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乾日记》中的书事与人事

陈乃乾先生是书业耆旧,自早年即拥书阅市,日与旧籍为伍。见闻既广,眼光尤其独到,曾影印罕见文献多种。晚年则入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事业也是贡献攸多。对他的日记,我早就关注有年,但拜读之后,却也稍有遗憾。一则是晚年日记记录甚简,有用信息不很多。再则是因保存不善,1959年7月22日至1965年10月之前的日记因手稿褪色,未能整理行世。但虽然说是有遗憾,日记中还是有不少有趣的信息可供品味,今举其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相关两则及其编辑《李慈铭读书记》一事,略为陈述,以为一脔之尝。

李慈铭,晚清官员,着名文史学家。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炁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会稽西郭霞川村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数上封事,不避权要。日记三十余年不断,读书心得无不收录。学识渊博,承乾嘉汉学之余绪,治经学、史学,蔚然可观,被称为“旧文学的殿军”。

原标题:《陈乃乾日记》中的书事与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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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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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乾日记》,陈乃乾著,虞坤林整理,中华书局2018年8月出版,450页,58.00元

李慈铭自幼聪颖,勤思好学,博览群书,为越中俊才。十二三岁即工诗韵,深受汉学大师、学正吴晴舫器重,有“越中俊才”之称。一生仕途并不得意,11次参加南北乡试,无不落第而归。咸丰九年北游京城,将捐资为户部郎中,不料为人欺哄,丧失携资,落魄京师,其母因此变卖田产以遂其志,而家道由此中落。同治九年,41岁始中举。光绪六年,51岁始中进士,补户部江南司资郎。他为此特地刻了一枚履历闲章自嘲,曰:“道光庚戌茂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光绪十六年补山西道监察御史,任内巡视北城,督理街道,均尽其职。遇事敢于发表意见,也不避权势显贵,甚至当面折人、议论臧否,因此常常受人嫉恨,遭人诋毁。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闻讯忧惧,咯血而卒,时年66岁。袁行云先生不无感慨地评曰:“其人品、词章、学问,俱有可称,是亦未可轻议也。”

1971年2月21日,春寒料峭,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古籍整理和编辑出版家陈乃乾因脑溢血复发,在浙江天台人民医院凄苦辞世,享年76岁。

《嘉靖上海县志》

2人物轶事考场败将

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清代藏书家、向山阁主人陈鳣之后。陈先生一生以书为业,解放前,应教育家王培孙之聘任职南洋中学图书馆,应藏书家徐乃昌之聘馆于其家,应金颂清之聘任中国书店(上海)总经理等,又主持影印出版多部古籍善本;解放后,任上海市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编纂,1956年调北京,先后任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编辑,主持过《永乐大典》等约80种古籍的影印出版,参与过“二十五史”中的《三国志》、《旧唐书》的点校,其独立编撰的《清代碑传文通检》《室名别号索引》等大型工具书,时至今日,依然嘉惠学林。可以说,陈乃乾对于中国的古籍整理、影印出版事业有非常大的贡献。

1929年12月5日《日记》(14页):“余所得嘉靖《上海县志》,为绝无仅有之孤本,昨日已见售于越然,惟尚未取去。今振铎必欲争得之,颇为难。”此书后来应该还是归于周氏言言斋,据1930年1月8日《日记》(20页):“以《上海志》送交越然,得二百元,聊以济急。”此书见录于《言言斋藏书目》卷二,著录云:“上海县志八卷,明郑洛书撰。明嘉靖三年刊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栏。前有嘉靖三年徐堦序及洛书序,又上海县境图、上海县市图各一叶。又目录。后有高企书后。收藏有‘曾为徐紫珊所藏’、‘汲古阁’、‘封城开国’、‘秀谷亭续藏书’、‘吴城字敦复’五印记。卷末旧面有徐紫珊手跋,附录于后:□庵农部修县志时,以未见此书为恨。余从嘉兴吴氏得之,为绝无仅有之本。渭仁记。”此书现藏上海博物馆,为1960年9月24日市文管会所拨交者。言言斋之藏目,未知编者是否周越然本人,其中“封城开国”一印,实际当作“彭城开国”,当係虞山钱氏之印记。上博于此书著录为四册,白棉纸。四册皆有水渍,第四册尤多。徐渭仁手跋页残破,首一字残。可见正是言言斋旧藏之物。再检两种《西谛书目》,均无《上海县志》。则当年西谛虽然“必欲争得之”,但却始终未能藏有上海志书。

李慈铭禀赋优异,又肯刻苦用功,十几岁时便能与大人们赋诗酬唱,文名享誉乡里,名列“越中三少”之一。。但考运不佳,屡试屡挫,先是经落榜四次后,才于二十二岁时考中秀才。后来历经二十年,十一次落榜,于四十二岁时始中举人。最后又经过十年,三次落榜,终于在五十二岁考中进士。

不无遗憾的是,陈乃乾的古籍保护整理思想和其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似乎尚未得到全面客观的研究和评价;同时,从身后之名而言,陈乃乾也不比他的海宁同乡王国维、徐志摩等人,更为今人所耳熟能详。究其原因,其文零散、其人不彰,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陈乃乾曾经写过一篇《上海三志》,收在《海上书林》中(《陈乃乾文集》,
110-112页)。在这篇文章中,他写到:

悲喜同日

2009年,由虞坤林先生整理出版的《陈乃乾文集》,对其专著之外的诸多文字作了较为全面的搜罗和刊布;时隔9年,虞氏整理的《陈乃乾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因日记原稿有缺失、保护不周、汗漫不可读等问题而导致部分年月日从阙,但其40年的时间跨度,对今人比较完整地了解陈氏学行交游,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尤其是陈氏购书鬻书、刊布古籍,一生与书结缘,整部《日记》自然多言书事、由书及人,可以说,《日记》给了今人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陈氏一生的学术活动和人际关系网络,而中间许多的场景和事件,细节生动、耐人寻味,不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可以掌故视之。

《嘉靖上海县志》也同样只有一部流传在世上,正是汲古阁的旧物……乾隆初年(1736)是杭州吴氏瓶花斋收藏的,道光中上海徐渭仁在嘉兴买来,咸丰十年(1860)蒋敦复始据以参校嘉庆志异同,作《官司迁居表》等数卷。同治修志的时候,就根据蒋稿补入,却没有见到嘉靖志原书。

李慈铭十四岁时,祖母病重,乃奉双亲之命迎娶大他五岁的表姐马淑人为妻。本意是要“冲喜”,无奈,婚礼刚完成,祖母便于当天去世。这件憾事始终是李慈铭心中难以排除的阴影,使得他与妻子一直维持着如姐弟一般的感情,更影响了李慈铭日后的感情生活。

笔者有幸于《日记》付梓前夕获睹清样,值此书出版之际,不揣浅陋,就其饶有趣味之处,略作考据补苴,以现《日记》价值与陈氏风神之万一。

但在其《善本经眼录》(《陈乃乾文集》,413页)中,陈又认为:“‘汲古阁’(朱方,伪)”。事实上,此汲古阁印可能并不伪,此印的形制,又见于传世典籍多处,如万历间刻本《(万历)青阳县志》六卷,也钤“汲古阁”、“彭城开国”、“吴城字敦复”、“稽瑞楼”及“铁琴铜剑楼”等印记。而陈氏曾有多篇文章言及这部嘉靖志,都没有提到此印为伪作。实际上,毛氏汲古阁拥有多枚“汲古阁”印章,详勘其旧藏诸书,即可知晓。陈文说的蒋氏曾校阅此书,据今《同治上海县志·凡例》第七条:“咸丰十年,知县刘郇膏觅得郑志,延宝山蒋敦复与旧志参校异同,作《沿革表》、《官司选举表》、《宦绩人物传》若干卷……”现在上博所藏这部书中,还有签条三帧,想来就是敦复当时校阅所得。这位“海天三友”之一的宝山蒋敦复,与书中钤有印章的瓶花斋吴焯之长子吴城,名、字正好相同,也算是巧合之极了。

憾无子嗣

陈乃乾《上海三志》一文中还提到了这部志书的流传情况:“嘉靖、万历两志,我在二十年以前已经见到了。八一三事变的前几个月,上海正举行着盛大的文献展览会。当时我很想把这两部书介绍归市通志馆或博物馆储藏。但当时的代价要一千元,即等于一百二十担米的代价,使市通志馆和博物馆都没有方法可以应付。后来这两部书就离开了上海,转到青岛和北平。经过抗战的苦难以后,此书居然没有毁损,而且依旧投到了市通志馆的怀抱,这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这里他没有提及早在1927年他就曾将此书售给周越然之事,想来是因周氏后曾落水,所以不便言及。不过,陈氏与周其实交往甚密,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周越然的言言斋被毁,此书幸而无恙。陈乃乾遂将此书与《正德金山卫志》同时影印,以《松江府属旧志两种》为名行世。至1937年的上半年,这部嘉靖志再次流入市场。据陈氏此文所言,此书曾在辗转青岛、北平后,于陈氏撰文时的1946年7月,被上海通志馆收藏,后来转入上海文管委而拨交上博。但陈乃乾在《上海地方志综录》三《嘉靖上海县志》(《陈乃乾文集》,881页)中则又说:“原书卷前有毛、吴二家藏印及渭仁题记,咸丰以前流传之迹,班然可考。近百年间,则始终未出上海境外,但若隐若现,令人想望,是可异也。”所以,此书到底是否曾流出上海,现在并不能确定。

李慈铭婚后无子,在传宗接代的压力下,曾于三十七岁、四十岁、五十九岁时,先后纳妾三名,但还是未能生下一子半息。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到了后来,竟经常流连于风月场所,据说因为常到妓院天下美女都看尽,所以有了双性恋的倾向。而且还染上了“好男色”之癖。

《陈乃乾日记》

再据民国时所修《上海续县志》,其卷末存总纂姚文柟跋:“忆余弱龄,馆太平丈贾季超先生家,曾见案头有郑志,仅四薄本,惜当时未知注意。今先生之孙叔香闻余言,遍检家中旧籍,已不可得。”则这位贾氏收藏这部嘉靖志时,应该是在刘郇膏之后了。综而言之,此部嘉靖志的藏源流大概为:汲古阁毛氏-秀谷亭吴氏-春晖堂徐氏-刘郇膏-贾季超-陈乃乾-言言堂周氏-上海通志馆-上海文管会-上海博物馆。

嗜书成癖

一、明初黑口本《邓析子》的影印与争鸣

《梅花喜神谱》

李慈铭考运不佳,在官场也不甚得意,收入有限,寄居北京城的费用浩繁,经常举债度日。但据吴振芝从《越缦堂日记》中所见李慈铭先生收支状况分析,发现他每月开销金额中最庞大的费用,竟是买书。在他的日记里,常常记载他到书市疯狂采购的事迹。买书、读书、藏书,成为他自幼至老最为自豪快意之事。某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李慈铭的钱全部花在古书上。他无钱买煤,他只好在冰冷中颤栗地熬过一天算一天。他熬夜读书,为求证一事,翻箱倒箧,辛苦非常。他却兴奋地说,“经义悦人,如是如是!”

