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走近赛珍珠–江大教授走进协信赛珍珠俱乐部(讲座内容复盘)

如果你听到一个外国人说中国是他(或她)的故乡,你的第一反应,很有可能是将这种说法只当作一种语言修辞。原因很简单,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故乡的含义既是那样的丰富辽阔,辽阔得你一辈子好像都走不到边,有时候甚至又是那样的深沉厚重,厚重得你需要去扛一辈子。

踏着2017尾声的冬日下午,江大现当代文学教授史挥戈老师,走出校园,走到社区社团,带领五十多位赛粉迷们走近赛珍珠,共同感受和镇江有着十八年生命交织的赛珍珠。

陈忠实,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白鹿原》所引起的阅读轰动,给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赛珍珠,这个带有浓重中国色彩的名字,属于一个美国的女性作家,她是一个异乡人,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漂泊者。
1938年,赛珍珠以她的《大地》三部曲获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美国,文坛并不看好赛珍珠,包括鲁迅,福克纳。
半个世纪的误解与冷落后,赛珍珠终于进入我们的视阈,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将《白鹿原》与《大地》进行比较研究,并不是想要证明《大地》获诺贝尔奖的公正性。也不是因为《白鹿原》作为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具有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可比性。而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两部作品都是如海德格尔所言,属于“精神还乡”之作;两部作品都对中国农民命运,中国社会变迁予以审美的观照;两部作品反映出两位作家的小说观念与文化立场的异与同。
当两部作品互为镜子,它们彼此形成的映象,将为我们深化作家的作品研究提供诸多启示。
精神还乡《白鹿原》与《大地》都以土地为自己作品命名。
成功的长篇小说的命名,往往寓有深意,它是作家强烈而饱满的内在精神驱动力的具象表述或抽象概括。前者如《巴黎圣母院》、《双城记》,后者如《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
有没有这样的精神驱动力,具有什么样的精神驱动力,对于作家创作的成败至关重要。正是这种驱动力的强度与深度,决定了作品艺术生命力的短暂与长久。
《堂吉诃德》这样一部伟大作品,至今人们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加缪认为,西西弗斯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吉诃德最可贵的品质。而米兰昆德拉则更愿意把吉诃德理解为一种伟大精神力量的象征。“堂吉诃德向着朝他宽阔敞开的世界出发了,他可以自由地进入或回到家中,只要他愿意。欧洲最早的小说就是在被人看来无限大的世界中旅行。”
能否认为,在塞万提斯那里,探寻人在无限大的世界里的旅行,构成了他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对于人的存在的深层勘探,在我们的《红楼梦》里,同样可以看到。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个中味?”《红楼梦》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独特而无解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梦”与“幻”、“真”与“假”、“实”与“虚”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关系。发现与慨叹“关系”的无限可能性,驱动曹雪芹创作了这部不朽之作。
内在精神驱动力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作家的创作意图,虽然它包涵了创作意图。作家的创作意图作为一个出发点,往往与作品的客观效应即文本阅读并不对等,错位几乎常常出现。读者的“感受谬见”与作者的“意图谬见”一样,更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这里所说的内在精神驱动力是指审美的意向性和它所导致的形而上思考以及由此孕育的创作冲动。作家的文化背景、地缘浸润,个体生命历程,对存在的思考与领悟,与现实世界的审美关系,感知并表现这种审美关系的言说方式的选择等等构成了精神内驱力,而创作冲动则是指审美创作的爆发力的形成与强度。
考察陈忠实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精神还乡”是他创作的内在源泉。将近“天命”之年问世的《白鹿原》是他的“还乡”杰作。肉身与心灵的“还乡”,让他平静地在白鹿原下的故里,夜以继日,为时四年,完成了《白鹿原》的创作。
对于赛珍珠,中国已是她的“第二故乡”。出生四个月、襁褓中的赛珍珠,被作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中国,那是1892年秋。在长江岸边的淮阴、镇江,赛珍珠度过了她的童年。这是一个开明的传教士家庭,孩子们不仅不与中国孩子隔绝,相反,交往胜过与其他传教士家庭的来往。
1929年,在南京,赛珍珠开始了《大地》第一部的写作。
“中国人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赛珍珠在小说获奖致词中这样述说,她是真诚的。
《大地》以中国为题材,从中国农民与土地既亲和又疏离的关系切入,表明了赛珍珠对中国的关注与热爱,是赛珍珠对她的“第二故乡”的精神探寻与回归。
陈忠实对故乡大地的回归,赛珍珠对中国大地的回归都是作家精神之旅的重大事件,分别标志了他们艺术生命的巅峰状态。
精神返乡回归唯一故乡,构成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强大而持久的内在精神驱动力。
精神返乡回归第二故乡,构成了赛珍珠《大地》强大而持久的内在精神驱动力。
《大地》是赛珍珠的成名作,以英语写成,出版于1931年,立即轰动美国,1932年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也就是这一年,《大地》的第二部《儿子》出版。1935年,《大地》的第三部《分家》出版,前后历时6年。1938年,《大地》三部曲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美国女性作家首次获得这项奖项。
海德格尔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他。”在海德格尔看来,还乡是诗人的天职,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的地方,也就是亲近精神家园的根本途径。但“还乡”并不是唾手可得的轻松。它是以“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为前提方可抵达的精神家园。
