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1150万成交 超估价7倍

8月10日
多云,热。读焦菊隐(1905—1975)的《夜哭》。焦菊隐以话剧导演名,1952年起一直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老舍《茶馆》首演,就是他执导的。他还是翻译家,是契诃夫戏剧的重要译者。但是,他早年以新文学创作登上文坛,尤其在散文诗创作上卓有建树,而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出版至今已经整整90周年了。此书虽然在鲁迅生前出版的作品集中篇幅最为短小,在鲁迅文学创作史上却占着一个特殊而极为重要的位置。如何理解《野草》?海内外学界一直在认真探讨,新见迭出。笔者新近考定的鲁迅亲撰《野草》出版广告,或可视为对研究《野草》不无裨益的一个小小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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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哭》是焦菊隐的第一本散文诗集,1926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1929年10月上海北新四版,三年之内印行四版,可见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1927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至1929年四年间也不过印行了五版。

《野草》所收23篇散文诗最初陆续刊载于北京《语丝》周刊,第一篇《秋夜》刊于1924年12月1日《语丝》第3期,最后两篇《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同刊于1926年4月19日《语丝》第75期。(1)四个月后,鲁迅就离京南下,执教于厦门大学国文系了。半年以后,鲁迅继续南下,于1927年1月到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

(雅昌艺术网讯)2018年6月20日,中国嘉德2018春拍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在嘉德艺术中心举槌,本场共149件精品上拍。其中,胡适《尝试集》1000万元落槌,加佣金最终1150万元成交,超低估价7倍多。澳门新葡亰网址 ,(拍前估价:160-200万元)

《夜哭》是新诗集还是散文诗集,学界一直有分歧,沈从文在《论焦菊隐的〈夜哭〉》中就认为此书“是一本表现年青人欲望最好的诗”,“作者的诗,容纳的文字,是比目下国内任何诗人还丰富的”。但最新的说法是此书前四辑是“散文诗”,最后一辑即第五辑“杂诗”则是“诗”(参见陆耀东著《中国新诗史》第一卷,2005年6月长江文艺出版社版)。其实“杂诗”中所收《道一声珍重》《死的舞蹈》等三篇,就形式而言,与前四辑并无二致。

正是在广州期间,鲁迅开始了《野草》的编订。具体的编辑过程,鲁迅日记并无详细的直接记载,但留下了关键的一条。1927年4月28日鲁迅日记云:

胡适《尝试集》第二编手稿 纸本24.214.7cm

长期以来,学界曾认为《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诗集,后来发现《夜哭》的出版比《野草》早整整一年,有论者就把《夜哭》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诗集(参见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1997年9月山东文艺出版社版),正如新诗人刘梦苇早在《〈夜哭〉序》中所指出的:

寄小峰信并《野草》稿子一本。(2)

此件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由胡适墨笔所书,另有红笔修改补充,毛边纸合订,1册计29页。据文中自序应编订于1918年6月。内收胡适自序一篇、《一念》、《鸽子》、《人力车夫》、《十二月五日夜》、《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生查子》、《老洛伯》(附英文版Auld
Robin
Gray)、《丁巳除夕》、《戏陶孟和》、《看花》、《你莫忘记》、《如梦令》、《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关不住了》、《希望》(附英文版Over
the
Roofs)等十九首诗(其中《生查子》、《丁巳除夕》、《戏陶孟和》三首被圈去)。此稿本多处可见胡适批校,对比历次刊行本增删之处颇多,对探讨《尝试集》从手稿开始的版本变迁价值不容置疑。

菊隐的诗的创作,比较上以散文诗为成功。一个作家最大的成功,是能在他的作品中显露出“自我”来。菊隐在这卷诗里,曾透出他温柔的情怀中所潜伏的沉毅的生力,曾闪耀出“将来”的光辉,这是我们从哭声中所得的安慰。这卷诗中情思的缠绵与委婉,沉着与锐利,固已满足了我们最近的欲望;但用这种文体写诗,而且写得如此美丽深刻的,据我所知,在中华的诗园中,这是第一次的大收获。

