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将进酒》并非一挥而就?

明清时期的文学批评热衷于讨论不同文体的迁变代兴,近人王国维、胡适等据此进一步发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唐诗遂与汉赋、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并驾齐驱。就其传播范围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切而言,唐诗更是骎骎凌驾于其他各体之上。然而历经千百年的承传,这些作品早已蜕变出繁杂纷歧的面貌,今人探求其流变递嬗,却仍然不得不依赖一部三百多年前仓促编定、因而错谬脱漏不胜枚举的
《全唐诗》,因此造成的误解和缺失自是不言而喻。有鉴于此,近现代以来众多中外学者都曾各展所长,做过大量补苴罅漏的工作。

  陈尚君先生治学,以文献、史实考证见长,泰半精力萃于唐诗。搜罗之广博,体例之完善,分析之细密,罕有伦比。近来他取自己相关文字略加简择,都为一编,题名《唐诗求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2018年7月)。捧读后,偶有一隅感发,写出就教高明。

修订纂辑过 《全唐诗补编》 《全唐文补编》和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又参与撰著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
《唐才子传校笺》的陈尚君先生一直肆力于唐五代文史研究,新近结集的
《唐诗求是》一书,汇集了他近年来精心结撰的多篇论文,还从此前出版的
《唐代文学丛考》 《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和
《贞石诠唐》中选取部分重要篇章,从而全面展示了他在唐诗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他特别强调要秉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老吏断案般的严酷考证清理明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他研讨的对象虽是唐诗,可目光所注并不拘囿于此,而是纵览唐宋元明清历代,贯通经史子集丛各部,同时又注重佛道二藏、敦煌遗书、域外汉籍和金石文物等特种文献,由此旁搜远绍,左右采获,从而拓展了唐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011年,陈先生发愿凭一己之力,编纂《唐五代诗全编》(以下简称《全编》),斠理至今,蒇事在望,尤为学界翘首以盼的大工程。其面目,从本书可以窥见一二。

爬梳存世唐诗的文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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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针对
《全唐诗》所做的局部性增订并不能彻底克服原书在体例上的种种缺陷,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唐代文史研究的需求,尚君先生近年来承担起重新纂辑
《唐五代诗全编》的重任。这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尽管尚未最终完成,但从
《唐诗求是》中已不难窥见其根本宗旨,其中最关键的当属
“分层次地揭载全部存世唐诗的文本变化”,即不是简单地汇聚善本以判别是非,更要呈现文本在创作、传抄、刊布等不同阶段的历时性衍变。将此落实在现存的五万三千余首唐诗之上,关涉到佚作辑考、真伪辨析、字句勘正、作品编次等一系列问题。显而易见,这给整理工作设定了极其严苛的标准,但其结果势必加深甚至改变我们对唐诗原貌的认知。

《唐诗求是》陈尚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以那首妇孺皆知的 《登幽州台歌》为例,尚君先生在
《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中指出,此诗最初很可能是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概括提炼陈氏
《蓟丘览古》和屈原
《远游》诗意的基础上形成的歌辞,直至明代中后期才有学者为其拟定诗题,并视为陈子昂的作品。

  进行中的《全编》,包含两大部分:校录文本以外,另列纪事,搜辑、考辨唐五代诗本事,认识多有细化。本事之于研读诗作,有时相当关键。譬如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至四年,君臣酬唱频繁。赵昌平先生《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一文论证,七律体制正式定格,即在这一时期,为应制唱和所推动,并考出其中六次确凿时间与作品。唐玄宗时,武平一撰《景龙文馆记》载其事,今佚。贾晋华教授为作辑本(收入所著《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后来陶敏先生另有辑本),复参据其他典籍,考得期间君臣文学活动66则,诗367首(不含断句),叙述加详。这次陈先生重辑《记》文,在此基础上,逐日考订酬唱者及存世作品,厘清原委(《〈唐五代诗纪事〉编纂发凡》),想来收获更丰,应有助于七律体式演变研究,步入愈发精确的境地。

再来看天才恣肆横放的李白,后人往往将他与低徊苦吟的杜甫相互比较。尚君先生在
《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中则仔细比对各种早期刻本和敦煌残卷,考察其中存在的文字歧异。比如脍炙人口的
《将进酒》,敦煌残卷原题作 《惜罇空》,宋人所编《文苑英华》又题为
《惜空罇酒》;其中的名句 “天生我材必有用”,敦煌残卷中作
“天生吾徒有俊才”, 《文苑英华》的校语则说一作
“天生我身必有材”。通过推求大量异文形成的原因,不仅可以了解李白作品定型结集的过程,更能发现他在创作中其实也同样经历过不断的增删润饰。

