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传奇脂砚”,真是低劣赝品吗?百家讲坛老师有话说

佚叟之遐想并未到此结束,他更上一层楼,道:且说弟案头有一镜框,高二尺,宽一尺,亦愿阁下书以直幅,须高一尺八寸,宽九寸,敝箧中适于装入者已有数件,计划集十二件则可每月一易,高亲贵友枉驾寒斋即可以此骄之,山居人无大力,如是亦可以自慰矣。佚叟谓此是贫贱行乐法之一,之二则是取一旧存手卷尾长数丈者,烦心目中名贤排队鸿题,还幽默地警示道:日后必将轮到阁下!完成之后,一可以开卷如见故人,二可以消长夏之若日,三可以夸示高宾,弟才小学浅,一事无成而发明贫贱行乐法……

那时,文汇报驻京办记者刘群先生正忙于“大观园”之事,他先是告诉周汝昌,说新发现了与曹雪芹有关的半截残碑,问周知道否?而后,又谈到可由自己先写一“导游”性文章,然后再出“考证”。周汝昌以为良策,为他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线索,例如可访何人,收集口碑等。刘群很快借到旧辅仁所存府园细图,周汝昌结合府园水道形势、建筑气魄,即敢断定此府最早乃明太监李广之邸,与康生认为府园内山子乃明人作法之意见合看,认为真若符契,诚一大快事也。再后又传出可能有有关曹雪芹资料,周汝昌告诉黄裳“事极秘,弟万不可先语人,一传闻即恐偾事,且关系重大,至嘱切嘱!”刘群提供与曹雪芹有关的半截残碑之线索,周汝昌闻所未闻,但觉得如果确切,那可真是大妙事也。还有一事,周汝昌也很惦记,那就是“纳兰容若手札”和“《楝亭夜话图》”。周汝昌早就与黄裳说过:楝亭为人,深可注意,值得研究。世人久习知称美饮水词人,独于楝亭之文词绝无谈及者。兄久为抱屈。1962年4月14日黄裳写信告诉周汝昌:……近得影印纳兰容若手札,夏衍所藏,极妙。4月9日函中又云:纳兰手札为夏衍藏品,为上海图书馆精印非卖品,不易弄到。如文章一出,当更难弄到矣。《楝亭夜话图》极重要,此极要件,必跟踪之。……显然,黄裳提到的“纳兰容若手札”和“《楝亭夜话图》”引起周汝昌极大注意,这与他的红学研究密不可分,他很看重。4月20日,周汝昌接到文化部齐燕铭部长送示文物局调查曹故居坟墓报告一份,详细记录了通州的“富豪村”曹姓的家谱记明:祖上也排“世”字,原籍铁岭,入关为内务府包衣(后者,应为豫王府的包衣籍,正如雪芹家原是睿王府的包衣人。睿、豫二王是白旗旗主亲兄弟)。他们的一支住德胜门内。又在东郊高碑店、半壁店发现了曹姓大坟。周汝昌随即给齐燕铭写回信,阐释了对这份报告的看法与建议。上述几件事,促使周汝昌给康生写去第二信。1962年5月,周汝昌收到康生转来的一信,内云:

关键词:《收藏》杂志公众号引用所谓“专家”文章,篡改俞剑华先生史料,捏造薛素素生卒年,并无端指责央视百家讲坛,所谓“文物专家”贻笑大方!