故乡是一个人的生命之源、血脉之根,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这个生命之歌奏起的地方。因此,童年记忆、成长记忆对于人,影响是终生的,支配性的,生成性的。如果说,童年记忆是一个正题,“异地异乡”的丰富阅历即精神的再审视,就是一个反题,而反思之后的还乡,则是否定之否定,这是黑格尔式的合题。在精神的反观与审视下,童年记忆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内涵,这是对故园故土的情感过滤与沉淀,一次精神的整合与提升。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拥有这份精神财富的。
作家对故乡的反思正是作家的精神还乡。是对文学创作的“矿脉”的审美开发与“二度创造”。
是的,《追忆逝水年华》的作家普鲁斯特,中年后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正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善于“飞离”他所十分眷恋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差距之中,构筑了他的长篇小说,而早年的巴黎生活,无疑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成长记忆”。“飞离”对于普鲁斯特就是精神的还乡与提升,几乎所有的不朽作品,都离不了这种对于生命本源的亲近。它是精神参照下对“故乡”的再审视,再创造。
唯其如此,荷尔德林才说:“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
陈忠实来自农村,亲历农村生活,又长期工作于农村基层,对于农民与农村的扎实而深厚的生命体验,对于农村文化、乡村精神状态的长期浸润与谙熟,使他先天性地获得了反思农村、关照农民的优越条件,在经历了“精神剥离”的痛苦之后,他完成了与农民共反思到与民族共反思的精神蜕变,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高度审视故乡,他开始了他的还乡之旅《白鹿原》的创作,以求探寻和构筑我们民族的精神史。
赛珍珠是采取另一条道路“返乡”的,“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一个异乡人眼里的“中国”,毕竟不同于中国人眼里的中国。赛珍珠的大学教育是在美国完成的。当赛珍珠将创作的目光投向中国农村,她对中国农民的理解与同情,灌注着她的人性关照、人性情怀和她的平民意识、女性意识,但不可否认,她的独特身份不能不使她处在“矛盾”之中。这种“族缘”背景给她带来了双重的眼光。在对中国的“发现”里,“族缘”差异常常会让她不是“错认他乡是故乡”,也不是“暂把他乡作故乡”,而是在“愿将他乡为故乡”的热爱中难免掺杂一分惊喜与好奇。异域的生存状态,尤其精神生活,使赛珍珠自觉不自觉地会以西方人的一分参照,予以差异性体认。《大地》是赛珍珠对“第二故乡”的精神返乡。
问题在于,这种“返乡”何以会将艺术的视野从家庭、妇女这样一些女性作家惯用题材转向土地,转向农民,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命运的根基所在?这种艺术选择、艺术魄力,出自一位外国女性作家,而且是文学起步不久的赛珍珠,颇有不同凡响之处。
《大地》聚焦于中国农村,这是因为赛珍珠先后近18年在中国农村生活,
还因为赛珍珠随第一任丈夫、农业专家布克在皖北宿县一带推广现代农业技术,近三年的与农民的广泛接触。其间,中国军阀在宿县的混战,更让赛珍珠目睹了中国农民的苦难。
“最爱的是中国农田、乡村”,多年后,赛珍珠仍深情地表白她对中国古老乡村的眷恋。
还乡,在其本真的意义上是对大地母亲的亲近。土地,对于农民,已不再单纯是劳动的对象,而成为生命的外化、物化,人与自然、与大地的关系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更是生命的。当作家以艺术化的感性形式对这种关系予以呈现,他们是在打开一个多种可能性的现实世界图景。
《大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结束在北伐战争。当1929年执笔时,这些“昨天的故事”,对于赛珍珠几乎是呼之即出。
赛珍珠无意于书写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巨变,当她笔下的人物向我们走来,裹挟着的时代风云却给我们涂抹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虽然这背景是模糊的,仍依稀可寻。
《白鹿原》的历史背景与《大地》似有重叠,但上起辛亥革命前后,下迄新中国成立前夕,又互有出入。《白鹿原》背景的处理不仅明晰,而且成为人物与时局互动关系的依据与说明。人物直接间接参与时局的本身不仅由背景所规定,同时又成为了背景的一个有机组成。这与《大地》大相径庭。
《大地》坚持把人物塑造置于中心地位,人物命运始终是赛珍珠关注的,她力求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大地》第一部以王龙为主人公。第二部《儿子》以王虎即王龙的第三个儿子为中心。第三部《分家》以王源即王虎的儿子为主线。一个家族祖孙三代的命运组织起来了洋洋80多万字的长篇。
《白鹿原》围绕一个家族、两个族姓,即白家、鹿家两代人的命运变迁展开了一幅社会动荡的历史沧桑图,矛盾冲突的尖锐性、残酷性和文化意蕴的深刻性、批判性以及农民生存状态揭示的总体性,都是《大地》难以抵达的。
王龙是赛珍珠喜爱的一个自耕农形象。小说开篇写王龙娶妻结婚。王龙娶的是大户人家的灶房丫头阿兰,以低价买来。后来在一场贫民暴动中,王龙偶然发了一笔横财,由此而暴富,广置田宅,成了地主、首富。王龙娶了妓女荷花为二房,晚年,又娶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梨花,她原是荷花的丫环。阿兰无言地承受了这种变故,无私地奉献了她的心智、情感、直至生命。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性形象。
王龙不是白嘉轩,白嘉轩不仅仅是一个地主,更是一个文化传统的象征。白嘉轩是以家族文化的担当者而自许的。他不仅要发家致富,更要振兴文化传统。光宗耀祖与完美做人在他是一而二、又二而一地结合为一个生命整体。《白鹿原》也以白嘉轩娶妻结婚起笔,但不是一个而是七个,写得跌宕起伏,气势逼人,内涵丰富,具有多重艺术效应。白嘉轩与王龙一样,结婚是要生儿子,要传宗接代,但白嘉轩娶了仙草后,终身为伴,不似王龙跑妓院,收小房,贪图女色。王龙对女儿视若无物,白嘉轩对白灵,宠爱有加。中国传统生育观在两位农民身上,有着共同体现,但对女性态度,又有区别。王龙感性多于理性,对土地、对劳动、对财富、对女色,本能的欲望支配性地影响了王龙一生。白嘉轩站在了另一端。他是理性的,一个自觉的家族文化的维护者,承传者。
白嘉轩也有一部发家史,那是精心设计逐步实施的,而且发家后立即转向了修祠堂、盖学堂、颁刻乡约,整饬村风,
俨然一个族长形象。王龙绝不可能望其项背,王龙在他自己的安乐窝里是心满意足的。
