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简化历史

繁体字和简体字是一组联系紧密的概念,可以说形影不离。汉字从产生开始,就有一字多形的现象,笔画多的叫繁体,笔画少的叫简体。我们知道,使用文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能。人们为了通过文字更快更好地实现交际功能,就会要求文字越简单越好。由此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推行简化字,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新鲜事物,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满足人民群众易写刚需的有为之举

汉字简化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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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从那以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简体字和繁体字相安共处了半个多世纪。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有关简体字和繁体字的争论突然成了“网红”,而且持续至今。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著《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330多个。

从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人对于汉字汉语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在清末的观念是,中国科学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差,都是汉字繁难造成的,是汉字不能表音从而汉语文言不一致造成的;认为西文学起来容易,几乎不花什么时间就可以掌握,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到1950年代,继续探索汉语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新文字,认为中国语言应该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计算机兴起后,汉字在输入中遇到难题,汉字再次被怀疑。简化字就是在这些语言观、汉字汉语观的背景下产生的。尽管简化字不是清末才出现的,1950年代制定并推行的简化字大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专家学者凭空造出来的字并不是很多,但问题是,古已有之的简化字一直没有取代“正字”,更没有广泛地通行,如今强行废除正字,通行的俗字、手头字、草书楷化字、破体字、生造字等,很多不符合汉字的六书原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强行“转正”为印刷字、正字是有违其本性的。作为“字思维”文字,汉字简化之后,“字思维”被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被弄得不伦不类,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了一些,但意义区分却更复杂了,很多规律被破坏了,学起来并不比繁体字容易,意义识别只能靠死记硬背。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但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化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的最大负担。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考虑统一使用繁体字的时候了。

有人公开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原因有三:第一,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第二,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现在很多人都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差不多,所以这个理由已渐渐不存在了;第三,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中国台湾地区现在依然用繁体字,而且要为繁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高玉,1987、1995、2000年分别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201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代表性着作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等。

那么,简体字和繁体字到底孰优孰劣呢?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字改革又是汉语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汉字简化对汉字改革、汉语变革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中国语言学界的思考特别是反思至今甚少;很多知识人主张恢复繁体字,但为什么要恢复?其深层的语言学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是什么?也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达;至于如何恢复?恢复到什么状况?学术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讨和设计。鉴于此,笔者试对清末至今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背景、理论、推行方式以及实际效果等问题进行检讨,希冀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

易认易写是刚需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汉字、汉语自产生之后就一直在变化着。汉字起源于图画,从形体上经历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的过程,在手书的意义上还有行书和草书。总体上看,汉字的变化是一种从图画到符号、从复杂到简化的过程,杂芜和枝叶的东西不断地脱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东西;但是,汉字的数量和书写则呈相反的变化,字数越来越多,异体字越来越多。汉语的变化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书面语来源于口语,口语不断简练而雅化,再加上文人们不断丰富和创造,使它越来越远离口语;另一方面,口语不断变化,也不断丰富,自行发展,越来越远离书面语。除了秦朝的“书同文”以外,中国古代不论是汉字的变化还是汉语的变化,都是自然流变,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强力所为,所以变化速度缓慢——汉字“体”的变化比较大,但结构变化不大。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提出汉字、汉语改革的问题;但自清末以来,汉字、汉语改革却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并最终导致汉字、汉语发生巨变:在汉字方面,最大的变化是简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化、拼音方案、读音统一等;在汉语方面,语言体系发生转型,即从古代汉语转变成现代汉语,与此相关的语法、词汇、词义都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网络争论的内容来看,这场论战应该是“繁体字PK简化字”,而不是简体字。可能有人要问:简化字和简体字难道不一样吗?是的,不一样。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

清末以来汉字汉语变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语言自身,而是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要求。中西方自明末开始交流以来就时有冲突,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落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则使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面对西方列强的攻势,中国一方面是抵御、自保,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进而痛苦地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反思的路向和进程可以说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开始时认为器物不如西方,后来又认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后认为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国民素质不高等,于是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和文化就此发生了现代转型,于是有了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化。清末汉字汉语改革就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发生的。当时接受了西学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不发达,国民素质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于汉字和汉语——汉字繁难,汉语文言不一致,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掌握运用,而民众大多数是文盲,不能读书看报,不能进行书面表达,甚至于最简单的记账都很困难。

历史上,繁体字和简体字是一组相对而又联系紧密的概念,可以说形影不离。因为汉字从产生开始,就有一字多形的现象,即一个汉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通常这几个形体的笔画有多有少,笔画多的叫繁体,笔画少的叫简体。简化字则是指1956年颁布汉字简化方案后的通用字。所以,严格地说,过去的简体字不能叫作简化字。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汉字复杂难学,可以说是清末语言学界普遍的观点。例如,卢戆章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①]林辂存说:“我国文字,最为繁重艰深……中国字学,原取象形,最为繁难。”[②]陈虬说:“字又着实难识得很……而且笔墨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③]沈凤楼说:“中国文字极烦,学亦甚艰,自束发受书,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④]杨琼、李文治说:汉字“义颇闳奥,而形则繁缛……形繁缛,故作书不能疾速,日仅可数千言。”[⑤]马体乾说:“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语矣。”[⑥]因此认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态度和具体方案。

