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荷花淀》的版本体系与读者接受

关于孙犁为《康濯纪念集》题写书名一事,王勉思在《半世纪战友情——记康濯和孙犁的深情厚谊》中回忆,“收到湖南新闻出版局老局长的长信,信上说新老局长和文艺社、少儿社两社社长,开了联席会,会上决定由少儿社近期出版康濯纪念集,作为内部赠送书;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康濯文集》,要精编精选,稍晚些出版。我赶快将报刊发表的怀念老康的文章收集齐,编辑好,然后写信给孙犁同志,请他题写书名,孙犁同志很快将写好的书名寄来,而且很细心,为了装帧设计方便,写了一横一竖两条,包上宣纸寄给了我。我转给少儿社,但搞封面设计的同志说,孙犁同志题写的书名,字迹太纤细,不好作封面用,我怎忍心再让八十多岁的老人重写,我说那就用在扉页上。”最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由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的《康濯纪念集》,该书收录孙犁、阮章竞、马烽、李凖、徐光耀、陈登科、从维熙、刘绍棠等作家怀念康濯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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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荷花淀》 图/孔夫子旧书网

《荷花淀》初刊本因为史料的丰富而并不存在认定上的麻烦和疑问,可关于其初版本的认定因为版本的稀有和佐证史料的匮乏而导致认定上有困难和分歧。目前,就笔者视野所及,其具体指认主要有三种:1947年香港本。张学新认为最早出版于香港,时间为1947年。“孙犁的着名作品《荷花淀》,大家都很熟悉,可是它却是1947年最早在香港出版的。它是周而复在香港主编介绍解放区文学的‘北方文丛’中的一本书。”1946年华北书店本。段华认为,《荷花淀》的最早版本应该是1946年由中华书店刊行的单行本。如果段华的认定为事实,张学新的认定自然就被推翻了。1946年东北书店本。这一说法在网上曾经流传过一段时间。一位署名“瓦那”的作者就认为,其最早版本可能为1946年由东北书店出版的版本。他说:“想起今年8月初我在宁夏博物馆偶然间看见一本《荷花淀》,封面注明‘东北书店印行’,应该是最早的一个单行本吧。无奈它在玻璃柜里,翻阅不得。它注明是红军读物,为馆藏书。印象中,《荷花淀》是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问世的。今天查阅《孙犁全集》一卷,书影《荷花淀》不是我见的版本;本卷说明也没有提及我见的这个版本。我想这一版本可能是被遗忘的,或是具体人不知道。”上述三者的指认到底哪一种为初版本?由此可见,业界对于初版本的认定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这的确有再次澄清的必要。
王国维以“二重证据”为治史学的基本前提或方法,即治史学必须有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献史料的彼此佐证,方能达成一项考古的认定和学术的展开。“二重证据”法同样适用于版本学的研究,而版本学的首要任务是“正本清源”。那么,对《荷花淀》的初版本的认定首先必须以实物面世为前提,后辅之以文献史料的佐证。因为新文学版本的生成时间也就在百年之内,流传年限也不长,故对实物的寻找相对容易一些。
从实物形态来看,宁夏博物馆收藏的1946年版的《荷花淀》,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皆为同一版本。有了具体的实物,我们就可以做出如下界定:该版本为孙犁的短篇小说合集,1946年9月由东北书店刊行,首印3000册。因是合集,故非《荷花淀》的初版本。因为这一版本属于地方版本,故在各大图书馆中较难找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草明文库中也藏有一册,概因其曾在东北文艺界长期工作过有关。该版本在东北的刊行也再次说明了《荷花淀》在广大解放区的流传广度。同时,这个版本的出现也说明张学新的认定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即使作为合集本的《荷花淀》,早在1946年就出现了。其实,张学新所谓“最早版本”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就藏有5册,查阅实物可知:这是一本包含短篇小说《荷花淀》在内的一组散文与小说的合集,内收《荷花淀》《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村落战》《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麦收》等6篇文章。初版印刷4000册,故留存于市面的也相对多一些,各大图书馆也都有所收藏。关于这个版本,孙犁对之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康濯的一封信中说:“在这里,找到了一本香港出的《荷花淀》,所欣慰者其中收集了我原想早已湮没的《游击区生活一星期》和《山里的春天》两篇文章,其次别人又剪来上海《时代日报》介绍这本小书的葛琴和别人的文章,也把咱们小小捧了一下,虽是掌声不大,却也聊以慰情。”除了这封信,他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起过此事:“1948年平分土地之时,周而复同志托周扬同志带给我一笔稿费,是在香港出版,题为《荷花淀》的一本小说集的稿费。”总之,笔者的所见及孙犁的记载都可佐证宁夏博物馆所藏版本不是《荷花淀》的初版本。