发家前的王龙,对土地,如同对自己生命般挚爱。过着像他的先辈若干世纪以来同样的生活,具有同样纯朴的心灵。他的品格来自唯一的根:与土地的密切联系。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小农经济的耕作与生活方式,使农民世世代代厮守着脚下的这块土地,与大地建立起了一种精神的默契与交流。土地与人的契合的人生哲学与生于斯、长于斯,而又死于斯的人和土地的往复循环,就是在这样的内在联系中产生并完成的。赛珍珠对于这种传统的生存状态与人的精神家园,显然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对于土地的礼赞,人与土地的亲近,同样构成了《白鹿原》的精神价值取向。白嘉轩、鹿子霖、鹿三们,谁个不视土地如生命?白嘉轩、鹿子霖的多方面冲突与冲突中的一致性,无不指向土地。《白鹿原》苍凉的结尾,两个老人的对话以及白嘉轩的忏悔,话题仍然是土地。就人与所耕耘、所栖居的土地的这种关系的审美观烛照的多样性与深刻性而言,《白鹿原》较之《大地》更具光彩。
《大地》第二部《儿子》的主人公是王虎,王龙的第三个儿子。《儿子》围绕王虎的成长史,为我们展开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军阀混战下的农民苦难和社会动荡。
王虎经历了土匪、军阀、司令三重身份的转换,充满了血腥与阴谋,却又往往是在举手投足之间完成角色变易。《儿子》的深刻处正是在这些方面:贫穷和苦难造就了大批流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灾难一个接着一个蹂躏着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黎民众生。农民们却顽强地在这土地上耕耘着贫困而无望的日子。赛珍珠客观地写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苦难中国现实,写出了中国农民无奈中的坚韧而痛苦的生命力。
《大地》第三部《分家》的主角王源,是王虎的爱子。跟踪人物足迹,《大地》在地域空间上有了跨国界的拓展,从乡村而城市,从中国而美国。这与《白鹿原》的空间处理截然不同。《白鹿原》始终聚焦于白鹿原、西安、延安、中条山抗日,只是一个个片断,不影响全局。空间在赛珍珠这里,总在移动中,这是因为赛珍珠的目的是在人物。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赛珍珠重人物而略环境,环境只是一个远景,点缀几笔即止,从不刻意描述。白鹿原在陈忠实笔底,具有“邮票”的艺术地位。时间给空间投下的印记,成为民族秘史的一页页记录。
王源性格中突出的一点,是对暴力与血腥的反感、反抗,他与父亲王虎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条科学救国的改良主义之路。
王龙的第三代如王盛、爱兰,不再与土地亲近,他们成了无根的现代城市新型知识分子。王虎的两个哥哥,一个在内地成为大地主兼高利贷者、投机商人,一个在上海当了寓公。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土崩瓦解,被弃之于地。对西方文明的顶礼膜拜,成了时尚,为青年人所追逐仿效。对这种中国社会结构的裂变和文化转型,赛珍珠不无惋惜地在《分家》中写出了冰山一角。
王源是赛珍珠心目中的希望所在。小说关于王源重返祖父老屋的描写,让我们重温了王龙发家前对土地的深情。王源从海外归来,埋葬了父亲,决心留在故乡,以现代农业改造古老乡村。小说以此作结。似乎是一个圆,以土地始,又以土地终,但,这不再是重复昨天,王源的眼光与情感已远非王龙可比,这是其一。其二,王源的梦,能够实现吗?小说对此,没有给出答案。不论赛珍珠愿意与否,当时的中国现实,对王源的梦,不能不构成致命的威胁,这是从王源所处时代来看。
王龙的后代与土地的关系,因了中国的巨变而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20世纪中国的大体走向,赛珍珠如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
《大地》的王孟、驼背、王源,与《白鹿原》的鹿兆鹏、兆海、白灵、白孝文,在文学的人物谱系上,大体上属于同一代热血青年,走了一条叛逆父辈的路。除了王源,他们都自觉地投身于20世纪初期的政党斗争与政治漩涡。兆海与兆鹏、白灵分道扬镖,以及不同的命运结局,陈忠实给予了充分的正面描述。赛珍珠不同,她只是侧面落笔,间接叙述。这大概与她对革命是陌生的原因有关。
小说观念与文化立场 《大地》三部曲是赛珍珠认同中国文化的一次艺术实践。
获诺贝尔奖时,赛珍珠以《中国小说》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她明确地指出,她是深受中国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并创作了这部通俗文学作品的。
赛珍珠认为,中国通俗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始终是各自走着一条独自发展的路。她以艺术家的敏锐,发现“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她高度评价“中国小说”的“民俗精神”以及“令人崇敬的想象力”,认为“中国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民间、民俗精神和丰富想象力中发展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赛珍珠发现,“中国的本质精神与乔塞尔所说的爱尔兰精神奇怪的相似,乔塞尔写道:‘那种精神就是以其民间式的想象认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而当那种广泛的民俗精神转向政治时,它随时都会相信出现的一切’”。对无限可能性包括政治上的无限可能性的相信,这样一种天真的浪漫中,流露的是生活的自信与乐观,对自身力量的确信与从容。它触及到的不仅仅是技巧层面的,而是小说的美学精神,内在的深层的哲学思考、人生思考。这样一种精神对于小说创作,无疑极为可贵。它让我们想起曹雪芹的《红楼梦》对无限可能性的探索与感慨。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小说传统中出生并被培养成作家的。我受到的教育使我立志不去写那种漂亮的文字或高雅的艺术。”赛珍珠不无自豪地在受奖感言中如是说。
向中国小说传统回归,说明赛珍珠自称为一个“通俗小说”作家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她明确表示,通俗小说,地道的中国小说,“不是指那种杂牌产品,即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这些作家过多地受了外国影响,而对他们自己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这些话,今天看来,仍感到亲切。放眼长篇小说现状,不难发现,不少有识之士正在向中国小说传统回归,就足以表明赛珍珠的真知灼见。
应该指出,赛珍珠对中国小说的高度评价是与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分不开的。正是在中国,她发现了“罕见的美”,当然,这主要是指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古典的东方的美。
《大地》同样是对中国文化的亲近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她对“中国小说”精神上的继承与艺术上的学习与实践。
《大地》追求以人物为中心结构故事这样一种叙述方式,追求一种单纯性与传奇色彩的结合。
