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娱乐场名人信札不仅仅只有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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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丁言昭和父亲丁景唐在施蛰存(右)家中

沈从文致崔耕信第六页

1999年,施先生在鉴赏器物铭文

1989年2月27日,施蛰存先生写了封信给父亲丁景唐,信如下:

1982年1月30日施蛰存致崔耕信

施蛰存先生赠给本文作者的题词本

景唐同志:

2002年4月崔耕到上海拜访施蛰存(右坐者)

沈建中1960年生于上海。职员。业余致力于对近现代文化、学术和文献文物及民国时期金融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写作,1980年代侧重于检阅旧报旧刊并拍摄了多种纪录社会变化状况之专题摄影作品;1990年代专注于对二十世纪学界文坛的杰出人物进行广泛考察,先后访问各地老一辈专家学者三百余人;2000年代倾注于文史研究与编撰。目前专著出版九种;编有相关文化作品、学术文献和文史资料方面的书籍,出版二十余种。

松江县志要一篇洪野传,可否请你写一个,不必长,只要叙述其生平就可以了。

钱锺书杨绛书信及手稿 拍卖事件持续发酵

希望三月上半月惠寄。

钱锺书杨绛书信及手稿
拍卖事件持续发酵,除杨绛先生公开声明表示反对外,国家版权局近日也公开表态,支持杨绛先生的行为。2013年5月26日上午,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名人信件拍卖的有关法律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私人信件涉及作者的隐私权、著作权等多种合法权益。擅自拍卖私人信件,会严重侵害这些权利,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秩序和法律权威。

1985年《书讯报》刊载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访华师大中文系施蛰存教授》后,施先生治学的东南西北四窗始传甚广,至今不衰;北窗即金石之学,可其藏品却未露端倪,让大多关怀他的人颇有雾里看花之感。其实早在《千唐志斋藏志》初印时,施先生就盼望能印出自己藏品;见到我从西安买来《昭陵碑石》《鸳鸯七志斋藏石》,那时印制技术还不如现在,那歆羡的神情,我至今难忘;当年为谋求印行《唐碑百选》致香港友人信中甚至写道如有可能,我无条件奉赠版权,可憾仍未果;晚年不断地在信中与友人谈及拟将藏品编印《历代碑刻墨影八册》《历代文物拓片图鉴》(拟目),盼望按照历史顺序留迹楮墨,展示藏品,言辞殷切间充满殚思极虑,连当时报刊都多作报道。近些年来每每读至,辄为感慨怆怀。姑妄言之,编辑出版藏品,当为先生一桩未了心事。

蛰存北山

其实,除了拍卖,名人信札还有其他更多更好的归宿

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潘思源编《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其藏品首露冰山一角,却如昭然若揭。我路过福州路古籍书店,见橱窗陈列此书,猛地浮起一个念头,以此皇皇巨册度之,且编辑水准高超扎实、装帧设计典雅古艳、摄影制作准确逼真、印刷纸感传神细腻。先生故去近十年,倘地下能知此隆重精印之集,定会喜出望外。从前先生在纪念戴望舒时深情地说:我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后事。一个文人的后事,不是处理田地、房产、企业,而只是几卷遗文残稿。而今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君、潘思源君效法先生榜样,经过数年辛勤劳作并投入相当经费,使得选萃问世。虽在其身后印行,确实可报先生大欣慰!

2.27

施蛰存去世168封信石沉大海

展阅这部选萃,拓影墨迹、题款印鉴,似曾熟识,恍如在街头忽遇故旧。扪心思念,如我区区晚辈,虽无亲睹先生以往四壁皆为书椟器具所障,无可以悬碑者,而余所聚皆整纸全拓,非几案间可展玩,则陈之卧榻上,伛偻审读之,虽疲累,有足乐者之境况,可1990年代初,承蒙先生赐予荣幸,让我这个对金石学一窍不通的小友,每周謦欬雪茄香味,指教浏览其藏品,后又着我干些归类整理杂役,记得有次竟命我在木夹函套板上写北山楼藏碑字样,羞怯之下还是战战兢兢地照办。

洪野是我国第一位女油画家关紫兰的老师,是很有成就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与施蛰存熟悉。父亲收集洪野的资料时,曾拜访过施蛰存先生,因此,当施先生的家乡要搞地方志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

笔者近期一直在寻找施蛰存最后20年写给河南开封诸位朋友的书信。施蛰存先生与开封李白凤、武慕姚、佟培基、崔耕、桑凡等人皆有交往,并多次鸿雁传书。

转眼1990年代下半期,先生授意辑录其题记序跋,承萧关鸿、陈飞雪、周夏萍诸君同声相应,共襄义举,编辑出版《北山谈艺录》《北山谈艺录续编》诸种金石学著述,真是意外!回首往事,弇陋之我能为敬重的老辈编书,当然难以胜任并留下遗憾,可那时确有一种体验着昼夜兼行赶路人的心情,期待不断为老人家晚年生活添些乐儿。记得先生特地为我在编的书上题句,再次展览,让我不禁摭忆其鉴藏故事。

