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址吴宓的四位良师诤友

吴宓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且还写得一手好旧体诗。在他学诗的道路上,有四位良师诤友对他诗艺的日益精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说起陈君衍,岂止是陕西人,他还是一个“老陕”呢。因为说到他,不得不说与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民国名流和着名学者的陈伯澜和吴宓。原来,陈君衍者,竟是三秦名流、着名学者陈伯澜的长子,以及吴宓的表兄。这真是“西子蒙不洁”,陈君衍者,坏了三原陈家的家风。

光明日报:清初唐诗选本中的诗学反思

时间:2018年12月10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韩 宁

清初唐诗选本中的诗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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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岛《寻隐者不遇》诗意图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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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相思》诗意图(局部)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清初的唐诗选本有40余种,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前代唐诗选本的重新编注,如冯舒、冯班《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陆贻典等《唐诗鼓吹注解》,戴明说《重校唐诗类苑选》,王士禛《十种唐诗选》等;二是清代学者自己的辑选,如邢昉《唐风定》,顾有孝《唐诗英华》,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龚贤《中晚唐诗纪》,徐增《而庵说唐诗》,王士禛《古诗选》《唐贤三昧集》,陆次云《唐诗善鸣集》,李沂《唐诗援》等。诗歌选本颇能体现编选者的用心和眼光,同时深刻反映彼时的诗学风气,诗歌评注亦会贯彻自身的诗学理论。因而,于清初唐诗选本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明代诗学的反思。复古是明代的主流思潮,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在明代影响甚大。明人结社成风,除了七子,还有唐宋、公安、竟陵等诸多流派。这些流派一方面促进了明代诗学流变的多样态,另一方面诗学主张本身的缺陷也形成诸多流弊。

  清初诗学竭力突破“诗必盛唐”的藩篱。明代前后七子标榜复古,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要求诗歌创作以盛唐为榜样。诗坛盟主钱谦益对此提出了强烈批判。唐诗选本是钱谦益宣扬其诗学主张的重要领域,他曾为《唐诗英华》《唐诗鼓吹注解》《唐人咏物诗》三种选本作序。《唐诗英华序》云:“世之论唐诗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师竖儒,递相传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而成于国初之高棅,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钱谦益指出唐诗四分法始于宋末的严羽,形成于明初的高棅,并且毫不留情地批评这种分法“支离割剥,俾唐人之面目蒙幂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唐诗鼓吹注解序》)。而以编选诗歌为务的唐诗选本是扭转这一“讹谬”的最佳方式。清初唐诗选本多选中晚唐诗,或是通选四唐。如重新评注《才调集》和《唐诗鼓吹》,二集收诗以中晚唐为主;《唐诗英华》中晚唐诗占全书的四分之三;甚而出现了补缺性质的《中晚唐诗纪》,龚贤《中晚唐诗纪侨立姓氏说》云:“《唐诗纪》有初、盛,而无中、晚,以中、晚篇帙浩繁,难于裒辑。人有斯志,未见成书。今余遇一家便刻一家,各各首尾完具。”大多数选本尽量做到四唐并重,没有偏废。

  前后七子标举盛唐的同时极力贬低宋诗,“明代诗人,尊唐攘宋,无道韩、苏、白、陆体者”(乔亿《剑溪说诗》)。清初诗学则“祖宋祧唐”,为宋诗恢复名誉。七子的复古主张不谬,大谬的是以模拟、剽窃为创作门径,“万历间,王、李盛学盛唐、汉魏之诗,只求之声貌之间,所谓图騕袅、写西施者也”(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济南以‘唐无古诗’一语抹杀,缉缀选句成篇,遂开袭取之路”(俞南史《唐诗正凡例》)。因而,纠正七子的失误,不仅要清理其偏颇主张,更要指出一条正确的复古途径。复古并非仅仅学习秦汉之文、盛唐之诗,而是“转益多师”。既然要全面、综合地继承古人,那么宋诗就不应被排除在外。李振裕《唐诗善鸣集序》云:“虞山钱牧斋先生,乃始排时代升降之论而悉去之,其指示学者以少陵、香山、眉山、剑南、道园诸家为标准,天下始知宋金元诗之不可废,而诗体翕然其一变。”在钱谦益的推动之下,清初诗坛形成学习宋诗的风潮。