小说主要人物的设置以及人物关系的处理,绝不是简单的艺术构思问题,在每一个人物、尤其主要人物后面,是有作家对人性、人生、自然、社会乃至宇宙的体认与感悟,对人的存在奥秘的勘探与发现的。
把《大地》的中心人物勾勒出一条人生线,可以看到: 王龙:农民小地主;
王虎:农民的儿子小军阀; 王源:军阀的儿子留学生。
三代人的命运轨迹与身份变化概括了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转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赛珍珠的“纯粹客观性”是指,她并没有按自己的主观意愿随意设置生活秩序中的人物命运。她忠实于她看到、感到和领悟到的现实生活,如生活的本来面目那样去书写。这是一条传统现实主义之路。
《白鹿原》走的是开放的现实主义的路子,这种开放的现实主义,是对中国小说自由精神、民俗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这种继承是在陈忠实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历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着。而它的发扬则是在陈忠实上个世纪80年代中的精神剥离中实现的。陈忠实认为,“作家首先要有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如果说,赛珍珠的眼光是朝着传统的中国小说,陈忠实则更多地是向着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拉美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中那些优秀作品,从中获取精神和艺术的营养。不同于那些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模仿和抄袭,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在陈忠实那里几乎是了无痕迹的。
例如心理描写,传统中国小说的心理活动是渗透在人物的言语行动中,《白鹿原》的心理描写突破了这一传统,但又绝不静止孤立地做心理分析,而是在叙述之中进行。陈忠实认为“关注作为人的心理形态,这才是最具沟通各种职业各个阶层乃至各个种族心灵的东西”。“把握住了各色人物秩序的变异过程就把握住了人物的心理真实,个性自然就跃然纸上了”。《白鹿原》的心理描写具有鲜明个性,它所呈现的纷繁形态,所达到的人性深度与普遍性沟通的艺术效应,都是让人惊叹的。
陈忠实与赛珍珠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态度上,也采取了不同的取向,赛珍珠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前所述,她更多地是赞赏传统古典的美,对于西方现代文化多取批判立场。陈忠实则要清醒得多,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要求着眼,陈忠实对中国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予以区分,并在批判中予以继承。“扬弃”是陈忠实对文化传统的立场。抛弃其与现代化和人性健康不适应的,发扬与未来发展与普遍人性相适应的。事实上,传统文化是笼统的。而文化传统,至少可从政治文化即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这样三个方面予以理解。制度文化的传统是什么?自秦统一以来,上层的专制主义与下层的奴隶主义是一对孪生子,如鲁迅所说主奴性就是长期专制统治下的普遍社会心态。器物文化主要是经验的、手工的。精神文化则有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与文学艺术的诸方面。文化专制主义,尤其是思想的专制,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为窒息人的创造性的锁链。
《白鹿原》里被人们理解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朱先生身上,陈忠实显然肯定了他的民本思想,他的学问与做人的一致性等,但也无情批判了他对束缚人性的旧道德、旧伦理的维护,“乡约”不就是朱先生手定的吗?另外,他坚决反对新学,他精神世界中腐朽的一面,陈忠实写得相当深刻而且到位。
白嘉轩与鹿子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这根枯藤上结的两颗瓜,这两个形象应该是互补互证的,构成一种互文关系。从这两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腐朽的、正面的、负面的因素交织为一个网状结构,对于这两个形象,陈忠实的审美判断、历史判断也是复杂的。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可取。陈忠实是以肯定中的否定,否定中的肯定,这样一个辩证的方法完成他的人物塑造的。
对于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转换,《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较之于《大地》显示了长足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大地》中的王龙、王虎、驼背、王孟都可以在《白鹿原》里找到某种程度的对应人物关系,但这只是一种模糊的镜像与印象,略微分辨,即可发现,他们其实是“另一个”。“共相”只是一个“幻象”。
这说明了什么?这种艺术形象的偶合告诉我们,赛珍珠也好,陈忠实也好,他们都坚持于现实主义,虽然赛珍珠的现实主义是传统的,陈忠实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但作为艺术家,他们都忠实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结构与秩序的本来面目。
然而,两部作品的差异是如此明显,这是两部水准完全不同的作品。
《大地》在一条简洁、单纯的情节线上展开人物。线性时间结构下,物理空间随人物足迹而转移。
《白鹿原》则在同一时间里展开几个人物在同一空间或不同空间与场景里的活动。时空调动的自由度与人物复杂关系是互为因果的。
一个不合适的比喻:《大地》的长篇结构近似《水浒》,而《白鹿原》近似《红楼梦》,宏大的艺术结构完整而自然,情节的复杂与推移,具有整体性与突发性的和谐。至于语言,陈忠实语言的凝重与质感,尤其地域性特色,远非由英语翻译过来的《大地》可以比肩。
赛珍珠写《大地》时,她的文学积累,她的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她的思想穿透力、历史把握度,与陈忠实比较,显然处在不同平台。
然而,就精神返乡,就人与土地关系的审美观照,就小说理念与文化立场论,《白鹿原》与《大地》的同与异,如上所述,既是时代使然,也是两位作家在各自文学创作历程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更是族缘、地缘孕育与选择文本和作家的一个生动例证。
两棵大树,不同岁月,在中国的大地上先后成长,它们枝繁叶茂,浓荫蔽日,向着文学的原野,发出一个个深情的呼唤!

