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国风·郑风·褰裳

据我的粗略统计,自1949年至2017年这70年间,我国各出版社(包括港台)出版的与《诗经》有关的图书,约有1100来种。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原标题:《诗经》研究七十年管窥

其中,1949年至1959年这十余年,不足30种;1960年至1977年的18年间,不足20种;1978年至2000年的23年间,约180余种,年均八种;而2017年仅仅一年,就有60多种。

  [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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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图书中,属于“《诗经》今译”性质的,大概占了一半。

  这是女子戏谑情人的诗。大意说:你要是爱我想我,你就涉过溱水洧水,到我这里来;你要是不把我放在心上,还有别人呢。你这个糊涂虫里的糊涂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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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我国第一个将《诗经》译成现代诗的,是胡适。他的《诗经新解》里,有《葛蕈》末章和《麟之趾》中的一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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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译全首的,是顾颉刚。他在1921年的时候,译了《静女》。

  1、子:女子称她的情人。惠:见爱。

《诗经》研究七十年管窥

第二个译全首的,是郭沫若。

  2、褰(千qiān):撩起(衣裳)。褰裳:提起下裙。溱(针zhēn):水名,源出今河南省密县东北圣水峪,东南流与洧水会合。

吴营洲

接着便是魏建功……

  3、不我思:即不思我。

而进入了上世纪50年代后,在“《诗经》今译”方面,对读者影响较大的几位,起初或是:余冠英、高亨、陈子展、袁梅……

  4、狂:痴騃(挨ái)。狂童:犹言“痴儿”或“傻小子”。狂童之狂:就是说痴儿中之痴儿。且(居jū):语尾助词,在这里的作用犹“哉”。

据我的粗略统计,自1949年至2017年这近七十年间,我国各出版社(包括港台)共出版与《诗经》有关的图书——包括译注、诠释、典籍整理、研究著述、衍生文字,以及重版、修订版等,约有一千一百来种。其中1949年至1959年十余年间,不足三十种(28种);1960年至1977年十八年间,不足二十种(19种);1978年至2000年的二十三年间,约一百八十余种,年均八种;而2017年仅仅一年,就有六十多种(66种)。

继之者或是:金启华、马持盈、蒋立甫、袁愈荌、程俊英、于夯、王延海、周振甫、王秀梅……

  5、洧(伪wěi):水名,源出今河南省登封县东阳城山,东流经密县到大隗(伪wěi)镇会合溱水为双泊河。

这说明了什么呢?

有论者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余冠英、高亨两位学者以《诗经》选本的形式为《诗经》研究的普及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檀作文《20世纪《诗经》研究综述》)窃以为,这一论断是对的。

  6、士:《集传》:“士,未娶者之称。”

就我的粗浅认识而言,一方面,说明我国全民族整体的文化素质有了普遍提高;另一方面,或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了。(也许还有其他,只是我难以归纳了。)

余冠英的《诗经》译本,究竟印了多少版,多少册,恐怕他本人都难以计数了,倘若有好事者统计一番,或是个“天文数字”。

  [余冠英今译]

而就“我国全民族整体的文化素质有了普遍提高”这一点,我曾听“文明学”的创立及研究者苏三女士说过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1949年时,我国全民族的“识字率”,是10%;而在当下,我国全民族的“文盲率”,是10%。这是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啊!

周振甫的译本基本上就是将古人的义解直接附在后面了事,而且翻译中经常出现把“君子”翻成“贵族”之类的,被认为既不达又不雅。

  你要是心上把我爱,你就提起衣裳蹚过溱水来。要是你的心肠改,难道没有别人来?你这傻小子呀,傻瓜里头数你个儿大!

据我所知,程俊英的《诗经今译》,在此类图书中,口碑最好。

  你要是心上还有我,你就提起衣裳蹚过洧水河。要是心上没有我,世上男人还不多?你这傻小子呀,傻瓜里头数你个儿大!

