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正红旗下读后感范文精选

郭沫若写历史剧的时候,常感到史上人物的心理很难把握,因此,人物的对话便不好下笔。他在《历史·史剧·现实》一文中说:“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的确,中国的史书,能够反映古人心理的文字很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之类能洞见人物心理的文字,司马迁以后越来越少了。虽然在诸如《世说新语》一类杂史笔记中也留下了一些记录人物心理的文字,但总体来说,古籍文献中的人物心理史料是稀缺的。古人的心理,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人物的心理,即郭老所说的古人心理;另一种是古人的群体性心理,即社会心理。不论是哪一种古人心理,若想从古籍文献中觅得,都是不容易的,诚可谓“文献不足征”也。

图片 1《正红旗下》读后感《正红旗下》通过大姑子支使媳妇表现姑母性情乖虐和母亲的坚韧,通过婆媳关系表现大姐婆婆的凶蛮豪横和大姐的贤淑隐忍。就是一般生活的描写也闪烁着性格的光辉。通过祭灶表现了姑母的狭隘自私鬼祟,大姐婆婆的野蛮豪横,大姐公父子的庸俗无聊;一个“洗三”更是牵出并刻划了不少人物!大姐勤劳聪慧,大姐婆婆刁钻歹毒,福海有能干,王掌柜热情随和以及母亲的要强,父亲要的脸面,白姥姥的愚昧虔诚,众贺客的客套讲究俗气……。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和生命的价值!作品通过这些无事的悲剧和无聊的生命深刻地提示了庸俗败露的北京文化是怎样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把民族引向灾难深渊作者站在时代历史的制高点上,对表现对象作全面观照,把性格和文化批判同社会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在表现国民劣根性和庸俗文化的同时,揭示造成这种性格文化的社会历史根源。所以,《正红族下》表现了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弱化。作品以全部的描写表明:二百年积下的历史陈垢剥蚀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使一个充满生机的民族走向衰老腐化,在世界潮流面前,不仅失去了竞争能力,而且也失去了自守、甚至生存能力。佐领父子就是最好的就明。寓庄于谐,用轻松活泼的笔调表现严肃的社会问题,是幽默的标志,这不仅可以说明老舍的创作。这里有满清统治的腐朽腐-败,有帝国主义的虎视耽耽,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严重激化关头八旗子弟们固守旧的生活方式在刺激里寻找乐趣,广大人民在艰难竭蹶中痛苦呻吟……这部小说的语言艺术也很值得称道,老舍把理性的反思融入形象的描绘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含蓄的讽刺笔调,特别适合小说所要表现的民族风习与反思国民性的需要。学者认定它的悲惨,可是我却读得欢快,从一个出生孩子的视野写满人的落寞、家族的兴衰。除了贫穷和死要面子,我倒读不出其他什么了,可笑,人们都这么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我想老舍先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可能知道在现在的今天人们也是如此的生活,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老祖宗说的多好阿多形象。。。那时的国民是可笑麻痹的正红旗下读后感  “在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甲午海战等风波后,高鼻子的洋人越来越狂妄,竟看不起清人……”,在老舍的《正红旗下》里将晚清的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  《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描述了清代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的生活场景,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五类人:一类是寄生于八旗制度之下的大姐公公一家和大舅、姑母等人,过着“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生活,把全部生命都“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注死水里。”一类是能够审时度势,想从八旗制度中挣脱出来,为自己重新设计一条生路,如福海二哥等人;另一类是晚清时期进入中国的洋人,他们或着仗着本国使馆的力量胡作非为,或者在殖民地为非作歹;还有一类是当时依靠洋人的“大毛子”、“二毛子”,他们反过来欺凌中国老百姓,如多大爷等人;最后一类是受不了教会、洋人的欺凌,自发组织起来反抗的人,如十成等义和团成员。此外,书中还对清末满族社会风俗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文坛出现了极“左”势头,迫使老舍先生搁笔,只写到了定大爷请牛牧师吃饭一节。然而我们仍能从现存的十一章里窥探到清末北京城内飞万千景致。如大姐公公一家,他们能赊就赊,发下银两再还钱。可是还钱之后又所剩无几,只好再赊。福海二哥等人则是“工商兵”一体,并为民族的前途担忧。牛牧师呢,虽然没做什么坏事,但任其信徒们胡作非为。多大爷等人呢,仗着洋人的势力横行霸道,吃饭不付钱,赊账并不还,让人敢怒不敢言。而十成等义和团成员受不了洋人、大毛子、二毛子的欺凌,进行了反抗。在老北京,不但老百姓赊欠东西,连官僚都靠赊欠生活,可见当时社会的黑暗、朝廷的腐败、不同人的不同性格。  老舍的小说显示了他艺术视野的开阔,塑造人物形象的多样和鲜活。小说中人物的身份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老舍对人物注重揭示个性。