我们知道,使用文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能。人们为了通过文字更快更好地实现交际功能,就会要求文字越简单越好。汉字几乎从创造出来之后,易认、易写就是刚需。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清末兴起的汉字改革有三种态度,也可以说是三种方案。一是最激进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废除汉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的李石曾和吴稚晖。他们认为,西文优质,与其学习、模仿西文,对西文进行改头换面的汉化,或者汉语西文化,还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⑦]由于民族自尊的原因,这种主张在清末并没有多少人支持,还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后却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中不少人认为汉字终当废除,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都持这种观点[⑧]澳门新葡亰网投,;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废除汉字是困难的,所以主张用妥协的方式,即保留汉字,但废除文言文。二是中庸的态度和方案,以刘师培、潘籍郛、卢戆章、蔡锡勇、王照、劳乃宣等人为代表,主张不否定汉字、汉语、文言文,但在汉字以外另创造一种简字、快字、合声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语、官话等构成的汉语书面语,也即宽泛意义上的白话,前者供知识分子使用,后者供大众使用。这种态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态度和方案。据倪海曙统计,从光绪十八年卢戆章提出中国第一套汉语切音字方案,到宣统二年郑东湖提出汉字笔画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时间共产生了二十八种新汉字方案,所创造的新汉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汉字笔画切音字、速记符号、自造符号、数目代字等,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实施,还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书,但最终都成为了历史;不过,它们对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电报数码、速记等有很大影响。三是保守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对繁体字进行改造、简化或者简便。这是一种思路很不清晰的态度,当时缺乏深入的讨论,提出的方案并不多,也不具体,但却是本文最为关注的。

但是,汉字的简化道路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有着由繁至简再到繁并走向简化的曲折经历。之所以造成这种曲折,大概是因为古人一时没有搞懂:易认和易写两种刚需,竟然是一对矛盾体。

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简化字可以说古已有之,符号化就是一种简化。秦隶之后,汉字结构大致固定,之后的汉字变化主要是减省笔画,或者变化笔画。中国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体在汉字的形体上相对规范,但仍有一定的随意性;大量的文书则是手写,而手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特别是流布范围比较小的文书如日记、书信、账目、收据、借据、文告等,书写更是随意,大量使用别字、错字、简笔字、破体字、草书楷化字、符号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们称这些字为“俗字”[⑨]。最初这些字具有私人性,书写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随着文书流布范围的扩大,这些字慢慢流行开来,越来越被认同、模仿,于是,错误变成了正确,别字变成了通假字,简笔字变成了异体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这是事实上的汉字简化。

汉字要易认,最理想的状态是一字一形一音一义,即一个汉字只有一种写法(形体)、一种读音、一种意思。但要实现这个理想,结果就是汉字的数量大大增加。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运动。

清末最早提倡简化字的是陆费逵,1909年在《教育杂志》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说:“文字者,用符号代言语,所以便记忆免遗忘也。符号愈简,则记忆愈易,遗忘愈难。而其代言语之用,固与繁难之符号无异。……我国文字,义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难实甚,肄习颇苦。欲求读书识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快捷方式,此近人简字之法所由创也。故简字与旧有文字,相去太远,一时不能冀其通行。窃以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采用俗体字。此种字笔画简单,与正体字不可同日语。如‘体’作‘体’,‘镫’作‘灯’,‘归’作‘归’,‘万’作‘万’,‘蚕’作‘蚕’之类,易习易记,其便利一也。……余素主张此议,以为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⑩]文章发表后,有读者致函提出疑问,陆费逵又作答文说:“采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特以简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创造更难,就俗字而采用之,不过略减正体字之繁重,不得已也。且记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采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体代之也。”他认为,使用俗体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处极多,而苦笔画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笔字,不知不觉,转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体字。以其易写易记,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极易,虽功令悬为厉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体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11]需要说明的是,陆费逵这里所说的“简字”并不是简化字,而是卢戆章等所说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才是简化字,后来称之为“减笔字”、“简体字”。陆费逵主张用已有的、已经广泛流布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简化字,并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简化,这与后来的简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陆费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简化汉字设想和思路,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回应,当时汉字改革的主流还是切音字、简字等。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问题才再次被提了出来。

一方面,人们对自然和社会有了更多了解,也有更多的新生事物产生,由此也就催生了大量的新汉字。而且,这些新造字绝大多数为形声字,因为造字六法中形声是最方便快捷的。另一方面,为了书写和使用的统一,一些原本是象形和会意法造成的字,也被改造成了形声字。

