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祥:鲁迅去世后出版界的“商业竞卖”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五时,鲁迅溘然长逝。当天上海的《大沪晚报》、《大晚报》、《华美晚报》、《大美晚报》(中、英文版)等发表了鲁迅逝世的消息,第二天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地日报如《申报》、《大公报》等也纷纷发表了鲁迅逝世消息,并多编辑专刊表示哀悼。接着,各种期刊如《生活星期刊》、《学生与国家》、《现代青年》、《通俗文化》、《多样文艺》、《中流》、《文学》、《光明》、《青年界》、《作家》、《译文》、《文季月刊》等数十种也及时刊出了鲁迅逝世的特辑、专号,以表达对一代文豪的悼念之情。鲁迅的去世,迅速在中国社会各界掀起了悼念、讨论鲁迅的话题。社会的热点就是出版界的方向,鲁迅逝世作为一个社会事件迅速波及到出版界,一些出版商从中嗅到了商机,不少出版社迅速推出了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书籍,进而演变为一场商业竞卖,形成一股出版热潮,并一直持续到1937年年初。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问世的与鲁迅有关的图书作一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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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手写的杂文文集目录 图/人民日报
近期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库中看到一张鲁迅手写的杂文文集目录,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对此目录进行研究,特介绍如下:
书名 写作年份 定价 印售书店 坟 一九七至二五年 一元 北新书局 热风
一九一八至二四年四角五分 同上 华盖集 一九二五年 六角 同上 华盖集续编
一九二六年 八角 同上 而已集 一九二七年 六角五分 同上 三闲集
一九二七至二九年七角 同上 二心集 一九三至三一年 一元 合众书店
南腔北调集一九三二至三三年 八角 同文书店 “五讲三嘘”集 伪自由书
一九三三年 七角 北新书局 准风月谈 一九三三年 九角 兴中书局 花边文学
一九三四年 且介亭杂文 一九三四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九三五年 —— 集外集
一九三至三三年 七角 群众图书公司 集外集拾遗 鲁迅杂感选集
一九一八至三二年 北新书局
虽然鲁迅没有标明编定这个杂文文集目录的时间,但是从其中的一些杂文文集的编定时间及出版时间,可以大致推测出,鲁迅编写这个目录的时间应当在编定完《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之后,也就是在1936年1月至2月之间,3月以后他一直被疾病所困扰。
这个目录包含了许多历史文化信息。在《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这三本杂文集后面,有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注明。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引用1934年3月14日《大美晚报》刊登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这个新闻罗列了被查禁的新文艺作品的目录,其中鲁迅被查禁的书籍有北新书局出版的《而已集》、《三闲集》、《伪自由书》,合众书店出版的《二心集》,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大江书铺出版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毁灭》、《艺术论》,水沫书店出版的《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等。对比一下,可以看出鲁迅没有在《而已集》和《三闲集》后面注明“禁止”,只在《二心集》、《伪自由书》后面注明“禁止”,在《南腔北调集》后面标注了“禁止?”的疑问。其实,《南腔北调集》虽然由上海联华书店为躲避文网而改用同文书店的名义在1934年3月出版,但在1934年5月就以“攻击党政当局”的罪名被国民党中宣会查禁,同年10月又以“诋毁党国”罪名而为国民党中执会西南执行部再度查禁。
从这个目录中还可以看出,鲁迅划掉了《五讲三嘘集》,这是因为鲁迅虽然在《南腔北调集·题记》中说要再出一本《五讲三嘘集》,以与《南腔北调集》配对,但是鲁迅生前一直没有能够编定完成这本杂文集。“五讲”是指鲁迅在北平的五次讲演,“三嘘”的对象是指梁实秋、张若谷和杨邨人。
从这个杂文文集目录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鲁迅特地把好友瞿秋白化名何凝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写入自己的杂文文集目录,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本杂文集的重视。1933年,瞿秋白选了鲁迅从1918年到1932年的杂文共74篇编为选集,这些杂文都是已经被鲁迅收入各杂文集出版过的,其中有杂文集《热风》中的杂文9篇、《坟》中的杂文9篇,《华盖集》中的杂文11篇,《华盖集续编》中的杂文11篇,《而已集》中的杂文13篇,《三闲集》中的杂文11篇,《二心集》中的杂文10篇。瞿秋白还撰写了长篇序言对鲁迅的杂文成就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得到了鲁迅的认同。该书在1933年7月由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的名义出版,鲁迅还假借北新书局为瞿秋白提供了一笔编辑费以资助他的生活。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被杀。鲁迅把这本杂文选集列入自己的杂文文集目录之中,或许是借此来寄托自己对生平知己瞿秋白的思念吧。
如果把鲁迅自拟的杂文文集目录和已经被收入《鲁迅全集》的《“三十年集”编目二种》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这个鲁迅自拟的杂文文集目录也应当被收入《鲁迅全集》,题目可以定为《杂文集编目一种》。

“花边”是银元的别称,当年鲁迅的文章因为重要,报社编辑常在排版时用花边围起来以引起读者注意,自然鲁迅文章稿费也最高。这就被那些攻击鲁迅者找到借口,用“花边文学”的说法讽刺鲁迅爱财如命,不料鲁迅反而将自己一本杂文集取名为《花边文学》,好好回击了他们一次。不过,如果说鲁迅一生确实极为重视经济自立,曾经为索要版税而与出版商打官司,并且这出版商还是鲁迅的学生,是不是多少会颠覆大家对鲁迅的印象呢?

一、关于鲁迅的著作的出版(再版)

鲁迅要打官司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我们先从他和许广平1927年到上海定居说起。鲁迅刚到上海时既兴奋又不安。“兴奋”自然是多年梦想成真,他与许广平终于生活在一起。而“不安”是因为鲁迅不清楚上海这城市会怎样看待他与许广平的结合?

