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雅上海的第一印象

上海

原标题:裘小龙“任作君先生”

最近,2017年度全球最优雅城市排行榜公布,巴黎、伦敦、维也纳位居三甲!!而中国也有两个城市上榜:香港(第44位)和上海(第66位)!!

我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认识了万。他是与我一起去外滩公园打太极拳的一个同伴,比我小一岁,却多才多艺,能吹几下黑管,说几句英语,写几行诗歌;此外,万更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个“条件”,在市中心独自拥有一间前厢房。这在当时的上海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奢侈。不过,他与我一样,属于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也在里弄生产组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初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因病得以“待分配”在家,但没有工作,也上不了学,更看不到任何前途,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决定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外滩公园学打太极拳。

主办方德国最大的时尚电商Zalando表示:

上海里弄生产组最初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一些家庭妇女响应党和政府解放妇女生产力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的;在六七十年代,除了“解放出来的”家庭妇女外,还容纳进了一些病休在家而不能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里弄生产组的条件自然不能与全民国营企业相比,工资待遇极差,仅仅七角钱一天,也没有医保,排在社会的最底层。

于是,在一个夏日清晨,在靠近外白渡桥的公园进口处,我第一次见到了任作群先生。

要想排名靠前的城市,必须有时尚品味、文化、历史、美丽的建筑、旅游吸引力、城市里的时尚学院、新闻和观光点等,重点在于第一印象!……

尽管这是一个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年代,上海人在生活中还是很讲现实的。在生产组工作的男青年一般都找不到女朋友。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于是,我也只能像沙漠中的鸵鸟一样,一头扎进书和幻想里。

那天早上,他也在公园里打拳。他身材魁梧,戴一副老式的玳瑁框眼睛,头发花白了,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的年纪,独自在个小角落里,天马行空似地打着一套简化杨式太极拳。他一招一式动作很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脸上的神情甚至有点木讷,却又俨然是旁若无人的样子。打完拳,他擦一擦汗,慢慢走向不远处的一条绿漆长凳,坐了下来,在他身边的是两个在那里念书的女孩子。接着,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举起了手,又好像在她们的书中指指点点着什么。

时尚、建筑、文化……共同造就了魅力的魔都,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魔都那些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

我们一起去外滩公园的两三个星期后,我就放弃了练太极拳,开始学英语。在公园的板凳上,在一本袖珍版的英美诗选中,我第一次读到了英国现代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一首爱情诗,题为“花园中的阳光”:

我走近几步,探过头去一看——是让我大吃一惊的发现。她们居然是在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或许只是作为英语课本在读,《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封面,也可以说是那些日子里必需的政治正确的掩护。他则是耐心地在为她们解释其中的英语单词和语法问题。在他们的长凳后,晶莹的露珠还在矮灌木丛上闪烁,眨着好奇的眼睛。

最经典 | 华丽外滩万国建筑群

花园中的阳光/渐渐硬了、冷了,/在金子织成的网中,/我们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
当一切都已说清,/
我们无法乞求原谅。//我们的自由像自由的矛,/投出去,飞向终点;/大地逼迫,诗行以及/麻雀都纷纷坠落地面,/哦我的伙伴,很快/我们将没有时间舞蹈。//天空让你高高飞起,/
挑战教堂的钟声,/以及每一处邪恶的/汽笛警报所传达的内容:/大地逼迫不停,/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再不期望什么原谅,/心又一次硬了、裂了,/但还乐意与你——在雷电中,/在暴雨下,坐在一起,/而且充满感激,/因为花园中的阳光。

那俩女孩子的年龄与我差不多,境况估计也相近。她们每天早上都来公园,看书要看到十点半左右才离开,显然既不在工厂上班,也不上学,很可能也在“待业青年”的行列。可不管怎样,她们却没有像我那样在浪费时间。在她们的长凳旁,我一时间感到无地自容。

外滩曾被划属英租界,在上海开埠后云集了众多的银行、商行、总会……成为近代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52幢风格迥异的古典复兴大楼一字铺开,打造了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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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急匆匆赶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册英语课本;第二天清早,在公园另一条长凳上,也依样画葫芦地学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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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麦克尼斯

几天后,任先生果然也注意到了我。他还真是有教无类,乐意地为她们——也为我——解答英语学习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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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时,我并不太理解这首诗,但原文中低回的节奏充满音乐性,抑扬格与扬抑格的交错运用,再加上朦胧、含混的意境,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许多少是因为自己当时还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许也有自己“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的遗憾。

