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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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6日,我在部队驻地吉林东丰县的新华书店,买到刘白羽先生的《红玛瑙》散文集时,刚好20岁。当时我还是一个入伍刚满一年的新兵,是一个热血澎湃的文学青年。那个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两年后,会在北京亲见刘白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能亲自参加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刘白羽召开的部队文学座谈会;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二十几年后的1987年,我的诗集《沉马》会入先生法眼,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给予巨大肯定,并让我于1991年陪同他巡走东北大地。在那宝贵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像一棵小苗儿,从他那里意外而直接地获得了特别充足的雨露。

《文化名人书系》是世宗的一次“文学长征”。这套书的文字体量之大、图文并茂的珍贵,似乎不应由他一人完成,但又非他莫属。读他的巨著,我想起近年来西方关于记忆和回忆的讨论、研究渐成一门“显学”,而我国近年来也陆续翻译、出版了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和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重提记忆、回忆之重要,原因在于随着亲历历史的一代代人陆续逝去,人类的文化记忆不断受到挑战。记忆在消失,与过去发生勾连的事件、情感只残存于一些“场”中,人类必须应对这种文化劫难。

胡世宗与贺敬之

在陪同刘白羽夫妇到呼兰县参观萧红故居时,刘白羽一进院,便举着相机直奔到萧红塑像前。原来刘白羽曾与萧红有过短暂交往。他说,他们刚见面敌机就来轰炸,只好躲进防空洞交谈,萧红羡慕他去延安的决心。刘白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思想深受触动和洗礼。延安的灯火,照亮了刘白羽和所有怀着为人民而写作的作家前进的道路。

幸哉我国文学界有位胡世宗。近年来他为“记忆之场”不断奉上力作:继2006年、2016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7大卷972万字的《胡世宗日记》之后,现在又有以《我与刘白羽》《我与臧克家》《我与浩然》等陆续问世的“文化名人书系”大书出版,正在或即将动笔的尚有他与李瑛、袁鹰、魏巍、张光年、张志民、贺敬之、柯岩、刘征、雷抒雁以及辽宁的作家高玉宝、晓凡、刘镇、李松涛、阿红、刘文玉、张云晓等,有的是单人一本,有的是多人一册。这实在是我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文学界60年不辍笔的作家不多,世宗先生算得上一位,他太有回忆的资格了。几十年与文学前辈大咖的交往,尤其他的崇师重友和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使他成为能够写下这部当代文学“辅史”的作家。

一个人在一生中总是有一位或多位特别崇敬的人,这个人会像航标引领江上夜行的船只一样引领着你向前走,会像磁石吸铁一样叫你心甘情愿地倾向着他。对于我,贺敬之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哈尔滨一曼街赵一曼塑像前,他听我说了很多素材,便希望我写一部赵一曼的书。他说,这个英雄的、俊秀的女人,在哈尔滨生活过、战斗过,她才是哈尔滨的魂。我于那年底写出长篇传记文学《坚贞不屈的赵一曼》,后又改成《赵一曼传奇》。如果没有刘白羽当时的点拨,我不会那样快地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书印出来后,我立即寄给刘白羽,他深表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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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生时代一个抄诗的本子上,抄有印度诗人泰戈尔、保加利亚诗人保泰夫、还有中国诗人冰心、闻一多、冯至、郭小川等人的诗,抄得最多的是贺敬之的诗,而且都是我背诵过的,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欢呼红色宇宙火箭》《我看见……》。

“要创造一个红玛瑙一样鲜红、通明的新世界,那就先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鲜红、通明的红玛瑙一样的人吧!”这是刘白羽先生的散文《红玛瑙》中睿智的名言,把它用到今天锤炼人格修养、实现伟大梦想,也是完全恰切的呀!

契诃夫说“作家是上帝的选民”,那就是说作家应在人格上是出类拔萃的。《大英百科全书》“美学”条目也写道:“一切诗(诗的广义及艺术)的根基是人格,而人格最后是在道德上完成,因此一切诗的根基是道德意识,这当然不是说艺术家必须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或是敏锐的批评家,也不是说他必须是一个博学的模范或英雄,但他必须在思想与行动的世界里占一个份,这样才使他本身或是在旁人的眼中体验到人生的戏剧。”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有很好的文学技能,但仍然不能成为大师或写不出大师级作品,原因之一在于创作主体缺少伟大人格,在内心的拼搏、眼界的较量和襟抱的展示中输了人格。世宗深谙此理。他笔下的刘白羽、臧克家、浩然等等,首先都是“人格作家”。他的记忆首先是“人格记忆”。

我是揣着我喜爱的许多诗集走进军营大门的。1963年4月中旬,我们部队在吉林省永吉县的大山里进行国防施工,我从连首长订阅的一份《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喜欢得不得了,我反复地读呵、背呵,没有几天,这几百行长诗便无一漏句地让我背诵下来了。我心里感激着一个写出这首好诗的诗人名字:贺敬之!

