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鲁迅最看重的才女,感情却非常坎坷:遭遇四段畸恋,两次奉子成婚

端木赐香的书,我读过的不下七八本,都读得缓慢且反复回味,唯有手边这本《悲咒如斯:萧红和她的时代》,读得极快,在37℃的高温里,两天半,读完。

鲁迅最看重的才女,感情却非常坎坷:遭遇四段畸恋,两次奉子成婚。民国悲情才女:19岁为爱离家,31岁病逝香港,一生追爱却难遇真情。

萧红,近现代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被鲁迅称之为“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说自己是《红楼梦》里的香菱,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一位。

读得这么快,有原因。其一,我对萧红非常熟悉。我读过(或精读或浏览)她的全集、十几种传记和三大册《萧红研究七十年》,大约五百万字的作品。随着阅读的延伸,从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间,我还写过三篇关于萧红的随笔——《萧红的真相》《〈呼兰河传〉:描摹故乡的“工笔画”》和《萧红为什么这样红》,总计四万三千字。因而我对萧红的某些“事迹”,可以匆匆掠过。其二,端木赐香的文字,很家常,像邻居家儿媳妇说话,张三长李四短,都以“人之常情”为游标卡尺去衡量,根除了学院派的晦涩,和以往的意识形态叙事也有本质区别,故而阅读进展迅速。“好诗不过近人情”,说得没错,其实好文章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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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生都在贫病交迫中挣扎,文学给了她力量和希望,却没有改变她最终的结局,年仅三十一岁便在香港含恨而终,令人扼腕叹息。

我对读过的十几种萧红传记,大多不满意。不满意的所在,不是偶尔的细节失误,而是故意的形象虚构,能染色的地方都尽量染色,弄得该同志浑身上下红彤彤,光芒好几丈的样子。

民国初年的文坛,在女性作家中,萧红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是鲁迅最为器重的弟子。在她短短的生命里,给世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比如《生死场》,比如《呼兰河传》。

(一)

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有句话:写作就是“向陈词滥调作战”。我以为,端木赐香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她遮蔽了“斗争”“压迫”“反抗”等等暴戾视角,把萧红置放在“女儿性”“妻性”“母性”的显微镜下,展示了另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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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童年是整个人生悲剧的开始。

这就好。这就值得砍倒几棵树,做成纸张,把显微镜下的情感萧红、性格萧红以及命运萧红,呈现在读者眼前。

单从事业上讲,她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前卫女性,她的个人情感却是失败的——她19岁时为了追求心中的爱情,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期间,她遭遇了4位男子,对于每段情感,她都是全身心投入(其中还有两次“奉子成婚”),但是,每个男子似乎都有负她的真情。31岁时在香港孤独离世,临终前,她发出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长叹。

1911年6月,萧红出生在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户殷实人家。然而好景不长,9岁时母亲病故。母亲病故当年,父亲便新娶他人。

萧红在我心中的地位,自2014年对她进行一番细心的“研究”之后,便一下子滑落谷底。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女人,用东北话说,我都觉得她特别“不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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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任当时的呼兰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省教育厅秘书等职。在萧红眼里,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去人性”,对她和祖父“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这里不妨借用阿·托尔斯泰的语式说句国产“名言”:着调的人都是相似的,不着调的人各有各的不着调。通过端木赐香的显微镜,我们来看看萧红到底不着调到何种程度。

萧红,原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从小就没怎么享受到家的温暖。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童年经历,使她成年后对感情向往到饥渴的程度,因而,匆匆踏上寻爱之旅,结果,她所遇到的男人,又将她伤害到遍体鳞伤。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似的乐器震动着。”

其一,谁宠她谁是好人,反之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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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童年缺爱的经历烙在她心灵上的烙印有多深,对成长的影响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谁最宠萧红呢?当然是她祖父。童年时代的萧红,是祖父的心头肉,想怎么便怎么。有这张保护伞罩着,萧红很快成长为整个张氏家族的“害虫”。她跟祖母作对,跟父亲作对(竟然说她爹不是亲爹),跟母亲作对,跟继母作对,跟舅舅作对,跟阻碍她任性和神经质的所有人作对。