不过老舍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但老舍的散文、作品少不了对生命的感悟。  “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看,看便引起了心灵的感应,这个感应便是心灵的呼唤。”这段《论创作》中老舍留下的文字,也许就是他作品的精髓所在。高一读后感:老舍《正红旗下》读后感600字一本没写完的书,是老舍的不幸,也是老舍的幸。老北京的风情、旗人的风俗、面子文化的精髓被老舍的一支妙笔写的如此自然、熨帖、俏皮,却又是一首浸到骨子里的挽歌。放眼现当代中国文学,再没有谁能把热闹中的哀伤,嬉笑中的悲凉写的如此毫不做作。钱钟书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之一较,但是钱钟书的学术素养让他的文字太过机智、诙谐,多了些卖弄、表演的嫌疑。可是即便是钱钟书,建国后恶劣的文学环境也让他无法再写出心中的佳作。在以往的大家们纷纷辍笔、转行,或作应景文章时,老舍能写出《正红旗下》实在不能不算是一个神迹。老舍投了湖,《正红旗下》未能完成,确实是一大不幸。但是,好在此书没写完,堪堪留在了那个大厦将倾未倾,旧梦将醒未醒,人人都惶惶无所终的时刻。老舍真的是要求进步,一定要努力按照典范标准写些个觉醒人物、帝国主义、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结果就是十成、牛牧师这些人单薄得如同纸片、抽象得如同公式,拿什么跟机灵可爱又周到的福海二哥比、跟尖酸刻薄又自负的姑母比?此书如果继续写下去,一定就是觉醒、革命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我不想看福海变成一个革命者,因为福海再懂得变通也是旗人、再苦也不会造皇帝老子的反。老舍没能写下去,没能向着规定好的创作条框更进一步,其实成全了他心中的老北京,成全了我们这些读者。这是《正红旗下》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93正红旗下读后感《正红旗下》是人民文学家老舍先生的遗作。既是老舍的家族史,也是清末旗人的风俗风情史。在写民闻民俗民风的诗意描绘间,老舍先生几度埋下伏笔,批判庸俗败露的北京文化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把民族引向灾难深渊。《正红旗下》中有一段话就写出了这个问题:“两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旗人既忘了自遣,也忘了自励。”历史陈垢剥蚀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使一个充满生机的民族走向衰老腐化。老舍先生依据这一个主题,用他的笔呈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温和老实的父亲、勤俭朴实的母亲、尖刻自大的姑母、吃喝玩乐的大姐夫、蛮横无理的大姐婆婆、无过是福的大姐公公、聪明能干的福海二哥、奸滑钻营的多老大、性格直率的多老二、正直善良的老王掌柜,倔强耿直的王十成、养尊处优的定大爷、逍遥自在的博胜之、能说会道的索老四、身残“志坚”的查二爷、妄自尊大的牛牧师……一朝子民,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都生活得有滋有味无忧无虑。可当作为他们生存支柱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满清统治的腐朽腐败,帝国主义的虎视耽耽,民族阶级矛盾严重激化……手无寸铁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呻吟着。清政府的腐败、日寇的入侵、中华民国的统治、新中国的成立、颤动人心的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同志开展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逐渐改善提升,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概念,让我们中国有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发展飞速提升,真可谓“大国崛起”。在为现在的幸福生活感到开心时,我们也要懂得居安思危。《正红旗下》的旗人们沉醉在醉生梦死中,不知自拔,导致了民族的衰退。活在当下,更要懂得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让国家繁荣昌盛,千秋万载。

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缺憾。陈寅恪先生认为,小说可以证史。这可证之史,当然包括心理史。就是说,历史小说是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古人心理的一种史源的,换句话说,历史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史料。

当然,历史小说各种各样,在觅知古人心理方面,价值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影响这种价值之高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如果小说的作者距离所写的时代较近,隔膜就会少些,所写历史人物的心理也便会相对真实些。二,如果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心理是以相关的史料为基础的,那么这种描写便易于接近实况。三,如果作者对所写时代的世道人情有较深的了解,那么所写的古人心理,也会接近实况。比如,晚清小说家曾朴写的小说《孽海花》,是晚清人写晚清事,所写的人物故事和人物心理,许多是以真实的历史和相关史料为依据的,所以其所描写的人物心理便具有较多的真实性。又如《水浒传》《金瓶梅》一类小说,因作者对所写时代的世道人情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所以书中所呈现的社会心理,多是很接近历史真实的。

