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鲁迅谈“黄金世界”

鲁迅善于由此即彼,因小见大,从具体上升到一般,抓住有意味的话题深入地思考下去,讲出自己的新意来。1929年5月他回北京省亲期间,曾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发表题为《现今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三闲集》),开头说:“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然后忽然一转道:“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这里既有讲演的技巧,而更可见他极其活跃的思维能力,颇具思想家的丰采。

  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写道:“哥哥以前常这么说:‘我要在三十岁之前死掉,人一过三十岁就只能变得丑恶。’这话他几乎像口头禅似的不离嘴。哥哥对俄罗斯文学心悦诚服,特别把阿尔志跋绥夫的《绝境》推崇为世界最高水
平的文学,总是放在手头。哥哥预告自己自杀的话,我认为那是他被《绝境》中主人公纳乌莫夫所说的奇怪的死的福音所迷惑而说出的,不过是文学青年夸大的感慨而已。”然而不幸的是,哥哥“果然按他自己常常说的,在三十岁之前的二十七岁时自杀身死”。据《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记载,《绝境》1912年“出版时正逢俄罗斯社会自杀情绪蔓延时期,人们不止一次地指责阿尔志跋绥夫挑起了这种情绪(普遍认为,这种指责是不无道理的)”。二十年后,遥远的日本竟又有一位读者因此而死。其实,阿尔志跋绥夫自己也曾自杀未遂:“活到十六岁时,我对生活感到绝望,尝试过朝自己开枪,但疼痛三个月后,我站了起来,而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射杀自己了。”他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即取材于此。

鲁迅作品中涉及过的许多话题,例如关于“路”、关于“复仇”、关于“韧性”、关于“好事之徒”等等,都给读者留下历久难忘的印象。

  自杀本是俄罗斯小说中常见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群魔》中的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少年》中的兰别尔特,《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安娜,均自杀身亡。基里洛夫说:“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上帝并不存在,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必须通过自杀实现自己意志的最高点,以证明自己是神。阿尔志跋绥夫《绝境》中的纳乌莫夫“奇怪的死的福音”,与此相去不远。不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笔下,自杀只是小说的情节之一,在《绝境》中则几乎构成了全部情节。纳乌莫夫曾被指责为“似乎在组织一个自杀俱乐部”,在他身边,前后有七个人物走上绝路。从这一点上讲,《绝境》堪称有关自杀的登峰造极之作。俄罗斯小说中的自杀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情势所迫,如安娜;一是思想所致,如基里洛夫。《绝境》所写显然属于后一类,自杀是一种关于人生和世界的哲学。这种俄罗斯式的自杀,不能局限于世俗层面去理解。借用《卡拉玛佐夫兄弟》里伊凡的话说就是:“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

还有一个关于“黄金世界”的话题他曾说过多次。先前在鲁迅所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第九章)中有过一个“黄金时代”的提法,小说的主人公绥惠略夫冲着理想主义者亚拉藉夫责问道:“你们将那黄金时代,预约给他们的后人,但你们却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鲁迅由此想到很远,理想固然是好的,但总得给人们带来一些实际的利益,完全不管当下只谈美好的未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群众需要获得感。

  《纽约时报书评》有篇文章,讲到英美读者“也许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俄国小说里尽是些早该送进疯人院、或才从疯人院逃出来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恰恰可以助长这个没有大碍的想法,更加证实了俄国无异于一所规模庞大的精神病院,院里的看护和病人患有相同的疾病。”(《从灵魂涌出的洪流》)这番话完全可以移过来形容《绝境》。——关键在于,这些疯子非但行径怪异,还对诸如生、死、上帝、世界之类的问题深入思考、反复讨论;此类想法和说法,更成为俄罗斯小说的主体。这是俄罗斯小说令人望而生畏之处,也是它们最具魅力之处。在苦苦思考与认真讨论的疯子看来,欧美小说里的那些正常人未免太简单,太浅薄了。

