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一部个人化的别样“中国作家协会史”

由于“我”主要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前身叫“创委会”)工作,“我”对“中国作家协会史”的历史叙事也便主要是通过这一特定部门的历史“窗口”来实现的。而且,“我”的讲述方法很是别致。本书虽然是由一个个单篇纪实性散文所构成,但当将它们合为“一体”时,还是体现出了既参与其中,又保持间距的总体历史叙事方法,由此避免了简单化的“中国作家协会史”的讲述。其实,“我”作为一位文学组织者,无论如何具有“个体生命”意识,都不可能不“参与其中”,但倘若“我”一味参与其中,则很难实现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和复杂性。可是,话儿虽是这个理儿,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身处其中却又置身其外,如何叙事?
这真是“我”的叙事难题。为此,“我”选取了两种具体叙事方法:叙事作协人物与叙事作协事务。在对人物与事务的叙事上力求回到历史现场,重现历史“本相”,保持着“我”与所记对象之间的平衡。这样,“我”的视角下的“中国作家协会史”即是“我”的视角下的中国作家协会人物精神史与中国作家协会事务史。

全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写明:“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并写明:“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努力发展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艺术工作”。周扬在报告中还作了这样的说明:“各个协会应当成为专业的作家、艺术家的自愿组织,这就是说,他们不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的团体。”

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时共有会员400余人,核定编制245名。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海、武汉、沈阳、重庆、西安、广州设立有中国作家协会分会。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是为召开全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做好思想准备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从1953年4月至6月,组织了在京的部分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界领导干部共40多人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学习。邵荃麟因病未能参加,委托冯雪峰代为主持。这次学习着重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及其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关系与区别;二是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及讽刺问题;三是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四是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在个人阅读文件的基础上,从5月初开始每星期三、六下午以三个半小时的时间进行讨论,先后召开了14次讨论会。讨论是有充分准备的,每个专题都有中心发言人。前三个专题分别由陈涌、林默涵、陈企霞、王朝闻、严文井、钟惦棐首先发言。第四个专题则先由马烽、袁水拍、陈荒煤、光未然等分别汇报了近年来小说、诗歌、电影剧本、剧本的创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讨论比较充分、深入,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交锋。每个专题讨论告一段落后,都由主持人冯雪峰作小结。后来,冯雪峰根据自己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成《英雄和群众及其他》一文发表在《文艺报》1953年第24号上。我作为工作人员也根据讨论会记录写出《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分两期刊登在《作家通讯》上。上述冯雪峰那篇文章论述的英雄和群众、典型化并非“理想化”、否定人物的艺术形象、关于党性、关于讽刺等,都是学习会上集中讨论、存有争议或认识还不够深透的问题。雪峰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作了针对性很强、富有真知灼见的回答。这篇条分缕析、说理透彻的文章,比起我写的那篇学习情况报道来,在理论的系统化、深刻性、说服力上,真可说是有天壤之别。我由衷地佩服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冯雪峰的睿智和才情,同时也激起我在思想、理论、业务上进一步学习提高的热情。

当个体生命在耄耋之年送走无数个寒来暑往时,类似于生命的归属问题会常常浮现于个体生命的脑际。或者,更确切地说,夜晚的你常常会向白日的你询问:你到底行走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回答是困难的。倘若人们生逢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回答便愈加困难。在出发时往往貌似确立的某种方向,日后看来却带有诸多不可抗拒的偶然的命运要素。至于出发后那条漫长道路的走向,则更不是个人的一己之力所能够掌控的。可是,既然人们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中确立了某种方向,且行走了某些曲折的路程,就不会让记忆化为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而是相反,在时间的推移中,记忆会愈来愈彰显出个人与时代相伴相生的内在关系。这种种时代变迁、缕缕生命踪迹,皆在束沛德的纪实散文集《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中或隐或显地呈现。

中国作家协会前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成立于1949年7月23日。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学子,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十分关注第一次文代大会的召开。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莅临会场,满怀深情地对全体代表讲:“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尤其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主席在谈到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时,还特别谈到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也是人民需要的。毛主席这一席话,对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的我,始终是极大的激励和鞭策。

概言之,作为一位文学组织者,“我”始终将中国作家协会视为自己的精神归属地。

总的说来,这次学习的重要收获,一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批评的最高准则;二是明确了要把创造正面的、新人物的艺术形象,当作文学创作重要的、迫切的任务,从而达到了为开好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好思想准备的预期目的。

