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会境界—饶宗颐教授二十一世纪书画新路向展开幕

《论语·述而》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12个字,饶公最为喜爱。我以为,这四句话可说是饶先生“夫子自道”,概括了他做人作文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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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国学大师饶宗颐逝世享年101岁,19岁受聘中大,曾称“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

“文化沙漠”之争论

书画展开幕式全景


在2019年2月19日《作家文摘》上读到余秋雨的《“文友”饶宗颐》一文。文章相当生动地再现了作者同饶宗颐先生就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争论的情景。

由泉州市人民政府、华侨大学、香港大学、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主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福建省美术家协会承办的“——饶宗颐教授21世纪书画新路向展”开幕式在泉州闽台缘博物馆举行。
书画展共展出饶公21世纪以来的著作100余本及书画作品60件,全面展示了饶宗颐的艺术风格与学术水平。刘良辉、李焯芬、汪德迈、刘跃进、蔡素玉、李冀闽、谢清海、许礼哲、王来文、陈立德、关一凡、孙德明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邓伟雄博士代饶宗颐先生向泉州市人民政府、华侨大学、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福建省美术家协会赠送饶公亲笔题字画册。
饶宗颐是蜚声国际的百科全书式大学者,素有国学大师之称,近年更有国宝之誉。饶公在简帛学、敦煌学、甲骨学、古文字学、考古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书画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艺术史及世界比较文化史等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和突出的贡献。

稿件来源:南方都市报2018-02-07第A01、A10-11版 | 作者:刘苗 贺蓓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8-02-08 | 阅读次数:

余秋雨在文中记述,他1992年秋在香港中文大学一次演讲中做出一个判断,认为“香港是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承载着一系列宏大的文化融汇”。又说,“这个演讲在香港学术文化界引起轰动”,因此很多记者采访他,认为他的论述与目前流行的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思维完全相反。他于是说了那句名言:“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饶宗颐先生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后,邀请余秋雨到家中“做客,长谈”,并请他吃饭。于是他和饶宗颐先生“不露痕迹地”成了“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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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的真正主题,是饶宗颐非常确定地指出:“余先生,有了我,沙漠还是沙漠。”但立即遭到反驳:“不,有了一棵参天大树,沙漠就不再是沙漠。”结果,各执己见的两人都“神情严肃起来,好一会儿不再讲话”。