1936年10月20日,开明书店就迅速在《申报》上刊出了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再版广告,其广告词就有:“现代中国文坛重镇鲁迅先生逝世,请读《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内有画像,自叙传,访问记,作品批评,撰译书录等十八帧篇,读之足以了解这位大作家的各方面。台静农编
一册
实价四角。”事实上,北京未名社早在1926年就曾初版印行过此书。编者台静农选文章十分严格,并接受了鲁迅的意见。印行前鲁迅曾对该书加以审阅并校对。编者以“只想爱读鲁迅先生作品的人籍此可以一时得到许多议论和记载,和自己的意思相参照,或许更有意味些。”[①]这本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集初版之后,又交开明书店于1933年12月再版。也正因为此,开明书店在鲁迅逝世后第一时间就向读者广而告之,不但有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鲁迅,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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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下旬,上海金汤书店也迅速推出了含沙(王志之)[②]著的《鲁迅印想记》。《申报》上有如下广告:

不过鲁迅很快发现担心多余,因为上海市民对鲁迅的私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兴趣,而上海的新闻传媒也并未抓住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一事大做文章。鲁迅当初爱上许广平后,就知道如果在北京公开他们的师生恋,肯定遭受极大的社会压力和家庭压力。所以两人商定鲁迅先去厦门大学任教而许广平回广东老家,一年后在广州会合,事实上不到一年鲁迅就到了广州。不料到广州不久,鲁迅就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等人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鲁迅只有决定辞职。既然北京回不去,“天堂”杭州鲁迅也没有好印象,那么其他地方鲁迅更看不上,最后只好携许广平到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白色恐怖,但住在租界还算安全。更重要的是上海有繁荣的文化市场和成熟的读者群体,当时上海有几百家报刊和占全国近百分之九十的出版业,而北京只有三家出版社和20多种报刊,更不用说其他城市。上海还有一大批从事职业写作、靠稿费为生的文人群体,其中不少人都是鲁迅的朋友或老乡,所以鲁迅可以很快熟悉上海的文化氛围,更不用担心写出东西来没有地方发表。

先生四年前到北平,作者曾征得同意编印纪念册,惜因他故未成。现重新写出,在此可以看出青年的热烈欢迎,名流学者之忌恨,以及先生遗书多封,并有插图数十幅,全书深蓝墨印,精美别致,为纪念先生,定价低廉外,再行特价。实价三角正,特价二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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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共165页,主要有三部分内容:正文前有包括鲁迅手迹、照片以及遗容、葬礼上的各种情形的照片共10页;正文部分有《我的想法》、《片断的回忆》等五篇文章,主要回忆了1932年冬作者在北平与鲁迅会面的经过、鲁迅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的经过及印象;附录有《鲁迅在平家属访问记》、《幽默年大事记》等七篇。[③]

当然,想在上海生活并不容易。比起北京来上海的生活成本要高得多,而且鲁迅到上海后由于受到不公正对待,很快决定不再到高校任教,这就意味着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完全靠写作为生,对于刚刚建立家庭的鲁迅来说确实压力巨大,所以鲁迅才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有这样的感慨:“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之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明白这一点,也就会理解鲁迅为何要和拖欠版税的出版商打官司了。

上海千秋出版社[④]编的《鲁迅先生轶事》也赶在1937年2月问世,《申报》1937年2月26日的“出版界”栏目里率先介绍了该书:

出版商为什么会拖欠鲁迅的版税?原来鲁迅的作品当时基本上交给北新书局出版,老板叫李小峰,是鲁迅当年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与鲁迅关系很好。这李小峰绝非一般人物,他1918年考入北大,参加了著名的新潮社,专门负责《新潮》的出版,从此与鲁迅开始交往。1925年李小峰在北京创立北新书局,后来书局又转到上海。鲁迅对北新书局极为支持,把自己的作品几乎全部交给北新出版。据统计北新书局出版或经销的鲁迅著、翻译和主编的书刊有39种,再版次数最多的14种新文学著作中鲁迅就占了6种,其中《呐喊》再版了22次,而到第14次时印数就已达4.3万册,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惊人的。当然李小峰也很慷慨,给鲁迅的版税高达25%,而当时其他出版社所给的版税一般为12%。作为比较,今天一般作者拿到的版税不过是百分之八,只有极少数畅销书作者可以超过百分之十。鲁迅自然知道北新书局和李小峰给他的特殊待遇,所以他说:“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与别人……”。

魯迅先生軼事

鲁迅到上海之前与北新书局关系很好,不过双方在稿费问题上却没有清晰的账目。在鲁迅可能是不好意思问,而且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时当教授的收入很高,分别是四百和五百大洋,也就不太关注稿费;而李小峰大概觉得鲁迅是老师,处理起来也有些随意。例如李小峰有时听说鲁迅手头紧张,就马上送去几百元,但到底鲁迅应该拿多少并没有核算过。等到鲁迅到上海建立家庭后,这租房子、买家具以及维持日常生活,样样用钱,而鲁迅那时并没有多少积蓄。此外鲁迅每月还要给在北京的母亲和原配妻子朱安寄生活费。最后还有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在鲁迅准备打官司之前,许广平已经怀孕,鲁迅还要为孩子出生做好经济上的准备。而鲁迅在1928年每月稿费收入平均不到200元,显然远远不够,这是鲁迅下决心与出版商打官司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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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鲁迅在北京时,北新书局给鲁迅的版税每年数百元到千元之间,因为鲁迅那时著作不多,这些数字大致不错。不过鲁迅1926到1927年在厦门、广州时,收到的版税却大幅度减少,1927年只有470元。鲁迅到上海后,当时他交给北新书局出版的书有九部,都很畅销,按说版税应该很多。鲁迅为北新书局主编两个杂志,理应有固定的编辑费。鲁迅还为北新书局翻译作品,也应该有版税收入。但事实恰恰相反,从鲁迅日记中看到这时北新给鲁迅的版税每个月只有一两百元,有时还会拖欠,对此鲁迅当然不满意。恰巧那时有人写文章攻击鲁迅爱财如命,说“鲁迅发了财了,他在北新每年有上万版税啦!”这才提醒了鲁迅。据鲁迅日记,1929年七、八月开始,鲁迅一方面暗暗调查北新所拖欠数目有多少,一方面托人聘请律师,了解有关法律知识。按照《鲁迅日记》中的账目统计以及鲁迅好友郁达夫的说法,北新书局拖欠的数目有两万元左右。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差不多等于现在的两百万元。事后看来,鲁迅所索要的这笔钱占鲁迅全部稿费总收入的40%或者他一生总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所以鲁迅与李小峰的这场争端,不但对鲁迅而言不是小事;而且在20世纪中国版权史上,由于鲁迅的特殊地位和所涉及数目巨大,也值得特别关注。