今年5月22日至5月31日,笔者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了《国宝传奇》,讲座主要以大收藏家、文化学者张伯驹先生收藏并捐献给国家的书画文物为主线,讲述了这些国宝背后的千年传承往事,讲座选取的文物以书画为主,唯独第九集讲述了张伯驹先生和一块传奇“脂砚”结缘的故事,节目播不久,雅昌艺术网就于6月9号转载了原刊于西安《收藏》公众号上的一篇批驳文章,《收藏》杂志还为这篇文章取了一个十分雷人的标题:
《红楼梦》传奇脂砚,央视称‘国宝’,专家称其低劣赝品
仔细阅读这篇标题惊悚的批评文章,发现文中所引用的主要材料是取自郭若愚先生写于1980年的一篇旧文,《收藏》杂志只是稍作整理,便取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题目,以所谓“专家”之名博取围观!面对质疑,笔者重新阅读郭若愚先生《有关曹雪芹若干文物质疑》的这篇旧文,发现关于“脂砚”的这段文字通篇充满主观臆断,并没有任何确凿论据,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原作者篡改前人史料,以否定“脂砚”,所以,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者,笔者认为有必要再重新梳理一下脂砚的流传历史,并对《收藏》杂志的质疑文章做出解答,以正视听!
在正文开始之前,先给《收藏》杂志公众号订正一个错误,该文说:“脂研斋所珍之‘砚’其永保”,这句话中的第二个“砚”字写错了,还应该写作“研”,因为在古代“研”与“砚”通用,砚台上所刻两个“研”字,均为“研”。质疑文字又说笔者在讲座中叙述“20世纪70年代,此砚再次神秘消失。”其实,这块砚台失踪的确切时间是在1966年,在节目中,笔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失踪日期,只是交代:“但由于不可预知的原因,‘脂砚’后来竟不翼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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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笔者对这个骇人听闻的标题也要做出订正,这方“脂砚”不是央视说它是”国宝”,也不是笔者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断定它为“国宝”,当年鉴定“脂砚”是国宝的是收藏鉴赏家张伯驹、金石学家罗继祖、红学家周汝昌、红学家吴恩裕以及文博大家王世襄和美术史论家黄苗子等等这些专家学者。至于《收藏》杂志所说:“专家称其低劣赝品”。那么,这“脂砚”真的就是一方不堪入目的低劣赝品吗?到底又是哪些专家做出的质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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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收藏》杂志公众号质疑全文,该文主要引用了两个人的观点,一位是笔者开篇提到的郭若愚先生,也就是《收藏》杂志认定脂砚为“低劣赝品的“专家”;另外一位就是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的女儿周伦玲女士,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收藏》公众号所引用的周伦玲女士的文字:10月14日,吴恩裕到人民文学社去拜访父亲,兴致勃勃,说《文物》月刊同意接受谈芹文章,并代杂志社向父亲约稿,说他自己写‘风筝’等,非要父亲写‘笔山’‘脂砚’等。
周汝昌当时的态度是,“闻后甚诧异,又不宜峻拒,‘正相机应对’”。
1973年3月9日,“《文物》送来校样十份,父亲分寄李希凡、启功、何其芳、瑶四处听取意见。”
启功“建议将‘新本’移前,将各件文物移后”,李希凡建议“把版本一节放在最前面,这样可以突出重点,其他部分可稍加压缩,把想像性的解说,不必说得太死太实,以免被别人抓小辫。”[①]
上文提到:1973年3月9日,“《文物》送来校样十份。父亲分寄李希凡、启功、何其芳、瑶四处听取意见。”这应当是指刊发周汝昌先生所撰“《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的《文物》杂志,但这篇文章刊发于《文物》第二期,《文物》杂志是月刊,也就是说周先生这篇文章早在1973年2月已公开出版,这里怎么又会延迟到3月9日,《文物》才送来“校样”呢?时光应当不会倒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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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文中,主要提到吴恩裕、周汝昌、启功、何其芳、李希凡等学者,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周汝昌听到吴恩裕的约稿后,十分诧异:
闻后甚诧异,又不宜峻拒,‘正相机应对’ 然后是启功先生等人劝说:
把想像性的解说,不必说得太死太实,以免被别人抓小辫。 于是《收藏》就根据
这几句话得出结论:
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当时对于脂砚这样的文物,各方还是存有疑虑的,最终周汝昌见刊的文章,“板本”一节不仅放在前面,而且体量远超文物各节,但即便如此,借助《文物》杂志的影响力,脂砚仍然走向了前台。[②]
这些文字观点模糊不清,不清楚《收藏》是从哪一处文字里揣度出学者们包括周汝昌先生在内认为“脂砚”是有争议的“低劣赝品”?即使按《收藏》所说,启功先生等人有如上谈话,但周汝昌先生所写文章除了介绍“板本”和“脂砚”以外,还同时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与曹雪芹相关的“笔山”“图章”“画像”等文物,所以也不能说明启功先生等学者只是针对“脂砚”存有疑虑!另外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写于1973年,当时“脂砚”已离奇消失了多年,而且多年前“脂砚”就已被文博界和红学家熟知,它怎么又会是凭借着《文物》杂志的影响才走向所谓的“前台”,实在不知道《收藏》是从何处得出的结论!
周汝昌先生是红学大家,和张伯驹先生是忘年好友,所以他还是伯驹先生得到“脂砚”后的第一位鉴赏者。另据笔者掌握的史料,周汝昌先生从未有怀疑过“脂砚”的真伪,他始终都对这方砚台持肯定态度。
1963年的春节,张伯驹、潘素伉俪从东北长春回京度假,期间伯驹先生的老相识白坚甫从四川重庆携带一块砚台来京,这就是红学史上着名的“脂砚”。伯驹先生遂将该砚收归吉林省博物馆,后来还把自己旧藏的一幅珍贵的薛素素墨兰图一并捐献给吉博。伯驹先生得到“脂砚”后,于1月31日,携带砚台造访了红学家周汝昌,所以周先生也就成了第一个鉴赏“脂砚“的红学家。周先生见到这方砚台后,欣喜异常,很快就写成了“脂砚小记”一文,并于3月6日刊登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开篇就详细地叙述了他第一次见到“脂砚”的情形:
今岁开春甫数日,丛碧先生忽见过小斋,谈次,探怀出一小匣,曰:“今日令君见一物!”启视,则脂砚原石赫然在眼。叹为二百年来罕见之异珍。爰为小记,亦艺林一段佳话。[③]
周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脂砚”对红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脂砚实物之出现,其可资考索脂砚斋之为人者必多,而间接则亦有助于了解曹雪芹。”[④]并于文末再次强调“脂砚”的珍贵性,他说“脂砚之出,非独艺苑传赏之宝,实亦文坛考索之资。”[⑤]
继周汝昌先生获观“脂砚”后,又一位着名的红学家也得以第一时间鉴赏“脂砚”,这位红学家就是《收藏》杂志所引用周伦玲女士文中提到的学者吴恩裕先生。
1963年2月10日,红学家吴恩裕到访北京后海南沿张宅,张伯驹先生遂出示新得“脂砚”共赏。吴恩裕在其《考稗小记》一书中记述了鉴赏“脂砚”的经过:
六三年二月十日,访张伯驹先生于其什刹后海李广桥寓舍,承其见示近日以重金购得之脂砚斋所用砚一方,砚极小,长约二寸五,宽二寸许,厚约三分;端石,粗边,不甚精。背有行草题诗曰:“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馀润拂兰芝。”边署“素卿脂砚,王穉登题”。正面边题隶书字曰:“脂砚斋所珍之研其永保。”朱漆盒,背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十字楷书,盒盖正面无字,盖内有刻划极细半身仕女图一,其一方题“红颜素心”四字篆文,另一方有篆文“江陵内史”四字。按明名妓薛素素名素,一字素卿,吴郡人,一说北京人。素素聪颖,有诗、画、乐、射、骑等项“十能”之誉。着有南游草,当时太原名士王穉登为之序。此砚盖即素素之故物。王穉登题砚诗中,上款“素卿”即系素素之字,而诗中“馀润拂兰芝”,似亦涉马湘兰,湘兰固称“润娘”,故为素素砚无疑。入清,此砚为脂砚斋所获。裕意“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十字,亦可有三解。一、脂砚斋所自镌者;二、脂砚斋在世而他人代镌者;三、脂砚斋已逝世他人所镌者。若第三解是,则当时藏者已非脂砚斋本人矣。“脂研斋所珍之研”一词固以不类本人镌句,而与常见于金文之“其永保”连系读之,着一“其”字,更类第三者之口吻。究竟如何,尚待推敲。此外,砚之小如此,又为研“脂”之砚,藏者脂砚斋究竟为何等人物耶?亦不能令人无疑问。[⑥]澳门新葡亰娱乐场
从吴恩裕先生的叙述中可知,他认为这块“脂砚”粗边,不甚精”。但对砚台的真伪并没有异议。
1963年2月20日,张伯驹先生去信周汝昌先生,再谈自己由脂砚的发现对红学研究的一些看法,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亦有追述:
张伯驹先生在收得脂砚的当年二月二十日,曾有来信提出:“我意此砚发现,似足证明脂砚斋非雪芹之叔。”[⑦]如《收藏》引用周伦玲女士的文章所说,1973年,周汝昌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文中时代鲜明的提到了《红楼梦》中的“阶级压迫”,还“象征性”地“批判”了胡适先生的红学观点,今天看来除了这两点小小的“瑕疵”此以外,文章的写作手法还是相当严谨的。周先生在文中第四部分“砚石”一节详细论述了鉴赏“脂砚”的心得体会,并充分肯定“脂砚”的发现对脂砚斋与《红楼梦》研究的重要性:
小歙砚一件,“脂砚斋”遗物,发现于四川,传为清末端方旧藏,今归长春吉林省博物馆。笔者曾经目验,物甚精致。
脂砚斋至今不详其姓名,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艰辛过程中的一个关怀者和协助者,曾不止一次为小说作批语,乾隆当时钞本流行时期就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至程伟元、高鹗二人伪作后四十回续书、印成百二十回本,此名并原批遂渐不为人所知。过去胡适硬说“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化名,并把“脂砚”解释成为“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这件砚石的发现,根本驳斥了他的这种谬论。
砚石很小,微呈椭圆形,刻成果状,上端两个果叶左右分披,砚背刊有明代着名文士王穉登的一首五言绝句。砚右侧面刊有关于脂砚斋的铭记。有朱漆匣,盖内及匣底,均有镌刻。
王穉登刻诗全文及上下款云: 调研〔砚〕浮清影, 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点,
馀润拂兰芝。 素卿脂研。王穉登题。
字作行草体,与所见王氏手迹笔法正同。素卿指薛素素,砚盖内面刻有她的小像。薛康康号素卿,苏州人,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名倡,擅长多方面的技艺,诗、书、画、琴、箫、奕、绣等,无不工绝,有“十能”之称,能走马挟弹,以“女侠”自命;小字润娘,又善画兰竹,王穉登诗末句双关指此。薛素素着有《南游草》,即王穉登序。
“脂砚”一词,本是专用于妇女的,不作别解。有人释“脂”为“羊脂玉”的脂,指色白细润的石头,或说成是端砚的红色斑“胭脂捺”,等等不一,都是错的。如参看明末谈迁《枣林杂俎》“彤管”一条云:“陆静,专工小词,以脂笔书字,落红满纸。”就可以省却许多无谓的风影之谈了。
砚石侧面刊有分书小字一行:“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使我们得知这一“斋”名别署,即因收藏薛素素脂砚而起。刻字书法和刀法都很高,系乾隆精工。
这行刻字出于谁手,有不同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即脂砚斋本人语气,是自题;一种意见则以为是脂砚斋藏砚、曹雪芹代为题记。一时尚难遽断。笔者认为后一可能性尤大。
不管如何,此人一直不肯显露真实姓名。批小说以行世的这种行径,在当时怕受人指摘轻侮,隐名犹有可说;若自藏小砚,原属个人珍玩性质(即此,旧日鉴藏家也要千方百计地留下姓名,唯恐人不及知,很少例外),又非公开问世可比,而仍然如此“韬晦”,很使人奇怪。因此,脂砚斋其人的身份以及与曹雪芹的关系究竟何似,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同题。“多材多艺”的“风雅”名倡,是明代封建社会的罪恶产物,这本来不值得加以称说,但是乾隆时代的“体面”人物,却也绝不敢公然表示对薛素素之流有所“赏识”,更不要说胆敢把“脂砚”一词取为他的“斋”名了。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来看问题,才可以有助于了解曹雪芹的这位合作者的为人,绝不是一个“正统”、“礼法”、“道学”、“名教”所能羁绊的腐俗之辈。实物的发现,或将有助于了解曹雪芹及脂砚斋协力创作的情况。
砚匣盖内所刻薛氏小像,刀痕纤若蛛丝;旁题“红颜素心”四字篆文,左下方刊小印一,文曰“杜陵内史”。
匣底刊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双行十字。癸酉是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距今整四百年,比曹雪芹时代也要早二百年。这种文物;对于我们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来说,却都要算是“晚近”的东西了。[⑧]
通读全文,作者行文自然流畅,论述准确,并没有发现任何被强迫为文的迹象。1976年,周汝昌先生修订再版刊印于1953年的成名作《红楼梦新证》,他把“《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及“脂砚”黑白照片全部收入到书中。这段原发表于《文物》杂志上的文字,只有第一段文字稍作修改,剩余部分全部收入书中,修改部分如下:
小歙石砚一件,“脂砚斋”遗物,发现于四川,传为清末端方旧藏,张伯驹先生收得,于一九六三年农历新正人日特为携示,因得细观。今归长春吉林省博物馆。长约二寸半,宽可二寸许,厚约三分。青灰色。物甚精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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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文物》杂志上的文章是“违心”之作,对“脂砚”的鉴定意见也是“被迫”的,那么,周汝昌先生在新书《红楼梦新证》中则完全可以不收入这些内容。
据笔者了解,周汝昌先生对“脂砚”的态度不但不是《收藏》杂志所说:“周汝昌当时的态度是,“闻后甚诧异,又不宜峻拒,‘正相机应对’”。相反,周先生自始至终对这方砚台均未产生过任何怀疑,甚直到汝昌先生仙逝的前一年,也就是2011年,中华书局再版先生的《献芹集》一书,时年已93岁高龄的周汝昌先生,还在书中对有人怀疑“脂砚”的真伪提出严词批驳,周先生说:
听说又有人“鉴定”此砚也是“假”的——幸好,倒没说砚是凭“空白”假造的,而是“已非原件”,是照原物仿制的。假使如此,那么这块已遭迷失的“假”物,仍然具有“乱真”的形态、铭刻,也就是足够代替原件供人研索的珍品了。[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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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周女士文中所提到的另外几位学者启功、何其芳、李希凡诸先生,没有发现他们否定“脂砚”的文字行世。
在有关“脂砚”的鉴定中,当代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也曾偶然参与其中。那还是1963年,经张伯驹先生斡旋,王世襄先生答应将家中所藏宋代古琴“松风清节”让与吉林省博物馆,3月22日,王世襄先生去信伯驹先生,询问自己旧藏“松风清节”古琴入藏吉林省博物馆的情况,信中还替好友黄苗子先生询问将借展文物“脂砚”和“楝亭图咏”参展“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事宜。3月22日,伯驹先生复函王世襄:
世襄兄:
来函拜悉!琴事已经评委会决定,今日又特提出增为一千元正数,然兄仍不免吃亏。只有代馆感谢而已!脂砚已交吉林省博物馆,展览时由馆中派人与《楝亭夜话图》一并送去。纪念会在何时开?上品何时送去为宜?祈一问,苗子兄示知为荷!即颂春安!
弟张伯驹顿首 三、二十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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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所提“纪念会”指的就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1963年,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为此,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四家单位联合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早在1962年初,四家单位就成立了展览会筹备工作组,这个筹备小组分别由文学界、艺术界、红学界、文博界和戏曲界等专家组成,组长为阿英,组员分别是黄苗子、丁聪、曹孟浪、周啸邦、王露、杜继坤、王遐举、杨乃济、刘世德等人。在这次展览的学术准备上,可以说除了当时的着名红学家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吴恩裕等人外,郭沫若、矛盾、周扬、齐燕铭、王昆仑等文化艺术界的大咖也都为展览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从国家的重视程度和展览会的组成人员来看,这是一个高规格高档次的展览,所以对于这次展览的参展文物的遴选,也是十分慎重。专家组以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筛选参展文物,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文物就采取了谨慎入选的态度。比如,当时河南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所谓陆厚信所绘的“曹雪芹小像”,当时文博界对这幅画的真伪意见不统一,有人说真,有人则认为假。为了慎重起见,郭沫若先生亲自把这幅画调到北京,并把黄苗子等书画鉴定界专家叫到自己的家中为这幅作品会诊,因为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筹备工作组决定:不将此画像列为展览会的展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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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脂砚”得以参展应当是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肯定,不过在当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周恩来总理因为政务繁忙而不能亲自前来观看,他就委托陈毅副总理前来参观《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的预展。陈毅元帅向来喜爱《红楼梦》,平素对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相关的文物也非常关注,当他看到“脂砚”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红学家刘世德先生在“回忆陈毅同志谈《红楼梦》”一文有如下记述:
展览会上陈列着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方砚台
砚边刻有“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等十个字。有的专家、学者断定这就是《红楼梦》抄本的批者脂砚斋当年用过的砚,因而视为珍贵的文物。这方砚台引起了陈毅同志浓厚的兴趣。他要过一个放大镜来,把砚台擎在掌上,反复地审察了好半天。然后,他看了一下展品陈列柜里的说明文字,回过头来,用一种怀疑的语气问我:“你说,这难道真的就是脂砚斋的砚台?”我回答说,我个人也认为不大可靠。我们还向他介绍了某位精通篆刻之学的同志的鉴定意见:这一行字,从刀法上看,像是乾隆年间的东西。[13]
通过刘世德先生与陈毅元帅的这段对话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的学术界部分人士对这块砚台持有保留意见。但作为展览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学者黄苗子先生通过好友王世襄先生,专门向张伯驹老借展“脂砚”,这说明砚台应当是得到大部分专家学者的肯定,就是当时持怀疑态度的专家至少也认为“脂砚”应该是乾隆年间的旧物,而不是像郭若愚先生那样轻飘飘的一句:民国假古董。

