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址与二十岁的邵洵美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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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留学圈 征稿启事

剑桥图书馆藏徐志摩赠《唐诗别裁集》

二十岁的邵洵美

留学快讯
揭中国留学生代考现象 海归回国遇逆文化冲击

“你跟我一样,也喜欢书里夹片树叶”,耳畔响起来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起操一口标准富有磁性的普通话的讲者,想起三年前那个夏天在剑桥的一次拜访。地点:剑桥大学图书馆二楼西端中文部主任办公室,一间约有三十平方米的方正房间,推门而入,一侧依墙书柜顶天立地,另一侧临图书馆内庭,有充足的光线照进;讲者呢,自然是中文部掌门艾超世先生(Charles
Aylmer,Head of Chinese Depart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他在房间彼端一张满是书籍报刊的电脑桌前,周身亦各类文档资料堆叠。时间是2015年7月24日,确切地说,是那日上午10:40-12:58,访学期间随身的红色硬皮笔记本记录了这个时间,但缘何精确到了分?已记不清。许是谈话太过瘾,不精确不足以表示心情?

这是一帧诗人、出版家邵洵美(1906-1968)
的老照片,摄于1926年的巴黎,今藏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 A.C.Moule ( 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以下通译“慕尔”) 档案,编号MS Add.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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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并没做很多案头工作,但甫一见面,听到艾先生脱口而出自然流利的中文,顿时倍感亲切,不禁问起先生如何得来这等造诣,如何与中文和中国文化结缘。先生率言相告,1970年代就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建于1347年,剑桥第三古老的学院),修的是Oriental
Studies(东方学),“就是你现在访学的亚洲中东研究系(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前身啊。”遗憾的是入校后始知学院多研究中东的教授,专治中国研究者几无,而以深研中国科学技术史知名的李约瑟教授其时正任冈维尔与凯斯学
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院长——艾先生说,那才是自己应该去的学院。忆起大学时代,艾先生说:我在学院的宿舍,对面就是学院教堂,不过,从来没进去过!呵,我禁不住说,那间教堂可是有名的建筑师Sir
Christopher
Wren(克里斯多佛·莱恩爵士)在剑桥的第一件作品,很多人到剑桥必拜呢!

与这张二十岁的邵洵美的不期而遇,是从对另一个人的追寻开始的———

1977年,艾先生得到机会赴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在北京,他读过毛选,喜欢骑自行车穿行大街小巷,去琉璃厂淘旧书,红宝书毛主席像,至今家里还留着。先生说,可惜现在的北京车多了,空气不复从前,琉璃厂的旧书呢,一则贵,二则赝品多,从前的单车时光只好付诸记忆。他也喜欢民国电影,《小城之春》《马路天使》等等,还收藏了不少DVD。不知怎么说到了饮食,我说艾先生喜欢油条豆浆吧,他笑了答,对啊,你怎么知道?我顺势问,剑桥中餐馆也不少啊,您爱去哪家?噢,市中心最火的那家川味中餐馆,“天天”,我喜欢。另一家粤式餐馆,有名气,不喜欢。

2015年10月下旬剑桥访学即将结束之际,收到来自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主管Frank
Bowles的邮件:有关A.C.Moule的资料,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未显示于馆藏电子目录系统(Janus
Catalogue) 中。若有兴趣,可预约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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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神,话题还是归结到谈书,也谈到我访学的主要工作——查访有关邵洵美在剑桥时期的活动资料。我感慨,剑桥书店多,很享受在剑桥淘书,市中心市场的旧书摊,Heffers、G.David、Oxfam,Amnesty等等,常得惊喜。邵洵美当年在剑桥时也常光顾,还曾专门写过其中一家,老板名“老大卫”。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我完全不抱希望地随口一说。不料艾先生一听,立马语出:那就是现在的G.David呀,国王学院对面小巷子里,我也常去那儿淘书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剑桥,上百年的老旧,在这儿有如街坊老邻,代代相守相承。