萧红遇到的第一个男人是他的表哥陆哲舜,那一年,萧红19岁。其实,此前,家里是给她定了一门亲事的,但是,有些叛逆的萧红却对在北京读书的表哥陆哲舜用情很深。不过,陆哲舜是早有家室的人,但是,情窦初开的萧红却不管不顾,与表哥一起私奔到北平,然后同居。没想到,陆哲舜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当两人花光了他身上的钱,加上老家对她们私奔之事传的沸沸扬扬之后,陆哲舜毅然决然抛弃萧红回老家了。

好在祖父非常疼爱她。小时候,她常跟祖父在后花园里做游戏,栽花、拔草、种菜、捉蝴蝶等。这个后花园堪称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成为了后来《呼兰河传》里的大花园。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说:“这世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果然天不怕地不怕。她因私奔以及与男人同居等等事因,弄得整个张氏家族颜面扫地:父亲被黑龙江省教育厅解除秘书一职,贬为巴彦县教育局督学;兄弟姐妹受不了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呼兰县,到外地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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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教她少小离家老大回,教她几度呼童扫不开,教她桃花依旧笑春风,她觉得越念越好听,越念越有趣味。

离家出走以后,萧红苦苦寻找人生中的另一位“祖父”。很幸运,还真让她找到了。这位“祖父”名叫鲁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坛泰斗。该“祖父”主要是在文学上宠着萧红。萧红把作品寄给他,他再推荐给杂志发表。萧红的中篇小说《麦场》,他先是推荐给大型期刊《文学》,审查未获通过;又转给《妇女生活》杂志,也未刊登。最后由他出资并写序,胡风写后记,改名《生死场》,自费出版。萧红的“成名作”就是这样出笼的。你说鲁迅是不是很宠她?

在北平无依无靠的萧红只能回东北老家,于是,她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他父亲早就定下的未婚夫汪恩甲。见到汪恩甲后,两人但是,汪家人对于萧红私自随表哥到北平心怀不满,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汪恩甲为了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

祖父留给了她许多童年美好的记忆,并完成了对她的文学启蒙。但是童年寂寞又单调的经历使她一辈子都在不断地寻找一个依靠,而过度的依赖心理并没有带给她幸福

萧红曾经跟老友李洁吾谈论鲁迅。李说鲁迅待她像慈父一样,萧红立即反驳:“不对!应当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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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二,换男人跟换水杯似的。

澳门新葡亰登入 ,输了官司的萧红,被家人关了起来。不久,私情难了的萧红又离家出走,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与汪恩甲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汪恩甲却不辞而别,将身怀六甲的萧红一个人丢在哈尔滨。

长大后,命运并没有垂青萧红。

萧红短短一生中,或者这么说吧,从1930年离家出走到1942年1月在香港去世,十一二年时间里,亲密接触过的男人至少四位:表哥陆哲舜,未婚夫汪恩甲,作家萧军,作家端木蕻良。此外还有两位“疑似病例”——老朋友李洁吾和新朋友骆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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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将他许配给了当时的富二代汪恩甲。萧红不满意父亲包办婚姻,与大表哥陆哲舜私奔到了北平,尽管此时大表哥已有妻室。

关于陆哲舜,以往的叙事都说得委婉,什么同住一院、对外以甥舅相称等等,毕竟当事人萧红没直接承认那啥,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地跟她一起委婉。端木赐香却说得果断:私奔加同居。严格说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生活无依的萧红,在哈尔滨并没多少熟人,于是写信向她曾经有过文字交往的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萧红因此结识了人生中的第三个男人——萧军。当时萧红大着肚子住在旅馆没钱吃饭,就写信求助,是萧军跑来帮她偷偷地从旅馆里逃了出来。逃出不久萧红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

陆哲舜许诺萧红,自己将与妻子离婚。可是,失去了家里经济支持的大表哥,很快在现实面前丢掉了高高举起的爱情大旗。

汪恩甲与萧红的关系颇为复杂,两人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的纠葛:订婚,抗婚;同居,闹掰;再同居,又闹掰;再再同居,直到汪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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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逃回了老家,回到了妻子身边。这是萧红第一次被抛弃。

萧军和端木蕻良没啥好说,萧红自己都说了又说嘛。

出院后,两人开始了共同生活。历经情感挫折的萧红,与萧军一起过上了一段艰苦又甜蜜的日子,两人还一起去见了鲁迅先生,并得到了鲁迅的帮助。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是在鲁迅的支持下出版的。萧军虽然也是著名的文学青年,但是,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还爱与文学女青年搞暧昧,出出轨,为此两人经常吵架,发展到后来,萧红还受到萧军的家暴。这样的日子是没法继续了,两人只能选择分手。