段华收藏的《荷花淀》是目前笔者见到的最早的单行本。该版本为64小开本,大众文库编委会编,为“大众文库之一种,由大连市天津街138号的大众书店发行。全书共21页,内仅收短篇小说《荷花淀》一篇。他的认定是准确的,不仅有实物加以确证,指出了其稀有性,分析了版本价值,而且还从版本稀有性的原因、史料价值等方面阐述了该版本在孙犁研究中的意义。“这个版本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提及过,孙犁先生本人的文章和书信中也从未提到过,对孙犁作品颇有研究和熟悉的冉淮舟先生,在其《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中也没有提及这个版本;冉先生的这篇文章是经孙犁先生本人亲自审定的,如果孙犁先生看到这个版本,不会不列在表上的,可见先生本人也不知道这个版本。”他的这个建立在实物认定基础上的申述虽没有具体史料的佐证,但是,这一说法是具有启发性的。这样,段华的发现自然就推翻了前述有关最早版本为1947年香港海洋书屋本和1946年东北书店本的认定。
除上述三个重要版本外,其他代表性版本重印本。1949年8月由三联书店刊行的《荷花淀》是香港海洋书屋本的重印本,首印3000册,除了封面和版权页稍有变动外,其他几无变化。单行本。1955年9月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以“文学初步读物”之一种出版了单行本,内收《作者介绍》和《本书说明》各一篇,配有戴泽、绍晶坤插图5幅。这是自1946年华北书店出版单行本之后,第二次以纯粹单行本方式面世。各种合集本。1958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播种文艺丛书”之一种出版社《白洋淀纪事》,收入包括其短篇小说《荷花淀》在内的54篇作品。1962年4月重版,增加了6篇作品,1978年4月和1979年6月又先后重印,篇目有所增删。195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合集《荷花淀》,首印54000册,内收《荷花淀》《采蒲台》《嘱咐》《光荣》4篇作品。1961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村歌》,内收包含《荷花淀》在内的24篇作品。文集本。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孙犁文集》第1卷(1982年出版后4卷,各卷均由孙犁亲自审定),其中,第1卷首印13700册,内收包含《荷花淀》在内的各个时期的作品。全集本。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1卷本的《孙犁全集》,总计约400万字。全集本是对作家一生文学之路和文学成就的总结。
《荷花淀》的各个版本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负载了不同时代的文化信息。从《解放日报》的初刊本到1949年以前的各个单行本、文集本,其内容几无变化,基本遵循初次发表时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始,单行本和合集本内的文章就有所变化了。重新经由作家修订的《荷花淀》自然就成为了全新的文本。这样的修改自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在1950年代,为适应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或新的文学规范的需要,作家们对创作于1949年以前的作品重新修改,然后再次出版,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茅盾、曹禺、老舍、王统照等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名的作家都依照新规范主动或被动地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改写。1955年“人文社”出版的这套丛书都是经由作家重新修订后的版本,但是,从孙犁的文本修改情况来看,《荷花淀》的变动并不大。比如: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岁”改为“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将“那里水浅过不去”改为“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将“枪声紧紧的清脆”改为“枪声清脆”。《荷花淀》的修改基本在润句方面,无非是让有歧义的句子更具有明确的所指,让语句更为简练。自此,以后的版本都依据1955年的修改本。依据修订本而进入《孙犁文集》《孙犁全集》的文本,就是所谓的“正本”了。即使这些细微的修改也深深打印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比如,关于年龄的修改,段华就认为“这是为了适应新中国婚姻方面的有关规定而改的”。
除了孙犁的修改本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修改本,即语文教材本。语文教材中的《荷花淀》又对原作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都是编辑们自行操作的,以此而形成的文本自然又成为一个新文本了。