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语言变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白话文就是新文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与清末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不同,面对汉字和汉语的缺陷和问题,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更关注的是汉语而不是汉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但同时又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采取的策略是把汉字存废问题搁置起来,专注于汉语改革,即提倡并使用白话文,否定并废用文言文。对于吴稚晖等人提出的“废除汉字”以及广泛的“汉字革命”主张,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也是有响应的,概括起来就是提倡简化字。

例如,“鳳(凤)”本来是象形字,小篆写成了“鸟”形“凡”声的形声字;“雞(鸡)”本来是象形字,小篆写成了“隹”形“奚”声的形声字;“背”字最初写成“北”,本来像两人相背而站,后因被假借为表示方位的“北”字,小篆就特意加了形旁“肉”(表示与人体有关),成为“肉”形“北”声的形声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翻阅《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阵营最早提出简化汉字的人是钱玄同,但其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的老师章太炎在民国前夕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长文的时候,他是赞同的;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又转而赞成吴稚晖已经放弃的“万国新语”的观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论世界语与文学》、《答陶履恭论Esperanto》、《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答孙国璋论Esperanto》、《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汉文改革之讨论》、《答姚寄人论Esperanto》、《答胡天月论Esperanto》、《答区声白论Esperanto》、《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Esperanto与现代思潮》等一系列文章,主张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与胡适、陈独秀等人主要思考语言改革略有不同,五四时期的钱玄同既思考语言改革,也思考汉字改革,他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对汉字、汉语反思基础上的。民国初期到“五四”前后,学术界一些人发现,汉语尤其是文言文不能准确表达西文的思想文化。钱玄同是认同这一观点的。他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12]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在语言上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不同,钱玄同主张废除汉语,改用世界语,或者在汉语之外增加世界语:“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好?弟意最好从高号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科。”[13]“五四”初期的钱玄同很激进,不仅反对文言文,也反对白话,反对汉字,反对汉语拼音化。他说:“中国之字形,不消说得,自然不能搀入于拼音文字之内;中国之字义,函胡游移,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中国之字音,则为单音语,同音之字,多且过百,此与拼音文字最不适宜者。”[14]汉语不能拼音化的观点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讲得更明确:“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汉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15]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汉字、汉语,改用世界语,“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至少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在通行汉字汉语的同时推广世界语。[16]然而,在1920年代初,文言文作为一种统治性的语言大势已去,白话文一统中国不可逆转,钱玄同主张世界语的文章就是用白话文写成的。所以,对于在中国推行世界语取代汉语——不仅取代文言文,而且取代白话文,钱玄同自己也没有信心。特别是白话文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为“新国语”之后,钱玄同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语言上转而支持“国语罗马字”。1923年,他提议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17];两年后又说:“说到制造中国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现在也主张用罗马字母。以前《国语月刊》出‘汉字改革号’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倾向于罗马字母了。不过彼时被音理所囿,以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够用与发音密合一点的,所以又想试用标准音符。但是不久就觉得这个意思是错误的。”[18]而在文字上则主张,改造汉字即减省汉字笔画。钱玄同对于汉字的态度可以说由“汉字革命”转变为“汉字改良”。

由于大量形声字的产生,汉字在笔画发展上呈现增多的趋势。特别是汉代以后,楷书成为正体字,为历代沿用,直至清末。在漫长的1000多年间,汉字形体的发展十分稳定,几乎没有出现什么质的变化。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赵孟頫等楷书大家的涌现,更使得他们书写的汉字成为后代正体字的楷模,代代相传。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这是中国自汉语产生以来首次系统地提出的汉字简化字方案。他说:“前几天,独秀先生对我说:‘表中国国语的文字,非废去汉字、改用拼音不可。’这个意思,我现在是极端赞成的。但是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拼音文字制成以后,恐怕还要经过许多波折,费上无数口舌,才能通行。我以为我们就使讲‘一厢情愿’的话,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总还在十年之后。如此,则最近十年之内,还是用汉字的时代。汉字的声音难识,形体难写,这是大家知道的;今后社会上一切事业发展,识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的用处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这也是大家知道的。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19]其补救的办法就是减省汉字的笔画。这是一个妥协、无奈、暂且的办法,但却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现实性的办法。钱玄同提出的汉字简化的八种方法,都为19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用。