开幕式由华侨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孙德明主持

“饶宗颐星”不陨101岁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他与钱钟书和季羡林齐名  他是潮州首富之子,却选择孤独求学路,自学成为一代宗师。  他达古通今,学贯东西,文史哲艺皆有涉猎,诗书画乐造诣颇深。被世人评价为“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  钱钟书称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2月6日凌晨,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他的多位故友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悲叹,一代通儒就此远去,这是一颗巨星的陨落。但饶公的精神将永存,如同以他名字命名的“饶宗颐星”一样,闪烁星空。  饶宗颐(1917-2018)  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饶宗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  他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锺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2013年他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首富之子
家学渊源,孤独向学  1917年8月,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一个儒商之家。其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后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父亲为他取名“宗颐”,便是期望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  “天啸楼”藏书数万册,饶宗颐自幼便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尽享阅读乐趣;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  饶宗颐曾在《选堂清谈录》里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饶宗颐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饶宗颐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病逝。饶宗颐开始继承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  1935年,19岁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抗日战争爆发后,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  文献学者、收藏家梁基永与饶宗颐是忘年交,他告诉南都记者,上世纪饶宗颐赴港定居前,曾将潮州老宅卖与一位华侨。几年前,梁基永曾在朋友帮助下,进那处老宅拜访参观,当时他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并在之后访港时拿给饶宗颐看。“老宅保护得很好,几乎还是当年的格局,饶公一张张地翻看照片,十分感动。其中有一张拍的是庭院里的月亮拱门,两侧有灰塑的对联,尽管两三个字已经剥落,但饶公还是一眼认出,指着对联对我说,‘这是我19岁时写的’。”  一代宗师
博古通今,中西融贯  饶宗颐博古通今、中西融贯,是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  饶宗颐治学领域涵盖上古史、考古学、史学、中外关系史、古文字学、甲骨学、简帛学、经术、文学、词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每个范畴中,饶宗颐都有自己的创见,为国学开创了不少新的蹊径。  饶宗颐出版的著作超过100种,而艺术及展览图录近百种之多,这些著作已成为20世纪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历任香港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等职,是法国远东学院院士,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上个世纪60年代,饶宗颐就开始与海外国际大师、汉学家交往频繁,加上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可以说是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其精深功底是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的。“饶公在甲骨文、金文、简帛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找不到任何一个替代者。”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他是罕见的学者,不仅学术上有开拓有建树,艺术上也取得很大造诣。”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饶宗颐在古训之上而有“著等身书,写各种画”。饶宗颐自幼学习书画,近年十分喜爱绘写荷花,他笔下的荷花也素有“饶荷”的美称。  饶宗颐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他曾解释由来,“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评价:“饶公的字和画,都能在精微与广大之中获得巨大的情感、精神空间,体现人生与艺术的魅力。”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尽管诸多光环加身,饶宗颐却对大师等称谓敬辞不受,他曾笑言:“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里,‘大师’与‘大猪’谐音)。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饶宗颐曾说,他“不敢写自传,没有可传之处,一切还在追求中”。  不老童心
保持好奇,保持“自在”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宗颐曾写下这广为人知的诗句,以表明人生态度和追求。  对此,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解释,“‘万古不磨’,就是中国人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自在’,就是佛的状态,像观世音的心态;‘中流’,在水的一半,说明那种状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即佈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佛教认为行者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就是‘我’同别人不一样,‘我’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  尽管饶宗颐自谦“做到万分之一都没有”,但每个与他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他有一种超凡脱尘的“单纯”和“自在”。  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她眼中的饶公有着非凡的学问和智慧,但也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饶公最难得的就是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正因如此,他才能每天笔耕不辍。”  沈建华说,在她看来,饶公是一个非常幽默、很俏皮的人。“他有空就在家里打坐,打坐就是练气功。我曾经问他,你打坐时在想什么。他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这个是饶公的心理世界,这个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我眼里看到的饶公,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曾宪通也说,饶宗颐永远像小孩一样,永远追求新的东西,对任何好奇的事物都要问个究竟找出结果。“大师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被问到有无座右铭,他思考了一下说,“就是做事不要太计较,多做一些对人有益处的事情吧。”  故人怀念