1937年3月1日的《申报》又刊出了该书的广告,书名及介绍文字都与2月26日不同,内容如下:

但鲁迅一开始并不想与北新书局打版税官司,他觉得李小峰人品不错,希望他能够自觉归还。其次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师生关系——作为老师总是不愿把学生告上法庭吧。第三,鲁迅更担心的是一旦双方打官司,不但师生关系可能破裂,自己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外界肯定会以为鲁迅是个财迷,重财轻友。最后鲁迅对打官司这事也确实不熟悉,更怕麻烦。例如他1929年3月写给朋友的信中就说:“和北新交涉款项的事,我想最好是不要叫我去交涉。因为关于交易的事,我一向都不在内,现在忽而出现,引起的麻烦恐怕比预想还要多。”

魯迅轶事

尽管鲁迅不断写信索要版税,但李小峰却不能及时回复。请看鲁迅的有关书信:“李公小峰,似乎很忙,信札不复,也是常事。……以北新之懒散,而上海新书店之蜂起,照天演公例而言,是应该倒灶的。……”李小峰是他的学生,他居然称之为“李公小峰”,不满之意已溢于言表。而且外界传言北新不仅拖欠鲁迅的版税,也拖欠很多作者的版税,甚至有作者写信去催,北新连信也不回。后来传言越来越多,甚至说北新拿作者的版税挪作他用。这些传到鲁迅那里,更加深他对李小峰的不满。这在鲁迅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有反映:“小峰久不见面,去信亦很少答复,所以我是竭力在不写信给他。北新经济似甚窘,有人说,将钱都抽出去开纱厂去了”。又如鲁迅这样抱怨北新:“北新书局自云穷极。我的版税,本月一文不送,写信去问,亦不答,大约这样的交道,是打不下去的。自己弄得遍身痱子,而为他人作嫁,去做官开厂,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矣。”请注意鲁迅信中这样的字眼:“大约这样的交道,是打不下去的”,说明鲁迅此时已经有要与李小峰彻底清算的想法。

本书搜集鲁迅先生轶事,达五十余则,都六万余言。后附名家言论,尤觉珍贵。每册二角八分,邮票十足通用。上海卡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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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9年8月,鲁迅的不满更加严重,他已经这样抱怨:“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消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鲁迅不仅埋怨北新拖欠版税,而且怀疑北新书局“学坏了”,说明鲁迅对北新的态度发生了质变。果然,四天之后也就是8月11日,鲁迅向李小峰发出最后通牒。在当天写给李小峰的信中,鲁迅对李小峰一直拖着不给自己回信表示极大不满,原信如下:

3月10日,《申报》上再次刊登了该书的广告,文字与上引两则又有差别:

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

魯迅轶事

鲁迅终其一生对经济收入一直重视,一直为经济独立而奋斗。当年鲁迅被蔡元培邀请担任教育部佥事,薪水是每个月200大洋,这在那时属于中产阶级,因为当时北京市民一个月有二三十元已可维持小康水平。但北洋政府经常拖欠工资,鲁迅实际拿到的远不到此数。鲁迅是长子,要负责养家,每月要把一半工资寄给绍兴老家,还要承担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费用。后来鲁迅的母亲、妻子和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等都来到北京,鲁迅的负担就更重了。按说周作人也在北大任教,两人的收入维持这个大家庭没有问题。但一方面是收入常常不能及时得到,一方面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掌管财务,花钱大手大脚,以致入不敷出。在鲁迅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常常有他向朋友借钱的记录。而且这个时候的鲁迅,虽然发表很多白话小说,却很少有稿费收入。稿费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鲁迅到上海后的事情。如今他既然知道出版商拖欠版税,当然要采取必要措施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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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鲁迅请好律师的那天也就是1929年8月12日,他终于收到李小峰的回信,其中还有给鲁迅的版税及编辑费各五十元,这更坚定了他打官司的决心——因为不仅只有五十元版税,而且编辑费原来一直是一百元,李小峰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减为五十元,鲁迅一气之下把这钱给退了回去。而且北新书局不但把出版重点转向教材和儿童读物,甚至为了赚钱竟然在鲁迅主编的《语丝》杂志上刊登低俗的性病广告——这更让鲁迅无法忍受。当天晚上他写信给李小峰,以停止编辑杂志表示抗议。信中这样的文字明显看出鲁迅的愤怒:“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

该书共164页,书前后无序跋,收未署名的文章38篇,鲁迅给曹聚仁、李秉中的信6封,还附录了许钦文、黄源等11位作家的11篇纪念鲁迅的文章,文中不少篇目还是颇具价值。该书的封面上印有红色的木刻鲁迅头像和鲁迅的诗《赠人二首》前一首的手迹。该书应是在仓促中编就,编校、印刷质量颇差,错误不少。如广告中把“鲁迅先生轶事”写成“鲁迅轶事”,书中将“曹靖华”印成“曹靖章”、“盐谷温”印成“盐否温”、“贪婪”印成“贫婪”等等。尽管如此,该书却开了鲁迅掌故的滥觞,这样的“闲书”深受读者欢迎,当年4月就再版一次。