女儿逃婚私奔令父亲颜面尽失。萧红返家后即被父亲软禁,后设法出逃至哈尔滨。饥寒交迫之下,她投靠了在哈尔滨上学的汪恩甲。

李洁吾这人,据端木赐香考证,早在1930年之前就认识萧红并发生恋情,或者关系更深一步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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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他居然去投靠了当年的逃婚对象。是不是让人有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汪恩甲居然收留了萧红。

骆宾基很诡异。有迹象表明,他跟萧红的关系非同小可。

萧红生命中的第四个男人,还是在她与萧军的情感持续期结识的,那个人就是端木蕻良。全面抗战爆发后,萧红与萧军撤往武汉,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军离开后,端木蕻良与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在武汉结了婚。后来,萧红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据萧红称孩子头天夜里抽风而死。

真真让人觉得:这婚白逃了!

此外,萧红对萧军的朋友方未艾有过多次挑逗,还经常“含情”注视聂绀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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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人同居后不久,萧红怀孕了。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萧红的情感生活常态。

与端木结婚后,萧红本以为能结束感情漂泊的生活,从此过上好日子,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端木担也是个不够担当的男人。由于内地形势紧张,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辗转到抵香港,有一次日军攻城,他就一个人跑了。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的萧红,最后也没等来端木,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是他们的朋友骆宾基。萧红病逝后,端木才回来为萧红收尸火化,并将她的骨灰妥善安置。

汪恩甲的大哥给弟弟断了经济来源,巨大的生活压力促使汪恩甲不辞而别。萧红第二次被自己认为可以依靠的男人抛弃。

是不是有点乱?确实乱。人家奉行五四之后从苏俄进口的爱情“杯水主义”,今朝有情今朝爱,明朝无情便走开。哪个杯子不能喝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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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未艾对“杯水主义”有异议,萧红说他“真封建”!

萧红的一生,是用生命在追爱,她总幻想着,下一个人,会给自己带来安稳,所以当每一段新感情来临时,她总是奋不顾身。结果是,她找了四个男人,却没有一个靠谱的,一代才女的一生,总被辜负。

举步维艰之际,萧红写信向《国际协报》求助,萧军受人之托去看望已经快要临盆的萧红。

其三,把抱怨当流行歌曲来唱了。

“一张近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这是萧军对萧红的第一印象。

读萧红的文章和书信,你会读到很多抱怨。不知是谁赋予的权力,反正我们都看得到:萧红可以说“不”。我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乡下人,对她被“黑暗的旧社会”所团团包裹的童年,竟然羡慕得要命:占地七千平方米的大宅,占地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即便在当代乡村,也是土豪级别,加上祖父的溺爱,你萧红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人家偏偏就是不满意,说什么寂寞啊寂寞,弄得茅盾也跟着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他们在一起了。物质上的极度匮乏常常使他们食不果腹。他们度过了一段只要相依活下去便心满意足的日子。

“寂寞”是萧红的口头禅。散文《搬家》:“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好寂寞的,好荒凉的家呀!”

萧红生下汪恩甲的孩子后就将之送了人。这种近乎绝情的讨好与巴结并没有赢得萧军持续的爱。

萧红在日本也寂寞,不光寂寞,连窗外的风雨,室内的一只苍蝇,被蚊子咬一口,都要写信跟萧军抱怨一通。在北京似乎更寂寞。萧红从日本归国不久去了北京,写信给萧军:“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还说什么“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虽然他们对彼此的才能是欣赏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生活上会有矛盾,并且矛盾迭出。

读萧红在日本期间写给萧军的信,读得老夫一阵阵心堵,心说这女人怎么这样啊。我就纳闷,如此这般一堆堆垃圾倒下来,萧军是如何承受的?端木蕻良又是如何承受的?换了我这种凡夫俗子,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大概还承受得下来;要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哼,瞧好吧,非给她一个“胶带”不可。

萧红多愁善感,自尊心强,依赖心也强。而萧军是一个强势霸道,甚至有点简单粗暴的人。

史料显示,萧红说话语速很快,要是当面跟你吵,“圆形小嘴”(萧军语)整天嘎嘣嘎嘣,无理也要取闹,别说萧军那样匪气十足的男人受不了,就是老夫这样的乡下孬种也绝对受不了。在上海期间萧军揍过她,原因在此。