  清初诗坛在宗法唐宋上经历了几番转变,首先是由中晚唐诗而至宋诗,正如陆次云《善鸣集序》所言:“学者共识其非,厌蹈袭而思变通,始复中晚、宋人之诗是问。”客观来看,中晚唐诗和宋诗皆有缺陷,若要确立诗歌典范,还需理性看待盛唐诗。其次是由宋诗又至盛唐,明人的“诗必盛唐”具有排他性,清初唐诗选本并未因批判明人而有意贬低盛唐诗。张揔《唐风怀序》称唐诗“大抵历初盛而中晚,无事区分而运会代迁,俯仰自异”,“各极其致,岂遂相非”。唐诗的阶段性特征是诗歌发展的必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诗人学作诗也大多会选择学习盛唐诗,邢昉《唐风定序》中叙述自己学诗的过程,先学汉魏,后来“事盛唐名家,久之,益酷嗜,遍及钱、刘之清婉,韩、孟之镵刻,寖能穷探旨趣,究极原委逾二十年”。盛唐诗的价值有目共睹,“是中晚及宋元人皆知尊盛唐、皆知学盛唐而患不逮”(李沂《唐诗援序》),何况中晚、宋元亦是皆学盛唐。因此,“盖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善学宋、元诗者,当仍于唐诗求之”(汪立名《唐四家诗自序》)。宗唐的代表人物是王士禛,王渔洋论诗主“神韵”,“神韵说”的支撑点是盛唐诗歌,其《唐贤三昧集》“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录其尤隽永超诣者”。王渔洋的宗唐有别于明人的专事模拟盛唐,何世璂《燃灯纪闻》载渔洋之语:《三昧》之选“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见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子,大帽子话”。王士禛正是以“真盛唐”来纠正明人之偏,以及清初诗坛的宗宋之偏。

  明诗学提倡的复古最终流为拟古,为了从根本上清除拟古之弊,清初诗学再提诗教说,主张诗学传统的回归。钱谦益倡导学习《诗经》,他在《唐诗英华序》中批评严羽论诗“不落议论,不涉道理,不事发露指陈”,完全背离了诗教传统,“三百篇,诗之祖也”。议论、道理、发露、指陈皆见于《诗经》,不能弃之不顾。清初唐诗选本对风雅诗教极为重视,《唐诗英华》选“唐人多有讽咏时事、关系国家得失、寄托五十六字中者”(顾有孝《唐诗英华凡例》),《唐风怀》选“进唐风于汉魏、《离骚》、《三百篇》”者(张揔《唐风怀序》),《唐诗正》所选之诗“虽有不同,总欲归于大雅”(俞南史《唐诗正凡例》),《唐诗掞藻》“大要有关于庙廊者,乃登是选,亦以使雅颂之遗音不泯”(高士奇《唐诗掞藻序》)。二冯之所以评阅《才调集》,也是因为其“不入于风雅颂者不收,不合于赋比兴者不取,犹近《选》体气韵,不失《三百》遗意”(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邢昉《唐风定》更是明确标举雅正,其选诗皆以雅正为标准,分体编排,每一体内分“正风定”和“变风定”,如评魏征《述怀》:“清和夷雅,卓立四子之前,允为正始。”评韩愈《秋怀》:“哀伤太露,为变风之始。”清初诗学以风雅比兴、温柔敦厚为批评标准,努力将创作引向时事、引向生活,不悖复古原则的同时,为诗坛指明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明七子的模拟之风必然导致诗歌创作缺乏真情实感,公安派、竟陵派继起纠偏,却又流于俚俗冷涩。清初诗坛深受其害,戴明说《重校唐诗类苑序》云:“今之为诗者,乃或拾公安之唾余,藉竟陵之羹渖,以空踈为高贵,以浅薄为清虚。”对此清初诗学重提“真诗”,强调真情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明代诗坛其实一直在提倡“真”,从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到王世贞的“有真我而后有真诗”,但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将“真”落实在“真情”上。李振裕《唐诗善鸣集序》云:“其意无论时代,要取真诗为贵。夫诗所以为真者,何也?曰情也。诗以道性情。”只有“情真”才能写出“真诗”。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云:“况诗发乎情,不真则情伪,所以从外至者,虽眩目悦耳而比之刍狗衣冠;从肺腑流出者,虽近里巷鄙俚而或有可取,然亦须善为之。”诗歌不论雅俗,只要真情流露就有其可取之处。“真情”进而可释为性与情的不可抑制,金圣叹《唐才子诗序》曰:“无情犹尚弗能自已,岂以人而无诗也哉!离乎文字之先,缘于怊怅之际。性与情为挹注,往与今为送迎。送者既渺不可追,迎者又欻焉善逝。于是而情之所注无尽,性之受挹为不穷矣。”人之性情本来无穷无尽,性与情的挹彼注兹是诗歌创作的源泉。清初评诗多重真情,如徐增《而庵先生说唐诗》评杜甫《秋兴八首》:“秋兴者,因秋起兴也,子美一肚皮忠愤,借秋以发之,故以名篇也。”“人断处偏不肯断,人连处又偏不肯连,此老一生倔强,所以成得一个诗人,然非看得定、持得牢,将何者与人倔强也!”“忠愤”“倔强”是杜甫的真性情,抒写真性情的诗最是好诗。