从严格的意义说,任先生或许不能说是我的老师。当时的政治气氛与公园条件,都不允许他在那儿正儿八经地上课。一般情况下,都是我自己在家里先背单词、读课文、啃语法,碰到实在搞不懂的地方,一一摘录下来,再在公园里请教他。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他在那里的帮助、指点,我是肯定不会有信心把英语继续学下去的。

最时尚 | 陆家嘴摩天大楼

不过,万却是捕捉到了属于他的“分分秒秒”。他有了一个女朋友——雁——与他一起坐在外滩公园绿色的长凳上,仿佛“在金子织成的网中”。雁长得苗条、俊秀,拉小提琴,也喜欢诗和翻译小说,还有一个政治上很红的家庭背景。她在幼儿园当老师,属于大集体编制,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里弄生产组好很多。她无视七十年代的现实和家人的反对,与他恋爱了——“在雷电中,在暴雨下”。

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在类似外滩公园这样的公众场所中教英语,有可能被人视作形迹可疑,甚至还会被上升到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但像任先生那样,打完拳,再在长凳上稍稍坐一会儿,看上去或许也不太出格,至少在周围巡逻的工人纠察队没走过来找什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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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阵子,万要我去听一场家庭音乐会,就在他那间前厢房里,曲目是《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他与几个友人为曲子重新编配了乐器;他吹黑管,她拉小提琴。那是一个到处响着毛主席颂歌的年代,对我来说,这些红歌更多是政治宣传,从未想到要真正作为音乐来欣赏。那一个下午,我却深深感受到了艺术的惊艳。不仅仅因为是音乐,更因为是演奏音乐的人。一个个音符在雁的纤秀的指间像午后的阳光那样倾泻出来,跳动着金子般闪亮的欢乐,让我第一次置身于象征主义诗歌所讲的朦胧甚至是超验的彼岸。

几个星期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个女孩子不再出现在清晨的公园。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任先生会有更多的时间教我,是一大利好。我已放弃太极拳,找来了“文革”前出版的许国璋的大学英语教材,坐在同一条长凳上,一课接一课地学了下去。

屡屡创造城市新天际的陆家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惊艳的,多少人被陆家嘴刷新了城市印象,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一幢幢地标建筑汇聚了陆家嘴的现代与时尚,一声声“哇……”的惊叹足以说明摩天大楼的魅力!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让人激动!

出乎意外,这对恋人在那场音乐会后闹起了矛盾,嚷着要分手。朋友们纷纷劝解,我也加入其中。雁似乎已下了决心,不过她告诉我,想到与万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她心中依然无悔,更对属于他们共同的日子充满了感激。这自然让我想到了麦克尼斯的那首诗,还心血来潮地为她背诵了几行。可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没过太久,还有两个来自虹口区的待业青年,人力与启宇,也加了进来,一起在外滩公园的那个角落里学英语——在任先生时不时的指导下。

最特色 | 里弄洋房

甚至就在“文革”那些岁月里,青春和生活中还是有着一些像诗一样美好的东西,我这样想,就像万和雁的故事。

在文化大革命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我这样日复一日地去公园,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家里人不明究竟,不免担心起来。尤其是考虑到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家庭背景,稍有不慎,很容易遇到政治麻烦。一天早上,母亲悄悄跟在我后面,一路跟踪到了公园,她要摸清我到底在那里忙些什么;等我回家后,更要从头到底再盘问一番。

石库门是上世纪20年代上海流行的弄堂建筑,可以说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也是一种融汇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民居特点的建筑,典型的代表有泰康路的田子坊、淮海路的尚贤坊、新天地的一大会址纪念馆、陕西南路的步高里……透过石库门,看到的都是往昔的回忆!

1976年“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高考,我先考入华东师大,翌年再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那一年,万也考入了上海师大;我去北京读研究生,临行,万和雁送了我一张他们俩在外滩的合影。这张照片夹在了我常用的一本词典里,让我带到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那里,我开始试着翻译一些诗歌,一个同学在我打开的词典中见到这张照片,眼中掠过狡黠的一闪,呵呵笑着说,可惜名花已经有主了。这自然是无的放矢。