如此一来,随着字形、字体的规范,易认的刚需基本上解决了。但是,易写也是一种刚需。在汉字稳定发展的1000多年间,简写、简化的民间暗流从未停息。即便是楷书四大家,其实也是书写简体汉字的积极分子。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到了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一期“汉字改革号”,其中有胡适、黎锦熙、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赵元任等人的文章。[20]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对于改革汉字达成了共识,差别只是简化汉字与国语罗马字的方案。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选了《简体字谱》;在此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同年8月21日发布命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正式推行简体字,但却遭遇强大的阻力;到了1936年初,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废止《第一批简体字表》,这对于汉字简化之路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1936年后钱玄同的身体每况愈下,并于1939年逝世,简化字研究、倡导以及推行虽然不乏来者,但微弱的声音完全被强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声音所淹没。

由此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推行简化字,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新鲜事物,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满足人民群众易写刚需的有为之举。

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49年始,汉字简化之路峰回路转。这年5月,黎锦熙联合当时北平各大学的语言文字专家写信给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重新开始研究和推动文字改革。吴玉章先请示刘少奇,又写信给毛泽东,均得到支持;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宣告成立。[21]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吴玉章为主席,黎锦熙、胡乔木为副主席,成员既有学者也有官员,主要工作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由于之前在请示刘少奇时,得到的指示是:“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化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22]因此,简化字研究也是其中一项内容。之后,在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的大力推动下,汉字简化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实际简化2000余字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简化字方案从酝酿到出台到最后推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汉字难识、难读、难写,是普通大众提高文化素质的瓶颈,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进行新文化建设,这正好是一个契机。二是旧中国文盲非常多,而完整、普及、系统的教育体制又不可能一时建立,识字特别需要“速成”,简化字为汉字识字“速成”提供了可能性。三是与国民政府的精英文化建设不一样,新民主主义文化更强调大众文化建设,首先就要解决的是大众识字问题,汉字改革自然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有: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简化汉字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此后20多年里,许多文字学家如杨树达、钱玄同等多次在《新青年》等媒体上撰文,大力倡导简化汉字,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汉字简化方案。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任副主任委员。该机构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1934年,钱玄同又一次向当时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1935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正式着手编选简体字表。当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并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一时间,上海其他报刊纷纷响应,相继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

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文字问题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范文澜为副主任。

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等200位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小朋友》《中学生》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由此,汉字的简化正式从民间转向政府层面。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1954年,周恩来总理提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并于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

1935年8月21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收324字。简化原则有三:(1)依述而不作之原则;(2)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3)原字笔画甚简者,不再求简。字表的公布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却遭到国民党内保守势力如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于次年2月被“暂缓推行”。

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1949年以后,汉字的简化工作受到新中国的高度重视,并开始有组织、有秩序的研究试验工作。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1954年年底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该草案于1955年2月在中央一级报刊上发表,以公开征求意见。同时,把其中的261个字分三批在报刊上试用。

新加坡:1969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67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1974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10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1976年5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10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全文。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1月28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至此,近代以来的汉字简化运动终于取得了切实的结果。人民政府为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马来西亚:1972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1981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国务院“决议”的公布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发表,标志着清末以来汉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后,汉字简化运动还发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例如,1963年,“汉字简化方案”小组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修订,发布《简化汉字修订方案草案》,同时编辑出版《简化字总表》。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23],征求意见,并在一定范围内试用;但1986年国务院正式废止这个方案,并在《人民日报》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24]2009年,教育部新研制出《通用规范汉字表》,网上公布以征求社会意见,其中设计对44个汉字进行“整形”,但遭到广泛的质疑,2013年国务院最终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时,没有采纳汉字整形方案。与1986年《简化字总表》相比,《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了226个类推简化字,如“闫”等[25]。而对于“整形”字,研制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个说明:“鉴于字形调整目前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对印刷宋体字的字形规范,也不应该只着眼于宋体字本身,还应该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几个关系的协调问题,如各种主用字体之间的协调、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协调、已定规范汉字与大字符之间的协调等。如此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让《通用规范汉字表》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做出更长远更全面的规划。”[26]汉字“整形”方案虽然“失败”了,但可以肯定,汉字简化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汉字简化方案》包括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分为三个表:第一表收230个简化字,大部分已先在报刊上试用过,公布后即可正式使用;第二表收285个简化字,先试用两个月,经过修正后正式推行;第三表收54个简化偏旁,也要试用两个月后再推行。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反思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各种方案、历程以及理论,需要检讨的方面很多。不管是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初期,语言学界对于简化汉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汉字改革的暂且办法。1955年,毛泽东还说:“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27]但1960年代之后,简化字被当作了汉字的终极形态,汉字简化被误作为汉字改良的主导方向。如果说清末、民国的简化汉字是“汉字病”之“止痛”的话,那么1950年代汉字简化则是“汉字病”之“根治”了。

《汉字简化方案》主要采用两种简化方法,即个体简化和类推简化。个体简化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简化,即表一、表二中的515个字;类推简化就是利用简化偏旁来成批简化,如“車”简化为“车”,那么“軋較軒靳輔”类推简化成“轧较轩斩辅”。由此,实际得到简化的字达2000多个。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53个,差不多相同的有9个。