一九二一年夏,陈乃乾从杨寿褀处购得明初黑口本《邓析子》,“为甬江李芷汀家故物”。按:李东沅字芷汀,浙江慈溪人。工诗,曾入彭玉麟幕,与沈宗畸、潘飞声皆有深交。据《陈乃乾文集》后附陈伯良、虞坤林二先生所编的《陈乃乾先生年谱简编》,此本“系从缪荃孙(艺风)遗书中散出”。但查《艺风堂藏书记》却并无任何记载,也不见陈乃乾于它处提及,未详何据。另据俞子林先生《杨寿褀与来青阁书庄》一文,杨寿褀曾于1919年在苏州木渎柳商贤家收到一批图书,其中有多种明初黑口本,后转售给陶湘(兰泉)。按:柳商贤字质卿,同治九年(1870)举人,与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昌炽同为冯桂芬的得意门生。考比文献,则此本《邓析子》似出于木渎柳家而非缪荃孙遗书亦未可知。

又1931年1月15日《日记》(31页)载:“晚至来青阁,知今日售去宋刻《梅花喜神谱》。”但此条甚为可疑。宋本《梅花喜神谱》传世只有一部,今藏上博。此书自光绪十二年由文登于昌进子彤侯售于吴县潘祖荫滂喜斋,再由潘祖荫弟祖年于1921年正月十三日灯节(2月20日),以独女静淑三十虚龄,转赠其女,归吴氏梅景书屋收藏,数十年间,一直未曾外传。以现在该书卷末题跋而论,在陈氏日记之前,头一年有陈曾寿观款:“庚午秋八月,蕲水陈曾寿观于梅影书屋。”下钤“陈印曾寿”白文小方印、“苍虬”朱文小长方印。在这段日记之后,有次年初吴湖帆自己的记载,据吴氏《丑簃日记》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四日:“赵万里来,观吾家《梅花喜神谱》及《淮海词》。”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宋本《梅花喜神谱》安然珍藏于吴湖帆府中,并无外流的可能。陈乃乾家学渊源,又自少阅市,且曾专门设肆售书,学识既丰,见闻又广,按道理是不可能看走眼的。那么,陈乃乾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录呢?

耿介直露

陈乃乾在《黑口本〈邓析子〉跋》和《校〈邓析子〉跋》二文提到,武林丁氏八千卷楼有一所谓“明初刊本”。涵芬楼《四部丛刊》曾借得江南图书馆据以影印,但陈乃乾从江南图书馆目验,认为其实为明代中期的“嘉靖本”。陈氏所得之本,因有睢阳朱夏录宋濂《诸子辨》一则,此条铁证可确定其为早于丁氏藏本一百多年的明初刻本,可以说是当时存世的最古之本。“诸家书目未经著录,以校他刻,是正甚多”。此书世所罕见,非常珍贵,就连徐乃昌也“见而爱之”。《日记》1922年11月4日:“积馀送来《邓析子》书衣。”可见陈乃乾对此书甚为珍视,亦证徐氏之爱非虚。

以我的浅见,日记此处可能是漏写一“仿”或“影”字,盖以陈乃乾的阅历,绝无将此书错认的可能。那么,如果仅仅是仿刻或者影刻,有必要特意在日记中郑重记录下来吗?在1928年,中华书局曾有一个《梅花喜神谱》的影印本,其卷末可见底本藏家高野侯之跋:

李慈铭具有爱憎分明的强烈个性,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或事情,常不假辞色的当面或即时破口大骂,以致于一些至交好友,如张之洞等,最后都因故宣告决裂。有时他也会在日记中自我检讨,但由于不喜欢俯仰随人、委曲求全的个性使然,始终不改旧习。不过,他处世虽多有峻厉言行,对于亲族,甚至家仆、亲友遗孤,则多以温情相待,可见是一位性情中人。

陈乃乾曾将得书之事告诉过好友张元济。张在1921年11月23日致信陈氏,询问“旧刻《邓析子》未知为何时刻本”。大概在得到陈氏答复之后,又于三日之后的26日复信云:“奉覆示,祗诵悉。明初本《邓析子》实属罕秘,所举佳处,闻之神往,甚望早日翻雕,以先睹为快也。”陈乃乾新得此书,朋友每闻而索观。很快,便于1922年初自费影印100本,分赠友朋。

宋器之《梅花喜神谱》宋刻孤本,为述古秘籍,黄荛圃得之,珍如拱璧,题咏至再。又以袁寿阶影摹本付古倪园沈氏翻雕,由是著闻于世。咸丰中归斥山于氏,既为吴县潘氏所有,什袭而藏,遂不复觏。古倪园影摹本雕印绝精,红羊劫后,流传亦极尠,值兼金未易得也。比来藏家旧籍转鬻于肆,中有是谱,沈刻初印也,亟论值购之。

3藏书名家

这一嘉庆十七年的刊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也有记载:“松江沈绮云所刻宋本《梅花喜神谱》颇为博雅君子所赏鉴。沈氏家本素封,有池亭园林之盛,改七芗尝居停其处,《谱》中梅花,皆其一手所临,印本今尚有之,……”黄裳认为,沈氏这一刊本,“为沈绮云倩黄荛圃用袁寿阶手摹宋本重刊,刻手精妙,然终未能与原书毫发悉合,版心题字亦各不同,影摹收藏图记亦有朱白文之异。然系此书重刊之第一本,初印用开花榜纸,墨色晶莹,由士礼居黄氏为之经营,遂成精本”。
虽然未能与原书“毫发悉合”,且为近代所刻,但此沈氏刻本流传甚罕,正如高氏所言:“红羊劫后,流传亦极尠,值兼金未易得也。”因此之故,陈乃乾日记中所言,很有可能,就是此本。