对于《诗经》的普及、传播,自然当从“译注”做起。惟有把两千多年前古文字变作今人易懂易记的,《诗经》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普及或传播。

《郑风·褰裳》是首女子戏谑自己情人的诗。盖因它太过有名了,即便是些《诗经》“选译本”也难绕过它。对于此诗——

在我搜罗到的1949年至1959年这十年间出版的近三十种与《诗经》有关的图书中,除了前人注疏释笺,如清代皮锡瑞的《经学通论诗经》、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汉代毛公的《毛诗正义》、明代杨慎编的《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古今谚》、宋代朱熹集注的《诗集传》、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晚清民国吴闿生的《诗义会通》等,今人对《诗经》的“译注”也是颇为注重的,这类图书在这十年间占了一半以上。它们是:倪海曙的《苏州话诗经》、汪原放编的《诗经今译》、余冠英的《诗经选》、高亨的《诗经选注》、李长之的《诗经试译》、陈子展的《国风选译》、郭沫若的《卷耳集》、袁梅的《周代抒情诗译注》、陆文郁编著的《诗草木今释》。在这些图书中,有的还分别被不同的出版社各自出版,乃至不断再版。

程俊英的翻译是:“你若爱我想念我,提起衣裳过溱河。你若变心不想我,难道再没多情哥!看你那疯癫样儿傻呵呵!……”

另据我的粗略统计,就是1949年至2017年这近七十年间,有关《诗经》“译注”性质的书,大概占了全部此类图书的三分之一。

余冠英的翻译是:“你要是心上把我爱,你就提起衣裳蹚过溱水来。要是你的心肠改,难道没有别人来?你这傻小子呀,傻瓜里头数你个儿大!……”

由此可知,“《诗经》译注”性质的图书,是《诗经》研究领域的重头戏。

何新的翻译是:“你若真情地想念我,就该卷起裤腿涉过溱河。如果你不想念我,难道我就没别的人么?傻小子呵你真傻!……”

……

在我看来,在“《诗经》译注”方面,对读者影响较大的几位,起初或是:余冠英、高亨、陈子展、袁梅等。此后还有:金启华、马持盈、蒋立甫、袁愈荌、程俊英、于夯、王延海、周振甫、王秀梅、华锋等。

我尽可能几乎翻遍了所有关于此诗的“翻译”,总的讲是半斤八两。

有论者称:“五六十年代,余冠英、高亨两位学者以《诗经》选本的形式为《诗经》研究的普及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檀作文:《二十世纪《诗经》研究综述》)窃以为,这一论断是对的。

但,李敖撰文称:“《褰裳》的最后一句‘狂童之狂也且!’……有史以来,中国人就从来没弄清楚过。其实这句诗的标点该是‘狂童之狂也,且!’它根本是女孩子小太妹打情骂俏的粗话,意思是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想本姑娘,本姑娘不愁没别人想,‘你神气什么,你这小子!’”(《中国性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

余冠英的《诗经》译本,究竟印了多少版,多少册,恐怕连他自己都难以计数。倘若有好事者统计一番,或是个“天文数字”。然而在我看来,他的“译本”,充其量也就是个“中学生水平”(若说是“小学生水平”恐就太过刻薄了)。

流沙河也撰文称:“……其实只要把这个逗号读出来,整首诗都活了:‘狂童之狂也,且!’最后这个‘且’就是‘呸’,是这个女子在笑骂完了后,还啐了那个小伙子一口:‘你这个傻瓜中的大傻瓜呀,呸!’这一声太传神了,让一个天真烂漫又骄傲自得的小女子呼之欲出。”(《流沙河讲诗经》,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版)

有论者称,高亨的《诗经》译本,“可能最差”,因为其“意识形态性较强”。

鉴于我对李敖、流沙河观点的认同,便将此诗“戏翻”为:“你想我呢,撩裙过溱。你不想我,岂无他人?傻小子你狂啥,傻根!你想我呢,撩裙过洧。你不想我,岂无那谁?傻小子你狂啥,啊呸!”