显而易见,这天鲁迅把已经编好的《野草》书稿寄给还在北京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交其付梓。而在此前两天,鲁迅完成了《〈野草〉题辞》。这篇有名的《题辞》篇末落款正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3)在时间上完全衔接。

此外,是册初稿本前有胡适先生自序一篇,为此前所未闻见。《尝试集》初版中,第一编有序,所附《去国集》亦有序,唯独第二编无序,此篇自序的发现,说明《尝试集》第二编原本也是有序的。胡适在自序中回顾于纽约和北京尝试创作新诗的历程,对研究胡适新诗观的形成与早期中国新诗均有重要意义。

然而,后来又发现早在1919年8月至9月,鲁迅就以“神飞”笔名在北京
《国民公报》上发表总题《自言自语》的八篇散文诗。于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散文诗作者的宝座重归鲁迅。尽管如此,焦菊隐在中国散文诗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已不能不承认。

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时北京未名社曾有希望出版《野草》之议,负责未名社出版部的韦素园曾写信向鲁迅提出,以至鲁迅在1926年11月21日致韦素园信中明确表示:“《野草》向登《语丝》,北新又印《乌合丛书》,不能忽然另出。《野草丛刊》也不妥。”(4)也就是说,鲁迅并未采纳韦素园的提议,仍打算把《野草》交给正印行《语丝》和出版“乌合丛书”的北新书局出版。后来《野草》果然作为“乌合丛书”第七种也即最后一种出版了。作为补偿,鲁迅把一直在未名社主办的《莽原》上连载的“旧事重提”系列散文交给未名社出版,书名改定为《朝花夕拾》,列为鲁迅自己主编的“未名新集”之一。

《尝试集》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尝试集》一共三编并附《去国集》。一编尚未脱胎于旧体诗,二三编则属于自由诗体的大胆革新。《尝试集》初版于民国九年(1920)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共出十四版,直到抗战事起无再版。

《夜哭》初版时,除了刘序,焦菊隐写了自序。再版时,焦菊隐不但对内容作了删改,还删去初版自序,新写《再版再序》。他在新序中声称“我是最不受泥于什么方式的人,所以比较用散文写诗的时候多,因冒名曰散文诗”,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有尝试散文诗这种新体裁的自觉。他承认自己“受了一点微小的压迫”而发出了这些“无病之呻”,在今后的创作中应追求“更深的生命的实现”。到了四版时,在《四版自叙》中,焦菊隐又表示《夜哭》“这一集的诗,不能代表我整个的思想,只能代表我情感之极暂时的摇动”。

也因此,
编定《野草》之后,鲁迅立即续编《朝花夕拾》。他在1927年5月1日所作的《〈朝花夕拾〉小引》中提到了他编辑这两部书稿时的心情:“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看看落叶,编辑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5)这“前天”即1927年4月29日,比寄出《野草》书稿的4月28日晚了一天,很可能是鲁迅笔误。

茅盾曾说,早期白话诗具有历史文件的性质。胡适先生在此部手稿的序言中谈到新诗:我们现在的诗体大释放,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尝试集》本身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它体现了诗体解放的艰难进程,这正是《尝试集》在中国新诗史上的价值所在。胡适的理论对于打破旧诗形式的束缚,创造自由体白话新诗作出了积极贡献。从文学史的意义来看,《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

且录《夜哭》中颇为别致的《死的美丽》两节,以展示现代文学史上散文诗这种新体裁是如何起步的:

从鲁迅寄出《野草》书稿,直到1927年7月《野草》由北京北新书局推出初版本止,鲁迅与李小峰和上海北新书局的通信统计如下:

死,将如黑夜似的将我搂住,连连地接吻;我的微渺如颤歌的魄魂,便将渗化在她的美丽里,永远不想再还。

5月18日 得小峰信,八日发自上海。

死,将在我的心边低低漫吟,吟出苏麻沉醉的歌声;她的歌吟永无止息,我的魄魂也将永不再还到郁郁不快的人间!