在1950年代、1960年代,他们的修改主要以删除句子或段落为主(比如,“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编成多少席?”)。孙犁非常不满意编辑们的这种删除行为,认为“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比如,他觉得把“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为“哗哗,哗哗,哗哗!”就很不合乎情理,认为:“他们有‘整体’观念,从来不衡量文情,最后一个‘哗’字是多么重要,在当时是一个多么不可少的一‘哗’呀!至于他们为什么删掉‘编成多少席?……’我就怎样想,也想不出他们的理由。这一句有何妨碍?”从整体上看,这种修改也不算大,语文教材编辑者考虑的是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其修改或增删自有其道理。但是,语文编辑家修改本依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在今天看来,类似“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这样的句子该是多么生动、形象,是万不该被删除的,但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的表达可能被认为是彰显一种“小资情调”,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不符,所以,
就被删掉了。即使如此,《荷花淀》所表达的一些情感也会引发学生的疑问。在1950年代,安乐师范文艺研究组的学生就曾致信孙犁,说《荷花淀》“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不是郑重的反映妇女的事迹”。孙犁在信中对之一一作出解释,所依据的是小说的文本语境,告诫他们不要脱离文本,机械地理解这些问题。孙犁的解答是恰当的,但学生们的追问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倡导男女平等,提出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青年学生自然深受其影响,他们更多关注的肯定不是文本的艺术问题,而是文本反映出的思想问题。很显然,这样的争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貌,那个时代走远了,此类争执也就自行消退了。
在1980年代,最大的修改本是由徐州师范学院函授室所编的《中国现代小说选》里的《荷花淀》。关于这个版本,孙犁在日记中说:“第二段被全部删去,共一百八十余字。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共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部被删去。此外删去整段、整句,或几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荷花淀》总共不到五千字,几乎被删去一千字。”这样的增删就是胡乱作为了。孙犁对此自然非常气愤:“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是对着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毫无疑问,后一种修改是非常有害的,是对文学和作家的双重损害。
如今,语文课本中的《荷花淀》又经过了一次重新修改,可称为“人教版高一必修本”,其修改处主要表现在:将原着中的方言、口语换成按普通话标准形成的文字。比如将“苇眉子潮润润的”改为“苇眉子湿润润的”,将“到区上开会去来”改为“到区上开会去了”,将“聚在水生家里来”改为“聚在水生家里”。增减个别字词,改动句序和标点。比如,将“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中的“没”改成“没有”,将“因为考虑准备的事太多”中的“考虑准备”改为“考虑和准备”,将“从稻秧尖上吹过来”中的“上”去掉,将“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改为“你有什么话,嘱咐吩咐我吧”,将“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改为“哎呀,日本!你看那衣裳!”将“宽厚肥大的荷叶”改为“肥大的荷叶”。重新调整句序。比如,将“水生的女人说:‘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改为“‘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由上可见,教材编写者过多考虑了普通话标准语的规范,而对文学语言中不符合统一性要求的字词、语句进行了修改或删除。笔者觉得,与原文本相比,这些改动非但没有确保文本意义的增值,反而大大减值了。具体来说:处的改动丧失掉了原生态的乡土特色,人物的口语风范顿然消失处的改动要么失去语言的干净、洗练,要么造成语言的生硬和无趣。其中,笔者实在不明白编辑们将老百姓口中的“日本鬼子”改为“日本”是出于何种目的。细想了,这样的改动真有点荒唐!处的修改由于过多考虑了句子的严整性,结果如此一改就很不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即对女人那种快言快语、朴野真挚的性格呈现就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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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先生说,当他去年着手整理保存下来的孙犁书札时,想不到大大小小的竟有一百二十多件。所谓“大大小小”,是指它的形状各异,只有四十余件用常规的信笺,其余六十多件用的是明信片,二十多件用的是空白小纸条。他不由得感慨系之道:“如此爱惜用纸的极为少见。孙犁同志来自农村,尽管久居大城市,在他身上仍留有农民的烙印。他是一个非常淳朴而富有情趣的人。这不由得让我又联想到他的《书衣文录》,不也是写在别人废弃的牛皮纸上吗?”