陆费逵最早提倡简化汉字,但他同时又明确说简化汉字不是汉字改良的“正法”。同样,钱玄同“五四”之后一直提倡简化汉字,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包括简化原则、简化方向和具体措施等,但他认为解决汉字问题的根本方式是“汉字革命”,即“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28],“把汉字改为拼音的中国新文字,将来总有这一天”。[29]由于汉字革命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筹备”期还不能完全脱离汉字,而简化字则是“补偏救弊的办法”:“有的主张将国语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张将现行汉字减省笔画的。……我也是持这种主张的一分子。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30]可见在民国时期,简体字并不是汉字改革的根本目标,更关注的还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国音统一等问题。

并非专家凭空捏造

南朝鲜:1983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29个,差不多相同的有4个。

1950年代,汉字简化字运动兴起,发展成为国家行为,最终产生《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并通过行政方式大力推行,从而实现全国文字印刷简体字化,似乎简化字方向成为汉字改革的主流,但其实不然。1951年,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31]所以,1950年代初期文字改革在思路上基本都是强调拼音的根本性,而文字简化不过是暂时方案,是为最终汉字拼音化做准备。吴玉章说:“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32]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也明确说:“汉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简化汉字并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33]由此可见,简化汉字在近百年汉字改革中不过是附属品,被当作是准备性的、过渡性的。然而,汉字一旦简化并全民运用、普及,就很难有其他可能性了。

一些年轻人有这样一个疑问:《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是不是专家凭空造出来的?当然不是!

近百年汉字简化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末和民国是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另一个阶段。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前一个阶段总体上是学术推动,后一阶段总体上属于组织推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字简化,主要是学者探讨,提出方案,讨论基本限于学术领域,虽然也得到政府支持,如1935年钱玄同等人设计的“第一批简化字”就得到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支持,从而以教育部名义发布命令,但民国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非常软弱,推行不到半年就在一批学者、政客的反对声中宣布收回、废止。之后,《第一批简化字表》以及它的前身钱玄同主持编选的《简体字谱》中的大部分字都被1956年新中国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所吸收,《汉字简化方案》和《第一批简化字表》在思路、观念和具体的方法上、具体内容上都一脉相承。由此可以看出,学术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学术背后的力量才是决定其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

现行的简化字,绝大部分是在古代通行已久的简体字(异体字、俗体字)基础上作进一步整理和改进,并参考了草书和行书的写法。这也就是说,简化字实际上是对古代汉字的传承和整理。它依旧是汉字,但变得更加容易书写和辨认。

而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运动是根据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或者批示,确定文字改革的方向,再确定各种组织机构,各种宣传,最后层级推进,从而以一种严格的行政方式推行。从相关的文献看,文字改革方案是国务院组织专家,经过反复讨论,八易其稿,才最后制定出来的;这中间又反复征求专家、学者以及普通群众的意见。这种大规模的行为,是任何一个学术团体都无法完成的。简化字方案出台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决议,国务院公布决议,教育部发布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通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分别发表“社论”,这与清末与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正是因为强大的行政推动力,所以1950年代汉字简化运动推行得非常成功,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大陆就废除了繁体字,实现了全国教育、印刷、手书的简体字化。

具体来看,典型的简化方式有以下四种:

当然,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字改革,吴玉章等人最初设想和试图推行的还是在民国时期就思考比较成熟、并且得到一定程度推行的汉字拉丁化,如拼音文字。但结果是,拼音文字后来被放弃了,仅只留下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而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拼音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汉语拼音本身不是文字,它不过是一种对汉字进行注音的工具,它不否定汉字,也不能替代汉字,本质上是汉字的辅助性工具,解决了汉字不能表音的问题,当然在其他方面比如通讯、编序、检索等方面作用也非常大。而汉语拼音新文字则是反汉字的,主张废除汉字,使汉语脱离汉字而走上拼音字母化。例如,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有这样的话:“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丽的拼音、中国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办法。”[34]由此可见汉语拼音和汉语拼音文字之间的本质差别。事实上,1950年代中国文字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制定并推行简化汉字,选定并推广普通话,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对汉语的进步其作用是巨大的,普通话是统一国音,汉语拼音则是为汉字标注国音,两者于汉字来说都具有外在性,而只有简化汉字对汉字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真正改变了汉字。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意义和作用争议很小,简化汉字却争议很多,因为它给汉语和汉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一是直接采用古字。有些汉字最初较简单后来变得繁复,简化字就采用这些字的古文字字形,如“網”作“网”、“雲”作“云”、“從”作“从”、“衆”作“众”、“氣”作“气”。