鲁迅在自己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里,安排给主人公N先生这样一条发问:“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世界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里他将“黄金时代”改成了“黄金世界”,而含义不变。到1923年12月,鲁迅在女师大发表讲演,一个重要的意思仍然是关于未来之梦的,鲁迅说:

  提起阿尔志跋绥夫,往往就要讲到鲁迅。在中国,好像没有谁比他更热衷于译介和谈论这位作家,并且深受其影响。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让主人公N说:“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句以后被他一再引用的话,出自所译《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之口。《绝境》中的“小大学生”奇日,也曾有过类似念头:“所有这些被津津乐道的幸福,这个黄金时代的一切,连同人类的全部未来,是否还能抵得上一个渺小、饥饿、屈辱的大学生所承担的所有不为人知的苦难呢?……为了你们这些未来的人,还需要多少同样渺小而默默无闻的幻想家,还需要多少鲜血与痛苦!……为了你们……未来幸福的猪猡……代价是不是太高昂,牺牲是不是太巨大了呢?……”对此作者写道:“这个疯狂的想法是如此突兀,陌生得连他自己都被吓坏了。就像粗暴地侮辱了最珍贵的东西,就像玷污了圣物。”当年人们读到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大概正是此等印象。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说:“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说来《绝境》同样如此。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这个“黄金时代”之前的年月,这个“思想黯淡的时节”,也就是通常所谓“世纪末”;阿尔志跋绥夫正是一位典型的世纪末作家。《绝境》所一而再、再而三描写的自杀,应该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记得在一个座谈会上,有论家批评鲁迅翻译选材不精,即举阿尔志跋绥夫为例,说他只是个过时的无政府主义作家罢了。这样说假如不是了解不够的话,就与对“世纪末”或“黄金时代”如何认识有关。当鲁迅深受阿尔志跋绥夫的影响,认为自己也生活在这位作家的时代,曾说:“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娜拉走后怎样》)这与奇日关于“黄金时代”的想法如出一辙。鲁迅晚年自己也做起“将来的梦”了,就把“萨宁之徒”说成“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从“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祝中俄文字之交》),而以《萨宁》为“淫荡文学”(《〈艺术论〉译本序》)。然而不幸的是,“黄金时代”遥不可及,“世纪末”如此漫长,阿尔志跋绥夫尚未过时。较之同时代的高尔基、索洛古勃、蒲宁、库普林和安德列耶夫等,他与我们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

  虽说基里洛夫与纳乌莫夫之间不无呼应关系,二人却有根本区别:基里洛夫是关于自己的自杀思想的实行者;纳乌莫夫则仅仅是在鼓吹自杀而已,结果别人死了,而他活了下来。这与安娜与基里洛夫之间的区别,同样重要。从安娜到基里洛夫再到纳乌莫夫,可以说离“古典”越来越远,离“现代”越来越近。创造他们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志跋绥夫,正分别代表了俄罗斯文学或俄罗斯思想的不同时期。当纳乌莫夫被问到自己为何不自杀时,回答:“我活着是因为我的思想比我本人更加强大!”并且说:“人有权利把思想推演到荒谬的程度,推演到残酷的程度、暴虐的程度,随便怎么样都可以!……有能力便去做,对您来说,这是唯一的法则!”这番话,也像是在形容阿尔志跋绥夫此前所写另一部小说《萨宁》里的萨宁。萨宁与纳乌莫夫都是毫无担当的人。不过萨宁更其恣意妄为,纳乌莫夫则只是个思想或言论上的萨宁。萨宁与犹太青年索洛韦伊奇克的一番交谈,可以视为整部《绝境》的雏形。当索洛韦伊奇克问:“可是难道不能为未来生活吗?哪怕是为了以后人间会有黄金时代……”萨宁断然回答:“黄金时代永远也不会有。”这时的他,简直就是纳乌莫夫的前身。萨宁宣称:“痛苦是毫无意义的,反正任何人都不可能永生。只有那些在自己生活中已经看到快乐的人应该活下去。而痛苦的人死掉更好。”索洛韦伊奇克信念被摧毁了,自杀而死,就像《绝境》中的人物一样。对于萨宁和纳乌莫夫来说,既有的一切道德规范和思想模式均已丧失价值,无须继续遵从;他们称得上是“世纪末”或“黄金时代”出现之前所出现的“新人”。二十世纪迄今,此类“新人”在各个领域大行其道。

