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多语学习者:季羡林是怎么学会八国外语的

王锺翰先生,作为清史方面的知名学者,学习过少数民族语言满文、蒙文。其实,他还学过多门外语,其详情,就连他的弟子也未必了然。近两年,我先后得到几部王先生旧藏的外文书,正好可以结合他的自述及弟子回忆,对王先生学外语的情形做个总结。

我大学是英语专业,二外是日语,毕业之后曾经在网上学过一段时间的德语,所以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多语言学习这个问题。我经常探索究竟语言学习有什么秘诀,人有可能同时掌握很多种语言吗?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不像欧洲学生那样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找着找着,我就找到了一个最厉害的多语学习者(目前我所知道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季羡林先生。

  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长沙雅礼中学,是美国人创办的名校,王锺翰15岁入学,学校对英语教学非常重视,令他打下坚实的英语基础。1934年,王锺翰进燕京大学。燕京是教会大学,英语用得自然极多。《王锺翰学述》一书中提及,洪业先生曾打算让王锺翰作日本汉学家鸟居龙藏的助手,王先生回忆道:“我自1935年开始学习日语以来,由于心存抵触,总是学不好……”虽是谦辞,至少说明王锺翰在燕京时就已学了日语。2017年10月,我买到一部上田万年等编的《大字典》。这书原为大正时代在日本出版的大型日文字典,而我得到的这一部却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45年应战时需要翻印的版本。书上钤一方篆文小印“王锺翰”。应是王先生去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那儿购置的。

季羡林先生一生是传奇的,他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具有多重身份,用我们当下流行的话语来说,是个标准的“slash青年”,多重职业者,但是我最关注的还是他作为语言学家的身份。这个称谓,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百度上介绍说他一生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其实还有一门语言没说,是南斯拉夫语。这样算下来,他就会八国外语了。如果要认真追溯起来,他刚到哥廷根大学的时候还学过一个学期的希腊文,并且在那段未确定方向的日子里自学过一段时间的拉丁文,这里就姑且不算,那么他学习这八国语言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澳门新葡亰登入 ,  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到哈佛是1946年8月。《王锺翰学述》中记述:“从我得到通知到1946年夏,还有大半年时间,校方便让我先在成都跟一位德国女教师学习德语。因为哈佛大学对语言要求很高,仅会一门英语是拿不到学位的。这也正合我意,我便专心学习德文。”2017年11月,我又买到一本德文初级读物,是摩根(B.Q.Morgan)编著的Das
Peterle von
Nürnberg,用简易德文写就。此书扉页上钤的仍是那方“王锺翰”小印,可能是王先生初学德文时用过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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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都很惊讶,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

入哈佛即开始学语言。《王锺翰学述》中写道:“第一学年,我选修了拉丁文、日文、远东史等课。拉丁文学习是很费功夫的,几乎占据了我全部时间。”2018年12月,我买到一本美国出的拉丁文教材,是《今日拉丁文:第二年课程》(Latin
for Today:Second-Year
Course)1934年修订版。书上钤的还是那方“王锺翰”小印。不过,书上干净得很,不知王先生认真学过没有。

年轻时候的季羡林先生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我决定进入剑桥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王锺翰学述》里讲过一句:“……我赴美留学,用大量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德文、法文、蒙文、满文……”这里面又出现了法文。只是我还没见过王先生通法文的其他佐证。

我粗粗列了一下:英文是他从小学就开始学的,一路都很好,并且是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读博士时候的副系之一;德语是他在清华大学时候的本科专业;梵文和巴利文是他在哥廷根大学读博士时候的主系;斯拉夫语是他读博士时候的另一个副系,这个语系里面他学的是俄语和南斯拉夫语;吐火罗文是他跟随第二个博士导师西克(Sieg)教授学习的(第一个导师当时世界二战爆发被征军入伍),法语应当是在清华的时候读过一点,他还曾提到过那个教法语的德国老太太,并且在德国十年之后,他曾经去过瑞士的法语区弗里堡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在法国马赛也同样待过一段时间。这些都是他主要会的语种的学习经历,另外关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在清华教他第四年德文并指导他学士论文的德国教授艾克就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所以多少有点受他影响,再加上上文提到的哥廷根大学的学习经历,就基本构成了他的语言学习经历。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定宜庄在《我和我的老师》(收入《想念王锺翰》一书)中回忆王锺翰先生:“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的时候,他也曾自学俄语,据他自己说已经到了能阅读一般文章的程度……”姚念慈并说王先生“教授过俄语”(同上书)。看来王锺翰先生的俄语水平不低。