清末旗人心理史

老舍写的历史小说《正红旗下》,有大量关于清末旗人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甚至可以作为清末旗人的心理史来读。

这种历史真实性的形成,与老舍的历史意识及生平经历有很大关系。老舍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历史意识很强,特别是对本民族满族的历史,更有一种强烈的寻根、考察意识和加以描述的愿望,对晚清旗人的没落史更抱有一种自觉的反省态度。他写作《正红旗下》,就是他的浓厚的历史意识的体现。老舍生于清末,本人是旗人(正红旗),是清末民初旗人历史的亲历亲见亲闻者,他对清末社会有直接感受,对清末旗人的生活和心理有较多的体察。《正红旗下》虽是小说,却属家传性质,可谓家传性历史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多有历史原型,这些原型既是小说素材,更是历史原貌和珍贵史源。老舍根据这些历史原型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的《正红旗下》,必然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老舍又是极善于描摹人物心理的作家,这使他对清末旗人心理的描述相当真切。那些在《清史稿》中看不到,在《上谕八旗》《八旗通志》等八旗文献中也看不到的旗人心理状况,被老舍的“史笔”复原出来了。《正红旗下》可谓一部清末旗人的心理史。

清末旗人的心理状态,与清初旗人已有很大不同。清初,八旗军队威武彪悍,八旗子弟生活富足,那时旗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可用“刚健骄横、踌躇满志、怡然自得”这些词来形容。到了清末,大清已处于“残灯末庙”的境地,旗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便转为颓唐堕落。他们不再好好训练骑射,也无其他谋生之计,只靠着“铁杆庄稼”(钱粮)混日子,提笼架鸟、斗蛐蛐、泡茶馆、吸鸦片、游逛惹事,成了他们的生活常态。这时的旗人心理,已完全是病态的了。《正红旗下》所描述的旗人心理正是这种病态心理。

旗人的阿Q心理

清末旗人的病态心理,与鲁迅笔下的阿Q心理有颇强的相似性。阿Q自认“门第高”“先前阔”,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处于败落状态,生计日窘的清末旗人,也有很强的这种心理。旗人的想法是,“我们祖宗当年入关,比你们厉害多啦!”《正红旗下》写了个满翰林,就有浓厚的“门第高”“先前阔”的心理,这个“满翰林是个矮胖子,他的祖先曾征服了全中国,而他自己又吸收了那么多的汉文化,以至当上翰林,所以不像汉翰林那么拘束。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他的才华足以应付一切人,一切事”。

《正红旗下》主人公的大姐婆婆,也是个满脑子“门第高”“先前阔”的旗人。债主来讨债,她总是慷慨激昂地交待自己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有铁杆庄稼,误不了还债,她“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年前清兵入关时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

吹嘘“先前阔”,本是一种破落户心理。郑板桥在一封家书里说:“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郑板桥集》)只有破落了,才需要吹嘘以往和祖宗。清末旗人正是如此。

阿Q自认“门第高”,旗人也认为自己“比别的民族都高着一等”。所以,旗人的优越感很强。《正红旗下》里有个人物叫多老大,此人每逢想起“敬”烟之类的规矩,便油然从心底涌起一股优越感:“是呀,这一条,和类似的多少条规矩,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算旗人们的创造。在他信教以后,他甚至想过:上帝创造了北京人,北京的旗人创造了一切规矩。”看看,他的优越感有多强,旗人的本事有多大。云亭大舅也是个旗人高明论者,“遇到大事,像满汉应否通婚,大清国的人应否信洋教,他就觉得旗人应该比汉人高明,心中有个准数儿,不会先犯错误”。他觉得,旗人当然要比汉人聪明,是一定要管国家大事的。

虚荣护短、夸饰逞强,这是阿Q心理,也是清末旗人的心理。阿Q明明长着癞疮疤,却极尽掩饰,讳言一切近于“癞”字的音,连“光”“亮”也不许别人说。清末旗人明明经济拮据,却偏要“耗财买脸,傲里夺尊”,以求“誉满九城”。《正红旗下》写旗人家庭遇上婚丧大典,连胯骨上的亲友也一定邀来贺喜吊丧,否则就觉得脸上无光,死了也欠光荣,结果,红白喜事虽然办妥了,自己却几近倾家荡产。

