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含金量最好的勋章是什么 相当于免死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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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勋章是国民政府军中最高级别的奖章,也是比军阶更让将领们眼红和羡慕的无上荣耀。因为这种勋章从诞生那天起直到今天仍在使用,但历经近百年的时间只发出过209枚,而国民政府中的将军人数就有近两千人。相比之下,能获得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比混成一个将军还要艰难得多,故尔极其珍贵,含金量极高。因此它在国军的军事历史中一直充满着传奇色彩。

蒋介石经常佩戴的青天白日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中央为蓝底色的青天白日徽,代表着孙中山所提倡的清白的三民主义,也象征着国家;四周为浅金色绶带状光芒,象征荣获此章者有御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功;光芒分为两圈,内圈喻含荣获此章者应有的团结精神和坚韧果敢之斗志,外圈的大光芒则象征着国家的凝聚力和无限传袭着的民族精神。

战功与勋章

蒋介石只是此勋章的第七位获得者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命令规定,废除北洋政府时代的一切勋奖章、勋位条例。5月15日,又颁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这是国民政府开始完善勋章制度规范化的标志。

国民政府在1929年5月15日公布的《陆海空军勋章条例》中第一次规定了青天白日勋章的设计理念和奖励机制。此条例设立后,本来内定让蒋介石成为勋章的第一位获得者,借以显其尊贵,但因战事突起,中东路战争中,以张学良为首的六名国军将领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让国民精神为之一振,国民政府为了表彰这六位国家英雄,遂决定将首批六枚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张学良、王树常等人。于是,阴差阳错的,蒋介石勉强挤进了前七。

青天白日勋章最初是为表彰对外作战的军功,在抗战胜利之前也都按照此一原则颁发。1937年7月31日,抗战已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又制定《陆海空军勋赏条例》及《陆海空军奖赏条例》,取代了之前的条例,并于同年11月8日公布。新修订的条例中,青天白日勋章的颁发规定基本如前,但删去了“战时”两个字,这才有了后来承平时期仍有人获得此勋章的事例。不过,战功仍是获得勋章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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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获得者

随后爆发的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因军功成为第八位获此殊荣者。再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保卫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台儿庄战役中的孙连仲及汤恩伯、鄂西会战中的陈诚及何应钦,以及后来的缅甸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等人都成为该勋章的获得者。

张学良是青天白日勋章的第一位获得者,抵御的外侮不是日本,而是苏联。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俄两国在边境大打出手,双方动用兵力超过200万,在惨死的同江战役中,黑龙江守军韩光第旅全军覆没,旅长韩光第亦在战斗中殉国。张学良的东北军遭受重创,战争持续了5个月之久,于当年12月双方在双子城签订停战协议而告终。此一役,东北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但张学良、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这6位东北军将领获得了首批青天白日勋章,他们的获勋命令中皆有“抵御外侮有功”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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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勋章并非只针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战事中确有克敌战功的普通士兵也可以获此嘉奖。比如1938年8月,第23军第58师战车防御炮连在乌沙闸驻防时遭日军空中水上双向袭击,该连官兵见阵地死守无望纷纷逃散,中士班长安德成却坚守炮位,并以一门战防炮击沉数艘日军舰艇;下士张纶林在头部重伤后仍操炮射击。两人的英勇事迹也成为国军榜样,并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创下了非军官获勋的先例。随后,在上高会战及衡阳会战中,这两位本可以凭借战功平步青云的普通士兵先后殉国。

张学良

很多获此勋章者有着动荡而曲折的人生。作为军人,是明哲保身还是马革裹尸?是杀身成仁还是顺应大局?勋章并不能替人做取舍。毕竟,人生的路不是靠一时的荣誉和一枚勋章就可以盖棺定论的。

同江战役之后获得青天白日章的是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因为没有外战爆发,蒋介石的获勋证言也只有简单的一句“民国十九年,于国民政府主席任内,获颁青天白日章”。蒋介石也非常喜欢这枚勋章,但凡他佩戴两枚以上勋章时,必有一枚是青天白日勋章。

长城抗战时作战勇猛,与日军血战不退的骑兵第5师师长李福和因与上司不和,一气之下摔了勋章愤然辞职。后来虽被委任为河北第三游击纵队司令,却一心只想借抗战之名成为河北王,他不听调派,龟缩一隅大肆扩军,并于1938年3月在太行山公开投敌,在当年年底被部下打了黑枪,成为青天白日勋章自诞生之日起第一位公开投敌的获得者。

第二、三批获得者

台儿庄战役中的功臣庞炳勋虽然获得了勋章,却在随后的1943年被俘投降。抗战胜利后,庞炳勋看透了官场百态,隐姓埋名跑到台湾开了家小餐馆,于1963年寿终正寝。

第二批获得青天白日章的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与日军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及第5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沈光汉等人,他们的授勋证言共同的一句为“因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有功”。第三批获勋者是参与长城抗战宋哲元、秦德纯、黄杰、张自忠等一大批将领。