  总之,清初诗坛对明诗学进行了全面反思,在反思中新的诗学思想逐步形成直至最终确立,唐诗选本通过选诗、序跋和笺评,参与其中并成为有力阵地。

  (作者:韩宁,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对吴宓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陈伯澜,陈伯澜是吴宓的姑丈,有《审安斋诗集》,崇尚唐诗,尤尊杜甫。康有为赞其诗曰:“伯澜诗之雄健学少陵,绵丽学玉溪,而神似遗山,遇合亦同之。”吴宓也说:“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十几岁时开始从陈伯澜学诗,深受姑丈影响,崇唐诗,不喜宋诗:“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其一生酷爱杜诗,作诗多借鉴杜甫,也与陈伯澜的教诲有直接关系。吴宓早期诗歌直白无隐,缺乏余味,陈伯澜力纠其弊。

竺可桢在南京珞珈路的住宅,原是22号,现是颐和路西侧珞珈路的48号,猛一抬头,赫然可见一座灰色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这就是中国“气象学之父”竺可桢的老宅。竺可桢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建起这座别墅,那时他每天早上都要在院子里记录当天的温度、湿度、天气等气象状况,又根据全国各个气象台的资料,在这里编印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等,据说是中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最有保证、内容最为完整的降水和气温等资料的个人之举。不过,竺可桢在此处没住几年,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只身来到杭州,从此就再也没在这里住过;到了翌年,抗日战争爆发,竺校长带领浙江大学600多名师生实行西迁,其夫人张侠魂和几个儿女也随校西迁,结果第二年的1938年,张侠魂与小儿子竺衡因路途上患上了可怕的痢疾而双双亡故。

一晃,八年抗战胜利,竺可桢于“光复”后又带领浙大“复员”杭州,其间曾返回南京,寻找旧居。在他的日记里,即1945年10月15日,记载有如下的内容:及至到了珞珈路22号,见其“外表与八年前无异,内住伪财次陈君衍。陈已被押,其妻女在内”。原来鸠占鹊巢,竺可桢的老宅,南京沦陷时竟被汪伪汉奸政府的要员所霸占,其时,这位汉奸虽已被拘押,他的家眷却仍强住在里面。

显然,竺可桢是满腔怒火。他又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陈,山西人,其妻系扬州,出身微贱,恐系娼也。余所有书籍均亡。问之,据云目前亦无一书架,其不读书可知矣。”

汉奸其人,其籍贯、其妻子之所出,这大概是竺可桢从旁人处打听到的;至于自己原藏于老宅里的书籍,他却亲眼所见是全部无处可觅了,另外听说屋内甚至没有一个书架,这非法的主人可谓是“刘项原来不读书”呵。

竺可桢的日记,或因他人误传,或系自己手误,写错了一个字,那就是陈君衍者,非“山西人”而是陕西人也。

说起陈君衍,岂止是陕西人,他还是一个“老陕”呢。因为说到他,不得不说与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民国名流和着名学者的陈伯澜和吴宓。原来,陈君衍者,竟是三秦名流、着名学者陈伯澜的长子,以及中国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人文主义”旗帜的吴宓的表兄。这真是“西子蒙不洁”,陈君衍者,坏了三原陈家的家风,也污了三原吴大师的枝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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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老陕”的三原陈家父子