不过,如果这一说法出自这样一位外国人,她五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自己祖国万里之外的中国,之后就在那里成长,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前后寄居时间长达40余年,不仅如此,还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恋爱、结婚、工作,她一生最主要的工作——文学写作——几乎都与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男女老少密不可分,那么,这一说法,就很难只是被视为一种语言修辞了。

史教授虽然来自江苏大学,却是一位山东女子,美丽与智慧并存。她说她喜欢江南,喜欢这里的赛珍珠。所以2009年她一来到江大,就去寻找赛珍珠,寻找她的作品。

1921年10月19日,赛珍珠(1892-1973)的母亲凯丽在江苏镇江病逝,安葬于镇江西侨公墓,是年,赛珍珠29岁。30余年之后,赛珍珠在其自传《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中深情地写道:镇江乃我之故乡(Chinkiang is my home
city)。那时候,镇江对于赛珍珠来说,早已不再只是她曾经生活过16年之久的一座异国城市,而且,她的五位亲人还永远地安息在了那片土地上。当晚年的赛珍珠说她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再回中国,再到镇江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人应该都不难体会和理解这一愿望当中所包含的丰富而厚重的情感及思想。

并开始着手研究赛珍珠。一开篇史教授就讲到她与赛珍珠的情结。她去赛珍珠故居连出租司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她去买书,结果是在孔夫子网上买到了两百多块钱一本的书漓江出版社的《大地》。当时镇江赛珍珠研究会会长许晓霞女士得知此时,表示支持与赞赏,还有老会长李进法先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1896年——也就是在赛珍珠四岁的时候——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在母亲凯丽的强烈要求之下,将他们的家第二次搬迁到了镇江。据说,赛珍珠大学毕业档案上家庭所在地填写的就是镇江。这座城市,有着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赛珍珠永远也抹不去的经验和记忆:

01、首先史教授从赛珍珠生平开始,为我们拉开了赛珍珠人生历程的序幕。她说要研究一部作品,首先要研究这位作家,所谓知人论世。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便移居到一个扬子江边的城市,此城名镇江。我的童年便在那儿静静地消逝,住在一间建筑在山顶上的小茅屋里,从这里山巅上可以俯瞰长江和人烟稠密的鱼鳞也似的瓦屋顶。在我们家的那一边,有许多矮小的山,可爱的园景一般的山谷和竹林。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奖状和奖金时,她美丽的蓝眼睛里闪耀着幸福的光芒,向大会宣称:我的小说《大地》是描写中国的大地,反映中国农民的淳朴,勤劳善良,我是中国镇江的女儿……

1914年,赛珍珠一家搬进了镇江登云山上隶属于美国南长老会的一幢二层小楼之中。

从此她把镇江带到了世界的视野。赛珍珠1892年12月10日,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父亲赛兆祥和母亲凯丽都是传教士,她不足四个月,就被父母带来中国,先后在镇江、南京、安徽宿州生活了40年。其中在镇江生活了18年。给他启蒙的是父亲为他请来的孔先生,给她传统文化的启蒙。还有家里面的保姆王妈,王妈给她讲故事,讲女子该有点女德。这些都给她以后的作品烙上了中国印。

而对于童年时代在这座扬子江边的城市的生活,不仅赛珍珠自己有过满怀深情的回忆叙述,她的同为作家的妹妹格蕾丝在《异乡客的女儿》一书中也有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

赛珍珠17岁时回美国攻读心理学,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之后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英文教师,与美国青年农业专家约翰布克结婚后,迁居安徽宿县。她的很多素材大多来自那里。