喜藏书,有藏书室名“越缦堂”、“困学楼”、“苟学斋”、“白桦绛树阁”、“知服楼”等,卧床左右,罗列书柜,并排盆花,自称“书可以读,花可以赏,二者兼得,其乐无穷”。与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来往书信密切。其藏书不足万卷,但以精见称。自称“于经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夹、诗余、传奇,无不涉猎而模放之”。仅手校、手跋、手批之书有200余种。编纂有《越缦堂书目》,着录书籍800余种;又有《会稽李氏越缦堂书目录》,由云龙辑有《越缦堂读书记》,记其阅读书籍990余种。藏书印颇多,自称“书籍不可无印记,自须色、篆并臻妍妙,故选不调朱,收藏家争相矜尚,亦惜书之一事也”。有“越缦堂藏书印”、“白桦绛树阁清客”、“会稽李氏困学楼藏书印”、“萝庵黄叶院落”、“桃花圣解盫”、“慈铭”朱文长方印、“霞川华隐”朱文方印、“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等数十枚。其《越缦堂日记》对古籍的解释、史料的鉴定考证、人物的评价等,有精到之评;以至本人的经历和对清末政治事件的描述,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学者所重。着《湖塘林馆骈体文抄》、《白桦绛树阁诗初集》、《重订周易小义》、《越缦堂词录》、《越缦堂经说》、《柯山漫录》、《后汉书集解》、《霞川花影词》、《十三经古今文义汇正》等。所藏书于1918年前后由徐惟则、后裔李钟俊整理,有书9
000余册,手稿10余种;1928年售于北京图书馆。

陈乃乾

《越缦堂读书记》

4清史文载

《日记》1923年1月25日云:“韵斋来,以新印《邓析子》、《怀米山房吉金图》托其带赠静庵。”按:韵斋即江苏常熟藏书家沈芳圃。陈乃乾托沈芳圃携《邓析子》和《吉金图》,带赠时在北京“南书房行走”、其一生“唯一敬爱的一个同乡老友”王国维。不久,王国维收到礼物,甚为高兴。致信云:“昨接手书,并荷惠赠新印明刊《邓析子》并《怀米山房吉金图》二种,拜谢拜谢。《邓析子》恐传世本更无古于是者……”

李慈铭可谓是清末一大读书家,其所作《越缦堂日记》1920年影印出版之后,便被视作文献富矿,有多人曾从此试图窥见李氏读书要领。1921年,越缦弟子孙雄从这部日记中辑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至光绪十五年李氏所撰诗,编为《杏花香雪斋诗》十卷,由云龙也从此日记中辑出光绪元年至十年的越缦诗,编为《越缦堂诗续集》十卷。1927年,北平图书馆收得越缦堂遗书,由王重民予以整理,结合日记辑成《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越缦堂文集》十三卷,由该馆铅印。又录有《越缦堂读书记》二卷,连载于《北京图书馆月刊》;《杏花香雪斋诗二集》十卷,未刊。除此之外,尚有缪荃孙、金梁等人或摘抄、或索引重编,都以此日记为学问掌故之大集。1959年,商务印书馆在由云龙早年所辑《越缦堂读书记》基础上,将其分类增编出版,1963年中华书局再加重印。现在常见的中华书局本、上海书店本及辽宁教育的《新万有文库》本,全是源出于此。再后来,又有王利器《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及《越缦堂读书简端记续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问世,虽然并非取材于日记,但观其书名,就知道也是受到了之前“读书记”的影响。但由氏所编仍有遗珠,故而,据傅璇琮《濡沫集?热中求冷》(京华出版社,2013年,64页)中说:“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助手,也或许看我刚被从大学贬出,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一项事,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慈铭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漏收的部分。”虽然最终未曾成书,但也可见李慈铭日记之吸引力,虽数十年而仍不衰。

缪荃孙撰《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三 ·文苑三》

张元济在3月26日致信陈乃乾云:“前日朱君遂翔交到手书,并新印《邓析子》一册,展读敬悉。屡承雅惠,感谢之至。”信中提到的朱遂翔,亦为陈氏好友,《日记》1938年5月17日有陈氏与之共进晚餐的记录。按:朱遂翔字慎初,浙江绍兴人。其抱经堂书店在杭州颇具规模和影响,又在上海设有分店,时人将他与孙殿起并称“南朱北孙”。朱遂翔曾借钞于陈氏,并在钞本之末有题记云:“甲子初夏,沪友陈乃乾得之,以借于余,抄留按語以志。”需要指出的是,民国甲子为1924年,此乃朱遂翔题记之年,非陈乃乾得书之年。

而《陈乃乾日记》中,还记录了当年另外两部《越缦堂读书记》之事,可见当时学人对这部日记之重视。据1931年1月15日《日记》(31页):“去年剪碎《越缦堂日记》弃置久矣,今始为之排比。”同月的20、21日、23日,则分别记录器编《越缦堂读书记》的“集部”、“经部”、“史部”之事。2月7日,又有(34页):“以《古学汇刊》本《越缦堂日记抄》加入所编《越缦堂读书记》中,竟日未出门。”7月15日(45页):“以所辑《越缦堂读书记》稿共九百卅七种售于富晋,得三百元。”从以上所引可知,陈乃乾于《读书记》一事,动意于1930年,而真正动手则在1931年,费时约半年。其所编《读书记》与由氏不同之处,就此处之简单描述,是直接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来编排。而在《新万有文库》本的整理前言中,按照四部来编排这一点是首先作为该版本特色与优点来说明的。可见,陈氏于书籍毕竟斵轮老手,出手便是正道。