当然有兴趣。预约到回国前两天的28号,在图书馆三楼西北角的手稿部等待不过十分钟,工作人员即将7648取出———一只有年岁的大木箱!轻轻用力打开,箱内“沙市恒泰昌”红色印记,清晰表明它出自中国老字号。一件件翻开来,匆匆过目、拍照,慕尔的手札、明信片、著作等等,突然,一张七寸黑白照片跳入眼帘———邵洵美!
西装革履,侧身而坐,发型一丝不苟,手握一本书,眼神望向前方,柔和而坚定,端的是“美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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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提及,邵洵美在剑桥时住在A.C.Moule家里,慕尔既是他的房东也是他的老师,二人亦师亦友,交谊甚厚。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在收到我的预约来访邮件后,还事先专门在网上阅读了有关文章。聊起慕尔是剑桥的第三任汉学教授,先生打开了话匣子,如数家珍剑大历任汉学教授:首任是威妥玛爵士(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担任过十年英国驻北京公使,退休后于1888年至剑桥任职,直至1895年去世。剑大图书馆首批大量的中文书籍即源于威氏所赠,其中不少善本与孤本书籍,如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满文《养正图解》、明刊孤本《异域图志》以及非常稀见的太平天国出版物等。

细细凝视亚光质感的照片,右上角竖写题赠:任道先生及尊夫人。落款:洵美,十五,巴黎。右下角则印有照相馆的名字,及“Paris”字样。

中国网记者五月底采访了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艾超世(Charles
Aylmer),了解到该馆即将在本月公开展出其珍藏版中文古籍资料。

作为第二任汉学教授的翟理斯(H.A.Giles,1845-1935),自1897至1932年,任职达35年之久。艾先生称,翟理斯翻译过包括
《道德经》《庄子》在内的很多中国典籍,《道德经》他的译本要好于另一位汉学家译本,因为他本人也信奉道教。他也编选译介过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日本有个汉学家小畑熏良(Shigeyoshi
Obata,1888-1971),出版过英译李白诗集,翟理斯曾专门撰文批评其译文缺失原诗的节奏与韵律,英文水平也不足够翻译中国诗歌,仅仅四十句诗行就有25处错误。而日本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日本汉学应该有很高的成就。我回应说,闻一多1926年也曾撰文《英译的李太白》评价过小畑翻译李白诗的选材、方法和风格等问题,对其以自由体意译李白的格律诗多有批评。艾先生听到,即表示希望阅读此文。他还介绍,翟理斯反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的儒、道、佛教。

“任道先生”自然是受赠者慕尔先生,应为其循中国文人传统所取字号
(档案中其著作藏书章“任道藏书”可知)。慕尔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父亲G.E.慕尔 (
George Evans
Moule,1828-1912)1850年毕业于剑桥基督圣体学院,1858-1911年在中国传教,是华中教区第一位圣公会大主教。终年84岁的慕尔一生五十余年在中国,其与这片土地的深度关联可以想见:七个子女有两子两女均在中国做过传教士,其中就有A.C.慕尔。

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无论从其藏书范围还是收藏质量上都堪称世界上最好的中文图书馆之一。早在1632年开始纳入第一本中文藏书至今,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中文文献资料的历史已超过360年。

话到此间,我不经意问了一个回想起来非常low的问题:英文著述中拼写中文人名,跟汉语拼音很不同,比如“胡适”,不是“Hu
Shi”,而是“Hu
Shih”,这是怎么回事呢?——真问对了人!艾先生说,这就是威、翟二人创立的一套拼音方案啊,西方人广泛采用多年的,叫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原来如此!事后从相关资料方知,这是西方人创制记录汉语普通话的最成功的罗马字母拼音系统。

A.C.慕尔1873年在杭州出生,后回英国接受教育,1892年以公费生身份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895年获学士学位,后于1919、1933年分获硕士、博士学位。1898-1903年,慕尔以建筑师的身份在中国工作。1904年与事务律师之女玛贝尔·贝纳特(Mabel
Benett)
在杭州成婚。此后在山东传教,大清国为其颁发的传教许可护照用名“慕亚德”,不难让人想到“仰慕亚圣孔子的德行”之义。此应非虚言,现存档案中有不少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札记,而其取自
《论语》“任重而道远”的名号“任道”亦可见一斑。

作为中文方向的研究人员,艾超世对全馆中文部的所有书目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可以侃侃而谈现阶段英国各研究机构对中文研究的进展。但是话里话外,他总会兴奋而自豪的提到,即将展出的中文古籍中将会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珍贵资料和甲骨文文献,这些甲骨文文献“可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中文文献资料。”

