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冤案事件簿》近期出版拨开层层谣言还原历史真相

原标题:日本学者追溯底本,著书澄清“林纾冤案”

力图推翻近百年来学界的不公正评价,《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近期已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著者樽本照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晚清小说研究者。十年前笔者曾借阅复印其《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编纂用功之深,将中国浩如烟海的清末民初小说逐目整理,即如在近代文学资料充盈丰沛的上海,也殊为不易,何况是在日本?译者李艳丽博士是东京大学黑住真教授高足,译笔清晰流畅,保留了樽本文字本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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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是近现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闹人物,无论中文还是外文专业,均对其不懂外语却能以典雅“古文”译介西方小说的翻译奇观感到好奇。一人口述、一人笔译,此种协作模式在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圣经》时已非鲜见,但作为执笔的中文助手,其姓名往往湮没无闻;林纾的情况则恰好相反,经其执笔译述的小说被出版社挂上了“林译小说”招牌,而懂外语的协作者,名氏却被忽略。

《林纾冤案事件簿》[日]樽本照雄著、李艳丽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版/52.00元

樽本所谓的“林纾冤案”,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文学革命派给林纾加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如嘲笑蔡元培的父亲是“引车卖浆者流”,想要借助武力镇压新文化等;二是在翻译史中将林译小说视作是价值不高的作品,其中重要的理由包括他将戏剧、诗歌译作小说,随意删减作品内容等。在樽本此书问世之前,我们似乎从未觉得林纾其人其文受到了不公正评价,而此次樽本不仅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林纾冤案”说,还全面呈现了该冤案的现象始末。

澳门新葡亰登入 ,林译小说冤案的缘起,来自五四文学革命派的制造,并成为延续百年的“神话”。底本的回归使日本学者樽本破除了林纾研究界关于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也提供了一条启示,要想评判林纾译文的“忠”与“不忠”,首要的是找到底本。

作者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追根溯源地回到史料之中,尝试拨开那些被层层谣言包裹起来的真相。经过他的努力,我们看到:胡适、刘半农、鲁迅、郑振铎、郭延礼等大家都在林纾“冤案”的铸成中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本书澄清了几个事实:林纾并未上书要求辞退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胡适;林纾给蔡元培的信中所述“引车卖浆者流”并非指蔡元培父亲,是鲁迅轻信了谣言;刘半农指责林纾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了小说,此诘难还得到了胡适的襄助,而林纾翻译的底本其实本已是小说化书籍《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郑振铎批评林纾把易卜生的戏剧改写成小说,而林纾的底本也是英文小说版;郭延礼批评林纾把斯宾塞的长诗《仙后》译成小说,而其底本也是小说化书籍《斯宾塞的故事》。寻找译作底本并非易事,作者本人亦直承此项工作的艰难。然而,正是樽本其人孜孜不倦的考证,林纾“冤案”方得以拨云见雾,呈于观众面前。

在中国近代,林纾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晚清遗老,他被列为新文学的反对者,成为新文学的“论敌”;作为译坛怪杰,他与严复“译才并世数严林”,为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西洋文学之窗。

林纾缘何蒙冤?本书对此并未具言,只敷以寥寥数笔,指出与文学革命派希望把林纾认定为守旧派、旧文人之代表有关。且林氏在被认定为旧派代表后,无人为其辩护,也没有出现第二个被文学革命派指名的旧文人代表。如此一来,当时流传的许多谣言都轻易而不负责任地冠于林氏之首。引申而言之,林氏之冤案并非关其个人,而其实是关乎整个旧文学、旧文化之“冤案”了。

钱锺书先生曾在《七缀集》中称赞其译作超越原作,坦言林译小说为自己打开了文学新大陆。但也有不少人沉浸在“谩骂林纾的快乐”中,“谓之不懂外语,谓之选择作品不当,谓之将戏剧改成了小说,谓之省略、误译太多”。