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文名于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廕引为上客。光绪六年,成进士,归本班,改御史。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郁郁而卒,年六十六。
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着有越缦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弟子着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

2015年嘉德四季拍卖会上披露的一批陈乃乾友朋书信,其中有郑孝胥“三月廿六日”一札:“乃乾仁兄大人阁下:奉到手书,承遗《吉金图》及《邓析子》,感荷无任。谨奉《三礼便蒙》一部,当托蟫隐庐转呈。”《郑孝胥日记》于此事未载。陈乃乾《日记》1923年1月9日记:“得子敬书,知《三礼便蒙》佚篇已交苏戡,渠甚感谢,欲图后晤。”罗振常,字子敬(子经),罗振玉之弟,蟫隐庐书店主人。从陈乃乾、郑孝胥和罗振常三人的交往来看,郑孝胥得到陈乃乾所赠的《邓析子》与《吉金图》必在1923年无疑。

再据1938年4月6日《日记》(71页):“从来青阁取得张见阳刻《饮水诗词》、朱梁任辑《越缦堂日记抄》。余昔年曾刺取《越缦堂日记》中读书之作,分类排比,成《读书记》二十卷,其稿为富晋书社取去,至今七载,迄未付印。今得亡友梁任之稿,与余乃不谋而合,惟未分四部耳。”6月20日《日记》又言(77页):“余尝辑李莼客日记中读书之作,为《越缦堂读书记》十二卷,以稿交富晋。忽忽十年,迄未付印。今见亡友朱梁任辑《越缦堂日记抄》五册,与余书大旨相同,惟余书依四部编次,朱则随原文校录,斯为异耳。日记中有数段拟倩人摘抄,录目备忘。”后又抄录十四种书目,则仍念念不忘,当为仍想补足旧作。朱梁任(1873-1932),名锡梁,号纬军,一字君仇,晚号夬膏。同盟会早期成员,南社发起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后回国鼓吹革命,曾任苏州《正大日报》社长、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江苏分会委员。1932年11月12日,朱梁任携子去甪直参加保护保圣寺罗汉塑像活动,不幸途中翻船,父子遇难。据陈氏此记,朱氏也曾摘录越缦日记中与读书相关部分,排比成书。其编排次序则当与由氏相同,也是随原文顺序,一一摘出。自陈乃乾当日所见至今,又已七八十年,陈、朱二人所辑,未知还尚在天壤之间否?读之令人念念不忘。

5文学成就

虞坤林先生《陈乃乾、胡朴安与〈邓析子〉》一文曾谈及关于此书的另一段掌故。胡朴安得此书后,以家藏湖北崇文书局官刻本对校,发现差异很大,根据校勘的结果,他认为“此本错误极多,在崇文本之下”
。为此,他在1922年10月17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撰文,明确表达了批评之意。但他也未将陈乃乾的贡献一笔抹杀,其云:“陈君景印此书,想非谋利者比,观其跋语,隐然以流通古书自任。流通古书,嘉惠学者,其意甚善。”陈乃乾获读胡文后,以公开信的形式在10月31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作了回应。陈乃乾认为,古书“流通、校勘,本属两事”,其影印此书的动机,在于“供学人勘读”,并指出
“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对此,胡氏尽管另有所见,亦表示“此语诚然”。

陈氏日记中可供钩沉之事尚多,于以正见日记、手札之类一次文献之价值,虽只言片语,如能结合其他材料,都可发掘佚事,考镜史实。即便偶有所误,也都有迹可循,非汗漫之谈者可比。

李慈铭虽有“漆室坐忧时事非”的感情,任官期间也曾对时政有所批评和建议,但思想比较迂阔保守,持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以求索不倦的学者和矜尚名节的名士,终其一生。他承袭乾嘉汉学余风,治经学、史学,都有一定成就。又博览群书,时有所评。其治学读书所得,大都载入《越缦堂日记》,颇为世人所重。

此番“笔战”温文尔雅,二人都展示了谦谦君子的风范,《日记》之中,陈乃乾记录了与胡朴安频密的往来,可见二人友谊之深。1947年,陈乃乾在《大晚报·上海通》发表《我与朴安》一文,即以回忆此事为文章开端,饱含深情地怀念了故友。

李慈铭自言在创作方面“所得意者莫如诗”。今传已刻之诗起道光二十四年,共850首,主要反映了贫窘的学者与困顿的名士的生活与心境,山水风物、交游唱和的“登监闲适之篇”较多,至于“感愤切挚之作”,也多是抒写落拓不遇之感。直接触及时事、反帝慨时的篇什,如《庚申八月感事》、《出大沽口感事》、《庚午书事》、《京邸冬夜读书》等,为数寥寥。占有一定数量的涉及太平天国的诗篇,则表现了地主阶级的立场。

无论如何,于此可见陈乃乾在很早的时候,就以一己之力,使秘笈化身千百,广惠学人,有着令人敬佩的慷慨胸襟。

李慈铭认为“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规摹拟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他主张内有所蓄。同时广泛向前人学习,“汰其繁芜,取其深蕴,随物赋形,悉为我有”。他的诗大体遵循自己的主张,广采诸家之长,以写自身所遭之境,自心所生之感,创造一种“清淡平直,不炫异惊人”的风格,如《自题霞川老屋图》、《舟入青浦界作》、《初夏舟出徐山村至清水闸作》等。在文章方面,李慈铭认为“文体必本韵偶”(《书凌氏廷堪校礼堂集中〈书唐文粹文后〉文后》),强调骈文之美。此外,他的词也有一些感怀身世之作。