听得出,艾先生对翟理斯的熟悉超出一般。这当儿,先生才坦言:我编过翟理斯的回忆录啊!他接着就从电脑中找出电子版——The
Memoirs of
H.A.Giles(发表于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东亚历史》,1997年夏冬合卷)。而一看到“H.A.Giles”,我忽然联想起已在剑大图书馆查到的邵洵美1925年参加的剑桥大学文学士入学考试初试
(the Previous Examination or
little-Go)通过名单,那名单上方列有考官名字,其中一位就是H.A.Giles。名单上显示,邵洵美考试的科目是英文和中文。将此告曰先生,先生说,这个中文考题一定是翟理斯出的,而且中文考的是文言文——因为这个考试过去要求考生必须考拉丁文或希腊文的,但翟理斯认为这对东亚来的学生很不公平,就向学校提议,将中文纳入此考试,允许来自远东的学生用中文考试,理由是文言文作为古典文字,和拉丁文在西方的意义差不多相当,同时这也有助于加强日渐密切的中英关系。日本人也学汉文,所以也可选考中文。正是由于翟理斯的努力,剑桥大学校务委员会才最终通过此提案。

作为传教士的慕尔在中国的工作大约终止于1908年,这很大程度上是健康原因。据剑桥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主任艾超世先生介绍,慕尔因少年时生病切除掉一个肺叶,留下了病根。1909年,他回到英格兰做牧师。慕尔一生最为卓著的时期应是在剑桥:1918-1933年,任剑桥南郊Trumpington
(邵洵美译为“脱秉登村”,以下通译“创平顿”)
教区牧师达十五年;1933-1938年,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历史教授
(系剑桥第三任汉学教授,前两任为威妥玛和翟里斯);1937-1947年,任母校三一学院院士。

实际上,让人倍感珍贵的除了这些无法复制的孤本,还有其来之不易、机缘巧合的过程。

接着谈至翟理斯的继任者、第三任汉学教授A.C.慕尔(1873-1957),他在1938至1951年任职。由于身体不太好,慕尔不能如其任华中区主教的父亲所愿在中国做传教士,回国后经过努力,成了汉学教授。因为是三一学院的毕业生,所以回母校成为该院院士。剑大图书馆里有慕尔捐赠的藏书几百册,大部分是《圣经》等宗教书籍,也有其父赠的《十竹斋书画谱》等书籍。

1957年6月5日,慕尔在英国东南部海滨小城St.Leonard-on-Sea去世,享年84岁。与其父同寿,不知是否冥冥中的巧合。去世次日报纸刊登的讣闻称,慕尔在创平顿教堂史、中国鸽哨与乐器、西安府景教铭文历史及意义、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等诸领域造诣精深。慕尔与妻子无子嗣,先妻子而去。

比如,让人们唏嘘不已的太平天国史料,是由1897年到剑桥大学任职的第二位中文系教授H.A。翟理斯有心收藏。当时翟理斯作为英国使臣被派往中国,而1850-1864年间正值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他亲历其中,利用工作之便,有心收集相当一部分记录当时历史的文献。而当时这种文献却在不久之后被清政府悉数毁坏,中国大地再无存留。如今,时光荏苒,唯剑桥图书馆中文部这些被小心安放的孤本,尚记录着当时那岁月的动荡和喧嚣,供后人追忆。

第四任汉学教授是哈澜(Gustav Haloun,1898-1951),1938年
至1951年任职。他原为德国哥廷根大学文学教授,由于受到纳粹迫害来到剑桥(按: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曾回忆其与哈澜在哥廷根时的交往,称哈澜是不会说中国话的汉学大家,为人亲切和蔼;哈澜是苏台德人,感情上与其说是德国人,毋宁说是捷克人,反对法西斯自是意内事)。哈澜是非常勤奋的一个人,甲骨文研究是他的拿手好戏。1949年他曾专程去中国,用英国政府特款购买中文书籍一万余册。

1925年初,邵洵美乘船赴欧,最终于4月抵达伦敦,次月由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
(Emmanuel College) 院长矍尔斯先生 (Peter Giles,1911-1935任院长)
介绍入住慕尔家中,直至1926年5月回国。与其同住的,还有在伦敦偶然结识的刘纪文,此人曾留学日本,时在剑桥政治经济系旁听,后曾任南京特别市市长,邀邵洵美任秘书长,但仅仅四个月洵美即辞职回沪,因为对“骄傲成性”的诗人来说,实在忍受不了官场“种种的侮辱”,“不如归去”!
此为后话。