有论者称,周振甫的版本是最差的,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将古人的义解直接附在后面了事,而且“翻译中经常出现君子翻成贵族之类的,不达又不雅”。

有论者称,程俊英的《诗经译注》是此类图书中最好的。

不过在我看来,于夯翻译的许是最不错的,不像其他译文,不是“大白话”,就是“顺口溜”。(关于“《诗经》译注”类图书的评析,我另有专文《〈诗经〉“今译”类图书琐谈》,在此不赘述。)

在这近七十年间,历代有关《诗经》笺注、解读的书应该是都已重印或翻刻遍了。大型的有: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诗经要籍集成》,全四十二册;吉林出版社出版《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其中与诗有关的典籍达二十余种;齐鲁书社出版的《历代诗经版本丛刊》,全四十六册;中华书局出版的《毛诗集释》,全十二册;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诗经集校集注集评》,全十五册;中华书局出版的《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全十二册……

《诗经》方面的工具书,包括“词典”“辞典”“鉴赏辞典”等,也出了约二十种,依次是:董治安编的《诗经词典》,任自斌等主编的《诗经鉴赏辞典》,金启华等主编的《诗经鉴赏辞典》,周啸天主编的《诗经楚辞鉴赏辞典》,向熹编的《诗经词典》,姜亮夫等编的《先秦诗鉴赏辞典》,迟文俊编的《诗经百科辞典》,杨合鸣著的《诗经疑难语词辨析》,李家秀编著的《诗经鉴赏辞典》,赵逵夫编的《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盛庆斌编的《诗经楚辞鉴赏》,徐寒主编的《诗经楚辞鉴赏》,兰东辉编的《诗经楚辞鉴赏辞典》,夏传才主编的《诗经学大辞典》,杨合鸣编的《诗经鉴赏辞典》,沐言非编的《诗经楚辞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的《先秦诗鉴赏辞典》……

如上这两类图书刊行、出版,无疑有益于《诗经》一书的研究,并可使读者在欣赏诗作中培养研究兴趣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可算是另一种方式的普及。

当然,除此之外,关于《诗经》的普及介绍性质的书,对《诗经》的普及也有相当的作用。诸如周满江的《诗经》,程俊英的《诗经漫话》,滕志贤的《诗经引论》,流沙河的《流沙河讲诗经》……

关于周满江的《诗经》,编辑的推荐语是:“作者以流利华美的笔致,对我国诗经的起源、发展,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既肯定了各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有读者说:“一本书,明明是评论《诗经》的,却用了诗经的名字,这是欺负古代没有知识产权这一说吗?薄薄的一本小书,花了我多少钱不说,关键就是这名字太有欺骗性了,我一直以为自己买的是《诗经》呢!!!”“这个更像一本大概介绍诗经的提纲。千万别买,我后悔死了!”“看评论,和我一样附庸风雅却买错了的人不在少数。不过略过作者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眼光,这本书还是很有趣的。比如诗经里到底有几首诗?最早的和最晚的分别是哪一首?风雅颂又分别是什么意思?所有考据的书,都可以当侦探小说看。”

程俊英的《诗经漫话》,介绍了关于《诗经》的基本知识,分析了《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并从史的角度,论述了《诗经》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源远流长的影响,勾画了二千多年来《诗经》研究的发展概貌。全书纵横谈论,并能突出重点;既以介绍知识为主,又注意对引用的作品作言简意赅的分析;广泛引证古今百家之说,同时不忘提出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是一部着眼于普及也有助于提高的古典文学知识读物。

流沙河的《流沙河讲诗经》,是一部倾注了这位八旬老人许多心血的古典文学普及新著。我曾拜读过他的《诗经现场》,也在网上聆听过他的《诗经点醒》,虽然对他的一些观点难以认同,但他对《诗经》委实有着自己的独到见地。

滕志贤的《诗经引论》被人喻作“一盏学习《诗经》的引路灯”。此说是否公允、客观,因我无缘亲睹,碍难置喙。

1993年,中国诗经学会成立。这自然是《诗经》研究领域的大事。有资料称,它是由民政部批准、教育部主管的国家一级学会,秘书处设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它已有包括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在内的从事《诗经》研究工作的会员五百余人,台、港、澳及国外会员近百人。该学会自成立后,已先后在石家庄、北戴河、桂林、济南、张家界、南充、洽川等地,召开了九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都有论文集正式出版。