5月19日 寄小峰信。

6月8日 复沪北新书局信。

6月18日 下午寄小峰信。

6月27日 寄小峰译稿三篇。

7月3日 晚寄小峰信。

7月9日 得小峰信,一日发。

7月19日 午后得小峰信,十三日发。

7月20日 寄小峰信。(6)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录鲁迅日记,无非是要证明,李小峰已在5月上旬从北京到了上海,负责上海北新书局和《北新》周刊的事务,而《野草》书稿则留在北京,仍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野草》初版本版权页上也已印明:“北京东厂胡同西口外迤北
北新书局发行”,(7)鲁迅此时寄给上海李小峰的信和稿大都与向《北新》周刊投稿有关。

《野草》原计划作为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第六种出版,200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已收入了鲁迅所撰《〈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印行书籍广告。这份广告初刊1926年7月未名社初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版权页后的广告页。其时,《野草》并未编就,所以,“乌合丛书”的广告仅列入了前五种,即《呐喊》(鲁迅著,四版)《故乡》(许钦文著)《心的探险》(高长虹著)《飘渺的梦及其他》(向培良著)和《彷徨》(鲁迅著)。《彷徨》的广告,因《彷徨》尚未出书,还只是预告“校印中”。原定的第六种《野草》则还未编成,其广告并不在内,完全在情理之中。

那么,《野草》有没有出版广告呢?答案是肯定的。《野草》出版广告刊于何处?就刊登在1927年7月《野草》初版本版权页之后的广告页“乌合丛书”广告第三页。该广告页重刊了《〈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印行书籍广告,包括已经出版的《彷徨》广告,只是删去了“校印中”,改为“实价八角”。但在《彷徨》之后,新增了一则《野草》出版广告,全文照录如下:

野草 实价三角半

《野草》可以说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是一部风格最特异的作品。(8)

这则《野草》出版广告也出自鲁迅之手,如何证明呢?可以从远因和近因两个角度来考察。

远因是鲁迅给自己的著译撰写出版广告由来已久。早在青年时代,他与周作人合译的第一本也是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域外小说集》的广告,就是鲁迅自己所撰。(9)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给自己的著、译、编和翻印的书刊撰写广告最多的一位,应该是能够成立的。(10)因此,从理论上讲,鲁迅为《野草》撰写出版广告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近因呢,可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证:

一,这则《野草》广告列在署名“鲁迅编”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中的“乌合丛书”已有五种作品集出版广告之后,无疑应视为“乌合丛书”整体广告之最新一种,不可能前五则广告都是鲁迅亲撰,而这最后一种会出自他人之手。

二,如上所述,《野草》出版前,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已经到了上海。这则《野草》
出版广告,在京的北新编辑写得出吗?李小峰也未必能写,作者只能是鲁迅自己。

三,“乌合丛书”总共才七种,第一至五种,都由鲁迅亲撰出版广告。《野草》本列为第六种,所以在《野草》初版本广告页上刊登的“乌合丛书”出版广告中,《野草》广告也列为最后一种即第六种。不料,“乌合丛书”又新增了一种,即淦女士(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集《卷葹》,1927年1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乌合丛书”第六种。《卷葹》是王品青介绍,李小峰“允印”,临时安排进“乌合丛书”的,并不在鲁迅原定计划之内,书稿鲁迅也只是经手而已,其间还有些曲折。(11)所以,鲁迅并未为之撰出版广告,《卷葹》初版本书后也未印上“乌合丛书”的出版广告,而《野草》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乌合丛书”第七种。但在《野草》初版本广告页所印的“乌合丛书”广告中,《野草》仍为第六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可证这则《野草》出版广告出自鲁迅之手。