珍珠喜欢这座公园,这里有一条砌有鹅卵石的小道。在这里非常风凉。小道转角处的灌木丛旁设有坐椅和花坛,还有时而出现的山鸡。

在金陵大学的一栋小洋楼里,赛珍珠写出了大地三部曲,也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西方出版。与丈夫育有一女,确实智障儿,后来领养了三个女婴。

她们沿着一条狭窄的石阶而下,来到一处叫马路(现镇江西门大街)的地方,其实这里很少有马经过,而且镇江也很少有马车。但当她们来到江边大马路,这是镇江最宽阔的一条马路,在珍珠的眼里,这条马路看上去特别宽阔,并一眼望不到尽头。

1934年和丈夫离婚后回美国,在美国继续她的学位。

毫无疑问,镇江对于赛珍珠来说,绝对不只是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无论是父母在家庭及工作方面的不睦,还是因为外国人身份而导致的与当地人之间事实上一直存在着的“差异”及“隔膜”,都会给早年赛珍珠的镇江经验留下各种各样的印记,但在她后来的“镇江叙事”中,镇江已经从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存在,成为赛珍珠情感与记忆中的“那一个地方”,那也是一个“不是镇江”的“镇江”。在赛珍珠的叙述中,她不仅称那一个地方为镇江,更将它视之为自己的故乡。而在她的回忆性叙述中,镇江不仅仅是她度过了16年人生的地方,也是让她晚年魂牵梦绕、念兹在兹的地方,是她情感及精神文化上多有认同乃至皈依的地方。

她经历了中国最艰难的岁月,在积弱积贫的年代,她目睹了戊戌变革,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蒋介石的大屠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些都反映在她的作品中。

作家薛忆沩曾提到赛珍珠的《大地》第一部最初书名为“王龙”,而且小说中“王龙”的署名方式,也一直没有采用西方人更习惯的“龙王”这样的先名后姓的书写习惯,而是坚持使用这个名字在汉语里的书写方式。他的解释是,在赛珍珠的“经验”与“记忆”中,“王龙”这个名字在其所属于的生活环境中,就是这样被长辈或平辈们呼来喊去的。赛珍珠写作的时候,只有用“王龙”而不是“龙王”这种称呼来书写,才会让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与这个名字及其所附着的一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的曾经与这个名字相关的生活经验,也才会被一次次地唤醒激活,她也才能够真正走进那个名叫“王龙”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之中,走进他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她的《爱国者》就是抗战时期的作品。

这一说法在赛珍珠的个人相关表述中亦能得到佐证。据说在写作《大地》时,其初稿之构思甚至就是用中文思维完成的,还用汉语写出了提纲,之后才用英文完成写作。这是一种在赛珍珠的时代并不多见的文学写作经验与写作方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赛珍珠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奔走。许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了解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囊相助,赛珍珠获得由胡适代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采玉勋章”。有一个统计,在抗战时期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捐助和募捐最多的就是赛珍珠。

对于这一经验与方式,赛珍珠不仅有过进一步的阐述,亦还专门为之进行过辩护。

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就是经赛珍珠推荐和帮助在美国一炮走红的。

在当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致辞时,赛珍珠曾不乏激动地申言,“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小说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而当
《大地》及《母亲》中所描写的中国人及其生活遭遇到一些美国人的不解甚至质疑的时候,赛珍珠毫不犹豫地进行了辩驳:

1935年在她43岁时,与亚洲杂志主编沃尔什结婚,便担任该刊编辑,共创《东风·西风》专刊,连载斯诺的《西行漫记》,使得美国了解了中国,博得世界读者的美誉。对徐志摩的诗,林语堂、老舍的作品十分喜爱,亲自编辑出书并向全球推介。

在悲惨和饥饿中间生长起来而经历过最残暴的灾难的我,曾经听见过比这位“母亲”的悲惨得多的故事哩!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在早晨醒来时没有新的勇气,不想再生活下去的人,才是可悲哀的。那位“母亲”是始终甘心生活下去的。

1942年7月,延安派电影艺术家王莹赴美学习,她为王莹举行记者座谈会,并促成王莹独舞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在美国演出并受到欢迎。

这种回答,显然不一定让之前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事实亦正如此。但赛珍珠对于她笔下的中国人及其生活的“本质”体验及把握的自信,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1947年,她以个人的所有文学奖金及稿费,创办了一座“欢迎之家”,收容了2700多名战争孤儿到美国抚养。

当她看了她的儿子被处死刑回来时,她固然哭得死去活来,但当她听见她的媳妇生了一个男孩的时候,她就跳了起来,又愿意生活下去了。在这样的性格中,没有悲哀存在之余地。对于她,是没有所谓“悲剧”这么回事的。

1967年又以几乎全部700万美元的稿费,创办赛珍珠基金会,旨在推动和平与文学事业。这个基金会到现在还依然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

这种体验,倘若没有生活的现场感和文化的现场感,倘若没有对于这种生活的实在体验,显然是无法获得的,同样也就无法再现。不过,赛珍珠并没有炫耀自己的这种独特体验,而是强调了自己对于这种体验的自觉,以及文学表达上的自信与坚持。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赛珍珠看到了曙光,她积极申请访华,去看看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却因政治原因遭拒。