在民俗研究中,有一种“箭垛式”人物,因其具有某种类型化的特征,从而许多类似的故事都像射向草垛的箭那样,依附于此人的生平传说。善于断案的包公、善于戏谑的徐文长,都是此类人物。林氏既被文学革命派认定为旧派代表,自然也无法避免负面评价愈垒愈高的命运。这对林氏自然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述,关于林纾“蒙冤”的成因并非本书重点,以笔者看来,生成这一“冤案”的机制同样值得深究。

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痛心于这些莫须有的指责,满怀激愤地在《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中悉数列出“林译莎士比亚冤案”“林译易卜生冤案”“林译斯宾塞冤案”“林译塞万提斯冤案”等,为林纾申冤。

“五四”前后,钱玄同喊出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谬种”已被坐实林纾,那么“妖孽”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被冤枉的是林纾,而非其他人?

在这本书中,他剖析五四文学革命派制造林纾冤案的历史原因,追溯林译小说底本,力图打破百年来由五四新文学派所制造的、后世学人所沿袭的“林译小说的神话”。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本书注定是投向林纾研究界的一颗“炸弹”,对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重新认识、评价林纾与林译小说,重新定义五四文学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文学革命派而言,他们急需寻找到一个旧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个人物最好能具备以下特征:有名望,有代表性,且愿意出头。当时,姚永概、林纾已经离开北大,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选学派是北大声势最大的文学流派。他们都心仪《文选》之学,倾向藻丽文辞。钱玄同口中的“选学妖孽”也主要是针对此二人。但这两位的情况比较特殊。1919年的刘师培已身染沉疴,闭门不出,之前数年在政治风波中遭受的打击令其倍加谨慎,面对舆论惟恐避之不及;黄侃则热心于诘斥桐城派,对于新文化并无见诸纸端的异见。文学革命派中的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与黄侃一样,都曾师事于章太炎,在诸多问题有共同的见解。陈独秀与刘师培也是多年好友。因此,在批评桐城派的时候,文学革命派其实借用了许多来自于选学派的文论资源。他们指责桐城派“古文”近于八股文,而非真正的古文;批评桐城“义法”,嘲笑桐城文人学识浅薄;对于桐城派所尊崇的唐宋八大家,也多有诘难。尽管如此,文学革命派也未完全放过选学派。钱玄同在《新青年》中所谓“仪征某氏”的文风,以及“某先生”带有遗老味道的填词,就是分别针对刘师培和黄侃。在与刘半农合作的“双簧信”中也多次以选学派的口吻说话,但刘、黄二人均未公开回应,这场潜在的论争也就无法继续发酵了。

五四文学革命派与旧文人之战

晚清还有一大重要文派——以梁启超文为代表的“新文体”。这一文体因有明显模仿日本文章的痕迹,因此屡被“国粹派”诟病。“新文体”的主要批评者中,不仅有来自选学派的刘师培,还有来自桐城派的林纾,以及被钱基博列入“魏晋文”派的章太炎。尽管他们的文学观点相差很大,但在反对模仿日本文体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惊人一致的反对态度。刘绪源先生曾指出梁氏的“新文体”在“五四”时期也成为了文学革命派的对立面,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梁启超在“五四”前后并未落伍,胡适也肯定他“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再者,梁氏的“新文体”已经是对旧文学的一种变革,也不适合作为旧文学的代表来批评。

一场必要的冤案

除此以外,也不应忘记章太炎。章太炎主张“以字为文、修辞立诚”的泛文学观,被林纾斥为“庸妄钜子”。这一封号颇有点冤枉。章太炎其实并不反感桐城,甚至还让黄侃不要排斥桐城。但章太炎的文学观念在晚清民国间独树一帜却是事实。尽管章太炎的文学观与文学革命派相去甚远,但革命派主力多为章门弟子,章太炎的语言观及学术思想也给革命派提供了许多资源,甚至可以说是诸位的精神导师,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批评的对象。