欠债,本不是光彩的事,但有些旗人却以欠债多来显示自己有身份、够派头。《正红旗下》里的定大爷就是这路旗人。定大爷手下的管事对王掌柜说:“你想想吧,若是一节只欠你一两银子,我怎么向大爷报账呢?大爷会说:怎么,凭我的身份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告诉你,老掌柜,至少开十两,才像个样子!”虚荣逞强,以至于此。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知啥时候被旗人学到了手,旗人常用此法“化解”经济窘境。清末,旗人债台高筑是常态,这使得往昔敬畏他们的汉人商铺老板开始对他们大不敬。《正红旗下》写道:“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那旗人咋办呢?“大姐说得好:反正钱粮下来就还,一点不丢人!”于是,“领到饷银,便去还债。还了债,所余无几,就再去赊”,赊得面子过不去了,就再用“一点不丢人”宽慰自己。他们想,别看我欠钱,老子是享受钱粮的天潢贵胄,总有钱还的!别看你们把眼睛鼓得像包子一样,实际上你们汉人比我们旗人低一辈儿呢!一想到这儿,他们的心理就平衡了。

清末旗人的麻木心理,也颇像阿Q。阿Q挨了揍便很快忘记,被判了死刑还为画圈不圆而遗憾,浑浑噩噩,荣辱颠倒,可谓麻木至极。从《正红旗下》可以看出,清末旗人的麻木心理也相当严重,老舍的点睛之笔是:“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他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讲究的一汪死水里。”自谴、自励都忘了,心灵已经麻木。他们不论有钱没钱,都要讲究生活乐子,天下事全然不管,他们生活在一汪死水里,却浑然不觉。

旗人对生活的讲究,特别表现在吃喝玩乐上。《正红旗下》里的多甫大姐自豪地说:“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怎么个讲究吃喝玩乐呢?老舍写道,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他们的头脑是糊涂的,灵魂是苍白的,但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面对变法的旗人心理

旗人的政治地位比民人(汉人等非旗人)高一等,经济上享受官家钱粮,所以他们先天不愿意变革。他们虽也不满现实,有时还满腹牢骚,但却反对朝廷变法。《正红旗下》对此有不少描写。

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大舅的理由很简单,最有说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许变!大姐公公说不出更好的道理来,只好补充了一句:要变就不行!事实上,这两位官儿都不大知道要变的是哪一些法,而只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大姐公公还愤愤地说:“出那样主意(指变法)的人,该剐!”总之,变法就像挖了他们的祖坟,谁变他们就反对谁。

旗人对于清王朝的态度,可以用“爱惜”二字概括。他们觉得自己是皇帝的“嫡系”,大清朝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和靠山,所以,谁想与清朝为难,他们绝不答应。他们的心理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旗人应当向着朝廷”。

《正红旗下》有个旗人福海,虽信仰一向被朝廷视为有邪气的白莲教,但“他没有造反、推翻皇朝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只是为坚守不动烟酒的约束,而入了‘理门’”。理门是倡导戒烟酒的组织,属于白莲教系统。福海看到旗人王十成参加了造反活动,便告诫自己:“不管怎样,一个旗兵不该支持造反的人。”在旗人中,不造反的福海比造反的王十成多多了。老舍对旗人的政治要求有个总结:在那年月,旗人希望永远做旗人,千秋万代。

鲁迅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且介亭杂文·隔膜》)满人、旗人是很珍视自己的“奴才”地位的,他们以当“奴才”为荣耀。变革,就要推翻他们的主子,改变他们的“奴才”地位,那还了得,绝不能答应!

老舍写《正红旗下》的立意,老舍夫人胡絜青曾这样解释:“老舍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从心儿里烂掉的’。”我觉得,旗人的病态心理,是清朝从“心儿里烂掉”的一个极重要指标。因为,心理是深层的东西,病态心理是社会病态的深层表现。老舍写旗人的病态心理,就是从深层揭示清朝是怎样从“心儿里烂掉”的。

老舍不仅在《正红旗下》里写了旗人的病态心理,在《四世同堂》《二马》等作品中,还写了其他的国人病态心理。比较起来,《正红旗下》写的稍远一点,揭示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心理,而且写得最生动、最深刻。

老舍揭示旗人的病态心理,与鲁迅揭示国民劣根性是相通的,因而他们的作品便有了某些相通之处,老舍笔下的旗人心理有点像阿Q心理,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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