二、接洽蒋氏《密韵楼丛书》版片始末

李慈铭除经、史着述之外,刻有《越缦堂文集》12卷、《湖塘林馆骈体文》
2卷、《白华绛跗阁诗初集》10卷及《霞川花隐词》。尚有《杏花香雪斋诗二集》、《桃花圣解庵乐府》未刻。中华书局出版的《杏花香雪斋诗》10集,为吴道晋所辑。

1923年,著名的南浔密韵楼主人蒋汝藻选取家藏精善宋椠二十种,请董康在北京刊刻《密韵楼丛书》。到1925年前后,蒋汝藻经营的企业遭遇挫折,财力将尽,被迫以家藏的大批珍本古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银行又将这些书以十六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商务印书馆,而《丛书》的刊刻仅成七种而止。后续诸多细节及《丛书》余种命运则不甚为人所知。

6着作褒贬

《日记》1929年11月30日:“午后和庭来,代芹伯接洽蒋氏书板交革事。”
12月3日:“午后至授经家,点取《密韵楼丛书》七种版片,及宋本《吴郡图经续记》、《新定严州续志》、《中兴馆阁录》三种,又明本、钞本书十余种,交付芹伯处。《密韵楼丛书》原拟刻十种,今已刻成七种。已刻未修板者《文中子》、《严州续志》
二种,未毕工者《中兴馆阁录》一种。近年来孟无意于此,此板弃置久矣。今穀孙拟续成之,会将有辽东之行,故托芹伯经纪其事,余则代为接洽。今日与授经讲定,以后刻工每千字价十五元。”次日记:“午后访芹伯,继至榖孙处,观冷吉臣《秘戏图卷》,为贵池刘聚卿旧藏,榖孙以四千金得之。”1930年1月4日:“晚餐于穀孙家,穀孙定六日晨乘轮赴奉。”次日记:“晚在新利查晏客,到穀孙、陈巨来、钱芥尘、俞子英、张芹伯、胡朴庵诸人。”

《越缦堂日记》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记文字达数百万言,对清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坦然承认自己重新提起写日记的兴趣是受了《越缦堂日记》的影响。当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鲁迅在《怎么写》一文中说道:“《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二是许多墨涂,……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着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越缦堂日记》已列入台湾国中国文教材之一。

《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前后历时六十余年。1894年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七十余册。当时,沈曾植、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去,卒未刻”。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等及学界二十余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以《越缦堂日记》为其名影印出版了遗留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越缦堂日记》影印出版后,士林争相一睹为快,誉之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鲁迅在《三闲集》中说“《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就是当时日记出版后的真实写照。《越缦堂日记》出版后,蔡元培根据李慈铭的遗愿拟将剩下的十三册日记进行分类节录出版,后经钱玄同倡议,仍将剩余的十三册日记按前五十一册之例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影印出版。这便是《越缦堂日记补》。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的日记手稿则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人士呼吁追寻,但始终没有下落。直到1980年才有幸被发现。这宗重见天日的手稿后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共九册,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

1959年5月1日,金灿然(右一)与陈乃乾(右三)、潘达人(右四)一同前往拜访陈垣(右二)

7代表诗作

其中蒋汝藻字孟,蒋祖怡字穀孙,为南浔密云楼两代主人。张乃熊字芹伯,江苏吴兴人,银行家、藏书家、书画鉴藏家,为南浔蒋氏表亲。董康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常州人,律师、藏书家、出版人。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蒋密韵后人”颇多此事秘辛。当其时,陈巨来与沪上著名报人、小说家钱芥尘交往密切,而钱氏则是东北张学良的“驻沪爪牙”。蒋祖怡感到上海已无发展市场,又希望挽回家族在东北的投资损失,故求陈巨来引见于钱,据称有荒田十余万亩在东北,拟借张学良之势力,招工开垦,重振门楣。颇通人情的蒋祖怡问钱应以何物为晋见张学良之礼,钱告知,张学良对贵池刘公鲁所藏其父刘聚卿旧物、清初名画家冷吉臣的的工笔绢本二十四巨幅册页《宴寝怡情图》有极大兴趣;但刘公鲁观人起价,初标二千金的册页,对张学良却漫天要价至三千五。钱芥尘知道蒋祖怡和刘公鲁有“金兰之好”,所以将此事透露给蒋,“只要可以持冷吉臣之画晋献,则一切均可迎刃而解矣”
。蒋祖怡深知明买无望,只能“计取”,最后与陈巨来设计,以四千金买走。刘公鲁得知为蒋所诈,非常气愤,意欲诉于法院。后经上海著名的会计师、蒋刘二人的结拜兄弟江万平出面调停,此事遂寝。据陈巨来所言,“数日又被好事者,在当时三日刊《晶报》上刊登了这新闻,大意云:蒋某某巧绐秘戏图,谓蒋以贱值取之,诬也”
。其实此事本因钱芥尘而起,钱与《晶报》的余大雄关系极为密切,《晶报》此番添油加醋的报道,恐怕与钱芥尘脱不了干系。