为帮林纾申冤,樽本先生重回历史场景,梳理、剖析了五四文学革命派与林纾的那场“论战”,从中揭露出其批判林纾的“套路的结构”。

对比上述三大条件,林纾恰好符合:他翻译了100多种外文作品,是举世闻名的翻译家;他私淑姚鼐,被视为桐城派传人,而桐城派又是清代第一大文派;他“木强多怒”,古道热肠,经常会为他人打抱不平。其给自己惹来“灾祸”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与自己的学生张厚载所面临的不利情形有关。1919年,桐城派尽管还有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桐城籍弟子在世,然而其人都独善其身,不愿公开发声。选学派不回应,梁启超的“新文体”不够“旧”,章太炎又不适合,只有林纾最适合做这场文学革命的旧文人之代表了。因此,即便林纾已经于1919年3月26日发表了谦虚平和的《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颇有与文学革命派握手言和之意,也已经无法转寰他成为革命派“箭垛”的命运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林纾被定位为新文学的反对者,一个迂腐、固执的旧派人士。而樽本在梳理新文学派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论》《我的文学改良观》《林琴南先生》与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当废》诸文后,回顾了“林纾批判的缘起”——钱玄同与刘半农那场轰轰烈烈的“双簧戏”。最终,他发现,林纾其实“没有一丝攻击白话运动的尖锐,亦无生机勃勃的强韧的精神,甚至都没有写不要使用白话的语句”。但新文学派策划“双簧戏”,对林纾的“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及其信件等进行过度阐释,将林纾建构成他们迫切需要的那个与“文学革命派相抗衡的强大的敌对者”。

林纾虽因其译作而走红,但其自身更看重的显然是“古文”而非译作——在其自编的文集中,极少提及自己的译作,仿佛它们仅是与正统文字无关的“业余消遣”。偶有提及,也只是在与蔡元培的信中,目的也非关文学。正是因为如此,他心中最介意的也并不是文学革命派,而是在学理上质疑“古文”正统的“庸妄钜子”(章太炎及其弟子黄侃,可能还有刘师培),以及学习日本文体的梁启超。林纾晚年,白话文学一统天下之趋势已不可扭转,上述“异己”之见也与“古文”一样,成为了明日黄花;在林氏心中却还留存着古文能够“衰而弗歇”的一丝希望。不过,即便林纾可以料知后事,应也不会后悔自己这番“任气而好辩”的行为。他自号“畏庐”,主张应有畏惧之心,但需要挺身而出时仍当无畏。既然已经认定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也就不会在意所谓的“冤屈”了吧。

仔细研读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等“应战之文”后,樽本发现,林纾只是出于对古文的热爱单纯地维护古文,并没有刻意攻击新文学。与此相反,文学革命派却自导自演了一出“双簧戏”,曲解、误读林纾之文,为林纾制造出莫须有的罪名。

这一系列行径背后有一个“套路的结构”,樽本揭示道:“为了让林纾成为文学革命派强有力的敌对者,进行诱导并大肆宣扬的是文学革命派。将林纾制造成旧文人代表的计划,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这样的大运动的背景之下,林译小说批判根深蒂固地、长期地持续至今。这就是林纾批判的基本结构。”

对林译小说的批判,便由此进行。在那场“双簧戏”里,有的学者批判林纾尽是翻译“闲书”,充满“误译”,且“诗”“戏”不分,在《吟边燕语》中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改写成小说。殊不知,林纾根本没有依照莎士比亚原作而是以兰姆姐弟改写成小说体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为底本,何来“戏剧小说化”一说?这造就了学界延续百年的“林译莎士比亚冤案”,我国许多学者没有进行严肃的考证便沿袭该说。樽本幽默地将这种不经考据误判林纾的风习,称为“谩骂林纾的快乐”。

对文学革命派而言,制造林译小说的冤案是必要的。那些对林译小说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底本缺席的情况下强加在林纾头上莫须有的罪名。当时这些激进的青年们只渴望一个强有力的论敌,以凸显新文学的进步性。日后,这种论调为后世所承袭,酿就了一个延续百年的“林译小说的神话”。