2001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876名代表出席。江泽民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等出席了会议。周巍峙宣布大会开幕,金炳华代巴金宣读了大会开幕词。金炳华作了题为《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新局面》的工作报告。会议期间,朱镕基、钱其琛等作形势报告。大会选举产生187名委员组成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委会。选举巴金为主席,王蒙、韦其麟、丹增、叶辛、李存葆、张平、张炯、陈忠实、陈建功、金炳华、铁凝、黄亚洲、蒋子龙、谭谈为副主席,22人为主席团委员。推举金炳华(主持日常工作)、丹增、王巨才、高洪波、金坚范、吉狄马加、张胜友为中国作协第七届书记处书记。选举13人为名誉副主席,115人为名誉委员。王蒙致闭幕词。2003年8月,陈建功、田滋茂为书记处书记。2004年5月,张健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人物之外,中国作家协会的事务也是本书中的“中国作家协会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有时,“事务”直接决定人物的命运和文学史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第三辑里记述的“我”作为一位文学组织者所起草的重要会议论文与重要活动报道,以及重要政策文件,都不仅确证了“我”的生命历程,而且参与并构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史”的内容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内容——它们标志着作为个体生命意义上的“我”与“中国作家协会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某一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同构关系。当然,基于“我”在创委会与创联部时的分工不同,“我”所从事的事务的重心也有所不同。在建国十七年时期,“我”作为创委会秘书,主要是从事重要或重大文学工作、活动、会议、访谈的文字报道、采访工作;在新时期以后,“我”作为作协书记处书记、创联部的领导,除了继续担当重要文学会议和文学活动的领导组织者,更担负起了中国儿童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但无论哪一个时期,“我”都以个体生命的独特视角和独特体验、以中国作协人忠诚于党性与文学性的叙事立场、以既置身于历史现场又保持历史间距的叙事方式、以寓“史实”于平实文字的叙述风格来记述中国作家协会的诸多事务。其中特别具有“中国作家协会史”意义的重要事务有:1953年6至7月记述的全国文协组织北京部分作家、批评家和各文艺机关的领导干部四十余人在从1953年4月下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讨论;1953年9-10月记述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文学界各小组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问题的讨论;1982年7月记述的中国作协在1982年6月27日至30日新时期恢复工作后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1984年12月28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对《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修正草案的讨论;2001年11月在台湾台东师范学院举办的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新景观
大趋势——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扫描》的演讲;2008年6月,作了题为《一切为了孩子的心灵成长——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工作》的总结。作者对这些重要事务的记述对于回返“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史”的历史现场提供了鲜活的场景、生动的细节、复杂的语境,以及迄今铭记在“我”等一代人生命深处的记忆。即便是那些不能被称为重要事务的访谈和追忆,也往往会打捞出险些被时间的波浪所淹没的历史细节。如:《迎接百花齐放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首次披露了五十年代中期冯文炳(废名)在长春时的真实处境和真实心境,非常珍贵。

起草文件,选举代表,是召开文协二次代表大会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

1989年12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书记马烽,副书记玛拉沁夫。1990年1月,增补马烽为副主席,增补玛拉沁夫为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作协局级机构16个,定编716名(其中行政编制116名,事业编制374名,企业编制226名),机关内设职能部门5个,下设事业单位9个,企业单位2个。

在本书中,在“我”的视角下的中国作家协会中的人物,除了前述的“我”,更有引领“我”、陪伴“我”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师友们。建国十七年时期,“我”有幸凭借中国作家协会“创委会”这个历史“窗口”结识了共和国时期的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诗人等。他(她)们是:“我”的第一个上级严文井、亦师亦友的沙汀、一直敬重的时任党组书记邵荃麟、中国作家协会时任秘书长郭小川、诗人李季、创委会时任副主任菡子。新时期以后,“我”已经进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班子,既拥有了与前辈作家近距离学习的机会,也增加了与同代作协人、后代作协人交流的机会。这些作协人是:德高望重的时任作协主席巴金、时任党组书记、诗人兼战士的张光年、爱心和童心兼具的世纪老人冰心、“老天叔叔”张天翼、“可敬的老园丁”陈伯吹、人品文品兼优的金近、“老领导”冯牧、“当了一辈子文学编辑”的葛洛、“从29岁被打成右派、到51岁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作协“四大”后新任党组书记唐达成、葆有“普通一兵”本色的作家舒群、又是校友又是“班长”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英年早逝”的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兼具童心诗心爱心的洪波”,等等。这些身份不同、代际不同、命运不同的中国作协人皆集中在本书的第二辑里。他们共同具有对党性的忠诚和对文学性的坚守。

文协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出88人组成的理事会。理事会选举茅盾为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为副主席。从1953年至今,时隔一个多甲子,正副主席都先后谢世了。88位理事中,如今健在也仅有贺敬之、胡可两位了。新陈代谢,一茬又一茬新的、富有成就和经验的作家、批评家、文学组织工作者先后走上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岗位。

干校按照军事化管理的原则,把各单位依次编为连队,共分五个大队26个连队。其中,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组成第四大队。中国作协为第五连,共有干部118名,连同家属约150人。此时中国作协在北京只剩下中央专案组和几个留守人员。

此外,中国作家协会对于“我”还是一个特别的家庭。如果说“如何的机构都会变老;任何的家庭都有其趋向,如它的封闭和它的偏见”,那么“我”对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特别的家庭的整体情感则是恒久的忠诚,可又偶有偏离和犹疑之处。即是说,自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特别的家庭以后,“我”所行走的道路大致顺畅,可又间或出现曲折的踪迹。这种种复杂的生命况味,“我”体味得最为真切:“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没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个性发展,没能圆青少年时代的梦,不能说没有一点遗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细细一想,我又无怨无悔。”

关于大会代表的产生,除文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为当然代表外,以大行政区为单位分别召开该区的全国文协会员大会,由会员中每5人选派代表一人。此外,聘请全国有成就的非会员的作家和青年作家及从事文学组织工作者30至40人为列席代表。大会代表和列席代表总共为279人。前些日子我看了一下代表名单,据我所知,如今健在的只有贺敬之、胡可、黎辛、徐光耀、韶华等不足10人了。他们都已九十四、五岁高龄,有的已近百岁。真是时光如梭,岁月不饶人啊!