该学会编辑每年出版《诗经研究丛刊》二期、《会务通讯》四期,并与日本诗经学会、韩国诗经学会、台湾经学学会、香港中国文学学会保持着经常的学术联系,影响巨大,已成为海内外《诗经》研究的中心。

有论者称:《诗经研究丛刊》的出版,系统的将我国和国际上各位学者对《诗经》的最新发现、最新成果汇录成册,具有重要的前瞻指导意义,是《诗经》研究的风向标……

该学会能够团结海内外众多的《诗经》研究者,并能长期坚持活动、编撰相关图书,委实难能可贵。

同是于1993年,山西大学文学院成立了“《诗经》研究信息中心”,作为一种“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其“意义或价值”当时和“中国诗经学会”有一拼的,只是“名号”不如后者响亮罢了!

随着《诗经》研究的不断深入,所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有些《诗经》研究者目光,开始由《诗经》中的词语、诗意的注译、诠释等,转向《诗经》中涉及的植物、动物,及些“名物”等的研究了。

据我的粗略统计,研究植物的有:潘富俊等的《诗经植物图鉴》,高明乾等的《诗经植物释诂》,宁以安的《草木有本心:诗经植物札记》,韩育生的《诗经里的植物》,王佳仪的《诗经里的植物》,耿煊的《诗经中的经济植物》,刘志清的《诗经植物图解》,承华的《执子之手——诗经里的深情与植物》,介疾的《诗经草木绘——古风水彩植物手绘技法》,深圳一石的《美人如诗草木如织:〈诗经〉里的植物》……

研究动物的有,高明乾等的《诗经动物释诂》,林赶秋的《诗经里的那些动物》……

研究“名物”的有: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陈温菊的《诗经器物考释》,李儒泉的《诗经名物新解》,聂作平的《诗经物语》,吕华亮的《诗经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诗经名物注析》(国风篇),李湘的《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日〕冈元凤纂辑的《毛诗品物图考》,〔日〕渊在宽的《古绘诗经名物》……

有论者称:“名物研究,在近几十年中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不仅专业以外的人对它很有些陌生,即便学术界也并非人人熟悉,虽然作为古代经学中重要的一支,它在近代学术史中也还发挥着作用。”(扬之水:《定名与相知》)另有论者称:“名物考证本是旧学,但……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使这门旧学焕然一新,扬作以出土文物与《诗》互证,配以图说,持论平实,堪为新时期《诗经》名物研究典范之作。”(郭万金、刘毓庆:《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新时期〈诗经〉研究综述》)

平心而论,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固然是越细越深入越好,可是,倘若过了“度”,成了“甚解”,对读者又有什么补益呢?诸如《诗经》的那个“苕”字,有说是凌霄花又名紫葳的,有说即紫云英又名翘摇的,有说是芦苇的花穗即苇花的,有说又名翘摇的……究竟谁的解释是对的呢?

《诗经》初成的年代,都是能够吟诵能演奏的,因此均合韵律,即皆能“弦歌之”。而今天读来为什么有些诗篇感觉不成韵了?有论者称,这是一些字词的读音发生了变化。为此,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诗经》古音的研究。在我的粗略统计中,研究古音、音乐的图书大致有:王力的《诗经韵读》,朱广祁的《诗经双音词论稿》,向熹的《诗经古今音手册》,王显的《诗经韵谱》,马辅的《毛诗正古音》,庞存周的《诗经韵读图解及其它》,朱孟庭的《诗经与音乐》,陈新雄的《古音研究》,梁志锵的《诗经与楚辞音乐研究》,林琳、张蛰鸣的《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曹强的《江有诰诗经韵读研究》,杨青、曹雅欣编的《琴颂诗经》,沈晓昕的《浅吟低唱话诗经》……

那天,在喜马拉雅FM闲逛,没有想到竟然和薛瑞萍撞个满怀!她的“看云读书”里有个《诗经》专辑,一听之下,惊喜莫名。她让我第一次感知到了《诗经》的音韵美。聆听她的吟诵,更是加深了对原诗的理解。此前我对她是一无所知的,当我听到她讲她的母亲也像《诗经》中的那些女子那样常常揽起衣襟兜东西(采茶等)时,感觉她的母亲或是位十分久远的人物了,她也或是位老太太了,后来百度了一下,结果不是。从她的讲述中,知道她真的喜欢《诗经》,也深谙《诗》中三昧。她的大多诵读,颇具情感,语调把握得也很到位,令人对原诗所描述的情景等,如见如闻。我喜欢她的另一个理由,是她在解读《诗经》时,常常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这可能和她喜欢鲁迅有关。