我的病,近稍平稳,仍在静养中。祝安好!

早在1980年11月5日,孙犁读到素常爱重的“青年作家”贾平凹当年发表在《天津日报》和《人民日报》上的两篇散文后,觉得其中有“空虚之感”,便深为忧虑,曾动员姜先生择机予以点拨。如今,借助《孙犁文集》第九册“书信”卷所收孙犁致贾平凹函,可知曾笔谈及此:“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传说中你有这种思想,我是从不相信的。但人生并非极乐世界,苦恼极多,这也是事实。青年人不要有任何消极的想法,如有,则应该努力克服它”,如此循循善诱、谆谆告诫的文坛良师,放眼当今文坛何可多得?

2005年7月19日的《天津日报》“满庭芳”刊出了孙犁1980年12月8日、1981年8月24日、1982年2月3日、1991年1月18日、1991年2月26日给康濯夫人王勉思的书信5通,后来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版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的《孙犁全集》修订本。笔者近日在宣南书局2018年12月20日至27日举办的“文坛遗墨|康濯、刘世楷(中国天文学会发起人之一)旧藏专场(孙犁、路翎、柯灵等)”又找到孙犁给王勉思书信1通,天津日报信笺,照录如下:

纵览孙犁致姜德明的书信,言简而旨深,常常片言中的,耐人寻味。

8/4上午

总之,如能将单行本《孙犁书札:致姜德明》与百花文艺出版社增编印行的《孙犁文集》互相参读,可收相得益彰之效。令人感佩的是,生前曾寂寞于文坛的孙犁,他从单行本到文集的出版竟是百花文艺社三代编辑人薪火相传的文学工程,其前后接力绵延达半个多世纪,不失为中国当代图书编辑出版史上一段佳话。

《康濯纪念集》开头第一篇即是孙犁的《悼康濯》。王勉思回忆,“我非常珍视这不足两千字的短文,在我编康濯纪念集时,我把它放在了第一篇,当时有好心同志认为不合适,我仍坚持不改。当我再见孙犁同志时,说起这一过程,他淡淡笑,说纪念集我都看了,因为人太熟了,才这样写”。1991年1月15日,康濯病逝,孙犁1991年1月18日致信王勉思,“张学新来,惊悉康濯同志逝世,不胜哀悼。希望您节哀,注意身体”。孙犁1991年1月19日下午就写完《悼康濯》,文章刊于1991年2月1日《天津日报》。孙犁回忆,“他和我是很亲密的。我的很多作品,发表后就不管了,自己贪轻省,不记得书包里保存过。他都替我保存着,不管是单行本,还是登有我的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晋察冀文艺》等,‘文革’以后,他都交给了我,我却不拿着值重,又都糟蹋了。我记得这些书的封面上,都盖有他的藏书印章。实在可惜。‘文革’以前,我写给他的很多信件,他都保存着,虽然被抄去,后来发还,还是洋洋大观。而他写给我的那两大捆信,因为不断抄家,孩子们都给烧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他。所以也不好意思过问,我那些信件,他如何处理”。

更为可贵的是,本书还影印有孙犁当年为姜先生所藏书而写的题跋,计有《少年鲁迅读本》、《白洋淀纪事》、《津门小集》、《晚华集》四种。其中为《白洋淀纪事》所写“君为细心人,此集虽系创作,从中可看到:一九四0到一九四八年间,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我的身影,我的心情,实是一本自传的书”等语,都为准确解读孙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至于本书最后一辑,集印的是姜先生历年所写《读〈被删小记〉之余》、《读孙犁的散文》、《津门小记》、《孙犁印象》,以及《怀念孙犁》、《爱情滋味》等七篇包含着作者真知和灼见的篇章。

另外,关于孙犁,王勉思还提到,“1992年作协老干部处组织离休老人去北戴河休假,回来时我在天津站下车,去看孙犁同志,说起出版老康文集的事没着落,孙犁同志说,老康搞了一辈子文艺工作,应该给他出文集。他告诉我,他的文集只印两千套就毁版了,这两千套早已预定出去,不能给你了,以后还有单行本,单行本可以给你,连以前的也可以凑一套全的。然后他讲了编全集和编选集的不同,他介绍我到百花文艺出版社文集选集编辑室去,说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回到北京不几天,就收到孙犁同志的一张明信片,只有几句话。说康濯文集出不成,就先出选集,文集以后总会出的,让我不要着急”。

收到姜德明先生签名寄赠的《孙犁书札:致姜德明》。姜先生在本书“小引”中交代其背景来历说,他与孙犁开始交往,大概是在1977年秋,当时经手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他写的《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从此,我一直紧追他不放,催他写稿。这期间当有往来书札,可惜我已无存。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作家手迹的珍贵吧。”但惜纸似币、惜墨如金的孙犁书札,给时在《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任上的姜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基于作为藏书家的姜先生敬惜字纸的情意,才能保存下这一批宝贵的信札。