而作为该馆中文部如今保存完好的800余块中国甲骨文,则来自英国前外交官和汉学家L.C。霍普金斯捐赠。作为独一无二的,连中国都不再拥有此类甲骨文材料的保存地,剑桥图书馆中文部此次将再次成为世界各地人们关注的焦点,毕竟唯有此地,才能得以有幸最近距离地观瞻、研究这些中国古籍。对于这些史料的获取,按艾超世的说法是,全靠图书馆长年积累所获的捐赠所得,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颁布的特殊法律,禁止此类文献走出国门。

那您的老师是哪位教授呢?艾先生说,他的老师是崔瑞德 (Denis
Twitchett,1925-2006),在隋唐史研究领域很有影响,是《剑桥中国史》的发起人兼主编。不过,1980年代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授了,并在那里荣退。

正是慕尔任创平顿教区牧师期间,邵洵美寄住其家。邵洵美的记忆中,慕尔夫妇生活简朴,餐食简单,吝啬而严厉的牧师太太给他吃的总是“几片冷羊肉和马铃薯”之类,吃到叫人生厌。有一次牧师太太给了一小瓶辣酱,洵美看大约只够两次吃,一次就倒空了一半,吓得她惊叫:预备你半年吃的,你怎么一次就一半?
此后洵美几天没吃,牧师太太问起,他回答,“半年后再吃一次”,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对苦哈哈的生活幽上一默,这般秉性,自然让人想到日后洵美办
《论语》 时对“幽默”的大力提倡。

众所周知,尽管这些古籍资料的稀有和珍贵,艾超世却坚持认为剑桥图书馆中文部看重的并非它们的珍贵,而是它们身上所承载的内容。这些资料将作为今后唯一的凭证,指导未来中国文化学术研究发展方向和可行性。而为了将这种稀有资源内容使用度达到最大化,中文部也通过各种途径来拓展人们获取这些资料的方法,以供这一领域的学者们使用。如果有学者需要进行研究文献装订,那么他们可以被允许接触和分析馆藏的原版古代文本。更为惊喜的是,这些资料已经开始逐渐走上另一种与时俱进的道路:它们大部分或已公之于众,或是正处于数字化的进程之中。

先生寥寥数语,于我,剑桥汉学早期发展简史俨然在胸。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诚哉!

吃得不好,膳宿费却不低
(每周七镑,约合大洋120元,而剑桥其他人家通常两镑),还要忍受牧师太太的气
(洵美不信教,常被其骂为“异教徒”),但邵洵美坚持住了下来———“为了学问的打算”。慕尔,不仅是他的房东,也不只是布道的牧师,还是和善而博学的学者,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不只精通汉语,还精通希腊、拉丁、德、法、意等文字。这学习条件确乎难得,时至今日也没有几个留学生有此幸运!

艾超世的一番谈话,或多或少让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抱有一定积极的期许。然而实际情况是,尽管目前很多英国的大学忽然之间接连开设了中文系,但是除了剑桥、牛津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外,很少有学校的中文系能真正提供一个让人严肃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

天马行空聊了这么久,忽想起,自己今天来访为何?呵,是要一睹徐志摩当年赠给恩师、国王学院院士狄更生(1862-1932)的家藏珍本《唐诗别裁集》真容的呀。这一来,艾先生立时从手边拿起此书——在我到来之前,他早已将它从书库中取出静候了。看得出,这是馆里的宝贝,先生不肯放手,小心翼翼捧在手中,打开给我看。只见书前扉页有志摩毛笔写就的赠辞:“书虽凋蠹,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落款“徐志摩敬奉十年十一月剑桥”。字体洒脱,一如其人。除此,则有狄更生亲笔:This
I want to go to University Library,if they care to have it.If not,to
Arthur
Waley.(我愿意将此书归剑桥大学图书馆,如果他们有意留存。若非,则赠予阿瑟·韦利),此下附有图书馆入藏记录:Bequeathed
by 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Fellow of King’s College,Cambridge,3
August,1932(国王学院院士G.L.狄更生遗赠,1932年8月3日剑桥)。查狄更生好友、同为国王学院院士的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撰写的《狄更生传》(E.M.Forster: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 and Related Writings,London:Edward Arnold
Ltd.,1973,p.197),正是这一日,狄更生在剑桥逝世。