说到郭若愚先生,他就是《收藏》推重的另外一位专家,《收藏》如是说:
1980年,郭若愚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三辑发表了《有关曹雪芹若干文物质疑——扇股、塑像、书箱、砚石、图章、笔山》。这是当时质疑《红楼梦》可疑文物的文章之一。文中,郭若愚对所谓“脂砚”谈及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此砚出世,“不过是四、五十年以内的事”。
郭先生何出此言呢. 在此,我们简要列举郭先生的一些观点。
首先,郭先生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用来画胭脂的所谓“脂砚”。胭脂的做法是捣汁调膏,和以香料,用时挑一点在手心,以水化之,然后或用于唇,或用于腮。这一过程根本不会用到砚台,因此所谓“素卿脂砚”,就是一件臆造的假古董。
那么,闺房化妆会用到砚台吗.会。但是,那是用来研细黛墨,用来描眉毛的,这是所谓的“黛砚”,也称“画眉砚”。
之所以不用砚来调胭脂,这是有客观依据的。中国古代用墨的时候用砚台,古画颜料中的矿物颜料用水即可化开。重色使用会用到砚台,胭脂用作是以水化开即可,没有画家用脂砚。绘画中的红颜色是重色,会用到砚,这就是所谓“朱砚”。所以,造假者是将“画眉砚”“朱砚”“胭脂”等概念混淆,借助王穉登与薛素素的故事来混淆视听。
其次,王穉登何人.乃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书法家,而所谓“素卿脂砚”背后署名王穉登的铭文,书法软弱披靡,一望而知赝品。何况,像“素卿脂砚”大小的砚台,题字应作楷书。
再有,以薛素素学养,其文物鉴别能力绝不会差,而“素卿脂砚”制琢粗劣不堪,砚面池上刻两叶,不伦不类。因为所谓刻砚,桃形即刻桃叶,梨形即刻梨叶,榴形即刻榴叶,佛手柑形即刻佛手柑叶,而此砚交待不清,绝非名工所刻,也因此不可能邀薛素素赏鉴,“素卿”上款纯属伪造。
此外,砚盒底部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款,除此,再无年款,而此年为薛素素降生之年,一岁的年龄,又如何使用这方脂砚呢。[14]
以上《收藏》杂志所录文字,节选自郭若愚先生发表于1980年《红楼梦研究辑刊》上的《有关曹雪芹若干文物质疑》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质疑了与曹雪芹有关的“扇骨、塑像、书籍、砚石、图章、笔山”等六件文物,对“脂砚”的质疑主要是文章的第四部分,郭先生开篇写到:
图片载1973年第二期《文物》图版三。1976年4月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文物杂考”也有详细介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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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若愚摘录薛素素生卒年资料-《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三辑)
由这段文字叙述可以明确看出,郭先生应当没有见过“脂砚”实物,他只是通过《文物》杂志和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一书看到过“脂砚”的黑白照片。郭若愚先生作为“文物鉴定专家”,应当知道“见物见人”是文物鉴定地重要原则,在没有见到“脂砚”实物的前提下,单凭几幅模糊的黑白照片,就主观臆断,凭想象轻率地得出了三点鉴定意见:
一:王穉登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着名书法家,而所谓“素卿脂砚”背后署名王穉登的铭文书法软弱披靡,是赝品。另外,“脂砚”非名公所造,制琢粗劣不堪,砚面池上刻两叶,不伦不类。
二:脂砚是赝品,是四、五十年以内的事,也就是民国时期造的假文物。
三:认定薛素素的生于1573年,一岁的薛素素不可能使用脂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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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杂志中的脂砚图片
下面针对郭先生的这些观点,谈一下有关学者专家的鉴定意见。
周汝昌先生不但是着名的红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曾出版过《永字八法》和《兰亭秋夜录》等书法学术专着。对于王稚登刻在“脂砚”上的书体,周先生认为:
字作行草体,与所见王氏手迹笔法正同。[17]
从没有见过“脂砚”原物的郭若愚先生认为砚台制作粗劣不堪、不伦不类,而曾亲自数次鉴赏“脂砚”的周汝昌先生则称赞:
笔者曾经目验,物甚精致。[18] 另外对于砚台侧面所刻字体,周先生认为:
砚石侧面刊有分书小字一行:“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使我们得知这一“斋”名别署,即因收藏薛素素脂砚而起。刻字书法和刀法都很高,系乾隆精工。[19]
张伯驹先生在北京为吉林省博物馆收得“脂砚”后,金石学家罗振玉先生的文孙、着名学者罗继祖在长春也鉴赏了这块砚台,并在《薛素素脂砚及自画像》一文中作如下描述:
丛碧先生新从燕市得明薛素素脂砚,小才盈握,贮以朱漆盒。盒背勒素素像,盒底有“万历癸酉吴有造款两行。砚背镌王百谷稚登题五绝一首,款曰”素素脂砚“。原藏蜀人某;传某又得之端方。意即世所盛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之脂砚也。[20]
张伯驹、周汝昌、罗继祖、王世襄、黄苗子等人,均是我国一流的文化学者,他们对一块砚台的优劣还是应该具有最基本的审美眼光的,如若郭若愚先生所说“脂砚”是一件粗制滥造的民国假文物,笔者坚信是绝对入不了这一大批学者的法眼的。
为了弄清“脂砚”的流传历史,在这里还有必要梳理一下到底是谁从四川把砚台带到北京并交给了张伯驹先生,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根据伯驹先生的自述,说携砚人是蜀人戴亮吉:
砚为端方旧藏,与《红楼梦》佳本随身入川。端死后砚流落于蜀人藏砚家方氏手,《红楼梦》本则不知所在。蜀友戴亮吉君持以示余,因为吉林省博物馆以重值收之。[21]
而据红学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书中记述,这方砚台是由白坚甫从四川带到北京来的:
以上:可踪迹者。仍有端方本或在蜀。[22]
所以关于“脂砚”的持有者,由此就有了两个说法,一是戴亮吉;一是白坚甫,为何原持有者会出现两个人呢?是周先生记忆有误,还是伯驹先生另有隐情?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就两人的身份来说,戴亮吉,是四川江北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白坚甫是张伯驹先生的老相识了,也是四川人,原名坚,字甫,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了专门向日本人倒卖中国文物的掮客,所以他也是具有相当鉴赏能力的“文博专家”。笔者在百家讲坛讲座中曾提到白坚甫这个人,他曾将恭王府家藏的唐颜真卿《自书告身帖》等珍贵书画倒卖到日本,伯驹先生购藏西晋陆机《平复贴》时,白坚甫也曾替日本人出面求购。另外,据伯驹先生说,着名的三六桥藏本《红楼梦》也应当是在白坚甫的介绍下流落到日本的。新中国成立后,白坚甫由于在日伪时期担任过伪职,且倒卖过众多的书画文物到日本,自知不能容身于新时代,便将姓名更改为“白隆平”,并移居故乡山城重庆。1954年,白坚甫还曾以“白隆平”的名义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西周中山父戈”青铜兵器一件。1961年,白隆平再次从重庆来到北京,把他旧藏的一件苏东坡唯一传世的画作《潇湘怪石图》辗转卖给邓拓,该画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在这里大篇幅介绍戴亮吉和白坚甫,主要是强调,他们两个人都是文博方面的行家里手,这两个人不管是谁都不可能、也不敢拿一件制作“粗劣不堪”的民国新砚来蒙骗老友、大收藏家张伯驹。