  当然文本校录,依旧是《全编》工作重心。陈先生从役有年,甘苦备尝,由此总结的若干经验,颇具独到之处。譬如刻下学人,每强调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文本稳定性有别;他则一再指陈:“今人喜谈写本时代的文本形态,我仅能作部分的赞同”(《大梅法常二偈之流传轨迹》),因为“钞胥固不免手民(按:‘手民’疑当作‘移录’)之误,刻本更难免射利之求”(《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两者讹伪“性质、形态或有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唐诗文本论纲》)。见解迥异时流,发人深省。又如目前整理别集的通例,是择一保存作品较完整的版本作底本,在此框架下校正损益;他则指出:其一,唐诗文本流播变异的轨迹各不相侔,整理者有必要“区别对待,每一首诗确定底本和参校本”;其二,今见别集编次,往往历经众手,形成过程曲折,整理者应该不为所缚,尽量恢复较早的文本样貌(《唐诗文本论纲》)。基于这两点,陈先生的处理便与众不同。像许浑诗,罗时进先生《丁卯集笺证》不依傍单一善本,而逐首选定底本,已超出通行做法一头,但目次仍循《全唐诗》之旧。换言之,见及其一而未及其二。陈先生重新编录,“前三卷以乌丝栏诗真迹为底本,其次各卷分别用蜀本、书棚本、元本另见诗为底本,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许诗的初始面貌”(《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他的办法,是区分各版本同原貌距离远近,先取较近者为底本,阙漏处再取其他版本补足。因此,底本常由多个版本缀合而成。张籍、王建、元稹、刘长卿、权德舆、陆龟蒙等家,也本此原则董理。这为唐人别集今校,提供了一条崭新思路。

存世的唐诗来源于各种不同性质的文献,各类文献的纂辑时间和编次方式又多有不同,以致大量诗作成为层累叠加的最终产物。今人整理唐人诗集,往往依傍
《全唐诗》再做校订辑补,但这样处理很容易忽略作品在流传中的诸多细节,更不免承袭明清以来的不少讹误。尚君先生在
《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中,以晚唐诗人许浑为例,做了另一番尝试。以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句享誉后世的许浑存诗约五百余首,除了其亲手所书诗卷
(即习称的乌丝栏诗真迹)外,其文集还另有三种宋元刊本,各本所录均未臻齐备且互有出入。经过反复比勘和仔细斟酌,尚君先生依照编次时间的先后,在校录时将乌丝栏诗真迹居前,随后依次收录各本所增收的篇章,接着是其他文献中所录未见于此前各本的作品,最后再殿以
《全唐诗》中误归入他人名下而实为许氏所撰的诗作。不执一端的校录方式看似头绪纷繁,实则有条不紊地展现了许氏诗集从本人亲手编定至后世陆续增补的大致过程。

  而最重要一点,是陈先生的目标,不止于写定文本。他说:“前代古籍校勘学更多希望通过文本校勘,改正文本流传中的讹误,写定一个错误较少的文本,但对唐诗来说,仅此远远不够,我近年更多认为要把唐诗文本形成、刊布、流传中的多歧面貌充分地揭示出来,为后人的研究展开立体空间。”(《唐诗文本论纲》)一方面,“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自序)还是题中应有之义。仅此一端,已然裨益学者匪浅。譬如皮日休与陆龟蒙等人唱和的《松陵集》,原题起初三次,陆氏皆称前者“袭美先辈”,以下则径称“袭美”,间或称其“鹿门子”。两人关系由疏而密之迹,班班可考。此类原始信息,经《甫里先生文集》《全唐诗》等书改题后,多被遮蔽,足见文本原貌之珍贵(《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另一方面,陈先生悬鹄更高,又力图把唐诗文本传讹的经过,分层次揭示出来。为此批评一套李白集新注,校勘虽认真,却“没有就每首诗的文本来源作详尽记录”(《郁贤皓先生〈李太白全集校注〉述评》)。未来《全编》校勘记,必定空前翔实,不妨视作一部特别的唐诗文本变形记。这些记录,确能为研讨拓出一方“立体空间”。譬如从敦煌卷子、吐鲁番文书、长沙窑瓷器题诗、山西长治墓志志盖题诗,足以领略唐诗在民间流布的特点。百姓喜闻乐见之作,表达的都是劝学、惜时、送别、怀人、思乡、羡官羡富等世俗情趣;意思取其简单,语言取其浅易,故著名诗人,只有王维、白居易、刘长卿多次入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几无踪影;就文本言,随意删节、拼接、改写、另题作者,殆成常态。不过同时,陈先生也提醒:“民间对诗歌的最基本要求是通俗易懂,一流大家的追求则在诗歌史上的开拓创造,取径不同,结果自异,不能因此而认为杜甫等人在唐代缺乏影响力。”(《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观其《杜诗早期流传考》《李杜齐名之形成》等文,自不难了然。唐诗在文化阶层与民间平行传播,所展现的动态景象,即是“立体空间”之一表现。