萧军说:“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其四,住谁家谁烦,不住也烦。

“我的灵魂比较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它——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曾骂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的确伤害了我,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

在哈尔滨,萧红一度住进《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家里,萧军每天都去看她。两个人,嗨,动手动脚,呼呼嗨嗨,弄得主妇很烦。裴夫人曾经暗示萧红该搬出去了,可萧红就是不走。裴夫人没辙,自己走了。你走俺也不走。裴夫人一横心,把被子褥子都拿走,留给二萧一个光溜溜的土炕。光溜溜就光溜溜,继续动手动脚呼呼嗨嗨。直到萧红生孩子,才不得不离开裴家。

当萧军以恩人自居时,萧红敏感的自尊再次受到严重挑战。1938年,已经怀孕了的萧红,向萧军提出分手。

在北京,住李洁吾家,弄得李妻撂了孩子躲出去,两口子间火星子乱灿。

萧红曾说,和萧军分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结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

在重庆,住白朗夫妇家。萧红暴躁易怒,常跟白朗发火,跟白朗的婆婆也发火,让白朗好生为难。(之前在上海,白朗罗烽夫妇投奔二萧,在二萧家住过一段时间,后被萧红找借口撵走,加上别的事端,双方几乎绝交。)可笑的是,萧红生完孩子,竟然还想住到白朗家,被拒绝后才回到端木蕻良身边。我以为拒绝是对的,再不拒绝,白朗家的生活秩序必定会遭到进一步破坏。

萧红的第四个男人叫端木蕻良,他娶了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萧红的唯一一次婚姻,给了端木。但这份感情有多少诚意可在,是值得商榷的。

在上海,倒是没到鲁迅家里住,但在鲁迅生病期间,萧红天天去,无外乎是倾诉她痛苦啊寂寞啊,啊啊啊。许广平既要照顾病人,又要陪她,整天手忙脚乱,曾跟胡风的夫人梅志大倒苦水:“没地方去就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抗战局势紧张时,端木拿走了唯一的一张船票逃走了,留下了大着肚子的萧红。

除了以上四条,还有没有五六七八呢?当然有。比如不存天理只存私欲,对亲生儿女,一个送人,一个“对于这个婴儿之死的推断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季红真语);比如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用你时千方百计找到你缠住你,不用你就不辞而别;比如擅长使用道德绑架手法,让你觉得不帮她就不是中国人,或者是对不起“作家”称号;再比如胡闹到“脑残”程度,把办丧事用的纸花挂到自家窗口,直到褪色才扔掉,等等。但我已经把自己说得很烦很烦,不想再说了。读者若有兴趣,不妨买一本端木赐香的书来看,各种详细各种精彩都蕴含其中。

等到萧红只身逃难到达香港时,身体已经积劳成疾。端木经常不见踪影,陪在他身边的,经常只有好朋友骆宾基。

抛开萧红的不着调不谈,端木赐香在书中的议论,也常常点亮老夫的眼球。她的“吃左奶右奶论”,一下子打通了我对晚清、民国到如今的思想淤堵,让我兴奋得嘴角湿润。她的“男人进球论”,又让我进而想到,除了职业球员,作为男人,最大的生活智慧应该是学会如何盘球过人,而不是胡乱进球;萧军和端木蕻良就是反面例子。这是历史经验,不可不察。

萧红对骆宾基说:“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或许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端木赐香认为,萧红悲剧的终极原因是“心智的不成熟与性格的内在冲突”,并分析说:“在原则问题上,比如婚姻、性爱、男人、读书等重大问题上,她粗枝大叶,不管不顾,任着性子,夜半临深池、盲人骑瞎马一般乱冲乱撞,可是对深池的水温高低、瞎马的毛皮软硬,她又有着极致的要求。”没错没错,是这样,我对这观点和分析,都毫无异议。