为了建造美好的未来世界而让自己受苦,少数革命或改革的精英可以自觉自愿地如此,但不能要求大众都来受苦。大众需要当下的实际利益。鲁迅完全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是真正的革命家思想家,而非空洞高蹈的理想主义者。

  《绝境》开篇就将书中一系列人物的自杀归咎于纳乌莫夫:“这个阴郁者的身影或许已经成了生活的负担,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诸多事件的演进中,他举足轻重。”然而又说:“而当你环视周围,便不能不发现,人类的任何意志都无济于事,既不能丝毫增加生活中已有的内容,对于向大地最深处生长的根基所萌生的东西也毫无助益,无论早晚,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必然会导致难以逃脱的结局。”其间矛盾之处,最可留意。小说中第一个自杀的是少尉克拉乌杰,对他来说,“没有痛苦,但也毫无意义:开始新生活毫无意义,衣着毫无意义,吃喝毫无意义,说话毫无意义,思考毫无意义……并非厌倦了一切,而仅仅是因为——毫无意义。”他明确宣布:“我活不下去了,但不是因为他(指纳乌莫夫)所讲的东西……”这提示我们,纳乌莫夫“奇怪的死的福音”,未必真的具有启示意义或终极意义。奇日一度是纳乌莫夫坚定的反对者,称得上是全书中对于未来的希望系于一身的人物,最终却也难免自寻绝路。所留遗言:“很好,我有信仰,我相信生活是美妙和壮丽的,但它并不属于我!……我的一切都完结了:我再也无法从此地逃脱,我既没有奋斗的力气,也没有抗争的欲望。……随便吧,让你们去活吧,但愿你们幸福,但愿自由美好的人类生活的前景为你们敞开!……但我沉沦了!”可能更接近于作者自己对于“世纪末”或“黄金时代”之前的把握。也就是说,那些自杀者更属于这个年代“向大地最深处生长的根基”。相比之下,无论萨宁还是纳乌莫夫,毕竟还在赋予人生和世界以某种意义,无论这意义是“享乐”,还是“死”。《绝境》里剩下的活人,除纳乌莫夫外,还有一位“极端的悲观主义者”老医生阿尔诺利基,“本质上比纳乌莫夫更糟”。当奇日问:“那您为什么不去自杀呢?”他回答:“我什么要自杀呢?我早就已经死了!”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们批评鲁迅没有理想而且否定理想,而他们自己是相信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的。鲁迅的想法不同,他指出:“不正是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是不能预卜的。”鲁迅决不幻想中国革命很快就会成功,他的眼前依旧黑暗,但尽管如此,仍然要顽强地与反动势力斗争下去。在口头上,鲁迅还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但我倒要问,真的只有将来的黄金世界的么?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旧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大可靠!”

  鲁迅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阿尔志跋绥夫并不是思想家,只是对于所处时代敏感到了病态程度,并把自己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而已。回过头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关于“人类存在的秘密”的话——这是有关俄罗斯思想最本质的概括,也是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可以把从《萨宁》到《绝境》所描写的一切,理解为是对于人类“为什么活着”的“坚定信念”的追索过程。在这一点上,阿尔志跋绥夫与其他俄罗斯作家并无二致,只是更趋极端罢了。显然,他无意或无法为此提供答案,他笔下的所有人物,谁都不是楷模。

冒极大的风险也要革命,这是鲁迅对自己的要求,但并不反对一般的革命者用理想来鼓舞自己,同时也指出革命者更需要面对实际,“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鲁迅特别关注当下,一再强调要做好现在的事情。他有一段话说得好:“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这话现在听上去,仍然让人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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