由于汉语在读音上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异,以致同样是说汉语但地域不同的人却无法交流,但因为有汉字,才维系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假如语音不同,文字也不同,那中国在文化上早就四分五裂了。民国时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曾经设计出包括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厦门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四种方案,假如当时推行了,那今天的中国就不仅是语音不统一,而且文字也不统一,北京人到广州还得带翻译。从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人对于汉字汉语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在清末,语言学领域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中国科学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差,都是汉字太繁难造成的,是汉字不能表音从而汉语文言不一致造成的;并且认为西文学起来容易,几乎不花什么时间就可以掌握,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1950年代,中国继续探索汉语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新文字,认为中国语言应该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计算机兴起,汉字在输入中遇到难题,汉字再次被怀疑。简化字就是在这些语言观、汉字汉语观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是同音(近音)假借。即用一个较简单的同音字,替代另一个繁复的字,如“醜”作“丑”、“鬥”作“斗”、“聼”作“听”、“後”作“后”、“幾”作“几”。

的确,简化字不是清末才产生的,1950年代制定的简化字大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专家学者凭空造出来的字并不是很多。但问题是,简化字虽古已有之,却没有取代“正字”,更没有广泛地通行。强行废除正字,通行俗字、手头字、草书楷化字、破体字以及生造的字等,实际上是违背了汉字自然流变的规律。草书是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一门特殊的学问,草书本质上是汉字快速书写的结果,快写的过程中自然有很多笔画省略,在这一意义上,草书可以称为简体字,汉字简化借鉴草书的简化方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草书异常复杂,千变万化,有时一个字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写法,有的写法不仅与正字相距甚远,互相之间也相距甚远,没有相似性和关联性,如“白”、“自”、“有”、“不”等。相反,有些完全不同的字在草书中基本上可以写成一个字,如“成”和“来”、“不”和“石”、“存”和“孝”、“深”和“珍”等;很多完全不同的偏旁部首和点画在草书中可以写成一样,如单人旁和双人旁在草书中都可以写成一竖,“二”、“止”、“工”、“土”、“豆”、“”、“匕”、“”、“虫”、“”、“八”、“人”都可以写成二横即“二字符”。[35]正因为如此,草书的很多字不仅一般人不识,就连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的人辨识起来也不是很轻松,需要借助释文以及草书工具书。所以,简化字的草书楷化方式虽然有历史的、书写的根据,但这个根据其实是不足为据的。

三是保留字的一部分。例如,“習”作“习”,“兢”作“竞”,“務”作“务”,“廣”作“广”,等等。这些字其实常见于明清的文书中,应该是当时的“简体字”。

同样,俗字、手头字包括破体字作为简化字也是有问题的。所谓“俗”字,是相对于“通”字和“正”字而言,唐代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对其作过区分,张涌泉教授的解释是:“俗字是一种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它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于平民百姓使用。颜元孙的所谓‘通者’,其实也是俗字,只不过它使用的范围更大一些,流延的时间更长一些。换句话说,‘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36]俗字可以变成“通字”,通过流行可以变成正字,但这个过程在自然流变中非常缓慢。汉字在唐代之后已变得相对稳定,俗字很多,但要想取得正字的合法性并不容易,因为正字更有优越性,更广泛地被认同和接受。

四是直接使用古代的异体字或俗体字。例如,“亂”作“乱”,“體”作“体”,“棄”作“弃”,“淚”作“泪”,等等。

根本原因还在于,俗字也好,手头字也好,其构成很多都不符合汉字的基本规则,即不合六书原则,很多字可以说是很任意的符号,也可以说是“黑字”,有时只有书写者和特定的接受对象明白,甚至有时就是只写给自己看的。与陆费逵提倡俗字一样,1930年代,胡愈之、蔡元培、郭沫若、陈望道等二百余人、十五家杂志社发起手头字运动,并挑选了三百个手头字作为简体字进行推广,其中中约有一半的字被后来的第一批简化字所采用,如“与”、“过”、“呕”、“对”、“尽”、“怜”、“卖”、“战”等,还有一部分被已经废止的第二批简化字所采用。《推行手头字缘起》这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勾普及到大众。”[37]这实际上是让正字迁就或让位于手头字,也可以说是文字下移。但手头字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第二批简化字被废止就说明了其问题。原因在于,手头字很随意,很多是破体字、别字、错字、生造字,不符合汉字规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丰子恺曾描述民间手头字的书写状况:“我家自洪杨以来,以开染坊为业,我十来岁时,每逢年假,店里忙的时候,被母亲派到店里去帮忙……因此学得了染坊账簿上所惯用的种种简笔字,例如‘三蓝’,他们写作‘三艹’,不过艹字最后一笔下面打一个弯曲。‘二厘’,他们只在‘二’字的下一画上拖一撇,其余不胜枚举。”后来,作者在上学时也写手头字,如把“青出于蓝”写作“青出于艹”,老师骂他说:“你倒不写青出于卅?”[38]染坊里约定把“蓝”写作“艹”,“厘”写作一撇,几个人认同是没有关系的,但推广作为全民规范字却是有问题的,不能说群众使用了就是正确的。所以,俗字和手头字在生活中都限于手书,都只适用于通俗文书,主要是记账、书信、药方,便条等,通行的范围非常有限,具有约定性,如果强行“转正”作为印刷字、正字,其实是有违其本性的。