1950年7月,为加强对文学工作的领导,中宣部决定在全国文协成立党组,组长丁玲,副组长冯雪峰,组员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严文井、陈企霞。1952年10月,丁玲到大连休养,冯雪峰主持文协党组工作。1953年1月,文化部召开创作会议,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到会,酝酿把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为中国作家协会。

那么,如何理解本书中的“我”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系?这是阅读这部别样的“中国作家协会史”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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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期召开。会议期间,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10月4日,大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章程,并选出了领导机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和主席团,随后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

在“我”的追忆视角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端的确给中国作协人带来了新生命,让他她(她)们看到了共和国文学的新图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图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作协人的世界观、文学观,决定了他(她)们的工作方法和文学观念。我们大多知道:中国作家协会创委会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加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组织和指导”的工作任务,即忠诚于“党性”。为此,一直称呼“我”为“小束”的第一个上级严文井曾经语重心长地开导“我”的世界观、提醒我“不要轻视旧世界观的影响”;担任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创委会主任邵荃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要同作家密切保持联系……”;1955年至1956年担任中国作协创委会副主任的李季以实际行动唤醒了“我”“投入新生活的热情与探索新事物的勇气”;50年代中期调来当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十分重视文学队伍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建设;80年代初期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冯牧的“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立场、葛洛以“勇挑重担”的共产党员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工作作风。但,作为中国作协的文学组织者在完成这些工作任务过程中所付出了的心力常常不为“外人”道也。特别是,中国作协人在文学与政治的两极间需要承受怎样的矛盾才能维持二者的平衡?严文井影响了心爱的童话创作,沙汀耽误了小说创作,心痛得让他“一再大声疾呼:爱护作家,照顾作家,主要不是让他们当代表,当委员,或当这个‘长’那个‘长’,而是给他们提供深入生活,认真创作的条件。”。邵荃麟因“中间人物论”而先消失于中国作协,后失去了生命。唐达成在29岁时就打成“右派”,在“文革”时,又被看作“老牛鬼蛇神”而被关进“牛棚”,待在“新时期”复出时已经51岁了,又历经风雨。可见,中国作协人在政治和文学之间尽管试图维持二者的平衡,但在特定的时代里,却难免会有二者失衡、甚至出现破裂的状况。而在由失衡到破裂的过程中,中国作协人作为个体生命,会体验到异乎寻常的疼痛和忧伤。这本书所记述的“中国作家协会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呈现中国作协人在不同时代里的幸福与疼痛同在的灵魂回响。

作者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中国作协创委会办公室前(一九五四年九月)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30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期间,中国作协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国作协新的领导机构第三届理事会142人。主席茅盾,第一副主席巴金,副主席丁玲、冯至、冯牧、艾青、刘白羽、沙汀、李季、张光年、陈荒煤、欧阳山、贺敬之、铁衣甫江。推举10人组成书记处,冯牧、李季为常务书记,张僖为秘书长。1981年10月,第三届理事会主席团推举出14人组成书记处,朱子奇、孔罗荪、延泽民、葛洛为常务书记。同年6月,增选冯牧为书记处常务书记。

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后不久,东总布胡同22号大门口就摘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牌子,挂上了鲜明的、白底红字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牌子。为了加强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作协的领导班子也相应作了调整。

3月2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负责进行召开全国文代会的准备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6月30日,全国文代会举行预备会,通过丁玲等99人为大会主席团,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

基于这一编选动因,本书的结构是以共和国时间演变为经脉,以共和国时期中国作家协会的人物与事务为血脉的。其一,在时间向度上,本书的文章发表于1953年至2014年间,历时60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对于叙述者以及研究者,选定一个时间的点,有可能更出自策略上的考量:可供开发的线索凭借这一个‘点’而绾合,也缘此而发散——如果那确实是个值得拈出的点(‘时刻’、‘瞬间’)
”“我”未必一定要主观拈出某个时间点,但这个时间点的拈出确实几乎与共和国文学的时间长度相同。其二,在内容的选取上,本书可以概括为一位共和国时期的文学组织者与中国作家协会一道经历的各种际遇。特别是,本书中的“我”参与并见证了共和国期间中国作家协会的历史演变进程(“我”除了因青年学子的身份而未能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外,参加并见证了后来历届中国作协的代表大会),有一种亲历者或经历者的特别身份。

1949年9月,应《人民文学》主编茅盾之请,毛主席为该刊创刊题写了:“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时隔4年,到了1953年9月,二次文代大会的主题依然是: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今天,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回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也是中国作协成立70年来走过的路,可以肯定无疑地说:努力发展文学创作,不断提高作品的文学品质和艺术魅力,永远是所有作家、批评家和文学工作者的不懈追求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让我们从新的起点重新出发,团结奋进,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抒写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从高地、高原向高峰登攀,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2011年11月22日至2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3300名代表出席。胡锦涛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出席开幕式。李冰主持开幕式,孙家正致开幕词。李冰作题为《高举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发展道路》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10人组成的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选举铁凝为主席,王安忆、
叶辛、白庚胜、吉狄马加、刘恒、李冰、李存葆、李敬泽、何建明、张平、张健、张抗抗、陈忠实、陈建功、陈崎嵘、莫言、高洪波、钱小芊、廖奔、谭谈为副主席,27人为主席团委员。推举李冰(主持日常工作)、张健、廖奔、何建明、陈崎嵘、白庚胜、李敬泽7人为中国作协第八届书记处书记。推举130位老作家和老文学工作者为名誉副主席和名誉委员。铁凝致闭幕词。2013年4月,钱小芊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

