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一封信的启示

近日整理友人来往信函,看到一封萧乾写给翻译家许钧的信。信中说,“我看译书与做人之间是不能分的。我还是相信满招损,谦受益这句古训。拍着胸脯称自家译本为‘定本’不可取,尚未动手译即预言自己的译本将是‘定本’尤不可取。译书做学问,贵踏踏实实。很赞成您为文匡正一下时下的译风。”这封信是1995年9月26日写的。我回忆起,当年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全译本率先出版,接着金隄的全译本也相继出版。对上述两个译本,读者因人而异,互有褒贬。此时有位翻译家尚未动手翻译,就声称自己译出的《尤利西斯》,必将成为此书的中译“定本”。萧乾与许钧二位,对此言论均不认同,故有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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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后重读此信,不禁使我引发诸多联想,更对萧乾等一代翻译前辈所奉守的译风,感到无比的崇敬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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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译风,最直观的表现,主要是指译者是否恪守翻译职业道德,翻译评论是否客观严谨,译作传播过程是否规范有序。萧乾勉励许钧要“匡正一下时下的译风”,表明他对当年的译风是有看法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译界的译风,依然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诸如翻译抄袭远未匿迹,劣质翻译靠促销手段依然畅行,网络翻译野生疯长,翻译报酬长期偏低等等,均有待社会重视和加快解决。因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报道,无意重复。本文只想就萧乾信中所说“译书与做人之间是不能分的”这一点,谈些感想。

42岁入行,创立了影响万千文学青年的《译林》杂志;几乎白手起家,搭建起如今文艺出版社翘楚译林出版社;一个不懂文学与翻译的“门外汉”,却与一批翻译大家结为挚友;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国内首度引进《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等多部西方小说,逆境中啃下公认硬骨头……资深出版人李景端的每段经历,几乎都能用上一个转折词。半路出道的他,职业生涯中有哪些难忘的高光时刻?这些出版案例对当下又有何种启示?

做人与译书都要讲究道德,许多做人应有的品德,在译书上也同样适用。这个道理许多人都明白,但未必人人都能做到。萧乾信中重申“满招损,谦受益”这条古训,就很有现实意义。翻译作为不同文字转换的学术行为,各有各的诠释和表达,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恐怕很难出现什么“定本”。所以,还是要以谦为贵。萧乾以身作则表现出的崇高译德,令人怀念。

近日,耄耋之年的李景端携新书《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亮相上海书城“全国新书发布厅”,与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谭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德教授,畅谈文学翻译出版之道。“如今列入西方经典的《尤利西斯》,最初进入中国市场却颇费了一番周折。”李景端谈到,在艺术手法上,詹姆斯·乔伊斯所著《尤利西斯》被称为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巅峰之作,但因书中涉及一些两性关系描写,关于它的争论一直持续,这部小说于1922年首先在法国出版,而在英美两国长期被视作禁书。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中文译本。

接触《尤利西斯》的翻译,金隄确实早于萧乾,但金隄只译过三章。1994年,译林版《尤利西斯》上卷出版前,在原稿附录的“乔伊斯大事记”中,本来写有“1987年金隄译《尤利西斯》三章,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觉得只译出三章,分量太少,就把这一行删掉了。不料我这一草率之举,竟引发了萧乾与文洁若老两口的一场争执。文大姐同意删,而萧乾不但反对删,还要求把“1981年金隄译过第二章”再加上去。他强调这是历史,必须承认。为了此事,他连来两封信批评,甚至生气地用了“没有气度”“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无视旁人劳动成果”等这些重话。最后声称:“我坚持”,否则就“取消《大事记》”。后来文大姐和我都同意保留不删。不仅如此,当得知金隄也在翻译《尤利西斯》时,萧乾接受釆访时公开说:“如果金隄来我家,我会拥抱他。”上述史实表明,萧乾虽身为名家,但仍对翻译保持谦逊的态度。

当初,谁都知道出版《尤利西斯》是块硬骨头,可为了将这本世界名著引入中国,李景端花费诸多心血,他曾约请了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杨岂深、冯亦代、施咸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叶君健等一大批译界名家,可是都被婉言谢绝。甚至连钱锺书先生都回信说:“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翻译既然难有“定本”,那么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只要是认真严肃而非粗制滥造的,都应该受到尊重。前几年曾出现过一阵抹黑前人译本的噪音,鲁迅、郭沫若、傅雷、杨绛、董乐山等多位名家的译本,都被有些人挑错批评。作为翻译评论,对名家当然可以批评,有些批评也确实有道理。但应该倡导实事求是的态度。“谦受益”这句话,对译者和评论者都适用。前人的译本,受当时信息、语言和工具书等条件所限,难免会有误译,这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抹煞其无参照先译的艰难和开拓的作用。同样道理,对后人的新译本,也要善于发现和肯定他们那些“青胜于蓝”的亮点。

“即便碰了这么多壁,我依然没有气馁,最终找到了萧乾和文洁若夫妇,通过文洁若把萧乾‘拉下水’,成就了这部天书的翻译。”李景端记得,当时他跟文洁若签了合同,说明此书是文洁若译、萧乾校。合同签下来后,翻译工作就上了马。李景端让文洁若有困难就找萧乾,萧乾肯定要帮忙,因为他们是夫妻,但是后来要求萧乾帮忙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改成合译,保证了翻译质量。

再举萧乾自己“谦受益”的事迹为例。1996年,当得知《尤利西斯》除萧乾、文洁若以及金隄两种中译本之外,还有人计划再重译。为此,萧乾于1996年8月7日在《文汇报》发表《〈尤利西斯〉第三种译本行将问世有感》。文中强调了“译书无专利,同行也非寃家”的见解。我当然清楚萧乾夫妇为了翻译《尤利西斯》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一个85岁,一个78岁,两位老人每天5点就起床动手翻译,一天起码工作十小时以上,四年中除了译书,还做了六万多张卡片,为全书附了近六万条注释。这期间,他们还向爱尔兰使馆、英国朋友、北京天文台、南京金陵神学院,以及季羡林、杨宪益、金克木等上百个单位和多方面专家,请教过翻译中遇到的专业难点。就凭这些应该说,萧乾夫妇对他们的译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尽管如此,萧乾在上述那篇《有感》的文章中,仍然强调“翻译无专利”,“希望能有更好的译本超过自己”。

后来李景端又多方托人,在国外找了30多种《尤利西斯》的参考书,交给萧乾、文洁若两人,其中包括对《尤利西斯》的评论、乔伊斯传记等,帮助他们在书中加入6000多条、大约十万字的注释。最后这本书只用四年时间就面世了,出版后反响非常大,四次印刷合计20万册,成了畅销书,还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萧乾指出“译书与做人分不开”,再次重申“满招损,谦受益”这条古训,这就是他这封信中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还有很多。《我与译林——半身书缘一世情》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书中重现了作者与知名学者、出版同行、林青霞等演艺名家的交往经历,首次披露钱锺书、杨绛夫妇与作者私人来信及手稿,翻译界名人轶事跃然纸上。

书中还提到,当初办译林出版社,最初的家底就16个人,李景端坚持买版权、积极走出去、敢于多做活动,赢得了先发优势。当年,影院里《尼罗河的惨案》热映,李景端得知上海外国语学院有英语老师在翻译原著,二话不说,派编辑上门约稿,最终在《译林》杂志刊出后一炮打响。

活动现场,不少到场听众都是“译林”老译者、老读者。有读者评价,“这本书就像是出版界改革开放史的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老一辈出版人为打开窗口、推动思想解放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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