1989年11月1日至22日,父亲写了篇《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刊登在安徽《艺术界》1990年第一、二期合刊上。不知道施蛰存先生要他给松江方志办的那篇写了没有。

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佟培基教授曾受教于李白凤,并与施蛰存有交往。当年茅盾称赞李白凤:足迹遍大江南北,生活经验丰富,故其治印、写诗、写小说,莫不卓特。施蛰存说:国内写大篆的,今天恐怕还未见有人能超过他。佟培基教授说:白凤先生去世后,施先生曾来函询问来往之信件,当时欲选一部分出版,白凤夫人朱樱整理出168件。1992年间,由其女儿李荣裳带去上海。

奇怪的是,在施先生向父亲约稿不久,父亲又向施先生约稿。不知道是替什么刊物代为约稿。1989年7月31日施先生给我的信中说:“告诉你父亲,洪野文我不写了,想想,没有更多的事可说,已经写过一篇,再来一篇,自觉口臭。”估计后来没有再写。

笔者在《北山散文集》中,仅看到13封致李白凤的书信。于是找到了李白凤的女儿今年已经70多岁的李荣裳,问其施蛰存信件最后的下落,李荣裳说:施伯伯说要出书,他与我爸爸通信有200余封,但是找到的只有168封。1992年我便把母亲整理好的一批信件带到上海交给了施伯伯。施伯伯说用后还给我们。后来,施伯伯去世了,这些信件我们也就没地方要了。

在1989年2月27日给父亲信的反面,施蛰存先生给我写信,并且在前一封信中寄了一份剪报,是季子写的《印话三则》,刊于1989年2月21日《团结报》上。文章一开头写:“老友施北山先生……”

把书信编印成册助孤本存世

我不知道施北山是谁,也不知道季子是谁,写信去问。施先生回信说:“我小妹:施北山当然是我,季子是老友周退密。”接着又说:“你的戏成功了,有多少经济效益?”那时,我写的木偶戏《迷人的雪顿节》获得全国少数民族剧本的团结奖,经济效益嘛,似乎没有。最后他写:“反面一信请呈你父亲,我连信纸也要省省了。”下面署名“北山”。

如果说施蛰存致李白凤的百余封书信尘封于岁月长河之中是个遗憾的话,那么,崔耕把施蛰存写给自己的69封书信精美影印并整理出文字则功莫大焉。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恢复工作,整天忙着,我有事情要拜访施蛰存先生,父亲让我自己去。当时,房子还没有归还施蛰存先生,他在二楼亭子间里接待了我。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封地区在平整土地的时候不断发现古文化遗址或者古代墓葬。在缺人缺经费的情况下,崔耕走上了文物工作岗位。当时属于开封地区管辖的嵩洛地区,历代碑刻很多。为了考察现有情况,学习文物知识,经李白凤先生介绍,崔耕结识了施蛰存。

这是一个朝北的小房间,一走进去,就是个靠窗的方桌子,施先生坐在右边,让我坐在左边的“凳子”上。那天去,是问他关于叶灵凤的事。谈的时间不长,当我站起来,向他告辞时,才发现刚才坐的“凳子”,原来是个抽水马桶。我看后心里很不好受,想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大教授,居然住房条件如此差……

施蛰存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他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编辑和翻译家。晚年移情于古典诗词,并专注于金石碑版的研究和考证工作,造诣很深。我在
1958
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躲进我的老虎尾巴北山小楼里,抄写古碑。施蛰存在展玩历代金石文字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注意并欣赏其文字的结构及其笔法。

后来,施先生写信给我,说:“叶灵凤虽然可以说是我朋友,但我只有和他在现代书局同事四年的关系,在这段时期以前及以后,我都不知道他的情况,你要写叶灵凤传,最好另外找合适的人去了解:潘汉年知道他的早期情况,夏衍知道他的晚期情况,都比我知道得清楚。我在三十年代,孤立于一切文艺帮派社团之外,有许多事情,我其实并不知道,因此我不想谈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事,非常抱歉。”(1979年5月29日施蛰存致丁言昭)

从1975年底到1997年7月19日,崔耕不断向施蛰存大师问学金石碑刻、古代汉画像砖等方面的知识。二十多年间,施先生为此先后致崔耕书信69封,构成了一部别样的《北山金石录续编》。

施蛰存先生的书斋名叫“北山楼”,这个斋名的出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福建长汀的北山脚下住过多日,对其时其地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他近30年来历经坎坷,一直住在朝北的亭子间里,故命其名。父亲认为,其实,前种出处是对的,有施先生自己的文章为证,后种出处是采访的客人们为施先生的遭际鸣不平的。