“太阳的初升,正如生活中的新事物一样,在它最初萌芽的瞬息,却不易被人看到。看到它,要登得高,望得远,要有一种敏锐的视觉。”这是我在刘白羽写的《日出》中获取的宝贵意象,也是我在一辈子的生活与写作中,都要努力锤炼的感官的吸纳力与思索的考究力。

从中,读者可以感受刘白羽“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作家”的风范,他亲率部队作家上前线,在前沿主峰上,把总政文化部——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的担子交到接班的李瑛手上。了解臧克家如何把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比如他门上贴着自己写的对联“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而这位诗翁与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以诗会友”更有详细记述,诗翁一生尽做善事,他活到99岁,善良是他身体健康最丰盈的营养。对于浩然,大多数读者不会有像对刘白羽、臧克家、张光年、魏巍、贺敬之、柯岩、李瑛等那么多的了解,而世宗却与他交往甚多,《我与浩然》填补了浩然研究的一个空白,从书中走出一个坚持扎根人民土地的“大地作家”的身影。“春江水暖鸭先知”,浩然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他知道天下变化的道理,农民朋友了解他、爱护他,使他在人生和创作遇到曲折时没有沉沦,仍努力写出受人们喜爱的作品。

第一次见到贺敬之是1965年11月23日,那一年我22岁,我因在连队坚持业余写诗,并在这一年连着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发表两组诗,被当做创作骨干,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一天晚上,《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邀请出席会议的部分部队代表到人民日报社作客,贺敬之等6位编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贺敬之还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主要讲部队的小剧创作,并未谈诗。他是著名的歌剧《白毛女》的主要编剧啊!

“任何事物总是变化的,而且常常随同生活的变化、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最初也许只是一点新鲜的印象,或一片朦胧的感觉,可是,有的就悄悄地给时间的消磨而淡漠了,有的却像一粒种子深深埋藏在你记忆之中,由于生活印象一重又一重增加、积累,它就愈来愈茁壮,愈来愈有生命力,愈来愈光亮。”这是刘白羽《灯火》里的句子,我读着读着就觉得,刘白羽本人,以及我这大半生接触到的一些中国文坛的巨人,都是我记忆中的一粒粒种子。他们必然会发出本来应有的光亮,他们必是这个世界里不应失却、不会熄灭的灯火;他们是年轻的灯火、勇敢的灯火、美丽的灯火!这也是我要完成“文化名人书系”写作最根底、最诗意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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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在北京为《人民日报》赶写一篇稿子,所住总参四所在煤渣胡同附近,距离人民日报社宿舍的贺敬之住处仅几步之遥。那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他的《放歌集》,书店早已售光,我很想得到一本,就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心情。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派人把书送到了我住的房间,还附了一封信。这是我获得的第一本贺敬之亲自赠阅的诗集,成为我珍贵的收藏。

此刻,我手捧20年前刘白羽先生赠我的、他亲自编选并手抄的六大卷《唐诗风貌》,看到他用清秀的小楷所抄的1322首唐诗。这部大书原是由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请荣宝斋精装成册,后来被华艺出版社负责人慧眼所识影印出版。据说总印数仅500套。望着刘白羽先生在扉页上赠我的题签,我随意翻到一首他手抄的王昌龄的《送魏二》:“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刘白羽先生已远去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风范情怀、他的学识才华、他的等身著作,都将像暗夜中的灯火,永存人间,不熄不灭!