在本书中,“我”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历史的讲述者,
而且是中国作家协会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更确切地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中的“我”,中国作家协会是“我”的视角下的中国作家协会。所以,这本横跨共和国六十年的纪实性散文集,无论怎么读,都既是作者跨入中国作家协会这一文学组织后长达六十年的精神传记,又是六十年“中国作家协会史”的别样读本。在“叙史”过程中,尽管“我”的叙述语调平静如水,颇具历史叙事的不露声色的纪实特质,但还是不禁投放了个人生命的情感温度。特别是,那种看上去波澜不惊的平实语调更加意味深长地传递出了一位桑海归来的“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的稳靠性与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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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国作协按照国家要求精简机构,一些报刊、出版社相继停办,所属单位减为14个,编制400余名。1960年11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邵荃麟,副书记刘白羽,成员王亚凡、阮章竞、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郭小川、萧三、杨朔。1963年8月,补选谢冰心为书记处书记。1965年8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刘白羽,副书记严文井、张光年,成员张天翼、李季、侯金镜、冯牧。1966年初,中国作协仅剩《文艺报》《人民文学》两个报刊和5个部室,编制152名。

1952年秋天,“我”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优秀毕业生被调到中宣部干训班进修。学习不满一个月,干训班丙班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是‘周扬同志需要一个助手,组织上考虑调你去很合适,你的意见如何?’我当即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调动。”随后,“我”又服从组织需要而被调入到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担任秘书。那时,全国文协,对于青年时代的“我”来说,是一份伟大的爱,一项伟大的使命,一个伟大的希望。所以,“在毕业生调查表上,我填写的志愿是: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编辑或党的宣传工作。”。从此,青少年时代就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情有独钟的复旦大学高才生,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文学组织者。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作家协会,就是青年时代
“我”的精神归属地。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建国十七年期间,“我”不仅开启了一生中的儿童文学评论工作(早在1956年和1957年,“我”就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和《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较早地提出了“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内在化的儿童文学批评标准),而且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创委会的秘书,在周扬、严文井、邵荃麟、沙汀等分别领导下,负责掌管资料研究和调查、联络工作。“我”全心全意,满腔热诚地投入到自己所承担的工作中去,取得了漂亮的工作成绩。比如:“我”一周内就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报告“处女作”——周扬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期间的演讲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中国文学》;为第二次“作代会”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撰写了八九千字的《学习情况报道》;为第二次“文代会”会上代表们的发言整理了《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问题的讨论》;等等。但是正当“我”“全神贯注地进入‘研究助手’、‘业务秘书’的角色”而“得心应手”、“沾沾自喜”之时,“一场来势凶猛的‘急风暴雨’把我卷了进去。”“我”挨了批评,下放劳动,随后被调到河北文联和河北省委宣传部(仍然主要担任秘书工作),心存余悸。直到“新时期”到来,“我”才回到了最初供职的单位和部门——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它的前身是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新时期以后,“我”除了继续从事儿童文学批评工作之外,还担任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创作联络部主任、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集这么多身份于一身,全在于“我”对中国作家协会的归属之心。“我”再度以全身心的热情和忠诚去回报中国作家协会的信任。于是新时期以后,“我”一手持评论(评论集《儿童文苑漫步》和《束沛德文学评论集》中的大多数评论都写作于新时期以后),一手缔结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批评家与中国作家协会的联系,将大半生时光都贡献给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建设与发展上。

积极开展创作组活动

进一步说,这部纪实性散文集叙写了一种个人化的别样“中国作家协会史”。当然,对于本书所具有的这一重要意义,一向谦逊有加的作者可能不会轻易接受。作者如是评价本书的意义:“编选出版这本《我的舞台我的家》,也许能从我个人的视角为中国作协乃至当代文坛留下几帧真切的史影。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否也算是‘一个人的半部作协史’呢。”但,即便是“史影”或“半部”,也称得上是别样的“中国作家协会史”。

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那是1953年10月的事。我是1952年初冬时节跨进全国文协门槛的。至今记忆犹新,当年从位于西单舍饭寺的中宣部干训班,乘坐一辆三轮车,随身带一个行李卷和一只从中学时代就伴随我的帆布箱,途径天安门、东西长安街,来到东总布胡同22号。22号是一座坐北朝南、方方正正、颇具中西合璧气派和色彩的三进宅院。就是在这里,我在严文井、沙汀、邵荃麟、冯雪峰麾下,参与了改组全国文协的筹备工作,亲历并见证了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这一大盛事的全过程。

10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立,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邵荃麟,党组成员丁玲、冯雪峰、萧三、韦君宜、沙汀、陈白尘、严文井、陈企霞、戈扬、田间、张天翼、张僖、刘白羽、周立波、赵树理、何其芳、陈荒煤。

(转载时有删节)

在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邵荃麟作了总结发言,讲了“文学工作者如何为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努力”、“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上的发展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几个实践问题”、“改进文学工作领导问题”等四个问题。他明确指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切进步作家的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绝不意味着要排斥一切还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把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作为我们目前创作上首要的任务,“对于反面人物落后人物的描写,也是必要的,同样是有目的的”。目的都是为了去教育人民。他还谈到,文协改组为作协后,“文学工作领导上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如何帮助作家去积极发展创作,一切工作应该环绕着这个中心而进行”。