那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家庭收入每月100元至200元算是中等阶层,每月60-70元属于一般市民阶层,而贫民阶层的收入不到30元。鲁迅的小家庭马上就是三口人,还要请保姆,孩子的出生、抚养以及在北京的母亲和原配朱安的生活费等等,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鲁迅一直热心帮助青年以及购买藏书,还定期资助“左联”和一些文学社团,这也是不小的开支。所以鲁迅必须保证每月收入在300元左右,才能获得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然而1928年鲁迅在上海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九十多元,这当然有刚到上海暂时没有更多作品的原因,但北新书局克扣版税才是主要原因。

二、正版鲁迅作品的特价销售或再版

那么李小峰对于拖欠版税又是如何解释的?首先李小峰感谢鲁迅对他的培养和信任,他说:鲁迅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就像先生的后园: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北新书局的创办和成功是和先生的扶持分不开的。其次李小峰承认拖欠了鲁迅版税:“其时先生的书正畅销,版税实不止此数,已作为书店多出新书之需。”至于为什么拖欠,李小峰解释是北新书局在北京遭到军阀查封损失很大,迁到上海后只好挪用部分作者版税进行投资。不过就在鲁迅索要版税的这个期间,北新书局发布广告声称他们:“以四年半的短期间,数千元的小资本,造成今日出书三百五十余种,销书三百万册,分销处三百余处,盈余近十万元。”如果这广告所说属实,那么北新书局应该是盈利很多。而且当时外界有传言说李小峰是靠出版鲁迅著作发了财,甚至说李小峰的哥哥挪用书局的钱去嫖妓、养姨太太等,由于李小峰自小是哥哥将其养大,所以对此也不敢反对。

鲁迅生前所出著译编作品,除了少数自费印行之外,主要交由北新书局、联华书局、天马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等几家书店印刷发行。鲁迅去世之后,这几家书店自然不会放过促销本局所出鲁迅著作的机会。

对此李小峰解释说由于北新书局专门出版新文学的书,效益并不好,而广告当然会有夸大成分。至于把出版重点转向儿童读物和教科书,就是为了增加收入,他也知道这会引起鲁迅的不满:“从此,先生对北新的偏爱因出版方向的转变和版税打官司等原因转向了疏离。”最后李小峰说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当时韦素园这位青年作家住院急需用钱,便未经同意挪用了鲁迅的版税。说起来这韦素园也是鲁迅的学生,大概李小峰觉得先挪用一下也没有什么。不过,无论如何李小峰应该给鲁迅提前打个招呼吧?两人当时都在上海,平时经常见面吃饭,书信往来更多。就算李小峰忙得没有时间见鲁迅,写封信或者派人对鲁迅说明情况总是可以罢。至于李小峰为什么没有回复鲁迅几次催要版税的信件,大概他觉得既然一时不能满足鲁迅的要求,干脆置之不理。或者他另有什么难言之隐,就不好猜测了。

上海天马书店立即着手再版《鲁迅自选集》,并在《申报》刊出了再版广告[⑤],其中也有“这是鲁迅先生自选的代表作品,要了解鲁迅先生,应看这本书,每册实价一元二角”这样的广告语。这部自选集是鲁迅于1932年应上海天马书店之约,亲自编选的唯一的一部自选集,从《野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5种文学作品集中选出22篇编成。1933年3月由上海天马书店正式出版。这本自选集反映了鲁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和取舍尺度,是一本被鲁迅自己认可的选集,有助于读者接近和理解一个更真实的鲁迅。该选集一经问世,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鲁迅逝世之后,天马书店也想借此机会再版这本自选集以获利。[⑥]

说到版权保护,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不受重视。我国第一部版权法是《大清著作权律》,1910年由晚晴政府颁布,比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英国的《安娜法案》整整晚了200年。不但内容极为简单,而且没有真正实行过。直到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才对私自翻印、出版他人著作或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者给予罚金50元到500元的处罚,有了一定的版权保护意识。1928年国民政府又颁发《著作权法》,其中第23条明确规定:“著作权经注册后,其权利人对于他人之翻印、仿制或以其他方法侵害其利益,得提起诉讼。”鲁迅请律师状告李小峰,就是因为有这个第23条。只要李小峰承认拖欠鲁迅的版税,那么鲁迅就会胜诉。经过与律师商量,鲁迅决定在1929年8月25日正式提出起诉。

作为出版鲁迅著作的大户北新书局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书店很快举行了“鲁迅先生遗作纪念特价四十天”[⑦]的活动,并在《申报》等报刊多次刊出了大幅宣传广告。广告[⑧]首先对特价的原因以及时间作了介绍:

知道鲁迅要把自己告上法庭后,李小峰既吃惊又有些紧张。吃惊是他没有想到鲁迅会不顾老师身份要和他这学生打官司。紧张是因为他很清楚,拖欠鲁迅版税的事情如果被媒体公开,对北新书局会很不利。当时北新拖欠不少人的稿费,如果鲁迅这官司打赢,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北新肯定招架不住。李小峰急忙写信给鲁迅要求和解,随信又附上一笔版税。结果不但这钱被鲁迅退回,就连当面商谈的请求也被拒绝。无奈之下李小峰只好贸然登门,请求和解。但鲁迅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八个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之前我当老师的给你几次写信你都不回,现在要打官司了才想到登门认错,晚了!请看鲁迅在写给朋友信中的说法:“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鲁迅还在信中这样调侃自己:“近来忽于打官司大有趣味,真是落伍之征。”原先有人攻击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如今他自称“落伍”,但心情显然是轻松愉快的。

鲁迅先生于十月十九日逝世,文坛巨星陨落,世界同深哀悼。鲁迅先生著译,十九皆在敝局出版,今谨连同外版发售特价,以餍数十万瞻仰遗容者及爱读鲁迅先生作品者之望。外埠直接向上海总局函购,亦得享受特价优待,外埠十二月半截止。

