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址刘以鬯1950年代的南洋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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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小说大家,所著《酒徒》《对倒》等长篇和《寺内》《打错了》等短篇,早已名垂香港文学史册。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都属于探索性的“娱己小说”。他还写过许多与之相对的“娱人小说”。也用他自己的话说,“娱人小说”就是为了换取稿费不得不走通俗路线,将别人的“要求”、“看法”和“喜恶”当作自己的“要求”、“看法”和“喜恶”。1950—60年代,刘以鬯曾“日写万字‘娱人小说’”(刘以鬯:《我怎样学习写小说》)。

刘以鬯,图为传记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剧照。

刘以鬯

然而,刘以鬯这些数量相当可观的“娱人小说”,一直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整理和探讨。不久前,许定铭先生提出“像刘以鬯这么优秀的香港小说作家,是应该出版《刘以鬯全集》的。虽然香港作家好像从未见过有全集出现,但,刘以鬯先生应该是第一位!”“全集”追求“全”,刘以鬯的“娱人小说”应在《全集》中占一席之地也就理所当然,正如许先生接着所指出的:“尤其一向不被重视的‘三毫子小说’,都应该是《刘以鬯全集》的一部分,因为名家笔下的‘三毫子小说’,也是很有分量的。”(许定铭:《关于〈刘以鬯全集〉的建议》)

起先,淳于白没有注意到那幅画;偶然的一瞥,使他觉得这幅画的题材相当熟悉。那是“巴刹”的一角。印度的熟食档边有人在吃羊肉汤——热带鱼贩在换水——水果摊上的榴梿——提着菜篮眼望蔬菜的老太婆——斗鸡——湿漉漉的地——凌乱中显示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新加坡的“巴刹”。淳于白曾经在新加坡住过。

提起刘以鬯,恐怕大家并不熟悉,但若提起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两部由王家卫导演的影片,其蓝本的灵感均取自刘以鬯的名篇《对倒》和《酒徒》。刘以鬯一生都在自己喜爱的文学上默默耕耘,然而他却始终自谦地说自己就是个“写字匠”。他被誉为香港新文学的一代宗师,因对香港文学的卓越贡献,特区政府授予他香港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

许先生在1958年10月15日《知识》第59期上“发现了来自新加坡,署名‘葛里哥’的二千多字短篇《父与子》”。很巧,我手头也有署名“葛里哥”的两部中篇《夕阳灿烂》《三角关系》以及短篇《蛇与猫》。《夕阳灿烂》《三角关系》列为香港鹤鸣书业公司“每月逢十出版”的“文艺文库”(10)和(23),两书均有版权页,但无出版时间,“每册港币四角”。《蛇与猫》连载于1957年9月28日、10月5日新加坡南洋报社《星期六周刊》第421、422期。由此推测,“葛里哥”这个笔名大致是刘以鬯195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和新加坡使用的。

对于新加坡读者,刘以鬯《对倒》的男主角淳于白透过眼前的画作回忆起自己的南洋经历,是一段既亲切又饶有象征意味的情节。借助淳于白的视角,小说以蒙太奇式的描述手法,将一幕幕充满“浓厚的地方色彩”的南洋场景展现了出来。如果我们回顾刘以鬯五十年代所写的南洋小说,这些作品也如同《对倒》中的这幅画一样,可以成为我们审视其时新马文学、文化、政治的重要途径。

刘以鬯1918年12月生于上海,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强烈兴趣,广泛的阅读让他打下很好的文学底子。早在大同大学附中读初中时,刘以鬯就常常在壁报上发表短文,他参加了叶紫组织的“无名文学社”和盛马良的“狂流文学会”,这些文学活动在他心里埋下了早期的文学种子,他开始尝试创作。