关于薛素素的生卒年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就笔者目前掌握资的料来看,一致认为薛素素主要活动于明朝万历年间,而《收藏》竟然考证出薛素素的出生日期为公元1573年,所以在文章的结尾还“大义凛然、理直气壮”的写到:
此外,砚盒底部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款,除此,再无年款,而此年为薛素素降生之年,一岁的年龄,又如何使用这方脂砚呢?[23]这段文字是《收藏》杂志根据郭若愚先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薛素素果真出生于1573年,吴万有在定制这方砚台的时候,薛素素才年方一岁,那么也就是笔者在《百家讲坛》第九集这个讲座的学术基础便出现了严重问题,笔者所有的讲述也将成为一个笑话。那么薛素素到底出生于哪一年啊?她的真实年龄到底是多少?真相是否就是如《收藏》所说?于是遍查比较有影响的各类历代书画艺术家大辞典,均记述薛素素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明万历年间。现就节选所查有关薛素素出生年月资料罗列如下:
一:朱铸禹《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词典》载:
薛素素人,南京秦淮河妓女,字润卿,又字素卿,一作雪素。[24]
二:陈炳华《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载: 薛素素
名薛五,以字行,又字润孃、素卿、润卿,号素君、雪素,江苏苏州人,明代女画家。工楷,擅山水、观音、花卉、虫草、兰石。[25]
三: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载: 薛素素 年代 明万历间 字号
素卿、素君、润卿、润孃、雪素 籍贯 江苏苏州 技能 墨竹、兰石[26]
俞剑华先生,是我国着名的美术史论家、书画家、美术教育家,他毕生奉献于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论的研究,对我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俞先生成就卓着,着作等身,出版有近千万字的美术史论方面的专着,如《中国绘画史》、《中国画论类编》等,对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俞剑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一书,在美术界拥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这部词典涵盖艺术家之广,考究艺术家生卒史料之严谨、详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前所未有,所以备受艺术界重视,也是艺术从业者案头必备之工具书。再看郭若愚先生对薛素素的生卒年考证,其主要依据就是出自俞剑华先生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本来笔者认为既然是索引自俞先生的考证,那么郭若愚先生的论证当然是说服力十足。我们先来看一下郭先生的引文:
薛素素女,万历间浙江嘉兴妓(历代画史汇传作薛五,字素卿,又字润卿,亦字素素,曝书亭集作小字润娘,行五。历代名画跋作雪素),吴人,一作嘉兴人。姿态研雅,工小诗能书,作黄庭坚小楷犹工,山水兰竹,下笔迅扫,兼擅白描大士,花卉草虫,各具意态。工刺绣,又善驰马挟弹,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以女侠自命。中年长斋绣佛,寻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洞,酉阳彭宣慰深慕之,费金钱无算,致之不得。
——录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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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收录有关薛素素条)
阅读郭若愚先生的引文,确实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本来这薛素素的生卒年一直没有定论,当时包括张伯驹、周汝昌、王世襄、黄苗子这些文博大家在鉴定“脂砚”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薛素素出生年月问题。郭若愚先生在1980年着成此文时,包括张伯驹等几乎所有参与鉴定的老先生都还在世,难道会对一篇完全否定“脂砚“的重要文章集体默声?还是认为这篇文章根本就不值一驳?为了弄清真相,笔者决心重检俞剑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以核对郭先生的摘抄文字。见2004年版《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所载有关薛素素词条如下:
薛素素间浙江嘉兴妓(历代画史汇传作薛五,字素卿,又字润卿,亦字素素,曝书亭集作小字润娘,行五。历代名画跋作雪素),吴人,一作嘉兴人。姿态研雅,工小诗,能书,作黄庭坚小楷犹工。山水、兰竹下笔迅埽,兼擅白描大士,花卉、草虫各具意态。工刺绣,又擅驰马挟弹,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以女侠自命。中年长斋绣佛,寻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洞,酉阳彭宣慰深慕之,费金钱无算,致之不得。
[明画录、无声史诗、图绘宝鉴续纂、珊瑚网、甲乙剩言、列朝诗集、曝书亭集、女红传徵略、式古堂书画汇考][28]
把俞剑华先生的原文和郭若愚先生摘录的引文一对比,立刻发现了问题,俞先生在文中只是介绍薛素素是明朝人,主要生活在明万历间,也就是公元1573至公元1620年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万历年号的起止年,并不是薛素素的生卒年,对于这一特别明显的标识,不知什么原因,到了郭若愚先生的引文中竟然堂而皇之变成了薛素素的生卒年,只是把卒年改为了1619。这不得不令人怀疑郭若愚先生在引用资料时做了“手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猜想,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是有意篡改。
二是郭若愚先生所引用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一书印制出现错误。
但是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正规出版物,更是凝聚了治学严谨的俞剑华先生毕生心血而成,所以第二种情况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就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引用者有意篡改了。接下来,郭若愚先生就根据他所“引用”的俞剑华先生的资料严词批驳:
公元一五七三年,这一年是薛素素降生之年,她的年龄只有一岁,我想她那时是只要吃奶,大概决不会去使用这方“脂砚”的罢。[29]
这一段看似义正词严的批判,却因为郭先生涉嫌“篡改”引文而变成笑谈,贻笑大方不怕,怕的是贻误后世,但这“贻误后世”确实做到了,向以严谨着称的核心期刊西安《收藏》杂志就盲目引用这个二手资料,自己又不肯花费精力查对原文,就肆意嘲笑央视《百家讲坛》,灿灿然犹如一只开屏的孔雀,本来想极力讨好观众,要把最华丽的羽毛炫耀给大家,没想到弄巧成拙,仓促间却把最丑陋的屁股漏了出来!

