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为啥写得真实?

今年是作家周立波逝世40周年,上个月也是周立波的代表作《暴风骤雨》创作完成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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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立波 国籍:湖南省益阳县清溪村 年代:1908年8月 职位:
  姓名:周立波  原名:周绍义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08年8月  出生地:湖南省益阳县清溪村  
      周立波,原名周绍义,字凤翔,又名周奉梧。1908年8月,他诞生在湖南省益阳县清溪村一个中农兼自由职业者的家庭。1924年秋,绍义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先生的鼓动、启发和教育下,从1926年开始接触新文学,接受“五四”革命思想的熏陶,并在时局动荡和革命的浪潮中,先后投身上海工人运动,参加“左联”。在抗日时期,又怀着满腔爱国主义热忱积极奔赴抗日战争疆场。1939年12月,他到达延安桥儿沟,被安排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周立波文艺思想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  
    1946年秋,周立波从热河来到黑龙江地区的珠河县(今尚志市)元宝区,县委指派他为区委委员(后任区委副书记、书记)。他是元宝镇土改运动的领导者,为帮助广大农民翻身,他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挖穷根,倒苦水,组织群众反奸除霸,斗争地主,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在元宝镇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他利用空闲时间记录下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斗争情景,为他的鸿篇巨著《暴风骤雨》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元宝镇离珠河县城50余里,是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三面环山,北面有条黄泥河,对岸就是那座像大元宝的元宝山,镇子由此而得名。元宝镇有着百年的沧桑历史。清朝和民国年间,沙俄曾在这里砍伐我们的木材。后来,关内逃荒的农民挥动着镐头用血汗开垦了这个草甸子,使之成为肥沃的良田,可大部分土地却落到地主豪绅手里。这个镇有十余户地主,占有大部分好地,他们依靠日伪反动势力,对农民的剥削是残酷的。地主韩凤歧(韩老六)有40余垧土地。不但用土地高额地租剥削穷苦农民,还依仗自己是大行政村的村长(相当于乡长)、协和会会长的势力对农民派捐、派税,巧取豪夺,民愤极大。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儿又出现了土匪,反动势力极为猖獗,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由于30年代中期,赵尚志带领抗联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宣传过抗日救国的道理,共产党在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  
    周立波到元宝镇后,和其它区委同志一起分析了元宝镇的形势,决定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松江省委、珠河县委的指示。他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与贫雇农亲切谈心,很快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村里有个叫花玉蓉的“穷棒子”,原籍山东,从小跟着娘要饭,在老家实在过不下去了,一家4口闯关东来到元宝镇。周立波很快与他交上了朋友,给他讲革命道理,讲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在周立波的启发下,花玉蓉进步很快,成为一名斗争坚决、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干部。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周立波在元宝屯举办有30多人参加的农民短期训练班,亲自培养教育出一批优秀的农民干部。并创造了“栽槐树”的工作方法:就是把屯子划分为几个片,每个片有一个学员小组。黄昏时,学员小组成员各自选取一家贫苦可靠的农民来“栽槐树”,还邀集附近农民也到这家参加唠嗑会,从中发现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然后再通过积极分子扎根串连,把全体农民发动起来。周立波很喜欢参加这种唠嗑会,听别人唠,他自己也唠,唠自己在老解放区打鬼子、打汉奸、打国民党反动派的事。学员们很自然地插在里面讲革命道理,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做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  
    群众发动起来了,周立波和其它区委领导同志决定趁热打铁,引导群众一道挖穷根、挖臭根、挖坏根。元宝镇土改运动是由斗日本汉奸走狗陈福廷开始的。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周立波和区里的其他同志都以积极的革命热情,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他们派出一批精明强干的村屯干部和民兵,分头到一面坡、尚志、延寿、哈尔滨等地,抓捕潜逃在外的反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  
    1947年5月,在元宝区工作了半年多的周立波,告别了轰轰烈烈的土改第一线,奉命调到松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松江农民报》。在离开元宝时,群众帮助他收拾行装,最多的是书、报和写的密密麻麻的本子。这些书、报和材料装了满满三麻袋。  
    办报期间,周立波时时刻刻为元宝镇土地改革运动的场面所激动,他一面编报,一面回味、思考在元宝区参加土改的那段斗争生活,并在妻子林蓝同志的鼓动与协助下,着手写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动笔前,原计划写上下两卷、80多万字。起笔后,仅用50天时间,就写出了上卷初稿。在松江省委的支持下,周立波于7月份携《暴风骤雨》上卷初稿,到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参加“砍挖运动”。在周家岗4个月的时间内,他一边工作,一边修改上卷初稿。根据发生在周家岗“七斗王把头”的真实素材,加工提炼,演化为小说中“三斗韩老六”的故事情节。还把农民英雄温凤山为追捕逃亡地主而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移加在书中主人公赵林(赵光腚)的身上,使这一英雄形象更加生动、真实、熠熠生辉。  
    10月下旬,周立波回到省委宣传部。1948年4月,《暴风骤雨》的上卷由东北书店出版发行。上卷完成后,周立波仍然悉心揣摩书中人物的形象塑造,继续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他先后到过拉林和苇河等地的村屯,访问过呼兰县的长岭区,在日常细心的观察与积累下,1948年7月13日,周立波又开始了《暴风骤雨》下卷的写作。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王首道同志非常支持该书的创作,并专门借了一间房子给周立波,让他安心写作。7月16日,周立波和林蓝一起搬到松花江畔太阳岛上的一间房子里,在短短的46天的时间内,奋笔疾书、挥汗如雨,将对农民兄弟的无限热爱与手足之情,对共产党领导的拥护与爱戴之意跃然纸上。  
    1949年5月,东北书店正式出版刊行《暴风骤雨》的下卷。书中的人物几乎在元宝镇都能找到原型,人物的身世、处境、性格、嗜好,甚至有的连姓名都相差无几。如斗争地主的带头人郭长兴(郭全海的原型),他大公无私,聪明能干,很受群众的欢迎和信任。他和当时的妇女主任刘淑贤(妇女主任刘小兰的原型),有一段密切关系。两人一起参加土改斗争,一起参加党训班。  
    书中的武装委员白玉山,原型叫白福山,和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老哥在一起过日子,以后拣了一个满身生疮的媳妇高桂芬。两口子参加土改后,白福山当了武装委员,高桂芬当了妇女主任(即书中的白大嫂)。高桂芬泼泼辣辣,工作肯干,很受村中妇女的信任。  
    书中反面人物韩老六和生活中的韩老六很相似。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小说出版后,发行量很大。东北文学工作委员会于5月19日在文协专门召开一次《暴风骤雨》座谈会。1949年6月,《暴风骤雨》被作为东北地区的优秀作品之一,推荐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1951年底该书又被选为新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荣获该年度颁发的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随后,又被译成英、法、俄和苏联各少数民族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写的是黑龙江农民,用的是黑龙江农的方言土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黑龙江人民进行土改斗争宏伟的场面。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土地改革斗争最初期的一部作品,是周立波革命文学道路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暴风骤雨》