目前,中国作家协会拥有46个团体会员单位,11708名个人会员。拥有办公厅、创作联络部、社会联络部(权益保护办公室)、对外联络部(港澳台办公室)、机关党委(人事部)及创作研究部、网络文学中心、机关服务中心等部门机构和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艺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诗刊社、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小说选刊杂志社、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华文学基金会等所属单位。中国作协主管全国性文学社团有中国小说学会等17个。中国作协设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4项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用以鼓励优秀文学创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这样,新时期以后,“我”每一次身份的改变,都既给“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稳靠性的支撑,又构成了矛盾性的要素。可以说,回顾“我”的人生旅程,中国作家协会固然庇护了“我”的精神世界,但同时也考验了“我”的精神世界。但无论“我”遭遇怎样的心灵风雨,
“我”作为个体生命对于中国作协这个文学组织的忘我投入始终没有改变。

创作组是作家们加强联系和相互帮助的灵活、有益的方式。在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中,把理论学习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促进了作家们在思想上、理论上、艺术上的提高和成长,也把他们吸引到关注社会活动和文学全局的气氛中来。夏秋之交,创委会下的创作组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改变了许久以来文学界沉闷、停滞的空气、局面,成了1953年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也为开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营造了生动活泼、和谐融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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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本纪实散文集作为别样的“中国作家协会史”,具有哪些特点呢?如何评价它的价值?它为“后来者”续写“中国作家协会史”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资源?是否存在某种难以逾越的限度?

我和时任文协创委会秘书室主任的陈淼担任二次文代大会主席团秘书,有幸到各小组了解讨论情况。会后我综合整理出一篇《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登在《作家通讯》上,为研究、谱写中国作协史乃至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份资料。关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是各小组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经过讨论,代表们都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从五四以来,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基本倾向和主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历史估价问题,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去看问题,不要忽视历史的传统。”“应对30年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与缺点做出一个切合实际的估价,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傲自大,既不要失去信心,同时又要努力逐步提高。”各小组还满怀兴趣地着重讨论了创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形象的意义。大家认识到:在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要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用社会主义的思想、理想、感情和道德来教育、鼓舞人民群众。“作品所创造的英雄人物,是代表社会的前进的力量,能够作为人民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英雄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能否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能否写反面人物”、“如何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等问题,大家也认识到,重要的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了解、熟悉具体的人物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与创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以为表现新事物、新英雄就不能正确表现冲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正是在现实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1996年12月16日至12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800多名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第一次以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名称举行。江泽民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出席开幕式。高占祥宣布大会开幕,尹瘦石宣读了巴金的贺词,翟泰丰作了题为《站在时代前列,迎接文学繁荣的新世纪》的工作报告。大会原则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国作家协会章程》,指出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选举巴金为主席,马烽、王蒙、韦其麟、邓友梅、叶辛、刘绍棠、李准、张炯、张锲、陆文夫、铁凝、徐怀中、蒋子龙、翟泰丰为副主席,22人为主席团委员。12月20日凌晨,五届全委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翟泰丰、陈昌本、王巨才、张锲、施勇祥、陈建功、高洪波、金坚范、吉狄马加为中国作协第五届书记处书记,由翟泰丰主持主席团和书记处日常工作。上午9时举行闭幕式,王蒙、陈昌本、铁凝主持,蒋子龙致闭幕词。至此,中国作协会员5200人,加上地方作协会员28769人,全国作协系统共有会员33969人。2000年9月,金炳华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2001年1月,增补金炳华为副主席。2001年9月,丹增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

作者简介:徐妍,女,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儿童文学研究。

改组全国文协的前前后后,认真、细致地做了许多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和具体的组织工作。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会议认为:我们的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这就要求作家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出具有高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作品,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鼓舞广大人民。因此,文协必须根据文艺整风的精神加以改组,认真地担负起领导作家的创作、批评、学习和指导普及工作的任务。会议决定在全国文协常委会下设立创作委员会,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会上选出丁玲、老舍、冯雪峰、曹禺、张天翼、邵荃麟、沙汀、陈荒煤、袁水拍、陈白尘、严文井等为创作委员会委员,并推定邵荃麟、沙汀为正副主任。这次会上还通过了以茅盾为主任委员、丁玲为副主任委员,周扬、柯仲平、老舍、巴金等21人为委员的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5月下旬,筹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计划。从此紧锣密鼓而又有条不紊地展开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创委会副主任沙汀兼任筹委会秘书长,创委会更多承担了具体的组织工作。我作为创委会秘书,也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工作。

7月19日,全国文代会举行闭幕式。7月23日,刚刚参加完全国文代会的208名文学界代表,汇聚在中法大学大礼堂参加全国文协成立大会。大会由丁玲主持,首先通过了主席团名单及大会日程。接着由茅盾致开幕词,他说,这个会的主要任务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然后是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讲话,他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真正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并深刻地体会实际的斗争,把它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随后,丁玲报告了全国文协的筹备经过。下午,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草案,并进行了选举。

总之,正是在“我”的自述中,传递了一代共和国文学组织者的复杂的精神形态:将个体生命与中国当代现实政治、文化结合起来,以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和信念。在这个意义上,
“我”的精神世界堪称共和国时期一代文学组织者的典型个案。

经过历时半年的筹备,金秋时节,迎来生气勃勃、团结奋进的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它是与二次文代大会(即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大会实到代表,包括列席代表共256人。代表们参加了二次文代大会的开幕式,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建设总路线的报告,也听了周扬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二次文代大会的第二天,全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即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怀仁堂开幕了。丁玲致开幕词,茅盾作了题为《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周总理和周扬都在报告中按照中央的指示,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本方向。周总理、茅盾、周扬还在报告中要求作家把创造典型人物,特别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提到我们创作的首要地位上来。周总理说: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要创造典型人物、理想人物,来鼓舞人和教育人。