又听呢喃到画檐,旧巢重待絮泥添。

由此,我们大致可知:此前,作为实业家的蒋汝藻在东北曾有一笔重大投资,可惜发生重大失败,《密韵楼丛书》的刊刻也陷入资金的困顿。之后,在生意上遭受挫折的蒋汝藻已无意按原计划完成《丛书》的刊刻,但其长子蒋祖怡似乎看到了希望,有意续成之。《日记》所谓蒋氏将有“辽东之行”、“赴奉”,说的就是他将携冷吉臣所绘《宴寝怡情图》北上沈阳,示好张学良,以谋求家族在东北生意之转机。所以蒋祖怡委托表亲张乃熊在沪负责其事,并约请与董康私交甚厚的陈乃乾为之接洽。据陈乃乾《日记》所述,《密韵楼丛书》原拟刻十种,此处或恐有误。而我们知道,时至1929年末,《密韵楼丛书》有《文中子》和《新定严州续志》两种已刻而未修版,又有《中兴馆阁录》一种尚未刻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文化薪火之保存至为不易。时至今日,《密韵楼丛书》依然仅得原有七种而已,陈氏接洽之力,恐怕最后也是付诸东流了。

主人为尔嫌春早,闲过花时不卷帘。

三、协调疏通测海楼藏书收购案

家家门巷正啼莺,取次轻阴间嫩晴。

1930年前后,古旧书界有一桩大事,即测海楼藏书收购风波。此风波所涉人事颇多,陈乃乾的好友郑振铎、学生胡道静都有提及,但二人均非直接当事人,耳闻则恐有,目睹却未必。此番风波中,陈乃乾协调疏通之功甚巨。他在1943年发表于《古今》杂志的《海上书林梦忆录》中粗陈了此事梗概。然而由于是回忆十几年前的一桩旧事,其记忆误植为“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后人未见《日记》,多沿其说。倒是胡道静在《片段回忆业师陈乃乾》一文中明确系此事于1930年,与陈氏本人的《日记》相合。陈氏《日记》里涉及此事的有关记载几乎就是“现场报道”,丰富的信息为我们了解这次的风波提供了最前沿的窗口。

满院杨花人不到,秋千撩乱作清明。

据1930年5月日记,对扬州吴氏测海楼的藏书,陈乃乾在主持中国书店时期,曾托朋友李元之有所垂询,但没有得到答复。“去年王锡生冒无锡图书馆名往购,拟价未成。
今年一月为浩廷购定,计价三万四千元。
锡生怀恨,因以该书多宋元旧刻将出售于日本等词,朦请教育局扣留,浩廷乃请董授经撰状呈民政、教育两厅,并挽余来此代为疏通。”

流水游龙日夜驰,品题豪竹与哀丝。

谁云饥饿苍黄日,犹是承平宴饮时。

陈乃乾日记手迹

天乐瞢腾如昨梦,杞忧涕泪有谁知?

王锡生,《梦忆录》作“黄锡生”,日记载其“冒无锡图书馆之名”往购测海楼藏书之事,《梦忆录》的记载却是“介绍于北京直隶书局主人宋星五”,两说差异甚大,未详孰是。之后,北京富晋书社主人王浩廷成功收购,王(黄)锡生欲分利而不得,遂诬以留洋之名。众所周知,早在1907年,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外流到日本,文化界痛心疾首,因此,王(黄)锡生的这一控告非常具有杀伤力。王浩廷无奈之下,请了与之颇有交情的董康处理法律事务,董的主业为律师,并与中日文化界交往密切,又是著名的藏书家。而其还邀请了陈乃乾代为疏通,也是看上了陈于各个环节之中深广的人脉关系。

只须一醉生涯了,莫忘高阳旧酒卮。

5月7日,陈乃乾与王浩廷赴镇江,测海楼后人吴孝侯自扬州来会,先后晤教育厅秘书姚鹓雏,民政厅厅长胡朴安、秘书胡惠生、林一厂等人。10日,据胡惠生见告,王浩廷的呈文已送江都县县长查覆,可见三日之前的晤谈对此事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当日,陈乃乾知胡朴安回沪,亦返,“晚与朴安略谈”;11日下午,陈乃乾与及时到沪的吴孝侯再访胡朴安“略谈”;18日,陈乃乾于晚十时访蔡元培,“请其作札,致教厅陈(孟钊)厅长”。从人事常情观之,陈乃乾与时任民政厅厅长的胡朴安交情深厚,自不待言;同时,他还动用了与蔡元培的关系,希望凭借蔡在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帮忙背书,间接影响事态,可以说也是行得一步好棋!之后,诚如《梦忆录》所述,“乃由两厅令江都县长放行”。陈乃乾劳心劳力、四处奔走,广托人脉、努力斡旋,终于取得了成效。

但令人颇为感慨的是,据王伯祥《庋榢偶识》“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七卷(上下二册)”条披露,书贾牟利,不择手段。王浩廷编了个七卷本目录,其中多有羼入富晋书社之底货,当测海楼藏书卖,标价虚高至有数十百倍者。而陈乃乾另编有《测海楼旧本书目》,“盖示富晋新得之货薄而已”。对于此事,陈乃乾《日记》无载,但在1931年一二月间,其编定《测海楼书目》即以告竣,厘为四卷,效率之高,令人感佩。在网上检索得2012年3月7日《扬州晚报》刊《也说测海楼书目》一文,文末云:“不知陈所记书目(虽然仅限于“旧本”)尚在人间否?”其实,富晋书社七卷本和陈乃乾的四卷本,2005年商务印书馆《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十四、十五册已作影印,后之学者自可寻绎比对。