1914年6月27日的吴宓日记记载其写了一首诗让陈伯澜评阅,曰:“思想甚发达,然诗则幼稚。宜以多读为是。”又曰:“诗以多注则始佳,贵含蓄而忌直说。”吴宓虽然当时由于年龄关系,并不服气,在日记中发牢骚:“嗟乎,余之诗,意在发抒情感,非以诗学诗也。”但也承认:“余学疏力短,正犯此病。……后当更力勉之。”后来随着学识渐长,阅历渐丰,对于用典更服膺于陈,说:“于是经义史事,遂与我今时今地之事实感情,融合为一,然后入之辞藻,见于诗章。是故典故之来,由于情志之自然,非待掇拾寻扯,故典不累诗而有裨补于诗。”陈伯澜点评吴宓诗歌,一贯从严。如吴宓早期诗作《秋夜吟》,词藻华美,意境凄丽,似仿《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秋窗风雨夕》,颇费了一番心思,陈伯澜评云:“语多辛酸,殊非所宜。”又谓其为无病呻吟。兜头一盆凉水,泼醒了吴宓,吴宓以后的诗作幼稚有之,不合诗律有之,却都出自真性情,不再有这类矫揉造作之作了。对于整体尚不错的诗作,陈伯澜也尽量指出其不足:“作者古体,直摅胸臆,无格格不吐之弊。但下笔太轻易,即不免浮冗空滑。须敛才就范,勿但贪多好胜。”对于写得非常出色的也不吝于赞美之词,如评吴宓的《石鼓歌》曰:“此首当为古体诸作之冠。”

陈伯澜,名涛,字伯澜,以字行。陈伯澜幼年时在大教育家的“老陕”刘古愚任教的三原东关胡子周“古月斋”就读,后又随刘古愚到泾阳“味经书院”深造,至1889年戊戌变法那年参加乡试,得中陕西第一名举人。又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陈伯澜在北京随几位“老陕”的醴泉邢廷荚、富平张鹏一等拜访康有为,慷慨参与“公车上书”,此后,他又受刘古愚的委托,赴武汉、苏州、上海等地考察实业发展状况,除了参观织布、轮船和枪炮制造以及印刷等近代工业的现状,还与梁启超、汪穰卿、龙积之等进行座谈,席间特意介绍了刘古愚的实业救国思想,又与英人商议了购买织机等事宜。陈伯澜的此行,实开近代陕西“开关”之滥觞,后来他将此行的成果带回陕西,这不仅有“软件”的众多新书刊,还有“硬件”的日产轧籽棉机等(不久即在泾阳西关创开了轧花厂,据说这是机器轧花首次传入陕西)。

陈伯澜得风气之先,除受刘古愚影响之外,还与当时的清廷陕甘总督陶谟比较“开明”有关,也是在西太后“复辟”之际,由于陶谟的援手,陕西新思想渊薮的“味经书院”的师生得以幸免于祸。此后,陈伯澜在省外仍然活跃于教育事业,他在广州创办了广东高等工业学堂,并多次东渡日本,购进先进教学设备,由此培养了许多人才。民国后,陈伯澜活动于上海、北京等地,并曾在北洋政府财务部任职。

陈伯澜着述等身,他有《裴氏和约私议言》及《审安斋诗》、《南馆文钞》、《粤牍偶存》、《入蜀日记》、《国税局条议》等。陈伯澜还是着名三秦诗家之一,他崇尚唐诗,尤尊杜甫,康有为曾赞曰:“伯澜诗之雄健学少陵,绵丽学玉溪,而神似遗山,遇合亦同之。”陈伯澜是吴宓的姑丈,吴在少年时即得其教养,吴宓后来评论其诗,谓:“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受其影响,也崇仰唐诗而不喜宋诗,所谓“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而吴宓早期的诗歌直白无隐,缺乏余味,陈伯澜曾力纠其弊,如此其诗风乃得以延续。