1877年,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新教来华传教士大会。13年之后的1890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大会。第一次参加大会者120余人,第二次则为400余人。十年之间,入会代表人数发生了明显变化。而后来的历史亦显示,许多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20、30、40甚至50年,还有许多去世之后亦安葬在了中国。这些传教士及其家人,事实上也是在晚清中国“侨居”的外侨。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曾书写过回忆录,叙述过他们在中国的“传奇”人生,其中亦不乏饱含深情者。不过,赛珍珠的中国叙事明显不同于这类“中国叙事”文本的地方,不仅在于其想象与虚构,或者其文学性,在我看来,更关键亦更具有决定性的“差异”,还是在于赛珍珠的中国经验——她几乎就是一个“中国”的孩子(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她的美籍身份,以及她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她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她与镇江的外国侨民社区之间的联系,似乎远不及她与在她家帮佣18年的王妈以及那些陪伴她成长的当地小玩伴们之间那么紧密和那么亲近。

1973年在赛珍珠在美国去世。带着遗憾,带着对中国第二故乡的无限眷恋,带着他未竟的愿望,离开了这个世界。墓碑上只刻着三个篆字的“赛珍珠”,这就是她对中国这个第二故乡的人生态度,她要告诉世界她是中国的女儿。

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又都可以从赛珍珠自己的一段文字中得到解答:

中国对于一个这么热爱她的美国女作家是有亏欠的。而镇江在这方面又做了一些弥补,比如说对赛珍珠故居的维护,纪念馆的修建,近年来对赛珍珠广场的开发,赛珍珠的研究等等都是对这位镇江的女儿的告慰。

我可以很简单的说,因为我的过去的生活,可以说全部是在中国的,所以中国对我,比美国对我更要熟悉、接近,所以我不能阻止我要写中国的一种自然愿望。

02、介绍完赛珍珠生平之后,史教授带领我们一起共同走进《大地》。前面的作家的生平介绍,给我们理解《大地》作了很好的铺垫。

当然,一直到今天,对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及中国人的描写,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究其原因,其中不少与其说是因为赛珍珠的外国人身份,还不如说是因为文学本身。而对于那些对其“外国人”身份及中国叙事资格的质疑,赛珍珠的作品本身,应该已经作出了回答。这一回答同样是丰富辽阔的,也是深沉厚重的。

《大地》包括《大地》《儿子》《分家》三部曲三部曲,一共有70多万字的巨著。出版后就成了畅销书,在世界各地发行。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来又被搬上了荧屏,但是这部描写中国农民、土地的作品,却是由美国金发碧眼的演员演绎的,希望有一天有一位中国的导演,中国的演员来演绎这部《大地》。

小说通过一部家族史,来展现中国三代农民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影响。赛珍珠做到了。《大地》描写了王龙一家对土地的依恋和挣扎,来表现中国农民在积贫积弱、并且动荡战乱的时代的生活状态。

王龙过着和祖先一模一样的生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身逢乱世的王龙发了一笔财,成了地主。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后来和用人阿兰结婚。儿子也成了少爷。他们经历耕种逃荒要饭甚至盗窃,发了财,又都置了地。艰难而顽强的生活着。后来城中发生革命,王龙夫妇随众趁火打劫,抢得金银珠宝,返乡,广置田亩富起来的王龙,饱暖思淫欲,纳一青楼女子荷花为妾,阿兰则本色不改,在伤心隐忍和压抑中,依旧劳作不息,终因体衰而亡。王龙从恍惚中清醒,被唤醒了的王龙逐渐对土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情感,他又复归土地,后老死家中。他死在自己的土地上,灵魂复归土地,他没有恐慌,他觉得是一种人生的欣慰。

大地是三部曲中最成功的一步,他对农民悲惨境遇的描写,对王龙恋土情节的描绘,以及对中国农村风俗礼仪的展示,极大的引发了读者的同情和兴趣。

她对中国土地,特别是江淮大地的描写细致入微。比如说茶叶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贵重的,不可能大把大把的放在茶杯里面,开水冲泡,而是用开水冲了之后,撒上几片茶叶招待贵客。这样的描写非常细致,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赛珍珠的观察力。她是有生活的,特别对女性的观察与刻画。

王龙保守落后,他重男轻女,迷信思想严重,可爱又可笑,可敬又可悲,性格中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无原则的祖先崇拜,歧视女性的后天教养,渗入血液里的迷信观念与他强烈的生命冲动交织在一起组成了这一人物性格的多元色调。这些描述都让人产生画面感。甚至于她超越了中国任何一位本土作家的写作。我们的作家没有写到这么深刻的程度。

阿兰是典型的父权制下受压迫的妇女形象,勇敢,坚韧顽强勤奋能干,并且富有主动进取精神,在艰难的环境里,他比王龙更聪明,更勇敢,经验更丰富,成为全家的精神支柱,阿兰以实际行动证明,女人不仅可以照顾家庭,还可以参与家庭以外的事情,甚至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出色,展现了女性的强大力量。