简化的另一个原则是参照古代书法中草书和行书的写法并将其楷化,即将草书写成端庄的楷书,如“書”作“书”、“專”作“专”、“農”作“农”、“為”作“为”、“馬”作“马”、“魚”作“鱼”、“車”作“车”、“龜”作“龟”、“龍”作“龙”。草书楷化的另一种形式是将字的一部分草书楷化,如“傳”作“传”、“偽”作“伪”、“濃”作“浓”、“斬”作“斩”。

钱玄同曾归纳出八种简化字方法:“将多笔画的字就字的全体删减,粗具匡廓,略得形似”、“采用固有的草书”、“将多笔画的字仅写它的一部分”、“将全字中多笔画的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采用古体”、“将音符改用少笔画的字”、“别造一个简体字”、“假借它字”[39],但这每一种方法都是有问题的,都会造成混乱。例如,现代简体字中“台”、“台”、“台”、“台”四个字合并成了一个字,还有“台”作为“构件”的字,“构件”有时可以类推简化为“台”,有时又不能类推。本来,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极分明的,但简化成一个字之后,意义也合并了,究竟是什么意思,还得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又如,“蒙”、“蒙”、“蒙”、“蒙”四字不分,又保留“懵”作为异体字;“复”、“覆”、“复”、“复”四字不分,“覆”有时简化,有时又不简化;“干”、“干”、“干”三字不分,“干”有时简化,有时又不简化,“乾坤”不能简化为“干坤”,还有“后”和“后”简化之后不再作区分,以致书法家有“影后”之笑话。汉字是“字思维”文字,汉字简化之后,“字思维”被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被弄得不伦不类,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了一些,但意义区分却更复杂了,很多规律被破坏了,意义识别只能靠死记硬背,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它希望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张书岩等人总结简化字有五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部分同音代替不适当”,“对于偏旁的简化和类推规定得不够明确合理”,“计划性、系统性不够,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少数简化字所用的偏旁或笔画不适当”,“某些简化形体代替的偏旁过多”。[40]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并且难以改正。汉字简化的“利”远小于其“弊”。

在简化过程中,如果另造新的汉字,则优先考虑形声字。这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另造一个新的形声字,如“驚”作“惊”、“憂”作“忧”、“護”作“护”;另一种是改换声旁,即保留形声字原有的形旁,将较繁复的声旁字改成一个较简单的字,如“億”作“亿”、“遼”作“辽”、“遷”作“迁”、“陽”作“阳”、“淚”作“泪”。

1960年代简化字推广之后,国家严格控制出版繁体字书籍,繁体字从中国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消失了。但这种局面维持了不到三十年,1990年代以来,繁体字的着作越来越多,最初是古人的作品和着录用繁体字出版,后来研究古人的现代人学术着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再后来一些与“古”有关的边缘性着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近人的着作也算古籍,似乎“作古”就算“古”代。例如,《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41]、《启功丛稿·艺论卷》[42]都是繁体字印刷的,极少数翻译着作如《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也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出版社的解释是:“由于本书所研究的19世纪汉语语料都是用繁体字印刷的,汉译本全书也使用了繁体字。”[43]尽管解释很勉强,但可见繁体字的出版规定不断地被突破。繁体字在学术领域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有品位的象征,尤其是一些与中国古代有关的学术领域,学者们已经开始恢复繁体字写作,除了时尚因素外,更多是为了准确。例如,在古人那里,“台风”就是“台风”,现在把它写成“台风”是错误的。

除去上述三大原则,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简化方式叫“符号代用”,即用一个较简单的字作为符号替代一个汉字中较繁复的部分。例如,“鄧”作“邓”,“難”作“难”,“區”作“区”,“羅”作“罗”,等等。这种改造方式的实际书写效果很好,但也常常遭人诟病。其中的问题在于,它脱离了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字形与字义脱离,符号性更强。