学术研究最忌信口开河,胡适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倡导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绝不说十分话。
《收藏》杂志是国内创刊比较早的普及文物收藏知识的刊物,对弘扬收藏文化,发展民间收藏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笔者也曾是《收藏》杂志的作者和读者,一直对《收藏》杂志的严谨和学术性怀有尊敬之心。但就质疑“脂砚”的这篇文章来看,《收藏》根本没有见过“脂砚”,而只是靠转录别人的二手资料轻言真假、草率成文,为了获取点击量和关注度,更是不负责任地取了“央视说国宝,专家说是低劣赝品”的骇人耳目的标题以博人眼球,这种“标题党”的做法就有失《收藏》杂志的身份了!
对于“脂砚”的鉴定,周汝昌先生曾谆谆告诫:
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研究,将性质不同、情况不同、出现原因不同的一切雪芹文物资料一概加以怀疑:都是假的!并且以文物鉴定家的自信感轻予”“判决”[30]。
在当代红学家中,周岭先生就认同周汝昌先生的意见。周岭先生是新一代红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2007年,他在百家讲坛主讲“解密曹雪芹”系列节目,在第二讲中,周岭先生就详细解读了“脂砚斋之谜”,他对“脂砚”亦是持肯定态度。2014年6月10日晚,周先生在北京横山书院举办《红楼梦》讲座,受好友王蓓女君的邀请,有幸聆听了这场讲演,并就“脂砚”的真假问题亲自请教周岭先生,周先生当时回答:
砚台确有其事,我们应该尊重前辈的鉴定意见,如果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就不能轻易否定前人的结论。[31]
笔者在讲座中曾提到这方砚台的神奇遭遇,说它“神奇”,还在于它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据红学家刘世德先生介绍,“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在故宫开展,国家领导人陈毅、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参观指导,在学术界影响巨大。故宫展览结束后,又应国际友人的邀请,先后到朝鲜、日本、柬埔寨展出,并把展览的名字变更为“红楼梦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文革风暴突起,一箱箱的展览文物从国外巡展后就堆放到北京国家外文委办公楼的走廊里,当时大家都在疯狂的闹革命,谁还有心思关心这些文物的安危?尤其是从外地借展的物品更是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脂砚”等一大批珍贵展品不翼而飞,至今也没有下落。刘世德先生曾在“旧事杂忆”一文中痛惜地说:
当别人告诉我,那顶紫金冠以及另外一些珍贵的展品早已不翼而飞。我欲哭无泪,除了一声“可气、可恨”之外,还能说什么?[32]
“脂砚”迷失于特殊的年代,时至今日依然踪迹难寻,我们要想进一步辨识“脂砚”的真伪,也只有等到它重新现身的那一天了。
余生也晚,无缘一睹“脂砚”真容,对“脂砚”的真伪更是没有发言权,所以在讲座中也只引用前辈学者的鉴定结果和学术文献为主要论证资料,尽量做到不盲从,也不妄自尊大,尽量让文献说话,但囿于学识,欢迎一切建立在学术上的质疑和斧正。
文物鉴定是一门科学,其目的就是征史探源,去伪存真,所以有关文物的真伪鉴定,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最为复杂的一门课题,对于“脂砚”的鉴定如果不去做任何考辩就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则是十分不可取的。笔者还是来引用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在《献芹集》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一切事最好是平心静气,为真理为真相,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地做出科学的研究,不要凭任何别的名堂,也不要夹杂上任何个人人事关系上的私心杂念,雪芹幸甚,红学幸甚。[33]
丁酉五月初稿、闰六月既望修订于品一草堂雨窗
(说明:本篇文字观点只解答《收藏》杂志公众号的质疑文章,并不针对任何专家学者。)
[①]引自《收藏》杂志公众号,由于《收藏》公众号并未标出原文出处,所以文章来源不详。
[②]同上。
[③]周汝昌着《献芹集:红楼梦赏析丛话》.北京:中华书局,2011:273.
[④]周汝昌着《献芹集:红楼梦赏析丛话》.北京:中华书局,2011:274.
[⑤]周汝昌着《献芹集:红楼梦赏析丛话》.北京:中华书局,2011:275.
[⑥]吴恩裕着《考稗小记》.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9:54.
[⑦]周汝昌着《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797.
[⑧]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27.
[⑨]周汝昌着《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795-797.
[⑩]周汝昌着《献芹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276.
[11]王世襄着《锦灰三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47.
[12]刘世德着《红学探索》.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64.
[13]刘世德着《红学探索》.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24.
[14]参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编《红楼梦研究集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26-334.
[15]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编《红楼梦研究集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26.
[16]郭若愚先生此文三分之二的文字在论述“脂砚”的得名,张伯驹和周汝昌先生早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17]周汝昌着《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795.
[18]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27.
[19]周汝昌着《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796.
[20]张伯驹编着《春游琐谈》.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49.
[21]张伯驹编着《春游琐谈》.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49.
[22]周汝昌着《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940. [23]见前文.
[24]朱铸禹编《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词典》.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1818.
[25]陈炳华主编《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784.
[26]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519.
[27]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编《红楼梦研究集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31.
[28]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1461.
[29]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编《红楼梦研究集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31-334.
[30]周汝昌着《献芹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276.
[31]根据笔者的录音整理,亦可参考《百家讲坛》“周岭解密红楼梦之脂砚斋之谜”。
[32]刘世德着《红学探索》.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69.
[33]周汝昌着《献芹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277.