读季羡林先生的自传,我觉得他学语言的经历既有不可复制性,又同时带有一点可借鉴性。不可复制性的原因在于他超高的语言学习天分以及他在学语言经历上所遇见的老师,教授,几乎很多都是世界级的语言大师,比如教他吐火罗文的西克教授,是难得得通读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这种经历世界上是没几个人享受得到的。

  老师们也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听她们的讲话,只有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它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这项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我曾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6
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时间最多的还是德文。

现在,总结一下:王锺翰先生学过的外语,至少包括英语、日语、德语、法语、拉丁语、俄语这六门语言。如此看来,在懂外文多而又有所建树的中国现代学者中,王锺翰先生虽排在陈寅恪、闻宥、徐梵澄、钱锺书、季羡林等之后,但也很可算是博涉多能的一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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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该读的书本内容要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以方便我使用。有时候,我必须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

在耄耋之年也从未放弃学习和研究

  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无法记笔记和做练习,于是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而我觉得可借鉴的一些原因来源于他的学习经历和他老师的教授方法及他的学习方法,也正是我所要探索的一些东西。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

第一,学习语言没有捷径,唯有勤奋二字。

  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

现在的我们都很喜欢在课外补习英文,当年的季羡林也不例外,他在小学里参加过班主任给他们开的英文补习课,认识了不少单词,在后来考中学的时候意外派上了用场。后来在正谊中学,遇到了一个英文非常好的郑又桥老师,写英文作文的时候季羡林写好一篇,是非常中国式的英语,郑老师在旁边另外写一篇,是非常地道的英文作文,季羡林拿自己的作文和老师写的作文一字一句对比,领悟得非常之多,老师固然认真,学生的勤奋和执着也远非我们现在能比。除此之外,季羡林也在尚实英文学社补过多年的英文,那是个私人学社,老师水平很高,他记载,“自己每天(除星期天)早上从南关穿过全城走到大明湖,晚上五点再走回南关。吃完晚饭,立刻就又进城走到尚实英文学社,晚九点回家,真可谓马不停蹄”。这种勤劳和吃苦的精神造就了他非常扎实的英文功底,以至于在后来的高中时,遇到一个记忆力超群的对手,那个人却始终屈居于他,因为季羡林的国文和英文的功底实在太好,他自己也说这个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之事。

  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像的。

因此,撇开天分,我觉得学语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二字。

  德语老师葛洛和校长吉尔曼是学校里惟一学过手语来指导我的老师。虽然葛洛小姐拼字时,是如此缓慢和不得法,然而她一片苦心,辛辛苦苦地每星期为我上两节特别课,把她的教学内容写出来,好让莎莉文老师能够休息片刻。虽然每个人都这么仁慈地想帮助我,可惜的是,能使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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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年里,我学习了数学、拉丁语语法,阅读完恺撒《高卢战记》的前三章。

无勤奋不成学

  在德语方面,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阅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佛雷格的《菲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散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封彭尔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这些德文书给我以极大的愉快,特别是席勒的那些美妙绝伦的抒情诗,菲特烈大帝的丰功伟绩的历史,以及歌德生平的记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哈尔茨山游记》让人回味无穷,它用诙谐、引人人胜的语句描写了那盖满蔓藤的山冈,在阳光下泪泪奔流的小溪,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野蛮地区,还有神话中的灰姑娘——只有把自己的情爱嗜好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中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篇章。

第二,兴趣是个好老师

  吉尔曼先生教了我好几个月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贝尔克的《调停美洲的演讲词》、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吉尔曼先生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十分渊博,讲解起来出神人化,使学习变得兴趣盎然,是机械背诵和记笔记所无法比拟的。

季羡林先生所学的博士主系是梵文。梵文是一种怎样的语言,用季羡林的话来说:“这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另有一例可以作证。当年季羡林开始学习梵文班的时候最初只有他一个学生,后来来了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且之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习过几个学期,但是他学习梵文却始终也跳不过这个龙门。季羡林说:“尽管他在中学时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

  在我所读过的政治著作中,伯克的演说是最启发人的。我的心随着岁月的动荡而动荡,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纷纷展现在我眼前。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我十分困惑的是,英王和大臣们为什么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而叹息。