“葛里哥”这些作品都以香港或新加坡青年男女的情爱生活为题材。《夕阳灿烂》以“我”的视角,描述来自上海的慕容慧珠在香港屡遭爱情挫败曲折而又悲惨的一生。《三角关系》写留英学生高岱回港过旧历新年先后遇到旧恋人玲芝和表妹丹萍引发的情感纠葛。而《蛇与猫》则写“我”认识长得一模一样而性格迥异的孪生姐妹剑芬和眉兰的“奇遇”和出人意料的结局。“葛里哥”笔下的这些青年女性,虽然各有各的个性和经历,但都能在关键时刻敢说敢作敢当,显示出女性善良坚韧的一面。而语言精练,结构巧妙,多以对话见长,又是“葛里哥”小说艺术上的特点。且录《夕阳灿烂》的开头:

刘以鬯1952年至1957年间旅居新马编报。五十年代末,他在新马、香港的报章和通俗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南洋背景的小说。不过,相对于他的上海身份,及其香港经典作品如《酒徒》《对倒》,刘以鬯的南洋小说与编报经历鲜少为人关注。但不论是他笔下的小说人物不时流露的南洋记忆片段,抑或是他后来主编《香港文学》时推动新马华文文学,都证明了南洋经验在刘氏文学生涯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1936年,年仅16岁的刘以鬯创作了小说处女作《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同校学长华君武还为他画了插画,这篇小说发表在同年5月出版的《人生画报》第2卷第6期上。1937年,刘以鬯中学毕业后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政治学,副修历史。1941年,大学毕业的刘以鬯本来准备在父母安排下赴美留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刘以鬯只身逃离上海到了重庆。在重庆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到《国民公报》编副刊。

慕容慧珠有五个男朋友。……

1950年代的南洋,正逢新马独立运动与东南亚冷战的关键时刻,报业与文坛成了各种意识形态角逐的重要场域。刘以鬯拥有“报人”“作家”双重身份,其南洋书写,不但能让我们了解一位来自上海的南来文人如何参与五十年代末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化运动,同时也展现了由故国情怀与旅居经历交织而成的摩登南洋图景。

抗战胜利后,刘以鬯回到上海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了《风萧萧》,这本书一年内连出三版,销量不俗。之后,怀正文化社又接连出版了施蛰存、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为战后文化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有意义的一页。

每天从早到晚,五人川流不息地缠着这位饱经沧桑的女人,等待“历史重演”,其情形颇有点像哨兵换班。

早在1948年,刘以鬯就已产生面向海外华人读者群的愿景。他离开上海到香港闯荡,原先希望延续其怀正文化社的理想,发展以海外华人为对象的出版生意,但后来因资源问题作罢,随即加入了《香港时报》《星岛晚报》等报纸的编辑行列。

1948年,刘以鬯从上海来到香港。在香港的数十年里,他先是为《香港时报》编副刊,此后,又先后担任《星岛周报》执行编辑和《西点杂志》主编。1952年,他应聘到新加坡担任《益世报》主笔兼编副刊。数月后,报纸因销路不佳而停刊。恰好吉隆坡《联邦日报》请他去当总编辑,于是他又到了吉隆坡。一年后,因《联邦日报》竞争不过《中国报》,他又从吉隆坡回新加坡,先后担任《中兴日报》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1957年,他重新回到香港定居。之后,刘以鬯重入《香港时报》主编“浅水湾”副刊,该刊主要译介当时西洋前卫文学和美术,鼓励创作,提倡现代主义,成为当时香港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园地之一。

有时候,她似乎很讨厌他们。

1952年,刘以鬯接受刘益之的邀请,来到新加坡担任《益世报》的副刊主编。《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纸,是当时的四大报刊之一。新加坡《益世报》的创刊不但得到于斌主教的支持,还成功聘请到当时香港报界的“五虎将”——刘以鬯、刘文渠、张冰之、钟文苓、赵世洵——前往当地办报。不过,纵使创刊时声势浩大,该报后来却因为资金与管理问题在四个月后迅速倒闭。《益世报》的昙花一现似乎预示了刘以鬯南洋事业的坎坷。

当时,香港工资很低,刘以鬯每月的薪水仅够付房租,为了应付日用开销,他不得不大量写作。晚年忆起这段往事,刘以鬯这样说:

有时候,她又非常乐于周旋。

四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报业兴盛,需要大量有经验的报人主持大局,因此吸引了许多文人南下。但由于行内竞争激烈,加上后来新马政府着力打压黄色与政治立场偏激的新闻内容,许多报纸的寿命也十分短暂。《益世报》倒闭后,刘以鬯曾出任马来亚吉隆坡《联邦日报》的总编辑,但该报也在几个月后停刊。不久,他又回到新加坡加入《中兴日报》。其后,刘以鬯辗转于不同的新马报刊如《新力报》《钢报》《狮报》《铁报》《锋报》担任总编辑或主笔,不过这些小报常常面临资源不足或销路不佳的问题,而他在各报的任职时间也不长。

我是1948年由上海到香港游历的,后因社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钱也用完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笔在香港谋生、立足。既编报纸,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写七八千字,多达一万二千字。高峰时同时为十一家报刊写专栏。每天傍晚有的报馆来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太太帮我打理这些琐事,我们忙得很。

她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多角。

相比起刘以鬯早期在重庆与香港的办报经验,他在新马的事业可谓不尽顺心。然而,尽管南洋报业沉浮郁郁不得志,刘以鬯的南洋编报经历却给予了他深入了解五十年代新马文学与社会的契机。这,成为了他小说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刘以鬯对待自己作品非常严厉的,没有把他写过的流行小说出成单行本。刘以鬯坦言,许多文字都被他当“垃圾”淘汰掉了。他写了一生,只出版了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四个中短篇集子和三部评论集、翻译作品。

刘以鬯曾明确表示,他写“娱人小说”的底线是“我只写通俗小说,不写庸俗小说;只写轻松小说,不写轻薄小说;只写趣味小说,不写低级小说”,综观这几篇“葛里哥”的小说,可证他所言不虚。但刘以鬯到底以“葛里哥”笔名发表和出版了多少小说?还有待刘以鬯研究者进一步发掘,让它们都回归《刘以鬯全集》的怀抱。

南下新马时,刘以鬯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除了参与当地的文学活动鼓励年轻作家外,他也经常以“刘以鬯”“令狐冷”“葛里哥”等笔名在南洋报纸的副刊发表作品:不论是《南方晚报》,《益世报》的《语林》与《别墅》,还是《新力报·新草》《锋报·芒刺》《铁报·副叶》,都有他活跃的身影。刘以鬯旅居新马期间正式出版的小说有三部:《第二春》《龙女》《雪晴》,但它们皆非以南洋为背景。他另外两部关于南洋的中篇小说《星嘉坡故事》《蕉风椰雨》则应该是在回港后完成的作品——首先刊登于有美国驻港总领馆新闻处背景的香港虹霓出版社发行的小说杂志《小说报》,后来才由香港鼎足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第五章“译书计划下的‘共同创作’。

每次谈起创作理念时,刘以鬯都说自己写小说主张“探求内在和真实”。有人请教他关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问题时,他说是平等的,纯粹是个人所爱不同。他还以自己的创作为例:“我写小说分两类,一类是娱乐他人,一类是娱乐自己。娱人的作品,是为稻粱谋,求生存,不避俗;写娱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创造性。”

刘以鬯1957年返回港后仍继续为新加坡的副刊供稿。1958年至1959年期间,他应《南洋商报》总编辑李微尘之邀,写了一系列南洋色彩丰富的短篇小说,发表于该报副刊《商余》。这些小说经由刘以鬯太太罗佩云女士的整理后,收录于2010年香港获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热带风雨》。

半个多世纪的文学道路上,他不断追求探索、突破创新。1963年出版的《酒徒》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在小说中,刘以鬯对西方意识流手法做了中国式的改造,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酒徒,书中贯穿着“醉”与“醒”两重结构。醒时主人公是理性的,书中的情节由此而得到交代;“醉”时主人公是失常的,他内心的意识流动合情合理。这样的写作方式,让读者既明白情节,又感受到人物内心。