作者按:《暴风骤雨》是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农村土地改革的优秀长篇小说,反映了以赵玉林、郭全海为代表的元茂屯觉醒了的东北农民群众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肖祥带队的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下,当地掀起农民群众土改运动的暴风骤雨,摧毁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制度,最终赢得土改革命运动的最后胜利,本书以写实手法,充分显示出觉醒了的一代农民群众彻底埋葬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伟大力量。这部小说史诗般陈述了那段峥嵘岁月,跟当下疯狂为地主翻案,诋毁土改革命的谣诼伤痕文学,高下立见,判若云泥。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分上、下两卷。1947年10月,周立波完成《暴风骤雨》上卷。一年后,1948年12月,《暴风骤雨》下卷完成。《暴风骤雨》上卷出版时,周立波在序言中写道:“上卷内容是去年七月东北局动员一万两千干部组织工作队,下乡开辟群众工作的情形。东北农村封建势力的最初垮台和农民中间的新的人物最初出现的复杂曲折的过程,就是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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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同志【此立波不是彼立波,彼立波还在大洋彼岸等待美国法院裁决枪支、毒品持有罪成立与否】的小说《暴风骤雨》结构清晰,时代气息浓厚,在展示中共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农民土改运动发展之同时,于人物的言谈举止,心理活动等细微之处着笔,刻画了诸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我对文中“老孙头”这个人物形象尤为推崇备至。

《暴风骤雨》周立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老孙头”是个赶了大半辈子大车,在旧社会闯荡了几十年的老车把式。半世的风雨飘零,是饱经忧患的他养成了善于察言观色、老于世故与见风使舵的性格本能。他倾向土地革命,想追随先进,却又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也经不起考验,甚至在能为郭全海说句公道话的时候,也得借酒壮胆。他的落后、自私、胆小,表明了他的成长转变是充满矛盾的过程,

1959年6月,周立波的夫人林蓝将《暴风骤雨》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林蓝曾经和周立波一起参加了东北的土改。新中国成立后,林蓝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暴风骤雨》的拍摄任务交给导演谢铁骊。1960年,谢铁骊带领摄制组奔赴亚布力横道河子拍摄外景。摄制组的主要演员大都有过土改工作的经历,他们不需要再体验生活,穿上东北野战军的军装和从农村找来的贫农穿过的破棉袄,很快和饰演的人物神魂相通。影片《暴风骤雨》中饰演萧队长的演员于洋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1946年,我在东北的牡丹江和佳木斯一带参加过土地改革。大家热情很高,搞得轰轰烈烈。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于杰、徐光庭对我塑造肖队长起了很大作用。影片中有一个细节:萧队长去看望佃户老田头。老田头把烟袋递给肖队长。拍摄前,我闭上眼睛想,我在参加土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是接过烟袋就抽,不是左擦右擦。我不会因为你是农民就嫌弃你,觉得你嘴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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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电影《暴风骤雨》摄制完成。周立波看过影片后,对演员的表演大加赞赏:“鲁非同志扮演白玉山,演出了性格。吴素琴同志扮演白大嫂子,也表现了农村家庭妇女泼辣而又善良的特征。于洋同志扮演萧队长,显露了这位出身部队的共产党员的立场坚定,讲究策略,作风朴素,而又富有阶级感情的风貌。赵玉林的外形,似乎应该更瘦长一点,但高保成同志是很尽了心力的。他的戏比较多,给人留下的印象自然也比较深。刘季云同志扮演的韩老六是成功的。他没有把敌人脸谱化和简单化,因而对观众更有说服力。”