2017年6月14日,中国作协九届二次全委会增选阎晶明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8年5月8日,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鲁敏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挂职)。2019年2月21日,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第五次会议推举邱华栋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那么,如何解读“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的稳靠性与矛盾性?我们如何在本书中与“我”一道梳理一位文学组织者与中国作家协会相互缠绕的记忆的“乱麻”?或许“我”在不同时期的角色转换可以提供出一条梳理的路径。

为了把文学创作工作更好地组织起来,在思想上、创作上、学习上经常给予作家切实有益的指导,开展创作组活动,成了改进和加强文协工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委会成立后根据需要设立了小说散文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剧本组、电影文学组、通俗文学组以及一年之后成立的文学批评组。创委会根据在京会员从事的主要文学样式及其志愿,把他们分别编入各创作组。在全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1953年8月、9月,小说散文组、诗歌组分别召开了三次讨论会,讨论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和李季的长诗《菊花石》。讨论都相当认真、深入,发扬实事求是的批评精神,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具体、中肯地分析它的成败得失。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不同意见都坦率地摆在桌面上。比如对《三千里江山》,陈涌认为它是“当今文学创作的新收获”,“创作方法上大体上是现实主义的”,“是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的作品”。而吴组缃更多地谈到人物描写存在“说教、概念化”,“人物的性格没有发展”,“结构散漫”。敏泽也着重指出“这部作品结构松散、缺乏中心、缺乏主线”。见仁见智,针锋相对又与人为善,那种热烈、活跃的自由讨论的风气,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感到颇为难得。

到1984年,原中国作协下设单位相继恢复工作,作协创作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馆、《小说选刊》《民族文学》《中国作家》、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等相继创建和创刊。1984年9月,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同意中国作协定编475名(其中行政编制116名,事业编制279名,企业编制80名)。

不可否认,作为一位文学组织者,“我”在叙述自身所属的“中国作家协会史”时,会不可避免地投放自己的情感与倾向。但,“我”并未讳言中国作家协会在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和坎坷,并不掩饰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矛盾和遗憾。而且,正是在“我”的个人生命与中国作家协会命运交织的过程中,“我”才始至终都更加确信个人生命与中国作家协会的“相依为命”。愿中国作家协会继续发展!

起草文件 选举代表

1985年3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书记唐达成,副书记王蒙、冯牧。同年9月,创办中国作协服务中心。1986年6月,成立中华文学基金会。到1986年底,经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和中宣部批准,中国作协局级机构19个,定编588名(其中行政编制116名、事业编制294名、企业编制178名)。

从本书的《后记》中得知,编选本书的动因是因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老领导不止一次地提出:应该组织力量编写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史。”但作者考虑到自己“年逾八旬,确实力不从心了”,便选取以一位“老作协”的身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即:编选一本纪实性散文集,以提供一本个人视角的“中国作家协会史”。

文协二次代表大会后,《文艺报》出版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辑”,发表了丁玲的《到群众中去落户》等文章

7月24日上午,艾青主持会议,冯至报告了头天的选举结果。这次会议共选出丁玲等69名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外,留有待解放区名额6人,还选举出柳青等16人为候补委员,共91位文学界人士组成了全国委员会。大会选举常务委员21人,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最后,郑振铎致《依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文学工作者将稳步走向胜利》的闭幕词。

本书共七十九篇纪实性散文,分为三辑:“龙套印痕”追忆了作者个人“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文学组织工作的经历和在政治运动、文艺批判中的遭遇”;“师友风采”记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些历史性人物的文学业绩、精神风貌、命运变化,以及这些历史性人物与作者之间往来的深情厚谊;“往事纪实”讲述了作者所亲历或经历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工作、文学活动和文学会议。每一辑的内容都放置在“我”的视角下,都围绕“我与中国作家协会”来记述。这样,尽管本书所选之文多是曾经发表过的、散落在各处的“旧文”,但在“我”——一位文学组织者的个人视角下,因《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这部纪实散文集而与作者近年所写的“新文”汇合在一起,一并生发出新的意义。

文协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宣布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的当天下午,即10月4日下午,代表们都到怀仁堂去听取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在报告进行中,文代大会副秘书长赵沨宣布暂时休会,全体代表鱼贯而进怀仁堂后院草坪,各就各位,站好队后,毛主席偕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进入院内。院子里立即响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毛主席满面笑容,一再向代表们招手致意。与全体代表合影后,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我是大会主席团秘书,尾随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大会主席团成员,送毛主席等到怀仁堂后门入口处。当毛主席走上台阶,回过头来,再次挥手向代表们告别时,我就站在台阶下面,距离毛主席真是近在咫尺。那喜悦、激动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

1994年9月,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1995年3月,增补张锲为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增补4位书记处书记。1995年7月,陈昌本、王巨才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

讨论历史估价和创造人物形象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根据工作的需要,设立下列机构:创作委员会,下设小说散文组、电影组、戏剧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通俗文学组;普及工作部,创办了《文艺学习》期刊;古典文学部(古典文学研究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文学讲习所(前身为1950年12月27日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但是,《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肯定不只是为了讲述“我”的精神自传,而更多地是为了记述“中国作家协会史”。再者说,就算“我”手执一支自传之笔,从头到尾追忆“我”的生命行程,也无法剥离于中国作家协会这一文学组织所提供的历史舞台。事实上,本书的名字“我的舞台我的家”已经传递出了本书的重心所在。如果说“我”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系中的一个极点是“我”的精神自传,那么另一个极点则是“中国作家协会史”。