寻找唐代文学生态的风貌

  由于唐诗异文来源纷繁,如何梳理次第、解释成因,有待学界共同探索。在陈先生看来,异文若宋代已有之,极可能为诗人自改稿。譬如贺知章《晓发》题下,有五言八句一首,又有五言四句一首,割截前篇诗句,颠倒以成文。陈先生认为:“从宋初即有二本之流传,显非传误所致,应该是诗人所作即有繁简二本。”(《贺知章的文学世界》)这大约出自他对宋本的信任:“尽管宋人确有主观改诗的个案,但无论李、杜、韩、柳诸集,还是《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总集,宋人校记的分寸把握是很严格的,很少如明人那样为射利而随意改变窜乱。”(《近期三种杜诗全注本的评价》)然而唐集入宋前状况,多半云遮雾障;宋人“主观改诗”,也非绝无可能。宋本异文是否即诗人亲笔,似乎不宜遽定。举《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为例。文中描述,李白集宋本有两个系统,今犹依稀可窥:一为乐史所编,现存南宋咸淳刻本源出于此;一为宋敏求所编,晏知止刊印(按:晏刻本实为宋敏求本再经曾巩编年后的新本,参看万曼《唐集叙录》),现存蜀刻本两种源出于此。陈先生执敦煌卷子伯2567所存李白诗,与蜀本相较。他推测敦煌本“当出自李白的初稿,重要证据是诸诗诗题提供了一些有关各诗写作时不为人知的细节”,理由坚实。如此,则蜀本异文为事后修订。问题在于,修订者是否李白本人?譬如敦煌本《赠赵四》,蜀本改题《赠友人三首》其二,文字歧异甚夥,他以为“宋本所收显属写定本”。可是前者“防身同急难,挂心白刃端”两句,后者改为“持此愿投赠,与君同急难”。30多年前,黄永武先生便指出全诗押真、寒、先三韵,敦煌本转韵处,出句皆押新韵。这两句转入寒韵,而改本出句不押,“破坏了原作在音响方面暗藏的秘密”(《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上]》,收入所著《敦煌的唐诗》)。字句妍媸,言人人殊,且改稿也未必优于初稿。但倘说李白润色时,连原先的音节规律都抛之脑后,令人不能无疑。又如敦煌本《惜罇空》,蜀本改题《将进酒》;前者“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四句,后者在“丹丘生”下加“进酒君莫停”一句,又末句改为“请君为我倾耳听”(末句陈先生未与蜀本比较)。黄永武先生指出,两处改动当在一时,因为“生”字在庚韵,“倾”字在清韵,唐代庚、清通押;新添句“停”字则在青韵,宋初庚、清、青三韵不通押,末句只得加“耳听”二字,以同在青韵的“听”字与“停”相押。他从而推论:“本诗的改动是在宋代初年”(《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下]》)。这两例至少说明,蜀本异文出于谁人笔下,判断尚须谨慎。周勋初先生尝言:“宋刻李诗,不管是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抑或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因为已经后人之手,上距唐代已远,所以还不能算是接近李诗原貌的首选材料。”(《李白诗原貌之考索》)他的意见值得重视。

有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现象,经过一番沿波讨源,也能令人体味出别样的意味。在
《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中,尚君先生讨论了民间工匠改写拼接文士诗作的有趣现象。比如白居易的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就被不知名的工匠根据时令变化而改作
“八月新丰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或
“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这些通俗化的改编并不具备文献校勘价值,甚至有损原作温馨隽永的情韵,却隐隐透露出特殊的学术史意义。

  以上仅围绕唐诗文本校写一事,加以申述,实则《唐诗求是》于此之外,又收入不少诗人行实、文献形态方面的考论,同样胜义纷披,愧未能一一阐扬。读者欲观其内容的千汇万状,仍当求之本书。

以往探究唐诗在唐代的传播状况,主要从 《河岳英灵集》
《中兴间气集》等唐人选唐诗总集或是元稹、韩愈等对本朝诗人、诗作所作的评论着手,体现的其实只是极少数精英的评判标准,而这类题诗则反映出古代底层民众普遍的文学趣味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彼此参照合观才能如实地呈现唐代文学生态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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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略举该书考论所及的几个例子,但已足见重新纂辑的工作对于深入探求唐代诗歌原貌、唐人创作历程乃至唐集流传演变都将大有裨益。其实,即便是一些貌似无足轻重的枝节,也同样具有很大的开拓余地。比如唐诗的诗题,其最初形态应该是创作过程中人际交流的真实记录,在不少敦煌唐写本、部分早期石刻和少数诗集中尚能见到,但在编辑、流传的过程中却时常遭到诗人自己甚至其他人的删略或改窜。如果能够追溯还原唐人诗题的原初状况,相信还能为查证唐人生平交游提供更多重要的线索。

作者|成玮(我校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70多年前,史学家陈垣根据自己校订
《元典章》的经验,特意撰著《元典章校补释例》 (后更名为
《校勘学释例》),条分缕析各种讹误产生的原因,
“于此得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还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古籍整理校勘的通例。胡适对此极为称许,在序言中盛赞
“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尚君先生早年着重揣摩体会过陈垣等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该书所收
《〈全唐诗〉误收诗考》 《〈全唐诗外编〉修订说明》
《〈唐五代诗纪事〉编纂发凡》《唐女诗人甄辨》等其实已经具备释例的意味。由于唐诗的内容包罗万象,其语言则属于既承袭上古文言又开始融入白话俗语的中古汉语,而其流传则经历了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变迁,所以在整理中亟待解决的疑难必定有增无减。然而正因为这样,
《唐五代诗全编》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对于其他文史领域的研究而言也将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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