任先生知悉后,出乎意外地来了我家。他不顾我劝阻,颤巍巍地爬上我家黑黝黝的楼梯。母亲有点手足无措了,但他表情十分认真地跟她说,我其实只是在公园里学外语,还学得很用功,肯定没做什么坏事,年轻人有些书可读,有些事可做,反而不会有时间去找麻烦,所以请她一定要放心。母亲也认真地听着,始终在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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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日子相当忙。我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一本本生吞活剥大部头理论著作,同时自己也开始创作并翻译一些诗。一次,王佐良先生与我谈起他想编译一本英国诗选的计划,要我推荐几个诗人,我提了四五个名字,其中有麦克尼斯。那时我已经读了他不少的诗,特别欣赏他把现代感性与传统抒情揉合起来的努力。麦克尼斯不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动辄就动情、滥情得忘乎所以,即使在他抒情最高潮的时刻,仍保留着一种现代主义清醒的反嘲与低沉。如在《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诗中,“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一行,即引自莎士比亚《克里奥帕特拉》,凸突的互文性技巧运用,把个人的悲剧推到一个普遍存在的高度。王佐良先生选了几首要我译,包括了《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译诗记得先是发在一本刊物上,我特地签了名,给万和雁寄了一本,虽然我并不知道雁是否还记得,这首诗我几年前曾书生气十足地给她念过;译诗后来也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欧美现代派诗集》中。

但任先生一离开,母亲向我问起他的背景时,我却几乎什么都说不上来。确实,除了英语的语法和句法,他好像没对我说起过任何其他的事。只知道他是个已退休了的中学校长,以前在学校里教英语,现在发挥余热,热心地帮助一些在“文革”中还想读书的青年,但我想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否则他也不可能这样坦荡荡地来外滩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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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任先生那一番话好像对母亲还真起了点作用。她说老先生有点迂,但因此信任他。只要我能像他说的那样不去找麻烦,我不但可以继续去公园,还能领到一份早餐钱,每天一角。这样我就不用赶回家吃早饭,能在公园里捧着书一直读到十一二点。那些日子,父母亲身体都不好,哥哥更是瘫痪在床,家里的气氛确实是够阴郁的,很难让我静下心来读书。

幽静的思南路,曾位于法租界的核心,马路两侧苍翠的法国梧桐下,掩映着一座座精美的花园洋房。这里有一片精心规划的欧式洋房片区:思南公馆,它汇聚了51栋历史悠久的各式花园洋房、联排建筑、里弄和公寓,既是上海近代居住类建筑的集中地,同时也是魔都的文化新地标。

《欧美现代派诗集》

在公园里学英语的时间越来越多,时间似乎也过得越来越快,许国璋英语教材已读到了第四册。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在“东风吹,战鼓擂”的歌声中,上海广播电台中增加了英语学习节目,报纸中也能读到一条新的马克思语录,“外国语是人生斗争中的一种武器”。公园里看书的环境有所改善,工人纠察队仍在那里巡逻,但再也不走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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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我从北京分配回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万和雁已经成家了。万分配在一个外贸进出口公司工作,雁还在原来的幼儿园上班,但好像不怎么拉琴了。她太忙了,成天像捧一束花似的捧着他们的家。我偶尔还会去他们那儿去坐一坐,雁是个很会招待人的年轻主妇,也善解人意。

还是在那条绿色的长凳上,任先生坐在我们身边的时间比先前要长了许多。他还打太极拳,但常随身带一根手杖,步履也更慢了。

最文化 | 有故事的街道

那期间,我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出现了波折。这一次是轮到雁来阁楼里安慰我了。那一天下午她谈了很多,谈到了诗,也有一次让我想到了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生活常常充满了阴错阳差的无奈、嘲讽。好几年了,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记忆中遥遥呼应。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又一个意外的“最新最高指示”,人力、启宇和我几乎同时被分配进了各自的里弄生产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就已争议四起。这样一来,留在城市里的“病休青年”就不再要去农村,而是被安排进里弄生产组工作。我的一份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枯燥、单调、不停地在劳动防护袜底上扎圈子,有一次思想开了小差,想试着在机械的绕圈子中背几个单词,手指给缝纫机针扎穿了。

魔都许多有故事的小马路,风格各异,武康路、多伦路、陕西北路、绍兴路……一座座花园洋房、一条条旧式弄堂、一段段名人往事、一件件大师手笔……既是遛马路,也是看建筑,同时是放空心情的好去处。

我没有给雁看我模仿“花园中的阳光”写成的一首诗,诗的名字是“也许”,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诗中有这样两节:“硬了,冷了花园中的阳光,/我们不能把灿烂的幻想,/放在精致的邮票本中收藏,/得抓紧盖上邮戳寄出,/时间不会原谅。//纵然什么都不用再想,/心也被胶水沾得闪亮,/但这一刻还愿在你的身旁,/看风筝飘失在渐暗的远方。”