李小峰眼看事情无法收拾,只好向鲁迅的老乡郁达夫求救,他知道在鲁迅的朋友圈中,如果有谁的话鲁迅还能听进去也就是郁达夫了。当时郁达夫因事回到杭州,应李小峰的请求火速赶回上海。不过鲁迅坚持要法庭上见,所以两次写信拒绝郁达夫调解。直到郁达夫登门拜访,说如果私下解决对大家都好,而且李小峰也一再表示愿意马上归还拖欠的版税。最后律师也认为可以先调解,如果不成再告上法庭。这样鲁迅才答应先庭外调解试试。

接着,逐一列出了参与特价活动的书目,包括创作7种、杂感11种、翻译9种、论著9种、艺术3种以及关于鲁迅之著作2种六个方面共41种,[⑨]价格从六折至九折不等。

经过商定,私下调解时间定在1929年8月25日下午,地点就在鲁迅所请的律师家里。出席协商的除当事人鲁迅、李小峰、协调者郁达夫外,还有双方的一些亲友算是证人。事实上整个协商过程比较顺利,因为李小峰承认确实拖欠鲁迅的版税,数目也和鲁迅自己推算的差不多,并且答应尽快归还。于是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内容有三条:第一、北新拖欠鲁迅的1.8万余元版税,分10个月付清,后来实际上是20个月才付清;而在这之后北新每个月付给鲁迅版税400元;第二,北新书局所持有的鲁迅著作的旧版由鲁迅收回,这意味着没有鲁迅的同意,北新书局不能再出版之前鲁迅的所有著作。第三,以后北新如果再出版鲁迅的新书,每一册都必须加贴上鲁迅提供的印花。这样鲁迅就可以掌握书局的实际印数,作为收取版税的根据。总之,由于李小峰等于满足了鲁迅的全部要求,鲁迅最后同意撤销起诉,在书信中流露出比较满意的心情:“小峰说年内要付我约万元,是确实的,但所谓‘一切照’我‘的话办’,却可笑,因为我所要求者,是还我版税和此后书上要贴印花两条,其实是非‘照’不可的”。当然,鲁迅在具体处理上还是宽宏大量,例如他只是要求书局支付所拖欠版税,并没有提出什么精神赔偿费或者索要拖欠款项的利息等。而且在李小峰表示一次付清确实有困难后,也答应可以分期赔付。

上海联华书局也是鲁迅生前出版著作的出版社,鲁迅曾授权它印行过自己的著译《花边文学》、《小彼得》等书。所以,联华书局也不会在这关键时刻贻误商机,书店分别在1936年10月26日《申报》以及10月28日的《大公报》(天津版)上,以“鲁迅先生遗著”为名刊出了售书广告,包括《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不三不四集》[⑩]、《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共计7种。

对于鲁迅与北新的这一版税纠纷,上海甚至外地的文化出版界都非常关注,一是因为鲁迅的身份和名望,二是很多职业写作者当时也常遇到被拖欠版税情况。这些人虽然不能像鲁迅那样拿很高的版税,但如果能不断有作品问世,那么以写作为生至少在上海没有问题。例如鲁迅最得意的两个学生萧红和萧军夫妇,刚到上海时几乎是一文不名,但在鲁迅推荐下先后出版小说后,就很快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所以这些作家当然格外关注鲁迅这方面的一举一动,而鲁迅的最后胜出,也确实有利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左联五烈士”中的柔石,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二月》由春潮书局出版,鲁迅就为他争取到高达20%的版税。后来北新书局也拖欠过柳亚子先生的版税,柳亚子有鲁迅此事在前,当然也提出索要,最后北新也补偿了拖欠的版税。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是晚年鲁迅作品的重要出版方,公司也在1936年10月举行了纪念鲁迅特价一月活动,并以《本公司出版鲁迅先生遗著
纪念特价一月照价八折》刊出了宣传广告[11],列出了《苏联作家二十人集》、《苏联版画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一个人的受难》、《竖琴》、《一天的工作》共六种,每一种都有一二百字的宣传广告。

这场版税纠纷尽管以和解结束,但在这期间鲁迅却和林语堂大吵一架。原来在协商会结束后第三天,李小峰请鲁迅和调解者郁达夫等人吃饭,算是向鲁迅表示歉意,为避免尴尬还请了林语堂夫妇作陪。不料在饭桌上有人忽然提到张友松,这张友松是李小峰的北大同学,他想办一个出版社,曾经几次请鲁迅、林语堂吃饭,鲁迅也花费不少精力帮他筹办书局。由于缺乏经验,张友松的书局很快就倒闭了。当时有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可能和张友松的挑拨离间有关,鲁迅当然很忌讳这件事。所以,当有人提到张友松可能挑拨是非,林语堂也表示赞成时,鲁迅以为林语堂在讽刺他交友不慎和太看重钱财,马上站起来大声喊着:“我要声明!我要声明!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也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谁也不让谁,竟然吵了起来。郁达夫一看情况不好,硬拉着林语堂离开了酒席,大家不欢而散。其实,除了当时两人可能都喝多了之外,他们吵架的深层次原因还是思想见解不同,特别是两人都到上海后,林语堂开始提倡什么“幽默”小品文,主张用书写闲适间接曲折地表示对社会的不满。鲁迅却认为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没有真正的幽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林语堂认为鲁迅在和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问题上,过于计较金钱,甚至不惜和学生撕破脸,他对鲁迅这样做多少有些瞧不起吧。恰巧宴会上两人一语不合,争吵自然无法避免。