华锋的《诗经》吟诵也很有味道。吟诵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据说古代私塾里的孩子就整天是摇头晃脑地读诵。华锋说:《诗经》的吟诵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主要原因是《诗经》产生的时代久远,文献又不完整,因此同一首诗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不同的结论是非常正常的。若搞不清楚诗篇的主旨,就无法起调吟诵。

当然,我也听到了一些人对《诗经》的吟诵——恕我不恭——其酸腐腔调,简直辱人耳目。

我还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有关《诗经》学史的研究,似乎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论著几可称作“蔚为壮观”。据我的粗略统计,它们是:

朱炳祥编的《中国诗歌发生史》,袁长江的《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赵义山的《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戴维的《诗经研究史》,刘毓庆的《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扬之水的《先秦诗文史》,洪湛侯的《诗经学史》,翁其斌的《中国诗学史》(先秦两汉卷),张启成的《诗经研究史论稿》,冯浩菲的《历代诗经论说述评》,汪祚民的《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谭德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于新的《诗经研究概论》,赵敏俐的《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夏传才的《二十世纪诗经学》,余正松、周晓琳编的《诗经的接受与影响》,赵沛霖的《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马银琴的《两周诗史》,刘立志的《汉代诗经学史论》,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增注本),朱金发的《先秦诗经学》,陈文采的《清末民初诗经学史论》,魏家川的《先秦两汉的诗学嬗变》,刘毓庆、贾培俊的《历代诗经著述考》(明代),周何的《诗经著述考》,寇淑慧编的《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何丹的《诗经四言体起源探论》,刘毓庆、郭万金的《从文学到经学》,牟玉亭的《宋元诗经学的发展及其著述》,何海燕的《清代诗经学研究》,黃忠慎的《清代诗经学论稿》,朱孟庭的《近代诗经白话译注的兴起与开展》,王军的《诗心:从〈诗经〉到〈红楼梦〉》,胡晓军的《宋代诗经文学阐释研究》,洪涛的《从窈窕到苗条:汉学巨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段炳昌、张柠的《诗的还乡:从〈诗经〉到新诗》,赵敏俐等的《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

经过两千多年历代学人的注疏笺释,窃以为,有关《诗经》的方方面面——诸如每首诗的本意、引申意,诗中每个字的本义、寓意——能达成共识的,都已达成了共识;不能达成共识的,也只有各执己见,谁也难以说服谁了。也就是说,有关《诗经》的注疏笺释,在没有新的史料被发现之前,截至时下,似已走到了尽头,除了极个别的字词外,估计今人的识见很难超越前人另有新的令人点头称是的见地或发现了。于是一些《诗经》爱好者,在研读《诗经》时,便融进了个人的情感,有了个人生命的关照。

在这方面,扬之水编写的《诗经别裁》,或是其出类拔萃者。

该书的编辑对该书的“推荐语”是这样写的:“扬之水编写的这本《诗经别裁》选了《诗经》四十七篇而述,每一首下面都有注释,但和一般读本的不同之处是选择认为最妥帖的古注来注释诗中的文字,有时候在一处有多个解释,让读者自己选择合适的意义。本书别树一帜之处在于:一、以情心去体会;二、或正面赞美,或侧面反证,重现了《诗经》时代初民天地的美好。”

有读者是这样评述此书的:“这本书的解读延续了我们传统的‘诗教’——温柔敦厚。和市面上充斥的大部分‘读××’‘××别裁”仅仅抒发己意、卖弄鸡汤不一样,解读的客观、雅正、真淳、温厚,仿佛回到那个诗三百的年代一样。”

恕我孤陋寡闻,这本《诗经别裁》由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或是开了此类图书的先河。