这期间任先生的身体状况出了些小问题,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来公园了。好在我们的英语学习多少已走上了轨道,问题并不是太多。一般的情况下,多参考几本工具书,自己也都可以解决。轮到里弄生产组上中班的日子,我有时还会去外滩公园碰碰运气,有时就索性把学习中碰到的问题积起来,找机会去任先生的家里一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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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阵子,我经常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长长的信,等回信,久久地等,因此邮票、邮戳、胶水等都成了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意象;也闭门看存在主义,又觉得时间不会原谅,人因此不得不做出这种或那种选择,更要对此负责。不过,这样的存在难免显得太哲学、太枯燥了一些,还是需要有一点自欺欺人的诗意,纵然如奥登所说的那样,诗并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或改变。

我因此到任先生家里拜访过几次。他住四川路北苏州河边上的河滨公寓,家里看上去相当有底子,藏书甚多,除英语之外,有其他好几种外语,书架上还能看到大部头的法律书。任师母据说当年曾在红十字会工作,也退休了,在家里对任先生照顾得很周到。他们的独子先正在农村插队落户,老两口平时显得挺寂寞,我去看他们家,他们还挺高兴的,有时也会随便聊些其他的事。

最艺术 | 邬达克的作品地图

圣路易斯

可任先生的生平背景依然像是在云里雾里——除了他自己先前告诉我的,我又告诉我母亲的那一丁点儿。那时虽说已到了“文革”末期,有好多事还不宜多问,这道理我懂。

说起上海的建筑,不能不提邬达克,他在上海留下了如此多的优秀设计,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武康大楼……以至于被认为是“改变了上海的伟大建筑师”,书写了上海近代建筑史辉煌的一页篇章。

八十年代末,万被他的单位公派到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接着雁也去了巴黎,与万在一起。我去了美国,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作福特访问学者,因为那一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我只能改变计划,开始在那里读起了比较文学的博士课程。万听说也离开了使馆,自费在巴黎读企业管理。没有雁的消息,但我想她一定是在万的身边陪读,捧着他们的家,像一朵绽放得更绚丽的花。只是我们各自都太忙了,顾不上写信,在没有电子邮件和微信的年代,要保持联系并不太容易,时间一长,也就渐渐失去了音讯。

“文革”结束的那一年,我已开始学“文革”前徐燕谋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第七册。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拨乱反正中,传出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人力、启宇和我都在1977年顺利通过了第一届高考(我数学只考了二十多分,但多亏英文考了满分,他们也在英文上考了高分),各自进入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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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还是常常会想到他们,尤其是在读麦克尼斯诗的时候。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资料丰富,一本本诗集找起来也方便。那时除了他的作品外,我还看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记材料。麦克尼斯写《花园中的阳光》的时候,其实正经历他个人生活中的危机。妻子玛丽·埃兹拉的婚变对他打击很大,但他努力使自己接受这一难以接受的事实,写下了这首“哀而不伤”的诗,甚至为他们曾一起度过的时光表示了感激之意。

在任先生的晚年,这是他十分高兴的一件事。他请我们三个外滩公园学生去他家小小庆祝了一番。我记得我们各自带了些微不足道的礼物——都算不上是束脩,这些年来,任先生一直是在免费尽义务,有时还自己掏钱买了书送学生。

魔都的一座座建筑,静静地矗立着,看岁月的流淌,诉说着往昔的光阴,各式的风格汇聚了一座别样有型的时尚都市,等你来探索、发现……

只是那些日子里我真正能读诗、写诗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有必修课程规定,要努力完成这些学分之外,我还兼了两份工。一份是在西格玛化学试剂公司,我负责输入寄往中国的产品目录上的姓名地址;另一份是在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值夜班,一直要到他们的聚会活动完了后才能离开。一次结束时已近午夜两点,我独自在哆嗦的星光下走回家,仿佛突然听到背后麦克尼斯的脚步声,一瞬间,星光也像在他诗中一样硬了、冷了……我开始对他作品中的挫折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他本来有可能成为超一流的诗人,却因为各种繁重而琐碎的工作,无法全力以赴写作。他自己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诗也因此受到影响。英美新批评派主张把诗与诗人分开来,但实际上是很难彻底分开的。

1979年,我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启宇在西安交大,人力在上海师大,听到任先生因病去世的噩耗,我们三人一起赶去了他家,在他的遗像前上香、默祷、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多少算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那天,任先生的儿子先正在一旁陪着我们鞠躬。他也已从农村回来,考上了同济大学,可他读的是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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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用读者反应的理论来说,也可以说随着读者自身的经历变化,对作品的理解也相应地会变。“大地逼迫,诗行以及/麻雀都纷纷坠落地面,/哦我的伙伴,很快/我们将没有时间舞蹈。”没多久,因为开始写博士论文,我还真忙得连读诗的时间都快没有了。不过,我还是把这首仿麦克尼斯的诗又修改了一遍;严力当时正在纽约办《一行》诗刊,来信索稿,我就把“也许”寄过去,由他发表了出来。