红楼迢递认燕都,老柳宫桥迹已无。

康生六二年七月三日这封回信,令周汝昌激动无比,因为自己考证大观园的“前身”地点即清末的恭王府之所在这个成果,确实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前来考察了。

话须从头说起。

谈话中还提到小说中写那园子有大片稻田的问题,周汝昌说:造园讲究“借景”,园墙以外的环境形势要运用成为园“内”的景观之一“景物”,如《园冶》一书,开卷就先讲这个造园重要一义,并说早先哪儿湖边就有稻田……。这时,王冶秋接过话去,说这不差,自己年青时那儿还是这样子,府北、府东两面都是稻田。

张中行看到了此文,很感兴趣。恰巧他的案头摆放着俞瀚所书方砚铭,他拿起又认真审视一番,遂找出一张旧纸,亲自动手把铭文拓了下来,然后又撰一小考证文,陈述了四点意见,感觉这或可提供给周汝昌成为其考订之旁证。张中行早了解周汝昌与启功的交谊,且与启功是至交,二人走动甚密。其时启功住在小乘巷,张中行住在其女儿北大公寓,张中行提笔给启功写了一信:

重之神经衰弱,眠食俱废,身体本是鸡肋,至此亏损虚耗或于极点。……仍在寓所工作。兄始终在“人文”古典部分,未有别事,现时正校红楼新版,案头程甲、程乙、脂本五本等纷如也。”然近年有人着书说周汝昌是“吓”得住进医院,岂不咄咄怪哉?记得李希凡当年曾奉命去医院看望周汝昌并传达了上边意见,是为不争的事实;况且1955年,周汝昌还获得其单位年度工作奖励,假如吓得躲进医院,他还能有这份殊荣吗?……依笔者看来,上述撰文者若非别有用心更为何哉?

自上世纪50年代始,周汝昌与启功结识,过从颇密,特别是为《红楼梦》的注释工作多有交流贡献。1973年6月,周汝昌接到启功来函,末云:“有友人张中行先生,乃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同志,近已退休。因读大作,十分钦佩,渠藏有俞瀚砚一枚,因拓其铭文,并有考证,以为尊文之旁证。寄弟转呈,因特专函奉上。如有与之商榷者,可寄‘北京大学公寓一零一号’张中行收……”

这种局面在周汝昌致黄裳信函中也得到证实:

行:(指塔邸后墙,老〔指老太太〕也许认为指恭邸东墙)那里边是罗王府吗?

七十七稔高秋 忠魂长拱北神州日月 革命风云 咸钦椽笔勤挥 壮檄传薄海
鬼域掩修旗 须信风流文史兴馀事 五番五年伟画 天翼更图南祖国山河 人民意气
忍说大星遽陨 幅讣动寰区 雪梅归葭琯 要从悲痛膺怀策有生

佚叟称味翁为“六朝人物”,味翁谓佚叟晚境文名大噪,可谓余霞散绮,敷彩满天,“佚”者不复佚,先生可以无嗟矣。

康生三月一日晚3月3日一早,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先生亲自来接周汝昌并陪同前往。“车开到鼓楼以西一所宅门前停下,进院走入会客厅,已有王冶秋先生在座,还未就座康生便自内室出,奉手极欢,说道:很对不起,我自外地才归来,故复书稽缓。寒暄后语无旁及便直入红楼主题。

楼阁峥嵘花木润,隔墙犹似惜春图。

1962年,红事更为热闹。让我们先看看周汝昌是如何说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刚一开始,国家因为要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国际性隆重典礼活动,选定了《红楼梦》伟大作者曹雪芹,便立即行动起来。当时,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责成文化部部长茅公总主持,具体事务给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所有调查研究、征集文物等多种任务同时迎运而兴,大家兴致勃勃。调查曹雪芹故居、祖茔、有关遗址、宗族后人,项目多、规模大。新闻界是《光明日报》与《文汇报》之京沪两家大报的人士不断来访问了。而北京市则是王副市长和他的秘书周啸邦驾临小斋,……寻找头绪,拟议设想———务期周详,共襄盛举。在这诸多项目中,就列举了一个“大观园遗址”考察的新鲜而引人的题目。因为考证大观园的“前身”地点即在清末的恭王府之所在,所以王副市长一日特为此事见访于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他询问,这项考证有无新的发展,并告知我:中央领导对此都很关注,尤其周总理、康老诸位最感兴趣。“康老”即康生,当时人人如此称呼,因他主持文化方面的各种事情,位望甚崇……从王昆仑的谈话中,周汝昌初次得知这次纪念的规模,中央的重视,还有拟议做哪些工作。其中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恭王府前身即大观园遗址这一说法已得到众多中央领导人的关切,提到周总理和康老,说不少人都到园里去看过,问有无新发展;第二是如何进行调查曹雪芹的遗踪旧迹的难题,也想听听意见。对于王昆仑的询问,周汝昌展示了给曹寅绘《楝亭图》的名家禹之鼎所绘“天香满院图”,说明此“图主”一直被误传为纳兰成德,现已辨讹;“天香庭院”此匾额尚存于今王府西院,为慎郡王所书,此事重要无比。二、慎郡王家与曹家交好,该匾实际系书与珅府之旧主人、与慎郡王有交谊者———极似曹家!并推断此“天香满院图”当为曹寅之画像,其院落遗址应与清末之恭王府位置有关。关于后者,周汝昌提出了一个建议:可请市府委令京市户籍部门作一次最广泛细致的调查踏勘,包括现居城内城郊的曹姓居民而其祖上隶属于正白旗的旗人,如能知道祖辈是内务府的正白旗籍就更好;再进而查询其祖上官职、老宅、与祖茔;对曹雪芹后期在西山“黄叶村着书”的地点要下工夫,希望能有所发现。和王昆仑的一席话,引起了周汝昌的一段“心事”:当时的“恭王府”,被好几个单位占用,只说后花园,就分成了三“区”,园子被割裂隔断,计有空调厂占着大戏楼,一个什么厂占着园子的西半部的一个幼儿园,还有公安部家属的住宅区占着园子的“中枢”。池塘成了垃圾坑。遍地是工厂的铁皮碎屑……,残破荒芜之状不堪言说。周汝昌心中想:这座唯一尚存的王府遗址,与《红楼梦》关系密切,证据史料极多,已然岌岌可危了,再不呼吁,不用太久就悔之莫及了。周汝昌一想,既然中央有“康老”关切,何不找他?否则北京市也无力使占用单位快速搬迁和修缮……。和王昆仑交谈后,果然发生了效果。王副市长采纳周汝昌之意并采取行动了。后来得知王昆仑曾陪周总理到府园去观赏考察,总理问他“像不像大观园?”他说不像。总理说:“你就当它像,讲讲我听嘛!”总理正式表示他的意见与嘱咐,大意是:此园是否即大观园,不要轻率地肯定,也不要轻易地否定;人家总有些理由。周总理还说:“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向社会开放。”这就太重要了。这给了周汝昌极大的鼓舞。

一日,佚叟闷坐中突发一奇想:既然味翁有咏名园之诗,自己有和作之词,何不拜托一国画高手补成图卷?由文字化为形象,岂不更宜于发思古之幽情?他决定烦画家椽笔一式二份,一份奉与味翁悬于高斋,一份自己存之衡门。既有了如此打算,即告诉味翁说,若此,尊兄之笔债又将增加,除了约定为自己的两位朋友书写条幅外,还要再为这位国画家多劳一份了!