“林译小说的神话”

缺席的底本及“不忠”的定论

罗兰·巴特曾在《神话修辞术》中指出“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措辞、言语表达方式)”,这种言说方式正是“为了恰到好处地传播而已经精心加工过的材料铸就的”。林译小说的冤案,也是一种神话,它由刘半农发端、胡适助推、郑振铎确定、后世研究者盲从,通过刻意筛选的材料与过度地阐释,建构起一个有关林译小说与林纾贯穿百年的话语体系,笔者在此姑且将之命名为“林译小说的神话”。

若干年来,底本“不在场”为林译小说研究者提供了想象空间,他们承袭五四诸人的说辞,在误解之上将林纾建构成一个“不忠实”“叛逆”的译者形象,对林译小说颇为指责,就连一些大文学家也认为林译“漏译误译随处都是”。

在1905年版《鲁滨逊漂流记》前言中,林纾就说:“译书非著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能参以己见?”可见,林纾是推崇翻译“忠实”观的,但为何会有“不忠”的林译小说?这与译文的底本有关,如果越过底本,盲目地将林译小说与原著做比较,自然会得出来林译小说“不忠实”的看法。要想真正认识林纾,则要召回这“不在场”的底本。樽本先生通过精微严肃的考证,使一直以来缺席的底本重回林译小说研究场域,打破了“林译小说的神话”,也为日后研究林译小说提供了新思路。

林译小说冤案的缘起,来自文学革命派的制造。这一“神话”得以延续百年,可谓学林之责。百年间,学人们轻信文学革命派,为由刘半农发端、胡适助推、郑振铎确定的林译小说冤案所误导。虽然有论者肯定林纾译文之价值,甚至从“创造性叛逆”“赞助人”等角度为林译小说的“不忠实”辩解,但鲜有人溯及林译小说的底本,打破“神话”。樽本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大量中外文献中辨别、考证林译小说底本,发现林译小说并非“叛逆”于原著,而是以改写本为底本进行翻译,因此与原作有出入。对于底本,林纾还是基本忠实的。采取改写本或转译本进行翻译,并在译作中署名为原著者,也是当时译坛的风尚,鲁迅的译作中有时也不注明转译本的译者。

樽本详实的文献考证、客观理性的版本分析、精微细致的译文对照,破除了有关林译的众多“神话”。第一个“神话”便是“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与“林译易卜生冤案”中的林译“小说戏剧化”。据樽本考证,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查理二世》《亨利第四纪》《亨利第六遗事》《裘力斯·凯撒》依据的是阿瑟·托马斯·奎勒·库奇改写成小说体的《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林纾与毛文钟合译的《梅孽》依据的是杜雷科特·德尔改写成小说体的《易卜生的“群鬼”故事》,皆未选择戏剧原作为底本,何来“小说戏剧化”?在“林译斯宾塞冤案”中也有林译斯宾塞“诗歌小说化”的“神话”,不少研究者曾认为林纾将斯宾塞诗歌翻译成散文体小说,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依照斯宾塞的原作,而是以麦里郝斯《斯宾塞故事集》学生版为底本,这一版本早已用散文体将诗歌改写成了小说体。在“林译斯宾塞冤案”中也有一个“神话”,指责林纾的《魔侠传》随意增删译文。其实,林纾的《魔侠传》是依照缩写本而非原著进行翻译的。

底本的回归使樽本破除了林纾研究界关于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这也为林译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启示,要想评判林纾译文的“忠”与“不忠”,首要的是找到底本,而非越过其中间的改写本、转译本与原著直接对质。樽本为研究林译小说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即让底本重回林译小说研究场域,在底本“在场”的情况下,再论林译之“忠”与“不忠”。这样,研究者亦可找到林译司各特、林译哈葛德等译作之底本,将其与林译小说进行比较,或许能为破除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提供新的证据,从而全面瓦解“林译小说的神话”,还原真实的林纾与林译小说。这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而言,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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