四,把《野草》视为“散文诗集”,是这则《野草》出版广告中首次提出的,这点很重要,可视为鲁迅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定位”。已知新文学创作中,最早使用“散文诗”这个提法的是刘半农,(12)而鲁迅显然认同刘半农的提法,清楚“散文诗”之所指,并不止一次地使用。他在1927年5月30日所作的自译荷兰望•蔼覃著《小约翰》的《引言》中,在说到《小约翰》续编时,就据作者“同国的波勒兑蒙德说,则‘这是一篇象征底散文诗’”。(13)在“乌合丛书”《飘渺的梦及其他》和“未名丛刊”《小约翰》出版广告中,也先后使用“散文诗”的提法,称《飘渺的梦及其他》里作者“自引明波乐夫的散文诗”,又称《小约翰》“是用象征来写实的童话体散文诗”,(14)这些当然都不是偶然的巧合。到了1930年5月16日,鲁迅新作《自传》,又提到自己著作中有“一本散文诗”。(15)1932年4月,鲁迅重订《鲁迅译著书目》时,又将《野草》称之为“散文小诗”。(16)同年12月,鲁迅编自选集,在《〈自选集〉自序》中,仍把《野草》称之为“散文诗”:“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17)由此可知,鲁迅把《野草》看作“散文诗”一以贯之,但《野草》诸篇在《语丝》陆续刊载时,并未注明体裁,鲁迅这种看法正是从这则《野草》出版广告才公开的。

五,这则《野草》广告提出“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用这种说法概括和介绍《野草》。“哲理”这个词,鲁迅使用过吗?他在早期论文《人之历史》中评论歌德(鲁迅当时译作“瞿提”)时就使用了“哲理”这个词:“于是有瞿提(W.
von
Goethe)起,建‘形蜕论’。瞿提者,德国大诗人也,又邃于哲理,故其论虽凭理想以立言,不尽根事实,而识见既博,思力复丰,则犁然知生物有相互之关系,其由来本于一原”。(18)接着在另一篇早期论文《科学史教篇》中评论笛卡尔(鲁迅当时译作“特嘉尔”)时再一次使用了“哲理”:“特嘉尔(R.Descartes
1596—1650)生于法,以数学名,近世哲学之基,亦赖以立。……故其哲理,盖全本外籀而成,扩而用之,即以驭科学,所谓由因入果,非自果导因,为其著《哲学要义》中所自述,亦特嘉尔方术之本根,思理之枢机也。”(19)尤其是前一次使用时,揭示歌德既是“大诗人”又“邃于哲理”,与《野草》广告中“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这一句句式正有暗合之处。因此,鲁迅在这则广告中使用“哲理”这个词完全找得出文字根据。

六,除了《野草》初版本广告页,别的刊物上是否也刊登过这则《野草》出版广告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上海《北新》周刊自1927年7月起,陆续刊出《野草》出版预告,7月15日第39、40期合刊《新书出版预告》中,有《野草
鲁迅著》的预告,但只预告了一个书名,8月1日第41、42期合刊的《野草
鲁迅著》预告就是一大段话了:

《野草》 鲁迅著

快出版了!

野草,野草当然不是乔木,也不是鲜花。

但,鲁迅先生说:

“我自爱我的野草,——”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敌(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鲁迅先生的著作是不用花言巧语式的广告的,我们现在就拿他自己的话来做广告罢。

不难判断,从形式到口气,这则广告才出自北新书局编辑或李小峰本人之手,直接引用《〈野草〉题辞》中的原话,还明确告诉读者是借用了鲁迅自己的话来做广告。然而,到了8月16日第43、44期合刊继续刊出《野草
鲁迅著》的同题《野草》出版广告时,内容马上作了更换,换上了上引《野草》初版本广告页上的广告,内容一模一样,只是缺少了一个逗号,同时把“鲁迅著”误排成“鲁迅译”了:

《野草》可以说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用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是一部风格最特异的作品。