第二军军长胡毓坤也曾获得过这种勋章,后来做了汪精卫政府的上将总参谋长,并于1946年以汉奸罪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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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

1946年的包头防守战中击退了解放军的进攻而获勋的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董其武和1947年四平防守战中击退解放军而获此殊荣的第71军军长陈明仁,在1949年八九月间先后投入人民解放军的阵营,并为湖南和绥远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位将军都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和由新中国颁发的一级解放勋章,成为同时获得国共殊荣的将军。

在此役获勋者还有一例比较特殊,那就是时任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他是在1937年才因古北口的功劳而获得补发的青天白日勋章。

曾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成为该勋章的第一位外籍获得者;另外飞虎队的总指挥陈纳德将军也曾获得过该勋章,成为为数不多的青天白日勋章的外籍获得者。

七七事变前,获颁青天白日勋章的主要就是这3批将领。值得一提的是,从青天白日勋章诞生至抗战全面爆发这段时间里,内战不断,但在中原大战、第一次国共内战等诸役中“有功”的将领皆未获得此章。此时的颁发标准还相当严格,只颁发给抵御外侮的人。

青天白日勋章象征着军人的无上光荣,也成为其战功赫赫的证明。在足以彪炳史册的战功面前,连其子孙也会因其余荫而被特赦。豫东战役中荣获勋章后在1948年阵亡的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其独生子黄效先因故意杀人于1957年在台湾被起诉,黄百韬夫人柳碧云当即揣着这枚勋章去敲蒋介石的门,声泪俱下地历数黄百韬的战功,并以“为黄家留一脉香火”为由向“总统”求情,搞得蒋介石也泪流不止,回想当年黄百韬的战功,“特赦”其子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青天白日勋章一时成为“免死金牌”。后又有人效仿,欲以此勋章为家人开脱,蒋介石也多次念旧开恩,又为这枚勋章添加了众多的传奇。

七七事变后的获奖者

青天白日勋章的弥足珍贵,使其成为国军将领的传家宝,也成为窃贼的行窃目标。2012年5月4日,台湾金门警方接到报案,一枚原属于金门防务司令、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胡琏将军的青天白日勋章失窃。经现场监控显示及相关人员辨认,疑犯为一76岁乔姓的黑龙江游客。四天后,这枚失窃的勋章在一列从厦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由北京公安部门寻回。

抗战全面爆发后,淞沪会战中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和杨瑞符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人,与之前获得者多为将官不同,谢氏的职务军衔为上校,而杨瑞符仅为少校,属有特殊功勋者。抗战几乎每个战场都有将领荣获青天白日勋章,但其颁发标准并非按战功大小,而是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在特殊艰难的战况之下容易获颁。例如衡阳保卫战期间,国民革命军第10军孤守衡阳,为给守军打气,国民政府采取空投的方式给收复张家山阵地有功的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在衡阳失守的前一周,第3师师长周庆祥又获得此勋章,借以鼓舞军心。其次,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主要是以陆军将领为主,空军系统中即便是像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等战功赫赫的空战天王都没有获得此勋章,直到1943年7月,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上尉二级中队长周志开才成为第一个拿到青天白日勋章的飞行员。周志开的勋章由蒋介石亲授,获勋原因是其在梁山空战中“沉着应战、临危制胜、击落敌机3架”。可惜这位空战英雄获勋不到半年就以身殉职,令人惋惜。

同年8月,那枚属于蒋介石的青天白日勋章在拍卖市场上出现,世界知名拍卖公司斯宾克公司的发言人宣布,起拍价280万港币,约合新台币1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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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勋章最终是不是被人买下,媒体并未报道。但时至今日,这种国民政府战斗序列中的传奇奖章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存在于国民党奖励机制之中。只是由于再无战事,亦无人足以立下惊天战功,这枚勋章的颁发数量,依旧停留在209这个数字上。

1943年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时身着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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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勋章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颁发给活着的人。抗战期间仅有一例较为特殊——1944年松山战役中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第82师第246团第3营中校营长谢梦熊。许多关于松山战役的记载中,谢梦熊作为阵亡官长被记录在案,那么,为什么已殉国的谢梦熊会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呢?这实际上是因为许多资料在记录其阵亡时间时出了偏差,以至于给后人造成误导。中国远征军攻克松山时,谢梦熊并未阵亡,只是身受重伤,自然在获勋范围内。但遗憾的是,谢营长因伤势过重,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后不治身亡,而这时他的青天白日勋章也已颁发下来。后人多不知此细节,故认为谢梦熊的勋章是“追授”。实际上青天白日勋章是不会颁发给逝者的。

除了作战将领,还有一些青天白日勋章并非在战役中颁发。例如1943年国庆日时,国民政府给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绍宽、俞飞鹏、阎锡山、李宗仁等8名中央各级部长以及各战区司令升官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在外交上为中国争取到国际援助的宋美龄因“长年往来奔走革命事业,功在党国;尤其抗战军兴以来,对国军及国家多所贡献”,于1943年12月25日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此外,史迪威、陈纳德、魏德迈和马歇尔这4名美国盟友也获得此荣誉。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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