正因为此,世宗这些回忆有很高的格调,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剑指了当下,引发出许多关于作家人格的思考。

1975至1976两年间,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实习并帮助工作,报到的头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分配给我的办公桌左上角一个废置的装稿件和函件的铁丝编的文件筐里,全是贺敬之批阅过的稿件和信件,这个办公桌就是他的!3年后的1979年1月,中国作协委托诗刊社召开了有近百人参加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在那个会上,我又一次见到贺敬之。

由于世宗本人便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因此他的回忆堪称“文学中的文学”。这套巨著能够做到体大思精又前目后凡,属辞比事又缘情体物,文字质朴但灵动,既衔华佩实又扬葩振藻,这种文学的记述让人拿起来就不忍释卷。世宗和一些大师、作家的交往,虽不直接评价他们的作品,但是通过以文会友的交往,人们对这些大师、作家的作品也获得一些理性的认识。这种质感和通透是读相对枯燥的文学史所无法获得的,可以称为“史中有诗”,是传记,是史料,更是学院派文学史不可或缺的补充。如刘白羽去萧红故居,到那里之后先不与人打招呼,却从夫人手里拿过相机紧走几步,为萧红塑像拍了几张照,原来他年轻时就同萧红有交往,在防空洞躲轰炸,萧红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过他;又如克家喜爱中国女排,不顾年高体弱熬夜看电视播出的女排比赛,与郎平竟成忘年交,世宗在克家家巧遇郎平;世宗和诗人李瑛交往几十年,通信多多,十分赞同谢冕对他这位北大同学的评价:李瑛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这套“历史的回忆”图文并茂,不仅对文学史具有文献的价值,也会引发读者对文学大师风范和文学流变的感受与思考,是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字。

他讲到艺术修养时,强调营养要丰富,不要偏食,他说:“我自己如果没有‘五四’以来前辈诗人之作,没有抗战中我喜爱的诗人之作,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田间、艾青,特别是艾青,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我都能背得出来,开朗诵会,不用拿稿子。”他的话让我巩固了“学诗必背诗”这样一条体验。

(作者系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文艺报》原总编辑)

1982年,我随军区话剧团《彭大将军》剧组进京演出,我非常想请贺敬之看到这出戏,便托人代我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和他的夫人、诗人柯岩大姐,他们如约来观看了演出,还上台接见了演职人员,给予很高的评价。为此我写了报道,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半版的评论文章《舞台上一个活的彭老总》。

1999年9月,贺敬之率一行人到辽宁朝阳地区考察之后,要经沈阳回北京,他打电话给辽宁的诗人刘文玉,并请文玉转告我。我们如期接到了他。在沈阳的两天里,文玉和我陪着他细致地参观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和沈阳邮政局百年文史馆,看了怪坡,会见了诗友。一天下午,我们陪他去看望老作家马加。他们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友。其时马加重病在身,有些脱相,说话木讷,毕竟九十高龄了呀!在分手时,在那个离客厅几步远的楼梯口,马加突然背诵起贺敬之的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异常惊喜!马加和贺敬之一起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贺敬之的人和诗磁性的强度,真的无法测量啊!

贺敬之优美的诗篇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创作。那年重走长征路到了陕北,我大声背诵着《回延安》、《又回南泥湾》,高唱着敬之作词的歌曲《南泥湾》和《翻身道情》;2000年,我走近向往已久的的桂林山水,我高声吟诵着:“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在伏波山,在老人山……我都吟诵敬之经典的诗句,在开往阳朔的游船上,午餐有三花酒,我似醉非醉地呼喊着:“三分酒掺一分漓江的水,/祖国啊,对你的爱情百年醉!”贺敬之的诗句伴我走向名山大川。

2004年,我的45万字的散文集《烛光》出版,在名人剪影里收入了在报纸上发表过的《给空气以清新的柯岩》和《为时代放歌的贺敬之》。我把精装的书寄给了他们。贺敬之很快给我用毛笔写了一封信:

胡世宗同志:

尊著《烛光》及来信先后收到,谢谢赠书!

柯岩正赶校对她急待付印的长篇小说,我也因眼病,故未能很快通读你字数颇多的全书。仅就读过的若干篇来说,感到甚好,是优美的散文,又具有史料价值。

分写我们的两篇,令我们十分感动,是友情的记录,是同志的激励。只是有些过誉之处,令我们愧不敢当了。《岁月如诗》书名寄上。祝

夏安。

贺敬之

六月一日

因为另有一本散文集要出版,请敬之老师为之题写了书名。

2006年我出版积累了大半生的八卷本《胡世宗日记》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我最尊崇的诗人贺敬之,我请他题写了书名,每当我看到庄重的深蓝封面上那潇洒的烫银题字时,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景仰、骄傲和满足。

2013年,在我年届七十的时候,整理出版了一本大书《厚爱》,因为这本书有丁玲、艾青、刘白羽、臧克家、光未然、魏巍、袁鹰、浩然、李瑛、邵燕祥、苗得雨、高洪波、雷抒雁、张爱萍、刘振华、李文卿、张志民、高玉宝、端木蕻良、王晓棠、田华、孙其峰、董辰生、苗地等众多的尊师好友赠给我的条幅和绘画,是敬之老师给我题写了书名。

