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北大两代师生、老师之间的合作、对话,包括冲突、互融。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老师启蒙思想,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具体贯彻,他们后来都成了学生运动中的领袖。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由Meeloun整理发布,侵删)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

素材来源:《神州学人》2019年第5期“百年青春接力·五四运动100周年专题”

——蒋梦麟《西潮·新潮》

第三单元 精神之回响

五四无论对于北京大学,还是对于现代中国整体的学术与文化历程,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兼容并包”的精神,为形成北大学术传统注入了不竭的活力。此一时期的理念、制度和人才,为在中国创建“学术社会”与进行“文明再造”准备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五四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现代中国民族革命和文明复兴引领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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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成立合影,右起第十位为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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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为北大设计的校旗

尾声

蔡元培: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亦听他们自由发展。

梁启超:

五四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一年来文化运动盘礴于国中,什九皆“五四”之赐也,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非从文化方面树一健全基础,社会不能洗心革面,则无根蒂的政治运动,决然无效…吾以为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青年诚能于此点得大激大悟,则“五四纪念”庶为不虚矣。

陈独秀: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鲁迅:

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蒋梦麟:

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

胡适: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

梁漱溟: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藉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

顾颉刚:

八年前的五四运动,大家称为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新文化运动并未成功,而呼声则早已沉寂了。我们的使命,就在继续声呼,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从民众文化的解放,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标而猛进。

老舍:

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

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这样,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这可真不简单!我还是我,可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

俞平伯:

星星之火可燎原,如睹江河发源始。

后此神州日日新,太学举幡辉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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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杂志(左)与《国学季刊》杂志(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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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沙滩校园全景

展览“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将从2019年4月26日展至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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