作协党组由周扬任书记,邵荃麟任副书记。创作委员会也由周扬任主任,邵荃麟、沙汀任副主任。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国际联络部(后改为外国文学委员会)、文学讲习所等,也都确定了负责人。大会后,《文艺报》出版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辑”,发表了丁玲的《到群众中去落户》等文章。《人民文学》则刊登了邵荃麟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作家们创作热情高涨,纷纷制定“1954年创作生活计划”,有的当即到农村、厂矿蹲点或参加工作。创委会下各个创作组的活动也更加活跃了。诗歌组讨论诗的形式问题,小说散文组讨论安东若夫和波列伏依的短篇小说,还讨论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原稿、艾芜的中篇小说《百炼成钢》原稿。电影文学组讨论了《翠岗红旗》,剧本组讨论了《四十年的愿望》。22号院第三进那幢带飞檐的二层楼,楼下那有讲究地板和活动拉门的会议室,经常是高朋满座,洋溢着浓郁的学术讨论、艺术讨论的气氛,成为当年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发展和繁荣创作的问题。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任务》的工作报告。3月3日,受周恩来委托,陈毅作政治报告。3月6日,周扬传达刘少奇关于发展创作问题的指示。会议补选张光年、郭小川等5人为理事。在这次会议上,撤销了中国作协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作协书记处。6月6日,中宣部通知,经中央批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为11人:刘白羽、严文井、康濯、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曹禺、陈白尘、吴组缃、臧克家、杨雨民,刘白羽任第一书记。

当我面对这部书追问上述问题时,恰恰是本书封面和后记赫然醒目地出现的“我与中国作家协会”这个核心关键词组的意指所在。至于本书的内容,更是反复深描了“我与中国作家协会”这个核心关键词组所承载的内在要义:一位文学组织者“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

1969年1月8日,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驻中国作协。4月11日,中国作协29人随同文化部先遣队赴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安营扎寨。9月21日至月底,中国作协大部队随同文化部4000多人到达湖北咸宁。年底,中国作协老弱病残干部及家属随同文化部机关等干部家属,也到达湖北咸宁,干校达到了6000多人。

新机构 新态势

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下列各种刊物:《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发刊于1949年5月4日,9月25日正式创刊,作为全国文协主办的机关报;《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副主编严文井,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译文》,主编茅盾,创刊于1953年7月;《新观察》,主编戈扬,创刊于1950年7月;《中国文学(英文版)》,主编茅盾,副主编沙汀、袁水拍、叶君健,创刊于1951年,1954年改为季刊。

大会筹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决定设文件起草小组,由沙汀、冯雪峰、邵荃麟、严文井、林默涵、黄药眠、曹禺、张天翼等9人组成起草小组,负责草拟大会的各项报告。开头请冯雪峰起草大会主题报告,雪峰起草出题为《关于创作和批评》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尽管也肯定了1949年全国文协成立以来文学创作和各项文学工作的成绩,但较为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创作中存在的配合政治任务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结果招来了“实际上是批评党的领导”、“影响党与非党作家的团结”的批评和指责。雪峰的报告被否定了,未被采用,改由茅盾在文协二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学习、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创造人物性格、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认识生活、提高艺术技巧等问题,都做了具体、透彻的分析。茅盾在一篇忆念邵荃麟的文章中曾谈到,这一报告“我起草后,经过荃麟同志的详细修改,这才定稿的”。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的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中国作家协会最高机构是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日常工作由理事会和主席团负责。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由88人组成。理事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冯雪峰、老舍、邵荃麟,并组成主席团。下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人:秘书长陈白尘,副秘书长张僖。

7月29日上午,新成立的全国文协在东总布胡同22号机关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茅盾主持会议。会议推选周文、冯乃超负责组织部;赵树理、田间负责创作部,宗旨是在创作方面能帮助著作者的创作;冯雪峰负责研究部(后为郑振铎、周立波),研究中外文学及各种文章;艾青、钟敬文、何其芳负责编辑部(后为艾青、靳以);吴伯箫负责秘书处。设立顾问委员会,主任为茅盾、丁玲、柯仲平。

1956年12月,中宣部通知,中央批准中国作协书记处改组名单:茅盾、老舍、邵荃麟、刘白羽、曹禺、臧克家、吴组缃、章靳以、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茅盾任第一书记。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邵荃麟,副书记刘白羽、郭小川,成员冯雪峰、萧三、严文井、康濯、张光年、黎辛、秦兆阳、韦君宜。1957年1月,《诗刊》创刊,臧克家任主编。中国作协所属单位达到19个,编制482名。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815人,另有不出席大会的名誉代表55人。张光年作了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强调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的专业团体,本会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由各地会员分别选举产生。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共236名,推举文学界29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选举巴金为中国作协主席,丁玲、冯至、冯牧、艾青、沙汀、陆文夫、张光年、陈荒煤、铁依甫江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20人为主席团委员。1月7日,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王蒙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推举唐达成、鲍昌、葛洛、束沛德、杨子敏、邓友梅、韶华、张锲、乌热尔图等9人组成书记处。唐达成、鲍昌任常务书记,杨子敏任秘书长。至此,中国作协拥有会员2525名,30个分会,会员一万多名。