只要中国古代典籍不消灭,繁体字就不可能废除。繁体字与简体字在使用上是不对等的,1950年代出版的简体字书籍可以转换用繁体字来印刷,但古籍不能用简体字印刷,简体字印刷古籍会造成很多错误、很多莫名其妙和不能理解。中国目前事实上是繁体字、简体字并行使用。一个国家是这样,国家中的许多个人也是这样。认识繁体字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素质之一,而且繁体字有越来越通行的趋势,所以中国人越来越需要学习两种字体。这有点反讽,本来当初探讨并推行简体字是为了减省汉字学习的负担,但现在不仅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增加了负担,不仅要学简体字,还要学繁体字;过去,繁体字虽然书写麻烦、费时,学习上难了一点,但那时只学习一种,现在则要学习两种字体,而且简体字学起来并不比繁体字容易,因为简体字中很多字都与字义没有关系,是硬性规定的,只能死记硬背。1950—1980年代,手书还非常普遍,应用也非常广泛,简体字在书写上的确可以节约一点时间,但这点时间相对于整体汉字汉语运作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现代社会特别是计算机普及之后,就连这点微不足道也没有了。现代人大多都用计算机书写,不管是拼音输入法还是五笔输入法以及其他输入法,简体字和繁体字敲打键盘的次数在技术上是一样的。简体字对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素质的作用是有的,但也要看到,香港、台湾使用繁体字,普及教育并没有因此而落后,并没有因此而文盲增多。相反,简体字倒是大大加深了中国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隔膜,因为普通国民很多人都不认识繁体字,因而不能读繁体字印刷的古籍。

不背割裂传统的锅

在中国内地,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来保护简体字,推行简体字,限制繁体字的通行,但它对于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华人聚集较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不具有约束力,无法改变这些地区和国家使用繁体字的现实。随着世界交流越来越广泛,特别是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中国内地用简体字,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汉语用繁体字,这是不利于文化交流的,简体字事实上越来越成为中国内地书籍向海外传播的一大障碍。同时,内地汉语用简体字,海外汉语用繁体字,会造成汉语的分裂,对汉字和汉语都是巨大的伤害。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简体字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负担、一个包袱,即使现在废止简化字,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消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既有民族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有语言共同体,并且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在语言共同体中,汉语是重要而有影响的共同体,但简化字是不利于汉语共同体建构的。因为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但如果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体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都在呼吁给小学生减负。在我看来,简化字就是最大的减负。

反省1950年代的简化字运动,简化方案从酝酿到出台用了六年时间,期间也曾反复修改和征求意见,但对于涉及千秋万代的文化大事业来说,整个方案仍缺乏充分的学术上的论证,很多问题没有考虑到。相反,1980年代对于汉字简化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是正确的。例如,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王码输入法被阻止进入小学语文课本,汉字整形没有获得通过等,否则,汉字将更加混乱,中国人学习汉字的负担将更重。语言越是成熟,就越是复杂,只有复杂的语言才能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汉语作为表意文字,需要一定数量的汉字作为支撑,并且汉字是需要一定笔画的,一定数量笔画的字特别是形声字反而容易识别和记忆;相反,最容易搞混淆的恰恰是一些笔画简单的字,如“已经”的“已”、“自己”的“己”、地支的“巳”,还有“日”“曰”等。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的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包括字形字义识别和记忆的最大负担。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更能够被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华侨所接受。

有一年,我去宝岛台湾旅游。一天住在日月潭,晚上闲逛走进一间茶庄。茶庄老板读一年级的小女儿正在抄生字。抄的是哪个字呢?仔细一看,是“擊”字,即“击”的繁体字。我当时就暗暗为自己也读一年级的孩子庆幸:幸好他写的是简化字。

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考虑统一使用繁体字的时候了。

就拿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一级字表”为例,该字表共收3500字,“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也就是说,会写会认这3500字,读书看报写文章基本没有问题,这也是整个小学阶段要求学生的识字总量。

我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如下:这3500个汉字,简化字的总笔画数为33959画,平均每个字9.7画;繁体字的总笔画数为40976画,平均每个字11.7画。两者总笔画数相差7017画。3500个汉字中,简化字有80%少于13画,繁体字只有60%少于13画;简化字超过20画的只有13个字,繁体字超过20画的有116个字。

这里,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提及的网络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简化字最大的“罪过”是割裂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但是,这个锅,简化字不背!

简化字不是一种新的记录汉语的文字,而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汉字从“原始文字—甲骨文—金文—六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一路走来,字形一直在发生变化。这里,我们可以“鸟”字为例: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楷书,它的字形变化非常大;而从鳥到鸟,简化字相对于繁体字的变化反倒是最小的。

所谓一叶知秋,无论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它们都是汉字。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字形发生了变化,但5000年的中华文明从没有被割断过。由此,字形变化最小的简化字又怎么会“割裂”和“破坏”传统文化呢?本质上,繁体字和简化字都是汉字,并无优劣之分。它们都在不同的时期为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完全可以和平相处,“相看两不厌”。

最后,还想简单说一下关于学习繁体字的话题。其实,学习繁体字也不难。只要会认3000多个现行通用规范汉字,学会认识繁体字最多一周时间就可以了。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繁体字难认难学,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繁体字。在大力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建议教育部门可以考虑适当加入学习繁体字的课程,以作为课外阅读或拓展内容。

(作者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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