马来西亚作家马汉回忆起刘以鬯五十年代刊登在《南洋商报》的短篇小说时表示:刘以鬯之所以能够成功吸引读者,主要是因为他晓得如何准确使用当地的语言与读者熟悉的主题,反映马来亚人民的生活,这构成了其小说的“南洋色彩”,第8页)。虽然这些作品主要刊登在面向南洋大众读者的副刊,或许会被视为具有商业考量的“娱人”作品,但我们也应该从战后新马华文文学本土化的脉络,考虑其中“南洋色彩”的经营。

《酒徒》之外,刘以鬯又对现代小说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其中一些小说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而名声大噪。有香港媒体报道过,因为看了《酒徒》,导演王家卫去拜访刘以鬯,刘以鬯赠他一本《对倒》,王家卫被《对倒》深深折服,于是才有了《花样年华》的故事。

二战结束以后,新马的华族社群逐渐把居住地视为家乡,自五十年代中期,新加坡与马来亚政府也开始与英殖民政府展开
“默迪卡”谈判。1957年,新加坡与英国政府达成了允许新加坡成为自治邦的协议,而马来亚联合邦也在同年成功正式脱离英国独立。为配合五十年代末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新马文坛的作品逐渐从面向中国的“侨民文艺”,转型为着眼本土的“马来亚华文文学”。

2013年,刘以鬯回忆道:“他们拍戏时,曾经叫我去看情况,其实是想让梁朝伟看看他饰演的刘以鬯本人是怎样的。”《花样年华》杂糅了《酒徒》与《对倒》,在《花样年华》中,男主角周慕云是一位南下的小说家,这个身份就取材自《酒徒》,而周慕云与苏丽珍的内心焦灼,则神似《对倒》里的淳于白与亚杏。

与此同时,新马也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当局为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颁布了不同法令。像1958年的禁书令就造成了新马市面上中文读物严重短缺,促使当地书商必须另辟中国以外的货源,并且自行为新马读者出版书籍,而这也间接造就了新马与香港文化界、出版业之间的紧密关系。面对中文读物短缺,政府呼吁本地作者放眼本土,配合自治与独立建国的趋势,努力生产属于马来亚人的马来亚文学,以建立起马来亚族群想象的共同体。对当时的执政者而言,培养马来亚华人的国家认同尤其重要,这将有助于减少华人族群认同祖国——中国的意愿,防止共产主义的渗入与传播。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商品经济和消闲读物的冲击,香港文坛面临危机。1985年1月,《香港文学》创刊,刘以鬯应聘担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希望《香港文学》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外,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他想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振香港文坛。于是,刘以鬯重新集聚了香港文坛各路兵马,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年,无论是本土作家还是南来作家,多数都能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由此形成了文学回流。他说:“这本杂志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园地绝对公开。”

这股本土化趋势当然不限于文学。南洋市场的三大电影巨头邵氏兄弟、光艺、国泰电懋也在这一时期积极筹拍有关新马题材的电影,迎合当地观众的口味。值得注意的是,刘以鬯的短篇“电影小说”《热带风雨》便刊登于邵氏杂志《南国电影》的文学栏目。这是一个凄美的异族恋爱故事,主人公分别是来自新加坡的华族城市少年“我”与马来少女苏里玛。小说的场景被设立在远离新加坡都市的马来亚“甘榜”,全篇亦包含了对于马来婚礼传统、马来舞蹈音乐、回教习俗、娘惹生活习惯,以及南洋独特建筑如“奎笼”的类似民族志的详细描写,叙事的手法极具电影画面感。

当时,刘以鬯还特意请台静农先生为刊物题写了刊名。为了办好这本杂志,他停写了手头全部正在连载的小说,全力以赴。因为《香港文学》人手少,刘以鬯又一人承担起了组稿、审稿、改稿和发稿等一系列工作。他审稿认真,一丝不苟,经他修改过的稿件,有的看上去满篇通红。刘以鬯认为,办好《香港文学》杂志比写流行小说有意义得多。