四、目验宋刻《金石录》

1951年5月,完整无缺的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三十卷现世,郑振铎、张元济等人均极感兴奋。张元济《跋》云:“夫岂非希世之珍乎。”可见国宝重现天日所带给书界的震动。对此本《金石录》,前贤今人颇有版本考证之研究,拙文不赘;陈乃乾《日记》1951年5月5日记“写《宋本〈金石录〉考证》一首”,此文今似已难觅;虞坤林编《陈乃乾文集》之《共读楼札丛》有关《金石录》一条,行文不及《日记》5月22日所记之详。显然,《日记》所载,为陈氏目验原件的原始记录,其内容虽偶有缺误,但十分重要,颇有不为张元济之《跋》和后来之研究者所注意的关键之处。现将《日记》内容迻录如下:

《金石录》即南京甘氏所藏本,十行二十一字,曾经水渍,损伤甚剧,中缝刻工姓氏及叶数已模糊难辨。叶数似每十卷为起讫,首叶栏右题“唐氏有匪堂秘藏许就读不借”,当是明人墨迹。副叶题“大德丙午二月十三日藏于藏易斋”,分两行,下用“俞”字白文方印。又一行题“嘉
观”,似亦元人手笔。藏印有胡卢印“陶俞”,不知为谁。眉间有木记楷字四行曰:“卖衣买书志亦迂,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棉纸极佳,每幅中间有楷字晏如朱记。宋版书纸上有印记者,余仅见《王荆文公集》及此书耳。

按:陈乃乾所目验的南京甘氏津逮楼旧藏宋刻三十卷本《金石录》,今有《古逸丛书三编》与《中华再造善本》两种影印本。所谓“藏易斋”者,应作“读易斋”,陈氏误记。序首眉间有木记楷字四行,每行缺首字,且汗漫不可读,陈氏的记录可谓细心;可惜大约其并未看到卷第二十一端首亦有此四行文字,其中“护不异隋侯珠”者,缺字为“爱”,如此,则牌记文字无缺。又全本多处有“伯虎”印,可知此本为明人唐寅旧藏,这一信息为陈氏所缺记。

然而陈乃乾细心地发现“楷字晏如朱记”。“晏如”者,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产品广告品牌名,此乃当时的造纸作坊所为,可见宋代造纸作坊已有品牌意识。陈乃乾《日记》中的这一记录,极易为人所忽视,似乎尚未被前贤时修所道及,应该成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此本《金石录》,乃至宋代造纸业与刻书业的重要参考。

五、鳞爪及其他

由于种种原因,陈乃乾的《日记》确有长时段、大面积的缺失的遗憾,于其生平诸多学行以及若干细节,今天恐怕很难考证,我们只能就《日记》中的蛛丝马迹略作涉猎,窥探一二。

其一:1922年11月12日,陈乃乾与杨寿褀赴苏州。次日:“下午访佩铮,获观玄妙观石画拓本及石芝西堪同人赤牍数百通,相与纵谈金石甚欢。”王謇,字佩诤(日记作金旁),号瓠庐,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历史学家。王、陈青年时期曾先后从学于东吴大学黄摩西,份属同门。二人就王氏藏物,畅谈学术甚欢,由《日记》观之,想必年少近十岁的陈乃乾不遑多让。石芝西堪,即晚清著名词家郑文焯,郑有遗稿《石芝西堪札记》曾在日伪时期的《青鹤》杂志上连载。据陈氏披露,王佩诤藏有大批量的郑文焯同人尺牍,对此,今人所整理的陈乃乾和王佩诤诸多著作中皆无记载,未详是否尚存人间,足资研究者深入考访。

陈乃乾题跋手迹

其二:1926年10月,《国学月刊》第一期发表了日人神田喜一郎著,孙俶仁译《顾千里年谱》。陈氏《后识》云:“余辑顾氏旧书题识,得百数十首。又欲纂录其行事,与题识合为一编,见闻弇陋,未敢遽付手民。”张元济1927年9月中旬致陈乃乾书:“奉手教,谨诵悉。辑印《涧薲题识》,极思勉勖,惟其中稍有障碍,非面谈不能罄。”《日记》1922年11月19日记:“由立炎处转到沅叔函及手录涧薲题跋六首。”1924年1月5日记:“钞得顾千翁《天文大象赋跋》一首。”可见陈氏早年有收集顾千里古书题识之举和撰作年谱之念,李庆《顾千里研究》一书中有所提及。可惜到今天,具体过程已无由得悉,而其所辑印之题跋和纂录之年谱,恐怕也渺不可得了。

其三:约在1957年春,陈乃乾离京南下,辗转江浙沪多地。公干之余,拜访了多位好友,《日记》中有两则,颇可注意。1957年3月2日记:“早车抵南京……下午至图书馆,与陈彦通、沈元燮(注:原稿如此)长谈。”4日记:“上午至文化局取介绍信。至图书馆与柳定生、陈彦通、汪訚、沈燮元诸人谈。”柳定生,即柳诒徵之女,时任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彦通,即陈方恪,散原老人四子,陈寅恪之弟,解放后被安排在南京图书馆工作。汪訚,字霭庭,藏书史研究学者,解放前即从事图书馆工作,解放后长期供职南京图书馆,著作颇丰。沈燮元,南京图书馆退休馆员,当今硕果仅存的泰斗级版本目录学家。据与燮老相识的友人见告,燮老如今身体依然康健;其不但常在南图静坐读书,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日记》所记诸人,绝大多数已归道山。倘若沈燮老读到陈氏《日记》和拙文,将昔日陈乃乾与南图众人的“长谈”之情景回忆一番,撰文刊布,亦可为今人增添一段珍贵的书林掌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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