旋即,康生从书房里拿出了两套书:一个单本洋书没有了硬封面,是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英译本;另一套是木夹板保护的有正书局《戚序本》的大字石印本。打开看时,书眉上皆有康生色笔细楷批注,语极精。周汝昌本欲借观看看康生对《红楼梦》的见解,然转念一想此来初识,又非见面的主题,身份悬殊,不便冒昧,因而只说:这种宣统三年、民国元年印的好本《石头记》,已很难再得了,异日当容仔细拜观。

这简捷的答话,直令味翁佚叟二老感到十分惊奇而欣慰。

与康生会面的前一天,周汝昌给黄裳写回信,末尾捎带一句话:

在“画像”一节中,涉及曹雪芹画像的真伪问题,周汝昌重点介绍了郑州河南省博物馆所藏陆厚信绘“曹雪芹画像”,认为本项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对了解曹雪芹及其作品的若干方面来说非常重要,而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画像不是曹雪芹,而是俞楚江(俞雪芹)。

1962年上半年,涉芹之事频频而至,周汝昌也忙得不亦乐乎。仅向他约稿“曹雪芹卒年”一题的文章,已经共有三处了:文汇、光明与“文遗”,这使他大感为难。

佚叟则作了一首《浣溪沙》题《恭王府考》新本,其词云:

明日上午将应康老之约一往晤谈“红”事,有何收获或当续书。然此信未及发出。晤面的当天晚上,周汝昌又在信尾再缀一段:……今晨赴康老之约,快谈至过午。康老人极有风趣,妙语纷挐,人极热情,谈锋健甚,所涉甚多……

长庆大善知识禅席:

这个话题,应该追溯至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1953年9月,四川大学流传一条消息:外文系讲师周汝昌出版了一部名为《红楼梦新证》的书。那时年轻教师能够出版学术着作已为罕事,更奇的是,此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印三版,引起很大反响。在“地点问题”一章里,作者周汝昌推出曹护国寺一带,并凭借小说本文绘出了“荣国府院宇布局示意图”,指出是由九个大院组成,有夹道,有后楼。后在12月出版的第三版补遗中,周汝昌再明确指出,曹雪芹的老宅应该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女生院,其前身即为恭王府的萃锦园,并首倡国家文化部门应在该处辟一所“曹雪芹纪念馆”来纪念我们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恭王府的后花园即是《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这个主题,后来一直成为周汝昌一生中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直至他去世。

老:那是大观园!

1975年12月16日,康生逝世。周汝昌被推为出版社四代表之一赴人民大会堂吊唁。他本想书写一幅挽联以示哀悼,但自1974年双目黄斑部穿孔手术后几乎无法执笔,只好撰成一联稿直接寄给治丧委员会,联云:

老:什么事?

周汝昌先生:来函收到,最近忙于外宾之接待,未能即复前函,请谅!查到曹氏老坟及族谱,闻之可喜,我前不知此事。致档案局信,已转给该局长曾三同志。据曾三同志电话中说,档案馆虽远在西郊,但他们在故宫清史馆邉有一部工作人员和档案材料,也可以从西郊调材料到故宫清史馆看,等他看到信时再同你联系。最近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诸公及陈毅元帅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兴趣。据张奚老说,过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音女士对恭王府之建筑曾作过研究。游园时粤剧名演员红线女持一团扇请郭老题,郭老题诗一首曰: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再谈吧!近安!

张中行和周汝昌都属瘦弱型身材,但张却比周高出半头。两人都是长脸细眼,张眼睛似乎更小。两人穿着也很相似,都着一件上身两个口袋的蓝色中山装。张中行耳聪目明,言谈绵言细语;周汝昌耳朵失聪,说话清爽脆亮。

《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力邀周汝昌进京。1954年5月,周汝昌奉调回京,上班第一天即听聂绀弩先生说毛主席对《新证》有好评之语。周汝昌则是满怀喜悦,全力以赴,不仅“恢复”《三国演义》里被删的题咏诗,还核校出大量问题,被聂绀弩“任命”做古典部“小说组组长”,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然而好景不长,至秋冬之际,即赶上了全国“批胡批俞”运动。矛头先是对准胡俞,继而他自己也被批得体无完肤。刚刚回到北京就遇上这种局面,紧张、担心、害怕在所难免,也很正常,有同事形容他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确是真实不虚的。然而倒霉的他此时又突患急性阑尾炎,赶忙送进医院进行剖腹手术,没料到手术后伤口不仅未愈反而又遭发炎,只好刮去烂肉再行手术。这一大折腾,使他元气大伤,身体自此衰弱下来。1955年3月,老同窗黄裳先生致函首句即询“病已大痊否?”,周汝昌回信道是:年馀未能以一字奏候,媿媿。所以然者,忙病与媿兼。其病则缘剖腹后恢复未好,工作过早,转成严

一天,一位老者敲开了周汝昌的家门。周汝昌老伴儿迎出来,问道:“您找谁呀?”老者说:“我是张中行……”他边回答脚已迈进屋门。屋子不大,进深又浅,他一眼就看见左侧坐着的周汝昌,用手指了指,那周汝昌一直伏在书桌上写着什么,跟什么事没发生一样。老伴儿忙走过去贴在他耳边大声说道:“张中行先生来了!”周汝昌抬起头,望了望,连忙起身,用手按了按耳朵里的助听器,走过去,紧紧握住张中行的手,两人相视,呵呵大笑。

周汝昌将自己心中所存有关线索作了简叙以及各种问题之解决过程,康生倒很潇洒,并无流露尊严高不可攀之势。他听后说:“你研究的很好,此事早经肯定,我完全同意。”周说:“我的这种论点也会有反对意见!”康生风趣地说:“一不能反对,二不许反对,三不准反对”,并说:“我连司棋潘又安幽会的地方都肯定了”,大家听后共发一笑。

佚叟接味翁去札引起忆旧之情,恰值十月小阳春,当即决心往恭邸一带一游,不意竟大有所获。佚叟替味翁循前、后海而转游,采访一带街坊父老,他把恭府一带地理位置、名称变革、建筑、桥、河等了解了个一清二楚,还画下了“东府”“西府”的位置图,并加以注明:此次弟调查最清,最确……弟绕行往返,故敢保证图形准确。还加了个括号:(此真引人遐想,薛姨妈来京,住东南门外梨香院,莫非即此处乎?异想天开?)。看来佚叟对这个话题深感兴趣,他说:“关于‘红’传说,弟无意中听到一些,虽未可全信,亦不禁为之神往。”最有趣的是,他告诉味翁:塔邸后一六十余老太太之言最堪玩味,并以话剧形式写之,供欣赏:

周汝昌先生:惠书收到,夏衍同志托转赠纳兰容若手简二册,特送上。楝亭夜话图,似有人与我谈过,惟不记得现存何处。容问过王冶秋同志后再告。已读过致燕铭信,卓见甚是。恭王府不新,两游未见,当托人调查清楚。多日未见身体好吗?谨祝康健!
康生五月十三日据此,我们得知周汝昌与康生信的内容:一、拜托康生转达向夏衍索纳兰容若手简;二、追踪《楝亭夜话图》;三、附去致齐燕铭部长回函;四、对恭王府旧迹的认定、询问曹雪芹有关半截残碑之线索。

启功言及张中行“因读大作,十分钦佩”,指的是周汝昌发表在1973年《文物》第二期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周汝昌撰作此文时曾向启功讨教意见,启功阅后建议将“新本(靖本)”移前,将各件文物移后,不但与题目相合,且分量也压得住。周汝昌听取了启功之建议,最终调整文章顺序为:一、版本;二、笔山;三、图章;四、砚石;五、画像;附录一项:画扇,共六部分。

【吴世昌着红楼梦探源英问答本一巨册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皆一时之奇讯。弟皆尝见之否?……尤有进者,此间正在考察“荣国”“大观”遗址,有为雪芹立纪念馆之说。报纸又来约兄为写“雪芹家世生平丛考”,兄已斗胆应之。明年第一季或将陆续有文出,以“问世传奇”,未可知也……

昨匆匆一函,想已呈览。拓砚铭一纸,纸墨俱不佳,字尚可辨,并杜撰二纸,如慧座以为可供参考,即烦转致周公,如不然,先撕后掷之纸篓中可也……

谈话一度涉及某种流行论红观点,康生说:我们不能同意那种看法,爱情故事从司马相如、卓文君就有了,又该如何解说?谈及《金瓶》《水浒》,康生于《水浒》持批评态度,他举了一位妇女的读后感为证,说:她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出身,文化水平是不受什么坏影响的,她却说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康生对《金瓶梅》则十分推许,说:我们山东出了文武二圣人,文圣人是兰陵笑笑生,武圣人是戚继光。……

行:劳驾老太太,跟您打听点儿事。

康生于7月3日再回复:

这些有趣的故事或不为外人知,记此,谨表缅怀之情,思念之意。

1962年7月2日,周汝昌与黄裳函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颇为重要:日来考曹动态有二事可报:一即西郊健锐营调查失败后,经兄提出须注意东郊正白旗地区,以“整体观念”先求曹家祖茔方是办法。在东郊寻乱葬岗子绝不会有希望。果不久即在通州附近寻得一处曹家坟址,原主已无人,但一七十馀之老人知其为包衣曹,而其地带适为正白旗包绕,并知其家有“尚书”,坟头已平,围墙尚有迹,坟场居然未破坏,清末尚有后人伐树卖之。此一消息甚可喜。兄言若真无主即可“考古”进行挖掘工作矣。若有收获,宁非大快事?……其二即专人赴丰润访察,已借到曹氏族谱并有可能向东北一系寻求家谱,盖丰润曹家老人尚知东北系有草谱在,此亦甚关重要。