作者笔下的“老孙头”另一面又是个乐观、幽默,性格魅力独具的人物,在分田地,分胜利果实的时候,他完全以一个老顽童的本色与乡亲们玩笑、逗乐,农民似的天真戏谑,似浓墨重彩国画中粗犷的笔触,强烈烘托、渲染了农民翻身得解放后的喜悦心情。

小说《暴风骤雨》以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完整地反映了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过程。同名影片主要改编了小说上卷的内容,即从1946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到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前这一段时间的土改运动。上卷内容也是全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小说《暴风骤雨》下卷写的是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农村土改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把东北土地改革的几个主要阶段的主要特征压缩在里面。全书对土改工作最真实的描写集中在下卷。周立波在小说下卷记录了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干部蜕变、农民自发地“扫堂子”(注:“扫堂子”指外屯的贫雇农来扫荡本屯的封建)、侵犯中农、打击面过大,这些在下卷中得到了全面反映。为后世总结与反思这段历史提供了参照:

尤其在曾被选入语文课本的《分马》一章中,“老孙头”明明看中了被自己誉为“玉石眼”的马,却先不动声色,欲擒故纵。待如意得手后,才喜形于色,得意之际却又被爱马摔了个屁股墩儿,口口声声嚷嚷着要教训小马驹,却终究捉棒在手,不忍落在马身上。疼爱小马之情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捧腹,忍俊不禁。

正说到这儿,县里通讯员来了。从衣兜里掏出省委的指示信,萧队长叫郭全海主持开会,自己拆开信来看。省委指示信的大意是:平分土地运动,打击面太宽,必须迅速缩小打击面,纠正对中农的侵犯……萧队长没有再说什么话,打发通讯员走了。会议继续进行着。萧队长和大伙一块,核算参加斗争的人数,占全屯的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是打击面吗?中央的文件上说:地主富农只占全屯人口百分之八,超过了百分之十二,算来算去,有百分之六是斗错的中农,现在正在纠偏。那么,另外的百分之六是些什么人呢?郭全海从旁说道:“还有百事不问的人。比方说,咱元茂屯的老王太太,从来没有到过会。”(摘自《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二版,2005年1月第1次印刷,第316页至第317页)

“老孙头”自私、抠门、落后……这些小农意识的一面在这一章节得到充分体现。作者用善意的笔触把人物多重性格剖析得淋漓尽致。

小说《暴风骤雨》中对人物的细腻描写也集中在下卷。下卷的第二十四章“分马”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当“老王太太”分到手的是俗称“热毛子马”后,心情郁闷不痛快了,郭全海号召大家伙而让她从大家手里随意更换一匹心仪的牲口,“老孙头”碍着自己“积极分子”的美名,明里不便拒绝推诿,骨子里却委实割舍不下。当“老王太太”走向他的心爱的“玉石眼”时,他连忙慌不择言贬低自己的马是个“破马”、“扔货”……仿佛全然忘了,刚才自己还吹嘘过这匹马是“屯子里最好的马”。终于老太太也并没有中意他的马,最终挑了别人的牲口作罢,他如释重负,立刻骑上马一溜烟绝尘而去……这种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披露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使人物性格情趣,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电影《暴风骤雨》的编导为何舍去下卷的内容?一方面是原著人物众多,时代背景与生活面广阔,很难把它们浓缩到一部影片中。另一方面,原著从结构上看,下卷与上卷联系不够紧密。下卷结构不如上卷紧凑。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编导也不可能在艺术上表现土改工作中的偏差。

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老孙头”这类人物的成功刻画,无疑对小说中“赵玉林”、“郭全海”等人物的先进性、革命性起了很好的铺垫衬托作用,这也正是《暴风骤雨》成为经典小说的成功所在原因之一。

小说《暴风骤雨》的最后一章是“郭全海参军”,这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改编电影时,导演谢铁骊用一组大军南下的镜头作为影片的结尾:大路上,我军的队伍在奔腾向前。铁道上,火车满载着各种物资在呼啸奔驰。身穿军装的郭全海(李百万饰演)和新媳妇刘桂兰(俞平饰演)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大进军的行列中。演员于洋对笔者讲述当年农民踊跃参军的往事,无限感慨:“土改工作刚开始有过火的地方。错斗了中农,富裕中农定成了富农。这种现象是有的,但很快就纠正了。东北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经过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农民积极参军。在部队他们像猛虎下山一样。东北农民支援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有直接关系。辽沈战役胜利,东北很快解放,与东北农民的翻身是分不开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写得很真实,很接近当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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