2012年8月,当时89岁的崔耕萌发了把施蛰存写给自己的手书简札编印一下,若孤本存世,一旦散失,将成终身遗憾。经崔耕先生精心编印的《北山致耕堂书简》,仅仅印刷300册,主要用以赠予好友。

父亲与施蛰存先生的照片,现在能够找到的有1984年11月6日、1988年3月12日、1992年8月21日、1995年4月23日、1996年5月5日,实际上,父亲去看望施先生不止这些日子。

在当代文化界,像施先生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兼涉创作与史论的大学者,已不多见了。他对父亲说:“我的文学生活有四个方面,故以四扇窗子为比喻,东窗指中国文学;西窗指西洋文学;南窗指创作生活,因为我的创作代表中国的南方文学,也就是楚国文化的传统;全国解放以后,我的兴趣转入金石碑版,这就又开了一扇北窗,因为这是冷门学问。”

接着,施蛰存先生拿出新近出版的书:东窗有《唐诗百话》,南窗有《施蛰存小说集》,西窗有《域外诗抄》,北窗有《水经注碑录》。

施蛰存先生自1930年代起,被人为地排入所谓“第三种人”以后,一再受到不公正待遇。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难中发奋治学的传统精神,支持了他的生活信念,在逆境中他的学问愈做愈大,学术道路上愈走愈宽,终于成为一座八方来风的宏大构建。

打这以后,我写信的开头,总称施蛰存先生为“北山伯伯”。还时常与父亲一起去看望他。1996年春节过后不久,施先生传话来,要我帮他送近作《沙漠上的脚印》给两位德高望重的女作家:赵清阁和罗洪,她们俩都住在吴兴路,相隔不远。我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就完成任务了。

送完书,我在电话里向施先生进行了汇报,老人问我:“小姑娘在写什么?”

“我在写《丁玲传》,要您老师指教呀。”

这时,电话里传来老人的笑声:“哎哟,小姑娘不简单!丁玲、戴望舒和我是1920年代中上海大学中文系同学。我看不了许多,挑一章送来看吧。”

施先生在1996年4月18日给我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丁玲传》,并说:“你写丁玲传,我很怀疑,能否写得好?给我看几章。”

其实,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不少,连父亲也觉得我写不好《丁玲传》,但暗中还是为我寻找资料、介绍一些人,提供方便。

我自有自己的看法。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演法;为丁玲写传,也有许多种写法。或仰视,或俯视,或平视,站在不同的视角和方位,自会写出各有千秋的丁玲传。

尽管到1990年代初,已有好几种丁玲传问世,但是我还是想写,我觉得中国的女作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丁玲。写好丁玲是有一定难度的,她的人生遭遇、革命经历、创作生涯,桩桩件件看似透明度极高,却又有道不明说不清之处。正因为有难度,才更具有挑战性。

父亲和我经常到施家去。1996年5月5日,我们又到愚园路去。由于到得比较早,施先生正用早餐:一只粽子、一个鸡蛋,还有6个枣子的汤。老人唯恐听不见我们说话,便戴上助听器,大声地说:“还是吃粽子方便。我不喜甜食,爱吃肉粽。我让儿子每周从乔家栅买七只粽子,每天一只,刚好吃七天。”

听了老人的话,我和父亲相视一笑,便说:“乔家栅在我们家旁边,今天我们就替你送粽子来了。”

老人忙说:“谢谢,谢谢!”接着就发表了对粽子的议论。他说:“嘉兴和湖州的粽子不错,淮海路上的土特产商店有卖。现在价钿贵了,味道反而不及从前了。乔家栅的肉粽还可以,不过全是木乎乎的精肉,也不合老人的胃口。顶好是夹精夹肥。我倒想出一个办法,过几天我来设计,让保姆用夹精夹肥的肉酱当馅子,包成的粽子味道一定蛮好。”

大家都笑了:“施先生办法好,可申请专利权,取名‘施氏肉粽’。”

“这种粽子适合老年人胃口,一定会受欢迎。我要保姆包好了,请你们尝尝味道。”

说完粽子之事,父亲问施先生关于戴望舒与施的妹妹谈恋爱的情况,还说到《现代》杂志上有张照片等等。

这时,我将《丁玲传》的一章《冬夜漫长》,即讲丁玲与冯达的那章给施先生看。施先生说,他写过关于丁玲的文章,大约在1980年代。根据施先生提供的线索,我在1986年7月26日《新民晚报》和1981年12月出版的《艺谭》第四期上,找到他写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丁玲的“傲气”》和《怀丁玲诗四首》。

施先生回忆1920年代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情形,写道:“每堂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生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因此,坐在丁玲后边的施先生,与她同学半年,光看到她的后脑勺,只有当老师发讲义,让第一排的同学传给后排时,才偶尔打个照面。所以施先生在诗里说:“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

经历几年的写作,我不断地得到父辈和朋友们的帮助,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努力踏上更高一层的台阶。1998年5月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1998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我自以为是我写的几种现代作家传记中最好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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