巨星陨落,精神永存  梁基永告诉南都记者,10多年前,他与饶宗颐在香港的一场古琴学术会议上相识,之后曾多次赴港拜访、茶聚。“饶公友善、亲和,具有长者风范,对学生、老友十分热心。”  梁基永说,每次相聚,他都会向饶公请教美术史等问题,对方总会很详细地答疑解惑。“别看饶公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可记忆力非常强,谈起美术史料、大家,如数家珍。饶公非常坦诚、实在,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他也会坦诚相告,明确说自己不懂,从不为了保全面子而兜圈子诓人。”  2017年11月18日,由中国美术馆、香港大学主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承办的《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尽管年事已高,饶宗颐仍来到现场,并把4件(套)中国画和6件(套)书法捐赠给国家。  那也是沈建华最后一次见到饶宗颐。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当天,瘦弱的饶宗颐坐在轮椅上,衣着单薄,她上前与饶公握手,内心难过,“我隐隐担忧,很怕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沈建华1981年与饶宗颐在古文字年会相识,后一起编纂《甲骨文通检》,并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共事17年。  在沈建华印象中,饶公一直精力充沛,对学术研究充满热诚。她至今记得,有一年春节,饶宗颐一大早打电话给她,让她去图书馆帮忙查一个地名。“我说,‘饶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告诉他当天是大年初一,图书馆是关闭的。他说,‘糟了,我一写东西就忘记了。’所以饶公经常说,‘我来不及看书,我来不及烦恼’,这是他的名言。”  饶宗颐的离去,让沈建华深感痛心。“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学术视野也走得越来越窄,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像饶公那样融会贯通。”  梁基永向南都记者表示,饶宗颐是一位通儒,“现在已经没有通儒式的学者了。”  2011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10017号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曾宪通说,饶宗颐离世,是巨星陨落。“但饶公的精神和硕果将永存,作为后人将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往事  “他是潮州、是广东、是中国的骄傲”  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与享有“岭南词宗”美誉的詹安泰教授曾相交数十载,并结下深厚情谊。这两位潮籍著名学者之间的交谊被传为佳话。  詹安泰教授的长子、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詹伯慧因父亲与饶先生的关系,也与饶公多有交往。  惊闻饶公仙逝,87岁的詹伯慧表示深切哀悼。“饶先生不愧是一代大师。”  詹伯慧对南都记者说,父亲长饶宗颐15岁,饶宗颐又长自己15岁。“我们家两代人与饶公交情很深。”他回忆,饶家书斋天啸楼藏书十分丰富,自己五六岁时,就跟着父亲去过藏书阁。  “饶先生第一次上讲台,第一次到香港,都和我父亲有关系。”詹伯慧回忆,当年父亲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教书,一次生病需找人代课,就想到了翩翩少年饶宗颐。“学校一开始还不相信,结果这位潮州才子一鸣惊人,显露了他那自学成才、出类拔萃的才华。”据悉,当时饶宗颐代课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  1939年,詹安泰已受聘为中大中文系教授,经其举荐,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前往云南。  “当时战火纷飞,我父亲单身先期赴任,走前跟宗颐先生相约,请他随后和我母亲一起绕道惠州经香港再转安南,取道滇越铁路上昆明、澄江去找我父亲。”孰料饶宗颐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詹伯慧说,此后饶公一直在香港,几十年潜心学问,也开始了他与香港结下的大半辈子情缘。  詹伯慧还记得,1979年12月,他尚在武汉大学任教。饶公应邀访问湖北博物馆鉴赏出土文物。“一下飞机就专程到武大找到我,非常关心,谈如何搜集、整理我父亲诗词遗稿遗墨。”经饶公多方奔走,詹安泰诗词遗作《鹪鹩巢诗、无盫词》后在港影印刊行。  “饶公始终谦逊待人,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的晚辈,总是热情亲切,关爱有加。”退休后,詹伯慧研练书法,饶宗颐得知后还为其题词“文士情怀——詹伯慧书法展”。詹伯慧透露,饶公老当益壮,精力充沛,100岁时还坚持写字;2017年五六月份,饶公还去法国参加相关学术活动。  在詹伯慧看来,饶宗颐是学艺双全的大师。在学术和艺术上均有很高的造诣,在学者中尤为难得。“这样的大师,我想多年都不容易出。”他认为,“饶公对潮州、对广东、对中国、对世界都贡献很大,他是潮州、是广东、是中国的骄傲。”  19岁受聘中大,几乎阅遍学校馆藏地方志  “中大有90多年的历史,饶先生跟中大有80多年的因缘。”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所长、中大饶宗颐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伟武对南都记者说。他认为,饶先生做古文字研究很重要的特点是,不为研究古文字而研究,目的很明确,通过了解古文字这一工具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  1935年,19岁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彼时,其父饶鄂去世,饶宗颐承父遗志补修《潮州艺文志》。他在核心刊物《禹贡》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的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饶宗颐先生曾说过,那段时间他几乎将馆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印象深刻。跟随饶宗颐30多年的学生、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郑炜明曾介绍,在中大编纂地方志的这段经历,对于饶宗颐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前往云南途中因病滞留香港。  1979年后,饶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  饶先生一直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中大校园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陈寅恪故居匾额,以及丰盛堂内手书“芙蕖自洁、兰若自芳”,还有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写的“岭学辉光,开来继往”等。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给饶宗颐先生,当时饶先生谦逊地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柢,加上西方治学门径,是饶先生通往学术殿堂的‘秘钥’”。陈伟武认为,更可贵的是,饶宗颐治学的立足点很高,又从不盲目崇信前辈学者的论断。  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挂牌成立,期颐之龄的饶宗颐教授专程自香港莅临广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礼。  陈伟武说,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已相继成立20多家“饶学”研究机构。在他看来,饶宗颐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特殊经历与惊人天赋,他用学术滋养艺术,又用艺术反哺学问,互相促进发展。“他的个人成就是不可复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饶先生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为学术发展的影响还将不断凸显”。  突破王国维理论,提出三重证据法  “我曾在饶宗颐先生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对我的治学研究影响很大。”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回忆道。  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昨日,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他赴香港中文大学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与饶宗颐合作研究楚地出土文献,合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前两部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40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回忆,当时陪同饶宗颐先生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  曾宪通认为,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最大贡献之一是,他提出“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曾宪通说,“根据出土的文物进行研究,是对古史研究的重建,这是21世纪新文艺复兴的重要表现。”  曾宪通认为,饶公学术贡献其二则是在研究方法上。饶宗颐突破了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提出在此基础上运用三重或多重证据研究历史的考据方法——“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包括有字的出土文献,和无字的考古实物以及同时代的异域相关资料等,多种证据法对学术影响很大。”  原文链接:

饶宗颐先生已仙逝一年多了,一直想写点东西,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读到余秋雨的这篇文章,立即想起1993年初饶宗颐先生同我交谈时对这场争论所作的说明。

那次漫谈可以说是余秋雨同饶宗颐先生讨论的继续。是我先提起这一话题,说:听说饶公对余秋雨香港并非文化沙漠之说很不以为然,是吗?饶宗颐先生立刻严肃起来,说:“就在前几天,我的书画展开幕。那天,来了许多记者,可是,一听说李嘉诚来了,一窝蜂全跑到他那儿去了。人们最看重的,还是金钱、资本、资本大亨,文化在他们眼中,只是个点缀。什么是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金钱、资本、资本大亨压倒人文、支配人文甚至绑架人文的地方,必定金钱至上,物欲横流,急功近利,怎么可能不是文化沙漠?香港的电影、歌王,热闹得很,其实很大一部分只是赚钱的工具。教育,现在也有这种倾向。确实,香港有不少人兢兢业业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但这不能代表整个香港文化,不是香港文化的主流,不能掩盖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个基本事实。我这么长时间待在香港,对香港这一状况怎么会不深切了解呢?”

饶宗颐先生说了这一番话以后,意犹未尽,又神色凝重地说:“说什么香港有了饶某人,就证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这看起来把饶某人抬得很高,其实,是对真实的饶某人完全不了解。我根本不是依靠什么香港文化方才成长起来的,我立足的根基是整个中国文化,是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古代语言、文字、音韵、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儒学……中国学术文化长时间的积累呢?近几十年来,大陆学者、台湾学者、海外许多国家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有许多出色的成果,我从他们那里获得很多教益。正因为我深知自己是在什么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方才绝对不敢自不量力地自诩是什么参天大树,我充其量只是在前贤成就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

是时,我正在筹划编撰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饶宗颐先生这一席话,给我很大启迪,因而印象极深。后来在给博士生讲课时,曾不止一次介绍过他的这一见解。香港自1841年受到英国殖民统治以后,英国文化长时间占主导地位,而不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一百多年中只有英文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语言,经过激烈的抗争,直到1974年,中文才获得与英文同等的法律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立,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和刘殿爵、全汉升、饶宗颐等一批杰出学者在中文大学多年的辛勤耕耘,才使中国文化在香港地位日渐提升。饶宗颐先生同余秋雨的分歧,表现了双方对于香港文化迥然不同的体验。读余秋雨“文友”一文,觉得有必要让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饶宗颐先生的本意,所以不揣冒昧,做以上这点补充说明。

一帧条幅见本真

我认识饶宗颐先生并不算早。1990年我第一次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得识金耀基、陈方正、刘述先诸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有几个房间,一打听,原来分别是早就退休而继续被聘自由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刘殿爵、全汉升、饶宗颐几位先生的研究室。早就退休的牟宗三先生也受聘在新亚书院继续任教。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突破传统退休体制、具有创意的特殊安排,这些学术大家随后在各自领域内作出的杰出贡献,成为香港学术文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是我第一次得识饶宗颐先生。饶先生融仙风道骨与恂恂儒者于一身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蒙饶宗颐先生2005年惠赠一帧题字,是用战国小篆体书写的“郭店简语丛之三论语零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担任饶宗颐先生多年学术助手的沈建华告诉我,《论语·述而》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12个字,饶公最为喜爱。我以为,这四句话可说是饶先生“夫子自道”,概括了他做人作文的真谛。

志于道,饶先生主张,人应当努力提升自己,达到一种天地境界。这就是要了解,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种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摧折,所以,一个人在世上,必须清醒地了解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他认为,提升天地境界,是道家精神。儒家也有,但不及道家阔大。佛家讲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我视为行云流水,心无挂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

据于德,2006年12月17日在潮州举行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上,饶宗颐先生说:“求正、求是、求真,正是我的不懈追求。”据于德,就是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以求正、求是、求真为唯一准绳,饶宗颐先生在这一方面确实身体力行。他在这次研讨会上不无忧心地指出,今天的人大多急躁功利,所以,他强调,努力求正、求是、求真,今天应当特别大力提倡。

依于仁中的仁,《论语·雍也》中的界定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论语·卫灵公》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论语·颜渊》中孔子回答:“爱人。”《论语·子路》中孔子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阳货》记子张问仁,孔子回答: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就是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饶宗颐先生依于仁,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他一贯倡导打破今古中外的界限,打通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追寻远古事物又以今释古。他认为,人基本离不开政治,会受到政治的限制,也离不开世俗社会,会受到世俗社会的限制,但人应当设法超越这些限制。而以文化超越政治,超越世俗,就能得大自在。这都是依于仁方能够达到的境界。

“游于艺”的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我书柜中珍藏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凡十四卷二十册,收录了他在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经学、史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等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他的诗、词、赋、散文等作品,他的书法、绘画作品则未收录。饶宗颐先生兴趣之广泛,知识之渊博,研究之精深,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新观点之源源不断,充分表现了他真正做到了以中国文化为安身立命之本,以在中国文化的大海中遨游为生存方式,在不息追求学问、不断获取新知中,精神上进到了高度自由的境界。这确实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游于艺”。

所以,我以为,从饶宗颐先生这帧题字切入,我们可以较为真切地理解这位在海内外有着极高声誉的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长者。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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