在剑桥,不过二十岁的邵洵美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倾心的文学世界。他泡图书馆,总“在诗歌的架子边上徘徊”;在学院图书馆台阶上,一边看池塘的鸭子一边构想诗作,有时候又到墙外的马路上沉吟;在寝室里,看到窗外草地里的苹果树,隔壁礼拜堂后面的墓碑,感觉自己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到真理”……种种情绪都换成了押韵的句子,新诗成了他的“信仰和将来”。1925年11-12月,剑桥入学备考的间隙,邵洵美先后写下了《花姊姊》
《恋歌》 《明天》 等初试诗作。

这是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吗?“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相比过去十年,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从未被如此迫切而又强烈的需求过”,艾超世说,所以这个现象也表示,随着越来越多西方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在递增,那么阅读相关古典中文材料的人数也将越来越多。

关于此书,艾先生提供了两条意见:第一,此书过往都称系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石印本,艾先生指出肯定不是石印本,而是木刻本。因为石印技术19世纪初才在欧洲普及,晚清传入中国,该书初刻于1717年,那时显然不可能有石印本。第二,我问及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曾著文记此书内还有徐志摩题赠给狄更生的一首诗,今次不知为何不见?艾先生称,此书装订于1966年,1980年代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短期工作后,于1986年回到剑桥担任现职,迄今已有29年(按:指至2015年),但未见过那首诗。估计是香港某位学者1960年代来剑桥见到,插在书里的,现不知所终,不确定剑大图书馆狄更生手稿卡片编目里是否会有(参见陈子善:《徐志摩佚诗与狄更生》,2000年4月7日《文汇报·笔会》)。

邵洵美热衷淘旧书,与书铺老板相熟,还曾重金购买19世纪末英国唯美-颓废风格的杂志
《黄面志》(The Yellow
Book,1894-1897,共13期,国内2017年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英文影印版)
全套。他狂热地迷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搜罗萨福诗歌的英文译本,边读边译,还以萨福身世为素材写了一部名为
《莎茀》的诗剧。洵美“积极的变化”慕尔先生看在眼里不言语,只是“会心地微笑”,过不久竟在一个周六下午,冒雨带他去拜访希腊文学专家、耶稣学院教授J.M.Edmonds
(洵美译“爱特门氏”),后者告诉洵美:若不能读萨福原诗又想领略萨福的美,可以去读史文朋
(笔者注: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
的诗歌,他运用萨福诗格作的英文诗很成功。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激动不已受益匪浅的洵美日记中记下了慕尔给他的这“意外之喜”,回国几年还特别感念爱特门先生“一席话使我得到了不少益处,尤其使我现在还感激他的,便是他同时使我知道了史文朋的名字。”而爱特门先生的家,笔者在耶稣学院档案馆查询其资料时确认其确切地址并专门探访,现为私宅。

这种观点与英国另一位有名的汉学家亚瑟·伟利不谋而合,“如果想要全面深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古典文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亚瑟·伟利曾表示,中文传统文化学习还将对现代汉语的学习带来更深层次的帮助,比如成语,还有在中国古典中出现的文言文。

不知时间过去多少,意犹未尽,但,该告辞了。出来方知已近下午一点,暗忖误了艾先生的午餐,不由心生歉意。先生的时间当然宝贵:馆藏中文典籍的电子化要尽快完成,以便利更多读者网上查阅;给亚洲中东系的硕士、博士生们授课,教授目录学等课程;接待各路来访,以及如我者回国后的邮件求教;追踪关注中文世界的学术信息,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上线不久,他已经很习惯地使用查找资料,还很高兴地对我说,你也用吧,免费的,很方便!

洵美也随慕尔参加一些本地活动,比如1925年5月25日的帝国日(Empire
Day,现已取消),慕尔受创平顿小学之邀出席,洵美作为嘉宾跟随参观并合影,该小学的要闻记录簿、《剑桥独立周报》
等对此均有记载。按图索骥,经创平顿地方史专家、《创平顿今昔》
(Trumpington:Past &Present) 一书著者Shirley
Brown女士指引,我找到了至今完好的小学旧址———就在教堂斜对过的街角,现为一家日间托儿所。高耸的烟囱,高大的外窗,与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虽身在英国,艾超世也密切关注如今中国学习传统文化的形势。“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很多家长[微博]都把孩子送到当地的中国传统文化补习班,尽管这些课余补习班价格不菲”。艾超世觉得自己了解这些中国家长的心态,因为这是让中国的孩子们可以阅读大量中国经典著作的机会,比如《论语》。