接下来的《北新》周刊所刊《野草》出版广告,就都是这则新换上的广告了。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当上海《北新》周刊编辑或李小峰发现北京北新书局所印
《野草》初版本广告页上的这则广告后,马上就明白这出自鲁迅手笔,于是,尽管原来的广告中已经引用了鲁迅《〈野草〉题辞》中“自己的话”,还是立即在下一期《北新》上作了更换并沿用。

上述所列举的理由,如果单独一项,恐还难以证实这则广告作者之所属,但集中在一起,就自然形成了有力的证据链。所以,笔者敢于断定,这则《野草》出版广告确实出自鲁迅本人之手。

《野草》出版广告,连书名、定价的字数包括在内,总共才五十余字,实在是言简意赅。然而,这则广告中所提示的“散文诗”、“用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和“风格最特异”三点,各有侧重又互相关联,不正是研究《野草》应该加以重视的三个维度吗?这正可视为鲁迅对这部作品集最初的也是恰如其分的自评。(21)虽然现在的《野草》研究早已众声喧哗,各抒己见,但鲁迅当年的多次自评,包括鲁迅亲撰的这则《野草》出版广告在内,毕竟还是应该引起鲁迅研究者的注意。

研究《野草》这样蕴含极为丰富复杂的鲁迅作品,不但要讨论作者的写作过程,出版过程也理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出版广告自然也是出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鲁迅为自己和他人著译所撰的出版广告,虽然早已有研究者关注,但至今对其之梳理仍不能称为全面和完整,《野草》出版广告未能编入《鲁迅全集》,(22)就是明显的一例。由此推测,恐怕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散见于其他报刊的鲁迅所撰出版广告,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注释:

(1)《野草》首篇《秋夜》在《语丝》初刊时,总题为《野草》,分题《一
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我的失恋》三篇则在总题《野草》之下,分题《二
影的告别》《三 求乞者》《四
我的失恋》。自第五篇《复仇》起,才改题为《复仇——野草之五》,这个题式一直沿用到最后一篇《一觉》。由此可见,鲁迅创作《野草》,自一开始起就有了书名,这与他的其他作品集是有所不同的。

(2)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日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3)鲁迅:《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野草》),第164页。

(4)鲁迅:《261121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第624页。

(5)鲁迅:《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朝花夕拾》),第235页。

(6)上述七则日记分别引自《鲁迅全集》第17卷(日记),第22—30页。

(7)引自1927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野草》书末版权页。

(8)引自1927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野草》书末广告页第3页。

(9)参见“会稽周树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上海《时报》1909年4月17日第一版。《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5页。

(10)200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第7卷中的《集外集拾遗》“附录”和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附录一”中,收录了鲁迅所撰著、译、编和翻印书刊广告,数量相当可观,可参阅。

(11)关于淦女士(冯沅君)著《卷葹》收入“乌合丛书”的经过和曲折,鲁迅1926年10月12日、19日日记有所记载,12月5日致韦素园信中也有所透露,可参阅《鲁迅全集》第15卷(日记),第640、641页;第11卷(书信),第645页。

(12)刘半农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期发表翻译“印度歌者RATAN
DEVI所唱歌”《我行雪中》,同时还翻译了原刊此歌词的美国 《VANITY
FAIR月刊记者之导言》,《导言》首句即为“下录结构精密之散文诗一章”。

(13)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译文序跋集》),第286页。

(14)鲁迅编:《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野草》初版本,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广告页第3、7页。

(15)鲁迅:《鲁迅自传》,《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第343页。

(16)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4卷(《三闲集》),第183页。

(17)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第469页。

(18)鲁迅:《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坟》),第11页。

(19)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坟》),第32页。

(20)这则广告刊于1927年8月16日《北新》周刊第43、44期合刊第44页。

(21)对于《野草》的写作,鲁迅先后在《〈野草〉题辞》《〈野草〉英文译本序》《〈自选集〉自序》和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等文中从不同的角度作过自评,可参阅。

(22)200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18卷本《鲁迅全集》、2006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鲁迅全集补遗》(刘运峰编)、2012年12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初版20卷本《鲁迅全集》等书,均未收入这则《野草》出版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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