上海合众书店曾于1932年10月出版鲁迅的《二心集》,但在1933年8月印出第4版后即遭国民党反动当局查禁。[12]鲁迅去世后,书店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冒着再次被查禁的风险,以“时代文化社”名义用原纸型重印,并出版了两种不同封面。一种是封面上的“鲁迅:二心集”印黑字。扉页上横印“二心集
鲁迅著 上海时代文化社刊
1936”等字。另一种著者、书名等印红字,扉页上所印出的时间为“1937”。[13]另外,该书店也以“上海时代文化社”名义在1936年10月推出了鲁迅的《杂感集》,收杂文114篇。卷首有《鲁迅先生传略》。这些文章大多来自于鲁迅已出版的各种杂文集,《我的第一个师父》开篇,《孔夫子在现代中国》结尾,每篇末注明发表刊物,但又未注明具体期数。无编选者序跋。全书共465页,售价五角。版权页上有“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字样。总经售处为上海合众书店。[14]此书问世之后,销路还不错,1937年1月曾再版。

再说这件事过后,鲁迅的书还是基本上交给北新出版,只是他同李小峰的关系再也没有以前那样融洽,而更多是客气和礼貌,说起来令人惋惜。至于李小峰本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出版工作,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后来因为这件事,他被扣上“剥削鲁迅”的罪名打成右派,但他一直沉默,从来不为自己辩护。1971年9月他在上海去世。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曾在1935年5月初版杨霁云编(鲁迅亲自校订、作序)《集外集》。鲁迅去世之后,该图书公司刊出了促销该书的广告,有“原书一册
定价七角,特价三角五分”的促销语。上海商务印书馆也不甘寂寞,该社迅速在1936年11月重印了《英译阿Q正传》,在《申报》刊出了如下广告: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鲁迅认为知识分子如果要“特立独行”,就必须在经济上自立。这次纠纷标志着鲁迅那一代文人已经走出“耻于言钱”的道德尴尬,鲁迅对于个人权益的维护显示出他的经济眼光。在既没有祖传家业也没有仕途保证之后,知识分子必须扔掉假清高的面具,做一个光明正大靠个人才华赚钱的现代文人。正如他所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其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逐步觉醒,而鲁迅就是他们的代表。今天我们谈鲁迅,如果不谈善于维护自己著作权的鲁迅,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

英译阿Q正传 TheTrueStoryofAhQ

鲁迅原著 梁社乾译 (二版)
一冊一元二角

《阿Q正传》为中国新文艺划时代的作品,已有数国文字翻译。此梁社乾先生英译本,不失原作风格。[15]

此外,1936年12月出版界还出现了《鲁迅先生语录》。本书由雷白文编,未注明出版单位,大概属自印本。内收鲁迅自1918年至1936年的语录190余则,每则注明出处。据统计,这些语录选自鲁迅著作及友人的回忆文章共136篇。另有附录:一、《鲁迅先生传略》,二、《译著书目》,三、笔名表。前有鲁迅画像、遗像及逝世前十日致费明君(即雷白文之本名)的手迹。后有编者写的《后记》和《再记》及本书的《勘误表》。正文106页,目录、编例、画像等8页。32开白报纸本。封面白底蓝边框,框中上端印鲁迅画像,下端横印“鲁迅先生语录”书名。扉页上印“1937”,反面印:1936.12.10印竣。初版共印2220册(包括纪念本20册,精印本200册,均为非卖品),普通本每本实价三角。

三、偷印、盗版鲁迅作品猖獗

在三十年代出版界,翻印、盗版等现象屡见不鲜。当时就有出版界人士直陈这一现状:“还有一种偷印翻版的风气,也非常之盛,这些风气前几年在北平天津开封诸地曾不少的案件,现在上海此风还很仍炽。”[16]而在新文学出版领域,不少新文学名家的作品也出现了翻印或盗印本。“在形形色色的盗版书中,以各种选本名义盗印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最为普遍。这类盗版选本从30年代开始泛滥,稍有名气的作家的作品,都被盗选入选本中。盗版选本大都粗制滥造,纸张质量低劣,编辑校对马虎,甚至不校对,又不向作者支付报酬,只靠大量印数来牟利。”[17]鲁迅的去世以及社会影响,不法出版商哪里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自然要大肆翻印盗版鲁迅的作品。

北新书局在《申报》所刊纪念特价广告的同一天,上海未明书屋也在《申报》刊出了该社的《鲁迅杂文集》广告(刊载的位置竟然在北新所刊广告旁),内容如下:

鲁迅杂文集 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
每册四角

鲁迅先生从五四运动后,是一员最努力的文化战将。他的作品,已经译成各国的文字了。自从十六年以后,他始终站在文艺思想运动的第一线,一贯地用其辛辣的作风,肃清腐劣,领导青年,以至其最后的一滴墨水。他的作品,十年前的为一时期,十年后的又为一时期,这后一时期的杂感散文,将随其英名,永耀万世。我们要了解周先生的思想,就应该一读周先生近十年来一贯地发表的文章。本书就是汇集周先生后十年,尤其是近五年来,用种种不同的笔名所发表的杂感散文,去其无关的应酬文字,存其精华,得三十万言。精印二十八开大本一厚册。实售四角。外埠函购更免寄费,读者只要费这四角钱,就可以读到周先生最精华的全部作品,比盲目地选购其他书籍,多耗金钱,其便宜真会出你意想之外。

内容:《死》,其他要目百余篇不及详载

实际上,这是一则内容自相矛盾的图书广告,标题上注明“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意即收录鲁迅在1935-1936年间的杂文,但广告文中则称“本书就是汇集周先生后十年,尤其是近五年来,用种种不同的笔名所发表的杂感散文。”
10月23日的《大公报》(天津版)也刊出该书的广告,与上引的广告内容不同:

中国高尔基:鲁迅先生突于十月十九日逝世于沪寓

最新遗作:1935-1936年杂文集
,每册四角

全书廿余万言,精装一巨册,内容系二年来在各报章杂志内发表及未发表之得意杰作。要目繁多,不及详载。

该书无序跋文字,也无从知晓编者是谁。此外,从该书的篇目看,全书共收33篇,与广告中介绍的百余篇相差甚远,也无《死》这篇文章。名为“杂文集”实际上又收录了序跋文9篇和小说《理水》等4篇,有些名不副实。关于该书的出版机构未明书屋,也不见文字记载。笔者推测,《鲁迅杂文集》可能是不法书商以“未明”为名胡乱拼凑的一本盗版书。[18]