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吧。八十年代末,我去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原计划只在那里做一年时间的福特访问学者,却意外地滞留了下来,又不得已地开始用英语写作。不过,或许也正因为远居异国,不少国内的往事反而像是在回忆中拉近了距离,尤其是那一段跟任先生在外滩公园学英语的经历。

上海

关于外滩公园的种种际遇,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还写进了一本名为《忠字舞者》的英文小说的背景。在小说的一开始,主人公陈超探长旧地重游,回想起当年在这里学英语的点点滴滴,不禁再一次庆幸自己的运气,居然能在公园里遇到这样一个给他谆谆教诲的长者,从而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因为博士论文以及其它种种因素,我一直要到九十年代中,才得以第一次回国。意外地听说万已在上海经商,我们联系上了,约在南京路新雅饭店见面。远在“海归”这个新名词出现之前,万已是一个成功的“海归”了,开了一家外贸公司,长年驻扎在上海,做起了服装进出口生意。雁却滞留在巴黎,只身一人。没等我开口问,万就坦承说他与雁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过失在他,只因为“在花都太花心了”。他并未试图为自己作任何辩解,反而得意地说起了他在国内与好几个女孩子的风流轶事。毕竟,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凭他现在的资产和身份。在我们中间的餐桌上,久违了的蚝油牛肉与烟熏鲳鱼依然那样美味可口,我仿佛是在听一个陌生人在讲一个难以相信的故事。

饭后,万坚持要带我去对面的东亚饭店KTV包厢尽兴,打电话找来了两个陪唱的女孩子。我本来就不怎么熟悉流行歌,在老歌目录上找了半天,居然翻到了那首《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那两个陪唱的女孩子像发现一块恐龙化石似地瞪着我。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只是在灯光黯淡包厢里,想到了雁……

《忠字舞者》

想到在圣路易斯,《未央歌》的作者鹿桥有一次跟我聊天,说他绝不会原谅他的朋友,也是《未央歌》中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在多年后获悉,这位朋友与他的妻子,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在大陆离婚了。在《未央歌》中,也在鹿桥的个人记忆中,他们是一对这样完美的爱侣,成了他青年时代浪漫主义幻想的化身。鹿桥如是说,或许与他自己无可挑剔的生平经历有关,但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这样说。有这样一句英国俗语,住玻璃房子中的人别往外扔石子。我不想,也不能去做什么道德意义上的判断,只是我有时还不禁要打打记忆的水漂,像在KTV包间中的那个晚上。

也许是推理小说写得多了,我自己有时也不免会像那位探长一样,在私底下琢磨、分析、猜测一些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人。是什么样的生平际遇,我常在想,会让晚年的任先生走进外滩公园,来教我们这几个“病休青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在一阵感怀的冲动中,我改写了冯至先生的几行诗:“我其实毫无准备地领受/
那个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黯淡的岁月里突然有/ 彗星的出现,希望乍起。”

那天夜里回到和平饭店,我在窗子旁伫立了好一会儿。浦西和浦东,新的和旧的高楼上霓虹灯灿烂,像一支狂想曲似地向江中投影,不远处,外滩公园也在闪烁,像依然充满往昔的梦幻。“昨天流失了像是醉于水/过去流失了/回忆仍迂回/此刻正溶去古老的清辉。”那还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刚认识万与雁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一节,但是不是与他们有关系,我记不清了。

因为陈探长系列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宣传,回国的机会多了起来。每次回去,我都会去外滩公园转上一圈。公园的变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那条长凳早消失了,在任先生当年打拳的角落,现在盖起了一家豪华的餐厅。跳广场舞的人挤走了打太极拳的。没人在公园里学英语。教英语托福考试技巧的补习学校成了走红的上市公司……

我也不知道万是否还记得在他的前厢房里那次“家庭音乐会”中所演奏的曲子。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其实,也就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

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开始有较多的机会回国,看到国内的种种变迁,沧海桑田,想写些什么,又觉得更适宜个人抒情的诗,较难描述急剧转型中的时代,就动手写一本名为“红英之死”的小说。