她的语言很少,面对抢粮的男人,她据理力争,使得那些男人羞愧而走。阿兰这个角色赋予了赛珍珠对于中国女性的理解和同情。这个角色展现了女性的强大。

土地主题:
房子是用从自家的地里挖出来的一块一大块一大块的泥土烧成的土砖砌成的,屋顶是用地里长出的麦干和上地里的泥土盖成的,厨房是土砖砌成的。灶台也是祖父年轻时用自家田里的泥土垒成的,年复一年,一日三餐做饭,灶台都烤焦烧黑了。——土地意向
两尊神像是土地爷本人和土地婆,他们穿着用红纸和金纸做的衣服,土地爷还有用真毛做的稀疏下垂的胡须,每年过年时,王龙的父亲都买些红纸,细心地为这对神像剪贴新的衣服,——对土地神的信仰。
我绝不卖地,我要把田里的泥土一块一块的挖起来给孩子们吃,等他们死了,我就把他们埋在田里,我和老婆,甚至我的老爹,我们都要死在这块给我们生命的土地上。
王龙对土地万般崇拜,极为虔诚,但遇到结婚、生子、收获时,都要到土地庙去祭祀,在他看来,土地神掌管着土地,也就掌握着他的命运。——对土地的深情与崇拜。

《儿子们》写了王龙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对土地的游离。王大为了满足糜烂的生活方式,或出卖土地或出租土地,靠盘剥度日。王二倒卖土地,粮食出借高利贷,稳步发迹,三子王虎深信蛮横,弃农从军,并凭借父亲的遗产扩展个人势力,称霸一方。三人均不守王龙死前永不卖地的遗训,逐渐将王龙积攒一身的田产变卖殆尽。小说对王虎成为军阀的过程做了详尽的描写。

以王源为中心,小说还写了其他一些青年的活动。小说实际上展现了中国新青年的活动时,或许是作者意识到了应该为动荡中的中国寻求一条合适的出路,因此,在中青年的理想追求,诗意和浮沉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路在何方?

《分家》讲述的是王家第三代人的命运浮沉王虎之子,王源违抗父命,不当军阀,不满父母为为他包办婚姻,负气离家后参加革命后被捕,出狱后远赴国外,学习农业知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他数年后回国,继续寻求出路,后在一所大学教书,课余时常常眷顾他天生喜爱的田地,在踏实执着的人生追求中,找到了真爱。

游子会带着一捧土地游走四方,思乡时会亲吻土地,那是对土地的依恋。这是人性的共通之处。

赛珍珠作品中表现的,对中国一直存在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都有深刻的认识。

赛珍珠改变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原来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是裹小脚、猪尾巴辫、抽鸦片、八字胡、长指甲。那么实际上作品通过人物展现的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与深情,他们的尊老爱幼,他们的孝敬父母长辈、繁衍后代等和西方国家有着同样的情感,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

从这一点来说,赛珍珠是中国的朋友,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朋友。

03、对中国的洞察。赛珍珠的作品使美国人关注起了苦难的东方,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艾萨克森曾做过一项调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有2/3的人称,他们在1931年到1950年中期,对中国的印象都来自于赛珍珠。

为什么赛珍珠能如此洞察中国,因为她生长在中国,热爱中国。赛珍珠比中国作家更了解乡土中国,她的笔触比中国本土作家描写的自己的民众更深刻。她的众多亲人埋骨于中国,就在镇江,有五位亲人。这也是她想再回中国看看的原因吧,因为这片土地安葬着她的亲人。但是未能如愿,只能遗憾。

写大地时构思初稿是用中文思维,用汉语写出提纲,然后用英文写作的,因此,赛珍珠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激动的说:

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小说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之时,关于怎样讲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

04、她热爱中国,也热爱美国。那么两个世界对赛珍珠的态度呢?

在西方,旧中国被当时的西方所鄙夷,一生立志写中国的赛珍珠,很难得到美国主流批评家发自内心的称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参战后,这种局面方得以改善。但此后的冷战和意识形态斗争,又让赛珍珠受到监视和冷遇,直到辞世,他一直不为美国政府所信任,调查卷宗多达700多页。

在中国,赛珍珠因为爱之切而批评过中国,她成了“反动文人”。她眷恋中国,参与对中国有益的慈善活动,帮助中国学者等,因此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为“亲华派”。他从1951年就申请访问新中国,六次申请均未果。7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复苏的时候,她异常兴奋,却被中国政府斥责为不受欢迎的人,最终没能实现重返中国的梦想。

05、赛珍珠的研究与纪念。史教授说她的ppt一直以珍珠的色彩为背景,来衬托出赛珍珠的高贵品格。

镇江已经举办了六次国际性的赛珍珠研究会,影响很大。赛珍珠广场的建设更加使得赛珍珠成了一张国际名片。镇江赛珍珠研究会,三所大学的赛研所,江苏大学国际赛珍珠资源中心,《江苏大学学报》赛珍珠研究专栏,赛珍珠亚洲专栏,中美联合打造赛珍珠传记舞剧赛《赛珍珠·春江花月夜》。这部剧非常有创意,在全球范围内巡演。赛珍珠-镇江再次受到世人瞩目。

赛珍珠国际组织总裁詹尼特L.民泽女士称“她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她向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她先后十余次来中国寻找赛珍珠的中国根,希望赛珍珠的故事能够被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

赛珍珠的作品。史教授为我们展示了英语、日语等语种的大地。民国时期出版的大地,黄宗江的话剧剧本大地(943年,上海兰心大剧院)。郭永江姚锡佩的《大地》电视剧剧本(因为版权问题未拍摄)。赛珍珠的作品多达一百多部,尚未翻译作品还有很多很多,研究赛珍珠的任务还很重很重。我们只读了她的一部作品,还不足以了解一个全面的赛珍珠。希望民间的力量、官方的力量、高校的力量共同携手探索赛珍珠的世界。

尼克松对赛珍珠的评价是:
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一位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人

最后几位莅临的赛研专家都作了精彩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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