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整理了自己两次重走长征路的诗作出版,敬之老师为我题写了“红军长征
可歌可泣”8个大字,放在这本名为《雪葬》诗集的扉页上。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创作了一部12000行的长诗《我们的军旗》。这部长诗,歌颂了我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经过战争与和平无往不胜的奋斗历程,从南昌起义写到习近平主席授旗。也是请敬之老师为我题写了书名。

几十年来,我曾多次探望敬之老师,每次探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我也曾带着海泉两次拜访敬之老师。有一次,柯岩大姐还健在。敬之老师和柯岩大姐非常关心海泉的成长。2016年“十一”前,我和海泉又一次到敬之老师家拜访,我们在一起亲切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

我们说到刘白羽先生在文学创作和文化行政岗位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敬之老师仍十分关注着中国诗坛。他谈到我在那一年8月3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诗《延伸,我们的路》,他十分称赞,他说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好诗了。

为这首诗的发表,敬之老师还曾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感到特别惊喜。他这次又说:“你这首长诗写得确实好,现在需要这样的诗!”我说:“我确实是读您的诗长大的。您的《雷锋之歌》《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桂林山水歌》……太多了。我大多都能背诵出来。”敬之老师说:“
年轻的时候还是写得比较多。”我问:“写《白毛女》那个时候是多大年纪?”他说:“我最早发表作品是1939年,写《白毛女》的时候是20岁到21岁,跨年度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写的也不少,现在有好多稿子都没了,都是战争期间。但是全国解放以后加上身体不怎么好,尤其身体好一点以后又去做行政工作等等,写得就很少了。”我知道他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过,然后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文化部代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战线,做大量行政事务。敬之老师说:“后来很多时间、很费脑筋的时候就是在中宣部和文化部工作的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情况就复杂,绞脑子,没有多少创作,没灵感了。”

接着,敬之老师十分关切地问我《延伸,我们的路》都有什么反映。我告诉他,作家朋友黄传会、王宗仁等许多人给予我支持和鼓励,央视秦新民主任亲自打电话征求我同意,让我把长诗稍作压缩,他说要请刘劲、丁建华、马少骅、温玉娟四位表演艺术家在纪念长征胜利的电视晚会上朗诵这首诗。我压缩之后给他发过去,他嫌我删多了,我请他以他的慧眼来做取舍吧。

我向敬之老师报告,在沈阳,《诗潮》杂志社召开了我重走长征路的诗集《雪葬》和长诗《延伸,我们的路》研讨会,有多位专家、学者、诗人进行了探讨和褒奖。

听我这样说,敬之老师说:“哦哦。这首诗可能是现在特别感觉到需要。我读你的作品,这首诗是最打动我的啦!”我说:“谢谢鼓励!”敬之老师说:“写成这样不容易。许多的长诗也写什么革命历史题材的,但是像这么成功的,还不是很多。”

我们还说到长诗《雷锋之歌》,敬之老师说:“我写长诗《雷锋之歌》,确实有要讲的话呢,就是我是真的动了感情的啊,当时我的理想、信念都在里头,当然那个时候收到的社会反响是很强了。”他说:“我觉得宣传雷锋的时候,层次、思想境界还应该高一些,这个不是硬加给他的,雷锋的思想确实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经过了长的时间,越看就是这样的。”

今年4月,我又一次拜访敬之老师,我们谈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的巨变,谈到诗歌创作的一些问题,我代春风文艺出版社单英琪社长和责任编辑韩喆请他做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诗歌精选的名誉顾问,并请他为这本名为《我爱的中国》诗选题写了书名。

在今年3月5日到来之际,我应《中国国防报》编辑李媛媛之约,创作了一首长诗《雷锋,我们需要你》,在《中国国防报》上发表后,多家报刊转载,也有学校和社会团体朗诵表演。这首诗和我在李炳银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写中国学雷锋活动来龙去脉及其走向的报告文学《洪流万里》,合在一起编成了一本书,由北方图书城和辽宁美术出版社共同打造,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已是九五高龄的敬之老师欣然为我这本最新的书题写了书名。

我在沈阳收到这幅题字时,我兴奋地高声朗诵敬之老师的《雷锋之歌》:“假如现在,我还不曾、不曾在人世上出生,假如让我再一次开始、开始我生命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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