由于北新拥有了鲁迅大部分著作的版权,鲁迅去世之后作特价出售鲁迅著作,获利自然不菲。不法书商眼红北新书局获利,在利益驱动下大肆偷印鲁迅书籍,书局作为最大的受害者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聘请律师向不法书商提起刑诉,并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警告不法书商。原文如下:

孙祖基律师代表北新书局警告翻印鲁迅及出售各家紧要启事

兹据上海四马路第三七一号北新书局委称鲁迅所著《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两地书》《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鲁迅杂感选集》《坟》《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壁下译丛》《思想山水人物》《近代美术思潮论》《中国小说史略》等书早经订阅委托本局出版并经呈奉内政部核准注册领有执照近查市上剽窃以上著作翻印成书公然出售实属侵害著作权除依法委由贵律师分别提起刑诉外特再请代为登报警告等语前来合为公告如上[19]

从这则启事可知,一些不法书商竟然直接翻印北新书局所出的鲁迅作品,北新书局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被迫提起刑诉。刊登《紧要启事》希望能对想但还未能盗印的书商提前进行警告。

事实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惜铤而走险者确不在少数。除整本翻印北新书局版所出的鲁迅作品外,一些书商还打起了“擦边球”,即从众多的鲁迅作品中选出不少文章,再结集出版,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盗版。如1935年8月,龙虎书店推出的《鲁迅书信选集》(文林选编)和《鲁迅论文选集》两书就是这样盗版问世的。《鲁迅书信选集》收鲁迅1925-1933年间有关文艺通信23篇,除选自《两地书》外,还有来自《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等书中的书信和书信体文章。篇目编排上似模仿瞿秋白选编的《鲁迅杂感选集》的体例,按年代先后排列,篇末均注明出处。书前无编者文林的序跋,但用林语堂的《鲁迅》作为代序。此书用报纸印,32开本,封面上印着“通俗本”字样,版权页上竟然也有“版权所有”四字。《鲁迅论文选集》一书收鲁迅1918-1935年间所作论文32篇,主要选自《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杂文集。书前有代序两篇:《新中国的思想领袖鲁迅》和《鲁迅论》。32开报纸本,封面上印着“通俗本”字样。两书自初版问世之后,不断再版。鲁迅去世之后,龙虎书局马上推出了第4版。

此举自然对北新书局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被告侵害版权后,原书销数锐减,所受损失,共计一万余元”,[20]北新书局委托孙祖基律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龙虎书局最后托人与北新书局和解,“将各该书有关系部分纸型存书等送交北新书局销毁,以后不再发售。除负担诉讼费并另立笔据外,特此登报道歉。”[21]北新书局也特在《申报》再次刊登了《孙祖基律师代表北新书局通告贩卖同业》,具体内容如下:

兹据北新书局当事人委称:鲁迅先生遗著本局出版之《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两地书》等书因内容优良,素为各界所爱读,致仿制翻印层见叠出。现在龙虎书店出版《鲁迅书信选集》及《鲁迅论文选集》,其内容之大部分即系翻自上项各书。业经本局查明,由该店自承翻印即将纸型及存书等送本局销毁。除由该店登报道歉外,特委请贵律师代表通告本埠各同业,以后对于该店出版之《鲁迅书信选集》《鲁迅论文选集》一律不许发售。否则一经查明,定当依法究办。再(应系“在”之误)本局出版各书,均经依法注册,取得著作权。本外埠贩卖同业应直接向本局及各地分店特约经销处批发,其有向各同业跌价兜销者,概属违法翻印之书,各同业倘为销售,应与违法翻印者负同等之责任,查明后当依法诉办,特为通告如上。[22]

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意识到了不法出版商可能会盗印翻印鲁迅著作。她委托律师经管鲁迅著作版权。为此在1936年11月1日《申报》同时刊出了《张志让律师代表鲁迅继承人关于遗著私印翻印警告》和《张志让律师接受鲁迅继承人委託经管遗著版权通告》,希借此震慑不法书商。原文如下:

张志让律师代表鲁迅继承人关于遗著私印翻印警告

鲁迅先生继承人兹委託本律师代表登报对于书业中之私印翻印鲁迅先生遗著者予以严重警告并于继承人权利受有损害时爲之依法保障合爲登报警告如上[23]

张志让律师接受鲁迅继承人委託经管遗著版权通告

本律师兹受鲁迅先生继承人之委託代理经管鲁迅先生著作物版权之一切事务凡因该项事务须与继承人接洽者可迳向本律师爲之如继承人之权利受有侵害时本律师当尽依法保障之责特此通告
事务所上海北京路二八○号 电话一六○五○[24]

稍后在11月3日的《申报》上刊出了一篇报道《书业败类翻印鲁迅遗著》的报道,希望当局采取措施遏制不法书商的翻印盗版行为:

我国文坛领袖鲁迅氏逝世后,坊间书肆竟发现私自翻印鲁迅遗著者,鲁迅氏家属特委託张志让律师警告,并託保管已出版及未出版之著作权。华东社记者昨晨向周氏生前关系友好探询,得悉近时许多无耻奸商翻印鲁迅遗著,错误百出,非惟影响承继人藉版税维持之物质上损失,且影响文化事业前途。文化界并希望当局以命令取缔,以重学术。[25]

尽管许广平采取了法律措施,舆论界也极力呼吁政府出面制止这种不法行为。但是仍然难以阻止不法商人的翻印盗印行为。如上海的东壁书屋趁此机会火速编选了一本《鲁迅:自述》,于1936年11月17日出版,为了扩大影响还在出版当天的《申报》刊登了广告,全文如下:

鲁迅:自述

是:伟大人物的生活画卷!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战史!