以常理论,张中行是师辈,因为他与周汝昌的老师顾随为友,所以周汝昌写信称之为“师座”,自呼“小生”,认为这是应有之礼也。但张中行非常谦抑,不以晚生相待,去函称为“味翁”,
而常自署“佚翁”,说是自己慕懒散,所以取《庄子》“佚我以老”之义,别署“佚”。后来周汝昌索性就称他为“佚叟”。

上访中央是敬心,安知祸变后来深。红楼文化千般事,民族精神古到今。

幻境奇言谁解味,新编妙笔自流芳。十年辛苦不寻常。

末后,康生问周汝昌个人研究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周汝昌简单回答了几句,说自己因生病不能坐班,带病在家工作,单位每月却要扣30元工资,生活和研究条件是有难处的。

贵邸名园水一方。崇垣内外说红妆。也曾深院问天香。

很愿一谈,拟星期六上午九时派人去接您,不知有暇否?

周汝昌接到启功转来的张中行的砚拓,为袁子才铭,俞楚江书,认为极佳,又读了张中行附来的文章,是赞助雪芹小照非俞瀚说,很高兴,当即做了回复,自此二人鱼雁往还,相契日深。

时已中午,周汝昌起身告辞。康生说:下午还要开一个会就不多留你了。送至院门,看着周汝昌上车,嘱咐说有空再来……。

这是他两人的初次会面,却早已“相识”“相熟”。

60年代刚一开始,国家为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将主题定为伟大小说家曹雪芹,于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各种活动开启,大观园遗址的课题重新再起。这时的周汝昌已经得到了与友人进入恭王府考察府园及其九道大院的机会,得以旧业重操。周汝昌研究恭王府即《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这个结论,得到了中央与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最好的例证即是1961年春,《文汇报》驻京记者吴闻告诉周汝昌一个好消息:遵照周总理之指示而开会讨论,北京市政府采纳他的观点,拟于恭王府建曹雪芹纪念馆。周汝昌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兴奋之余,写下一首诗,诗曰:岁辛丑二月廿七日吴闻女史见过谓云顷市府采鄙说恭邸萃锦园即红楼大观遗址有辟为雪芹纪念馆之议并拟邀往一看刻地属别用非相引不得辄入也因缀长句用寄女史以纪一时之事义类相关得附于兹卷

不少读者知道,周汝昌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旧年,张中行居住在后海地区,周汝昌特拜问早年这一带地方的各种旧貌。

萃锦久陈身后事,天香犹榜梦中题。

敏厂老哥大人师座:

……昨有介新抄本小文刊于文汇,想已见之耶。后岁将为雪老逝年皕周纪念,岂不当有以结翰墨缘乎?念此真不可不勉。

佚叟张中行和味翁周汝昌除了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外,还相互“指派”任务。

季伦旧语终谁解,文叔新编倘易齐。

早多时奉到手勑,真是严于斧钺,吓得小弟美尼尔症大发,睁眼天旋,闭目地转,更主要的是不知如何奉答,始足仰符钩命。迟至今日,始克具笺修敬,想蒙格外见谅!笑谈停止,且说正文:命提意见,前所具书实出诚心,叨在知交,绝不同“口蜜腹剑”者。大稿版本一条,虚心纳谏,移至第一段,小弟死亦瞑目了,何敢再议其余?实则其余真是绮丽余波,锦上之花矣……

本年红事特多异闻,台湾之影印甲戌本也,牛津之出版“探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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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康生很郑重地说:“我已去看过,山石是明代遗物无疑。”“现府、园二部分未遭大破坏,基本完整,修理计划可能较大。”又高兴地说:“周总理已经同意了并批准将此事列入67年第三个新五年计划中,只因为我们国家为苏修所祸害,目前还有一些困难,故稍后推。”提到恭王府残破荒芜的状况时,周汝昌建议可以先配合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开放,而随后再逐步修理之;又谈到将来要设法陈列文物等问题,不然太空泛……康生听后皆表示可行。

后来,味翁自作《题恭邸故址》一首,寄与佚叟,诗曰:

芳园人说禁城西,老柳官桥迹欲迷。

第二期《文物》出版后,周汝昌寄一册致谢,并再向启功征求意见。启功人极风趣,文笔亦庄亦谐,他回复一信,摘录如下──

近见有人对周汝昌与康生交往的这段历史颇感兴趣,其实周汝昌本人早就这方面内容写过几篇文字。现就其“癸未四月初九日写记”的《与康生一面》之末段文字公布于此,以昭世人:

康生问了周汝昌两个问题,一问是:为什么在出警幻之先缀以骈词,通篇都是陈言对垛,略无内容,这怎么解释呢?二问是:神游幻境时宝玉所见簿册“判词”与曲文,皆是钗、黛二人合为一词,与别人每人一首独异,这究为何故?康生并表示自己不能同意黛、钗合一论。对此二问,周汝昌当时未能做出回答,但答说此必定有深意,置而不论则非研究之道矣。康生认为极对,重言曰:最是,最是。他对周汝昌说,你必须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

过后,康生有信函给周汝昌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意是说带病工作不应该那么扣钞,应该给与一定的照顾。这封信由人文社抄成大字,张贴在楼梯转弯墙上,人人可见。人文社派古典部杜维沫同志向周表示即将所扣一千多元补给他。这笔钞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但周汝昌没有接受。他说:我不能遵守坐班纪律,已是抱愧,补工资的事,就心领心感吧。后来社长许觉民提到此事时还惊叹道:“……一千多呀!……”周汝昌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找中央争工资”,他说自己去见康生就是为了文化,没有其他用意。这段历史,李希凡先生1962年3月14日给周汝昌信中的几句话,可以见证:汝昌同志:……我详细向冶秋同志询问了康老接见你的情况,并转告给文井同志,并向文井同志建议,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多照顾你一些。文井同志说要和你谈一次,徵求你的意见,并说考虑你行动不便,不一定每天都上班……至于康生问及周汝昌的问题,周汝昌一直未能忘记。事隔十多年后,他于76版《红楼梦新证》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作为回答,现抄录于下:也有一种个别情况,即有少数人物并不发生运用模特儿的问题,最明显的如警幻仙姑等即是。曹雪芹是个大手笔,最为高明不过的人,为何他在写警幻上场时却写出了那么样的一篇“赋”?从开头,到什么“……靥笑春桃兮云堆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到“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兰被霜……”直到结尾“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通篇并无一句不是陈词堆砌,毫无内容可言。曹雪芹而出此“败笔”,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应当如何解释?我想,这就是曹雪芹在用他自己的办法来暗示,这样的人物,本来就是个不成其为艺术形象的虚构的角色,所以让读者一看这段“引子”就觉出那是并无典型意义的一种假名。因义类相涉,我把这点意思也乘便附记在此。

周汝昌决意给康生写信。他写了一封短信,希望能把自己对恭王府府园的意见面陈一下。隔了些日,康生回信了。周汝昌同志:我刚由外地回京,今晚始读来函,未能早复,歉甚!

多幸来朝叩关处,试从燕嘴觅芹泥。

这封信,透露出“一处曹家坟址”与“曹氏族谱”,并提到追踪“丰润曹谱”,极为重要。于是,我们依此可推知周汝昌写给康生第三封信的内容了。

周总理这一遗愿,实现之日必不会太远了。追念“四人帮”在“批周”时,还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口实”,在报上“批判”,又向外国人散播流言妄语,把“考察”大观园“原型”的正常研究诬为罪状。又想起也有人把我与康生的“关系”也搬出来作为攻击的资料。今日偶然有兴趣,记记这一段往事的实况。本文所记,经过并不“复杂”,而且也还有同时在座的证人在,这儿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当日为了保护一处重要文物名胜,上访中央领导人而得到接见,是历史的实况,所以记为小文,贻贝掺采。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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