陈伯澜的长子陈君衍,与吴宓可谓媸妍相对。

陈君衍,原名祖蕃,后名之硕,字君彦、君衍,以字行,陕西三原人。陈早年读书上海南洋公学,后又东渡日本,肄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909年,吴宓在《自编年谱》中称:“陈伯澜姑丈之长子陈君衍表兄,现年二十三岁,肄业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本年十月,以父命归娶。”及见其状,乃“头发全薙光,今戴假辫。先毕业上海南洋公学,素用功英文,所造甚深”。是谓陈在日本受革命党人之影响,与鲁迅等相同,都剃掉了辫子,不过在回国时才装上了假辫,可见彼思想尚能引领风气,又学习用力,英文等颇有造诣。

陈君衍与吴宓这一对表兄弟,两人当年情同手足,又彼此砥砺,吴宓在《自编年谱》中又称:“君衍表兄信康南海‘物质救国论’之说,认为:惟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可以救国,方为有用。故劝宓至少亦必须专习化学工程,并力主宓应即赴日本,立可取得实学,斯乃惟一正途。后来则以宓之在清华多年,旷费光阴,只为求得留美之资格,实亦不值得,且不合算也。君衍兄已代宓报‘吴雨僧’名,加入日本某工程学会为会员,按月收得该会之出版物。总之,君衍兄极爱护宓。惟惜君衍兄既未秉承姑丈之诗教,亦未了解宓之个性,实适合文学,而不适合此外一切学术与事业也。”

这是两人性情以及志向等的不同,换言之,陈君衍受康有为、刘古愚、陈伯澜等的思想影响,主张“实业救国”,所谓快速救亡法,即着手于物质基础,“立取实学”也即立取时效,榜样则为近邻的日本;吴宓呢,则陶醉于传统国学以及诗文等,在清华载浮载沉,先是其在辛亥年以第二名考入清华学堂,开始了六年的清华生活,至1917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问学东西,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白璧德教授,主攻欧美文学;1921年吴宓痛感新思想冲击传统堤岸,决定提前回国力挽狂澜,遂先后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执教,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特别是在母校,他得以尽展心志,负责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筹备工作,主持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并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彼时,其所居的清华工字厅“藤影荷声之馆”可谓风光无限,但终因其意气太盛,襟抱难开,让人垂叹。

却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首都定于南京,吴宓自称其“对革命事业,既未参加,且甚不赞成”,而其表兄的陈君衍却大不同。吴宓在《自编年谱》中称:“陈君衍表兄之奔赴南京,参加新政府,并非热心革命,而因必须积极活动,为全家老幼谋生计也。”显然,与吴宓隔膜于时势不同,陈君衍追随时潮,占据高位,成为新秀之属。不过,知彼者表弟吴宓也,其谓陈君衍原是“两面人”,其所图者,以及所有的“积极活动”,全系功名富贵,以及“全家老幼谋生计”。吴宓貌憨而实明,他对陈君衍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且洞烛幽微。

果然,1913年,吴宓又在《自编年谱》中写道:“陈君衍表兄新自上海来京活动,寓西河沿金台旅馆。元旦,来为父拜年。宓见其衣服鲜丽,举止豪华,擅长应酬交际。窃以为:硕兄活动之能力及其结果,实远在仲旗公(按:吴宓的叔父吴建常。吴宓幼年丧母,故由其祖母做主将吴宓作为仲旗公的继嗣。1987年,仲旗公在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其时,其人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千里走单,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后辞官后赋闲沪上)之上。盖仲旗公以随时、顺境、自怡、自适为主,对人、对事,概不强求,自己亦不去奋力、辛苦,既不肯干谒职位崇高之人,亦不屑商讨金钱货利之事,更不知、不能揣摩、顾虑、了解他人之心理,以为我只顺情、从理而行,便无不合。如此者,在名利竞争之场,只有从受‘天然淘汰’,而归于失败、灭亡。若硕兄之聪明、实际,则大异于是矣。”

其时,陈君衍北上京城活动,间为吴父拜年,吴但见“其衣服鲜丽,举止豪华,擅长应酬交际”,本能地,吴宓心头隐隐作恶,以为不耻。吴宓还从家族史的遗传上,将之比对其长辈的“仲旗公”,认为两人有所不同,即“仲旗公以随时、顺境、自怡、自适为主”,相反,陈君衍则“聪明、实际”。吴宓果然“洞见”。