终于,在我以为一切都只能湮没在回忆里的时候,却因为“微信”的出现,又意外地与任先生的儿子先正联系上了。

其间来来去去,与万又匆匆见了几次面,倒是没再去过KTV之类的场所。也一次都没见到雁。

在三十多年后的一个下午,还是在原来的河滨公寓里(现在整栋大楼都成了国家保护建筑)。先正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不少重大的工程项目,还担任过洋山港建设的总工程师,现在也已退休了。午后的阳光倾泻在先正花白的头发上,我第一次在外滩公园里见到任先生时,他大约也是这年龄吧。不过,先正长得不怎么像他父亲。

巴黎

也许是因为我写的那篇关于外滩公园的文章,先正说他看过,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到了任先生的身上。

又过了一些年,我和妻子去巴黎为我小说的法文版作宣传促销。行前,我问万要了雁的联系方式,万支支吾吾了一通后,说我其实是偏向雁,但最后还是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关于任先生的生平经历,先正在那个下午所告诉我的,绝大部分我先前一无所知。我当年在公园里所认识的任先生,与先正现在正在跟我说的,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怎样都无法在想象中重叠起来。恍惚间,就像经验着英国玄学派诗歌中的“硬凑”——把不相干、不相容的人与事硬是凑到了一起。

到巴黎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与雁通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她就来到了我们住在圣日尔曼区的旅馆。雁变化不大,还能见到当年的清秀、妩媚,打扮得甚至更时髦了一些。她是由一个叫大卫的中年男子开着一辆奔驰送她过来的,他们陪我们在巴黎兜了半天。

任作君全家福

从凯旋门上走下,步行转入香舍丽榭大道时,雁开始轻声给我讲述她这些年的故事,也包括身边的大卫在其中的角色。如万在新雅饭店中所说的那样,他的“花心”使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巴黎与上海的两地分居。他们的关系倒还维持着,万给她买了一套小公寓,在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地方,每年他都会因为生意回法国一两次,在巴黎时还是与雁住在一起。至于身边的大卫,她说对他其实没什么感情,却并没有说他们怎样走到了一起。不过,万在上海的时候,是大卫在她身边,同住在那个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小公寓里。

先正觉察我眼中的疑惑,掏出手机,把有关任先生的资料和图片都一一找了出来。我取下眼镜,凑近了身子仔细看着。白纸黑字,还有一张张照片,确实没有疑问,这是任先生。

也许,她孤身独处巴黎,需要有一个人在她身边;也许,她最初只是想要报复万;也许,这是巴黎式的浪漫片段,她看法国小说看得太多了;也许,她知道我与万仍有来往,这只是说给我听的一个故事;也许,她别无选择,得有自己的一个孩子——她与大卫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直要到了三十多年后,原先怎么都找不到的一片片拼图,现在才终于出现,正拼拢了来,呈现出一个陌生却又有机、真实的整体。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幽幽地说:“将来叶落归根,还是要回上海去,要与万在一起。”

任先生早年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主修的是法律与保险专业,专业之外还通六国外语。毕业后,他服务于友邦保险公司,任高级主管,也开过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另一段经历。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委员,他毅然抛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他在战场上忘我地抢救伤兵的英勇行为,在报刊舆论中受到广泛好评。当时的卫生署署长颜元庆因此要他去重庆,委任他为卫生署专员,在医疗救护大队担任重要职务,奔波在全国各处的抗战战场。那些日子里,任师母也在红十字会工作,因为共同的理想和激情,他们在战火中结成伉俪……

也许,这是一个讲得太匆忙的故事,其中省去了许多必要的连接,在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的香舍丽榭大道上,我不可能完全理解。只是依稀明白了,她为什么这几年都没有回中国。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苏轼的诗句不合时宜地又掠过脑海,赤壁古战场与抗日战场中的英雄风流人物,叠加在一起,却更加令人神往不已。我只是喝了一口茶,什么都没说,唯恐会打断先正的叙述。

这不是我当年所熟悉的故事的继续,也不是我记忆中的雁;至于万,新的记忆早已取代了旧的记忆。

抗战胜利结束后,任先生回上海重操旧业,继续经营“任作君大律师事务所”,因为他的法学和保险业方面的专长,还兼任了东吴大学副总务长。他也加入了民盟,与柳亚子、沈钧儒先生等人一起积极投入爱国民主活动。1948年,他的独子先正在上海出生。

晚上,回到在圣日曼区的旅馆,我独自又走了出去。在赛纳河畔漫步了很长时间。麦克尼斯的诗又浮了上来,漂在记忆的黯淡水面。一支歌,一首诗,有时会悄悄地跟踪一个人,在意想不到的时间与地点出现,使人不能自已。