1978年1月10日,恢复文联、作协筹备领导小组成立。张光年任组长,李季、冯牧任副组长。同年5月,中国作协正式恢复工作。7月,成立中国作协临时党组,书记张光年,副书记李季、冯牧。《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相继复刊。1979年3月,陈荒煤代理作协临时党组书记,李季、冯牧、张僖为副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前身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成立于1949年7月23日,1953年10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今年整整70年了。穿过历史烟尘,回望过往岁月,倍感珍贵与亲切。

几年来,干校围湖造田1800亩,其中,旱地200亩,水田1600亩。旱地主要种植经济作物、油料作物。水田种水稻,包括早稻和晚稻。干校的另一个任务是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其中以中国作协所在的五连为最,全连揪出20多个“五一六”分子。1970年年底,全国开展整党,中国作协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1953年3月,全国文协召开常委会,全国文协党组向中宣部报告,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使其成为实际的领导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批评的机构。随后,中宣部批复全国文协党组由邵荃麟、冯雪峰、丁玲、沙汀、张天翼、田间、戈扬、袁水拍、陈企霞、陈白尘组成,邵荃麟担任书记。

1958年4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邵荃麟,副书记严文井、郭小川,党组成员刘白羽、萧三、张光年、张天翼、王亚凡。8月1日,作家出版社(成立于1953年)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开,成立单独机构,划归中国作家协会领导。1960年7月23日至8月1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作协于7月30日至8月9日召开了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10年来的文学经验,推动文学创作和理论工作。茅盾致开幕词,邵荃麟作工作报告,周扬讲话。会议号召全体会员和文学工作者积极进行创作劳动、理论批评活动及其他各项工作,为发展和繁荣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会议修改了章程,增选、补选理事,改选主席团、书记处,选举茅盾为主席,周扬、巴金、柯仲平、老舍、邵荃麟、刘白羽为副主席。书记处由茅盾、老舍、刘白羽、严文井、何其芳、陈白尘、邵荃麟、张天翼、张光年、郭小川、曹禺、曹靖华、萧三、臧克家组成,茅盾任第一书记。

198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作协原体制,确定中国作协是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团体,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是同级单位。11月16日,张光年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牧为第一副书记,朱子奇、唐达成为副书记。

回首走过的70年,中国作协始终团结引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心系国家前途命运,高擎民族精神火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1966年6月15日,中宣部派工作组进驻中国作协。6月30日,中国作协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许翰如任组长。7月14日,中宣部工作组撤回,文化部工作组进驻,中国作协划归文化部领导。8月12日,经群众选举成立作协革委会,同时经文化部党组批准成立新的革委会,许翰如任革委会主任。

1970年春至1972年夏,根据毛泽东号召的领导干部要读《红楼梦》和周恩来关于故宫要尽快向外宾开放、重新修订《鲁迅全集》《红楼梦》《清史稿》和“二十四史”等指示精神,干校首批二三十人于1970年6月返京,1971年春至1972年又有数百人返京。1973年初,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了文化部、文联、作协干部安置办公室,随后干校大部分人返京。郭小川等人转往文化部天津静海团泊洼干校。1974年12月18日,湖北咸宁干校最后一批人返京。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随着解放军入城的,有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有夹道欢迎的原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同志,还有稍后陆续来到北平的曾经长期在国统区艰苦奋斗的文学艺术家,中国新文艺大军在北平胜利会合。

2006年11月10日至14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891名代表出席。胡锦涛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出席开幕式。金炳华主持开幕式,周巍峙致开幕词。金炳华作了题为《团结、和谐、开拓、创新,迎接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新辉煌》的工作报告。会议期间,温家宝、唐家璇作专题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99人组成的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选举铁凝为主席,王安忆、丹增、叶辛、刘恒、李存葆、张平、张抗抗、陈忠实、陈建功、金炳华、高洪波、蒋子龙、谭谈为副主席,29人为主席团委员。会议还推举名誉副主席9人、名誉委员117人。会议推举金炳华(主持日常工作)、张健、陈建功、高洪波、张胜友、陈崎嵘6人为中国作协第七届书记处书记。铁凝致闭幕词。2008年12月,李冰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7月2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正式开幕。郭沫若致开幕词,茅盾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先后向大会致贺和讲话。大会出席代表753人,会议期间增加至824人。

1949年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12月,钱小芊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2016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代表917名。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开幕式。钱小芊作了题为《高举旗帜,改革创新,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学篇章》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10人组成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铁凝为中国作协主席,王安忆、叶辛、白庚胜、吉狄马加、刘恒、李敬泽、何建明、张炜、张抗抗、陈建功、莫言、贾平凹、钱小芊、徐贵祥、高洪波为副主席,26人为主席团委员,推举了15位名誉副主席和124位名誉委员。在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推举钱小芊、吉狄马加、何建明、李敬泽、白庚胜、阎晶明、吴义勤等7人担任中国作协第九届书记处书记。铁凝致闭幕词。

7月6日下午,周恩来作《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毛泽东莅临会场并讲话:“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1954年7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邵荃麟,党组成员丁玲、冯雪峰、沙汀、萧三、陈白尘。1955年10月,中国作协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为理事会闭幕期间的执行机构,委员刘白羽、曹禺、林默涵、严文井、陈白尘、郭小川、康濯、阮章竞、张光年。1955年12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刘白羽,成员郭小川、严文井、冯雪峰、萧三、康濯、阮章竞、张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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