陈君衍能得机会,先任河南财政厅长,后历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审计部政务次长、代理审计部部长、审计部政务次长等。不过,让吴宓未能“洞见”到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君衍竟“聪明、实际”到恬然下水,附汪投敌。1939年8月,他受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至1940年3月,又任汪伪财政部常务次长、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伪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委员,随后又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汪伪粮食管理委员会兼任常务委员。再至1943年,任汪伪粮食部次长、汪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汪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实业部次长、审计部政务次长、中央储备银行常务理事等。彼时的陈君衍,赫然汪伪汉奸政府中的一位高官矣!

饶麓樵于吴宓有更多鼓励之词。如评其《论诗绝句》云:“清炼工腴,情韵不匮。加以深造,定当树帜骚坛。”评《喜雪》云:“胸襟气息,自尔不凡。”这些鼓励对于青年吴宓而言,弥足珍贵,增强了他在学诗道路上勇攀高峰的信心。饶麓樵也不时指出吴宓诗歌的不足之处,如评《清华园词》:“规模壮阔,步骤井然。但造句炼字微嫌未合,想系急就之故。”他还多次提醒吴宓要细心揣摩前人诗歌的优长之处,加以学习。评《九月九日》一诗曰:“杜公善用拗,放翁学之,尚能得其仿佛。君诗好用拗,宜细味此二家。再君之诗多倔强语,宜学涪翁也。”对吴宓诗集总评时说:“选诗中如颜谢,唐人诗如杜陵,可多读,益当深造有得。”

吴芳吉是吴宓的同学,与吴宓并称“两吴生”。吴宓自谦自己的诗歌不如吴芳吉。吴芳吉总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吴宓诗歌的弊病,在《读雨僧诗稿答书》中说:“如‘未能入世先遗世,岂必触机始悟机’与子美‘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百鸟飞’之句相似。但此类句法,最易生涩,不可取。又如子美《咏鸡》‘纪德命标五,初鸣度必三’之句,故意强合,皆宜弃之”,“引用典故,宜含浑自如,不可牵强。《甲寅杂诗》三十首中,典故最多。如‘兔死鸟飞剩只鸿’、‘俗薄公输羞智巧’、‘人以亲疏为去取,党分洛蜀自惊猜’诸句,皆不免牵强凑成。如‘胡骑惊传飞海峤,汉廷竟议弃珠崖’。此类经营,斯上上矣。玉溪昌谷之诗,最喜用典,其隐僻不可探测,不似子美明贵。玉溪辈若以引典为作诗原料,子美仅以之点缀而已。”吴宓后来诗歌学杜能取其神而遗其貌,得吴芳吉之助。

陈寅恪与吴宓是挚友,他们贯穿一生的深厚友情被传为文坛佳话。吴宓对陈寅恪的学问十分佩服,以师视之:“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寅恪曾说:在中国近世诗人中,最佩爱郑苏堪之诗,以其意思明显,句句可译成英文也。吴宓深记在心,后来“多读各家之诗,以真挚明显(即清切)为标准,乃深是寅恪此言”。吴宓一生作诗以真挚明显为准则,正是源于陈寅恪的指点。陈寅恪认为吴宓诗歌多性情而少理趣,在深度上有所欠缺,虽然知道吴宓厌恶宋诗,仍多次提醒吴宓要多读书以固本,吸取宋诗之长:“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大概作诗能免滑字最难。若欲矫此病,宋人诗不可不留意。因宋人学唐,与吾人学昔人诗,均同一经验,故有可取法之处。”多年的交往使陈寅恪对吴宓有深沉的同情与理解,吴宓的《忏情诗》,最为人所诟病,有的说格调不高,有的说难以达诂,陈寅恪则说:“直抒胸臆,自成一家。自忏,即所以自解,正不必别求解人也。”可谓知己之论。陈对于诗歌最看重真性情,评《清华园即事》云:“理想不高而感情真挚,固为可取。”

师不在多,在于识见高远且善于教诲;友不在多,在于知心并敢于指责其失,吴宓能拥有这样几位良师诤友,实为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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