紧接着,任先生却遇到了一个现实问题。1949年解放后,他所擅长的保险和律师这两个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无人再能涉足。据说还是陈毅市长考虑到他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安排他去一个中学作挂名校长。相当一部分民盟人士在1957年打成了右派,任先生也就此不谈政治,谨小慎微地教些英语。好在他早年读书的东吴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教会学校,大多数课都用英文上,因此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让他多年后在中学里能绰绰有余地教学生英语。

河畔夜色中的人影开始稀少,我又想到,《花园中的阳光》其实不仅仅围绕着麦克尼斯的个人经历展开,同时更带有普遍性的象征意义。在经历了种种激情与努力之后,结果可能还是无可奈何的挫折。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这种无奈也可以视作一种生存本质。就像西绪福斯神话中的荒谬不断重复,就像标枪激情地投出去,总要到达终点,坠落在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自然受到了冲击,作为“有历史问题”的反动知识分子,屡屡遭到红卫兵批斗,但与其他一些人相比,也不能说是没顶之灾。不过,他是连英语课都无法上了。

圣路易斯

没多久他就退休,来到了外滩公园打太极拳,在那里遇到了我们这几个“编外”学生。对我们,他自然闭口不提他过去的经历。他不想让我们,或让他自己,因此遇到麻烦。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从巴黎回到圣路易斯,我于是又写了模仿麦克尼斯的一首诗,标题是“舞蹈与舞者”:

对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学生来说,他在外滩公园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但他在那里所做的,我不由要琢磨,真是他自己年轻时所想做的?要不是因为种种政治因素,任先生本来可以在他的盛年,一展自己在法律和保险领域的长才。“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更不要说那始终缠着他的“历史问题”阴影。结果,他只能在公园的角落中,在力能所及的范围里,做些自己还能做的事。不管怎么说,英语甚至都说不上是他的长项,可法律和保险却都是要到了他身后,才在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得以发现。

落日熔金,/我们无法从古老的花园里/采撷灿烂的幻想,/来放入相册中收藏,/还是得选定自己的剧本,/要不时间就不会原谅。//能说的一切都已说了,/我们其实难以分辨/什么是问题、是答案。/让我们忘乎所以的/究竟是舞蹈/还是舞者翩翩?//悲哀再不感到悲哀。/心,又一次硬了,/再不期待理解的闪亮,/但还是充满了感激:/因为曾与你坐在一起,/当花园中消逝着阳光。

我想到我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Random
Harvest(这本小说拍成了好莱坞电影,中译名《鸳梦重温》更为人所知,我和人力还曾一度想把它翻成中文),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那些浪费了的岁月也浪费了他”。

我把这首诗放进了陈探长系列中的一本小说,《忠字舞者》。诗中的舞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文革”的激情岁月里跳起了忠字舞,在她的仰慕者的心目中,舞蹈与舞者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理想的夺目光彩。只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尽管他们还是感怀着一段共同的过去,最终却不得不在各自的生活中选定自己的剧本。

“这里有一首柳亚子的诗,从未发表过的”,先正接着又从他手机里找出一张照片,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说,“为了感谢我父亲为他办理的案子,柳亚子当年亲笔题赠给父亲的”——

图片 12

法治精神首罗马,人权学说重卢骚。即今世路崎岖甚,锄抑豪强赖尔曹。

《忠字舞者》

或许像大多数的酬谢诗一样,柳亚子的诗也难免写得有些客套,甚至夸张,可诗中的“法治”和“人权”却是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任先生身上,更寄予了厚望。也许这正是为什么这首诗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下来,后来又让先正裱在一个红木镜框里。

雁和万,恐怕也都是如此;他们必须做出他们的选择,时间不会原谅。从七十年代初的外滩公园一路走来,诗,还有我们,都已经走得很远了。可是“曾与你在一起”,今天的剧本里也许依然有着昨天的回响,也许还“期待理解的闪亮”,至少我这样希望着、期待着……

上海 /圣路易

柳亚子题赠给任作君的诗

……这样希望着,一些年又在期待中过去了。

揣摩着柳亚子的诗意时,却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诗的左方写着“作君先生留念”。

万和雁的故事还在继续。有时,一个故事的开始是如此精彩,你甚至祈愿,“哦,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就像奥塞罗在苔丝狄梦娜坐船到达他身边前所盼望的那样。