类似《热带风雨》中的异族恋爱,是刘以鬯南洋小说经常出现的主题。五十年代,许多新马作家开始通过异族恋爱或异族友谊的故事,探讨当地华族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以表示对各族齐心建设多元文化的独立马来亚的憧憬。不过,刘以鬯创作此类小说,似乎更有意探索新马华人社群通过异族婚恋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凭借着这种精神,《香港文学》不但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也创造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的新生命。一方面,刘以鬯作为南来作家,他很重视衔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仅1985年,《香港文学》就刊载了“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特辑”等中国现代文学纪念专辑;另一方面,刘以鬯作为香港作家,又非常重视香港文学学科,发表了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史料及评论。刘以鬯还邀请众多香港早期报刊的创建者回顾历史过程,其中也包括对于文学团体、文学奖项的回顾等。刘以鬯是在有意识地建构香港文学史。

早期“过番”的华人以男性居多,刘以鬯或许是为了呼应这段新马华人社群的集体记忆,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人物即是漂泊在南洋的离散华族男性:像是以自身经验为原型的苦闷南来文人、南下谋生的“新客”,或是常年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男性。这些男子经常与当地的马来女性谱出恋曲,后者往往被刻画为沉默被动的“他者”。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文学》一直以大量的篇幅关注中国内地之外的华文文学,刊登了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及其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的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体系构造中,确定了香港文学的定位。香港文学界人士谈到刘以鬯无不肃然起敬,尊称他为香港文坛的一代宗师。

例如《巴生河边》,虽然讲述的是马来少女莎乐玛在巴生河边耐心等候华族男友郑亚瓜归来的恋爱故事,但整篇小说却以郑亚瓜与顺风车司机间的对话为叙事结构,读者仅能从对话中拼凑出莎乐玛的形象,想象郑亚瓜口中的莎乐玛那单纯与沉默的性格。直到结尾,莎乐玛才出场,但读者也只能通过两个男人的视角,遥望静静伫立在巴生河边的莎乐玛和她怀中的孩子。

晚年,刘以鬯一直笔耕不辍,他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记忆力惊人。他不遗余力地扶掖后进,除了努力发现、培植文学新苗,还积极鼓励、指导中青年作家,他为香港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人们普遍认为,就其著作成就和对文学事业的贡献而言,他已超越国界,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杰出代表。

换言之,刘以鬯异族婚恋小说中这些穿着传统服饰甲峇耶或爪哇沙笼的马来女性,不仅仅是“南洋色彩”的载体,她们在固定地点守候、等待男人归来的身体,也给予了这些漂泊南洋的华族男性建立家庭、落地生根的可能性。进一步推论,我们或许也能把刘以鬯南洋小说中的异族恋爱,视为这一时期马来亚文学建构主体性与本土性的隐喻。小说里的马来女性形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南来文人东方主义式的南洋想象,却也呈现出马来亚文学本土性,与新马华人的离散经验、性别政治、文化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2018年6月8日,刘以鬯先生逝世,而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联合制作的题为“百年巨匠——刘以鬯”的纪录片,正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诠释。

甚者,如是女性形象,还关涉刘以鬯对于上海新感觉派小说叙事策略的继承与改写。新感觉派小说擅以男女关系反映社会化历史经验,即利用行踪捉摸不定、喜爱速度的摩登女性身体,象征三十年代的现代都市——上海对男主角的诱惑与疏离。刘以鬯的南洋小说倒转了这一性别权力关系:在其时“南洋侨民”向“马来亚国民”身份转型的社会现实下,刘氏以位置固定的马来女性身体,意指漂泊南洋的男性主角落地生根的希冀,协助读者树立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也斯说,刘以鬯早年的上海洋场经验,使他比别的南来作家更晓得如何在作品中把握都市脉搏。刘以鬯本人亦曾以早期作品《露薏莎》为例,坦言自己受了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影响,喜欢大城市人的生活。或许,南下以后的刘以鬯就如同《对倒》里的淳于白,“将回忆当作燃料”推动自己的生命力,他小说的都市描写所散发的浓郁
“上海”
摩登气息,仿佛是对故国回忆的文学投射与想象延伸。刊于《南洋商报》的短篇小说《丝丝》写道:

之后我常常见到丝丝。在武吉智马的马场,她挽着一个红毛老头的手臂。在快乐舞厅的舞池中,她同一个印度年轻人跳森巴。在莱佛士酒店的餐室内,她与一个马来商人同席对杯。在水仙门的服装公司门口,她独自一个人看橱窗。在厦门街的街边,她有说有笑的吃虾面。

刘以鬯的笔锋,宛若电影镜头,透过男主角的凝视,捕捉摩登女郎丝丝的行踪。新加坡都市场景的切换,仿佛蒙太奇,暗示了紧凑的现代都市步伐。小说中的摩登女郎,亦如新感觉派小说摩登女郎的副本,呈现为歌台红星、上班族、舞女的不同形象,偕同不同族裔的男人,游走在歌台、酒吧、酒店、咖啡室、百货公司、电影院、赛马场、舞厅等娱乐空间。她们不仅是男主角凝视的对象,也是展现南洋都市现代性、消费娱乐、多元文化的重要媒介。

在刘以鬯罗列的众多南洋娱乐项目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南洋歌台文化的刻画。歌台主要设立在新加坡著名的三大游艺场——新世界、大世界、快乐世界之内,曾深受新马华人欢迎,在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当时许多香港艺人、歌星纷纷前往新马登台演出。刘以鬯任编辑的小报如《新力报》《锋报》亦经常报道歌台与艺人的新闻。可以说,歌台仰赖小报宣传明星活动,而小报须靠歌星的新闻促进销量,二者相辅相成。刘以鬯南洋办报,游走在歌台的幕前幕后,结识了五十年代的南洋“歌舞皇后”庄雪芳,南洋歌手潘秀琼,在新马登台演出的香港女歌星顾媚,以及后来成为其太太的现代舞蹈家罗佩云等艺人,这使他深谙歌台文化,更间接促成了其南洋小说的相关侧写。

中篇小说《星嘉坡故事》讲述了由港抵埠的报人张盘铭与南洋当红歌台明星白玲的恋爱悲剧。刘以鬯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对歌台文化的观察。比如张盘铭初次到新世界观看歌台表演时,透露出这样的偏见:

我对于听歌并不如一般华侨那么热心,记得我刚到星嘉坡的第一天晚上,同事们就邀我去听歌……我不懂这一种在其他中国城市并不普遍的娱乐事业,怎么会在星嘉坡发展的如此畸形,后来才知道上歌台除了“吃”与“听”之外,最主要的享受是“看”——看花枝招展的歌女们站在麦克风前的装腔作势。

但是,歌台却是他认识女主角白玲的重要地点。在新感觉派小说里,舞厅是彰显男女关系与摩登文化的关键场景,于是,刘以鬯南洋小说的歌台文化便可视为上海舞厅文化的南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后者的改写。除了歌台,《星嘉坡故事》的笔触还伸向了首都戏院、国泰戏院、加东海边等娱乐场所,它们一起组成了繁荣的热带都市景象。刘以鬯2013年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时表示,自己对新加坡的加东海边、康乐亭、红灯码头难以忘怀,这些地方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南洋小说。

概言之,造就刘以鬯文学观,及其作品独有面貌的,除了他自学生时代吸收的西方文学资源,更有这么一条“上海—南洋—香港”的离散路线。而有别于刘以鬯用以“娱己”的现代主义与实验性作品,他“娱人”的南洋通俗小说则呈现出了现代性的另一面向。他小说中由充满热带风情的马来女人、都市娱乐消费文化构成的南洋文学景观,与其时新马左翼写实主义文学作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可以说,刘以鬯以个人的上海视角与回忆,在小说中重构本土女性、摩登女郎与都市空间,仿若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的南洋延伸,给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化运动带来了别有韵味的“新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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