对付这样一门难得语言,季羡林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觉得从他选择梵文作为主系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他在国内读书时,就曾经动过学习梵文的念头,只因当时国内没人教梵文,所以愿望没有实现。后来到德国,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学习过两个学期的梵文,并且把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他,季羡林觉得自己非读梵文不可,迫切地想要研究中印文化关系,于是在日记里连续三天都记叙自己非读梵文不可的决心。

  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读起来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着苦难,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正是这种兴趣和决心,使他在这门如此复杂的语言学习中,依然取得了最好的成绩,他的博士论文口试是sehrgut(优秀)。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我们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有些女孩也学会了手语,彼此之间的交流已经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所以有意向学多语种的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不要看别人都选了什么,而是看自己的兴趣和内在驱动力在哪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是学习多语言的至理名言。

  圣诞节到了,母亲和妹妹来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珠丽进入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
个月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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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年6 月29日到7 月3
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9
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
分。每次至少要得到15分。试卷于早晨9
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
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第三,学习语言的决心以及方法(读原文,开口说,听母语者说,浸泡式学习)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

想要学习多语言,但是以没资源没时间为借口实在是有点糟糕。因为在现在的学习条件下再说这点就有点可耻了。季羡林学习的年代几乎是中国最贫穷的年代之一,他家里穷得一塌糊涂,他叔父将他接到济南学习,可以说是寄人篱下。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愣着每年节衣缩食省出三块大洋买英文书。国内没地方买,他是在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买的,方法是写明信片邮寄,书寄到邮局之后他走二十多里的路去邮局拿书,拿到书开心得像拥有全世界,还曾经翻译过,这些决心和方法大概是我们从来不曾想象的。现在的很多英语学习者还没有阅读英文原文的习惯,更不要说尝试翻译。而对于语言学习,季羡林一直尝试的就是用已知去挑战未知,未知完全不可怕,就像小时候,他字都没认全的时候,就看《彭公案》,《七侠五义》等书籍,看得不亦乐乎,有些字不认识不要紧,不影响全文阅读啊。就是这样的学习方法支持着他走得那么远。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除了阅读原文和翻译原文的学习方法,我也看到了他是如何克服听力和口语难关的。初到德国,他是去上课的,然而他自己也承认,在清华学了四年德语,其实是哑巴德语,一说不了,二听不太懂(当年他们德语课都是英文授课的)。那么怎么办,初到柏林,他就到了柏林大学补习口语,找人练习,要求自己张开嘴;我曾经也看到过一篇采访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他说学语言,“不要脸”的人学得好,“不要脸”是指“不怕犯错”,“不怕被人笑话”,说出来,自然而然就提高了;而听力,在母语环境里,就尽可能地去听母语者说话。他提到他的房东太太,人特别好,就是爱唠嗑,说特别琐碎细小的事情,他其实没兴趣,但是他天天听她说,就当练听力;初到哥廷根大学,除了希腊文之外,还选修了很多其他的课,一天上6个小时,目的无他,也是练听力。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
号考生)答卷。

对于浸泡式学习,这点在多位老师的引导下被季羡林贯彻得很透彻。在学习吐火罗文的时候,老师不讲语法,直接让他们读原文,读的是《福力太子因缘经》,季羡林说他自己在下面翻译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他同另一个学生古勿勒轮译成德文,西克教授加以纠正,就这样慢慢从完全无法越过的高山渐渐攀上顶峰;也学俄语时,老师就开头把字母讲了讲,第三节课就让学生念果戈里的小说,所以每星期4小时的课,学生起码要花三天时间来准备,查语法,查单词,苦得很,但是20个星期下来,就念完了整本小说,已经能够开始阅读一些原文了。当然这种方法需要学习者巨大的耐心和毅力。

  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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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是座高峰,坚持者才能达到顶峰

其实,写到后来,我们早已发现,学习语言并没有什么捷径,无非就是多听,多看,多说,多谢。我们胜在这个时代快捷的资源,网络给了我们很大的便利,想听原文,网上有;想说话,网络上也有,甚至线下的口语角也可以。所以其实现在的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行动。

结语:

无论你是想学习一门外语还是多门外语,某些道理和方法都是相通的,认清本质,不急躁,沉下心,我相信,我们也能成为语言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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