鲁迅先生是新中国的唯一的前进著作家和思想家,他的逝世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因为他在这五十六年之间,一向站在生活和思想的前线,过着战士的生活。此书乃其自传的素材,综述他自己从一八八一年(出世年代)到最近几年内的战迹,共二十章。章章可歌可泣,语语惊人动人。凡敬爱鲁迅先生者,必定敬爱其亲笔的自述,以为永久的纪念。本辑附录三种,就中尤以鲁迅氏手撰书目一篇,最为珍贵。左群辑录,全书十五万言近三百页,插图精印。每册特价五角。

本书有《留学时期的鲁迅》等图画十幅。书名为《鲁迅:自述》,但有一副标题“从一八八一到一九三六”。
左群辑录。编者从鲁迅作品中辑录有关其生平的文字,从“第一章母地”到“第二十章病和死”。前有《献词》和《残句》,后以《生命的路》作为代跋。附录有《鲁迅手撰译著书目》和佐籐春夫的《鲁迅传》。版权页上竟然有“不准翻印”的字样。

显然,这又是变相的盗版行为。许广平为了维护鲁迅著作权不受侵害,委托律师再登报警告,原文如下:

张志让律师代表鲁迅继承人关于《鲁迅:自述》之警告

兹据鲁迅先生之继承人声称报载东壁书屋出版《鲁迅:自述》一书,该所谓东壁书屋未经鲁迅先生或其继承人同意擅将其生前著作辑印成书,名曰自述,实属侵害继承人之权利,违反书业界之规律,应请贵律师亟代登报警告,即日停止发行,一面查明负责出版之书店,再行依法诉究。同时尚请告诫沪上及外埠各书店,该侵害版权之书勿得代为经售,免滋纷纠,并希望读者勿予购买,籍以表示文化界之惩警,等语合代登报如上。[26]

可见,在利益的驱使下,东壁书屋还是变相对鲁迅著作进行了公开盗版。作为受害者的许广平被迫采取措施来阻止不法书商的盗版行为。

尽管北新书局以及许广平登报警告不法书商立即停止对鲁迅作品的盗版、翻印行为,但事实上收效甚微。在鲁迅去世之后的二三个月时间里,又不断出现各种名目的盗版书。笔者见到的就有如下几种:

1、上海永生书店在1936年10月刊印了《鲁迅讽刺文集》。无编者序跋。正文开篇为《什么是“讽刺”》,《知识即罪恶》结尾,收杂文87篇,全选自鲁迅的杂文集。上海文业书局总经售,实价国币四角。1936年11月,上海文业书局按永生书店的版型又印了一次。[27]

2、上海新象书店印行的《鲁迅杰作选》,1936年10月出版。本书列为“当代创作文库”丛书之一,由巴雷、朱绍之编选。内收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狂人日记》、《在酒楼上》、《祝福》、《药》、《孔乙己》、《出关》、《示众》8篇,每篇小说末注明出处。正文前有《鲁迅小传》,无编选者序跋。版权页上印有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丁玲、苏绿漪等15位作家的杰作选书名。此书后于1937年1月再版。此书版权页上只有“全一册实价国币”,竟然未标注具体价格。

3、上海芒种书屋于1936年11月10日刊行了《鲁迅遗文》,全书收杂文13篇和1936年鲁迅致曹靖华的一封信。其中《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改名为《谈读信——序〈现代作家书简〉。书末附一篇《鲁迅的一生事略》。32开报纸本,也无编选者序跋。每册实价二角。封面橘黄色,右下角印鲁迅木刻像,左上角印宋体书名“鲁迅遗文”。[28]

4、上海莽原书店的《鲁迅最后遗著》于1936年11月初版。正文分为四辑,每辑收有遗著四五篇不等,共17篇。而《附录》部分占到一半篇幅,内收《自传》、《事略》、《鲁迅之逝世与安葬》、《鲁迅著译编目》以及从《申报》辑录悼念鲁迅的文章11篇。32开报纸本。封面右上角印鲁迅木刻像,右下印“莽原书屋刊”。封二印“鲁迅最后遗容”、“治丧处大门”、“移灵出殡仪馆”等照片。[29]

结 语

上面的粗略梳理可知,在这短短半年时间里,中国出版界充分利用了鲁迅的去世,展开了一场竞相“贩卖鲁迅”的商业活动。在不少出版商看来,鲁迅无疑是可为其获利的一个绝佳对象,加之民国出版行业版权保护制度不完善,上海租界的存在,导致盗版、翻印屡禁不止。除了北新书局、天马书店、联华书店等这些正规的出版机构能保证鲁迅作品的编校质量外,这一时期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大多都是七拼八凑而成,使鲁迅作品的整体遭到破坏,既影响了鲁迅著作的发行,也造成读者的混乱,危及到鲁迅形象的建构。许多文章不断重复,编校质量又十分低下,人为地造成了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尽管这次出版热潮在1937年初以后逐渐回归平静,但贩卖鲁迅并未在出版界销声匿迹,还时有发生。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曾对文人死后遭遇有过总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託知己,是非蜂起,即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30]这段话又在鲁迅去世之后再次应验了,确实值得悲哀。

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鲁迅去世后出版界的商业竞卖,冲破了当局对有关鲁迅的图书的查禁。尽管政府当局不断查禁,但不少出版社却变着花样出版有关鲁迅的作品,使当局建立的文网形同无物。即使是盗版、翻印或拼凑而成的鲁迅作品,因其定价的低廉,也获得了部分普通读者的欢迎(有的书还不断再版)。同时,正因为出版界对鲁迅作品的乱印、重印,使得全面搜集整理鲁迅的作品迫在眉睫,进而加快了《鲁迅全集》的问世。总之,鲁迅去世之后的出版潮无疑促成了对鲁迅作品及其精神的广泛传播,扩大了鲁迅的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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