2018年8月12日完稿于青岛

有人或许要问:在剑桥念书,为何照片摄于巴黎?
那是因为,邵洵美并未全天候在剑桥,而是间或去伦敦,或巴黎。不到一年他去了巴黎三次。第一次是1925年暑假,他在巴黎结识了徐悲鸿、张道藩、谢寿康等人,并加入了以他们为核心成员的非正式组织“天狗会”,四人并结拜金兰。还结识了画家江小鹣、常玉等人和第二次欧游时在巴黎的徐志摩。与画家的交往不仅提升了洵美的艺术修养,也铺垫了其回国后的交游与事业拓展。而与志摩的一面,则直接影响了他弃经从文的志业转向。

艾超世和中国这些追捧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长们一致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不会消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未来剑桥大学短期内不会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视程度。艾超世透露,目前为了配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图书馆中文部还专门开设了一个有学位的新专业,主要研究中国电影发展趋势。

“在巴黎是绝不会使你感到空闲的”,洵美这样形容他的巴黎之行。看书学法文,逛公园博物院,泡咖啡店影戏馆跳舞场。而他最感兴味的是,带上画夹和木炭去画室画画,人体写生。另一嗜好,则是跑旧书铺,塞纳河边、Odeon旁边的书铺,都留下了洵美的行迹。

据艾超世介绍,建馆六百余年藏书八百多万册的剑桥大学图书馆拥有中文藏书三十五万种。中文部所藏文献包括商代甲骨、宋元明及清代各类版刻书籍、各种抄本、绘画、拓本以及其他文物,其中颇多珍品。

12月中考试结束后,邵洵美再赴巴黎。此行短暂,大约过了圣诞节就回了剑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1926年3月到5月。这是巴黎最好的季节,有最迷人的天气,春天令人诗情萌动,巴黎让邵洵美诗思勃发,他一连作诗数首,尽享“南北东西流荡的浪漫之风”,感知萨福、史文朋所言“罪恶的甜蜜”之况味,不无惆怅地感叹“几天不见巴黎,巴黎的风也老了”,“巴黎我底巴黎,我几时曾忘却了你?
我昨夜又梦见———梦见你便是茶花女。这样可爱的你,我怎愿人人来恋顾?”(《病痊》)
三年后的洵美又撰文
《巴黎的春天》,怀恋那段“除了花在画苑里,便是走着旧书铺”的巴黎春光。

1632年,白金汉公爵赠送本馆一批书籍,其中有明版《丹溪心法》的零册,为本馆收集第一种中文书,随后又收到一些零散的中文书籍。首批大量的中文书籍系威妥玛爵士所赠,共四千三百零四册。威氏曾在中国居住达四十年之久,其中十年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退休后复任剑桥大学首届汉学教授。他搜集的不仅有许多参考书,还有大量有关清朝廷礼仪、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材料,其中不乏善本与孤本书籍,如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满文《养正图解》、明刊孤本《异域图志》以及非常稀见的太平天国出版物等。其后又补充了一千三百多册,某些原为巴克斯爵士所有。以上书籍均由威氏的继任翟理斯教授整理编目,成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及续编,先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有不测风云,沉浸于巴黎艺文生活的邵洵美,此时收到家中发生变故催其回国的来信,邵洵美只好回剑桥告于慕尔先生。至此,我们可以说,这张照片应是当此之际向慕尔夫妇道别留念而赠。

剑桥大学第二位中文系教授H.A。翟理斯则是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创始人之一。由古罗马语言体系衍生而来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在二十世纪以前一直作为中国普通话的音标体系,直至现代拼音出现。

回到上海的邵洵美,很快进入创作高峰期,在文学圈声名鹊起。1927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诗集
《天堂与五月》,收录留学至回国期间的诗作;1928年3月,创办金屋书店,出版文艺评论集
《火与肉》,这是对“五位天才”(莎茀、史文朋、乔治·摩尔、戈蒂耶、迦多罗斯)
的致敬。同月出版包括上述几位和罗塞蒂兄妹等十位诗人的译诗集
《一朵朵玫瑰》;5月,金屋书店出版第二本诗集
《花一般的罪恶》;7月,编辑出版 《狮吼》
半月刊复活号;9月,发表以剑桥和巴黎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处女作
《搬家》。不俗的成绩无疑是邵洵美留学收获的果实,而慕尔先生的从旁指点,对在异国自学文学的他,影响自不待言。