当即写好书名,横竖各一。手颤,字写不好。

有关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及写作的方法,自然是作为作家、评论家、藏书家和投稿者的孙犁,与作为作家、藏书家和报纸副刊编辑姜德明之间的一个重要话题。他在读了姜先生的《相思一片》后表示,该书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作者与这些人的特殊交往来写的,一是有什么就写什么,很自然”,他指出:“这种文字,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这番话真是有关如何写好回忆性文章的重要经验之谈。同道且是友好间的通信,自然不免关涉个人读写的秘闻和心得。孙犁写道,近代随笔名家徐一士的作品,在三十年代连载于京、津大报,“然当时正追求革命文艺,不屑一顾。今老矣,反觉此等作品较之煊赫一时之所谓创作,对人更有用处,故多方搜罗,读之不厌”,“他虽然也是抄书,然剪裁得当,按语亦平和公正”。

根据信封邮戳可知,孙犁给王勉思的这封信写作日期是1991年4月8日。除了这封信,还有孙犁书写的横竖各一的“康濯纪念集”。

“古人写信,虽简短,多应酬,却也真有动感情的地方,也能表现处世交友之道,也反映不同的社会风气与士大夫的风格。”孙犁曾说,“近日又有人送我一本《琉璃厂小志》,翻了翻,那上面所记所述,真正要成为历史文献了。社会已经没有了那种基础,也不会再现那种氛围和情调。您如果还是抱着那种心情去逛琉璃厂,那就只有悲哀了。”这就是孙犁遍阅沧桑后与时俱进的见识,他毕竟是个作家,虽然情系古书旧籍,却永远不会抱残守缺。

2/4来信,今天收见。

勉思同志:

康濯非常看重孙犁的书信,在他看来“孙犁书信当然是孙犁散文的一部分。记事、抒情融会一体,有对生活的杂谈和随感,对人文风物的描画和吟味,对创作的探讨,对文艺批评的议论,也留下了一些有关文艺历史和文坛故迹的资料”。《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刊出了康濯注释的《孙犁致康濯信—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共计13通。康濯在1984年7月8日所写的《前言》中对他保存的孙犁书信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我是一直保留着他的全部书信的。可惜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时,我们主动撤退,在途中一辆马车过河惊了马,车差点翻了,以至从车上有几个布包掉进水中,赶车的同志眼疾手快地抢捞,其中一个包了我的稿件和书信、材料的布包被抢回一部分东西,却也丢失了一部中篇小说草稿和一批其它稿件,以及包括孙犁同志部分书信的一批材料。不过当时留下的他在战争时期的信件也比现在要多得多。更可惜的是十年内乱中,我除了被抄走、丢失部分稿件外,保存的信件更大多被抄走、丢失。孙犁同志抗日时期给我的信已一封不存,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包括平、津解放至建国前夕的一段,也只剩下十封了,时间是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一九四九年以后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多一点,还有百把封,但也很不全了”。孙犁1991年2月26日致信王勉思,“那些信件,仍存您处,以后如有机会,仍以老康名义编辑、发表或出版。未了部分,等您心情平复后,帮助整理一下”。张学新回忆,“前两年,孙犁多次跟我讲:康濯那里还有一批信件,你到北京见着勉思(康濯夫人),把它拿来,问问她怎么处理……今年春节,勉思归来,我去看她,谈到此事,第二天她就找出了康濯早已包扎好的这一大捆信件。勉思说,她已与《新文学史料》联系,编辑部统一加以整理、注释,交给他们发表。我把这包信件带回天津,拿给孙犁过目,他很高兴,但身体不适,没有精力整理,叫我‘全权处理’,说‘那时情况你都熟悉’”。《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刊出了张学新整理、注释的《孙犁致康濯信》,共计64通。的确如康濯所言,孙犁的书信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比如孙犁1946年9月1日给康濯信中的“《李有才板话》,我有一原本,《小二黑结婚》及其他一种未见到,以后可见到。据所读《李有才板话》印象,确是一条道路,我特别感觉好的,是作者对人物环境从经济上的严格划分,以具现其行动感情。而我常常是混合了阶级感情来赋予人物,太不应该。至于在《李有才板话》里,运用旧小说,很有成绩,然前部人物不分,后部材料粗糙,也是在所不免。我以为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以《宋人平话八种》为正宗,以《水浒》《红楼》为典范,再点缀以民间曲调、地方戏的情趣——今天的新小说形式,确是应该从这些地方研究起”这段文字就是关于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的经典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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