这会不会是一个笔误呢?我一直记得他名字是“作群”。在他买了送我的一本书上,他自己写的就是“作群”。先正准是觉察到了我的诧异,摇摇头说:“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反叛的,父亲要我做什么,我偏偏不做,现在回想起来,肯定让他生气了。”

可是,谁又能说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马修·阿诺德在《多弗海滩》中写着,“(这世界)事实上,没有爱、光明、欢乐、/
肯定、和平、以及给予痛苦的救援”。

先正早年的反叛,我能理解。我父亲也称我是“野路子”——不踩着父辈的脚印走。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青春期,更多是因为在“文革”中,我们的父辈都是“黑”的,有历史问题,这也影响到了我们,所以我们私底下或多或少有些怨气,故意要对着干。但我不知道先正为什么突然要提这段陈年往事。

于是,我们不能说的一切只能在沉默中略过。

“但我毕竟还是为父亲做了一件事”,先正接着说:“在”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批斗的罪名之一就是他的名字。作君——要作皇帝——多腐朽、邪恶的封建思想!我灵机一动,帮他改了名字。君加羊字边旁就成了群。作群,要作普普通通的群众。这以后,至少他没再因为名字挨斗了。”

我没怎么读懂维特根斯坦, 却越来越喜欢引用他这句名言。

这又是个典型的“文革”荒谬。人名中的“君”其实只是“君子”的意思。任先生也确实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

在一本又一本的陈探长推理小说中,我的主人公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幻灭,生活中能找到的诗意似乎越来越少,“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虽然为了小说宣传、签售,我几乎每年还都得去巴黎。

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先正突然又重复说:“至少我让他少挨了几场脖子上挂黑板,头上戴高帽子的革命大批判。我再找找,看看能否找到你写文章可以用的材料。”

可就是在巴黎,我也没与雁有什么联系。我们再不像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主人公,能那样充满希望地说,“我们还有巴黎”。

先正是希望我为他父亲写一篇更全面的文章,我说我试试,但我想我还是只能从外滩公园写起,从我自己熟悉的角度写。

意外地,在我朋友傅好文(Howard
French)的一幅摄影作品中,我又感到了最初读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的冲动。

傅好文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站主任,可他对上海的独特“情结”不仅仅反映在他的一篇篇文字报道中,也反映在他在业余时间为这个变迁中的城市所拍摄的照片中。在他的摄影作品中,我看到了一个我曾熟悉的,但又在无可奈何地消逝的上海。他要我为他的摄影作品配诗,我们合作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摄影/诗歌集子,书名就是“消逝中的上海”。

本文作者赠给任作君的油画

图片 13

深夜,先正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他找出了一幅装了框子的油画,拍照后传了过来。画的是当年的外滩公园,可绿荫下那条绿色的长凳上没有人——也许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吧。据他说,这是我特意找了一位画家朋友画了送给任先生的。我记不清楚了,只有唯一能想得起来的一条线索,我那些日子里确实有一位朋友,业余时间在画油画。

《消逝中的上海》

记忆毕竟不是那么可靠的,但有些事不应该忘记,有些人也是,像任作君先生。

傅好文的照片中让我又想到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的那一张,摄的是国内现在流行的广场舞。背景应该是在人民广场的一角,围观的人群后还可以看到星巴克的标志,傅好文在这里聚焦的与他集子中的大多数照片形成反差,是这一刻的新上海。不过,镜头里的两个中心人物似乎还真是从消逝中的上海走来的,都不再年轻了,但他们还是像往日一样充满温情地相互注视,在一曲舞中搂住对方,攥住那正属于他们的分分秒秒。

作者:裘小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我配的诗,标题是“人民广场上的舞者”,也许只能说是那首较早写成的“舞蹈与舞者”的变奏,但我自己还是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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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熔金,/
我们无法从时髦的广场里/采撷灿烂的幻想,/再放入老相册中收藏。/让我们选一首曲子,
祈祷/时间这一手玩得公正、漂亮。// 当乐曲奏到了尽头,/我们其实难以分辨 /
什么是问题,什么是答案。/使我们旋转得忘乎所以的/究竟是舞蹈,/
还是舞者翩翩?//
悲哀再不感到悲哀。/心,又一次装修完毕,/在墨镜的闪亮后躲藏,/
但还是欣慰、感激:/因为曾与你舞在一起,/当广场上消逝着阳光。

傅浩文也特别喜欢这首诗。他向我要了诗的中译文,说他很感动,也要给他一位亲爱的朋友看。他这样说着,眼中闪烁着狡黠,可这其实不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在这首诗后面的所发生的一切,我犹豫着没告诉他。

接着,我开始考虑要把这个故事完完整整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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