寻一个依靠,依靠却永不可得。

纵览全书,我稍稍感到遗憾的是,端木赐香的笔墨没有彰显萧红对端木蕻良的深度伤害,以及端木蕻良对萧红的帮扶层面。在《萧红的真相》一文中,我最大的感叹,便是萧红对端木蕻良的无情。它集中体现在萧红生命中最后四十多天跟骆宾基之间的唧唧咕咕,并经过骆宾基的笔和口,将端木蕻良的“污点”泼得到处都是。有些传记作者据此断言,萧红跟端木蕻良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是萧红一生最暗淡的时光。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觉得那是萧红一生中最荣耀的章节。这个把写作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的女人,无论就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来说,这几年都是她最为重要的年份。说萧军是萧红在文学上的第一节梯子,鲁迅是第二节,那么端木蕻良肯定是第三节,也是最重要的一节。仅以在香港的最后两年为例,在端木蕻良的帮扶下,萧红接连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以及散文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被后人称作是萧红“巅峰之作”的《呼兰河传》,先在《星岛日报》连载,后出单行本。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一部出版,第二部在《时代批评》杂志连载。如果真的“最暗淡”,你相信萧红在短时间内会有这么多作品问世么?

“我所有的不幸就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作为史学中人,端木赐香刻意回避了对萧红的文学评价。我对这回避持默许态度。而我作为文学中人,对此却不能不正视。还是《萧红的真相》中那段话:“在我看来,萧红只是一个‘很有天赋’却没来得及把天赋完全发挥出来的作家,或者说是‘可以有成就’却没来得及有成就的作家,她永远停留在一个成熟作家的‘早期作品’阶段。以文学高度论,萧红是一棵小树,是比她自己的身高还要矮一些的小树。”

身为一名进步作家,却对自己的性别有着深深的自卑。她一次次将自己和盘托出,又一次次被弃之如敝履。究竟是时代的原因还是个人的悲剧?

此外我还想说,一度泛滥成灾的对萧红人与文的“女神”化,以及至今还常常抱团取暖的众多“粉红”的存在,除了当年那些“主流话语”的影响、能量巨大的幕后推手、名利心作怪等元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鲁迅对孙伏园说过的话:“不满,往往刻画得易近于谴责;同情,又往往描写得易流于推崇。”对,是同情。萧红芳华早逝,催生无数眼泪。这眼泪中有很多都转化为钻石,把萧红打扮得异常炫目。因此我有预感,端木赐香的这本书,很可能会激起“粉红”们的强烈反弹,甚至爆发口水战也说不定。你把人家心中的“女神”给“妖魔化”了,人家不喷你喷谁呢?

去世前,她在纸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我很欣赏端木赐香在《后记》中的内心独白:“对文艺来讲,文艺固是全部,但对人生来讲,文艺只是点心,吃多了心沉。诗和远方固然美丽,但心神不安,诗和远方不外是漂泊。谨望我的这种棒喝,对当下文艺男女的幸福人生能有所启迪。”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学术中人对文艺男女的悲悯情怀。这情怀可敬可佩。很多人都知道,萧红的情感、性格和命运,并没有远离尘世驾鹤西游,它们至今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重播。对于那些活生生的萧红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座警钟。它似乎来得太晚。但它终于来了。

(四)

精神的苦痛不断开拓着萧红文学道路的广度和宽度。

萧红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没有自我意识,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下,连呼吸都带着沉重。《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生死场》里的王婆、月英,都成为了旧社会女性悲剧的典型人物。

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学作品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赏识。曾有人说鲁迅像萧红的慈父,萧红听后马上纠正说:“不对!应该说像祖父一样。”

萧红成了鲁迅先生家的常客,并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闯入了上海文坛。

她不太讲究“写作技法”,但她对传统的批判,诗样的表达,更接近文学本质的特质使得鲁迅非常欣赏她,多次在同行中推荐她的作品。

有人说,如果没有鲁迅,文坛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萧红这个名字。萧红的《生死场》即是由鲁迅先生亲自把关、写序,还邀请胡风写了跋。

萧红特殊的经历使她成为了一个不太通人情世故的人,但她与鲁迅能够成为忘年交,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们都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从小的成长环境有些类似,对童年的记忆,对故乡的风俗,都有着莫名的亲近感。

萧红在香港的两年,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呼兰河传》。

茅盾先生称《呼兰河传》为“一篇叙事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从此多了鲜亮的一笔色彩。

香港《亚洲周刊》曾评选一百部中国百年长篇经典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名列第九。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萧红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研究。关于她的纪录片、电影不断问世,一代才女的生平走上了大银幕,走进了更多读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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