此后,有了闫红的《诗经往事——爱在荒烟蔓草的年代》(鉴于篇幅,以下均略去出版社及出版时间,再就是有些书也仅仅是见其书名而凭感觉罗列于此的)、王玉洁的《诗经:伊人如月水一方》、子梵梅的《一个人的草木诗经》、聂小晴的《最美不过诗经》、安意如的《思无邪:追忆前生的记忆》、白露宛的《一生最爱诗·国风》、李颜垒的《最是诗经惹情扉》、黛琪的《爱情就在桑间濮上:风情万种说诗经》、苏禾的《掩卷诗经聆听爱情》、李颜垒的《归来,美的诗经》、闫红的《心悦君兮:写给〈诗经〉的情书》、八月安妮的《记忆如歌过往欢宴:诗经中的似水流年》、马文戈的《桃李春风总关情:诗经中的古老爱情》、随园散人的《最深情莫如诗经》、丁云君的《莫道情深累美人:诗经里的纯爱》、李颜垒著的《最美不过诗经》、夏葳的《既见君子:诗经中的君子之道》、丁立梅的《你有蔓草,我有木瓜:在〈诗经〉里相逢》、曲黎敏的《诗经:越古老,越美好:唤醒现代人沉睡的诗性和情感》、李朝杰的《关关雎鸠:和你一起读诗经》、李安安的《在最美诗经里邂逅美的爱情》、辛然的《我生之初尚无为:诗经中的美丽与哀愁》、杨照的《诗经:唱了三千年的民歌》、靳文泉的《诗经:越悠久越优美:翻过诗经听爱情》、成向阳的《青春诗经:出自国风的别样花事》、邱颜的《美人谶——诗经中那些不可方物的爱情》、郭慕清的《陌上花开:和慕清一起读诗经》、钱红丽的《诗经:最古老的情歌》……

十一

在我的感觉中,当下的《诗经》研究,似乎面临着一个“回归”问题。即《诗经》研究“回归”到哪儿?如何“回归”?

“回归”到哪儿?似乎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选择:一个是让《诗经》回归到“诗”,一个是让《诗经》回归到“经”。

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但是自汉之后,它便被儒家奉为了“经”。这,貌似就有违了它的本真、原意,因此有论者称,现在应该是彻底“拨乱反正”的时候了,让《诗经》回归到“诗”。再就是,《诗经》中的大多篇什,都是民歌,应该“让民歌回归民歌”。

依然是众所周知,自汉之后,《诗经》就被儒家尊奉为了“经”,以此来对国人进行“教化”,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其“经”的光彩渐渐地变得暗淡了,因此便有人倡议,不能让《诗经》沦落成“诗”,把《诗经》仅仅视作“诗”便是低看了它,应该重新把《诗经》扶上“经”的圣坛,让《诗经》回归到“经”。

究竟“回归”到哪儿好呢?依我看来,自然当是回归到“诗”。千百年来,《诗经》作为先民的吟唱,滋润、温暖过多少国人的心啊!也一直陶冶、影响着国人思想、情操!而《诗经》的“教化”作用呢?起到了吗?当年孔子在世的时候,就痛感到“人心不古”了,所以要“克己复礼”,所以要让弟子们诵读《诗经》,可是千百年过去了,人心貌似越来越不古了。因此窃以为,想让《诗经》依然成为“政治教科书”来匡正今人之心,或是妄念。

然而,如何《诗经》“回归”呢?恐是别无他法的,唯有进一步加强对原诗的解读、体味。

十二

关于《诗经》研究这七十来年的成就,该作如何论定呢?就我而言,则是不敢下何断语,但有论者称:

“总的来说,八十年代以来的《诗经》研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但也明显存在不足。这一时期,几乎举不出可以与民国时期相抗衡的《诗经》学大家。杨树达曾批评当时的学界有‘温故而不知新’和‘不温故而知新’两种不良倾向,《诗经》研究的历史积累过于丰厚,处于《诗经》研究高度发达之后的今天,研究《诗经》自然难逃这种尴尬处境。如何将新的研究取向与角度和传统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是《诗经》研究界共同面临的难题。”(檀作文:《二十世纪诗经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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