翟理斯曾毫不吝啬的赞扬,“在我看来,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具备了一所完美中文图书馆的全部特征。很多藏书是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有些藏书就根本不会进行交易。这些藏书由图书馆中文部前主任威妥玛爵士在中国历时四十年,潜心收集、小心呵护,最终被带回剑桥”。对此,翟理斯感慨,“这是一个令人心生敬佩的伟大行为”,尤其他深知这些藏书都是中国十分优秀的著作,甚至有部分书籍在当时发行数量极少,“而这些书籍可以说涵盖了中国文学研究中最具价值的领域”。

再来看照片,左手无名指的环戒,暗示邵洵美出国前已婚约在身。未婚妻是其外祖父、洋务运动中坚人物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手里拿书,则似是洵美拍照的习惯,此时不免想问问他:那,是谁的书?
史文朋、魏尔伦、波德莱尔,还是他“灵魂的爱人”萨福?
或者第一次去巴黎时随身携带的剑桥诗人鲁珀特·布鲁克 (Rupert
Brooke,1887-1915) 诗集?

剑桥图书馆真正加大中文著作收集工作开始于二战结束后期。相当多数量的中文图书当时是被作来自中国的礼物所赠送。其中有原属骆任廷爵士、阿拉巴德先生、慕阿德教授和哈澜教授等人的书籍。该馆藏有全套《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三千种,并有大英图书馆、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分别所藏敦煌中文文书的全套微型胶卷。1952年,金璋先生遗赠本馆甲骨八百余片,为本馆迄今所藏最古老的文物。本馆藏有一套大型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五千册,原为清皇帝德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赠给伦敦中国协会的礼物,该会遂存放于该馆。

谈及邵洵美与慕尔的关系,邵洵美本人与研究者通常均说其单方面的受益于慕尔先生。而笔者阅读慕尔专著
《基督徒在中国:1550年前》
(麦克米伦公司1930年初版),却在该书前言看到了慕尔对邵洵美的特别感谢,并致谢经由洵美从那些不知名的中国人处所得的帮助。该书出版于洵美离开剑桥四年后,不难想见洵美是慕尔写作此书过程中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印着朴素谢辞的纸张已泛黄,二人亦师亦友的情义却因此长久留存,邵洵美若有缘看到谢语,会不会也像先生当年看他那样,露出“会心的微笑”?

1949年,哈澜教授专程去中国,用英国政府特款购买中文书籍一万余册。随后,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收到中国大量馈赠,由其保管而后交付图书馆以丰富其馆藏。

这张照片,2015年底回国不久后我曾邮件发给邵洵美之女、《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
作者邵绡红女士,她回复说:家中没有此照,之前也未在其他地方见过。看得出来,他到剑桥才一年多,外貌、神情就有了明显的变化,说明有了学识的长进,精神修养不同于以前。此照片,可以说是洵美文字述说其剑桥生活的有力佐证。她很高兴,将之收入其新著《乐爸爸所乐》
(南京师大出版社2017年出版)
中,可惜尺寸较原照缩小不少。是作此文说明照片“出土”的前后,也让更多人得睹“传奇”邵洵美的韶华风度。

中文藏书中,以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数量最多、最具特色、最为精良。近来,更为注意搜集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资料。目前,该馆还订有中文期刊约一千种。

本文相关资料及图片,获得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三一学院莱恩图书馆、伊曼纽学院档案馆、耶稣学院档案馆授权,特此致谢以上各馆给予帮
助的馆员。剑桥大学三一学院Susan Daruvala院士、剑桥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主任
Charles Aylmer教授、剑桥郡地方志协会前主席、历史学家Mike
Petty先生、《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 作者Nicholas
Chrimes先生、创平顿地方史专家Shirley Brown女士对本文亦有助益,谨致谢忱。

剑桥大学图书馆仍不断收到各方的慷慨馈赠或遗赠。如1986年,中国政府赠送该馆四千四百六十八册书籍。又如1988年,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赠送本馆一套《景印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共五百大册。

2018年1月青岛

实际上,让剑桥图书馆中文部真正成为“中文资料宝藏”是在2009年。当时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捐赠二十逾万中文电子书籍,使得剑桥大学中文图书馆一跃成为除中国以外,收藏中文电子书籍量最多的外国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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